中国书业，你走好了吗？——对图书发行主体市场三个改革阶段的忧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书论文,好了论文,忧思论文,你走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图书发行主体市场的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盘雄起的呼唤。遗憾的是在“呼唤”之后的实践中，“中盘”概念的解释被扭曲为“中盘”即等于各省级新华书店，市场分割、贸易壁垒、地方保护主义与建设大中盘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
第二阶段：集团建设热兴起。组建“集团”的目标在于以协力创造效益增量，而绝不是重新分割效益存量，然而，挥之不去的地方保护和地区分割思想，使集团的建立在原有意义上大大倒退了。
第三阶段：连锁经营大讨论。“连”是关键，“锁”是难点。在集团建设中一直都未能解决的地方保护和贸易壁垒，是随着连锁经营的展开逐步解决，还是进一步强化？
三个阶段所针对的都是同一个顽症——市场分割、地方保护。前两个阶段的改革不但没有改掉顽症，还大有越“改”越“顽”、滑向改革对立面的危险。第三阶段会怎样？到第四、第五阶段，改革所针对的还是同一个顽症吗？
一、中盘雄起的呼唤
［背景］
1986年七月召开的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引发了中国图书发行事业的一系列变化，图书流通体制的结构性变化，部分省市对基层书店管理权限的统一，出版社自办发行的兴起，集个体书店纷纷登场，农村图书发行网点的大规模建设，至1987年，全国共有各种经济成分的图书发行网点110,671处，其中新华书店9,194处，集个体书店10,814处，其他社会售书处87,989处（含供销社）。1988年4月，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在《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图书发行改革的思路是“建立和发展开放式的、效率高的、充满活力的图书发行体制”，“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批发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进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应该承认，这些改革思路和举措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图书发行事业实际状况的，然而令人遗憾与不解的是，中国图书市场恰恰在这个时期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徘徊期，在连续七年保持9%左右的增幅，至1985年全国图书总印数已达66.73亿册（含书籍、课本、图片），一般书籍出版量达34.77亿册的水准上，自1986年开始滑坡，连续十年出版量始终徘徊在56～63亿册之间，一般书籍1986年降至20.79亿册，此后的九年中也始终徘徊在29亿～31亿中间，至1996年才分别达到71.6亿册、35.13亿册。这其中除了年画发行量的急剧下降、书价涨幅过大造成的负面影响、文化消费的多元化以及非法出版物泛滥等因素外，是否个中还有更深层的因素，这引起了管理决策层、理论界、出版发行界业内人士深深的思考。
199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省级新华书店经理研讨会”上，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于友先同志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1995年我国发行改革大思路。《中国图书商报》在进入1995年的第二天，便以《于署长岁末擂响督战鼓，发行改革今年要唱重头戏》的醒目标题，报道了于友先同志的讲话精神，即要逐步在全国形成一批具有强大实力、能够引导规范图书市场的大型批发企业。要有选择地把一批有条件的发货店规范、改造成为图书进发货代理机构，通过代理竞争，再逐步形成若干个辐射全国的图书代理中心。并强调代理制一定要打破贸易壁垒，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这一精神是对1988年《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放开批发渠道，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在若干大城市建立几个开放的，批零兼营的，为各方面服务的批发中心”目标的进一步明晰与深化。
1995年2月20日，《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郭虹在《新华书店批发大有作为，图书市场呼唤发行中介》的报道中指出，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不仅有大城市，还有广大的农村边远地区，在图书销售过程中自然会产生一种中介力量，这种力量在当前不可忽视。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的路遥在1995年第三期的《出版发行研究》上发表了《谈进一步深化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论文，文中指出：发行代理制的实行，是发行体制的一个重要突破，发行代理制的推行，就是理顺社店关系，调动出版、发行双方的积极性，搞活批发，扩大图书销售的一项根本措施。
面对着图书市场的十年徘徊和理论界、业内人士的期盼，新闻出版署于1996年6月1日下发了《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发展和完善图书市场网络体系，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图书市场的重要环节”，并指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建立若干个全方位、跨地域，功能全、品种多、信息灵，能起主导作用的全国性大型批发市场，抓好省级批发市场的建设，形成辐射全省的图书集放中心”。政策的导向，舆论的准备，事实上已经为引发一场深及发行体制改革的大讨论作了充分的铺垫。而在实践上，作为“九五”开局之年的1996年，终于摆脱了十年徘徊不前的尴尬境地，与1995年相比，重版率增长16.4%，销售增幅43.12%，平均种印数增长1.8%，网点建设上农村售书点虽然减少，但城市网点大幅度增加，尤其是营业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门市已达560个（沈阳北方图书城有10,000多平方米），比上年增加149.8%，如此高的增幅表明了扩大经营规模已为越来越多的经营者所看重，这显然是书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1996年11月8日第七届全国书市在深圳书城开幕，其品种与规模均成为书业界注目的焦点，具有10万种图书的超级书店如何才能成为永久性书市成了业内人士所关注的问题，这一导火索直接引发了关于“中盘雄起”的大讨论。
《中国图书商报》于1996年11月13日在头版编发了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陈昕的专稿，题目是《图书市场呼唤中盘》。1997年1月10日，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中国图书商报》社社长邓耘发表了《培育大中盘关键在哪里》，从此揭开了“中盘雄起”大讨论的序幕，《中国图书商报》开辟了“中盘雄起”专题研讨专栏，历时半年的大讨论引起了各方强烈的反响。多年来，困扰发行体制改革和发展，进而制约出版业大发展的瓶颈到底在哪里？这一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答案是明确的，瓶颈就是没有中盘，中盘要雄起成了理论界与业内人士共同的呼声。
［讨论热点］
热点之一：什么是中盘
“中盘应基本具备全品种、委托销售制的特质”，“可以将中盘暂时界定为书业联结出版与零售，具有很强吞吐能力，采取委托销售制，并占当地70%以上业务量的专事批发的机构”。（《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1月24日）“真正意义上的中盘商应是在出版资源比较集中，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比较发达的若干大省（直辖市），能够承担较大吞吐量的以一般图书储备和供应为主的发货店”。（邓耘 同上）浙江省新华书店总经理周立伟干脆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盘，即图书批发层面的大中型批发企业概念。（《托起中盘的基础是资本》《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3月7日）
出版界的老前辈王益先生认为“中盘”一词“令人费解”，他经过周密调查并引经据典，认为只有在台湾出版发行界使用的词汇中有“中盘”，“中盘”就是批发商即经销商。“香港也有中盘，有的代理发行香港当地的出版物，有的代理发行台湾的出版物”，因此他认定“中盘是台湾用语，由台湾传到香港，现在又传到大陆，其含义是出版社与零售店之间的中间商”。由此他得出结论，“如果‘中盘’等于‘批发’，我国用‘批发’的历史至少已有几十年了，大家都已熟悉用惯，各行各业也都用它，并且已用于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用于新闻出版署文件，有什么必要随便用‘中盘’代替‘批发’呢”？（《我也来谈“中盘”之一：“中盘”探源》《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6月20日）对于上文所引中盘的“暂时界定”，王老也断定是“自己发明的”，是“犯了逻辑错误”并认为“这个失误，可能是由于思维不严谨，或者说是一时的疏忽”。（《我也来谈“中盘”之二：“中盘”辨析》 同上）
热点之二：图书市场呼唤中盘
缺乏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盘已成为中国图书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陈昕在对深圳书城具有10万种图书容量感到欣喜的同时又十分忧虑，“很难想像，在没有强大中盘的支持下，一家书店能单独长期维持10万种的图书，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看，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现状是“从目前中盘的情况来看，多数还停留在练内功、转机制和自我改造阶段，各自仍未摆脱粗放经营、结构单一、规模不大、小而全的同一层面的发展，还未培育出能够支撑中国出版物流通市场长期稳定、有效供给、健康发展的大企业、大中盘商，因而直接影响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大流通格局的形成”。（《培育大中盘关键在哪里》《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1月10日）四川省新华书店总经理王庆说得更加透彻，“全国图书大市场强烈地呼唤中盘的雄起，因为只有依靠中盘商，冲破地区贸易壁垒，才能使条块分割的图书市场融合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只有中盘商的崛起，才能为国内出版物市场接轨铺垫‘路基’；而举足轻重的中盘商诞生于激烈的市场角力中，势必促进竞争；国有中盘商的强大，使主渠道的表率、示范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使图书市场趋于有序。因此，培育势力强劲的中盘商是构建图书大市场中一项重点、骨干工程”。（《大市场呼唤中盘“野战军”》《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2月7日）湖北省店总经理孙庆国也认为，“只有中盘商发展、壮大起来，足以覆盖某一区域时，零售业才能逐步走向连锁经营，图书发行事业才能有大的发展”。（《中盘商演活三个角色》 同上）讨论中，业内人士对中盘寄予厚望，几乎一致认为，只有中盘雄起了，中国出版物流通的大市场才有希望形成。
热点之三：中盘雄起的关键
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盘？中盘应具备哪些条件？讨论中业内人士的意见是惊人的一致。首先，大家认为征订图书品种丰富、备货品种齐全是中盘商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中盘有托起的功能，中盘托起图书市场的基本要素是丰富的品种和充裕的数量。这样“中盘商既从事期货贸易，又从事现货批发，其功能才能真正健全，才能保证有效供给，成为一个蓄水池和中转站”。（孙庆国 同上）其次，中盘的特点应该是大而活，“要想真正形成中盘，必须拥有相当大的经营场地，相当全的经营设施，相当多的经营资金，以及相当多的经营人才……，并占有绝对优势，中盘才能脱颖而出”。大而且必须灵活，关键在于自己的调控能力、运作能力，“包括书源吞吐、物品流通、资金融通、信息服务、双向优惠、市场竞争等一系列功能”。（谢振伟《社店携手兴中盘》《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4月4日）浙江省店总经理周立伟更进一步指出：“托起中盘的基础不是业务而资本”，“建立中盘需要大量的资本，……以资金为基础支撑物品、科技和人才。大型仓库、场地、车队、机械、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现代科学管理水平及掌握这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人，只有具备这些完整的软、硬件，才能托起中盘的业务”，而这些都必须以资本为支撑。“目前，我国缺少中盘，最重要的原因是缺少中盘资本聚集的机制”。（同上）实现管理现代化，向管理要效益，是中盘商的基本特征之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资产流动和重组的方式建立发行集团，重新组合生产要素、重新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加大科技投入以进一步发展出版生产力，这也是讨论中达成的共识。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中盘，“应该是具有商务流通功能、物品流通功能、资金流通功能、信息流通功能和经营支持功能，而这需要满足多方面的条件：一是必须具有代理众多出版社图书的实力；二是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物流系统；三是必须构筑充分利用电脑的联机网络；四是必须具备利用大规模运输的能力；五是建起培育中盘的出版流通体系和制度”。陈昕在讨论之初便对中盘应该具备的条件作了清晰而又完整的阐述。
［启示与思考］
“中盘雄起”的大讨论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且不谈“中盘”一词有无出处，如何界定，既然身处第一线的那么多的“省级老总”们对此情有独钟，我们姑且用用又何妨（事实上后来已为大家所接受）？从这场大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1)业内对中盘的大讨论实际上正是对这一时期出现的种种形式的集团在理论上的反思乃至否定，无论是90年代以前的那种以企业间自愿自发组织的、以图书销售为直接目标的松散型联合体，还是90年代初期某几个由政府撮合而成、体制与机制均无实质性变化的集团，它们既未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又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三跨”，与中国图书出版发行业发展的要求、与业内人士的期盼相距甚远，因此才有对“中盘雄起”的呼唤。(2)“中盘雄起”的大讨论是对大市场的热切期盼，是入世之前中国图书出版发行界最初的一次理性思考。他们希望出现以共同利益为基石的自愿结合体，而不是行政命令强制撮合的“翻版集团”，以协力创造增量效益为目标，而不是以重新分割存量效益为目的的跨行业、跨地域的出版发行集团，从而形成几支强大的“野战军”，在企业扩张的内在本能驱动下占有更大市场份额，以此带动区域乃至全国出版产业的大发展。中国产业到了有强大的中盘商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大市场，才会有真正的大出版，才会有产销一体化的国际化大公司的出现。这一理性思考尽管今天看来是属于一种初级阶段的反思，但它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应该在中国图书发行史上大书一笔。(3)应该承认，在“中盘雄起”的大讨论中，对中盘的理解是正确的，期盼中盘的初衷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之后的实践中，对“中盘”概念的解释却被扭曲为“中盘”即等于各省级新华书店。在传统文化心理作祟下，市场分割、贸易壁垒、地方保护主义与建设大中盘的要求之间的矛盾逐步显露出来。1999年，在一份业内著名的刊物上，一位来自第一线的同志是这样描绘“中盘”的前景的，“各省还是‘分灶吃饭’……”，图书市场“贸易壁垒和分割状况的打破还有待时日，真正意义上的大市场、大流通还不能一蹴而就。各地政府的各种保护政策，还像如来佛的‘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各地书店的手脚，因此如无特殊情况，这些美好的愿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变为现实”。令人不解的是他自己又是这样认为的，“试想，中国地域这么广，各地条件差异那么大，计划经济烙印这么深，谁会在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下，不顾自身利益无条件地相互开放市场，尽力帮助别人推销其本版图书或总代理图书？出版强省愿意，发行大省却不愿意！”就“本版图书”这一名词出现在“中盘”上就已是令人大惑不解，至于他在文中提到的“合作必备条件”及“合作形式”的种种条款更是与“中盘”风马牛不相及了，然而这恰恰正是“中盘雄起”大讨论后中国图书出版发行业的真实现状！
二、集团建设热的兴起
［背景］
承上所述，“中盘雄起”的大讨论是中国图书发行界面临入世最初的理性思考，在对大市场、大流通呼唤的同时，热切期盼出现大企业、大集团来支撑大流通、大市场，实际上也是对前一时期出现的种种形式的集团在实践上的一种间接否定。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一些出版发行单位出于扩大自己的覆盖面，加强发行上的业务合作，组成了一种属于业务协作关系的松散型的企业联合体形式，有出版社之间的，有新华书店之间的，也有社店联合的，这种自发的以自愿为原则组成的联合体，维系的基础脆弱，但由于是以互惠互利为目标，大多都是跨地区的，因此也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
90年代初至中盘讨论之时的时期中，随着国家对企业集团形式的提倡，新闻出版署也提出要加强出版行业的联合，而且已在实践中认识到了这种联合必须以资本为纽带，既有集团核心企业又有不同层面意义上的其他企业，这一认识与上一阶段的联合体已产生了某些质的变化，认为企业已无法由自身通过联合来实现一种新的整合，只能在某个区域范围内，依靠上级管理机关或当地政府的力量撮合而成，这带来了本阶段的集团那种明显的行政区域特征。这些集团也试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甚至也有触及“三项制度”改革的。但是，由于改革政策的不配套，外部环境的不成熟，集团成员单位以行政为纽带，缺乏凝聚力，集团内部缺乏激励约束机制，有的发行集团形式上建立了，但实质上进展不理想，未能达到当初设立的目标，成为“翻牌集团”；有的集团的维持力消失，各存实亡；只有个别的集团得以发展，并逐渐深化改革，随着环境的改变，积极探索现代企业集团之路。可见，这一时期的集团也是并不成功的。因为区域性的特征导致了“出版物市场是分割的，存在着严重的贸易壁垒，各省各地区之间在图书上地方保护、‘互换码洋’已是不争的事实”。（孙琇《出版集团化的‘冷’与‘实’》《中国出版》1998年第3期）甚至因此有人建议“在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界限都不清楚之前，实在不宜立即着手去实际操作。在一些阻碍出版改革深入的问题还得不到进一步解决，或者说在找不到解决的最好途径之前，也实在不宜着手集团化操作的”。因此，孙琇先生将之形象地比喻为“脚还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入门处而身子以至脑袋却前进到很高层的社会了”。（同上）
1998年，《中国出版》从第一期到第四期的“圆桌论坛”以中国出版产业化发展与集团化发展为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一方面是对发行集团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作了又一次反思，另一方面对真正能担负起大市场、大流通功能的真正意义上的集团的体制与机制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这是继“中盘”讨论之后的又一次较具规模和影响的理性思考，它直接摧生了第三阶段的集团建设。经过一年多酝酿，先是中央批准了江苏、广东、四川三个试点发行集团，之后经省政府批准自行建立的发行集团纷纷出台，在全国范围内就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集团热”。
［主要观点］
1.关于组建发行集团的必要性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国发行企业的改革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发行环节直接与市场连接，它在整个出版业中的位置又是举足轻重，而且更具有完全意义上的企业性质，改革首当其冲是必然的，“大流通、大市场呼唤大企业、大集团”，“因此为了实现国有企业的整合，充分的展现其主渠道作用，使其在与民营等其他发行企业的竞争中处于有利态势，能够有效地抵御入世冲击波，为了把内部竞争推向外部竞争，把国内竞争推向国际竞争，有必要组建或成立发行集团”，“组建集团是深化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且“把发行蛋糕做大是整个出版业的发展所需要的，也是产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郝振省《关于发行集团的几个问题》《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2期）而中国发行业的现状，原有的发行体制的种种弊端越来越明显，正如王涛所指出的：“我国的图书发行体制改革仍然存在滞后性、波动性、不系统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但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则是贸易壁垒日益加剧，出版物市场的人为分割越来越严重”；“图书市场的贸易壁垒是因为条块市场间利益关系的差别而导致的非市场因素的窒碍，它削弱的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整体性，降低的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有机联系的程度，而这两种布场经济要素的损失直接影响了全国出版生产率的提高”。（《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中国出版》1998年第5期）因此，“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出版发行业要利用一切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尽快让自己壮大起来。我们应当把发行集团建设成为新型的、现代化的，具有辐射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企业集团”。（张佩清《发行集团发展战略构想》《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1期）
显然，从中国发行业的现状与发展的需要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决定了发行企业必须实行集约经营、规模经营，大市场、大流通必须有大企业、大集团支撑，集团的组建几乎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
2.关于发行集团的运作机制
于友先同志指出：“国有图书发行单位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改革，深入进行内部经营机制的改革，要把转换经营机制视作重中之重的课题。”发行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发行集团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通过整合和重组，‘抓大放小’，实施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扩张经营，积极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要以国有资本为核心，搞活资本结构，实行投资结构多元化，使国有资本人格化，同时建立健全的相互制衡、权责明确的决策、执行监督体系，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吴培华《世纪回眸，我们更应该看到些什么？》《出版广角》2000年第4期）而“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则是集团运作的核心。因此，首先要完善企业组织制度，建立科学的由公司所有权、公司控股权、公司治理权和公司经营权四种权利要素构成的权利体系，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而发挥经理人员的积极性是集团运作的关键。一方面是经理人员个人资产的积累与增长和企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还应有效地通过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竞争机制作用，通过对经理人员的选择和社会评价方式的变革，提高对经理人员的经营压力。（《我国发行集团研究》《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第3期）致力于资本运营，不断优化要素配置，盘活存量资产，以提高集团企业的运营质量则是集团机制顺畅运行的基础。一方面在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上市，以增加资本金，筹集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另一方面采取合并、兼并、租赁、控股等手段以实现低成本的规模扩张，与主业务一起构成产业链，实现新的业务组合，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横向扩张，逐步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盘”。当然，集团运作机制除了要有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保障外，技术创新、人才开发、品牌战略的运用等等都是集团在运作过程中不可或缺而且必须加以高度重视的内容，业内人士对此看法一致。
3.关于集团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集团建设过程中，理论界与业内有识之士预见到了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并且正确地分析了这种负面效应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告诫我们的管理部门和集团的决策层。“图书发行集团的建立不应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贸易壁垒、割据现象的加剧和管理功能异化为垄断功能。”（吴培华 同上）“组建集团本来就是要打破这种地域分割，实施不均衡发展战略，在开创大生产、大流通的新格局中起中坚作用。如果仍是地域性、以某某版为号召，那就很难拥有这种作用力，甚至有可能出现反作用力——加强对本版图书的地方保护”。（廖小勉《出版业造大船的再思考》《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11期）显然，贸易壁垒、地方保护主义是集团组建后人们首先关注的焦点。
“造大船”还是“造大单位”，是突破原有模式，还是按照企业集团运作规律来操作既是集团建设是否得以成功的关键点，也是人们所注目的。如果“组建的方式基本上是把现有的单位拢到一起，在其上面再建一个领导层加以管理”，而“新的管理机构还是沿用原有的管理模式，那只不过是多出一个婆婆。何况，这种具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本身也少不了‘婆婆’，处理不好反而叠床架屋”。（廖小勉 同上）“着力转换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合素质，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起岗位靠竞争的、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建立收入凭贡献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企业运行机制”。（许志锐《发行集团入世对策》《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4期）纵观这一时期理论界和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主要就是围绕在集团组建的原则、集团组建的模式、集团运作的机制三个方面，应该说这些方面的警诫、提示、建议是全面的、有见地的、全方位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极具针对性的，是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较具前瞻性的，这一时期的深刻的反思和理论上的准备对新一轮的集团建设和发展应该具有深远的意义。
［启示与思考］
经过回顾与反思，首先我们不难发现，从《中国图书商报》的中盘雄起的大讨论到《中国出版》的“圆桌论坛”，在理论上是在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中盘的出现鼓与呼，而新一轮的集团建设热在实践意义上则表现为既是对前两个阶段中出现的种种形式的联合体、集团的否定，同时希冀以新的集团模式成为图书发行业强有力的“中盘”组织，在这个层面上，不管此阶段的集团建设以成功与否，它留给我们的都是可以在中国发行改革史上浓笔加以记述的。其次，组建集团是我国发行业应对入世的机制改革上的又一种尝试。面对入世的新情况，为适应世纪“为全球竞争而集中的经济发展趋势”，为在“与狼共舞”中舞得自如些、娴熟些、生动些，以区域性联合为目标，对发行集团进行战略性联合和重组，其指导思想是积极的，而且富有实践意义的。
然而留给我们的思考却也是意味深长的。挥之不去、拒之不退的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分割思想仍在作祟，使集团的建立在原有意义上大大倒退了。正如有的同志所批评的那样，“目前的问题不在于是‘三跨’还是‘四跨’，而在于我们已组建的集团什么都‘不跨’。集团成员不但全是本地区的，而且全是本行业以至本系统的，原本就是一个主管部门的，全资国有的，即使有集体经济成分也微不足道，基本上是以地区为界，以系统为界，以国有唯一，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如果自己的地盘都保不住了，何来生存，遑论发展？这种很可以理解的状态的后果是强化地域的分割，对内是联合加上保护，对外是竞争暗藏排斥，其最终是形成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贸易壁垒，有悖组建集团的初衷”。（廖小勉 同上）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研究课题《我国发行集团研究》中也承认，“在新一轮发行集团建设中，许多集团可以说仍然未能够较好地解决产权问题，其后果要么无所作为，要么靠通过行政命令上收‘三权’，结果是严重打击基层书店的经营积极性，给改革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领导层面上决策的初衷是正确的，而且可以说是具有远见的；理论层面上的指导是符合实际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实践层面上的教训是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具指导意义的，那为什么存在着的而且明明已经发现了的种种痼疾还医治无效，继续恶性发展呢？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思考？
三、连锁经营的大讨论
［背景］
连锁经营是继超级市场取代百贷公司后的又一次商业业态革命，美国零售业协会有一句口号：“连锁经营是唯一的出路。”其生命力已被国内外的商家所证明。书业界的连锁话题90年代初就已有人提及，随着中国发行体制改革的进程，连锁话题的点击率逐年提高，除了新华书店在经营中会时常涉及此话题，出版社在自办发行中，已将这种运作方式作为一种改革的追求。中国建工出版社于1995年2月便正式向新闻出版署发行司请示在全国有关地区建立连锁店，实行连锁经营，4月，新闻出版署正式发文批准建工社建立图书连锁店，实行连锁经营。之后此话题时有论及，但终于未能成一大气候。随着2001年11月10日多哈会议的一声槌响，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各界清醒地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大幕终于拉开了。一时间，“竞争”、“挑战”、“机遇”这些词的点击率直线上升，掌握机遇，迎接挑战成了国人的共识。在中国发行界，为了应对入世以后的与国际出版业的竞争，早在入世半年前就开展了书业如何实行连锁经营的大讨论。6月21日，新闻出版总署在深圳召开了新华书店连锁经营研讨会，石宗源署长到会发表《发展连锁经营，深化出版改革》的重要讲话；9月17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新华书店总店等五家单位联合举办的新华书店连锁经营战略研讨会在云南举行；12月4日在上海东方书报亭建设经验交流会上，石宗源署长又一次发表了《推进连锁经营，加快现代出版物流通体系建设》的重要讲话。顿时“连锁”成了一个书业界最热门的话题，业内各大媒体争先恐后地辟出专栏，以极大的版面、显要的位置报道了业界连锁大讨论的盛况，发表了一系列连锁问题的研讨文章。仅以《中国图书商报》为例，笔者手头便有2001年7月12日至18日的关于连锁经营问题的六次系列报道：《城市店连锁经营之路——卖场强势寻求整合优势》、《发货店大中盘构架大连锁》、《群雄四起，切分市场》、《两岸陈斌共话连锁，大陆连锁经营前景看好》、《连锁书店挑战书业IT战国春秋》、《开启连锁经营之门》；10月30日，连锁经营论坛发表了深圳市店老总陈锦涛先生的论文《城市商圈与图书零售业态变革》，以及12月11日头版《书业连锁取经邮政》的报道，12月30日的长篇评述《社区书店：连锁潮激起的浪花》，1月15日“连锁经营”版的《连锁而不复制——台湾诚品书店的连锁经营之道》，连2002年1月8日《中国图书商报》的特别策划《2002年中国书业十大展望》也将连锁列为“第一大”，标题为《百舸争流，众家共扛连锁大旗》。以这样的声势，这么大的版面组织参与一场讨论在近几年的中国书业还未曾见过。四川人民出版社还推出了由四川新华书店集团公司编辑的、由石宗源署长写序言的《新华书店连锁经营管理》一书；11月在大连召开的大学版协定货会期间，四川新华书店集团公司以及国有书业、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分别召开了三次书业连锁经营的座谈会；2002年1月9日由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和广东新华发行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连锁经营模式比较和创新高级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如果说在中盘与集团的讨论中我们还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的话，那么在这次连锁经营的大讨论中几乎达到了异口同声的程度。“业内刮起的这股风暴，进而形成新一轮的扩张浪潮，在这股浪潮中，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的书店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也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和定位”。大家一致认为，谁“打开了连锁经营的大门，谁就掌握了发展壮大的利器，才能与国外资本的竞争中从容地与‘狼’共舞”。（文东、任江哲《开启连锁经营之门》《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0月18日）
［讨论热点］
热点之一 连锁经营：运作机制改革的重大举措
入世在即，如何使民族书业结成牢固的方阵，以迎接那让人欢喜让人愁的国际竞争的到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被称为发行业第三次改革的新华书店连锁经营是当前中国发行业改革的首要任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应对外国资本进入的重要举措，是出版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姚文瑞《论出版社融入新华书店连锁经营系统》《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第10期）云南省店总经理王世钧女士在她提出了“脱胎换骨”理论之后进一步认为：“把新华书店连锁经营作为出版改革的突破口提出来是及时的。我国的出版业面临国际和国内的双重挑战，外国出版业的渗透和国内出版业的激烈竞争必然影响到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和生存，因此，以新华书店连锁经营提高我国发行业的效率和规模，是必要的应对举措”。（《新华书店连锁经营战略研讨会综述》《出版发行研究》2001年第11期）因为“新华书店连锁经营实际上是在图书流通领域架起一座‘高速公路’，以其畅通的渠道、丰富的网络资源和优质高效的服务，使图书更加方便快捷地与读者见面”。（姚文瑞 同上）它有利于提高政府对出版物市场的调控力，有利于形成国有出版物发行企业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有利于推动国有书店的改革与战略重组，发挥其传统优势与品牌优势，有利于促进出版物商流、物流、信息流的综合利用，带动出版物市场的繁荣与发展，最终推动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市场的早日形成。（《新华书店连锁经营研讨会综述》《中国出版》2001年第7期）业内人士一致认为，未来三至五年，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推进连锁经营和现代物流配送建设，是大势所趋。石宗源署长在上海东方书报亭经验交流会上要求中国的书业界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建立起若干个以国有大型“中盘”企业和大型零售企业为龙头，具有核心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辐射力强、跨地区经营的发行集团和区域性或全国性的连锁经营集团；组建若干个集代理、采购、仓储、配送、结算功能于一体的出版物批发交易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在入世已几乎成为铁定的事实之时，中国书业界又引发了这样一场事关中国书业前景，涉及中国书业运作机制改革的大讨论，这是中国书业在面临入世问题上又一次在较深层次意义上的理性思考，而且讨论中意见和达成的共识是那么惊人的一致。这种罕见的几乎没有丝毫杂音的齐声大合唱不正折射出了业界在入世到来之时，希冀编织起天罗地网，以此去与国际出版商抗衡的心理么？然而在理性思考的背后，在中国书业界人士的潜意识中，这种毫无杂音的齐声大合唱是否也反映了一种面对入世来临之时的无所适从、缺乏信心的内虚心理？笔者在这儿立此存照。
热点之二 连锁经营的关键是“连”
连锁经营，首先关键是“连”，连什么？这是业界尤为关心的问题。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书业连锁经营的第一个环节便是采购系统的规范有序、优质高效。“组织的货源是否适销对路，数量大小、折扣多少、到货是否及时都直接关系到其它环节的运作质量和整个系统的经营成效，是连锁经营的生命线”。（王志明《连锁经营：新华书店的“痛”》《出版广角》2001年第12期）因此员工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一批高素质的人才把住采购这一关，而让那些不懂书或只懂一些皮毛的“半拉子”业务员们去胡订胡购一气，那对整个书业的流通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连锁经营的第二个环节当然是先进的、高速灵活的、规模宏大的物流配送系统，这个系统不连好，那一切将是空话。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出版物流体系存在着产业集中度较低、销售网点布局不合理、物流配送能力弱、覆盖面小、贸易壁垒严重等差距。（石宗源《推进连锁经营 加快现代出版物流体系建设》《出版发行研究》2002年第1期）因此，“加快重点地区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形成东西南北中相互关联、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出版物流体系和网络格局”。“尽快建立起全国性的物流配送系统和大型批销贸易中心是书业连锁经营的当务之急”。（任江哲《书业连锁取经邮政》《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11日）大连锁必须有大物流作为保障和支持，更何况入世后外国出版商与外国资本将把物流业作为他们“入侵”中国出版业的“捷径”，笔者在几次连锁经营研讨会上就大声疾呼过，加快物流配送体系的建设，否则待到洋人掌握了我们的物流大动脉，中国出版业就犹如让人掐住了脖子一样的难受，想来这是业内所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而信息处理系统之先进完备与否则直接关系到信息是否畅通的问题。有人将这一系统比作为连锁系统中的“大脑”，它的功能与速度直接关系到整个连锁经营系统这一“躯体”的安危。“高度信息化必将成为中国书业市场化运作方式形成的基本条件，也是即将到来的与国际书业相抗衡的制高点”。（吴培华 同上）因此，在积极推进省市新华书店系统、重点区域以及重点区域间的信息网络建设的基础上，尽快着手构建全国统一的信息和网上交易平台，这是实现大市场、大流通的重要保障条件。连锁除了在商流、物流、信息流三大体系上连接互动外，资金的调度、人力资源的配置、管理系统的规范统一都标志着连锁经营的“连”的深入程度。“连”就是要整合优化书店内部的组织结构，使运作机制科学化、高效化，成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营效益，从而实现书业的集约化规模经营与低成本扩张。
热点之三 连锁经营的难点是“锁”
连锁经营“锁”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决策层到操作层，都十分关注这一问题。石宗源署长在上海东方书报亭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指出，“搞连锁经营，不能只‘连’不‘锁’，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也不能简单地搞‘三权’上收，行政性合并。连锁经营的实质是根据市场的客观要求，科学合理地配置各种资源，提高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需求。发展连锁经营的过程是市场调整的过程，是企业生产与运作管理的体制和机制的再造过程，所以‘连’要连得合理，连得科学，‘锁’要锁出规范、锁出效益”。显而易见，连锁的“锁”要害在规范上。不管是“三个统一”还是“五个统一”，既然连，就必须规范，遵守“游戏规则”，这就需要“锁”。诚信是规范的重要保证，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推进过程中，规则、规范、规程的作用还是无法替代的。书业在连锁经营过程中务必牢牢锁住这一点。如果我们错误地将“锁”定义在搞地方保护、搞贸易壁垒、搞区域封锁，“画地为牢”，那正好是对“连锁”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背叛。“锁”就是要加强科学管理，“连锁经营不是一连就灵，管理跟不上链条就会脱节，再走回头路和弯路损失就会更大”。（文东、任江哲 同上）可以这样说，中国书业的连锁经营成功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锁”得怎样。在某种意义上，正如四川省新华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庆所云：“连锁经营是自己革自己的命，要有破釜沉舟的思想准备”。也有些省店十分感慨，“在连锁经营问题上，改造一个旧系统比建设一个新系统更难”。笔者以为，连锁经营真正的难处是难在“锁”的问题上。
［思考与忧虑］
应该说，这一场还正在继续的“连锁经营”大讨论，主题是明确的，思路也是清晰的，涉及的面也是全方位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连锁经营必将拉动我国图书发行体制新一轮的改革，对于构建我国现代出版物的流通体系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由于中国文化产品发行市场是一个高度分割与垄断的市场，在集团建设中一直都未能解决的地方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的问题，是随着连锁经营的展开得到解决呢，还是进一步得以强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不十分乐观的。各省级新华书店或发行集团首先考虑的是将本省各地的基层书店“连”起来，“三权”上收，高度集中，将本省的图书市场结成“铜墙铁壁”。由于主体市场的垄断地位，各省谁都不愿放弃老大的位置，人人都想当核心，你成立集团，我也来组建，你连锁，我也连锁，这种均衡发展势必会成为大市场、大流通的障碍。对本版书的特别呵护，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又一种典型表现。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廖小勉同志曾有一段十分风趣的语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图书开始按地域划分，省、市、自治区的别称被冠于某某版图书……把本来最不应有地域界限的精神食粮弄得象特色小吃，充满地方风味”。这种地方保护的现象不是可能出现，而是早已出现，目前仍不见减弱淡化的势头。连锁经营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种贸易壁垒、均衡发展，开创大生产、大流通的格局。为什么明明在理论层面上已经得以统一和明晰的问题，待到实际操作时就各自为我所用，扭曲其本意呢？这也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笔者以为，连锁经营关键在于跨出去，只有打破地域界限，凭实力、品牌、信誉、服务，连到别人的地盘中去，全国性的连锁网络才有望形成。其次，超级书店的连锁最能促进业态升级，提高市场占有率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强联合，才能实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我们应该加强超级书店连锁经营问题的研究。
连锁经营怎样连，如何组成连锁体系？在讨论中开出的“药方”基本上大同小异，即省级店+直营店+加盟店。从理论上讲这张“药方”是对症的，直营店固然是连锁的基础，但由于加盟店的成本明显要小于直营店，更多的开办加盟店有助于巩固连锁体系。然而，事物总是有正反两方面的，加盟店的过早加入，由于制约因素的不成熟和制约手段的不健全，在涉及到各自切身利益时便会出现惟利是图、置游戏规则而不顾的不规范运作现象，处理得不好，将会军心涣散，乃至于造成连锁的名存实亡。笔者以为，发展连锁经营首先应从直营店做起，在直营店建设过程中，探索经验，完善游戏规则，待到直营店形成一定规模，配送、结退的管道基本顺畅后，再开设加盟店乃至吸收特许加盟店，这种步步为营、稳步推进的战术应该为我所用，急于求成、一哄而上的结局是昙花一现、一哄而散。这种民族从众心理带来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如前所述，各地在连锁经营开展时，几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三权”（甚至是“五权”）上收的做法，因此，又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别的尚且不论，单是“采购进货权”就足以令人担心的。如果掌握进货大权的是如前所述的“半拉子”业务员，那不仅是连锁经营的悲剧，更是众多出版社的不幸！因为没有游戏规则，由寄销制而产生的退货狂潮已让出版社“望书兴叹”，再遇上这样大把进大把退的业务员，那可真是中国书业的莫大的不幸。因此，连锁经营的发展，对中国书业人才的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培养懂经营、懂管理、懂科技的现代复合型人才已经成了中国书业的当务之急。21世纪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竞争。令人欣慰的是业内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行动，今年2月28日的《中国图书商报》就以显著位置报道了四川新华书店集团公司已经在着手“立体化培养人才大军”的消息！
综览七、八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书业改革的历程，既给人以振奋，又留下了太多的问号和省略号。但是，中国书业毕竟走过来了，并将走入国际竞争的行列，我们需要的是信心，往后看看昨天的脚印，正是为了明天的征程；新的征程既然已经开始，我们就必须走下去。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开弓没有回头箭，除了勇往直前，我们别无选择”。
中国书业，你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