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和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文化研究必须关注中国问题和强调中国视角，这是一个共识。不过什么是文化研究？什么是中国的文化研究？它跟中国问题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形成中国视角？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不仅有助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学科建设，更有助于理解中国人文社会研究的大格局，从而对中国的社会转型提出知识界的观点与建言。关于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与角度的争论，或许可以超越学科建制问题的争论，从建设性的角度，推动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思考中国如何从理论消费国向理论生产国转换。目前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界主要关心学科建设，如何确立可量化的学术生产指标如SSCI源期刊、论文影响因子等，如何对学术生产力作科学评估，如何申报博士点，申请国家基地、科研基金等问题。在这样的学科建制需求的压力下，有关文化研究的争论很可能会变成“文化研究究竟算不算一个学科或领域，它跟现有的学科如文学、文艺学等的关系如何”等问题的争论。就笔者所知有限的国内学界的争论而言，争论的话题是文艺学“核心价值”等理论问题，但焦点还是学科建制的边界问题，即从学科建制角度看，哪些是、哪些不是现有学科应该研究的话题。①学科建制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当然非常重要，这样的争论也很有意义。不过学科建制作为转型期中国文化、教育和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也需要在更大的语境中作学科和知识范式的反思。本文认为，文化研究源自西方(英美)，梳理其历史脉络与发展趋势等，可作他山石，为中国的知识与理论创新提供新的角度和理论资源。本文首先从文化研究的西方语境谈起，讨论文化研究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社会参与意识，自省和批判意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语境化方法等。随后将讨论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即理论创新问题。最后提出中国文化研究、人文与社科研究的议程问题，希望与国内外学界同人进一步展开讨论。
文化研究的西方语境
文化研究是来自英美的学术流派，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兴盛于80、90年代，具有强烈的左翼批判色彩，是60年代席卷全球的左翼文化与社会运动的产物。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从一开始就强调其学术领域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旨在质疑、批判现代社会与人文学科的基本理论预设和方法，其中展现了左翼后结构主义的自省和批判意识。就学科建制而言，文化研究的自省和批判意识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强调其学科疆域和方法的不确定性，并以此作为其学术探索的一个前提。这是它与一般传统学科和多数新学科的主要区别。传统的人文社科学科，如文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均强调学科研究对象、范畴、研究方法的严谨和确定性；较新的边缘学科，如文化人类学、人力资源学、经济地理学等，也力图确立本学科的研究领域与理论框架。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学者霍尔从福柯式的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认为文化研究有多重话语，有多种不同的历史，一直是一组不稳定的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s)。②所谓的话语构成，指的是学术和知识体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释和解决问题时所凭借的思维、推理、表述方式或范式、模式。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这些方式、范式、模式的形成，不仅仅是启蒙理性主义者所描述的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过程，而且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点社会关系的复杂互动的结果。学术和知识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是社会构成、历史构成。学术和知识因此总是真理与谬误并存，洞见与偏见互映。
英国文化研究从初创时就与左翼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有密切关联，其学术立场与倾向显露出鲜明的社会与政治关怀，即“世俗”关怀。在学术方法上，主张跨学科、多学科兼容并包，同时坚持鲜明的左翼批判立场。相对于以量化经验研究为主导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文化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显然更加贴近以文本解读和阐释为主导的人文学科。英美和其他国家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也多半集中在文史等人文学科。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者们大多具有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背景。美国学者的背景则主要是文学、人类学等，也有在新闻传播领域从事传媒研究的，但他们跟从事以社会学量化经验研究模式为主的传播学，则泾渭分明。
文化研究英美学派具有鲜明的社会或世俗关怀，主要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关注当代的生活方式、大众传媒、流行文化与日常生活，关注身份问题，包括性别、种族、族裔，关注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问题等。文化研究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当代社会，尤其是都市社会的热门话题、敏感话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时效性。其所关注的话题可谓包罗万象，从“宏大叙述”如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到细微具体的话题如民俗旅游、时尚杂志、网络流行、嘻哈饶舌，无不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当代话题乃是文化研究的核心，现实感和问题意识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主张跨学科或学科交叉、历史化、语境化方法，强调问题导向(issue-oriented)而非学科导向(discipline-oriented)。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认为，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包括经济、政治、哲学、历史在内的各种领域的整体社会关系的把握，是对各个学科的挑战，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疆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尊重各传统学科的范式和原理，要去深入认识这些学科的内容，对它们的经验和实证的研究对象有完整的把握。他强调文化研究在方法上要结合人文的文本解读和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数据统计。格罗斯伯格提倡一种“激进的语境主义”(radical contextualism or contextuality)，认为文化研究是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语境的关系作全面研究。③他在不同场合阐述了霍尔有关“串联/表述”(articulation)和特定的“关键时刻”(conjuncture)的概念，认为关键时刻和语境是文化研究的两大基本问题。他指出，所谓关键时刻是对社会构成的一种描述，是社会矛盾激化、集结、凝聚的时刻，是社会各种力量通过不同的实践(包括斗争和谈判、妥协)来谋求暂时的力量均衡的时刻。articulation这个词在英文里有双重意义，一是清晰表述，一是把不同的东西串联、连接起来，形成新的统一体。串联/表述理论则是一语双关，既考虑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一种话语内是如何串联和表述的，也探究它们在特定的关键时刻是如何跟特定的政治主题建立连接和断开连接的。串联/表述的概念是讲意识形态与社会和文化力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关联性的，在霍尔的思想中，跟语言和话语的运作方式十分相近。④
总之，英美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历史化、语境化、社会参与这三点。这三大特点来自文化研究具体的英美历史语境，来自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的批判立场，这是我们在讨论西方的文化研究时不能忽略的。不过这三大特点对于中国的文化研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化的立场与方法是西方左翼学术界的基石，是对现代性和现代知识体系、现代启蒙理性主义的“历史主义”作深刻反思后的一大理论创新。历史主义蕴含了黑格尔式理性主义对现代性的进步观、历史一元线性发展、历史决定论的逻辑，其洞见是把历史发展视为是整体的、有内在结构和动因的、合乎理性的，从而为整体把握历史，进而积极推动历史的转变铺平了道路。马克思以宏伟的气魄宣告哲学家的使命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这一脱胎于黑格尔历史主义的理论命题，造就了19世纪以来延绵不绝、改天换地的世界革命潮流。但历史主义的谬误是忽略了历史的多元决定因素和知识及真理与世俗权力的互动，把理性和真理绝对化。面对各种极权主义和工具理性的现代性的负面结果，西方左翼知识界近半个世纪以来对知识、真理、历史主义、理性主义作了深刻的历史化反思。这种反思正是英美文化研究学派强大的思想资源，使他们能够从历史复杂多元的纵切面来思考知识与真理问题。语境化则是指从横切面对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作多元、多层次的分析与思考，也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依据。
我们在从事理论创新的时候，需要随时提醒自己，理论是具体历史条件和语境的产物，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把理论语境化。我们应该把理论、文本、语境这三者都“激进地语境化”。归根结底，学术研究、理论创新的目的是社会参与。对于西方左翼学者来说，他们的社会参与主要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不断提出批判，并且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美国左翼学者来讲，在美国这个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国家，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非常困难的。但已故著名左翼学者萨义德利用传媒等公共平台，坚持“向权力讲真话”，便是一个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典范。对于中国文化研究来说，历史化、语境化、社会参与的立场和目标当然要根据中国特定的语境，来寻求和探究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
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和中国问题⑤
什么是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和中国问题？笔者认为，文化研究作为研究当代课题，具有强烈的社会与世俗关怀和批判意识的学术流派，无论在思想、知识领域还是在社会实践领域都具有前瞻性和创新特征。这对于中国这个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的国家来说，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都同样明显。中国近30年来的社会转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历经波折，情况也异常复杂。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跟全球化同步，其转型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不可分割而且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视角、新的学术范式来思考中国和全球的文化变迁与转型。
学术范式和理论的转型与变迁也是当代世界文化深刻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有的学术范式、理论和建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世界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对中国来说，这种变化更加令人瞠目结舌。中国知识和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经历了批判、否定、重建和再批判、再反思的反反复复的过程，总体的脉络是否定30多年前受苏联影响的旧模式，建立仿效欧美的新模式。这种过程极为复杂。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紧跟当代西方学术主流的量化和实证模式，争议尚少。然而在人文学科领域里，究竟是跟随西方20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现代传统，还是汲取其20世纪后期的后结构主义激进批判潮流，抑或是改良中国从5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以确保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同步？学术导向的争议跟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状况、学术改革的种种因素纠缠交错，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国在学术建制上大量仿效西方的专业化建制，另一方面则在正统意识形态(尤其在文艺学和现当代史学、哲学领域)和西方自由主义、批判理论等往往根本对立的学术观点及方法之间徘徊。在传统的中国文史哲领域，种种关于国学复兴和新儒学的争论，表面上似乎不涉及重大理论问题，但实际上深刻地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前受苏联影响的传统模式与受西方自由主义、西方激进批判理论影响的方法之间的争论。
文化研究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对学术建制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高度自省和批判精神，对我们把握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学术建制的转型是十分有益的。在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界，无论是强调意识形态正统或强调进口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往往缺乏历史化和对自身的反省批判意识。在论述过程中，常常有意无意地用真理在握的口吻，多半用正确/错误、真理/谬误这类二元对立的观念，来论辩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表述往往忽略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历史、意识形态特征，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话语体系跟各种权力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关于对与错、真理与谬误的判断是离不开具体的历史语境的，也无法跟意识形态立场、政治权力分割开来。由于固有的传统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承载着传播真理、分辨是非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重任。但从追求人类平等与公正的终极目的来讲，对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反思，本身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文化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批判立场。转型期的中国，十分急迫、非常热切地寻求着文化与知识体系的重建和创新。但缺乏历史感、缺少自省和批判意识的学术“大跃进”，则很容易出现基础不牢、材料劣质、工艺粗糙、产品质量低劣的弊端。针对人心普遍浮躁、生产方式粗放、产品低端、社会价值观极为多元混乱的现状，人文社会科学需要作出清醒、理性和深刻的分析与批判，而不是做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附庸与吹鼓手，更不应该替一些强势利益集团大唱赞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质上应为公共利益、为社会公正和大多数公众的利益服务，揭露、抨击、批判一切侵犯公共利益和非正义的言行。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所坚持的左翼立场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如果要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作出贡献，就需要针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和知识生产的状况，提出中国问题，提出自己的文化创新、知识创新的方案。关注当代问题首先要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历史视野。中国的文化研究应当把握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性经验和现代的新文化传统，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文化实践，把当代中国的文化放在这个历史纵深的坐标里，来认识当代文化的历史延续和断裂。横向的全球化的坐标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当代传媒、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研究中，普遍的观念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全球化文化网络。但是如果对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史没有深刻把握，就很难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即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化的大众传媒与文化、知识精英三者之间极其错综复杂、相互矛盾对立又相互交织互动的关系。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设、意识形态斗争、“文革”，至今依然制约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苏联80多年的思想文化实践并未因为政权变革而烟消云散，深刻的文化心理积淀依然是当代俄国文化的特征。中国没有俄国式的政治激变，但文化心理积淀与主流意识形态建制的关系较之俄国更加紧密。
西方文化研究所关注的课题，如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身份认同、性别、族裔和民族主义等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同样重要的问题，有些则并不构成核心问题。如果为中国文化研究开列一份研究日程表和课题排行榜，其内容肯定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的日程表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在从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向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急速转型的过程中的文化矛盾。相对于西方文化研究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性、否定性的基本导向，中国文化研究既需要对文化商品化、商品拜物教和取消公共关怀倾向作尖锐的批判，又应该强调文化创新、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
中国的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一向是以所谓的理论消费(theory consuming)为主，几乎从未产生对社会科学有普遍学科范式意义的理论建构。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出现了异常复杂的情形，传统的认识和思维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的社会改革出现了很多经济学上的问题，其中有很多是无法也不能用现成的西方经济学模式来解释的。在政治学、社会学方面，在人文学科方面，也出现了无数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对于各种西方理论，我们的处理办法不是削足适履的“拿来主义”，就是束手无策的消极抵抗主义。一个新的热门话题是：中国现在是不是正在变成一个理论生产(theory producing)的国家呢？问题的关键是：分析中国不能再照搬现成的理论模式，而是要通过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和研究，思考能否有理论和学术范式上的创新。目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等，西方主流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转型模式”。但是在人文科学领域，这种探索依然很少。
在人文科学领域，要想从理论消费进入理论生产，中国学术界需要掌握主动，进行理论创新。首先要对学术引进作新的反思。反思性批判思维的一条主线，是深刻思考当代中国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权力与知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和区域研究这些来自西方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也对中国学术的本土化和中国化有所启迪。本土化是要研究本国、本地区的话题，首先是个议程设置的问题。无论是区域研究还是文化研究，所提出的研究议程和方案往往带有强烈的西方色彩。出自西方的“本土问题”，到
中国来就有一个理论创新、议程重构的需要。
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崛起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文化研究，有没有自己的研究日程、纲领和研究方案？这些方案都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感。当我们在讲知识的新构成(无论是跨学科还是新科学)时，它的现实感在哪里？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的学术和知识生产基本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框架、知识构成，这里面反映出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或者形成了什么样的权力结构？这些无疑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中国的文化研究也需要关注多学科和跨学科合作。文化研究这把大伞下面，好像是各种学科的交汇和集市。但仔细一看，大部分仍局限于作为文学研究看家本领的文本细读和对宏大叙事的更宏大的理论概括这两点。这两点是基石，不可丢。但是是否也需要借鉴、介入其他学科，如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如果我们的对象是消费文化、影视传媒，其中的社会影响力、商业利益、资本运营、公共政策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受众的构成、反馈等方面问题，均意义重大，单凭学者个人的文本解读和个人观点，是远远不能说明问题的。如果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来分析“小众化”、精英色彩强烈的先锋艺术电影，或许可对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观众反馈忽略不计，但是以同样的思路来解读大众流行的电视剧，不顾及收视率这个关键因素，则会使文本解读流为个体主观意见的各抒己见，无法真正说明电视剧对不同层次受众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折射出的多元社会心态。单纯以文学研究、文本细读方式研究大众文化和传媒，其弊端显而易见。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访谈、问卷、数据分析等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主要擅长文本细读的人文学科学者来讲，熟练运用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断非易事。不过通过跨学科团队合作的方式，也并不是不可以做到的。
笔者认为，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当务之急不是要树立起自己在现有学科建制中的位置，圈出一块自留地，在国家学术体制和权力运作的利益分配中分得一杯羹。文化研究作为一个从知识领域介入、参与社会变革的学术流派，当然需要有发表自己观点的学术平台，需要学术建制的承认。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如果在学术界工作的话，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但是对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点、对学术建制的挑战与反思特点，则不可不强调，否则就背离文化研究的初衷，失去了文化研究的意义。文化研究必然是处在体制(包括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学术圈本身的)内与外的边缘和缝隙之间，道路上充满了矛盾、困难与挑战。不过这种困难和挑战也会有丰厚的回报，那就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认真关注与研究，终归会产生学术研究对社会本应当产生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学术建制，也会起到积极推动改革的作用。
目前中国的文化研究有很好的机遇和前景。建议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与学术机构把握住“两个关注、两个提倡”：关注当代社会与文化转型，关注学术思想前沿，提倡学术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提倡教学科研的现实应用性。总之，文化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问题导向，同时兼顾学科导向的需要和传统，紧紧围绕当代问题，强调国际化、跨学科、团队整合、现实应用的方法。
文化研究只有大力关注当代中国问题，才能充分发挥其学派特点。笔者认为，我们现在应当关注的中国问题有：
1)转型社会
中国作为转型社会，在文化变迁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机遇，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开始至今，30年来已经经历了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与文化转型的飞跃变化，形成了新旧意识形态之间以及国家体制、知识精英和商业流行文化之间极为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与互动局面。中国的政治转型也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一个不得不走入的拐点。这是一个文化研究学派应当时刻关注的现实语境，其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和动势，都是文化研究历史化、语境化关注的焦点。当然，文化研究的话题必然应集中于文化领域，尤其应该关注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文化与商业化、消费主义，文化与日常生活、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际、交叉地域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只要将横切面的语境跟纵切面的历史化分析结合，对中国转型的时间维度就有了空间维度的把握。
2)现代性
现代性问题是中国知识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讨论的热门话题，话题的主导基本是80年代以来大量被译介到中国来的西方现代化/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理论，跟中国80年代的“文化热”或“新启蒙”文化反思运动相互推动，成为90年代以来将近20年的中国人文社会学术界的主导话题。文化研究需要对这段时间里有关现代性的学术话题、学术话语、西方理论和中国话题的引用移植等，予以历史化和语境化，对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知识界作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剖析与批判。80年代开始，西方理论大量进入中国，形成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至五四时代的文化“拿来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峰。知识界近年来对80年代的“文化热”有了一些反思，但较为零散。关注的问题往往被大众传媒导向诸如“第五代电影”、“重写”历史、文化怀旧等话题，避重就轻，绕开了80年代“西方理论热”加“中国文化热”的核心问题，即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改革问题。对于90年代以来所谓“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状况，学科建设、学术建制至上，学术研究日趋产业化、商业化的趋势，认真的反思与批判就更少。关于现代性的学术争论也越来越脱离中国的现实问题。
在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性的不同选择(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等)本来是中国现代性话题的重中之重。晚近西方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理念以及后现代、后殖民、新左派理念等五花八门的思潮，更加势不可挡地进入中国。在这种“一紧一松”(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紧，西方理论和专业化“纯学术话题”松)的局面下，学术界的格局变得相当复杂。其后果是，对于执政党及其主导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现代性过程、中国现代化不同选择道路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的深入全面的反思，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明显缺失。学术思想转型、知识范式与建制问题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当然文化研究并不能囊括诸如思想史、学术史、现代性理论研究等领域，但文化研究的特点与精神却应该提倡。
3)全球化与传媒文化
当前文化研究最为宏观的语境就是全球化。关注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一个普遍问题，也是中国问题。中国近年来从国家上层到知识精英都在关注如何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如何应对英美强势文化霸权等问题。这是全球化国际格局下是否要坚持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的问题。一方面，以美英为主导的全球化从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层面都要推行西方主张，把它们的观念和利益当成全球化的普遍真理、普遍利益来推广。这当然受到了世界各国普遍的抵制。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大国或崛起的大国，当然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我们不愿意、不能够把西方的价值全盘接受过来。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和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一提出，就受到西方乃至世界的关注和担忧：中国是否也像西方那样，要把自己的观念与价值观当成普遍真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来推广？这些都是文化研究需要关注的话题。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征是传媒文化的全球传播与流行。在传媒文化尤其是网络文化主导的时代，中国特有的主流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三种形态的相互分离又关联、冲突矛盾又联姻合作的状态，变化非常迅速，大量新的传媒与文化形式不断出现，需要予以密切关注和研究。现有学术范式和西方理论已经越来越滞后，难以对日新月异的文化变迁作出理性的分析和把握。按现有模式与理论来解读当代传媒文化，往往是削足适履，捉襟见肘。当代传媒文化研究本来就是文化研究的主打，而转型期中国的种种文化趋势与潮流，更需要大量密集的跟踪、分析与研究。
总之，文化研究作为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具有前瞻性、创新意识和强烈社会关怀的新兴领域，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应立足中国本土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大力提倡学术创新、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中国的文化研究任重道远。
注释：
①有关争论参见钱中文、童庆炳、许明《文艺学研究的核心价值问题笔谈》，载《社会科学》，2006(1)；朱立元《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载《文学评论》，2006(3)；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1)。
②Stuart Hall,"Introduction," Simon During ed.,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New York:Routledge,1993,p.5.
③[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刘康：《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载《南京大学学报》，79页，2007(3)。
④Lawrence Grossberg,"Does Cultural Studies Have Futures? Should It?(Or What's the Matter with New York?):Cultural Studies,Contexts,and Conjunctures," Cultural Studies,January 2006,pp.1—32.
⑤有关理论消费国与生产国的观点，笔者在别的场合也提到。见刘康《从区域研究到文化研究：人文社科学术范式转换》，载《文艺研究》，12—21页，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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