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货币论文,人民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危机的中心美国受到重创。在经过一轮对金融机构的救助后，资金市场并没有解冻，金融机构中介职能失效，实体经济受到实质性伤害，美国政府祭出“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激进的财政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的8千多亿美元扩张到目前的3万多亿美元，2008-2009财政年度的前9个月美国财政赤字就超过1万亿美元，预计全年财政赤字／GDP将达到13%（1983年减税刺激经济期间为6%，1943年二战期间为30.3%）。激进的政策组合对美元形成打压态势，危机稍微平稳后，美元“安全天堂”的作用式微，各国资本纷纷流出美国，2009年以来美元又呈贬值趋势。而我国美元储备资产一直保持增势，2009年6月末更是达到创纪录的2万亿美元。美国激进的政策和美元的贬势加重了我国外汇储备资产贬值的担忧。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
一、国际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金汇兑本位（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美元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货币体系）三个阶段，它包括国际储备货币、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和汇率制度三个方面。
（一）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只存在一种货币，次优的选择是只存在一种货币充当主要储备货币。
国际货币体系在每一个时期都只有一种或少数几种中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金本位下是黄金以及与黄金完全挂钩的英镑或者法郎，金汇兑本位下是黄金和美元，而美元本位下则是美元和其他少数几种主权货币，例如欧元、英镑和日元。
国际货币的“一元性”是由货币交易媒介的本质决定的。货币的存在就是为了减少交易的成本，商品的定价成本和交换成本随着货币品种数量的增加而增长，因此货币越少越好。假设世界的货币品种数量和商品数量一样多，货币的计价功能和交易媒介功能将完全消失，贸易将完全变成以物易物。从这点出发，最优货币区是整个世界，世界只需要一种单一的货币，不管世界由多少个区域组成。①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上，虽然国际货币体系不能达到这一理想状态，但往往会存在一种或几种占主导地位的中心货币来充当国际货币的职能。至于哪种货币能成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则取决于当时的国际经济结构和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对比。无论是黄金、英镑、美元或者欧元，国际货币都必须具有以下特点：巨大的交易区域、良好的货币还原性、没有外汇和贸易的管制、稳定的货币政策、强大和具有连续性的中央政权等。②
（二）国际储备货币功能的发挥需要有效的国际收支调节制度安排。
1.金本位下对称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可以自动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金本位下，黄金是天然的国际货币。各国通过黄金自由流动及其价格效应实现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如一段时期A国对B国是国际收支顺差，则从B国流入A国的黄金增加，用黄金计价的本国商品相对于B国商品价格较高，A国商品竞争力下降；而B国由于黄金流出，用黄金计价的本国商品相对A国商品价格较低，B国商品竞争力上升，结果是下一段时期B国相对A国国际收支顺差，黄金从B国流回A国。因此，在金本位下，各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完全放弃内部平衡和对价格的干预，通过牺牲内部平衡来实现外部平衡。金本位的这种对称的、自动的调节机制，是当时国际自由贸易所必需的。同时，当时政府和货币当局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不高，本国经济国际化程度也相当有限，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对本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也不如现在这么深刻，金本位的自动调节机制有发挥作用的客观条件。事实上，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一体系创造了全球较长时期的高就业、低通胀和高速的经济增长。
一战爆发后，参战国大量举债，限制黄金的自由流动，对本国国内的价格水平进行干预。失去金本位体系的约束后，全球通胀水平大幅提升，严重影响了经济和贸易增长。一战结束后，各国为恢复经济发展、促进贸易增长，纷纷提出恢复金本位制。但由于战后价格水平大大高于战前价格水平，例如美元价格水平比1914年高出30%左右。如果按照战后价格水平恢复金本位制，将触发对黄金的巨额需求。如果黄金供给不能满足对黄金的需求，就会导致通货紧缩。黄金供给不足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协调全球重新回归金本位体系，建立各国货币与黄金的合理的货币比价，是一件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而美国和美元的崛起，使之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主导的、非对称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是不可持续的。19世纪后期美国开始崛起，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大于英国、德国、法国的总和。1945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部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60%，黄金储备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相当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3/4。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使得美国拥有了巨大的货币权力，在其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冲销手段将黄金和货币政策割裂开来；1934年，纽约联储通过买卖国债抵消黄金流出的货币紧缩效应，从制度上割裂了黄金与货币政策的联系，并让美元贬值，将黄金价格从每盎司20.67美元提高到35美元。1936年，美、英、法签订了《三国协议》，约定如果任何一国欲对汇率进行任何调整，必须事先相互知会。该协议奠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建立，美国承诺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则承诺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世界储备由黄金和外汇组成，美国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国家，美元是最主要的外汇储备。当黄金储备不能满足世界储备增长的需求时，就由美元来补充，这部分美元储备由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构成。其他国家根据自身利益，判断美元的供给是过度还是不足。如果供给过度，则卖出美元，买入黄金；如果供给不足，则卖出黄金，买入美元。其他国家通过调节储备结构来调节对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大小，美国则通过货币政策来影响其他国家的国际收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全球价格稳定和国际贸易的空前发展。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与金本位制最大的区别是：它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是不对称的，由一种主权货币（美元）来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美国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而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其他国家的通货紧缩，这一制度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到全球，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长期贸易逆差又会影响美元价值的稳定；而美国如果回归国际收支平衡，就会断绝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称之为“特里芬”难题。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西欧和日本经济兴起，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通胀水平的悬殊推动国际资本大量流动，加上美国大量的军事开支，共同导致美国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到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按35美元兑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其他国家也纷纷宣布汇率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实际上可以被解释为是对金融市场有序性的一种否定”。③
3.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失效，美元的过度供给导致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建立的牙买加体系是一种“没有制度的体系”。赤字国家与盈余国家和地区间的高度不平衡、利率和汇率的频繁波动，刺激了国际金融资本的跨国投机活动，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据统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30多年里，全世界一共发生了100次金融危机，其中每8年发生一次重大危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凸显，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如1991年英国的货币危机、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1994年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1995年的美元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直至2008年9月全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此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宏观背景就是在这一极不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各国国际收支高度不平衡，也是缺乏促使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机制安排所致。美联储长期以来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过度扩张和全球流动性过剩，催生了全球资产泡沫，加上过度的金融创新和无力的金融监管，最终造成了自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
（三）关键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安排是国际货币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础。
在金本位下，各国保持货币与黄金比价的长期稳定。央行不能通过发行货币来抵消黄金流出的价格紧缩效应，否则就会破坏黄金自由流动及其货币政策效应。金本位下的固定汇率安排确保了长期稳定的国家价格趋势，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在金本位制下，“游戏规则”一清二楚：不要玩弄黄金或汇率；维持预算平衡；让国际收支主导货币政策。④任何偏离上述政策原则的行为都将威胁金本位制的生存，导致经济、金融不稳定。金本位下各国货币与黄金的固定汇率安排实质上是依赖有效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和各国正确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组合。但金本位存在的主要矛盾：一是黄金产量的不足，从而带来长期的通货紧缩的压力，尤其20世纪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二是黄金产品分布的不均衡，经济发展水平和黄金产量在国与国之间分布并不均衡，从而产生了金本位崩溃的内在动力。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承诺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则承诺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一制度完全依赖于美国和其他各国对于体系维护均衡点的把握。如果美元适度贬值，各国用美元向美联储兑换黄金，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措施来促使国际收支的再次平衡，这一体系是可以维系的。但如果美元过度贬值，各国纷纷用美元兑换黄金，就可能造成美国单方面割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这种固定汇率制度的安排需要关键储备货币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战略合作，才能维持这一体系。事实上，由于国际收支结构的矛盾，各国汇率安排并没有朝好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浮动汇率制。
在浮动汇率制下，各国货币反复无常地波动，尤其是美元与日元之间的汇率剧烈波动。对于浮动汇率制度的经济学评价，一直争议很大。有的认为浮动汇率就像自由价格一样，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有的认为宏观价格水平的长期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宏观价格水平的稳定也包括汇率水平的稳定。根据传统理论，实行浮动汇率制后，各国持有外汇储备的需求将大大下降。但我们看到的却是相反的现象。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且一发不可收拾，并由此诞生了一批拥有巨额外储的主权财富基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国际汇率关系的多边机制，小国的利益可以在这一机制中得到考虑和安排；但在新的浮动汇率体制下，大国和小国的国际收支调节负担从根本上是不对称的。小国的利益没有机制的保障，受到外部冲击时，国际收支调节成本很高，这些小国只能被动储备大量的美元，以应对随时可能产生的外部冲击。事实上，无论是我国，还是东南亚国家，实行的都是“公开宣布的浮动汇率、事实上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以及巨额外汇储备”的“新三位一体”模式。⑤这种被动的美元储备政策往往会加剧各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和美元的泛滥，也增加了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四）国际货币体系急需改革，但美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主导国际货币体系。
要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对美元的实质性制约，回到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都是不现实的，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和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的外部约束来制衡美元。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相比金本位或者一种单一世界货币而言是一种次优安排，但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⑥在一个由超级大国、几个寡头大国和众多小国组成的世界里，几个寡头大国不会甘心美元的统治，将组成各种货币联盟或者推动某种货币的国际化以挑战美元。欧元的产生形成了对美元的强力挑战，而且欧元区一开始就制订了很严格的财经纪律。199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各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必须保持在3%以下，政府的总债务占GDP的比例必须保持在60%以内。如果违反这两个标准，就将受到相应处罚。1997年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约束和惩罚措施。虽然自欧元区成立以来，尤其是此次危机中，部分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比例超标，但因为欧元区主要国家德国有着强烈的反通胀的传统，欧元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任务。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元仍将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IMF 2008年《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美国GDP居世界第一，占比从2007年的24.5%提升到2008年的30.9%；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最强大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力量、最大的单一经济区域，还拥有完善的政治、法律、司法体系。目前全球70%以上的计价货币仍然为美元，90%以上的结算货币为美元。2008年末各国外汇储备中，美元占到了64%，而欧元、日元、英镑只分别占到26.5%、3.3%、4.1%。如果进一步分析外汇储备占比和主要国家国际贸易量占比情况，欧元、日元和英镑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大致相当于欧洲、日本和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也就是说，其他国家持有这三种货币主要是为了进行双边的贸易结算。美国2008年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8.3%，但美元储备占全球储备的64%。如果将与各国贸易结算量相当的储备货币去除，粗略估计，美元储备货币将占到全球储备货币的90%以上。国际储备货币如此高的集中度，要在短期内对美元进行资产组合的调整是难以想象的。美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主导国际货币体系。
二、人民币的国际化要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分三步：一是成为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二是成为金融资产定价货币，三是成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不能超出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要与国内经济结构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资本账户、资本市场、宏观调控等情况相协调。
（一）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完善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
一般而言，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保持国际收支逆差，从而让他国持有本国货币，作为结算、清算或者储备货币。国际收支逆差由两种方式实现：一是贸易逆差，二是资本项下逆差。
从美元取代英镑的历史看，美元最初是在贸易顺差和资本项下逆差的情况下实现国际化的。贸易顺差代表一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对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其他国家形成对美国产品的依赖；美国有要求其他国家用美元进行支付的谈判优势。同时，美国通过资本输出、对外投资和援助等资本项下的逆差，来实现他国持有美元的目的，使得支付成为可能。但资本项下逆差是难以持续的：一是政府不可能无限制地、长期地对其他国家进行放贷或援助；二是私人部门投资要求经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而跨国风险很大，投资都有本国偏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美国实现了从贸易顺差到贸易逆差来提供美元的结构性转变，同时通过吸收各国资本实现美元的回流。从国际收支逆差的结构转变中，不仅可以看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实现机制的转变，也可以看出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成为全球资本配置中心地位的历史。
德国和日本也曾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但效果不是很理想。这是因为，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在实现国际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仍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外向型的经济结构，贸易项下只能为顺差，缺乏推动货币国际化的现实基础。且两国特别是日本根本不想改变“出口型经济”的政策，因此从主观上也不积极推动日元国际化。德国马克以及后来主要以德国马克为基础建立的欧元之所以在国际储备货币占比中远大于日元，有两个原因：一是德国马克实现了在欧元区的区域化，欧元经济区和货币区深度较大，而日本并未实现在亚洲的区域化，亚洲经济区并没有得到整合；二是德国自二战以来，有着坚定的反通胀的传统，保持了德国马克较长时期的价值稳定，而日元历史上波动幅度很大。
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仍以制造业为主，出口在需求中占比很高，这一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同时，我国的发展需要吸引资本的流入，资本项下的逆差也有一个过程。因此，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只能走美、德等国家走过的道路。首先，必须建立强大的制造业，形成对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从而推动其他国家接受人民币；其次，通过借贷、投资和援助等手段使其他国家持有人民币。如允许其他国家政府和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熊猫债券”），其筹得的人民币既可以用来支付从我国进口商品的款项，也可向接受人民币结算的第三国进行支付，或者作为本国的人民币储备。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不能超出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货币的区域化是国际化的必经之路。美元在美洲、英镑在英联邦、德国马克在欧洲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德国马克的国际化进程也依赖于欧洲这一巨大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资产的交易区域。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元的通货膨胀加剧，推动了德国马克的国际化进程。在德国的主导下，1968年西欧开始构建经济与货币联盟，德国马克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正式开始。在随后的30年，马克迅速成为欧洲货币机制内各国央行最主要的干预货币，使马克在欧洲成为与美元平行的计价、计算和支付手段，全球也有约15%的国际贸易用马克进行计价和结算。进入21世纪以来，欧元取代马克，但从经济和政策特征看，欧元实际上是马克的延续。二是区域化的策略。人民币的区域化是亚洲的区域化，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的区域化，这一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程度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最近20年，地区内部（包括日本）的贸易增长，比它们与美国的贸易增长更快。目前，这一地区出口总量的约50%在地区内部发生，只有25%的出口流向美国。东亚各国在汇率政策上也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目前，在我国贸易项下整体顺差的情况下，对东南亚国家贸易项下为逆差。如果能提高我们的谈判地位，或者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如近期美元的贬值，可以推动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的流通和储备，同时推动人民币在亚洲其他区域的流通和储备。
（二）人民币国际化要实现资本账户的开放与货币可自由兑换。
虽然德国马克和日元在国际化之初并没有实现货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但随着货币国际化进程，自由兑换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货币不能完全可兑换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会影响货币持有国对该货币的处置便利，从而影响其根据实际需要和国际货币市场走势，对储备货币组合进行调整；二是会影响货币的回流，形成境内与境外两个分离的货币市场，影响货币的流通和定价，也对货币主权国的货币政策形成挑战。
货币可兑换要与资本账户的开放步骤协调一致。资本账户开放意味着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完全面对可能的外部冲击，宏观经济政策也将受到全球经济周期的直接影响。要素市场是否有足够的弹性，企业部门能否适应外部的冲击，宏观经济当局是否有平衡外部均衡和内部均衡的能力，将直接决定资本账户开放成本与收益的均衡。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看，由于新兴国家金融市场缺乏深度、经济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不完善、宏观调控能力有限，还难以直接面对资本项目开放可能带来的冲击。从全球角度看，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汇率、利率市场变动不已，全球流动性过剩，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国际资本流动的生产性越来越让位于投机性，无序资本流动的成本可能远大于原来所期望的经济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国家必须保持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相对隔离，我国作为新兴国家必须审慎对待资本项目开放。
如允许其他国家政府和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其筹得的人民币要流出我国境外，偿还时人民币要回流境内，或者从国际市场上用其他储备货币兑换成人民币来偿还债务，都涉及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账户开放问题。在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没有实现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人民币难以真正实现国际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推进人民币贸易的计价和结算，余额可通过政府进行双边清算，达到在资本账户未开放的条件下，实现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
（三）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建立有深度的金融市场。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其他国家持有的该国货币需要保值、增值。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债权市场以发挥“资产池”的作用。美国正是凭借其有深度的、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实现了美元储备国的投资需求，为各国持有美元储备资产提供了金融市场的支撑。
反观我国，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市场深度远远不够。截至2008年底，我国债券市场余额只占GDP的60%左右，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占到200%以上。债券市场仍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还很不成熟，也没有完善的衍生产品市场。例如，通过发行“熊猫债券”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发行主体信用问题。2005年10月国际金融公司(IFC)和亚洲开发银行(ADB)获准在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分别发行人民币债券11.3亿元和10亿元，主要投向是转贷给我国的民营企业，以避免外币转贷的汇率风险。因此，人民币并没有真正国际化，只是通过国际金融组织发债提高了我国企业直接融资的比例，增加了我国债券市场的交易品种而已。如允许其他国际组织和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投资者主要为国内人民币持有者，集中度风险高，不像美国等发达金融市场，投资者实现了多样化、国际化。因此，如何保护好国内投资者，防范发行主体信用风险是一个突出问题。二是金融市场深度问题。我国债券市场，无论是机构投资者占比，还是债券市场总量，都相当低。市场上缺乏与人民币债券挂钩的金融衍生产品，如远期、期权、互换等，投资者难以对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防范。
因此，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必须实现人民币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化，推进利率市场化，然后逐步建立发达的人民币市场，吸引非居民持有以人民币定价的资产。就具体过程而言，可以先放开人民币存贷款市场、货币市场和固定收益产品市场，逐步提高人民币的流动性，最后再考虑逐步放开股票市场。在推动各个市场建设的同时，要建立有效率的、与之配套的衍生产品市场，满足非居民投资者风险管理的多样化要求。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仅仅是人民币走向世界。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首先要建立一个发达的、有效率的、有深度的国内人民币金融市场。国内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和深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
（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如果人民币充当国际货币，人民币就具有了一定的超主权货币的特征，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变量就会发生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同时考虑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实现内部和外部两种均衡。
首先，是汇率政策的挑战。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汇率机制的安排非常关键。一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应当稳定；二是非储备货币和储备货币之间也应建立稳定的汇率关系。多元体系的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的大幅波动，将产生大量的货币投机现象。如果不能在各储备货币之间确定某种游戏规则，过度波动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但于全球经济无利，反而有害。人民币从非储备货币向储备货币转变过程中，必须保持与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的相对稳定。过去几十年来，日元币值的大幅波动，影响了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其次，也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在人民币没有实现国际化之前，汇率稳定、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和货币政策存在很多矛盾。按照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一国在汇率政策保持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就不得不部分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权或者放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下，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很大，往往会放弃部分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这些年来我国央行的操作方式是对流入的外币进行冲销，其优点是可以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企业部门进行生产和出口，其弊端是央行积累的大量的外汇储备，风险集中度高。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资本账户开放有一个逐步的过程，同时还要保持人民币对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就不得不部分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权，减少使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国际收支。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实体经济部门根据宏观经济的变化来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对国际收支的调节。这会加剧本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要求实体经济部门，包括产品市场、要素市场都有相当的弹性。美元之所以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除了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强有力的货币政策等，最重要的是其国内经济的良好的弹性，例如要素市场的高速流动、就业市场的弹性等等。另一个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后，央行不仅需要根据本国宏观经济状况调整货币政策，还要充分考虑国际宏观经济状况和周期对本国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一个现实的矛盾是：如果央行不能保持足够的独立性、拥有足够的政策手段，而政府往往更多地根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如就业等对央行进行干预，这将损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最后，对财政政策也提出挑战。一国如果处于封闭经济中，其财政政策是不会外溢的，但一国在开放经济中，财政政策的外溢效应非常明显。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决策中，财政的主导权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国内经济会更多地受到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如果过分利用财政政策对本国经济进行干预，外溢效应将会大大增加财政政策干预的成本，这种干预在开放经济中是难以持续的。因此，应对经济周期的办法，还是回到本国经济的弹性上，而这种弹性是建立在有效的市场经济机制、有效的政府管理、有效的产权约束等一系列制度之上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结论
综上所述，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具备诸多前提条件，即一个有足够独立性和专业能力的货币政策当局、一个更多考虑内外均衡的有效的财政政策体系、一个充分服务于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的大国外交政策框架、一个有深度的完全开放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国债市场），以及一个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部门（包括金融部门）和恰当的政治制度改革等。显而易见，这是一项长期的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不要急言人民币国际化。我国的经济结构还很不合理，内需的启动需要诸多条件的成熟，外向型的经济结构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实现国际化的途径选择；我国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债权市场缺乏深度，难以形成国际储备货币的“资产池”；我国的经济还很不具有弹性，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会远远大于其收益，宏观经济政策还受到诸多的限制，等等。事实上，即使这些条件成熟，也还有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当然，人民币国际化是大的方向，但当前更为实际的是如何将人民币打造成更便利、更为贸易伙伴信任和接受的计价和结算货币，仅此一步也将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改革过程。
［收稿日期］2009-10-16
注释：
①蒙代尔著，向松祚译：《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汇率与最优货币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②蒙代尔著，向松祚译：《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汇率与最优货币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③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2008年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演讲。
④蒙代尔著，向松祚译：《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汇率与最优货币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⑤李杨：《我们应该慎言人民币国际化》，《21世纪经济报道》2009-07-15。
⑥蒙代尔著，向松祚译：《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汇率与最优货币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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