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时期的返儒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试论论文,倾向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战乱时期，也是士大夫发现个性价值、寻求独立人格的自觉时代。士大夫在选择人生道路和伦理道德方面超逸传统，出现重个体自由而轻外在功名、操守和学问，重真情而轻礼法的社会现象。但是，由于传统的巨大惯性作用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处于低潮的儒学在魏晋时期逐渐显露出蹶而复振的苗头，一度沦丧的儒家伦理道德出现了渐次复位的迹象。本文拟就魏晋时期返儒倾向产生的原因、作用等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同好。
一
东汉以经学为士大夫出身之道，官学私学并行于世，但繁琐僵化的经学在汉末战乱的背景下走向衰落，经学、儒生不为世所重。曹操为广揽人才，倡扬“唯才是举”，将才凌驾于德之上，与以“经明行修”为标准的东汉传统选官方法公开对立。曹丕为寻求世家大族合作与支持，推行九品中正制。由于大族的操纵，九品中正制演变为以血统门第选官的仕进制度，士之出路不由经学，传统的学问遂为时代所轻。董昭曾这样描述当时读书人的情状：“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注：《三国志·魏书·董昭传》。）汉末以来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道路受阻，“周孔之业，弃之度外”（注：《颜氏家训·勉学篇》。）。而从“党锢之祸”到曹氏、司马氏屠戮士大夫，士大夫以名声求权势，以权势保优裕生活的常规亦相继破灭。再加上战乱的频繁、疾疫的蔓延使生命短促，死亡的威胁不仅使社会下层，连上层士大夫也有了强烈的感受，儒家传统的“未知生，焉知死”（注：《论语·先进》。）的逃避死亡的态度被打破了，士大夫“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注：石崇《金谷诗序》，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58年版。），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以生为贵”（注：《晋书·阮籍传》。）成为士大夫的普遍意识。士大夫在思考死亡、反思人生后选择了一条及时行乐、委顺世运的人生之路，思想上追慕老庄，崇尚虚无；政治上“口不臧否人物”（注：《晋书·阮籍传》。），自在逍遥；生活上饮酒服药，谈玄说老，放情肆志，潇洒脱俗。对此吕南公《灌园集》卷二作了概括：“念昔魏晋间，士流罕身全，高人乐遗世，学者习虚玄。”士子鄙弃儒家经典，习染玄风，即便入学也只是走走形式，“莫肯用心儒训”（注：《宋书·礼志》一。），“唯谈老庄为事”（注：《晋书·王戎传》附《王衍传》。）。
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士大夫是学与仕、士与官双重身份合一，同仕宦结下不解之缘，干禄从政、立身扬名成为士大夫矢志追求的人生目标。但魏晋时代的混乱使士大夫政治境遇每况愈下，他们所追求的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破灭，普遍存在着一种朝不保夕、自身价值难以获得社会实现的压抑和苦闷心理，因而出现脱离现实生活，走上玄远道路，与传统士人社会角色发生错位的现象。但是魏晋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着手恢复儒学教育的举措，私家教育的兴盛，世族地主出于参与权力竞争和标明身分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文化活动，使衰落的儒学得以在艰难的环境中延续传承，士大夫在经历变乱后又复归于“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的人生轨迹，知识仍是入仕的重要工具。
吕思勉先生曾言：“晋、南北朝，虽为丧乱之世，然朝廷苟获小安，即思兴学，地方官吏亦颇能措意于此，私家仍以教授为业，虽偏隅割据之区，戎狄荐居之地，亦莫不然。”（注：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1335页。）汉末魏晋儒学衰微，但时局稍宁，统治者出于“尊儒贵学，王教之本”（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的考虑就着手兴立学校，恢复儒学教育。史载，魏文帝黄初五年复立太学于洛阳，设置教官进行教学考课，明帝则明令郡国贤士以经学为先，力倡士子向学之风，而且帝王还亲临太学问难讲经，《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髦》就记载了甘露元年“帝兴太学”讲问《易》、《书》、《礼》的活动。西晋初年分置太学、国子学两种中央官学，“两学并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良逸。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无常师，道在则是”（注：《晋书·潘岳传》。）。晋室南渡，晋元帝于建武元年立太学，太兴二年“皇太子讲经行释奠礼于太学”（注：《文献通考·学校考》四。），成帝、穆帝、孝武帝都曾讲问经典。而另一方面，地方上一批州郡县官吏也十分重视儒学教育，据《三国志·魏书·杜畿传》载：杜畿为河东太守时“百姓勤农，家家丰实。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杨俊传》载：俊任南阳太守“宣德教，立学校，吏民称之”。西晋时鄱阳内史虞溥“大修庠序，广招学徒”（注：《晋书·虞翻传》。）；乌桓校尉唐彬在边地“兼修学校，诲诱无倦，仁惠广被”（注：《晋书·唐彬传》。）；东晋时东阳太守范汪“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注：《晋书·范汪传》。）；余杭县令范宁兴学校，敦教化。这些兴学传道的自发性行为，对推动地方儒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央和地方官学随政局的激荡时兴时废，而私家儒学教育的发展却从未间断。三国时魏“以（董）禺及贾洪、邯郸谆、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注：《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贾洪精研《春秋左传》，“所在辄开厩舍，亲授诸生”（注：《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裴松之注。）。隗禧辞官回乡，虽年事已高而从其学者甚众。私门讲学之风相沿不衰，且规模较大，往往成百上千。魏国邴原曾避难辽东，“自反国土，原于是讲述礼乐，吟咏《诗》、《书》，门徒数百”（注：《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裴松之注。）。西晋刘兆安贫乐道，潜心学术，尤精《易》、《礼》、《春秋》，“从受业者数千人”（注：《晋书·儒林传》。）。名儒杜夷居家教授，“生徒千人”（注：《晋书·儒林传》。）。私人设馆教徒的多是研习经学、博通古今的名儒，教学内容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他们恬淡荣利，积极投身教育实践，培育后人，在教化社会、广泛传播儒学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魏晋世族无论旧族还是新起门户，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否掌握文化优势对自身的兴衰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田余庆先生曾说：“非玄非儒的纯以武干居官的家庭，罕有被视作士族者。”（注：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8 7年第2期。）文化既被作为构成世族的必要条件，世族大多重视文化修养。颖川荀氏自后汉荀淑起，荀彧、荀悦、荀勖、荀绰等均以才学显名于世；范阳卢氏自后汉卢植到卢毓、卢钦、卢湛等均精于儒学；新起门户中南阳范氏自曹魏时范晷游学初显于仕宦，范坚、范汪、范启、范宁各代均以博学多才享有时誉；琅琊颜氏从魏晋到唐中叶人才辈出，皆因“世善《周官》、《左氏》”（注：《北齐书·颜之推传》。），自颜斐始，颜钦、颜默、颜含等以文化秀异见称。在魏晋急剧动荡时期，世族地主十分注重门第得失，尽管世族子弟可凭借家资门第入仕，俯拾青紫，但如果缺乏文化修养仍为世族所不齿，且文化与官爵仍存在必然的联系。对此沈约可谓一语破的：“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指琅琊王氏）之盛也。”（注：《梁书·王筠传》。）因此世族为确保家庭利益，维持门第不衰，往往需要进行广泛而积极的文化活动，如将家学作为其兴起、发展的重要资本，累世相承，并重视家庭、家族教育，“教诲子孙讲诵经典”（注：《晋书·华表传》。）。世族注重文才，以文化为家族的重要特质，对沿续儒学传统，推动士大夫以学为业、以仕为道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魏晋时期玄学的流行对儒家文化产生巨大威胁，表面上玄学家叛逆传统，实际上却从未推翻儒家思想，玄学并未取代儒学的传统地位，始终是作为儒学的补充发挥作用，道家哲学仍服膺于儒家政治。而玄学发展中的内部否定，儒玄的交融使玄学中儒家因素得以延伸、发展，有利于儒学在理论上的重整。
魏正始年间名士何晏、王弼祖述老庄，开一代玄风。何晏作《论语集解》、《周易解》，王弼著《周易注》、《论语释疑》、《周易略例》，以道释儒，将道家哲理渗入儒家经典中，表现出援道入儒、融合儒道的思想倾向。在解经方面，何晏、王弼冲破传统师法、家法的樊篱，不拘于章句训诂，着重探求义理，使经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变化。经师不能专守一家之说，专尊一派之书，而必须兼收并蓄，通晓诸家。
汉末以来儒学衰落，名教威信扫地，但封建统治秩序仍需运用儒学名教维护，因此如何会通孔老成为摆在魏晋玄学面前的时代课题。据《世说新语·文学》载：“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为解决思想领域中这一重大问题而掀起的自然与名教之辩成为魏晋玄学的主题。“名教”是儒家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等的总称，“自然”则是道家精神的原始状态。何晏、王弼力倡自然，但并不将它与名教对立，主张“名教出于自然”，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即在崇道抑儒的前提下调和儒道。而竹林名士阮籍、嵇康则公然打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注：嵇康《释私论》，《嵇康集校注》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的旗号，强调本体，超越名教而独尚自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第三代玄学家则力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向秀“目儒道为壹”（注：谢灵运《答法勖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郭象则提出名教即自然，认为一切事物皆“独化于玄冥之境”（注：《庄子·徐无鬼》郭象注。），“君臣上下、手足内外，皆天理自然”（注：《庄子·齐物论》郭象注。），社会等级秩序等同于自然秩序，逍遥的境界就在名教之中，从而将名教、自然合二为一。由此可见，玄学思潮自涌动以来其面目不断发生变化，何晏、王弼作为玄学开创者肯定名教，而阮籍、嵇康对虚伪的名教进行否定，郭象等人则在此基础上又来一次再否定，即充分肯定了名教的合理性，在更高层次上将自然与名教重新结合，回到儒家名教的传统立场。通过玄学内部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调整，玄学的发展已接近尾声，而儒学则在迂回中呈现上扬的趋势。
魏晋时期，统治者一方面仍需要用儒学去维系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又利用玄学这股哲学思潮为其纵情享乐作辩护，因此玄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儒玄兼综的道路。由于儒学定社稷、正人伦的作用及其对士人的长期影响造成的思维定势，使玄学家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抛弃儒学，而且还致力于以道家思想补充、加工原来的儒家思想，建立糅合儒道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为新的政治形势服务。因此，玄学家大都兼综儒玄。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侄孙王弼“好论儒道”（注：《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西晋玄坛领袖王衍既推崇老庄又自比子贡，具有调和儒玄的倾向；而与王衍齐名的乐广，针对元康之际的放诞之风，提出“名教自有乐地”（注：《晋书·乐广传》。），主张旷达而不必越礼。郭象喜好老庄，长于谈辩，其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注：《晋书·郭象传》。），却主张人们要服从特有的封建等级秩序，遵守儒家伦常。这些都说明玄学家尽管打着道家旗号，却从未否定儒家思想。而崇奉儒学、恪守传统之士为博得时誉也渐入玄风，他们推崇儒学但并不摒弃玄理，兼具儒学内涵和玄学表现。裴頠虽尊儒学，强调维护儒家礼教，亦善玄谈，时人称之为“言谈之林薮”（注：《晋书·裴秀传》附《裴頠传裴楷传裴宪传》。）。戴逵“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但也好谈名理，倡言“玄心”（注：《晋书·戴逵传》。）。江惇著《通道崇检论》，认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却又提倡“儒玄兼综”（注：《晋书·江统传》附《子惇传》。）。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也“善谈论，性好《庄》、《老》”（注：《晋书·庾亮传》附《庾冰传》。）。这种亦儒亦玄、儒玄兼修的作法，既适应了现实的需要，又促使儒道两大哲学思潮内在地沟通起来。经过玄学的补充和改造，流于形式化、教条化的儒学吸取了养料，被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对以后儒学的生存、发展和宋明理学的出现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三
汉末魏晋士大夫鄙弃礼法，任性率意，重真情而轻礼法成为士子的风习，但真情至于极致也会异化，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重礼是儒家主要的思想特征之一，孔子把“德”和“礼”视为社会管理的根本手段。作为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礼法，是当时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的集中反映，对每个个体都具有一种极大的强制性和外在约束力，从而为社会生活的有序化构建了一个世所公认的大环境，使“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注：《后汉书·儒林传》。）。而汉魏之际士大夫对礼法的摒弃主要是出于对礼法扼杀人的自然本性的激愤，同时也是对儒家礼法走向其反面的抗争，并不是针对传统道德本身。“以名为教”自董仲舒首倡，在东汉一代达到巅峰状态，但也因此在士大夫中掀起了以名求官竞利的狂潮，至曹丕代汉，司马氏篡魏，礼法名教更成为统治者篡权杀人的工具，因此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士大夫看透了礼法名教的残缺虚伪，在对其作理性批判的同时，日常行为上违礼纵情，处处与礼教相悖。礼法名教的异化招致士大夫的鄙薄，而真情至于极致也会异化。竹林名士的放情肆志是高扬自我的表现，而西晋元康以来世族名士中掀起的放诞之风却是一味追求个人享乐和强烈刺激。如胡毋辅之与谢鲲、毕卓、阮放、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号称“八达”，散发裸裎，酣饮无度。谢鲲不知廉耻，因调戏邻家女被其投梭折齿，还自我解嘲说：“犹不废我啸歌”（注：《晋书·谢鲲传》。）；毕卓纵酒荒放，任吏部侍郎时夜半盗酒被捉竟不以为意。《晋书·五行志》上亦载：“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欢，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这些“口习丑言，身行弊事”（注：《抱朴子·刺骄》。）的种种行迹全然失去道德自律，与禽兽本能无异，它使封建道德沦丧，风气败坏，使汉末以来掀起的反礼法运动变成一种兽性的发泄，直接威胁到地主阶级的生存前途，“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注：干宝《晋纪总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一百二十七，中华书局1958年版。）。
由此可见，作为与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相联的礼法，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暂时废弃，能够为社会所容许。但是，由于其具有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功能，以及世族地主标明身份等级的需要，使其又重新复兴，这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伦理道德根深蒂固，士大夫维护、崇奉礼教成为其思想信仰的主流。汉魏名士非礼无法，但究其灵魂深处又有着深沉的痛苦和矛盾。阮籍任情废礼，却反对子侄仿效自己，既为司马昭让九锡作劝进表，又撰《大人先生传》痛斥礼法之士；嵇康放荡无羁，却劝诫其子要谨遵儒家礼教行事，要“口与心誓，守死无二”地以“忠孝谦让”（注：《嵇康集校注·家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为人生信条，屈己从俗。这反映了他们一方面反对伪礼法，另一方面又深切地认识到封建社会的纲纪仍需礼法维系。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魏晋时代……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注：《鲁迅全集》第3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513—515页。）况魏晋时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传统礼法的强制中，蔑弃礼法者常受到谴责，所谓“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法尚峻”，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就在王澄、胡毋辅之等标榜放达时，乐广试图重振名教，大声疾呼：“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注：《晋书·乐广传》。）。傅玄疾恶浮虚，提倡尚德，呼唤世人遵循儒家伦理，认为“中国之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矣”（注：《傅子·贵教》。）。东晋范宁反对社会上流行的玄风，痛斥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任地方官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以匡时俗，史称“自中兴以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注：《晋书·范宁传》。）。
在封建社会里，家族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其它社会关系均是家族关系的扩大。魏晋礼法的复兴迹象，首先是从士大夫家族内部礼法的复兴开始，再由家族至于国家、社会。史载，河东闻喜裴氏世为高门，家族成员重人伦之道，以儒家仁义孝悌行事，裴秀“孝友著于乡党，高声闻于远近”，“当禅代之际，总纳言之要，其所裁当，礼无违者”（注：《晋书·裴秀传》附《裴頠传裴楷传裴宪传》。），子裴頠稽古礼文，指斥士子口谈浮虚，不遵礼法之弊，重申“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注：《晋书·裴秀传》附《裴頠传裴楷传裴宪传》。），从弟裴楷性情宽厚，救济困乏，推让美宅，其子裴宪研习儒经，居官“未尝以物务经怀，但以德重名高，动见尊礼”（注：《晋书·裴秀传》附《裴頠传裴楷传裴宪传》。）。琅琊颜氏十分强调家庭教育，注重道德修养，故颜之推称“吾家风教，素为整密”，其九世祖颜含“少有操行，以孝闻”（注：《晋书·颜含传》。）。东晋江南世族领袖贺循家传庆氏礼，“朝廷疑滞皆谘之于循，循辄依经礼而对，为当世儒宗”（注：《晋书·贺循传》。）。颖川庾氏“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注：《晋书·庾亮传》附《庾冰传》。）。世族内部推崇儒家道德并以其为家传门风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励俗敦风的作用，并成为封建伦理道德在全社会渐次复位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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