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有步骤地解决地区差距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步骤论文,差距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研究
我国地区差距在不断扩大的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并写入“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当中。解决地区差距问题是我国走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实际步骤，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点看法。
一、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的得失
我国在80年代开始摒弃地区均衡发展战略，实施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并逐步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的地区发展战略。
非均衡的地区发展战略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三大地带。这三大地带由于地理位置、劳动力素质、科技水平、经济基础的不同，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生产力的空间推移应从不同区域梯度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依次向处于二梯度、三梯度—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随着经济发展推移速度的加快，则可以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布局的相对均衡。
不能否认，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梯度推移发展理论”为基础的非均衡地区发展战略是有重要历史贡献的。从理论上看，第一，梯度推移发展理论强调区域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由不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客观规律，主张区域经济布局要以“效率优先”为原则，突破了平衡布局、均衡增长的传统模式。第二，梯度推移发展理论强调长期、超长期的生产力布局远景规划与统一整体设计，使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与生产力布局理论纳入了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当中，弥补了中国经济理论长期、超长期再生产过程研究的薄弱环节。第三，注重各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转换的梯度推移发展理论接续关系，摒弃了“大而全”、“小而全”的区域布局模式，主张集中资金和资源实行重点发展，使产业或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在实践中，非均衡地区发展战略及与之配套的分配政策的实施，刺激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国各项经济指标增长速度明显快于1978年以前，提前2年完成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从各地区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经济起飞，即使是处在非重点地区的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明显超过改革开放以前的时期。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还率先建立起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打破了我国长期自我封闭的状态，适应了世界经济国际化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在发展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等方面，东部地区也发挥了示范效应。
但是，伴随非均衡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扩大，已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一个突出问题。
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差距拉大、经济总量的差距扩大，人均GDP绝对差距在扩大，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从1979—1992年全国GDP平均增长率为9%，其中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是广东为13.3%，其次是浙江12.5%，福建11.6%，山东、江苏11%；GDP增长率最低的省份是黑龙江为6%，其次是青海6.2%，山西7.5%。1981—1988年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0.83%和10.88%，分别只有同期东部年均增长率11.8%的92%和91%。1992年，东部经济增长速度又开始大幅度超前于中、西部，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各为11.58%和9.23%，分别只有东部年增长率18.3%的63%和50%。
经济发展速度差距的拉大，经过逐年积累，使中、西部地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1978—1994年，东部12省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份额，由1978年的52.5%上升到58.5%，增加了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由31%下降为27.4%，减少3.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16.5%下降为14.1%，减少2.4个百分点。
人均GDP指标是公认的衡量和考核发展差距的比较权威和可靠的依据，它排除了人口规模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体现了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水平。1978—1994年，东部省区的人均GDP由466元增加到5352元，16年里名义收入增长10.5倍，中部地区由312元增加到2878元，增长8.2倍，西部地区由257元增加到3220元，增长8倍。东部与中部人均收入的相对差距由49.4%上升到86%，差距扩大了36.6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人均收入差距由81.3%上升到130%，差距扩大了49.7个百分点。
应该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持续性经济增长，1986—1992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7.9%，但是，仍低于全国GDP年均增长率8.5%，且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1988年全国人均工业产值为1337元，而8省区（5个自治区和民族众多的云、贵、青省）人均工业产值只有535元，相差802元。8省区人均GDP与沿海人均GNP差距，1980年为201.6元，1992年扩大为1646.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沿海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980年相差668元，1992年扩大为4882.3元。
区域发展水平差距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地区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增长速度又取决于增长因素的变化。经济增长因素主要包括资本、劳动的投入量、投入产出效率和技术进步、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其中劳动资本投入量和投入产出效率为直接因素，其余各项为间接因素。
积累率的高低是反映其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重要指标。统计资料表明，积累率在东部地区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都在4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高于40%以上的仅有河南和新疆两省区。积累率高低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能力。资本投入取决于区内和区外的资本供给。长期的快速发展使东部地区的区内资本供给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区外资本供给主要来源二个方面：中央政府的投资、外资和其它省市区的投资。从目前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区外资本供给短期内也难以改善。
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效率，东部也明显高于中西部，而效率指标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善。技术开发能力中西部地区也落后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不少省份是资源富集省，但基础设施落后成为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多重障碍。控制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有效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但由于分税制尚不规范，国债还本付息额度大且要由中央财政全部负担。因此，中央政府对中西部省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望比“八五”时期高，但不会有根本的改善。
东、中、西部差距拉大有历史、地理、自然、文化等诸多原因。某些差距是合理的，是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并在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印证，但值得高度重视的是，日益扩大的差距和继续发展的趋势正孕育着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1.地方“诸侯经济”的形成将会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经济发展的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后，极易出现“马太效应”，与此相适应，经济要素的流动更呈单向性和加速性。除了目前的“民工潮”以外，移民问题将接踵而至，资金和技术的东流会更加不可阻挡。而中西部地区为了本地利益，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要素外流，禁止外地产品进入本地市场，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全国相互依存的经济协作关系将遭到破坏，新体制将难以确立。
2.加剧城乡矛盾和社会矛盾。区域发展差距拉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会使农村贫困问题与城市贫困问题相互作用，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社会治安混乱、计划外生育、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成堆。“不患寡而患不均”意识在经济差距拉大的诱发下会形成心理上和政治上的不平衡，激化社会矛盾。
3.影响民族团结。社会利益关系是政治、宗教、民族、文化关系的基础。贫困落后是引起民族矛盾冲突的根源。西部广大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的主要区域，如果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看不到经济振兴的曙光，改变不了贫困面貌，势必影响民族团结，危及祖国统一。这些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二、抓住机遇，积极解决地区差距扩大问题
对于解决地区间贫富差距扩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有正确的基础和恰当的时机。他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①]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设想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研究和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正当其时。
解决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要不断完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梯度推移发展理论是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用单一理论作为主要理论依据来指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是不完善的。其一，我国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虽然原则上是根据三大地带经济特点进行的，但其界限的确定及各地带内部区域的划分，仍以行政区划为标准，很难保证划分的科学性，因而以此来进行空间运行安排，很可能与实际经济进程不相符。其二，经过40多年的建设，我国东、中、西虽然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但中部某些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优势产业，西部某些产业也成为产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空间布局中，如忽略这一点，而一味倡导梯度推移，不仅容易以偏概全，而且不利于现有产业作用的发挥、改造和提高。其三，在三大地带内，不仅各省间有显著差别，而且在区域内产业部门之间及产业部门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即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内，也有不发达的地区；在内地不发达的地区内，也有较发达的地区。单纯贯彻梯度推移，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利于经济增长。事实上，梯度推移理论与其它理论本身就存在互补性。梯度推移理论是以全国为对象来研究分析经济的总格局、区域经济技术水平及区域开发的时序选择，而其它一些理论如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则是研究区域经济的空间发展形式。区域的不均衡发展和区域合理分工协作是它们共同坚持的基本原则。因此应将它们结合起来，作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梯度理论，一是增长极理论。鉴于梯度推移理论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还应进行完善，即梯度推移理论不仅要包括由东到西地带性线状经济技术水平的梯度差异分析，还应包括各地带内部经济技术水平的梯度差异分析。在每一个经济区域内部，都存在一些较发达的经济中心，中心与其周围地区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随着距离半径的增加，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性。因此不仅地带之间存在着板块式的梯度差异，而且地带内部也存在着圈层状的梯度差异，用圈层状梯度差异分析完善梯度推移理论就会使其避免片面性。
增长极理论是区域空间开发形式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于区域“点”的开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在每一地区并非以同样的速度进行，而是集中于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这些部门和行业往往集中于区内大城市，这些大城市便成为增长极。增长极具有较明显的扩散带动作用，它实际上是主导部门、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在空间的集聚。它具有四个方面的突出作用：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聚集与输出；三是通过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带动相邻地区和相关部门的发展；最后，形成一个地区经济综合体，并产生“凝聚经济”效应，增长极利用其吸引和扩散作用机制，推动整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虽然总体上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但在中西部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一些增长极，其凝聚和扩散作用都是东部地区无法替代的。因此，中西部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于这些增长极的带动，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为梯度推移上。
展望未来，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上，既不可回归到低水平上“拉平”，维持区际平衡发展，放慢客观经济发展速度的总战略上去，也不能任凭东中西矛盾扩大化，加剧贫富差距的梯度，无视落后地区处境维艰的格局导致的“马太效应”。中国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应是非均衡结构优化发展战略。应力求做到：各区域合理分工，优化结构，协调发展，共同繁荣，优化结构是这个战略的核心。
解决区域发展差距扩大问题，从根本上说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而合理地流动。缩小差距，不等于不讲市场经济规律。脱离市场经济规律搞发展，只能造成差距更大，代价更大。从经济学角度讲，资本、人才、技术、生产资料等经济发展要素总是向高回报率的经济领域和地区流动，行政手段和政策倾斜并不能直接作用于这些经济要素使之趋向中西部。只有生产要素能在全国统一市场上按照比较利益自由流动起来，先发展的地区才能有力地带动后发展的地区。
解决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中央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必然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效率主要由市场机制来实现，公平则主要靠政府政策来实现，各地区在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逐步成为独立社会经济利益和独立发展目标的利益主体，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种发达地区无条件援助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低价持久地向发达地区输送资源的状况将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央政府能够在全社会充当利益调节者的角色。因此，要阻止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对政府行为进行修正。这就是：一要逐步取消特区的优惠政策，建立公平竞争的统一国内市场；二要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三要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四要进一步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五要鼓励和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合作。
解决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还要靠东部地区从大局出发，扶持、反哺中西部地区。当然，我们提出缩小地区差距并不是“劫富济贫”。不能人为地减缓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而是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解决区域发展扩大，中西部地区要转变观念、开拓思路、苦练内功、缩小差距，利用相对落后的条件实现后发优势。为此，中西部地区应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推进体制改革方面寻找摆脱经济落后的出路。有所有制结构方面，要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国有大中型企业尽快转制，构造市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现代企业制度；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向“小政府大社会”方向发展；要搞好两个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面向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中西部地区要抓住“边界地区无战事”这个机遇，加快发展边境贸易，以企业开放为先导，以优势产品为拳头，培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生长点，开拓国际市场，带动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快能源、原材料工业建设与开发，建立适合本地特点的加工业，并依托大城市，建立高新产业的知识密集区。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高附加值农产品的比重，实行集约经营，搞好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步伐，成为城市工业梯度扩散的接受者，在布局上要促使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同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除了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外，还要加强基础设施及具有民族特色的加工工业的建设。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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