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思维方式的转变与中国未来的发展--对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深刻解读_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

当代思维方式的转变与中国未来的发展--对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深刻解读_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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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3年的基本经验,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鲜明地回答了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体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具有很强的时代意识、创新意识,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从哲学的层面上看,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全新的工作思路,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期思考、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的新特点,标志着我们党思维方式的重要转换。当代思维方式的这种转换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一、“与时俱进”:如何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与时俱进”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命题,彻底清算了长期以来极左思潮、“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认识成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和成熟。

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先进性及其思想精髓。“与时俱进”,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洋溢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光辉。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哲学基础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根据之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有批判的革命的本性。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辩证法的批判首先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也即实践的批判。任何现存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同时也包含着自身的矛盾和否定性因素。随着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事物自身的否定性因素会不断成长,使过去现实的事物变成不现实的,从而丧失其存在的必然性,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存在的权利,新的东西就会代替衰亡的东西而成为合理的、现实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谓从事物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事物,就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牢牢把握事物的矛盾及其发展方向,促成事物的变革。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因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以前一切学说的最大不同在于改变世界,而只有在不断批判现实中与时俱进,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研究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真正担当起变革世界的使命,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

“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现实、变革现实、永葆青春的根本保证。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任何真正的科学体系都不是哪个天才头脑的臆造之物,而是具体时代的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紧密相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与发展,预示了未来社会革命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实践基础。正是在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中,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类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划时代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决定了它必然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其次,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现实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抓住现实问题、时代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所谓问题,实际上就是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也就是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时代性课题,它是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条件和动力。马克思主义的每一重大发展,都以这种时代性课题的解决为标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成功,就在于它们科学地回答了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性。

第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最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如何与时俱进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当世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情况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正确分析和全面把握世纪之交的国际国内形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用“与时俱进”诠释马克思主义,真实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视角的转换,不如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突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现实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遇到了许多挫折,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极左思潮、“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反“左”、反“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但是我们较少从理论内部的危机及其与现实的关联上去思考问题,以致未能真正摆脱“左”的纠缠,也未能真正清除“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既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也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害。“与时俱进”的提出,深刻总结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强调从理论自身及其与现实的关联上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时俱进”也就是江泽民同志所讲的“三个解放”,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其深刻内涵在于党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积极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以保持其先进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紧跟时代前进步伐,永葆我们党的先进性,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三个代表”: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

十六大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将党的性质进一步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党章再次强调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意义。从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到十六大新党章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的重大发展与成熟。

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于与时俱进。这深刻表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我们党党建理论的重大收获,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也是党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其鲜明的阶级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节节胜利,并不断发展壮大。长期复杂严酷的斗争,使我们形成了往往从阶级立场看问题的习惯。虽然建党以来,我们党也强调吸纳其他阶级中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始终并未真正摆脱以阶级观点看待一切问题的影响。再加上极左思潮的不断干扰,我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一直强调党和工人阶级的唯一性,而没有充分重视它们与社会各阶层现实利益的一致性。这种理论和思想上的偏差长期以来一直都未得到真正解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第一次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十六大并没有否定党的阶级基础,也没有否定党的阶级性,它的重大创新在于在坚持党的阶级性的同时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先进性。十六大报告指出:党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就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加强和改进党自身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从世界大局、中国的现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视角来看,保持党的先进性就是要赋予党的性质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社会各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都要有条件地吸纳到党内来。这一理论上的突破,解决了党的执政基础问题。这是我们党思维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党彻底清除了长期的阶级斗争哲学和极左思潮的消极影响,真正由一个革命党成为一个执政党,党的执政合法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在新的基础上得以确认。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往往单从革命历史以及历史必然性的角度论证党及其执掌政权的合法性,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论证执政党合法性的视角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经济长足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需要日益增长的现实条件下,仅仅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论证党执掌政权的合法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注重从现实的角度去看待党执掌政权的合法性。这固然是党的执政水平问题,但更是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的问题。这一转变要求党必须把全部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大力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把党的命运与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建设中国先进文化和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联系在一起。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何认识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这是十六大的主题,也是我们党在未来20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在邓小平“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基础上提出的,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十六大报告首次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目标、途径、内容等诸多方面,指出我们建设的“小康社会”,是“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一提法拓展了我党关于社会发展的战略理论,标志着现代化理论更合乎中国国情、更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新命题,是一种新理论、一种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是党对于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入和完善。从这一角度看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命题,可以说它不仅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同时也更是一种理论视角和思维方式的转换。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我国首先是从政治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然后把社会主义确立为制度形式。由于历史原因、思想认识的限制和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我国最初的社会主义理念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发的社会主义的条件、基础及其内涵都存在着一些重大差别。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差别及其意义;我们侧重于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简单的二元对立中理解社会主义的实质,而较少或没有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从其制度内涵上把握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由于这些原因,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化为一种政治标签。中国的社会主义一直在“姓资”、“姓社”的二元对立中困难挣扎,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都未能完全摆脱这种非此即彼的困境。“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且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指标,从制度内涵上进一步阐释了社会主义。经济指标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重要内涵之一,它同时也揭示了这个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把经济指标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思维方式的重大转换和社会主义理念的重大突破。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小康”虽然明确了一个经济指标,但它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指标。“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一种社会主义新理论,包含着诸多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包含着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上的目标和任务。从十六大报告的内容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其文化目标是:全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这里,人民合法权益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切实体现了“三个代表”的要求,完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思维方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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