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学中论文,现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论题的缘起
1939年，李何林在编撰《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一书论及“学衡派”时，写下这 样一段话：“总观‘学衡派’无论对于中国文学或西洋文学的主张，大有‘古典主义’ 者的口吻，其站在守旧的立场，反对此次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也很有点‘古典主 义’的气息；可惜因为只是代表旧势力的最后挣扎，未能像西洋似的形成一种‘古典主 义’的文艺思潮，而且没有什么作品。否则‘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内容，将是 ‘古典主义’的‘学衡派’，‘浪漫主义’的创造社，‘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文学研 究会……的排列下去”(注：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 981年版，第62页。)。在这里，他确切地看到了学衡派的古典主义文学倾向，也想以古 典主义思潮界定之，但囿于两点原因，一是“代表旧势力的最后挣扎”，二是“没有什 么作品”，所以不能以“思潮”而论，仅归类于“反对者”之列。
这一貌似不经意的判断，却成了而后六十余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的框限。诸种版本 的现代文学史论著论及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坛时，我们看到的只是浪漫主义思潮与 写实主义思潮的“双峰对峙”，看到的只是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思潮，或者唯 美主义思潮，惟独见不到古典主义思潮的踪影。90年代中期出版、影响颇大的《中国现 代文学思潮史》一书“绪论”是这样论述的：“在外国文学影响下开始写作的‘五四’ 时代的作家们，分别选择西方文学中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以及新 浪漫主义等文学流派为学习对象，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思考， 创作出了大量的风格各异的作品，从而形成了中国的人生派、浪漫派、唯美派文学。” (注：马良春、张大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此书把新月派归入唯美派文学思潮之列。90年代末，观念、体系颇为开放、学术气 息颇为浓郁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尽管认为20年代梅光迪、吴宓的学衡 派“代表文化重构过程中的另一种趋向稳健的文化抉择”，但仍然把他们列入“旧文学 势力”范围，而20、30年代梁实秋、徐志摩的新月派却归入“自由主义文艺思想”之列 (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 998年版，第10页，第203页。)。
以上的论述，显然存在着几点偏误：第一，政治性的判断成为主导因素，文学史上应 有的学术地位因之被否定了。当年李何林是把梅光迪、胡先骕和林琴南、章士钊相提并论的，以为同属于“二千年来封建文学的送丧者”。他没有看到梅、胡等是在“融化新知”的基础上来“昌明国粹”的，与林、章有质的不同。这点郑振铎倒是瞧得分 明：“林琴南们对于新文学的攻击，是纯然的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来 说话的。但胡梅辈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了。他们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 来做护身符。”(注：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艺论争集·导言》，良友图书公 司1936年版。)因此，若卸却政治判断的预设，纳入现代性历史语境之中，从学术的角 度出发，从他们捍卫人文精神、对机械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历史效应的警觉与抗衡来 审视，这一时期的古典主义思潮不但不能被忽略，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占有重要 的席位。第二，迄今为止，学界多把有着统一学术背景的学衡派和新月派割裂开来，分 而述之，这也是一种偏误。因为梅光迪、吴宓和梁实秋出于同一师门，同是承接白璧德 的新人文主义，而闻一多、徐志摩等在当时的文学理论上亦和梁实秋同调，属于同一学 理脉流。如果说学衡派主要偏重于思想意识即道德方面倡导古典主义的话，那么，新月 派则是偏重于文学艺术即美学方面倡导古典主义。二者一脉相承、衔接汇拢，从1922年 至1932年在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无法忽略的古典主义思潮。第三，如果学衡派、新月派 前后承接可以成立，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古典主义思潮一再遭人质疑的文学作品创作 欠缺的问题，也就可以释解了。因为作为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现代格律诗派的 理论建构与创作的业绩，便成为这一时期古典主义思潮的实践基础。
因而，本文论析的前提是现代性历史语境的建立，它的纳入将改变原有的思维定势， 将导致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古典主义思潮存在与否的重新考察与定位。
二、从现代性角度判定古典主义思潮的价值
学衡派、新月派最为人诟病的是其“守旧”和“复古”的倾向。《学衡》的“满纸文 言”连其同门师弟梁实秋都吓得“望而却步”，新月派的“新格律诗”论字意上似乎就 隐含着“复古”的意味，而梁实秋推崇抽象人性，在当时更是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在 20世纪20年代中国寻求体制革新与思想解放的历史大潮中，他们是逆流而动的。激进对 于保守的批判是合理的，但保守对于激进的质疑也是必要的。在学术史的建构上，我们 不能仅以政治趋向而否认其学术地位，甚至取消其作为一种思潮的客观存在。如若进而 从反思、质疑现代性负面效应这一视点来审视的话，我们将会对这一古典主义思潮的价 值作出新的判断，得出新的结论。
1919年底，留美的陈寅恪与吴宓有一番深谈：“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 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因此，“救国经世 ，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注：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三联 书店1998年版，第101页。)。此说之内理，隐含着当时兴起的新人文主义之根本要义， 即“物质之律”与“人事之律”关系问题；而这两大律令的分立，亦是现代性在20世纪 初人类文化思想界域内所表现出来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峙。也就是说，他们负笈 西洋之始，首先求索的是人类生存意义这一“形而上”的哲学根本问题，而不是形而下 的政治之类的是是非非。陈寅恪一生拒绝政治对学术的干扰，其生存宗旨为：“士之读 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注：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对陈寅恪佩服至极的吴宓，其一生中也因追随陈的“独立 精神、自由思想”的原则，不识政治这一时务而吃尽了苦头。对于这一点，周作人倒是 看得清楚。他在《现代散文选·序》中写道：“只有《学衡》的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没有 什么政治意义，真是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虽然终于败绩，比起那些人来要更胜一筹 了。”(注：周作人：《现代散文选·序》，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34年12月1日。 )因此，若以政治作为惟一的评判标准来臧否、取舍学衡派及其后的新月派的话，对于 历史真实，是否有失公允?
20世纪初，整个思想界关注的焦点是物质功利和人文精神这一对立矛盾的日益激化问 题。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及享受，这就单向促使了“ 惟物质主义”的滋长，其后果即如陈寅恪所说的“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单向的历史 现代性追求所带来的人文精神失落的现状，促使吴宓在中国高扬起新人文主义的旗帜： “以物质之律施之人事，则理智不讲，道德全失，私欲横流，将成率兽食人之局。盖人 世自有其律，今当研究人世之律，以治人事。”(注：孙尚扬主编《国故新知论》，中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0页。)他跟随着导师与挚友，首先寻求的是与“ 物质之律”相对立的“人事之律”，教人“所以为人之道”，来阻遏人文精神的颓败， 重建精神的价值体系。同样地，梁实秋也指出：“把人当作物，即泯灭了人性，而无限 制发展物性，充其极即是过分的自然科学的进步，而没有人去适当的驾驭那些科学的成 果，变成为纯粹的功利主义。”(注：《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 15页，第212页，第105页，第102页，第109、103页。)梁实秋的“人性论”，其“人性 ”概念第一层面对应的另一方是“物性”，其演绎、分化后的第二层面对应的才是“阶 级性”等。若忽略梁实秋理论中的现代性内质与意义，以后者涵盖、取代前者，势必产 生对其理论简单化的误读的现象。
对“物质主义”这一“偏至”，早期的鲁迅也给予了犀利的批判：“递夫十九世纪后 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 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注：《鲁迅全集》第1卷，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鲁迅看到19世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偏至 ”、失衡，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恶果：“物欲”遮蔽了“灵明”，外“质”取代 了内“神”，人的旨趣平庸，罪恶滋生，社会憔悴，进步停滞。因此，对于吴宓、陈寅 恪，直至新月派的梁实秋、闻一多等所接受、所遵从的新人文主义理论，首先必须纳入 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矛盾对峙这一世界范围的现代性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注意到他们 接受了新式学理，有着全球性的视野这一特点，才能对其做出相对公允而准确的判断。
李泽厚在评述“科玄论战”时的一段话亦涉及到这一问题：“如果纯从学术角度看， 玄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某些(只是某些)基本论断，例如认为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生 问题，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有根本区别，心理、生物特别是历史、社会领域与无机世界 的因果领域有性质的不同，以及对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和强调等等，比起科学派虽乐观却 简单的决定论的论点论证要远为深刻，它更符合于二十世纪的思潮。”(注：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也就是说，包括玄学派、新 人文主义论者等在内的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 尖锐的一系列矛盾是持警觉态度的。如科学的机械论定和人生的自由意志、物界的事实 判断和心界的价值判断等，均引起他们的关注与思索。
因此，对学衡派、新月派所接受的新人文主义及由此而派生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应 有一种辩证的认识与整体性的把握，其内质是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负面成分的批判 ，属于质疑、反思“现代性”的理论范畴。它具有历史关怀的内容，有着相应的意义取 向，是作为对历史发展中激进力量的制衡而合理存在的；它与现代社会的需求形成另一 种逻辑关联，一样属于新的时代。这是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古典主义思潮判断与理 解的基本出发点。
三、构成同一古典主义思潮的学衡派与新月派
古典主义概念是动态的，随着历史进程呈现出多义的状况。其原初主要指继承古代希 腊、罗马文化艺术传统的思想倾向。而作为文学艺术思潮，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 的是以17世纪法国文学为代表，其特点是：在政治上拥护和歌颂绝对王权；在思想上提 倡以“自我克制”、“折衷”的理性，尊重君主专制政治所需要的道德规范；在题材上 借用古代的故事，赋予它崇高悲壮的色彩；在体裁上，严格按照人为法则进行创作；在 艺术上要求结构严谨完整(注：柳鸣九：《法国文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版，第159页。)。广义的则是指超出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而具有相类似的精神倾向和美学 风格的文学艺术思潮。我们所论析的20世纪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属于后者，但它与狭 义的前者有太多相似之处，如理性的推崇、道德的强化、法则的规范、中庸的选择、结 构的严谨等，都可看出其间一脉相承的学理性。
20世纪初，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在思想领域内均展现出一种思潮迭起、新旧冲撞的 紧张势态。在美国则出现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思潮，它无法忍受现代性思潮所 带来的世俗化、工具化、物质至上、私欲横流的病态世界，而承接西方古典主义传统， 对激进的、具有叛逆性的现代思想动向予以激烈的批判。其理论体系的要质大致可归纳 为以下几点：其一，“左右开弓”。即对以培根为代表的征服自然的物质功利主义和以 卢梭为代表的放纵情感的浪漫主义，进行双向抨击。其二，规训与纪律。强调规则、纪 律、节制、约束、秩序、界限等，主张人不能顺其天性，而必须加以理性的约束与规范 ，使其有节制地平均发展。其三，传统与恒定。新人文主义者在现代性思潮的冲击下， 痛感道德伦理的解体、社会行为的无序、人文精神的沦落，有着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 向传统文化寻求一种恒定的价值标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观念通过他的中国弟子梅光 迪、吴宓、汤用彤、梁实秋，以及游学旁听的陈寅恪、受梁实秋影响而间接奉从的闻一 多等，在中国渐渐地传播开来，并介入中国新文学的批评与创作，逐渐形成一股古典主 义文学思潮。因此，这一思潮在中国的发端就带有强烈的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性质。
世纪转折之际，处于精神困惑、茫然之中的这批留美的中国青年，刚一接触白璧德的 新人文主义，无不为之震动，佩服至极，即投身受业于其门下。1915年秋，梅光迪转入 哈佛大学。“白璧德先生以新人文主义倡于哈佛，其说远承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之精义微言，近接文艺复兴诸贤及英国约翰生、安诺德等之遗绪，撷西方文 化之菁英，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卓然自成一家言，于东方学说，独近孔子”(注：郭 斌龢：《梅光迪先生传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 46页。)。虽为叙述其说，但敬佩之情，深蕴内里。吴宓1918年9月转学哈佛，亦师从白 璧德。“其立说宏大精微，本为全世界，而不为一时一地”(注：《吴宓自编年谱》， 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5页。)。从学说体系到精神人格，全盘接纳。1924年，原本信 奉浪漫主义的梁实秋，一听课就为之所折服。“我初步的反应是震骇。我开始自觉浅陋 ，我开始认识学问思想的领域之博大精深。继而我渐渐领悟他的思想体系，我逐渐明白 其人文思想在现代的重要性。”随之，“从极端的浪漫主义，我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 义的立场”(注：《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第212页，第1 05页，第102页，第109、103页。)。至于闻一多，虽未亲聆白璧德的讲授，但他和梁实 秋志同道合，亲如手足，也受到新人文主义的波及。如他的《先拉飞主义》一文论及诗 和画的界线抹杀、艺术类型混乱时，便引述道：“关于这一点，白璧德教授在他的《新 雷阿科恩》(即《新拉奥孔》)里已经发挥得十分尽致了，不用我们再讲。”(注：《闻 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23页，第413页，第367页。)这说明，他对 白璧德的论著是相当熟悉的。因此，学衡派与新月派的理论中坚们，是出于同一学术背 景的。
但中国学界却多把学衡派与新月派分而论之，其实由它们所构成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有着一道从发端、经演进、到高潮的过程轨迹，只是我们迄今未加梳理而已。
第一，发端——由传统文学观念激发的本能性的抗衡。胡适《逼上梁山》一文回顾了 文学革命的开始。1915年起，胡适在思考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字问题，提出白话文是活文 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的观点，随即遭到梅光迪的反对。胡适说，梅越驳越守旧，他则 由此渐渐变得更激烈了。1916年胡适提出“作诗如作文”的改革方案，梅光迪断然否定 ：“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东西)已分道而驰。”( 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8页。)他认为文之 文字不能入诗，久经古人论定，铁案如山。是年7月，由任鸿隽《泛湖即事》一诗而引 发，梅胡之间爆发最为激烈的论争。在通信中，梅光迪继续否决胡适的白话可以入诗的 革命，还嘲笑胡适尝试所作的白话游戏诗“如儿时听莲花落”。虽然胡适在文章中归结 ，若没有梅光迪等朋友的切磋、诘难、反驳，他的文学主张不会经过那几层的大变化， 不会结晶成系统的方案，但梅光迪等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进程中第一波的反向力量的历 史位置已确定下来，尽管在胡适的心目中它具有相克相生、相辅相成的价值。此时的梅 光迪刚开始听白璧德的课，与其说是接受新人文主义理论，不如说更多地表现为由中国 传统文学观念所激发起的本能性的抗衡。
第二，演进——承接西学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悲剧。1922年1月，陆续回国的梅光迪、吴 宓、胡先骕等在南京创办了《学衡》杂志。在思潮迭起、学派纷陈之中，《学衡》亮出与众不同的办刊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一宗旨有其三项特质：一是有了新式学理体系——西方的新人文主义，他们昌明国粹是在融化这类西方新知的理论基础上展开的；二是坚持学术独立，他们拒绝政治的追随、党派的偏激，以学术为生存真义，以阐求真理为终极目的；三是以中正、中庸之道进行文化、文艺批评，从而维护、继承具有普遍、永恒的人文价值的中西方传统文化。这在新文化运动诸种思潮中确是不同凡响，显出特立独行的一面。
对于学衡派诸君，“五四”新文化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负面状况引起他们的极度焦虑 ：随着圣化的社会的分崩离析，旧有的价值体系也被质疑、否定，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 传统、文化命脉面临着断绝的危险；而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涌入，特别是漠视人文精神 的、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及放纵人的感性的、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泛滥， 更是使中国思想界精神混乱、文化无序。在“学衡”十年中，他们对新文化运动、对新 文学动向进行了激烈而持久的批判，内容涉及到文言与白话的优劣问题、新旧文学观念 问题、传统文化的扬弃与继承问题、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问题等。他们始终执著地恪守 自身的保守主义立场，与文化激进主义相抗衡，形成了与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代表的 中国新文学潮流相对立的另一向度的文学思潮，形成了中国文化进程中的立体的张力结 构。历史是多种力量形成的合力所共同推进的，作为古典主义思潮中坚的学衡派怎么能 轻易地抹掉呢?当然，由于学衡派的保守主义性质，它在充满叛逆气息的历史转折时期 ，成为革命潮流的对立面，只能以悲剧而告终。
第三，高潮——理论体系的确立及实践性的论争与创造。如果说学衡派因侧重于人文 传统、道德理性的宣扬与构建，缺少介入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实绩而受到质疑的话，那么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对成熟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则有赖于梁实秋、闻一多、邓以蛰、 徐志摩等人完成。形成这一高潮的主要有四项文学事件。鉴于学界对新月诸君与古典主 义的关系较少涉及，下一节对此具体展开论述。
四、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及其实践
从1925年起，闻一多、梁实秋等陆续归国，由于学术背景的相似，观念意识的相近， 逐渐和徐志摩、饶孟侃、朱湘、刘梦苇、于赓虞、邓以蛰、余上沅等聚合到一起，筹办 《诗镌》、《剧刊》，出版《新月》，介入文坛的理论论争，提出现代格律诗论等。在 论争的过程中，逐步地形成了以梁实秋为核心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在文学实践的 过程中，创立了以闻一多为代表的现代格律诗派，成为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在创作上所展 示的具体业绩。
第一，对中国浪漫主义思潮的阻击。1926年，梁实秋作《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 》发表于《晨报副刊》，对“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的弊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虽然其“浪漫主义”一词内涵比较宽泛，还包括了写实主义及现代主义文学，但其矛头 主要仍是指向以卢梭为始祖的浪漫主义思潮：其一，浪漫主义者的特点是“任性”，无 视文学传达的工具和文学形式的美的构型，即无视“文学的本身”，文学美的质素被淡 化、被忽略了。其二，浪漫主义者对情感推崇过分，把情感直接当成文学本身，沦为滥 情主义。其三，浪漫主义者所追寻的理想其实是“假理想主义”。
闻一多紧接着也发表《诗的格律》一文，他否定诗界卢梭信徒们“皈返自然”的呼喊 ，高扬艺术高于自然的美学原则。他尖锐地批评这批“伪浪漫主义者”：“他们没有创 造文艺的诚意。因为，照他们的成绩看来，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注重到文艺的本身”(注 ：《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23页，第413页，第367页。)。闻一 多认为这种无节制的情感流泄，决不可能成为完美的艺术作品，因为从情感到艺术的构 型，还须有媒介运用、技艺操作、形式凝定等进程，所以现代诗的创作要倡导格律，要 讲究诗的“三美”。可以看出，梁、闻这两篇文章几乎是一喉异曲、共轭互补的。因此 ，《诗的格律》一文只有放置于古典主义的理论语境中，才能理解其真义。梁、闻等对 浪漫主义的有力的批判，再加上郭沫若在同年5月发表《革命与文学》，宣布浪漫主义 已成为反革命文学，来自一右一左的双向夹击，几乎宣判了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 主义在中国诗坛的终结。
第二，梁实秋与鲁迅关于卢梭、关于人性的论战。1927—1928年，以梁实秋为一方， 鲁迅、郁达夫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论战。论战由于梁实秋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 中对卢梭的抨击而起。他认为“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郁达夫闻之，即发表了《卢 梭传》等文予以反击。对于这股日渐高涨的古典主义思潮，鲁迅十分警觉，他比郁达夫 更早地发表了《卢梭和胃口》一文，尖锐地指出：“上海一隅，前二年大谈亚诺德，今 年大谈白璧德，恐怕也就是胃口之故罢。”亚诺德和白璧德代表着保守主义倾向，这股 古典主义思潮的涌起，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鲁迅、郁达夫两人联手，及 时地予以反击。
论战中，鲁迅、郁达夫都引用了美国文学家辛克来儿(Upton Sinclair)的著作中的话 ：“无论在那一个卢梭的批评家，都有首先应该解决的唯一的问题。为什么你和他吵闹 的?要为他的到达点的那自由，平等，调协开路么?还是因为畏惧卢梭所发向世界上的新 思想和新感情的激流呢?”(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554页。)是随着卢梭“开路” 呢?还是“畏惧卢梭”呢?这体现了全球思想界在顺应激进的革命潮流或悖逆革命潮流而 动时的两种倾向的选择。可惜以往学界没有从这一高度上，看到这场论争所具有的世界 性的激进与守衡两种意识形态抗衡的意义，看到这场论争所蕴含的激进的革命文学思潮 对古典主义思潮的阻击的内质，而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鲁迅和梁实秋关于“出汗、阶 级性、文学”这一相对狭小的论题上，从而造成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段历史真实 的忽略。
第三，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建立及《新月的态度》。1924年，梁实秋师事 白璧德，站到他终身不渝的古典主义立场；1927年起，梁实秋陆续出版了《浪漫的与古 典的》、《文学的纪律》、《文艺批评论》、《偏见集》等四本文艺理论著作，建立起 一套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简述如下：1.文学的本质：文学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人 性表现。人性是二元的，即兽性与理性、恶与善，构成两极。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 能以理性战胜兽性，以理智节制欲念，“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 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 久价值的文学”(注：《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第212页 ，第105页，第102页，第109、103页。)。2.文学的创造：“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 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 个地步，必须要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注：《梁实秋批评文集》，珠 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第212页，第105页，第102页，第109、103页。)文学创 造中，理性成为“最高的节制的机关”，它不但要驾驭滥情的浪漫的感伤主义的情感， 而且还要节制使人性变态的猎奇式的想象。通过“理性的节制”，文学创作抵御了片面 的畸形，呈现的是合乎古典主义的“艺术的健康”。3.文学的价值与效用在于它的健康 与净化。在创作中“艺术家布置各物，使有秩序，使每一部分和其余各部谐和，以便建 设一个有规则的有系统的整体”，这样的艺术品，在接受者的身体与心灵便引发了由秩 序与谐和所产生的效果，即“健康”，从而产生“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 ”(注：《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第212页，第105页，第 102页，第109、103页。)。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温克尔曼的“高贵的单纯， 静穆的伟大”，梁实秋追求的就是这种古典美学的终极。
在此基点上来分析《新月》月刊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就容易理解其古典主义的 立场了。梁实秋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态度》一文，是志摩的手笔，好像是包括了我 们的共同信仰，但是也很笼统，只举出了‘健康与尊严’二义。”(注：陈子善编《梁 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9页。)徐志摩只以健康、尊严来笼括古典 主义是不够的，但抓到了核心。而且，他在对当时文坛感伤派、颓废派等十三种流派扫 荡式的批判过程中，也确立了自身的原则。如：“省念德性的永恒”、给情感“安上理 性的鞍索”、“希望看一个真，看一个正”、“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要有 “纯正的思想”、要“辨别真伪和虚实”、“这时代是变态，是病态，不是常态”、“ 一双伟大的原则——尊严与健康”是我们“信仰的象征”等，几乎全是梁实秋理论的再 版。因此，新月派的理论基点的主体为古典主义应该可以确定下来。
第四，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建立与创作实绩。对闻一多为代表的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 与创作，纳入古典主义语境去阐释其意义，学界尚未多见。现代格律诗派的古典主义立 场呈示于以下几点：1.强调理性的节制。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中评闻一多诗的特点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理智超越情感、节制情 感，当时只有梁实秋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思潮强调这一点。闻一多的名言，诗是“戴着脚 镣跳舞”，即是此说最为形象的解读。徐志摩也谈到：“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 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 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悟到我自己的野性”(注：徐志摩：《猛虎集·序》， 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版。)。可以这么说，在文学理论上，闻一多认同了梁实秋的古典 主义，并渗入、化融到创作之中；在创作实践上，闻一多以其独特的由理性节制而派生 的“谨严”美学风格极大地影响、感染了新月派的诗人们，由此，促成了现代格律诗派 的诞生。2.追求系统的整体的诗美建构。古典主义注重艺术的“健康”，即作品各个部 分呈现出秩序与谐和，形成有机的系统的整体，显然，闻一多关于“诗的三美”理论( 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乃由此触发而生的。它也标志着强调“艺术自律”的 审美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中的逐步完善。3.达到中西合璧的完美境界。闻一多在 《女神之地方色彩》中提出“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他激烈地批评了郭 沫若等的欧化倾向，文中充满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因此，“当恢复我们对于旧 文学底信仰……东方的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 最彻底的文化”(注：《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23页，第413页， 第367页。)。维护东方文明的历史使命感，驱使他转向了“旧文学底信仰”，以寻求一 种恒定的价值标准，而这正是从梅光迪、吴宓到梁实秋等古典主义者所竭力倡导的。学 衡派、新月派诸君维护传统，是要在传统中发掘出现代文化涵义，达到中西合璧的完美 境界(注：参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152页；孙尚扬主编《国 故新知论》，第88页。)。
至于由上述理论导引的现代格律诗派的具体创作业绩，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诗集》“导言”的结语中已说得很明白：“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派：自由诗派 、格律诗派、象征诗派。”在中国新诗发展史的头十年，若无丰硕之成果，岂能得此三 分天下之盛名?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是学术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职责。历史由不 同趋向的力量汇集构成，正是由这一文化合力推动着整体思想文化的发展。在现代性语 境中，对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物质丰裕、社会进步等持乐观、肯定态度的历史现代性 ，却忽略了现代化进程中物欲私利的膨胀、工具理性的狭隘化、道德伦理的沦丧等关系 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以学衡派、新月派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主义文学 思潮对其持警觉、反思的态度，批判、抗衡现代性负面效应，坚持人文精神的立场，在 一定范围内具有审美现代性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均衡 。因此，只有正视历史进程的“负向”力量，才能真实地了解“正向”力量。在这一点 上，如何摆正我们的心态与价值取向，如何客观地面对历史现实，如何真实地描述中国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地位，将是艰难的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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