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演变。本文不准备对转型期我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具体细节作微观考察，而是将整个社会结构粗略地分为生态结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群体结构、组织结构、社区结构、制度结构、观念结构等基本结构，并从宏观上对它们的演变状况及其特点作一些总体描述和分析，以期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1、生态结构。生态结构是社会系统中的基础结构， 它包括人口结构与自然结构。人口结构是指一个社会人口的数量、质量、密度、年龄、性别等要素所构成的存在方式和内在关系。自然结构则指与社会存在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资源状况等要素所构成的自然存在方式。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生态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首先，国家鼓励计划生育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口净增加数仍然每年达一千多万；人口的性别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有所失衡，年龄结构老化，国家将迈入老年型人口社会；人口素质有所提高，但文盲半文盲仍达2亿之多； 高中级人才大量流向东南沿海一带，人才的生态结构不合理。其次，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城市化的推进，城镇扩张速度惊人，新建的工厂、住宅、道路等设施大量占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可耕地，致使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三，南涝北旱现象加剧，城市缺水已成普遍现象。第四，人口增加和工业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一部分经济发展的积极成果。社会成员的环保意识有所觉醒，但仍然不强。国家虽然已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但短时期内生态环境难以根本改观。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只有尽一切努力使社会生态结构不再继续恶化并使之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化，才可能为整个社会结构的顺利转型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2、生产结构。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社会的生产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是生产关系结构开始演变，同质单一的所有制结构逐渐被异质多样的所有制结构所取代，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以多种形式和性质的生产关系去适应多层次的生产力。这不但使生产关系结构本身变得完善起来，而且使生产力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新的生产力要素不断增加，要素之间的结合关系由静态变为动态，非实体性要素在生产力结构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大为增强，生产力结构变得灵活、丰满而富有弹性。所有制结构的演变也引起了交换结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其中，分配结构的变化尤为显著。从宏观上看，国民收入的分配逐渐向个人倾斜，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产水平，但使得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相对削弱；从微观上看，个人收入分配结构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定势，形成了高收入阶层迅速崛起，低收入阶层收入相对下降，中等收入阶层增长不快的局面。其中低收入阶层规模大、比重高。这样一种分配结构对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必须在今后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弥补市场经济之不足，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以使社会结构实现平稳过渡。
3、产业结构。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 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比较快。80年代，第三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0.9%，超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8.9%的增长速度，到1992 年末，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业人数的19.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9%。第三产业的传统行业不断扩大，金融保险业、交通通信业、商贸物资业的比重占到整个第三产业的2/3； 同时信息咨询业、旅游业、科技服务、劳动服务等一批新兴行业崭露头角，一批在中国从未有过的为生产、生活服务的行业如租赁公司、搬家公司、清洁清洗公司等相继出现，第三产业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大大低于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此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传统的第三产业部门，如商业、饮食服务业等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占绝对优势，而其他新型服务业则相对落后。交通通讯业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成了卡脖子的“瓶颈”行业。生产服务体系、教科文卫事业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因此，在社会转型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如果产业结构不能现代化，那么整个社会结构就不可能现代化。
4、群体结构。群体结构是指不同经济利益、 不同社会地位之间的宏观群体模式化的关系结构。群体的划分根据有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式；二是职业身份。本文不打算从理论上深入讨论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划分群体，而是综合运用几种方法来尽量客观地描述我国群体结构的演变情况。
改革以前，根据国家政策和一系列相关制度，我国社会确立了阶级、城乡、干部与工人、以及不同所有制等身份系列，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群体结构。一是阶级身份系列。解放后，国家按照社会成员在解放前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在农村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家庭与个人成份，在城市划分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店员、资产阶级、工商业兼地主、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自由职业者、高级职员、城市贫民、摊贩等成份。这样的成份划分明确了依靠、团结和打击对象，并形成了中国城乡社会政治和阶级结构。其中基本阶级是工人、农民两大阶级。阶级身份具有一定的先赋性和不易改变性。在改革以前，这种身份对个人的发展前途和家庭的命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划分阶级身份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强化了工农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和内部凝聚力，并促使大量的社会精英集中到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加强了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但是这种划分也给‘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提供了一个客观基础。二是城乡居民的身份系列。这种由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所规定的社区身份也带有强烈的先赋性、不易改变性和就业范围的有限性。城乡居民身份的划分严格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向，从而使城乡社会成为界限分明、互相封闭的超稳定的“二元结构”，严重阻碍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三是城市中干部与工人身份系列。干部分为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知识分子阶级大都属于技术干部范畴。在干部与工人的录用和管理上明确分开。这两种身份虽然一般没有先赋性，但同样具有不易改变性。干部与工人的身份划分以及相应的行政工资等级和工人工资等级的固定，形成了城市中特有的按等级分配资源的制度，并大大简化了城市中的行政管理。四是所有制身份系列。城市中全民、集体和个体身份的划分一旦确定，同样具有不易改变性。这种身份划分使工人在生产资源的分配上以至在社会地位上都形成了制度性的社会等级。总括起来，改革前中国群体结构的概貌是：由工农两大基本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或者是干部、工人、农民三大群体形成社会群体结构。上述结构的形成并非社会自然分化的结果，而是由国家权力通过各种手段直接或间接地硬性规定下来的，靠强有力的行政控制来维持的。其特点是不同群体之间分化程度极高，存在着明显的分界和固定的差异，空间和社会位置的分布都具有很高的稳定性；而在同一群体内部分化程度则很低，存在着很高的同质性。
实行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后，在市场与政策双重机制作用下，原有的群体结构逐步松动，阶级与阶层内部加速分化，不同群体间的社会流动日益频繁，新的群体结构渐渐形成。群体结构的分化与重组，也许可以说是改革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
在中国，历来变换身份最难的莫过于农民，除了参军和升学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和可能使农民改变社会位置。然而，在改革大潮中，偏偏最早变动社会身份的也是农民，群体分化最早的还是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多种经营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开禁直至鼓励发展，都是农民群体迅速分化的催化剂。按照劳动方式、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因素进行划分，现在的农民阶级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乡镇企业工人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基层管理者阶层、流动农民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乡村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者阶层、农村雇工阶层等。同时，城镇里的工人阶级内部由于企业实行承包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群体分化也呈加速态势。到目前为止，工人阶级基本组成结构按不同所有制已分化为国有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和个体工商户帮工、“三资”企业工人、混合型企业工人、失业工人。按劳动方式、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划分，工人阶级已分化为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技术人员阶层、熟练工人阶层、合同工阶层、临时工阶层以及农民工阶层。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原有的干部队伍也相应地分化为党政领导干部阶层、一般公务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等。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也十分明显，其中一部分成为党政领导干部，一部分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一部分“下海”成为企业家。
在群体结构演变过程中，最主要的群体分化现象大概要数一些新群体特别是边缘群体的出现了。如农民工、工人知识分子、农民知识分子、干部知识分子以及企业家和个体私营者等群体。其中某些阶层增长比较快。有闲阶层或食利者阶层也开始出现。至于不同群体间的社会流动也越来越活跃。农民工大规模地进军城市，体制内的干部、工人向体制外流动等，使得原来比较僵硬的群体结构化为一潭活水，充满生机。
分析当代中国群体结构演变的状况，大致可以看出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群体结构的丰富复杂化，社会异质性增加；二是群体的分化重组过程中，先赋性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小，而自致性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身份的可变性将取代不易改变性，社会身份或角色变换的机会与可能逐步增加；三是群体分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分配错位现象，即身份与权力、声望、财富的不一致，导致不同群体间摩擦加剧，压力增大，对立情绪有所滋长；四是群体分化与群体整合不同步，群体分化虽然尚未充分展开，但分化速度急剧而不平衡，群体整合机制的发育明显滞后，使得群体结构演变过程中产生分层体系某种程度的无序运行，有可能引起群体间激烈的冲突。这一点在社会结构转型期内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5、组织结构。社会组织是以业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群体。 是人们为了合理有效地达到一定的目标，有计划地建立起来的社会基本单位，也是地域社会组成的基础。因此，组织结构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分属的劳动集体或工作单位的构成模式，它体现着社会结构主体的一种存在方式，特定的组织结构确定了组织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制约着他们的行为模式与角色转换。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调整了国家与组织的关系，其次调整了组织与成员的关系。演变的核心问题是将原有的行政依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变为契约关系，使组织成为一个在社会总体目标指导下，以满足内部成员需要和谋求自我发展为直接目标的自主单位，从而使社会结构由总体生存模式演变为独立生存模式。
转型期组织结构的演变主要表现为原有组织的分化和新型组织的产生。首先是农村组织的分化。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和原有农村三级基层组织的行政改革，撤社建乡，大队改为行政村，而最基本的农村组织单位生产队则自然消亡。行政村成为农村的基本单位。新建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地位的获得及其对集体资源的合法占有，使得那些集体经济相对发达的村级组织运行秩序比较正常，威望较高，发挥出了自治组织的积极作用。但是一部分经济落后的农村则往往组织软弱涣散甚至处于无组织状态，那里的农民们强烈感觉到了由这种组织结构变迁而导致“断奶”的痛苦、焦虑、不安、无奈以至失望。其次是政府组织的分化。行政组织是原集中管理体制的中心，改革以来，政府组织机构、管理职能与管理方式都有了一些变化，政企分开，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是政府组织分化的根源所在。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组织及其功能逐步减少和弱化，运用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组织及其功能逐步增加和强化。在政府组织分化过程中，由于原有的制度规范受到冲击，新的制度规范形成滞后，所以曾一度产生秩序混乱的状况。如组建行政组织直属的皮包公司、翻牌公司等，利用组织对资源所拥有的特殊权力，直接经商办企业，或通过其他途径千方百计开发计划外自有资源，从而使政府组织的性质变得相当复杂，导致了许多腐败现象的产生，对社会的正常运行秩序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政府组织职能的重新明确化，加上法律制度、规范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组织分化过程中的一些无序现象渐渐得到抑制和克服。从总体上看，政府组织的分化程度还比较低，若要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无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再次是与政府组织分化相一致的企事业单位的分化。在政策引导下，企业的构成开始多元化，由原来以国营企业为主、集体企业为辅演变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企业集体等新经济组织的大量产生和发展特别突出，在市场的感召下，一部分事业单位采取了企业化管理方式，许多事业单位内部还生长分化出诸如金融企业、农工商联合企业、文化企业、校办企业等新型的企业群体；企业之间开始出现互相参股、购买、兼并、租赁等现象；破产企业也逐渐增多。就不同企业而言，其异质性十分明显，各种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很不相同。在组织结构分化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大量中介组织的形成。如一些行业协会、企业管理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消费者协会以及各种学会、研究会等社团组织。中介组织的大量产生是组织结构适应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它们既是组织分化的一种结果，同时又是转型期很重要的一种契约性的社会整合力量，当然要真正有效地发挥这种整合机制的作用，从目前看来，许多中介组织发育得还很不成熟。
转型期组织结构的演变表现出如下三个特点：一是除行政组织外，其他组织的自主性普遍增强。政企分开、放权让利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资源由国家垄断变为分散化并向下层组织流动，从而组织对国家的高度依赖与服从越来越弱，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强，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这导致了原有维持组织结构的规范松动或失效，使基层组织自我发展的强烈冲动与无序行为同步增长。二是组织的模式、性质和目标逐步改变。改革以来，由组织分化而形成的大量新型经济组织其结构模式趋于多样化，突破了原有所有制性质的框框，组织的政治色彩慢慢淡化，利益色彩大大增强，由管理型单位向利益型单位转化。三是组织的开放度增加。由于社会成员对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为契约关系所代替，使超稳定的封闭的组织结构向相对稳定的开放的组织结构转变。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全民集体等所有制壁垒的拆除，促进了社会成员在组织间的流动，有利于组织结构的优化。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传统组织结构管理系统松驰化的情况下，对组织成员的控制力度减小，难度加大，造成某些组织成员利用各种空档谋取私利，侵占公共资源，越轨行为增多；而对另一些组织成员来说，身份的契约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可能非常容易使他们产生不安全感。
6、社区结构。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 解放后我国实行的一整套制度和政策造成了两个边界明确、互相封闭的社区结构——城市和农村。两大社区内部同质性很高而彼此异质性很大。这种刚性极强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改革以前中国社区结构最基本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之间的森严壁垒逐步瓦解，社区之间人员、物质、能量、信息流动的渠道逐渐打通。最典型的就是农村改革以后所出现的几千万剩余劳动力迅速涌向城市务工经商。农副产品直接进入城市，以及城市大中批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到农村和乡镇企业工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和生活结构，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也带动了农村的繁荣和发展，在地政区划上从原来的城乡分离改为市带县体制，对联结城乡关系，缩小三大差别，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当然，要说对传统城乡二元社区结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的恐怕就数中介社区——小城镇的空前发展了。它昭示着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小城镇的发展可以说是我国转型期城市与农村同时分化、重新组合的产物。它吸收了城市与农村各自的优势，是城市与农村共同生养培育出来的“宠儿”。因此，从一开始它就得天独厚，具有非凡的底蕴。从小城镇的现状看，它亦城亦乡、非城非乡、边界模糊；其社区成员也是亦工亦农、非工非农、身份模糊，一而二、二而一。如今，中介社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整合机制，是城乡之间可能发生的社会冲突的缓冲地带。
综观转型期城乡社区结构的演变状况和态势，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原有的城乡壁垒开始打开缺口，城乡社区结构的封闭性逐步转变为开放性，交流迅速增加，相互依赖性比以往大为加强，二元化结构开始消解融合，生存空间和生存质量出现了彼此交错、杂糅的局面。但是，事实上的城乡壁垒依然存在而且还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二是社区结构的转换影响到了城市和农村内部结构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乡居民的生存观念，使其更具有现代化的特征。三是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双向运动。中国的城市化不仅表现在城市的扩大和向农村的辐射，更主要的趋势在于农村自身的城镇化。这就使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城市带动农村，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融为一体。四是城乡社区结构的演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农村耕地锐减，环境污染扩散，规模效益不高，流动人口难管，犯罪率升高等。
7、制度结构。 所谓社会制度是由社会确认的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社会关系和行为方式的规范体系。它是特定社会结构得以建立、维护的基础。对一个比较成熟稳定的社会来说，它的制度结构具有广泛性、层次性、严密性。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处于分化重组状态，许多旧的制度松动甚或被废弃，新的制度体系尚未健全，因而往往伴随着社会运行的紊乱和社会成员的越轨行为，社会呈现出一种矛盾百出的局面。而一旦社会转型完成，一整套新的制度体系又重新确立，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方式又有了新的规范，于是社会又趋于有序化、定型化。因此，制度结构是社会结构当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常，我们将社会制度区分为根本制度、具体制度和特殊制度，这三个层次的制度构成现代化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近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经过与敌对势力的反复较量变得更加巩固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体地位和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在理论上和制度上都已经定位，是不容置疑的。为了在实践上更好地实现和维护根本制度所规定的目的，随着时代和任务的变化，以社会体制为主的我国整个制度结构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代替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民主开放的政治结构代替了高度统一的政治结构，丰富多元的文化体制代替了森严划一的文化体制。同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公务员制度等以及诸多更为具体的规章制度。分析转型期社会制度结构的演变，比较明显的特点有五个方面：一是根本制度不变，二是制度要素大量增加，制度体系逐渐完善，但目前看来整个制度结构还较松散。三是制度结构模式现代化，促使国家由伦理社会转向法理社会，人治转向法治。四是制度结构的特性渐趋适位，该刚的刚，该柔的柔，刚柔相济，使社会运行成本降低，效益提高。五是制度结构的变化赶不上实际生活的变化速度，从而引起制度的脱节、软弱、滞后以及制度间的矛盾冲突现象，导致公有资源的大量流失，社会成员行为失范，越轨行为与犯罪行为急剧增加，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对社会结构的顺利转型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8、观念结构。我们知道， 社会的观念结构取决于现实的社会结构，但它的相对独立性又使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作用于现实的社会结构，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时间上说就是首先从观念结构的自身变化开始的。一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如同一道闪电在铁板一块的思想观念领域里撕裂了一个口子，把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解除了，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社会范围的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大大推动了中国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反过来，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变又促使观念结构进一步的转变，在新的政治经济结构上又生长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崭新的观念结构。如实事求是观念、改革开放观念、开拓创新观念、市场竞争观念、物质利益观念、独立自主观念、依法办事观念等以及诸多的具体观念。原有的一些老观念也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赋予了新的更为丰富的内涵。
从这些年观念结构的演变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观念结构的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二是社会成员有了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自由，主体的内在力量逐步得到发挥。三是观念结构的多元化导致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在新旧观念长短互见，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异彩纷呈的“万花筒”面前，许多社会成员显得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太弱，感到传统价值观飘移、迷失，新的价值观尚不明晰，感情与理智相互矛盾，行为上无所适从，精神上无所寄托，由此导致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下降。四是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受到冲击，集体主义、整体观念和献身精神有所弱化，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有所强化，这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主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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