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国际和社会民主党若干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若干问题论文,社会党论文,社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党国际概况
社会党国际是由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组成的国际政治联合体。它于1951年6 月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成立。社会党国际自称其历史始于1864年成立的第一国际 ，但由于其指导思想和纲领是沿着第二国际伯恩施坦的思想路线演变而来的，所以一般 都认为其历史始于1889年第二国际的成立。
社会党国际是一个松散的国际政党联盟，各成员党在推行自己的政策方面是自治的和 独立的，该国际的决议对它们来说并无强制性，其领导机构也不是各国社会党的中心， 而只是作为一个交换情报和经验、协调各党的行动、表明各社会党共同立场的组织。因 此，虽然各党都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但是社会党国际内部以及各党内 的具体政治倾向和政策各有不同。
社会党国际总部设在伦敦。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截至199 9年底，社会党国际有91个正式成员党，25个咨询成员党，15个观察员党，3个兄弟组织 和9个联系组织。这五类成员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第一，正式成员党，有发言权、 表决权，需缴纳会费。第二，咨询党，有发言权并缴纳会费。第三，观察员党，可出席 、观察正式会议，需缴纳会费。第四，兄弟组织，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第五，联系组织 ，有发言权。(注：余邃主编：《外国政党概要》，第34—3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 社，2001年版。)
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大多建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中主要的政党有德国社会民主 党(成立于1863年)、英国工党(成立于190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法国 社会党(成立于1905年)、奥地利社会党(成立于1889年)、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于1891年) 、西班牙社会党(成立于1879年)、葡萄牙社会党(成立于1875年)，这些国家的社会党都 有自己的历史和发展道路，但有不少地方是共同的，从而形成这一类政党的一些基本特 征。社会民主主义反映和代表了各国社会党及社会党国际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主 张上、在处理政治问题的基本观点上、在基本理论的出发点和方法论上诸方面的共同之 处，被奉为各国社会党思想体系和目标模式的统称。但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社会 民主主义政党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各党自身发展成熟程度的不同，以及各党领 导人和活动家们主观因素的不同，各党对问题看法的着眼点、侧重点和实践活动的方式 方法等因之都有所不同。这样，各国党的理论和实践在思想政治倾向基本一致的同时， 又都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的模式。(注：曹长盛主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比较研究 》，第1—2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二、社会民主主义的三个时期
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自19世纪末到今天，以其理论和政策的变化为依据，粗略地可以 分为三个时期：(1)伯恩施坦构建社会民主主义基本理论及各国社会党纷纷加入本国政 府的时期；(2)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的，在理论上彻底抛弃马克 思主义的时期(1959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根 据此次党代会举行的地点，史称“哥德斯堡纲领”)；(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 ，社会民主主义以托厄·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为标志进一步“自由主义化”， 以适应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注：王振华、陈志瑞主编，《挑战与选 择——中外学者论“第三条道路”》，第299—305页、第303页、第193页、第193页， 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版。)
(一)第一时期
在19世纪末，伯恩施坦写出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注：伯恩 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奠定了社 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伯恩施坦在这本书的第一版序言中说：“随着民主制度的增加，在我们其他方面的社 会生活中缓慢地、但是坚定地开辟了道路的那种更为人道的看法，在意义更为重大的阶 级斗争面前将不仅不却步不前，而且同样要为阶级斗争创造出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在 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 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注：“一百年前的流血革命”当指法国大革命——笔 者。)
这本书是伯恩施坦主义完整的阐述，是“改良主义”的一个宣言书。它从根本上否定 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特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坚决反对“暴 力革命”，他在这本书1920年再版的“跋”中猛烈抨击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粗暴化了 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于野蛮暴力的创造力量的过高估计”。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 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 切”的观点，成为改良主义的思想信条。(注：《新时代》，1897—1989年，第1卷，第 55页。转引自程玉海、林建华，《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若干问题研究》，第 282页，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二)第二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初期，各国社会党程度不同地陷入了理论矛盾之中，主 要是执政党的地位(或作为争取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反对党的地位)和它所宣称的“社会理 想”之间无法合拍；它需要在保持“左”派的旗号和适应形势之间寻求一种可以自圆其 说的理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20世纪 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民主党具有双重属性，可以说是左翼的右翼、右翼的左翼。换言 之，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光谱上，相对于共产党，它是右翼；而在欧洲各国政治的光谱上 ，相对于资产阶级政党，它又属于左翼的范围。它也自认为处在这种位置上才能保持其 特性。
“哥德斯堡纲领”说，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 学”，(注：《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第149页，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1985年版。) 这就完全断绝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主 席的勃兰特在70年代初与奥地利社会党第一书记克赖斯基、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一书记帕 尔梅多次通信和聚谈，讨论民主社会主义在新时期的理论问题，认为伯恩施坦主义也已 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需要加以修正。他们所指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民主党普遍 陷入危机，而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纷纷上台，并且政绩颇佳，在大选中连选连任 。他们一致认同“哥德斯堡纲领”的思想路线，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是“自由 、公正(平等)、团结(博爱)”，宣告：“我们是启蒙运动的后代”，社会党不是“精英 党”，而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党，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
(注：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第126页，当 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东欧剧变、苏联演变和解体，无疑是20世纪下半期 欧洲乃至世界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不仅彻底改变了原苏东地区的社会性质，而且 也极大地影响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苏东地区“共产主义制度”的 崩溃起初是如释重负，甚至是幸灾乐祸的。它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现实 社会主义”的失败。言外之意，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道路。它以为可以从其意 识形态老对手的失败中分享“政治红利”。然而，它很快便不得不分尝对手失败的苦果 了。在西方资产阶级眼中，共产主义的失败应该连带引起民主社会主义的失败，以便使 它永远没有挑战的威胁。这种不利的政治局势，加上其传统福利政策的日益明显的局限 性，使社会民主党在90年代初同样陷入困境。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整个欧洲 都在疏远社会民主党，原来处于执政地位的社会民主党纷纷沦为在野党。
(三)第三时期
为摆脱困境，各国社会党力求在政策和战略方面有所创新。1994年起担任英国工党领 袖的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可以说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个时期”。社会 民主主义是从理论斗争起家的，这一点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不同，它需要用理论说明 策略变化的必要性，所以它就必须不断地修改原来的理论，布莱尔说，社会民主主义是 “永恒的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向来以“左”自诩，一般舆论也这样称呼它，这在 过去对工人阶级、劳动者曾有相当大的号召力，现在形势变了，这个“左”字越来越转 变为捆绑手脚的羁绊了。(注：王振华、陈志瑞主编，《挑战与选择——中外学者论“ 第三条道路”》，第299—305页、第303页、第193页、第193页，中国社科出版社，200 1年版。)新“第三条道路”，就像伯恩施坦主义和“哥德斯堡纲领”起过的作用一样， 试图为理论困境寻求出路，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说圆。90年代以来的局面象是1919年前 后局面的颠倒：当时是社会主义政党争相左倾，每一个落在后面的政党都设法拉住前面 政党的后襟；现在却是竞相后退，每一个党都用自己的后背贴向比它更靠后的党，而更 靠后的那个党便急忙闪开，唯恐成为前面那个党的避风墙。
目前社会党对新“第三条道路”的内涵尚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 论体系，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注：杨雪冬、薛晓源主编： 《“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第1—21页，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在价值观上，继续接受“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观，坚持民主、自由、公正，但放 弃阶级政治和左右划分，反对将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布莱尔的智囊吉登斯 认为目前的世界是一个“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世界。因此，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在 于社会党政府愿意和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和纠正。
2.在经济体制上，提出要建立既强调市场功能又强调政府作用的“新的混合经济”， 实现经济生活中的管制与非管制、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平衡。而欧洲社会民主 主义此前一直致力于建立的“混合经济”体制，旨在保持私有制与公有制的适当平衡， 维护合作社等社会所有制。
3.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国家对经济的责任是社会党的一个基本理念，不能放 弃，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没有凯恩斯时代国家单独调控的可能。政府为经济提供 条件而不是指挥经济，并要利用市场的力量服务于公共利益。
4.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要求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承认政府在社会领域的有限作 用；主张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制”，实行一种“广泛包容”的政策，使在“老 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理想中受亏待的个人自由能得到发挥。“第三条道路”提出要掀 起“民主化的第二次浪潮”，“直接授权于民”。
5.在福利国家问题上，认为福利国家原则上是非民主的，要改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 资国家，实行积极的福利国家政策，把社会福利国家改造成一种主动的福利，其目的不 仅是在风险面前提供职位，而且是要对机会实行管理。如布莱尔许诺要对福利制度进行 “根本性改革”，提出“从救济到工作”的计划。
6.在党建方面，主张从纲领党进一步转变为选举党，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以现实需要 和选举需要制订政策，以争取更多的选民。传统的工人阶级过去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主 要依靠力量，但是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传统工人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少，这使它在选举 中处于不利的境地。为了适应选举的需要，求生存、谋发展，它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依 靠力量。现在，从理论上讲，它可以依靠三个群体的力量：一是传统工人。他们虽然只 占人口的6%，但却是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选民和坚定支持者，是它不能放弃的依靠力量。 二是计算机、文化、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三是小业主。社会民主党依靠这三个群体就 要以形成政治多数，就能保证在选举中获胜。
三、社会党国际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
(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国际性组织——社会党国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态度大致可 分为下述几种情况。(注：参见程玉海、林建华：《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若 干问题研究》，第305—310页、第335—344页、第339—340页、第352页、第349—357 页，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一种态度是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 主义的渊源完全断绝，甚至宣称社会民主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例如，英国工党强 调，英国的社会主义不是来源于马克思，而是来源于穆勒、韦伯、肖伯纳和英国国教的 社会主义，声称要继承工联主义和费边主义的理论。
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二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相并列的一种学 说，只承认马克思主义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个阶段，或者是只承认马克思主义 哲学、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些部分或某些观点。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 》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根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康德古典哲学”，从而“告别” 了马克思主义。直到26年之后的1985年，在《前进》周刊上发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新原 则纲领草案初稿中才又加进了“马克思主义”。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详尽地阐 述道：“基督教关于人性的说教及其伦理要求，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人权，康德的伦理 和哲学思想，黑格尔的辩证法，历史哲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伯恩施坦对马克 思主义的批判，罗莎·卢森堡的自发论以及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判，舒马赫的自由社会 主义，还有布洛克、阿登纳、科拉科夫斯基、拉斯基等人提出的最新理论——所有这一 切，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博采各家而又相互协调的出生证，它们一起构 成了这个独一无二的伦理信条”。(注：《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俄文版)，1973 年，第8期，第22页。转引自程玉海、林建华：《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若干 问题研究》，第306页。)
英国工党理论家在195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写道：“在我看来，马克 思对于现代的社会主义者是无可贡献了……他的教导所能对应的那些条件早已消逝了” 。葡萄牙社会党也认为现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能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 思想。在马克思诞生150周碾时在他的故乡特利尔举行的纪念会上，社会党国际领导人 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更是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第二国际 内占主要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在战后，“改良主义成了在社会党国际内占统治地位的 意识形态”。因此，“在欧洲民主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有效 力量”，“马克思主义不再能鼓舞工人，不再是其精神领袖了，……指导他们的是进化 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注：《现代西方社会思想评介》，第3 4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法国社会党领袖居伊·摩勒则承认马克思主义对 资本主义的批判，赞成辩证唯物主义，而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注：尤·布劳恩塔尔： 《国际史》，第3卷，第245页。转引自程玉海、林建华：《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 主党若干问题研究》，第307页。)
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三种态度是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而将马克思主义与民主 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G·乌泰、H·容克尔等人编写的《民 主社会主义》一书认为，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精神基础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 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义有密切联系。(注：《民主社会的和谐与冲 突》，第49页，慕尼黑—维也纳，19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埃希勒在《民主社会主 义导论》一书中，强调：“马克思的思想涉及的是个人的自由，而不是一个阶级的统治 由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所取代”。(注：转引自程玉海、林建华：《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 社会民主党若干问题研究》，第308页。)
与各国社会民主党不同，社会党国际表示它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甚至还声称自己是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正统”继承者。先后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和社会党国际主 席的勃兰特就表达了这种观点。1970年，在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时，他说：“我们 大家都是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肩膀上的。”(注：维利·勃兰特：《恩格斯和社会民 主党》，第11页，哥德斯堡，1970年版。)1983年，他又指出，必须否定和抛弃马克思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马克思的有关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 政的论述、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观念；必须抛弃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 理解，因为它至今仍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地下革命的密谋传统联系在一起，等等。(注 ：《社会党事务》，1983年第3期，转引自程玉海、林建华，《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 会民主党若干问题研究》，第308页。)
不难看出，社会党国际及其领导人的上述表白并不表明他们仍然信奉马克思主义。勃 兰特在1977年说得更明白：“民主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 。”(注：《社会党事务》，1977年第7—8期，第92页。转引自程玉海、林建华，《共 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若干问题研究》，第309页。)而所谓自由的社会主义就是 被社会民主党人抛弃了革命精神、抽掉了革命内容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苏东剧变后， 西方社会民主党更是坚定地崇信伦理社会主义，表示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决裂 。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 根本的变化。对于这种继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之后的变化，在社会党国际的 声明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和反映。大体说来，这些纲领和声明 都强调“多元化”或“中立化”原则。“多元化”强调除了马克思主义外，还有其他一 些学说同为社会民主党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中立化”侧重于说明对马克思主义和 非马克思主义学说要一视同仁。(注：《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第3页。转 引自程玉海、林建华，《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若干问题研究》，第309页。)
(二)对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注：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第94—96 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对待资本主义
社会党国际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多弊病，主张以和平的、改良的手段使资本主义演 变为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使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无法避免灾难性的危 机和大批失业”，“产生了社会的不安定与贫富之间明显的对立”。它谴责资本主义“ 凭借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对殖民地的剥削，使国家间和民族间的冲突更加剧烈”。
同时，社会党国际也承认资本主义在过去一二百年中实行了许多积极的变革，如推行 福利国家制度，承认政府在经济和社会计划方面的责任，增加选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在政 治上的影响，这些措施使资本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了“令人心旷神怡的幻想曲 ”，产生了“将无止境的增长的田园诗”。经济的这种增长将在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不 断提供公平正义。所以社会党国际认为可以通过改良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进 行医治，如刺激经济发展，重新分配就业机会、收入和财富，调整发展中国家与先进的 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做一些改良。
2.对待社会主义
社会党国际强调自由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所在，是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的 出发点。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其成立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亦称 《法兰克福宣言》)——中宣称：“社会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以民主方法建立一个自由 的新社会”，“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强调“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充分实现”。
首先，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指政治民主，政治民主在实践中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走民主的议会道路。
第二，坚持多党制的立场。
第三，要求有思想、言论、教育、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同时崇尚法治，要求做到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其次，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指经济民主。其含义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要实行国有化和部分国有化。《法兰克福宣言》指出：“社会主义谋求一种制 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那些制度内，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润的利益。”要达到这 一目的，“生产必须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计划的”，需要对经济做有效的民主管制。 可以由国家的有关机构决定公共所有制的范围，把现有的私有企业国有化，创立新的公 共企业或生产合作社。
第二是指生产者和消费者及其组织对生产、销售、分配等过程的决策产生影响，与资 方共享决定权。《法兰克福宣言》提出：“工会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组织是民主社会的 要素，决不可让它们堕落成为中央官僚机构的工具，或成为一个僵硬的组合体系。这些 经济组织，在没有侵犯国会的宪法的权限内，应使其参与拟订一般经济政策。”所有公 民应通过他们的组织或个人的自愿，参与生产的过程，以阻止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官 僚资本主义发展。
至于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前节有关新“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容 中已经做了介绍，此处不再重复。
(三)英国工党对待工会态度的改变(注：参见程玉海、林建华：《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 社会民主党若干问题研究》，第305—310页、第335—344页、第339—340页、第352页 、第349—357页，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英国工党从其于1900年问世算起和工会共生并存了一个世纪，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 们保持着一种特殊密切的伙伴关系：工党是工会的政治臂膀，工会是工党的选举臂膀。 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英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 以及工党思维的更新和工会策略的调整，两者的距离却越拉越大。
由费边社著名领导人悉尼·韦伯夫妇于1917年写就的党章第4条款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 工党的基石、象征和灵魂。该条款规定：“要使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 劳动成果并享受最公平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主 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体制成为可能。”(注：王振华、陈志瑞主编，《挑 战与选择——中外学者论“第三条道路”》，第299—305页、第303页、第193页、第19 3页，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版。)
1945年秋，工党在例行代表大会上通过《让我们面向未来》的纲领，在工党运动史上 第一次宣布，工党的最终目的是“在英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到1948年，艾德礼颇为 自豪地宣称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按照工党的解释，“福利国家” 的内容是：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全面福利和公平分配。艾德礼认为，工党已找到了一 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个人自由与计划经济、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 度”。(注：《泰晤士报》1948年1月4日，转引自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 —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第238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党和工会的矛盾从未彻底消除过，而且日趋紧张；虽不至于 分道扬镳，但也可以说是矛盾重重。工党政府在立法、决策上如不考虑工会的利益，工 会则以罢工作为回敬，甚至把工党政府整垮。这种情况在60年代之后的英国屡见不鲜。
关于工党和工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工党的角度来说，工党是一个寻求掌握政权的 党，通盘考虑国人的意志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因此，无法满足工会的一切要求。同时， 英国社会结构、阶级结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 的中间阶层占就业人数的比例越来越高，工人阶级内部以熟练工人、技术工人和服务性 行业工人为主体的白领工人大大增多，国民观念日益倾向于中间。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工会的政治作用。如果仅仅依靠工会的支持，那么工党就没有希望重新上台执 政。从工会的角度来说，既然是他们出钱出人支持工党上台，那么要求工党政府在决策 中优先考虑他们的利益则是理所当然的。工会领袖乔治·伍德科克的说法是：“工党的 头等大事是捞选票、我们关心的则是挣工资。”因此，当“捞选票”与“挣工资”没有 冲突时，工党和工会就可以团结起来；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矛盾就会出现乃至激化，工 党和工会之间的疏离是不可避免的。1983年，英国职工大会总书记默里曾公开宣称“工 会既不是保守党的，也不是工党的”，这无异于公开地和工党“脱离关系，划清界限” 。(注：参见程玉海、林建华：《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党若干问题研究》，第3 05—310页、第335—344页、第339—340页、第352页、第349—357页，工人出版社，20 00年版。)
英国工党在1997年重新上台，距前一次于1974年大选获胜，在野了18年，创下了西方 世界主要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野时间最长的记录。自1979年下台后，它一直卧薪尝胆 ，企图东山再起。以争取选民作为主要取向，英国工党在自身理论、政策和组织上都进 行了不断调整，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工党在新形象的重塑中，则开始有意拉大与工 会的距离，疏远与工会的关系。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中间阶层日益庞大，人们的思 想倾向出现偏转，工党的传统优势逐渐失去，鲜明的“社会主义”口号不但不再能使工 党赢得更多的选票，反而成了它争取中间阶层选民的一大障碍。同工会的密切关系也常 常给工党带来很多麻烦，工党因此把工会转而看成是“政治上的绊脚石”。特别是从19 79年起，工党在大选中一再失利。面对这一局面，1983年尼尔·金诺克出任工党领袖后 ，举起了50年代末工党领袖盖茨克尔提出的工党“现代化”的大旗，开始了工党的变革 进程。1994年，年仅41岁的布莱尔接任工党领袖。上任伊始，他就提出“新工党，新英 国”的口号，加快了变革的步伐。布莱尔认为，“除非工党准备放弃其过时的意识形态 ”，“否则选民们是不会把权力交给工党的”。为此，布莱尔上台后把修改党章第4条 作为其实现工党现代化工作的突破口。他提出：“工党党章中无选择地主张实行国有化 是很愚蠢的。事实上，工党已不再相信它，况且10年来也未曾承诺要真正扩大国有化。 ”“工党要结束自1979年以来已连续4次在大选中失败的局面，就需要放弃已近80年历 史的决心实行大规模国有化的章程。”(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 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1995年4月，工党在年会上终于通过了 修改党章第4条的决定。
修改后的该条题为：“关于社会、社会正义、民主、平等、伙伴关系的价值观”。经 过修改使原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制度变为一种价值观，把作为社会主义目标的公有 制、国有化转变成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把社会主义重新界定为一种人们之间 的伦理关系而不是物质利益。这种转变的实质是把“制度社会主义”转变成“价值社会 主义”。(注：王振华、陈志瑞主编，《挑战与选择——中外学者论“第三条道路”》 ，第299—305页、第303页、第193页、第193页，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版。)
工党修改公有制条款，意在模糊自己的社会主义色彩，淡化自己的阶级色彩，强化工 党作为一个“人民党”的形象，从而吸引和拉拢中间阶层和工商界，向首相的宝座冲刺 。布莱尔在1995年9月费边社召开的纪念1945年大选获胜50周年大会上公开表示：“要 使工党变成一个开放的党，一个成员包括私营业主和无产业者、小商人及其顾客、经营 者和工人、有房者和住公房者、熟练的工程师以及技术高超的医生和教师的党。”他也 曾在公开场合向企业主们声称：工党是一个工商党。保守党已不再是工商党，那种认为 保守党是工商党，工党是工会党的看法完全过时了。这就使得工党在企业主心目中的形 象发生了改变。有人认为，保守党正在失去它的“天然的老板们的政党”这一头衔。
与此同时，布莱尔在公开场合也多次界定工党与工会之间关系的准则。1995年9月12日 ，在英国职工大会年会上，布莱尔毫不客气地向工会代表说，工党的决定，工会可以进 行说服，但决定权必须由工党来掌握，工党要管理整个国家，不允许某个既得利益集团 在内部支配它。在疏远与工会关系的同时，工党还着手限制工会的权力。1981年以后， 工党领袖由三个选举团在年会上分别选举产生。表决权的分配是：议会工党选举团占30 %，选区工党选举团占30%，工会和其他团体选举团占40%。这种制度对工会是较为有利 的。金诺克上台以后，提出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及表决方法。史密斯接任后，通过了 实行这一办法的决议。布莱尔正式实行这一办法。按照这一办法，选举表决仍分议会工 党选举团、选区工党选举团、工会和其他团体选举团三部分，但每个选举团各占1/3的 表决权。这样一来，就削弱了工会领袖集团在工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布莱尔还大 造舆论说，如果工党在下一届大选中获胜，它将不打算废除保守党执政期间旨在束缚工 会的劳动法规和政策，而且，工党政府只给工会公平机遇而不是任何特权。在实际活动 中，工党也没有对1995年工会组织的铁路罢工给予任何支持。工党如此明确地把工会抛 在一边，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布莱尔提出的“新思维”和新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党审时度势后的选择，但遭到工 党左派和工会的坚决反对和强烈抨击。他们认为，布莱尔为了实现上台执政的目的，而 改变本党的最高纲领，就是在与保守党“同流合污”。有人甚至威胁说，工会是工党的 “根”，如果工党继续藐视工会的存在，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下届大选必败无疑。但是 ，经过三年的厉兵秣马，工党终于在1997年5月1日的大选中取得胜利，布莱尔成为18年 以来英国第一位工党首相。
四、社会民主党在上世纪末面对困境进行的反思及其提出的对策
(一)回归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注：托玛斯·迈尔著、殷叙彝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 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第2—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针对在20世纪90年代初面临的困境，社会民主党的对策之一，竟然也同它的先前对手 一样——改名换姓，即放弃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将其指导思想重新改称为社会民主 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在1991年出版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导论》(1 980年初版)的修订增补版时，把书名改作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注 ：中译本改称《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6年版。)，并在书的末 尾特意解释道：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中，从一开始就有三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名称被用 来说明同一件事，即Sozialdemokratie(社会民主主义)、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民主的社会主义)和Soziale Demokratie(社会的民主主义)，并且民主的社会主义就是 社会的民主主义。这种解释，显然是与当时的背景直接相关的。
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19世纪6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陆 续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仍旧袭用了社会民主主义一词。1890年德国 社会主义工人党改称社会民主党。此后各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通常也命名为社会 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在这一时期，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起初仍比较模糊，但后来随 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逐渐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并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词使用 。它同时也表明，争取民主也是工人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
19世纪末年，尽管欧洲各国社会党内部的派别分歧已很明显，但是各派一直仍旧笼统 地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来表述党的思想和理论，不过各自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已大 相径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在评判德、法等国支持战争的社会党领袖时，还 指责他们“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直到1917年4月，列宁才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政 党应当抛弃社会民主主义，改称共产党。而各个社会党内的中派和右派仍旧维持原来党 的组织和名称，仍旧把自己的主张概括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来同共产党所主张的布尔什维 主义对立。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内涵与第二国际时期相比已有变化，它的 基本内容是：主张用和平的、渐进的方式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 提倡一般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社会党方面开始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社会民主主义的同义 词使用，这也是为了突出它们的主张的民主主义性质，突出它们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立 。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成立代表大会通过了《原则声明》，正式宣布 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为目的。此后，在当代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献里，社会民 主主义一词逐渐被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所取代。
苏东剧变以后，欧美各国右翼政治家、理论家和传媒竭力宣扬资本主义已取得最后胜 利、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的谬论。他们不仅攻击共产党，而且也攻击社会党。“历史已 经终结”和“社会民主主义世纪已经结束”的说法一时甚嚣尘上。社会党方面尽管过去 和现在都强调民主社会主义和苏联东欧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但在这样 强大的攻势下也感到很被动。继两德合并前的东德社会民主党1990年2月在其基本纲领 中表示“宁愿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后，奥地利社会党在经过酝酿讨论后于 同年6月决定改称“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部分人主张面对当时的困难局面，应以进攻的姿态捍卫民主社会 主义概念，要使公众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绝没有使民主社会主义丧失信誉，而是 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已使“社会主义 ”大大丧失信誉，如果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它所造成的误解会超过它对人 们的启发，因此坚持旧的名称是没有好处的。但这一争论达到一定程度即告结束。1994 年，该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关于处理一个概念的困难》，介绍 了争论双方的观点，却回避了对这些观点的是非判断。而实际情况是，此后社会党的文 件和涉及社会党的论文和著作中，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又逐步取代了民主社会主义一词。
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社会民主党逐渐打破苏东剧变后的沉沦和沉寂，处于上世 纪末的欧洲已经遍地呈现粉红的“玫瑰色”。(社会党国际以红色玫瑰为标记，欧美舆 论多以此形容左翼政党或政府。)在欧盟15国当中，除了西班牙、爱尔兰是右翼掌权，1 999年6月14日同一天，比利时德阿纳领导的中左政府集体辞职、卢森堡社会工人党未能 在选举中保持第二大党地位而导致联合政府辞职之外，其他11国都是左翼执政。他们的 当选也使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优势大大增加，为社会民主党的复兴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社会民主党的现实影响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组织力量方面。执政或作为建设性反对党， 是他们展现自身实力的基本方式。
不过，为了扩展自己的实力而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无条件让步，则成了其社会吸引力丧 失的根本原因。他们引以自豪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 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是资产阶级让步的结果。此外，社会民主党人一度 为“社会主义”力量在欧洲的强大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制度与社 会主义制度的对立。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在西欧国家执政不令排除这样的因素：作 为前者的代理人来与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人相抗衡。而今，冷战结束了，欧洲共产党政权 不复存在，社会民主党人会不会因竞争对手的消失而使自己失去存在的必要呢?面对这 种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主要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都提出了“革新”的问题 。但是，从革新的结果看，似乎没有摆脱同保守党妥协的老路子，明显地向右倾斜。尽 管有的党(如英国工党)选举力量显著上升，其思想理论影响却不见丝毫增长，反而有所 下降，甚至正是后者的下降促成了前者的上升，有人指出，1997年英国大选是布莱尔胜 了，工党败了。施罗德当选德国总理后也认为，国家比党重要。他提出要造就一个更为 开放、更加宽容、更加人道的国家。他还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正义(工会的要求)这二 者并不是相悖的，德国的企业都很好地掌握了这一规律。意大利总理达莱马也表示：政 府将继续推进私有化进程，并使之扩大到公用事业部门。
可以说，“欧洲有左派，而不是真正的左派的欧洲”。如同政治学家拉赛尔教授所认 为的，就是这个左派，成分也不同，也不统一。从历史上看，这些社会民主党走过了漫 长的道路。它们都转向了市场经济，都经历了深刻而痛苦的现代化转变。按照拉赛尔教 授的说法，今天，这些社会民主党代表了三种主要思潮：工人大众的观点，抓住福利国 家不放；自由主义的保护生态主义思想；自由派的专家治国论，提出要搞清什么是现代 化中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注：参见程玉海、林建华：《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 党若干问题研究》，第305—310页、第335—344页、第339—340页、第352页、第349— 357页，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二)提出新“第三条道路”(注：参见程玉海、林建华：《共产国际与当代西方社会民 主党若干问题研究》，第305—310页、第335—344页、第339—340页、第352页、第349 —357页，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东欧剧变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为走出困境，开拓继续发展的 进程，确实都进行了反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和修补纲领政策。社会党国际于19 92年9月在柏林召开了“十九大”，力图明确各国社会民主党对苏联、东欧剧变后的世 界新局势的态度以及在这一新局势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会在意识形态方面，回避了“民 主社会主义”一词，重提“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指导思想，表现出淡化意 识形态的倾向和更加务实的特征，这表明社会党国际的力量和影响相对衰落，并力图在 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的生长点。
1996年9月9日至11日，社会党国际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二十大”。大会的主要议题是 经济、和平和人权问题，并相应地通过了三个宣言，另外还通过了针对各国和各地区具 体情况的总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临近21世纪时召开的，因此这四个文件主要是对过 去的总结和对21世纪的展望，从中也可以看出社会党国际在当初和今后一个时期所关注 的问题及发展趋向。
由于欧洲政党格局的变动，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化”的倾向加强，未来可能有更多 的欧洲左翼政党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国家多党制的发展，也会有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政党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还由 于原苏联、东欧地区的一些左翼政党正在向社会党国际靠拢，因此，社会党国际组织的 力量可能有所增强，成员党数目可能会继续增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赖蒙德·赛德曼认 为，如果把社会党国际“十三大”(1976年)和“二十大”(1996年)相比，其质量的提高 是显而易见的。经过20年的发展，社会党国际在问题立场、成员结构和政治目标设置上 都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组织，从而为社会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对党和执政党在社会党 国际之内和之外的世界政党合作开辟了广泛的政治可能。在社会党国际“二十大”结束 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说，经过40多年的发展，社会党国际的 成员已经增加到140个，今后力量将不断壮大，成员也许会增加到200多个。
不过，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社会党国际这种松散的、简单的规模扩 大所引发的潜在消极作用。就连莫鲁瓦在“二十大”上发表的讲话中也不无忧虑地提出 ，由于组织力量的迅速发展，社会党国际的性质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他提议社会党 国际必须抓紧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1、重新发动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辩论；2、在 进一步扩大成员党数量的同时，加强成员党的思想认同；3、调整组织结构，克服机构 设置的重叠交叉现象。
1999年，社会党国际召开了“二十一大”，这也是它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它全面回顾和总结了社会党国际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并设计了面向21世纪的发展方略。 而90年代下半叶西欧社会民主党令人振奋的“回潮”，则可以看作是向社会党国际“二 十一大”的“献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初期，各国社会民主党继续在纲领中、宣言中习惯性地沿袭 阶级分析的传统观点，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已越来越认同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在阵营对立中也站在西方立场上。但是，在国内问题上，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比，仍被称 为“左”派的政治力量，他们自己也以“左”翼自诩。这样，各国社会民主党就程度不 同地陷入了理论矛盾之中，主要是执政党的地位(或作为争取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反对党 的地位)和它所宣称的社会理想之间无法合拍。它需要在保持“左”派的旗号和适应形 势之间找出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
新“第三条道路”就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为把自己与其历史上的老左派和新右派区别开 来，标明自己的理论实践创新而量身定做的“新装”。从政治定位来看，它要走一条介 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道路。而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时宣称， 社会民主主义要走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从 左至右排列的政治光谱上，新“第三条道路”要比半个世纪前的“第三条道路”更偏右 一些。它提出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标明自己的新左派身份和第三条道路创新思想， 使自己与老左翼和右翼明确区别开来；二是重构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实现政治力量的 重新组合。突破原来的选民基础，扩大支持者的范围，并且要与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中 间派求大同存小异，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以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新的中心地位；三 是寻找解决社会经济诸问题的“全面方案”。它认为，倡导国家干预、福利制度的社会 民主主义与推崇市场和个人本位的新自由主义都过于狭隘片面，都无法给今天的西方世 界提供一个全面解决问题的清单，因此，必须突破这两种思路和模式，找到新的出路。 在新“第三条道路”看来，目前资本主义面临的不单纯是经济增长问题，而是更广泛、 更深刻的问题。因此，新“第三条道路”所要做的就是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 值等诸多领域入手，找到一个全面医治的方案。
不容忽视的是，近三年来，欧洲政治又逐渐向右转，尤其是极右政党组织声势上升。1 999年，以海德尔为首的极右翼政党——奥地利自由党在选举中获得较多选票，同保守 的奥地利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遭到欧盟其他成员国的一致抵制和制裁。2001年，意大 利右翼政党在大选中击败左翼政党，同极右翼政党联合执政，引起欧洲政坛的不安。同 年，丹麦右翼政党人民党也取得了较大胜利，一跃成为该国的第三大党。2002年3月， 葡萄牙右翼政党在大选中击败了执政的左翼政党。5月，荷兰右翼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 击败执政的工党，成为第一大党，极右翼的荷兰生存党跃居第二位。6月，在法国议会 选举中，右翼政党取得多数，结束左右共治的局面。在德国，右翼政党在今年秋季大选 中获胜的可能性也不可低估。面对这一新的挑战，欧洲各国的社会党将如何应对，值得 人们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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