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贾异同论——兼论中晚唐诗歌的分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唐论文,异同论文,诗歌论文,兼论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八《谈丛》四论及唐人一时齐名者，列举了若干对人们所熟知的诗人，如李杜、王孟、元白等。事实上，这种以诗风相近或诗名相当的同时代诗人相提并举，加以评价，是前人诗话著作中一个重要的比较批评方法，同时也为我们今天治唐诗者提供了许多可供研究的题目。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胡震亨未曾提及但却在中晚唐时期及后世颇有影响的一个“对子”——孟郊与贾岛①。对这两个诗人的诗歌，今人的文章中也有所论及，但却较少将他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的。例如，他们何以能并称于世？他们的诗歌究竟有何同异？这些同异与中晚唐之际诗歌主流的消长变化有何关系。这都是值得探索的。本文正是拟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一
在诗歌史上，凡论及孟郊、贾岛，一般都会首先想到苏轼《祭柳子玉文》中那两句著名的评语：
元轻白俗，郊寒岛瘦。
但以孟、贾并称，却最早见于晚唐诗僧齐己的《览延栖上人卷》（《全唐诗》卷八三九）诗：
贾岛苦兼此，孟郊清独行。
延栖上人的诗今已不存，从齐己本人的诗来看，也是专走格清思若一路，所以他将孟、贾并举自有其深切会心。然而，孟、贾的共同点，主要还是由宋人注意到，并加以批评的。欧阳修《六一诗话》云：
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为穷苦之句。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云
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孟郊、贾岛之徒，尤能刻琢穷苦之言以自喜。
《苕溪渔隐丛话》卷十九引《蔡宽夫诗话》云：
郊、岛非附于寒涩，无所置才。
此外，宋代两部重要的诗话总集《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与《诗人玉屑》（卷十五）都将孟、贾列为一条，表明了宋人对这两位诗人诗风相似的共识。孟贾自己的诗作也明确表明了这一点。《长江集》卷二，《投孟郊》诗云：
我知雪山子，谒彼偈句空。必竟获所实，尔焉遂深衷。录之孤灯前，犹恨百首终。……叙诘谁君师，讵言无吾宗？余求履其迹，君曰可但攻。
这首诗作于元和五年(810)贾岛初谒孟郊未遇之后。诗中明确表示要走孟郊的创作道路。而孟郊元和六年所作《送无本师归范阳》中则称贾诗“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同样也是将贾岛视为诗风相似的同道而极力加以赞赏。
概括起来，孟贾的共同特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悲愁寒苦的诗歌内容，二是清苦瘦硬的诗歌风格。
所谓穷苦之言，是指在诗歌中着意抒写个人的贫苦不遇，这里不防再征引一些前人的评论作为例证。如李翱《李文公集》卷八，《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云：
郊穷饿不得安养其身，周天下无所遇，作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阂，谁谓天地宽。”其穷也甚矣。
又如欧阳修《六一诗话》云：
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塞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再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八云：
孟郊《落第》诗曰：“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再下第》诗曰：“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下第东南行》曰：“江篱伴我泣，每月投人惊。”愁有余矣。
由这些评论中所引诗句可以看出，孟贾这类诗的确善于刻划个人的穷愁潦倒，虽然不无夸饰之外，但其情绪却是真切的。事实上，抒写个人穷愁不遇在孟贾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同中晚唐时期的科举仕进状况及审美风尚密切相关，了解这一点，对于进一步研究孟贾的诗是有裨益的。
取代汉魏六朝的察举和九品中正制而实行的科举考试，是唐王朝排斥门阀士族，在统治层内部实行权力再分配的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这项政治措施以其不唯出身的仕途前景吸引了大批庶族知识分子，从而同文人的生活际遇及文学创作发生了密切关系。由于进士科举每年录取名额甚微，落第士子往往不得不滞留京师，累试不第的在经济上便会发生困窘。像贾岛《下第》中所说“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帝乡”的现象，其实也反映在盛唐一些诗人的作品中。如岑参《送人落第》“客舍少乡信，床头无酒钱，”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也可以说是盛唐诗歌中的“穷苦之言”了。然而，这种在诗歌中大量描写士子穷困生活，其状况更为艰窘，感受更为苦楚，还是到了进士科举达于极盛的中晚唐时期才成为突出的现象的。
随着科举考试的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降至德宗之世，进士科举已成为虽不是文人唯一的但却是最重要的仕进之途，而为世所重。另一方面，安史之乱改变了唐前期进士多由国子监生徒出身的状况，由于“儒硕解散，国学毁废”②，由州县遴选的乡贡渐渐重于生徒，使得庶族知识分子在科举中的比重大大增加。对于他们来说，进士及第不仅能够实现其政治抱负，而且还能免除赋税，摆脱盆困，“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③这正是进士科为时所尚这一观念形态背后所隐藏着的重要的经济原因和世俗意义。
由于应试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增多，竞争更加激烈，中晚唐士子屡举不第，困于名场遂成为普遍的现象，因赴考所带来的生计艰难问题自然便显得愈益严重和突出，而即使一举登第的士子也未必就能改善其经济状况，许多人往往长期沉沦下僚，继续过着艰难的日子。社会生活必然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因而中晚唐时期以穷苦悲愁为主旨的诗篇充斥于诗坛，实不独孟、贾为然，便是不足为奇的了。
这期间，一些著名文人注意到这种诗歌创作的现象，并起而倡导之，反过来又促进了这一创作倾向的发展。这方面，韩愈的诗歌理论不能不说起了重要作用。《韩昌黎全集》卷二十，《荆潭唱和诗序》云：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这段话从理论上将抒写穷苦之言提升到了美学的高度。它的提出，自是与韩愈早期的贫困生活和仕路坎
相关，也是与他对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了解分不开的。据李肇《国史补》卷下载：“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毫无疑义，以韩愈与举子的这种特殊关系及在文坛的崇高地位，这一审美观念才有可能得到普遍认同，成为一种时尚。
孟郊像
从现有材料看，孟、贾的先世虽不能详，但他们非出于高门世族，则是无疑义的。④孟郊贞元七年于湖州举乡贡进士，历经五年，46岁方登第，此后一直沉沦下僚，“一贫彻骨”至死。贾岛则是先为僧，后返俗应举，从此困于名场，终生未第，长期过着“柱杖傍田寻野菜，封书乞米趁时炊”（张籍《赠贾岛》，《张籍诗集》卷四）的贫困生活。这种大抵相似的出身和经历，是他们某些诗歌在内容题材方面呈现出共同倾向的重要原因。与前人类似题材的诗相比，他们的诗愈益窘迫和尖锐，在表现文人穷苦状况的大胆夸张和刻意想象方面是颇具特色，别有风貌的。
在某种意义上，穷苦之言也是与他们作诗的态度分不开的。孟、贾都是以苦吟著称于世的，孟郊自述作诗的情景是“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孟郊《夜感自遣》，《孟东野诗集》卷三）贾岛更是以“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及“推敲”的事迹而成为中晚唐最主要的苦吟诗人。这种吟诗成癖的创作态度和苦寒的诗境使他们的诗呈现出清苦的风味。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诗谈杂录》云：
孟东野、贾浪仙卓荦偏才，俱以苦心孤诣得之。
便是较为中肯地指出了苦吟在他们创作中的作用。事实上，为诗苦吟乃是中晚唐的普遍风气。就连李贺、杜牧这样的名家也不例外⑤。从文学演变的角度看，这也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所谓的“陌生化”体现在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个例子。即当某种文学手段或感觉方式使用久了，失去其活力，必须被能提供一种陌生化效果的文学手段或风格所取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为诗苦吟即是出于表现这一新的诗歌手段和风格的需要。
元和时期乃是一个尚怪的时代。前此盛唐诸家（尤其是李、杜）已确立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难以企及的地位，后来的诗人在他们的辉映下已愈加难乎为继，只能另辟蹊径，寻找新的表现方法或风格，处于这一风云际会中心的便是以其“掀雷抉电”的奇险诗歌开创了一代新风的韩愈及其周围一群声气相投的诗人。这群人中就有孟郊和贾岛。他们俩与韩愈都有着密切关系。《旧唐书·孟郊传》称郊“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新唐书·贾岛传》称岛往东都，“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新唐书》将孟、贾的事迹附于韩愈传中，称他们为“韩门弟子”，是有一定道理的。孟、贾不仅在诗歌的内容题材上深受韩愈诗论的影响，喜为“穷苦之言”，而且在诗歌的风格手法上也颇得韩愈诗歌的沾溉。《韩昌黎全集》卷一，韩愈《荐士》云：
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诘，妥贴力排算。敷柔肆纡余，奋猛卷海潦。
同书卷五《送无本师归范阳》云：
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
从这些富于意象性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孟、贾诗与韩愈诗的相似之处。所谓“横空硬语”、“蛟龙角牙”，正是指一种完全不同于盛唐以降诗歌的生新瘦硬的风格特征，这是符合孟、贾某些诗歌的实际的。
一般说来，孟、贾的才气不及韩愈，但他们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则与韩愈相同。他们在诗歌的意境、字句方面穷搜险觅，苦吟不休，不仅是出于对诗歌的酷爱成癖，而且也是为了在艺术上有所创新，获得某种“陌生化”效果。正如清许印芳《诗法萃编》卷六《跋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论及孟、贾诗所云：
两人生李杜之后，避千门万户之广衢，走羊肠小道之仄径，志在独开生面，遂成僻涩一体。
在群星争辉的唐代诗坛，孟、贾能以非常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抒写个人的悲愁穷苦，将寒涩这一个性上的缺点变为特点，从而使才力得到充分发挥，终于在唐诗中占有一席地位，这在诗歌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二
基于前面所论，迄今大多数论者均将孟贾归于韩愈一派，便是可以理解的了。但这一划分却是失之于片面的，如果考察孟贾诗歌的整体状况，那么，他们之间的相异将大于他们的相同。这一点宋人也是很清楚的，尽管二人的相同也是他们所着力指出的。《欧阳文忠公集》卷二，《读蟠桃诗寄子美》诗云：
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篇章缀谈笑，雷电击幽荒。……寂寥二百年，至宝埋无光。郊死不为岛，圣愈发其藏。
这些议论将韩愈、孟郊并称，并指出孟郊与贾岛实不相侔，而真正继承了孟郊诗风的则是与欧阳修志同道合、将宋初浮华诗风引向现实主义道路的梅圣俞。其中的抑扬值得我们玩味。那么，孟、贾的不同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创作的时代和创作的主要倾向上去加以分析。
以年龄而论，孟郊大了贾岛29岁。贞元七年(791)，孟郊往长安应试，初识韩愈。次年韩愈有《孟生诗》云：“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其年孟郊41岁，这些诗占其现存500余首诗歌的五分之三左右。可以说是风格已经相当成熟的诗人了，而此年贾岛还是一个14岁的髫龄儿童。元和六年(811)，孟、贾在洛阳初次见面时，年方33岁的贾岛刚步入诗坛，尚未返俗应举，这时孟郊已61岁，3年后即在自洛阳赴兴元应辟的途中去世。他与贾岛相识实际上只有3年，而且只见过一面，因此，如果说孟郊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大历至贞元时期，那么贾岛则是在元和后期至开成年间于长安应试期间。如后所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与他们时代的不同相映衬的是他们诗歌的不同。首先是他们各自采用了不同的诗歌形式。孟郊擅长五古，古体诗占其诗歌总数的百分之九十。贾岛则专攻五律，近体诗约占其诗歌总数的百分之八十。⑥另一方面，孟郊虽然也作五律，但大部分是不谐平仄的，是古体的律化。而贾岛尽管有不少五古，其中不乏“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之类风格近于韩孟的作品，但这些诗可以系年的大都作于元和六年他初次入京应试以前，属于他的前期之作。
需要指出的是，前引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孟郊《戏赠无本》及贾岛《投孟郊》等诗均作于元和六年，此前他集中可以系年的五律并不多。显然，其中对岛诗的评价和贾岛自述学诗的情形都是指他的五古。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孟贾的共同之处主要还是他们的古体诗。而贾岛的主要创作却不是他的五古而是不同于韩孟并自成一体的五律。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唐下》云：
东野之古，浪仙之律，长吉东府，玉川歌行，其才具工力，故皆过人。如危峰绝壑，深涧流泉，并自成趣，不相沿袭。
这段话指出他们各自擅长的诗歌体裁，并且其创作“不相沿袭”，各有不同，确是比较精当的看法。
事实上，孟、贾诗歌形式的不同，表明了他们根本的创作倾向不同。我们知道，韩愈不但在《原道》中极力标举儒家的“道统”，而且在《荐士》诗中历叙自诗经、汉五言诗、建安七子、鲍照、谢灵运、陈子昂、李白、杜甫至孟郊的诗歌源流，提出了一个风雅的“诗统”。对这一诗统的阐释可由这些诗人的基本特点得出，即(1)在立意上关注现实人生和社会政治；(2)在形式上除杜甫外，大都是以古体诗为主。这是值得注意的，从理论上说，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并不具有特定的关系，但将儒道复古与相对自由的古体诗，将风雅不存与讲求声律的近体诗联系起来，则是唐代人尤其是崇尚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的诗人普遍的看法。如孟棨《本事诗·高逸篇》载李白论诗云：
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
皎然《诗式·明四声》云：
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
吴融《禅月集序》云：
自风雅之道息，为五七字诗者，皆率拘以句度属对焉。
皮日休《松陵集序》云：
逮及吾唐开元之世，易其体为律焉，始切于俪偶，拘于声势。……由汉及唐，诗之道尽矣。
一些众体兼备的诗人在自己的创作中还明确地规定了各个诗歌样式的不同题材范围，如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三五，《进诗状》云：
凡所为文，多因感激，故自古风诗至古今乐府，稍存寄兴，颇近讴谣。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遒人之采。自律诗百韵至于两韵七言，或因朋友戏投，或以悲欢自遣，既无六义，皆出一时。
在他看来，古诗必须具有“寄兴”，律诗则是用以消遣之作。二者的界限是很分明的。
一般说来，古、近体诗始终是有唐一代两种具有不同表现内容的诗歌形式。由于唐代古体诗是直接继承汉魏五言诗而来，所以有现成的风雅比兴的传统可循，而近体诗（这里主要是指五律）则因为肇始于齐、梁，讲求声律对偶，又是为文造情的省试、应制诗必作或运用最多的体裁，故先天地具有“律体卑痹，格力不扬”⑦，赋物写景，唱酬投赠的特色。这种文学内涵的积淀使古、近体诗成为唐代诗人笔下“有意味的形式。”故对二者的选择，大抵可以看出一个诗人的现实态度和创作倾向，了解这一点，才能深刻理解孟、贾诗歌创作的根本区别。
贾岛像
孟郊的诗歌以五古为主，是与他崇儒复古，匡世济时的文学主张分不开的。在理论上他是韩愈儒学复古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他在《读张碧集》中云：“下笔证兴亡，陈辞备风骨。”在《赠苏州韦郎中使君》中云：“章句作雅正，江山益鲜明。”反复强调诗歌的现实政治作用和充实的社会历史内容，与陈子昂、李白、韩愈诸人以复古求变新的论点一脉相承。《孟东野诗集》卷七，《寄陕府邓给事》云：
从来镜目下，见尽道心前。自谓古诗量，异将新学偏。
这首诗反映了他崇古体，薄近体的创作态度。在他看来，古诗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与儒家的“道心”连在一起的，因此他必需以五古为诗。这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孟郊的创作实践也同样证明了他的这一努力。除了前面所提到叙写贫苦不遇，感怀身世外，他还写出了不少针砭世道人心和关心民生疾苦的诗篇，如《伤时》、《贫女词》、《寒地百姓吟》、《织妇辞》之类。这些诗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道德倾向。韩愈《送孟东野序》中论其诗云：“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以对现实人生的关怀而言，孟郊此类诗篇确与汉魏古诗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如果说孟郊是用五古的形式去实践他的政治主张，那么，贾岛之选择五律这种形式则表明他的创作倾向与孟郊大异其趣。象孟郊那种匡世济时的思想是他所没有的。尽管他也有一些诗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但这些诗毕竟数量很少，而且几乎大都是古体。对于一个把政治关怀转为对应试和应景的追求，在严格的声律对偶中去规范眼前情景表现和锻炼自己才情的诗人，五律无疑是最佳的形式。因此，贾岛集中占绝大多数的五律，仍然如大历诗人一样，以抒写性灵，刻划景物的五律诗传统题材为主，便是毫不奇怪的了。对贾岛来说，他的现实就是早年禅房生活经验在他情感意绪中的再现。那是一种幽僻而阴冷的诗境。例如《暮过山村》、《访李甘原居》、《送无可上人》之类为人所熟知的诗篇，都是“唯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升庵诗话》卷十一）同时又缺乏充实的社会现实内涵。晚唐诗评家司空图称他的诗“视其全篇，意思殊馁。”（《与李生论诗书》）正是指他这类讲求声律缺乏立意的作品。
因此，现代论者一般都将贾岛划归韩孟诗派，从他的古体看，是可以这样划分的，但若就他的主要创作五律而论，这观点就很难成立了。事实上，韩愈、孟郊因为创作态度和诗歌形式相同，将他们并举是很自然的事。贾岛则是与韩、孟属于不同时代的诗人。他与韩、孟的诗歌从形式到内容都迥然相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
世以（孟郊）配贾岛而鄙其寒苦，盖未之察也。郊之诗寒苦则信矣，然其格致高古，词意精确，其才亦岂可易得。
孟贾虽然都写了一些表现悲愁寒苦的诗，但贾诗终究缺乏孟诗中那种充实的社会内容和高古风骨。孟贾之同异，盖在于此。
三
比较一下孟郊与贾岛在唐诗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将不难发现，这是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有关的。从创作倾向看，他们的诗歌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的异同，我们有必要将他们的时代背景和文学大环境作一俯瞰的考察。
发生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深刻危机的一次总爆发。以文化和思想传承作为中心任务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群经历了这次国破家亡的巨变，在经过一段无所作为的大历时期之后，开始了历史的反思，并把匡世济时的目光投向式微的儒家思想。加之唐宪宗即位以后，曾一度励精图治，造成了元和中兴的政治局面。自贞元至元和初这一时期，活跃于诗坛上的诗人们，虽然各具面目，风格迥异，但在时代精神方面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强烈的使命感关注现实政治题材，以改良社会为总主题，以儒学复兴为基本核心。清李怀民曾经指出：“元、白、张、王、韩文公、孟夫子，各出其谠言正论，以维持世教。”（《重订中晚唐主客图序》）这是十分精当的概括。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诗人又大都采用了古体诗的形式，从而形成了中唐时期一个古体诗的创作高潮。其中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诸人创造了因事命篇，针砭时事的新乐府，以达到“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韩愈、孟郊在诗歌中抨击世道人心，希望重建儒家诗统。天才诗人李贺则以其瑰丽的乐府歌行“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姚文燮《昌谷集注序》）在遥远的流放地，柳宗元在写着哀怨幽愤的古诗。而刘禹锡一些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也大都采用古诗的形式。这些诗人都以他们的诗歌传达了时代的声音。
元和后期，是唐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捩点，随着宪宗在政治上趋于腐败，接着穆宗即位，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这晚唐社会的三大痼疾终于愈演愈烈。自此以后，唐王朝便更加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了。在这种阴暗的时代氛围中，士大夫们普遍在政治上产生了幻天感，他们不复以匡世济时为己任，政治上的低气压也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君门万里而不得告诉，士人无所归化，百姓无所归命。”⑧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政治冷淡症，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取代了儒学复兴、匡世济时的巨大政治热情。
随着时代的转变，士大夫们的审美风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
宪宗皇帝册召天下士，乐天对诏称旨，……比比上书言得失，因为《贺雨》、《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谓之风、骚焉。……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
白居易《秦中吟》等诗作于元和四年前后，其被贬江州是在元和十年。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在元和十年前后，以时人对待白居易不同作品的态度为例，社会审美风尚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之前是崇尚他针砭现实的讽谕诗，之后却是崇尚他唱和应景的近体诗。这一风气转变的时间同唐王朝政治上的变化是大抵相一致的。如以贞元、元和时期一些颇有影响的诗人而论，正是在元和后期至长庆初，除了先后去世的孟郊、李贺和柳宗元等人，这些诗人的创作倾向也大都或先或后地发生了变化。
白居易元和十年因犯颜直谏而被贬江州司马，无疑是他一生中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他不再过问政治，“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旧唐书》本传）在他创作的后期，大量他曾经评价不高，流连光景的杂律诗代替了他前期的现实主义诗作。
元和五年，元稹因忤逆中官被贬江陵府参军，元和十年改迁通州司马，虢州长史，直至元和十五年冬才应召回京任膳部员外郎。“十年谪宦，备极栖惶”⑨，他的政治态度和诗歌创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谪官十余年间所作诗篇，主要是“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和长篇排律，“既无六义，皆出一时”⑩，不复早年与白居易等人创作新乐府时的书生意气。
张籍早期以所作乐府歌行著称于世，其内容较多的是反映民生疾苦，元和八年前后，张籍曾一度患眼疾。长期的薄宦生涯和贫病交加常常是会消磨早年的凌云壮志的。元和以后他在长安与贾岛、姚合等五律诗人颇多唱和，吟咏情性、描摹风物的五律诗成为他后期的主要创作。
以乐府而与张籍齐名的王建，其创作生涯也可以元和十年前后为标志分为两个时期。其集中现实性较强的乐府歌行大都作于他元和八年入仕之前。此后他又曾任渭南尉，长庆年间方入京任太府丞、秘书郎等职。他那些描写宫禁生活的百首宫词便是作于这一时期。诗歌题材和体裁的改变标志着他创作倾向的根本变化。在他的创作后期，集中那些酬唱应景的近体诗尤其是五律占了大量篇幅，这使他与贾岛、张籍一样，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五律诗人。
韩愈一生仁途坎，几遭贬谪，他那些反映现实社会和个人愤激不平之气的作品，如《归彭城》、《龊龊》、《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大都完成于贞元年间至元和初期。元和六年，他由河南县令调任兵部职方员外郎后，迁徒无定的宦历相对地稳定，他的内心也变得平静多了，同年所作《送无本师归范阳》中，他又主张一种不同于前期的平淡诗风。(11)这构成了他后期诗歌的另一种风貌。这些诗自然包括因受偶俪声病限制而不可能像古体诗那样逞奇斗怪的格律诗，元稹《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称“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这首诗作于元和十年。(12)因此，如果我们认为韩愈较前更多地写作近体诗实际上始于元和后期，大致是不会与事实相差太远的。
刘禹锡年轻时以行道自任，因参与永贞革新而长期遭贬，但又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不驯服态度，并发为愤时讽世之作。元和十年他因作“玄都观诗”讽刺当道而再度被贬，长期辗转各地，直至宝历二年方应召回洛阳。此时他的思想开始转向消极，其所作《酬乐天杨州初逢席上见赠》，被胡震亨评为“不胜宦途迟速荣悴之感。”（《唐音癸签》卷二六）此后，随着仕途渐趋顺利，其作品中的闲逸之情愈益增多，晚年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流连光景的近体之作，成为他后期诗歌创作的重要部分。
以上对元和诸诗人的论述表明，元和后期是中唐社会的一个大转折，也是中唐诗歌的一个大转折，这大概是没有问题的。《白氏长度集》卷二三，《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云：
诗到元和体变新，制从长庆辞高古。
根据此诗自注，这里的“元和诗”是指元、白的长篇排律。假如我们把它解作是指包括五律在内的所有的近体诗，虽然未必合于白居易的原意，倒也不妨借用它来阐明一下元和后期诗歌创作由古体转为今体，由社会批判转为自我关注的这一文学倾向。
“文变染乎世情”，（《文心雕龙·时序》）归根结底，这是时代的变化造成的。在文学史上，除了极少数称得上伟大的诗人外，一般诗人都很难超越他们自身所处的是时代。孟、贾自然也不能例外。他们中间，孟郊已在元和九年去世，因而我们已无法知道他的诗歌在时代转变的影响下会有什么变化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题材、形式和风格在总体上较为统一、充满明道济世的时代精神的古诗。而作为刚登上诗坛不久的诗人，贾岛却有的是调整自身创作，适应时代变化的时间，他的创作高峰期才刚刚开始。尽管他早期曾效法韩、孟，写了一些险怪的古诗，但在元和后期，他便开始专攻五律，其集中可以系年的诗中五律诗增多，最终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主要作品。
闻一多先生曾经对此解释说：“五律与五言八韵的试帖最近，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课。”（《唐诗杂论·贾岛》）指出进士科采用诗、赋考试促成了贾岛的五律创作。所谓“丹霄路在五言中。”(13)对于一个“年年供应在名场”的诗人，(14)自然是会体认到这一点的。闻先生给我们的启示是，正是由于时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任何济世的热情都已属徒劳，贾岛才会像当时许多诗人一样，把内心关怀从社会转向个人，“竞趋名场，殚工韵律。”（《唐音癸签》卷二七）在更加狭窄的题材和体裁范围中去玩味当前情景表现的创作快感。王远《长江集后序》云：
浪仙以诗鸣世，杰出于贞元、元和文章极盛之后。孟郊死，为之不已，其诗与郊分镳并驰。
这段话指明了贾岛在元和以后诗坛中自成一家的事实。倘若以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界，孟郊的诗歌创作是结束于此前，贾岛的诗歌创作则是开始于此后，如前所论，这一时期正是中唐诗歌的递变时期。如果说孟诗是在风雅不兴，竞为近体的大历之后，以五古的形式继承陈子昂等人所倡导的诗统，贾诗则是在元和以后对政治普遍淡漠的时代氛围中，在五律方面近承大历的诗歌而变格入僻。一是崇古，一是趋新，都以各自的诗歌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孟郊的辞世和贾岛的崛起标志着唐代诗歌史上一个旧时期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四
明高棅《唐诗品汇》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这已为古今多数学人所认可，尽管前此严羽《沧浪诗话》和杨士弘《唐音》已有唐诗分期之说。(15)在具体分期上，高棅又将中唐断至元和末，以开成初为晚唐上限。对这一分法虽有学者持有异议，(16)但从我们前节所述这一时期诗歌主流的结论看，这大抵是符合事实的。不过，晚唐的上限似乎还应当推前。我们知道，自元和末至长庆初，正是许多元和诗人或相继去世或体格代变，而晚唐的大家如李商隐、杜牧尚未登上诗坛的时期，晚唐诗歌的许多新特征即由此而产生。
如我们所知道的，晚唐诗歌近体诗居多，且大都殚精竭虑而气局狭小，尤多衰讽之音，这种特征在元和以后一些诗人的近体诗作中已经出现。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便称张籍、王建的七律是“渐入晚唐”。而最具晚唐面目的则是贾岛的五律。元方回《瀛奎律髓》卷三许晖《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诗评语云：
予选诗以老杜为主，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亦多取之。晚唐诸人，贾岛开一别派，姚合继之。沿而下亦非无作者，亦不容不取之。
这段话先于高棅而与高的唐诗分期看法略同，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方回将贾岛视为开晚唐一代诗风的诗人，更是表现了这位诗选家独到的眼光。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近体》上云：
曲江之清远，浩然之简淡，苏州之间婉，浪仙之幽奇，虽初、盛、中、晚，调迥不同，然皆五言独造。
也是同样把贾岛归于晚唐并指出他独树一帜的特点。
贾岛的诗歌不同于元和前期诗人在复兴儒道的时代呼唤下具有向外扩展的特征，而是退缩为内心狭僻诗意的深刻挖掘和琢磨，以追求一种具有生疏感的精致意境。在晚唐衰败的时代氛围中，这无疑为许多出于无奈或麻木而对现实政治不甚关怀且才力平平的诗人提供了一个为作诗而作诗的模式，成为这些中小诗人争相仿效的对象。宋方岳《深雪偶谈》云：
贾浪仙燕人，产寒苦地，故立心亦然。……同时喻凫、顾非熊，继此张乔、张螟、李频、刘得仁，凡晚唐诸子皆于纸上北面，随其所得深浅，皆足以终其身而名后世。
晚唐有的诗人甚至将贾岛作为偶像来崇拜。如《唐摭言》卷十《海叙不遇》条谓李洞：
慕贾浪仙为诗，铸铜像其仪，事之如神。
这些诗人大都专攻五律，以吟咏情性，描摹景物为能事，同时又苦吟成癖，工于律切，在艺术上价值是不甚高的。但他们的人数和作品却在晚唐诗歌中占有很大比重。施子愉先生曾将全唐诗作了一个大略的统计，其中晚唐五律诗3864首，不仅是晚唐各种体裁中数量最多的，而且也是唐诗四个分期中数量最多的。(17)这中间有很多作品都是宗法贾岛的诗人们所作。闻一多先生曾把晚唐称为“贾岛时代”。的确是精当之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贾岛的五律诗标志着晚唐诗歌的开始，这是毫不为过的。因此孟、贾之别，实为中晚唐诗歌之别。而元和后期，可以说是中晚唐诗歌的交替时期。
孟、贾的诗歌表现了不同的创作倾向，这从宋人在不同时期对他们的态度也能看出来。我们知道，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与韩、孟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同样是以复古为号召，以济世为依归。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尊韩是人所共知的史实。(18)欧阳修诗学韩愈，也学孟郊，这有他《刑部看竹效孟郊体》诗为证。尽管他对孟郊也时有微词，但这似乎并不重要。在以孟郊比况诗文运动的另一主将梅尧臣这一点上才显露出他的真实态度。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三五，《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诗云：
退之昔负天下才，扫掩众说犹除埃。张籍、卢仝斗新怪，最称东野为奇瑰。……欧阳今与韩相似，海水浩浩山嵬嵬。石君苏君比卢、籍，以我拟郊嗟困摧。
这里不但以孟郊比梅尧臣，而且还分别以卢仝、张籍比石延年和苏舜钦。北宋诗文运动与韩、孟一派诗人的一脉相承关系，于此表露得是再清楚不过了。
相比之下，北宋时代人们对贾岛的评价却不甚高。除了九僧等个别小诗人外，(19)也没有一个名家学他。他许多诗歌中那种精致有官能感受，缺乏充实社会内容的晚唐诗特征，恰恰是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诗人们所要坚决反对的。但贾岛却在南宋四灵、江湖诗人那里找到了知音，找到了知己，因为这些诗人所极力倡导的正是晚唐诗歌。元方回《唐三体诗序》(20)云：
近世永嘉叶正则水心倡为晚唐体之说，于是四灵诗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
学晚唐就是学贾岛等人，应时而兴的贾岛再一次成为后世诗人追慕宗法的对象。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瓜圃集序》云：
永嘉诗人极力驰骤，才望见贾岛、姚合之蕃而已。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亦云：
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
四灵之一的赵师秀（紫芝）还将贾岛、姚合的诗编选为《二妙集》，以作为他们揣慕学习的范本。可见贾岛在“晚唐体”中的地位。在诗歌创作上，四灵、江湖诗人所要反对的正是沿韩、孟而来的江西诗派，主张以清新的语言刻划眼前景物，在“浮声切响，单字只句”上下功夫(21)，因此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五律。这是他们宗法贾岛的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唐诗和宋诗在文学史上是各具面目，俱有特色的。大体上说，唐诗重意境，重情景映衬和兴象韵味。贾岛的诗多是如此。宋诗则重思想，以文为诗，以才学及议论为诗。这在韩、孟的诗歌中已有所表现。因此，不同时期的宋代诗人对孟、贾的各异态度也是有着文学自身的内在诉求的。如果不以时代划界，而是从诗歌的艺术特征着眼，他们之间的区别将更为清楚。今人钱钟书先生在及唐诗与宋诗之别时曾经指出：(22)
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
按照钱先生的看法，孟郊属于宋调，而为九僧、四灵所宗的贾岛属于唐音则是无疑的了。
历史的相似之处在于，北宋前期的诗坛惊人地同于孟郊所处的时代，都是以复古求变新，在政治上充满奋发与展望。而南宋后期的诗坛又同于贾岛所处的时代，对现实无所关怀而一味地追求着艺术形式之美。这似乎是元和前期与元和以后诗歌的两种延展与放大。当一个社会面临复兴，需要士大夫们的政治关怀而他们也愿意关怀时，孟郊的诗可以成为他们呼唤儒道济世的范式。而当一个社会趋向衰落，士大夫们在政治上看不到出路时，贾岛的诗则为他们提供了逃遁于象牙之塔的途径。
文学史上，一些艺术成就并不是非常高但却在文学演变中有着重要意义的诗人，是屡见不鲜的。孟、贾的情形就是如此，尤其是贾岛。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我们还不能把孟郊称为中唐的最后一个诗人，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贾岛是晚唐的第一个诗人。
注释：
①胡震亨在此以贾岛与另一晚唐诗人喻凫并称，但后者的成就与贾岛实不相侔。
②李绛《请崇国学疏》，《全唐文》卷六四五。
③姚合《送喻凫校书归毗陵》，《全唐诗》卷四九六。
④韩愈《孟生诗》云：“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参差。”
⑤李商隐《李长吉小传》谓李贺“能苦吟疾书。”杜牧《献诗启》自谓：“苦心为诗，惟求高绝。”
⑥我们据《孟东野诗集》和《长江集新校》，将孟、贾的全部诗歌作了一个大略的统计：孟郊五古381首，七古3首，乐府65首，五律34首，七绝13首，共计495首。贾岛五古63首，七律41首，七绝46首，五绝20首，五律232首，共计402首。其中孟郊无五绝和七律，贾岛无乐府和七古。由此可见，他们的诗歌创作是大相径庭的。
⑦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元氏长庆集》外集文章上。
⑧《旧唐书》卷一九○《文苑》下载大和二年刘贲应贤良方正科对策。
⑨《元氏长庆集》卷三五《进诗状》。
⑩《上令孤相公诗启》、《元氏长庆集》外集《文章》上。
(11)《送无本师归范阳》云：“奸穷变怪得，往往造平淡。”
(12)元稹此诗“千词敌乐天”下自注：“赞善白君好作百韵律诗。”据《旧唐书》本传，白居易元和九年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秋贬江州司马。故此诗当作于元和十年。
(13)方干《赠李郢端公》，《全唐诗》卷六五二。
(14)姚合《送贾岛及钟浑》，《全唐诗》卷四九六。
(15)《沧浪诗话·诗体》将唐诗分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及晚唐体五体。《唐音》则以初唐四杰为始音，盛唐为正音，大历以降为余响。
(16)见王气中《关于唐诗的分期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17)见施子愉《唐代科举制度与五言诗的关系》，载《东方杂志》四○卷八号。
(18)参看业师程千帆先生《韩愈以文为诗说》，载《古诗考索》一书。
(19)《诗薮》外编卷五云：“九僧诸作多在晚唐，……佳句不可胜数。几欲与贾岛、周贺争衡。”
(20)明瞿佑《归田诗话》卷上引。
(21)《宋诗钞·二薇亭诗钞》引徐玑语。
(22)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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