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中国特色的早期现代化道路——对淮南盐垦事业的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淮南论文,中国论文,道路论文,特色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历史基础不同、国情不同、时代不同，与早期“内发型”资本主义诸国相比，中国是在艰难得多的景况下开始近代化历程的。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中国遇到了许多特殊的矛盾和困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困难，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先行者们付出了极大努力，锐意开拓创新，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性，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一成不变地固守传统，但又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不能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事物，但又不可能照搬国外的一套；这，可能是中国现代化最深刻的内在矛盾。而如何对待、解决中国小农经济（传统经济的基石）与大机器工业（外来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妥善处理好上述矛盾的一个重要关键。张謇对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大贡献，正在于他发扬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和自我牺牲风骨，以过人的眼光和魄力，在解决好这个关键性难题上进行了不懈努力，为后人开辟了一条极有教益的新路。
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它有延续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农民。农业是中国的根基，以农立国是历代国策的根本。以家庭为单位的、精耕细作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在鸦片战争前一直是适应当时中国资源配置结构特点的、富有内在生命力的生产方式。然而，鸦片战争后，以农立国的中国被以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侵略，一败再败。国势垂危。中国该怎么办？应如何对待历史上行之有效现在却不能保家卫国的治国之道？“以农立国”是否还要坚持？以“工商立国”是否行得通？总之，中国应采取何种方策才能外御强敌，内臻富强？这在朝野上下激起了长达数十年的强烈思想冲突和政治波澜。有些人认为，坚持历来的传统办法，仍然以农为本，就是出路：“为今之计，莫若重农。”有些人主张“尽变西法”，完全效法外国，“恃商为国本”，开展“商战”。还有人认为“工”才是富强之本。
张謇，是当时能较全面地认识传统与外来先进的相互关系，既能坚持弘扬中华传统之精华，又努力汲取外来先进事物的少数精英之一。这鲜明地体现在张謇的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思路之中。
张謇的农工商协调发展、共同“现代化”的思想包含了三方面内容：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应坚持“以农为本”。二、固守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是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必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改进之，并注意发挥传统小农的优势。三、仅靠农业自身，难以实现新变革，应形成农、工、商业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新经济格局：农业生产原料，工业加工，商业为农、工输出产品。
张謇生长在海门农村，又饱读中国历代典籍，对农业、农民问题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性是有足够认识的。在鸦片战争后，面对一个以农立国的中国不断被工商业为主的西方列强打败的严酷现实，张謇并没有像许多激进人物所表现的那样，只从表面现象，生吞活剥地搬取西方式的强国之术，而是深入地思考到中国的历史基础和国情。因此，张謇始终坚持“农本”观。他说：“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本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①a]
张謇的农本观具有经济、社会两方面的内涵。经济方面，即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就是“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但张氏的农本观还包涵着农民问题，即农民的土地、就业和生存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这一理念。这一理念对他开发黄海盐滩起了重要作用。据刘厚生回忆，张謇曾对他谈过自己不惜千辛万苦、历经重重磨难而从事盐垦事业的原因。张謇说：“我自创办大生纱厂之后常到上海，我开始知道，上海拉洋车及推小车的人，百分之九十是海门人或崇明人。我曾调查他们生活，都很困苦，他们所以到上海谋生的原因，即是无田可种，迫而出此也。我又留心其他劳动苦力，又发现盐城、阜宁、淮安等县的乡民，多半在上海充当轮船码头装卸货物之杠棒苦力。此项苦力，除盐城、阜宁、淮安人号称江北帮之外，另外还有山东帮与之竞争，常有聚众斗殴事情，而且杠棒苦力之生活，更比洋车夫为恶劣。我就想到，通州范公堤之外海滨，直到阜宁县境，南北延长六百华里，可垦之荒田，至少有一千万亩以上。因此，我就劝两江总督办理垦荒之事”。[②a]显然，张謇是把开发淮南盐涂当作实现自己解决农民民生问题理想的一个契机的。
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之后，张謇所说的“农”已明确含有汲取资本主义先进经验，成立农业公司，以现代科技来从事农业的设想。1897年，张謇在“农工商标本急策”中明确提出“农务亟宣振兴……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然而张謇较那些一心学习西法诸辈高明之处在于，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要改变落后，绝非只凭“拿来主义”就可成功。中、西国情相差悬殊，西方先进经验不可能一成不变地适宜中土：“西人新法之与中土宜否，无从真知”。[③a]正基于这种严格而冷静的思考，张謇才将“召佃开垦”与“集公司、用机器开垦”这两类中西农业经营方式揉合在一起，作为开垦荒地的新办法一并提出。也正基于此，张謇曾多次提出在推行新式农业中，既要积极学习外来先进经验，又要发扬中国传统的优越性，如：将沿海荒滩“一律拨归农会：或试办新法，种植葡萄果木类；或仍用旧法，推广桑棉畜牧之类；或集公司，或借官款，通力合作，官民一心”。[④a]他还把以农业、农垦公司形式组织起来的大规模垦殖业称为“大农”，把以传统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称为“小农”。认为扩大农业，即开垦荒地增加种植面积，应注重大农；改良农业，即提高单位亩产，应注重小农。[⑤a]
张謇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思想理论贡献，是提出了农、工、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思想。他认为：“天下之大本在农，今日之先务在商，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①b]“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无工商则农困塞。”[②b]“实业在农工商，在大农大工大商”。[③b]“中国但能农工商并举，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善民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御侮自在其中矣”。
张謇的农工商共同发展思想绝非泛泛而论，而是基于在国情条件下尽快赶上世界先进的深刻思考。张謇的深邃之处在于：一方面，深知在西方列强资本主义重炮的轰击下，仅靠农业无从自强御敌，中国要挽救被灭亡地命运，必须建立新式现代工业。另一方面，又深知新式工业成功的基本条件，必须有待传统产业——农业的复兴和改进。中国不能在削弱乃至鄙弃农业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工业，只能在加强和改进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因为现代工业（当时主要是轻工业）的基本原料是农产品。民国元年，在分析棉纺织工业和植棉业的关系时张曾框算：中国每年要从外洋进口价值银一万二、三千万两的棉织品，如要挽回利权，须使国内增加纺锭165万锭，织布机5万架，这就要增加工业用棉400万担，而当时可供国内现有纺织厂用的棉花只有200万担。张謇的结论是：“故今日中国为奖励纺织计，根本计划，必先奖励植棉，必也使全国植棉之地，视今日倍之，或倍半之”。[④b]
毫无疑问，张謇的农本观、改造传统农业及农工商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思想，对近代中国应如何结合国情走上现代化之途是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然而，张謇对中国式早期现代化事业的杰出贡献，更在于他的实践活动，在于他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际的重大创新实践。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像张謇这样，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不惜个人利益之重大牺牲，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投入到改变社会的实际经济活动中去，并卓有成效地在传统精华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的人物，是殊为罕见的。淮南盐垦事业就是张謇众多重要创新活动之一。
二
1901年，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成立，近代企业家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农垦事业的新事物出现了。以通海垦牧为样板，自1915年起，由张謇、张、邵铭之、陈仪、章静轩、吴寄尘、岑春煊、周孝怀、张佩年、韩国钧、殷汝耕等人牵头，在短短数年中，兴起了废灶兴垦，募股集资大办垦牧公司的热潮。至1936年，在南起吕四，北至陈家港，纵长七百余里、宽横数十里不等，总面积36，700平方里的黄海滩涂、草荡上，先后办起了有正式公司名称的盐垦（垦殖）公司42家，加上派生小公司77家。[⑤b]其中张謇兄弟以主要创办人身份办的大公司不下10家，其它各大公司，也大多与张氏兄弟或大生资本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属于“大生系统”有16家。[⑥b]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凡是张氏兄弟及以张氏兄弟有关系的人士办的公司。均属大生系统。”[⑦b]
淮南盐垦各主要公司，尤其是与大生资本系统有密切关系的大公司，一般采用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公司与小农户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并与纺织工业挂钩，颇具有中国特色的农工一体近代化色彩。
（一）公司加农户式的生产经营体制
垦殖公司的生产经营分为公司与农户两大基本层次。
第一层次，公司经营、管理系统。公司作为经济实体，负责全公司具有全局、方向性的重大决策与活动，执行家庭生产单位无法完成的经济功能、组织功能和生产功能。
例如，为全公司所需资金集股、增股，规划公司总体建设目标、蓝图，进行公司一级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作建道路、仓库、商业设施、文化教育设施等等。为完成以上任务，公司投入巨额资金，并编制年度财务报告，进行预、决算。公司还统一处理各下属生产单位替公司生产的实物产品，并根据赢亏状况，按比例提取利润分给股东。股东选举产生股董会，决定全局性问题，并由股董会任命总理或经理，具体负责公司日常活动。[①c]
资金是保证企业经营正常进行的先决条件，淮南盐垦尤需巨额资金。盐垦的第一步，就是将沿海滩荡极为复杂的地权收归公司所有，然后才可能按既定目标开垦。公司收地，除少部分呈请政府“报领”外，主要通过收并垣产荡地办法，即收购垣商的产盐权，垣商和灶民的地面权。在大丰等地区，公司收购
，每付灶须出价1000元至2000元不等，每灶还须补贴二百千文至三百千文的“厘剔盐灶之费”以利盐民转业。灶商改垦，则须先向盐商收购盐垣，垣有若干灶，每灶要付三百至五百元，以津贴垣主，然后再向灶民购买额荡，每25亩给价一百千文至三百五十千文不等。据统计，大丰公司集股共200万元，但用于收地即花去160万元。其他公司购地费用之大亦可想见。购地只是盐垦第一步，公司还要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如筑防海大堤、建闸控水等等，在在需巨额资金。这笔资金，任何个人不可能解决。张謇“仿泰西公司集资”，以发行股票的现代融资手段，组成盐垦（牧）股份有限公司，将分散的社会资金集中为农业企业资本。这是传统小农经济绝不可能办到的一个创举。
运用大资本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亦只有依靠科学的长远眼光，并集中公司的财力、物力优势才可能做到的。
淮南垦区全系海滨荒滩草荡。张謇描绘开垦前的景况是：“一片荒滩，弥亘极望，惟仰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而已”。[②c]当涨潮时，草荡被海水全部淹没一片汪洋。在海水未浸没地区，土壤也含盐极重，仅能长一些蒿草。每逢狂风大潮，巨浪滔天，海水远袭内陆。凡被淹浸过的土地，至少三年内寸草不生。大潮更危及灶民、垦民的生命。因此，在这种极为恶劣条件下，将海滩变成棉田，必须兴修工程极为浩大的农田基本水利工程，解决防潮、防洪、排涝、淋盐四大关键问题。
垦区兴修水利，一般采取公司出资，雇佣农工，以承包方式完成。如大丰等公司，进行大规模开河、筑堤工程，靠的是雇佣盐阜一带的挑河夫，以大、小工头承包方式按期完成；对于建筑闸门、涵洞等技术性强的工程，往往由公司承包给南通一些私人建筑公司进行，这类公司再雇用来自海门、启东等地的木瓦工匠施工。
水利工程的基本任务是按一定标准修筑防潮海堤公司四周的防洪大堤。各类堤坝上的涵洞在设计工程标准时，都是严格依据当地历史上的水文资料，周密设计的。如1924年大丰、裕华两公司合筑海堤之高度，根据附近王家舍历年最大潮汛水位高度11米之数据，设计大堤标高为12米。由于设计合理，工程质量好，大丰、裕华两公司自海堤修复后，基本上挡住了海潮的侵袭。大丰公司是当时各盐垦（植）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一家，据当时调查，其水利工程“颇称完美，计全境四界堤长642里，俱高5尺，阔4丈；闸坝35座；阔1丈6尺，长5丈；桥梁690道；大路900里，宽1丈2至1丈5，汽车四达；小道1600里，宽5丈，大路两旁林荫整列，景色极佳；河渠纵横，大河320里，深8尺，宽6丈，大水时，小汽轮可以行驶，即所称子午、卯酉两河是也；小河长2200里，深4尺至6尺，宽1丈至3丈”。[①c]
公司除兴建水利工程外，还负责规划、兴建大型农田基本建设，并相互配套、密切衔接。农田按规划分为区、
这套农田水利系统不仅相当科学，而且在一些重大工程上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材料，对阻挡海潮、清洗土壤盐碱、降低地下水位均起到了很好效果。
显然，这样科学、合理、耗资巨大的工程水利和基本建设，个体农户是不可能凭家庭的经济力量和知识水平完成的。淮南各垦殖公司的巨大历史作用，在由公司管理的工程建设体系和功效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公司一级经营管理体系还努力运用推广传统小农经济所不具有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土壤，推广良种，达到提高棉产之目的。改良盐渍上的主要办法是“蓄淡”、“挑生”、“盖青”等等。以蓄淡而言，通海、大丰等公司都安装了风车，戽引淡水灌入田内，并通过各级排水系统泄入海，由此达到蓄积淡水、冲洗盐碱的作用。裕华公司仅机器扬水设备就投资13万元之多[②d]。
积极致力于棉花品种改良和植棉技术的推广，是公司的重要职责。各大公司均在这些方面实行过一套办法，通海垦牧公司曾规定：“于每排之中，公推一人为
长，每排至多三十人中选一。公司凡有对于佃之农事改良及一切设施，先知照长，接受意旨，转告各佃，依法遵行，庶令朝出而夕遍知”。该公司还派专门管理人员，对农户的技术改进和田间管理加以督促：“本年如深开沟，整理田亩，一切设施，颇著成效。仍责成管理人亲加督课，辨别勤惰，年终汇告监督，等其赏罚，以示明信”。[③d]其他公司，也多有保证棉花种植面积，改进棉质培养地力等规定，如大丰等公司，对夏熟作物种植加以限制，大部分土地一年只种一季棉花。冬季很少种三麦，仅种少量豆类、油菜籽，余种绿肥或冬闲滋生天然植被，复盖棉田。[④d]
为改良棉种，张謇于1901年引进美棉。又创立南通学校农科，许多公司利用了农校的科技力量，培养骨干，推广棉产改进。1934年大丰等公司引进了10万亩山东金字棉良种，先后共育良种100余万斤，1935年大面积推广获得成功。[⑤d]
总之，在生产、经营机制方面，垦殖公司运用了资本、科学和管理的优势，进行了大规模垦殖所必需、而小农户又无法完成的基本建设，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改良农产等工作。由于历史条件和当地具体情况，淮南盐垦事业并未实行“纯粹”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而是充分考虑到国情特点和优势，实行了“公司加农户”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农业经营方式。不少人认为，保留小农经营是盐垦公司落后和封建性的集中体现。这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充分表明了以西方模式为唯一价值判断标准的“西方中心论”的深泛影响。
以下分析垦殖公司的第二层次：农户经营。
垦殖公司的农户经营有其特有原因与优点。自然条件使生荒地的开垦种植只能以人工方式，而无法使用机械操作，是主要客观原因。
垦区处于黄海滩涂带，土壤为沙质，毛细作用强，含盐量高。经过2—3年的盖草、淋洗等土壤改良后，仍只有3至5分耕作层，只有少耕或免耕才能防止返盐。[①e]
此外，不整片翻耕土地，而是充分利用地面植被，复盖棉田，才有利于防碱保苗。当时通用的耕作法是“棉农在盐碱地上植棉，采取毛种创种。先洒种于长有稀短杂草的地面。然后用铁板刨土寸把深，将碎土洒于所刨过的地面，加以复盖，这是在土质较差的田块耕作法，是一种浅耕法。在植被较好的田块，则用拉锹开一条三寸宽的播种沟，留下种沟两旁鲜草。然后播种棉花，争取立苗，这就是一种免耕法。[②e]据报导，华成盐垦公司曾用牛犁田，“一耕就是六英寸深，本来卤质已经降下，反而把它翻了上来，以至颗粒无收。”[③e]这就表明，垦区的自然条件只允许用人力耕作，而不宜采用大规模机械化方式。何况在当时条件下，公司既无购买大量机械之资金，中国本土也没有这类农机的生产制造，更谈不上有众多熟练的农机工人，因此，张謇曾试图在通海垦牧公司“采用美国大农法，七堤之内，用大犁次第普为翻垦，俾通空气，透日光，浸渍雪霜雨露，易于成熟……派人前往美国察大农开垦之法，采购机器模型，归为仿造”[④e]的设想始终未变为现实。
生产组织形式必须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对象的特性。既然垦殖公司不可能采用欧美大农场的方式进行生产，而必须依靠人力，则产生了以公司直接雇农工生产还是依靠农户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的问题。
各垦殖公司都采取了以农户生产为主，雇工直接经营为辅的生产形式。具体作法是，由佃农向公司承佃土地（一般为25亩——50亩），公司予以佃农一定的开垦生荒地的费用，佃农按公司对农产品的总要求进行生产，其产品按一定比例以实物形式上交公司。之所以普遍采用这种办法，因为其有明显优点。
其一，利于调动激发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使劳动者付出的艰苦劳动与切身利益更为一致。
在以人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中，以家庭为单位、承佃一定面积的土地，并以分成方式上缴“租地费用”，是我国历史上通行了千百年的农业生产制度。这种制度的好处之一是，它可以使没有土地所有权的生产者把劳动报酬与土地收获产量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而劳动者必须竭尽全力进行生产，无须任何监督与进行复杂的用工给价计算。只要劳动者有与其体力相适应的种植田块，又有合理的劳动成果分配比例，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就运转得相当有效。犹如今日我国的农民，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家庭承包”制却使农业生产的效率远高于“集体生产”时一样。应该说，在当时不可能使用大机器生产的历史条件下，各垦牧公司将兴建了基本农田水利保障工程的公司的土地租佃给无地的农民生产，按比例收取生产物，是一个很自然的合理选择。
在通海垦牧公司初创时，张謇曾打算实行一种西式“大公司”味道更浓厚的土地经营方式，即公司完全握有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佃农无权处置所佃土地，这使佃农更类似于农业雇工，只不过不领取劳动工资，而是按收成比例取酬而已。1909年垦牧公司申订事例中规定：“佃户私自蜕田之事，崇海以为普通之习惯，而与公司法团之性质不同，田为公司之田，则主权在公司，予夺惟公司主之”。[①f]但是，这个规定并未有效执行下去。在佃农的长期斗争下，各公司的租佃制最终演变成通崇海地区的“崇划制”。崇划制是永佃制的一种，按其通例，田底权属业主，田面权归佃户。佃户可以自由处置所佃土地的某些权益，如出卖、典押、转租、传给后代等等，也可获得因土地改良所获得的地价升值。这种田制无疑有利于佃农改进提高生产。由于垦区农民在恶劣的环境下为垦熟土地、增加生产付出了极为艰苦的劳动，因此一致强烈要求实行崇划制。大丰公司的佃农为此曾和公司进行了长达10年的斗争。由此更可以说明，这种把土地佃给农民，按比例“承包”给公司一定生产物，并且佃农有一定的处理土地权益的经营体制，看起来比“西法”落后，但实际上更符合佃农的切身利益，从而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了大批移民垦殖海荒的积极性。
其二，有利于弥补公司的开垦资金。
垦殖公司虽然通过集股，融集了大量资金，但因收并垣产荡地、兴修水利工程等均需巨款，原始股金远不敷求。前已提到，大丰公司集资200万元，但用于收并土地就用去160万元，至1921年，还剩40万元，根本无力再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实际上至1919年止，大丰实收股本中，以现金入股者为789，000元，以盐垣折价入股者为1，098，937元[②f]，二者相加只有1，887，937元，现金只占41%。至1921年，张謇在股东会上报告：“股本仍200万元……现在用款已达400万元有奇”。[③f]
还有些公司，则集资本身就无法到位。裕华公司原定股额250万元，结果只收到125万元，遂济公司预定招股30万元，实收只有15万元，泰和、通济、通遂等公司，均未达到招股目标。
资金严重不足，自然无法兴垦。但采用招佃种植的办法，可以缓解部分矛盾。各公司招佃章程都规定，佃户在领地垦种时，须先交“顶首”，在佃户退佃时由公司退还，此外还要交纳一笔“写礼费”。各公司收顶首的数额不完全一样，通海垦牧公司规定“每千步（4亩）24元，分二期缴清”，大丰公司顶首为每亩大洋3元，泰和公司为每亩4元，裕华公司为3元。由于顶首在退还时不计利息，故公司等于得到一大笔长期无息贷款，这对资金极度紧张的各公司，无异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尽管佃农因为贫困，常常不能交足顶首，实收顶首仍为数颇巨。据大丰公司统计，至1930年，平均每亩地由公司投入的工程费用为2.2元，公司贴给佃农的“开生补贴”为1.65元，合计3.85元，而顶首收入平均每亩1.27元，占到开发费用的33%[①g]。
其三，佃农制较有利于公司降低生产成本，保证最低收入。
各公司除去佃垦制外，都保留一小部分自垦地，由公司雇用农工，直接经营。自垦地自然条件一般较好，田间管理较细，收成也较高，但却需要投入较佃垦大得多的资金。公司不但要支付农工工资，而且要负责农工的全部吃住问题，还要对很复杂的劳动管理支付费用。此外，顶首等资金亦无法收取。而在自然灾害十分频繁、抗灾能力薄弱的条件下，农作物收成又是很不稳定的，进行“西式大农场”化的经营，预先投入大笔资金，无疑风险极大。如果哪一年失败了，那一年的肥料种子和工资、管理费用等等就白费了。而如行佃垦制，则不但可节省诸多开支，且如遇灾荒，公司虽少拿甚或收不到租花，但损失则主要由佃农来承受[②g]。正因为以上原因，各公司的自垦地均为数不多。在耕地中所占比例甚小。最高者为通海垦牧公司，亦只占9.93%。
（二）资金支持与原料供给：新型的大工业——大农业——农户经
营组合
淮南盐垦事业举步维艰，不但要和大自然顽强搏斗，还要克服社会、经济诸方面的重重困难，由于资金的严重缺乏等等一系列原因，垦殖公司最后都陷入破产半破产的境地。尽管如此，我们还可以从中依稀看到运用大工业和资本的力量，改造和重建小农经济，并将其纳入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极为可贵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的轨迹。
淮南盐垦事业的起缘之一来自大生纱厂对原棉的需求。各公司，特别是属于“南通系”的的20家左右的公司，其创办和经营大多与大生纱厂有密切关系，这主要表现在领导与人事、资金、产品等几方面。
南通系各盐垦公司，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法人”，对本公司赢亏自行负责，但这些公司，多在张氏家族亲自参与下创办，张氏家族成员不但担任了许多公司的领导，各公司的高级职员一般与大生系统也都有各种关系。因此，就南通系而言，许多公司在领导层和组织关系上，是很难与大生分割开的。下表可说明这一状况：
公司名称与张氏家族及大生纱厂关系
通海垦牧张謇为主要创办者之一，并任总理，后张孝若任董事长。
大祜张謇为主要创办者之一，并任总理，后张孝若任董事长。
大纲张謇为主要创办者之一，并任总理。
大赉张謇为主要创办者之一，并任总理。（又说张謇为总理）
通遂张謇为主要创办者之一，并任总理。
大有晋 张 为主要创办者之一。
大豫张 为主要创办者之一。
通济（中孚）张 为主要创办者之一。
大丰张 为主要创办者之一，并任总理。
遂济张 为主要创办者之一。
华成冯国章委托张謇负责主持（为公司总理）。
合德邵子中（张 内侄）创办（又一说，张謇为创办人之一）。
阜余章静轩（张謇门生）创办。
新通许泽初（张謇门生）创办（又一说，张謇为创办人之一）。
新南许泽初（张謇门生）创办（又一说，张謇为创办人）。
裕华陈仪创办
泰和张佩年创办 均与张謇有关系。
合顺杨镜清创办
耦耕堂 秦亮夫创办（大生职员）。
资料来源：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大生系统企业史》，《大丰县文史资料》（七），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二）。
为了协调工业、金融、垦殖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大生系统还在组织上设立了专门机构，张謇曾在南通设立了联合事务所，作为各公司传递信息、接洽业务机关。1922年，大生系统下正式成立“南通实业总管理处”由张謇亲自负责。下设纺织管理处，实业管理处，盐垦管理处。江导岷为盐垦处主任，负责规划各公司经营方针，指导垦殖，统一调度金融，使事权统一。至1925年夏，盐垦、纺织两管理处合并，改称南通实业总务处，至1926年张謇逝世后结束。
在资金上，大生工业系统对盐垦的支持、扶助颇巨。仅就通海垦牧公司来看，在其创立之初，就不断得到来自大生纱厂的资金支援。从垦牧公司第1届至9届的帐略上可看到，每届都有“存大生沪帐房”、“存大生纱厂”的款项。这里的“存”系指向大生系统之借款。而在11届以后。当垦牧公司土地逐步有投资收益时，它又给大生系统以经济上的帮助。特别是在大生纱厂由盈转亏后（1924年后）垦牧公司曾用棉花抵押现金借给大生二厂营运[①h]。
对于本系统的其他垦殖公司大生大都尽力予以资金上的支持，1922年，盐垦公司拖欠大生一厂的钱款达规银一百三十三万四千两。这是造成当年大生一厂帐面亏损的重要因素。
纱厂与盐垦公司的资金往来，还体现在双方的债务抵押关系上。1924的12月，南通实业事务所议决，各盐垦公司所欠大生厂的债务以土地作抵押偿还。于是，自1927年起，大生纱厂在垦区就有了直接经营的棉田。据1936年的调查报告，大生厂持有的垦区田亩数和垦殖公司的股票为：棉田面积88，710亩，折算购入价为1，078，200元，涉及大丰、大有晋、大赉、通济、遂济、合德、新通诸公司。一厂持有各盐垦公司股共694.5股，票面值为313，450元，其中包括大丰、大豫、大赉、华成、大有晋、大祜、大纲、大顺、新南、新通、泰和、通济、遂济、合德等公司。[②h]这里虽然反映的是大生厂与盐垦公司的债务，但也体现出各盐垦公司借助大生纱厂的工业资本接济农垦的经济关系。
为了融通、调剂大生系统工业、盐垦、商业之间的金融，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困难，张謇筹备并于1920年成立了南通淮海实业银行。淮海实业银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银行资本主要是从工业资本转化而来的。从1918年起，已在大生一、二两厂的股东余利项下扣支十分之一，作为入淮海银行的股份。1921年4月17日大生一厂股东会议记录上载：“淮海银行股本原定100万元，一、二两厂扣至本届为止，已近70万元，再加对外招股以及其他公司所扣股款，已足该行额定之股”。[③h]二是银行放款的主要对象是垦区。1921年，淮海银行除在上海、南京等地设分行外，又在盐城、阜宁、东台各垦区设立分理处。“分理处业务大部分委托各盐垦公司或其会计兼理，由于职权之便利，银行大量资金贷放垦区”[①i]。由此可见，淮海银行的主要功用之一是吸收、融通各方面的资金，主要是工业资金以支持盐垦。1922年，大生系统各企业都陷入危机中，“大生各厂首先周转不灵，已无余力支持其他企业，因而，淮海银行存款渐少……营业萎缩”。[②i]甚至在这种很艰难的局面下，淮海银行还认购了通泰盐垦公司债票36万元及垦田押款35万元，以支持通泰，由于这笔放款占淮海银行实收资本额的70%以上，“使淮海银行受到致命创伤”。
在商品棉花的供给上，各垦殖公司所产棉花，都有优先供应大生厂的义务。1909年通海垦牧公司在申订事例中明申：“本公司开办宗旨，原为纱厂谋纺织之根据地，各堤经理须本此意通告各佃，俾佃人知公司与纱厂有甚重关系。所产之棉，应归公司收买，以充厂用，不得外溢。至花价自以厂收当时市价为衡，不得令佃人吃亏”。[③i]具体作法是，由大生各纱厂在垦区直接设庄收购。按照当年棉花趸买价格的平均数定价。这就是说，大生厂收花并无需付出现金购买，可以经过9个月后，等到趸花年度价格全部公开后，再付花款。由此可见，垦区各公司虽与大生各厂在经济核算上是分开的，但却以在经济上“让利”的办法供应产品，确实起到了大生工业原料基地的作用。
总之，在人事组织、资金和产品供应这些重要方面，各垦殖公司已和大生工业企业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盐垦（殖）公司已成为大生资本集团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大工业——大农业——大商业的近代经营体系。
应该看到，盐垦公司是以“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方式运转的，垦区的农户，虽然延用中国古老的传统人力耕作，并向公司交纳租花，但他们已与以前的佃农有了重大不同。他们已不再是向地主佃种小块土地、以满足个体家庭需求为目的、生产手段和方法完全由自己安排解决、产品除交地租外由自己支配的传统小农了。在生产资料——土地，生产方法——棉花的种植管理，生产资金——公司投资与农户投资相结合，生产产品等等方面，个体农户都被纳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农、贸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
三
由于种种原因，淮南垦区绝大多数公司债务重重，亏损严重，从赢利角度分析，垦殖事业似失败。但若从历史的长期眼光审视，淮南垦殖事业毕竟明显改变了原来的落后面貌，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成效特别是社会成效，在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的转变历程中迈出了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其一，改变了千百年来沿海荒滩的面貌，在数万平方里野兽出没的斥卤之地上建立起众多的近代化农区。其二、将荒滩变为良田，为民族纺织工业特别是大生系统提供了大量原料。其三，为三十万奴隶式的灶民和通海一带的贫苦农民开辟了新的谋生之路。
淮南盐垦事业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通过这种组织，将大工业（近代纱厂）——大农业（农垦公司）——传统农民家庭农业联为一个相互支撑的整体。这种组织形式，在近代中国的国情下，有效地发挥了各生产要素之长并克服其短，充分利用了传统的积极因素，且与外来先进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势互补与优化组合。
第一，这个组织形式，发挥出股份公司这一西方引进的经济形式之优。积累资金、购买荒地、规划蓝图、兴建农田基本设施，完成了分散小农不可能做到的大事。
第二，这个组织形式，发挥出传统农户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充分利用了劳动力低廉而丰裕的优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对克服重大困难起了至为重要作用。
第三，这个组织形式，将现代经济的主导——近代大工业与传统经济的基石——农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在破坏、削弱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新式产业，而是工业支持农业（资金、先进技术、产品市场和人才），农业支持工业（基本原料、资金、产品市场），从而，在一个世界最大的落后于西方的农业社会中，找到了一条既可充分利用先进国家已取得的成就，又可最大限度避免破坏损失，以最低代价追赶“先进”的路子。
第四，通过这个组织形式，一方面将数十万生计困难的贫苦农民纳入了农垦公司——工业组织这一新的现代经济关系之中；另一方面，通过工厂将机纱卖给农户作为织布原料，又将千千万万分散的农户经济与近代大工业联系起来，从而，在经济形式和社会结构两方面，使通海地区向“现代化”启动。
回顾淮南盐垦的艰苦创业历程，我们看到了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早期现代化道路的憧影，它依然能为今天提供教益、经验、思考。这是张謇与通海人民留给我们的一份闪闪发光的宝贵遗产。
注释：
①a 《请兴农会奏》，《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
②a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页250。
③a 《请兴农会奏》，《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
④a 《请兴家会奏》，《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
⑤a 参见张謇：《奖励植棉制糖牧羊提案》，见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357—358。
①b 《商会议》，《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
②b 《记论舜为实业政治家》，《九录》，《文录》卷二。
③b 《为南通保坍会及垦地致陈省长函》，《九录》，《自治录》卷四。
④b 《奖励植棉暨纺织业说》，《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五。
⑤b 姚恩荣，邹迎曦：《1901—1949年盐城市盐垦公司与废灶兴垦的概况》，《大丰县文史资料》（七），页94—130。
⑥b 严学熙《张謇与淮南盐垦公司》，《历史研究》1988年3期。
⑦b 《大生系统企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169。下引该书均同此版，不另注。
①c 在当时具体经营环境下，张謇对公司决策有重大影响，这并不等于股东会全系虚设。
②c 《题通海垦牧公司界图扇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四。
①d 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页208。
②d 姚恩荣、邹迎曦：《盐垦公司与废灶兴垦》，《大丰县文史资料》（七）页32。
③d 通海垦牧公司：《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1910年版，第二章。
④d 姚恩荣，邹迎曦：《盐垦公司和废灶兴垦》，《大丰县文史资料》（七）页72。
⑤d 姚恩荣，邹迎曦：《盐垦公司和废灶兴垦》，《大丰县文史资料》（七）页75。
①e 严学熙《张謇与淮南盐垦公司》，《历史研究》1988年3期。
②e 姚恩荣，邹迎曦：《盐垦公司和废灶兴垦》，《大丰县文史资料》（七）页71。
③e 严学熙《张謇与淮南盐垦公司》，《历史研究》1988年3期。
④e 《咨呈江督垦牧盐业被灾补救筹款之办法》，《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二。
①f 通海垦牧公司：《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1910年版，第三章。
②f 张炎：《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编年札记》，《大丰县文史资料》（九），页10。
③f 张炎：《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编年札记》，《大丰县文史资料》（九），页15。
①g 张炎：《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编年札记》，《大丰县文史资料》（九），页72。
②g 姚恩荣、邹迎曦：《盐垦公司和废灶兴垦》，《大丰县文史资料》（七）页78。
①h 《大生系统企业史》，页54。
②h 《大生系统企业史》，页177—178。
③h 《大生系统企业史》，页186。
①i 《大生系统企业史》，页186。
②i 《大生系统企业史》，页187。
③i 通系垦牧公司：《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1910年版，第三章，页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