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与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技术创新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演化研究范式的兴起及其与均衡范式的相关比较研究 自纳尔逊&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和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出版以来，演化研究范式获得了长足发展，影响日益扩大，对主流均衡范式提出了直接而有力的挑战，甚至俨然有催生一场经济学的演化革命之势。演化研究范式发展到现在，虽然还大有分歧，但已形成一些基本共识：个体群思考①、有限理性和历史重要性被认为是演化范式的基本特征；变异、再现和选择是演化的基本要素，构成演化范式的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② 演化研究范式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积累相当丰富的文献，关于演化范式与均衡范式的比较研究亦非鲜见。梅特卡夫较早研究了演化范式下的技术政策，明确指出其与均衡范式的不同但并未进行深入比较。③曼德尔等比较了两种范式下的内生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模型，指出演化范式在处理行为多样性、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不可逆性等方面的优胜之处，并尝试将两种范式的经济增长模型加以综合。④霍奇逊比较了两种研究范式截然不同的哲学观和方法论，指出均衡范式采纳的是牛顿-笛卡儿主义世界观和个人主义方法论，而演化范式则接受普遍达尔文主义世界观和个体群主义方法论，更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⑤纳尔逊 & 温特在剖析演化研究范式特征的基础上指出演化经济政策的基本涵义，并尝试与均衡范式框架下的经济政策基本要义进行比较。⑥德瓦札斯在综述技术变迁演化理论的基础上，比较了演化与均衡范式在技术创新与变迁研究上的区别和联系，并对技术变迁演化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阐述和分析。⑦卡斯特兰西主要从创新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比较了均衡与演化范式下的实证研究思路和技术创新政策，指出两种范式虽然都强调知识生产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但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政策逻辑均有所不同。⑧尼尔和坎普将演化范式下的持续创新政策分为战略小生境管理、转换管理和时间策略三类，通过比较主流均衡范式相关创新政策分析各类演化政策的优势和不足。⑨上述研究虽然都对均衡与演化两大范式的比较有所涉猎，但专门针对两种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的比较研究还比较缺乏，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虽然演化范式在国际学术界蓬勃发展了近三十年，但国内相关研究只是近十年的事情，贾根良、陈劲等学者是该领域的先驱代表。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外演化经济学的蓬勃发展相呼应，国内最近几年关注和研究演化经济理论的队伍在迅速壮大，相关文献和成果亦快速增加。技术创新演化研究领域，国内的相关研究也起步较晚，郭箭、金雪军和杨晓兰、索海军、眭纪刚和苏竣等对演化范式下的经济政策或技术政策进行了研究，但均非比较研究。邢怀滨和苏竣从分析视角、思维导向、政策设计和政府角色等方面对均衡与演化框架下的技术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对两者不同的哲学观与方法论、不同的政策逻辑和工具选择与使用等方面并没有太多涉及。⑩贾根良和赵凯比较了新古典主义和演化经济学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观，侧重比较两种范式不同的经济政策内涵。(11)王焕祥对经济政策分析的新古典均衡范式与演化范式在预设假设、框架方法和主要内容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在相互质疑的同时其实具有一定互补性。(12)沈小波和曹芳萍对新古典均衡范式与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特征与环境技术创新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环境技术创新政策应同时吸收两种范式的有益见解。(13)同样，这些文献或对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有所研究，或对均衡与演化范式的区别有所涉猎，但并未就技术创新政策这一主题对两大范式进行深入比较。 经过近三十年的长足发展，演化范式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在经济管理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新兴的演化研究范式在技术创新政策理论领域俨然已经成为与传统新古典均衡范式并驾齐驱的主要范式，对两种截然不同的主要研究范式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虽然近些年来基于演化范式的技术创新政策研究大量涌现，相关领域也有部分文献对两种范式的不同与区别有所关注，但以技术创新政策为着眼点的专门针对两种范式的深入比较研究还相对缺乏。本文旨在对均衡与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进行系统且深入的比较研究，分析两种技术创新政策研究范式所蕴含的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大相径庭的理论基础、风格迥异的政策逻辑和目标、有所不同的政策工具及其使用，并尝试探讨两种范式在技术创新政策研究领域目前各自存在的优缺得失及其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分析两者的竞争关系与融合趋势，论述技术创新政策均衡研究范式融入演化范式的可行性与发展一种综合的技术创新演化政策理论的必要性，以期获得更为科学合理的技术创新政策基本思路模式，从而有益于中国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和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完善。 二、均衡与演化技术创新政策的哲学基础比较：本质论与个体群 传统均衡研究范式强调给定限制条件下代表性经济行为分析，市场主体中的企业被简化为相同的利润最大化原子化质点，个体人则被简化为精于计算的“追求快乐的摇摆的同质的小球”。以此为基础，均衡分析范式构建起一个个精致的理论模型，并迅速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范式。技术创新同样被均衡范式主要理解为追求最大化目标的经济主体选择行为，是给定条件下可期待的“理性主体”的“典型”选择。从哲学基础上看，均衡范式信奉的是本质论(类型论)思想，寻找经济活动的“本质”或行为主体的代表性“典型”是其理论构建的前提和基础。从远古时代一直到达尔文，本质论是人们广泛坚持的世界观，也是经典科学的核心方法，其创立者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该理论认为所有表面上变化的自然现象都可以归入到若干类型(别)，每一类型(别)都有自己明确的特征(本质)，且这种本质是恒定不变的，并与其他本质截然不同。(14)很明显，均衡范式是本质论应用于社会经济现象分析的直接产物。这种范式指导下，技术创新(行为)的本质被理解为给定限制条件下“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与其他经济行为并无本质不同，同样受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与配置，只不过技术创新的信息不完全、投入专用性和外部性等特征更加突出而已。 演化范式始于达尔文。在科学史上，达尔文首次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想方法，与本质论的类型传统彻底决裂，达尔文曾表示，只要仍然接受本质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进化论(演化)。在达尔文看来，物种和群体不是类型、不是本质上确定的恒定不变的类别，而是由遗传上独特的个体组成的变化的生物群体，变异和选择推动每一个群体中的个体从一代到另一代的更新，即进化。我们将达尔文建立在群体研究基础上的上述新思想方法称为个体群思想，该思想是演化分析范式的哲学基础。达尔文个体群思想及其进化理论是一种与本质论和类型思想截然不同的全新科学范式，引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变革，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智力成就之一，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深深植根于我们头脑中的许多信念，在其出现后的150年间里逐渐侵入了其他所有的学科，当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科学领域没有受到达尔文理论的侵蚀和渗透。(15)经济学虽然与达尔文及其演化理论颇有渊源，但始终“若即若离”，直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出现和崛起，演化分析范式才开始在经济学科中逐渐占据一席之地。演化理论范式下，技术创新被理解为广义达尔文式的社会经济演化过程，同样由事前“变异”和事后“选择”推动其演进和变迁。这一理解范式转变为深入研究技术创新的性质、起源、过程及相关政策打开了广阔空间。 在科学史上，本质论思想最终让位于个体群思想。虽然本质论及与之相适应的机械论和还原论在近代科学发展与辉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繁荣逐渐摒弃了这些已暴露出缺陷的过时信条，几乎所有的现代科学都经受了达尔文及其进化思想的洗礼与渗透。然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却并未能紧跟这种现代科学进步的趋势，仍然滞留于经典力学和机械类比，正如杰奥尔杰斯库-罗金所评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16)在技术创新政策研究领域，本质论基础上的均衡范式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绩，仍然是当前分析研究技术创新政策问题的主流范式，但其缺陷与不足亦日渐凸显，演化范式的引入正在并将继续为该领域研究的开拓与深入提供无限动力。 三、均衡与演化技术创新政策的理论依据比较：市场失灵与过程失败 马歇尔开创新古典经济学以来，均衡范式一直占据着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地位。但是，技术创新与变迁却长期被新古典主义主流传统排除出经济学研究范围，被假设为给定的外生条件。正如钱颖一对现代经济学所概括的那样：“经济学家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17)后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开始强调技术创新与进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新增长理论试图修正技术外生假设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正如戴维·罗默的概括，新增长理论技术内生化主要有两类思路：一类是将技术转化为知识范畴，技术创新与进步来自或等同于知识的生产和积累；另一类是将技术界定为资本，通过更加广泛的资本概念(如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来解释经济增长。(18)然而，无论将技术看成是“知识”还是“广义资本”，二者在均衡分析框架下都是比较特殊的商品，其消费或收益往往具有非排他性(或称非独占性)，其生产则往往具有初始成本巨大但边际成本很小或者为零的特征，而且其整个生产和消费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根本无从预测，这使得技术创新市场具有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征，因而该领域市场失灵广泛存在，市场自身无法实现有效配置和帕累托效率，需要政府积极干预和纠偏。纠正市场失灵正是均衡分析范式下技术创新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研究接受普适达尔文主义世界观，认为技术创新同样遵循达尔文的进化原理，满足变异—选择—复制三个基本条件和原理。或者说，演化研究范式信奉达尔文主义具有普适性，生物进化不过是这个一般理论在生物领域的一个特殊体现而已，演化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技术创新领域，变异对应技术创新的出现，选择和复制对应技术创新的扩散，由此构成技术创新的基本演进过程，这种看似简单的累积性进化过程足以使技术创新产生复杂的特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技术创新演化研究范式从根本上讲是认同生物学领域发现的达尔文进化原理同样适用于技术创新分析，这与研究包括技术在内的广义文化的生物学基础的社会生物学或走向极端的生物决定论毫不相干，担心技术创新演化研究最终会滑向生物决定论其实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技术创新的演化研究范式是将技术创新的本质在时间维度上理解为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变异—选择—复制的达尔文过程(19)，该累积过程的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足以导致整个技术创新过程的失败。深入研究技术创新演化过程的每个环节及其影响因素，避免过程失败正是演化范式下技术创新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可见，均衡与演化范式关于技术创新政策的理论依据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强调纠正市场失灵，后者强调避免过程失败，这种不同的背后折射出的是迥异的关于技术创新本质的理解和不同的哲学观与方法论。虽然均衡范式仍然是经济分析的主流范式，但就技术创新政策研究而言，演化范式强调的过程失败要比均衡范式所注重的市场失灵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或者说市场失灵可以被内化为过程失败的具体表现或原因之一，演化范式所强调的过程失败并不排斥均衡范式所强调的市场失灵。从这个角度看，两种研究范式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一种继承和发展关系，演化范式比均衡范式具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和拓展空间。 四、均衡与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目标比较：资源配置与创新系统 均衡分析范式认为，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最终会自动达到唯一的均衡解，而这一均衡解符合帕累托效率标准，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和阿罗-德布鲁模型都力图对此进行证明。但是，技术创新市场由于具有较为典型的公共产品性、正外部性和信息非完全性等特征致使价格扭曲和市场失灵广泛存在，从而相关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均衡范式认为技术创新不足主要是因为价格扭曲或缺失导致的生产“知识”或“广义资本”的R&D和教育等投入严重不足，只要市场价格正确那么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就能够保证技术创新的最优投入和理想产出，均衡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的目标正是纠正市场失灵以实现技术创新资源(主要指R&D投入)的最优投入与有效配置。这种技术创新政策目标设定体现的是均衡范式所接受的本质论思维基础上的决定论立场，其背后隐含着技术创新投入必然决定相应技术创新产出的假定，或者说隐含着给定技术创新生产函数即投入与产出数量关系的假定。均衡范式关注的是既定技术创新生产函数下如何实现投入的最优数量和最佳配置，而关于技术创新生产函数本身如何决定或者技术创新的微观过程并不在意，依然相信“经济人”理性和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实现该过程的最优化，采用的是典型的技术“黑箱”处理方法。 在演化研究范式下，技术创新被理解为基于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社会经济系统演化过程。或者说，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系统，复杂性是其基本特征，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阶段和不同目的对技术创新系统进行不同的研究和描述。(20)从构成要素看，技术创新系统的参与者包括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政府、金融及相关服务机构、用户等等，这些主体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关系；从系统层级看，技术创新系统至少可区分国家技术创新系统、区域技术创新系统、产业技术创新系统和企业技术创新系统等层次，不同层级的技术创新系统同样具有复杂的交互关系；从不同阶段看，技术创新系统至少包括“事前”的技术创新出现系统(对应“变异”)和“事后”的技术创新扩散系统(对应“选择”)，市场、政府、制度、文化乃至机遇等诸多因素都是影响技术创新系统运行的重要力量；从不同子功能看，技术创新系统至少包括有效的企业家行为激活功能、知识生产功能、知识扩散功能、探索定位功能、市场塑造功能、资源动员功能、创新支持与保护功能等。(21)而且，技术创新系统本身又处于科技—经济—社会大系统之中，与外部环境发生着广泛的相互关系和交互作用。技术创新复杂系统具有典型的开放性、动态性、非线性、累积性、涨落和不确定性等特征。(22)技术创新系统中的任何构成要素、子系统、层级、阶段或者交互关系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失灵和技术创新失败。因此，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根本目标在于保证和促进技术创新系统的有效运行，以避免系统失灵和技术创新过程失败。 显然，均衡范式并没有对技术创新的微观机制与过程给予太多关注，实际上是预设了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既定数量关系，因此资源的最优投入和配置效率自然成为均衡范式下技术创新政策的追求目标。演化范式则不仅关注技术创新资源的投入与配置，同时更加关注从投入到产出的微观机制与过程，深入探究均衡范式所预设的外生给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关系又是如何决定的，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系统过程，这一复杂系统任何部件出现问题都将导致技术创新失败，技术创新政策的根本目标在于构建高效技术创新系统。 五、均衡与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工具比较：普适性与多元化 正如前文所述，演化与均衡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在哲学基础、理论依据和政策目标上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而这也决定两种研究范式指导下的技术创新政策具体工具及其使用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首先是政策工具本身的差异。均衡范式的本质论哲学基础、市场失灵理论依据以及资源配置政策目标决定其技术创新政策具体工具主要围绕“纠正市场价格”和“提供公共产品”而设计，可概括为制度建设、研发支持和直接市场干预等几个方面。具体而言包括专利和版权等知识产权保护、风险资本市场等制度建设，政府直接研发投入、间接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奖励等研发支持，政府采购和价格管理等市场干预工具。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内涵则更加广泛，并不排除上述均衡政策工具的使用，除此之外技术创新演化政策还特别强调创新文化建设、系统成员学习能力建设、政—产—学—研协同体系建设、技术小生境(niche)管理、时间策略管理、特定对象扶持、技术标准制定以及强制改革等多元化政策工具，以保证技术创新系统的有效运行。 其次是政策工具使用上的差异。均衡范式通常强调技术创新政策工具使用上的普适性，偏好制定对所有技术和不同类型产业与企业均一视同仁的水平型数量化政策工具，强调市场机制面前所有技术相互竞争的公平性，始终保持对市场自由竞争的尊敬和对政府直接干预的谨慎，坚信只要完善市场机制就能获得最优的技术创新路径和水平，否认“技术锁定”和“技术陷阱”等现象，并认为政策工具使用的时间或时机是无关紧要的。演化范式的技术创新政策工具使用则非常不同，其在接受水平型数量化政策工具的同时更加重视垂直化的质量型的政策工具，非常强调针对不同类型的产业和企业制定不同技术创新政策的重要作用，同时认为政策施行需要严格把握时间节点，因为技术创新系统的涨落和不确定性等复杂性特征决定政策干预的时机至关重要，主张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使用的动态性和多元化特征。演化范式力求针对技术创新系统中各种原因造成的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出现的任何问题采用灵活多样的有效工具，政府作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应积极参与到技术创新系统之中，动态监测和适应性调整各种政策工具。 最后是政府作为政策工具实施主体的角色差异。均衡范式下的政府角色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有效市场赖以生存的相关制度等公共产品，市场仍然是均衡范式赖以信任的主体机制，始终将政府角色定位于弥补或纠正市场而非直接取代市场，并不赞同政府的过多干预，政府功能被牢牢限定于市场失灵领域，但是在政府能否有效弥补和纠正市场问题上通常又预设政府的“完备理性”和“公平公正”，对政府或政策本身的缺陷与有限理性并不关注。演化范式下的政府则不仅仅是政策工具的制定和实施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系统的内部参与者，是技术演化系统中的至关重要的成员和要素之一，与其他成员和要素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其功能绝不仅限于纠正市场失灵，而是承担着更重要的角色和更广泛的职能，需要积极主动地介入技术创新演化过程，在动态变化中把握技术演化的路径与方向。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非线性、复杂性也要求政府与其他经济主体一样需要不断地进行有效学习并做出适应性调整。可以说，演化范式下的政府更加“重要”也更加“真实”，但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六、两种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的竞争与综合 演化范式是以均衡范式的批评者与竞争者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化研究范式从哲学基础、理论依据、政策目标与工具使用等多方面对均衡研究范式提出了质疑和不同观点，成为技术创新政策分析的主要分析范式之一。均衡范式身居主流，始终奉行市场信念，坚持将技术创新理解为稀缺资源根据相对价格变化进行配置和经济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技术创新政策的作用因而被牢牢定位于提供公共产品和纠正市场价格之上，均衡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思路清晰简洁明了，政策工具目标明确且可操作性强，但显然有忽视技术创新复杂性之嫌，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政策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以致深受演化范式的诟病。演化范式俨然新贵，试图打开均衡范式“假设”掉的技术创新过程“黑箱”，坚持将技术创新理解为复杂系统演化过程，承认市场、制度、文化、系统成员、交互关系乃至机遇等诸多原因所导致的系统失败广泛存在，赋予技术创新政策更为重要的作用和更为丰富的内涵，强调政策工具的多元化、垂直针对性、学习性和动态调整，除市场机制外还将制度、环境、文化、时机等纳入研究视野，但这也使之有“强调太多”和缺乏操作性之嫌。 两大范式虽然看似相互批评针锋相对，但事实上并非水火不容你死我活。二者均在各自的框架内对技术创新政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虽然有所冲突但各有所长。均衡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非常具体明确，重点突出可操作性强，亦有许多成熟的政策工具供直接使用，并且始终信奉和坚守市场机制的主体作用，这一点在人类技术创新成就非凡以致相关“致使的自负”日渐膨胀的今天尤其难能可贵，但不可否认其分析视野相对狭窄。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视野更为开阔和长远，将均衡范式所忽视的诸多要素考虑进来，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丰富更富启发的基本思路，蕴含着更深刻的政策内涵和见解，但相当部分政策见解目前仍处于思路层面，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工具，且有强调太多而等于什么也没强调之嫌疑。从理论上看，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能够包含均衡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或者说，技术创新演化政策并不排斥技术创新均衡政策，均衡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能够纳入到演化范式的统一分析框架之中，演化范式所强调的系统失败包含市场失灵，或者说，技术创新市场失灵是技术创新系统失败的具体表现之一。从实际操作上看，目前世界各国事实上都已经或多或少接受了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化分析范式，所使用政策工具绝不仅仅局限于均衡分析范式所提供的，正如世界各国在对技术创新进行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同时都日益强调创新文化建设、产学研协同、国民教育、技术标准、产业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本质上都应纳入演化研究范式而非均衡范式。 通过深入比较可以发现，均衡与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虽然在哲学基础、理论依据、政策目标和工具使用上均有所不同，但并非水火不容。演化范式以其更深厚的哲学基础、更坚实的理论依据，更富内涵的政策目标和更多元化的政策工具提供了将均衡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纳于自身框架之内的可能性，技术创新均衡政策也需要重新统一到演化范式才能破除日益突显的理论缺陷和现实困境，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理论拥有更强大的现实解释潜力和理论综合潜力，发展一种融合均衡范式的技术创新政策演化理论是该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演化范式下的技术创新政策能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科技战略和创新实践提供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具启发的思路，但也应看到，技术创新演化政策虽然内涵丰富但相当一部分仍限于政策要义和基本思路层面，切实有效的可操作政策工具仍比较缺乏，强调技术创新系统不同方面的各种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比较含糊，政府作为技术创新系统的重要参与者之一的功能边界仍难言清晰，所有这些都需要更为细致深入的探索研究。应该说，发展一种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化理论其方向是明确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①个体群思考对应英文为“Population Thinking”，国内文献经常译为群体思考，但孟捷、贾根良等将之译为个体群思考，笔者认为该译法更加忠于原意且传神，故沿用之。 ②Hodgson,G.M.,"Darwinism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s Issues,2003,pp.85-97. ③Metcalfe,J.S.,"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Policy",The Economic Journal,1994,pp.931-944. ④Mulder,P.,Groot,H.& Hofkes,M.,"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A Comparison of Insights from a Neo-classical and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01,pp.151-171. ⑤Hodgson,G.M.,"Darwinism in Economics:From Analogy to Ontology",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02,pp.259-291. ⑥Nelson,R.R.& Winter,S.G.,"Evolutionary Theorizing in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2,pp.23-46. ⑦Devezas,T.C.,"Evolutionary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Sate-of-the-Art and New Approaches",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05,pp.1137-1152. ⑧Castellacci,F.,"Innov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ies:Comparing the Mainstream and the Evolutionary Approaches",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08,pp.984-1006. ⑨Nill,J.& Kemp,R.,"Evolutionary Approaches for Sustainable Innovation Policies:From Niche to Paradigm?" Research Policy,2009,pp.668-680. ⑩邢怀滨、苏竣：《均衡与演化框架下的技术政策比较》，《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5期。 (11)贾根良、赵凯：《演化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观》，《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6期。 (12)王焕祥：《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经济政策分析范式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3期。 (13)沈小波、曹芳萍：《技术创新的特征与环境技术创新政策——新古典和演化方法的比较》，《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4)[美]恩斯特·迈尔：《进化是什么》，田洺，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74页。 (15)[荷]克里斯·布斯克斯：《进化思维：达尔文对我们世界观的影响》，徐纪贵，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页。 (16)Georgescu-Roegen,N.,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s Proc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2-3. (17)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 (18)沈坤荣：《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页。 (19)杨勇华：《演化经济学视野下理解技术本质的三个维度》，《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 (20)任锦鸾、顾培亮：《基于复杂理论的创新系统研究》，《科学学研究》2002年第4期。 (21)Hekkert,M.P.,Suurs,R.A.A.,etc.,"Functions of Innovation Systems:A New Approach for Analyzing Technological Change",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07,pp.413-432. (22)秦书生：《技术创新系统复杂性与自组织》，《系统辩证法学报》2004年第2期。标签：市场失灵论文; 范式论文; 有效市场论文; 相关性分析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经济学论文; 特征选择论文; 功能分析论文; 达尔文论文; 市场功能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