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货币区理论发展时期划分及启示
马 涛1，丁文丽2，李 丽3
(1.曲靖师范学院 应用数学研究所，云南 曲靖 655011；.云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3.云南师范大学 泛亚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
摘要 ：从时间维度把最优货币区理论划分为孕育期、创立期、发展期、沉寂期、高峰期、反思与实践并行期等6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标准等进行了提炼。最优货币区理论对我们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当前在大中华区不宜进行货币统一，而选择人民币作为锚货币在大中华区内实行固定汇率更为现实；第二，要关注大中华区政治融合、要素流动、财政及货币政策一体化的问题；第三，持续关注世界各地货币区问题。
关键词 ：最优货币区；最优货币区理论；区域
一、最优货币区相关综述
自Mundell(1961)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在国外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国内从时间维度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全面介绍的研究尚不多见。[1]
预设N=20，M=3，L=6，图2和图3分别为随机选取单个SU的信道和功率策略概率演化过程.从图中可以看出经过200次迭代后，用户信道选择概率向量由初始值{1/3,1/3,1/3}最终收敛到{0,0,1}，并维持恒定不变.同时用户在6个功率等级上的选择概率也同样的表现，结论与定理1和定理2相符.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最优货币区的解释着重强调它是指一种最优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要么采用单一共同货币，要么区域内部各种货币之间采用固定汇率，而与区域外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采用浮动汇率。“最优”是对于同时维持区域内外均衡而言，包括区域内部通胀和失业之间的均衡，以及区域内外之间国际收支均衡。
实践上，世界主要国际货币的空间演化进程或历史显示，建立货币区并不断在空间上扩大这些货币区域，曾经或正在成为这些货币的发展之路。当今世界，货币区域化、国际化的趋势亦愈发明显，尤其表现在世界主要国际货币上。
顺丰收购DHL业务也许是今年最轰动快递圈的并购行动，但轰动显然只是顺丰并购行动的副产品。“对于顺丰拥有王卫这样的佛系老板，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一直是顺丰的企业文化，王卫不太在意外界，他只是在按照他的节奏一直在运作整个公司。”顺丰前员工李伟这样向《中国储运》记者说。
英镑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以“英镑区”的形式出现并存续了40年左右的时间。曾经的世界货币霸主在其货币的国际地位遭到美元挑战以后，能够运用的最直接对抗美元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货币区。英镑区的历史实践与最优货币区的含义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当时英镑区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要么直接采用英镑作为其本币，要么这些货币与英镑之间皆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英镑区内资本流动自由，贸易结算等统一采用英镑进行。虽然随着英国政治经济地位的衰落以及殖民地人民的纷纷觉醒，英镑区最终解体，然而，英镑区的实践在货币区的发展历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积极贯彻落实《学校“七五”普法实施方案》，大力开展法律知识讲座。利用邀请法制副校长到校开展讲座、观看未成年人普法宣传片、举行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为载体，在未成年人中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律知识教育，使学生从小养成守法懂法的良好习惯。通过制作宣传版面、设计宣传橱窗、校园红领巾广播站设置法律法规宣传栏目等方式，积极宣传《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促使学生增强法律意识，提升依法保护自己的能力，提升运用法律法规的意识。
20世纪9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在指导欧元区的建立上起到核心理论作用，最优货币区理论又一次被学术界广泛关注，也同时达到了它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高峰，回归到国际货币经济主流的视野之中(Krugman，1993)。[14]从能够收集到的文献资料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1999年1月1日欧元的创立这一时期的理论观点主要如下。
如果说英镑区和美元区的出现早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出现，那么欧元的出现及欧元区建立的理论基础无疑就是最优货币区理论。1961年至1999年这段时间是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从货币的视角，突出表现在欧元的出现上。欧元在1999年1月1日面世之初，就有11个国家采用欧元作为记账单位。欧元的成功创立，让经济一体化区域之内的国家放弃各自的本币，共同采用单一共同货币的设想变为现实。与英镑区和美元区的历史情况不同的是，欧元是以一种新货币的形式完全替代了区域内其他所有货币。欧元出现的同年，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创立者Mundell教授因其开创性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早在Mundell(1961)教授明确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之前，就已经有了与最优货币区密切相关的一些理论思想，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理论观点。
就亚洲而言，其货币区域的现状也有其独特之处，譬如中国“一国两制”背景下的“一国四币”及“华元”的提出；巴勒斯坦至今没有自己发行货币，而是同时采用两种其他货币在本国流通；海湾国家区域货币联盟及“海元”的提出；“亚元”设想的提出。亚洲区域的一些特点及区域内采用单一共同货币设想的提出，让专家学者为这些区域是否符合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相关标准展开研究及探讨，也激发了很多研究者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
纵观世界区域货币的概况，在区域货币的发展进程之中，既有一国货币成为区域货币和国际货币，亦有某一区域放弃多种原有本币而采用一种新货币来替代区域内原有货币的情况，更有一国多币、两种外币同时在本国流通等各种情况，很难一言以盖之。纷繁复杂的货币区域发展概况，是否能有合理的理论来对其进行解释，或许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存在与发展，能为相对合理解释这些现象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就非洲而言，当今的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及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在货币问题上有共同之处，即建立区域中央银行，负责区域内共同货币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并发行货币。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发展的时期划分(一)孕育期(1961年之前)
最优货币区理论在欧元区实践的基础之上得到了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区域开始考虑采用区域单一共同货币或采用货币国际化的途径来促进区域经济或本国经济的发展。
(1)建立区域性单一货币和银行体系。伦敦经济学院的Meade(1957)教授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视角提出了在欧洲自由贸易区建立单一货币和银行体系的思想，但在当时的条件下，Meade本人对建立一个共同欧洲政府机构来制定和执行统一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可行性也有所怀疑。[2]
国家老龄化研究所负责监管这笔新基金，所长理查德·霍德斯（Richard Hodes）称，研究所不仅仅想扩大现有的阿尔茨海默病实验室，还希望从其他领域吸引像贝克这样的研究人员，带来新的观念，而且许多研究人员正在做出回应。研究老龄化问题的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教授马特·凯伯林（Matt Kaeberlein）说：“为了争取到这笔基金，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人都在他们的资助申请中说到了‘阿尔茨海默病’这个词。”
2014年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以来，涪陵区食品药品监管分局始终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四有两责”工作部署，在市局和区委、区政府正确领导下，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取得了体制改革和食品药品监管“双丰收”，有效保障了食品药品安全和医药食品产业健康发展。
(2)在国家之间建立一体化的资本市场。Ingram(1959)从国家和区域间收支平衡的视角进一步指出，多个合作国家之间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以及消除对付款活动的限制，会实现资本流动平衡的功能。[3]
实际上，Meade(1957)和Ingram(1959)的观点已经孕育了最优货币区的相关思想。
(二)创立期(1961至1969年)
Mundell(1961)，Mckinnon(1963)以及Kenen(1969)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三大奠基人。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理论观点。
(1)明确“最优”的定义，即区域内部(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外部(持续的收支平衡)之间的平衡。1961年，Mundell提出了最优货币区之一理论，并把“最优”看作区域内外之间的均衡。Mckinnon(1963)所用的“最优”是用于描述单一货币区内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对区域外的浮动汇率可为实现三大(有时有冲突的)目标提供最佳解决方案，这三大目标分别是：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他对“最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讨论经济开放的影响力，即国际贸易商品对非国际贸易商品的比率、内外平衡调节的问题、强调区域内部需要价格水平稳定。[4]
(2)对最优货币区是采用单一共同货币的区域、采用固定汇率的区域还是采用浮动汇率的区域进行探讨与争论。Kenen(1969)发现非对称宏观经济冲击整个国家经济条件不太可能，如果产出是多元化的，他所定义的问题国家会是与其邻国之间适用固定汇率的更好的候选国，因为冲击是针对不同的产业，那么由于庞大的法律体系，总体来看这些冲击会自相抵消。因此，其结论是，发达国家应坚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在货币区内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让汇率极少变动；欠发达国家由于多元化不够，政策工具不够成熟，因此汇率上应经常变动，甚至应采用充分的浮动。[5]Mundell(1961)明确倾向于在最优货币区内部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其理由在于历史上所有的恶性通货膨胀都是在浮动汇率下爆发的，却没有一次是在固定汇率下发生的，也不可能在固定汇率下发生(Mundell，2003)。[6]Mckinnon(1963)认为在最优货币区内要么采用单一共同货币，要么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而这两者之间几乎并无差异。Ishiyama(1975)认为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在采用固定汇率更好，还是采用浮动更好的争论中所提出来的。[7]但Mundell(2003)后来的研究又直接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认为不是在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之间辩论，他们探讨的是可能产生稳定的各种货币政策，而非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两者谁更优，因为这两种制度都仅仅是一种货币准则而已。
表 1最优货币区理论创立之初所提出的相关评估标准
(3)提出最优货币区相关的评判标准，但这些标准本身并不完全一致，有些甚至相互矛盾。Mundell(1961)通过假设两个区域之间因需求变动而导致收支失衡，从而引申出判断最优的标准。首先，是经济标准，包括要素流动、就业稳定、物价稳定；其次，是政治融合标准。[1]Mckinnon(1963)指出，对货币区最优程度的评判有两点：即单一货币经济体的规模大小标准和开放度标准，这两大标准在便利产业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上必须与纯地理上的要素流动保持平衡。Mckinnon通过货币区的“规模大小”和“商品结构”这两点来判断货币区的最优程度。[4]Kenen(1969)的论文有几点关于有可能成为最优货币区标准要素的争论，首先，用财政一体化的程度作为判断最优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两个区域之间财政一体化程度越高，那么平抑从低失业率地区到高失业率地区财政转移的非对称性冲击的能力就越高；其次，拓展了Mundell(1961)关于易受非对称性冲击国家应该采用浮动汇率的争论，Kenen(1969)认为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流动方面，如果两个国家之间产品结构面较窄而且相似度较高，那么适用两个国家构成的货币联盟，因为贸易条件对他们的冲击是对称的；最后，最优货币区更适用于高度多元化的经济体。[5]
就上述三大奠基人在理论创立之初对最优货币区的相关评判标准论断而言，显然这些评判标准并不完全一致，有些甚至有较大争议，直接导致后来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在不断的辩论、争议中向前发展。理论创立之初对最优货币区的相关评估标准具体见表1。
由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三大奠基人对其评判标准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在某些问题上长期处于互相辩论当中，这也直接激发了后来的研究者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深入研究。
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劲头感染了张允和，86岁那年，为了重新编印张家的家庭刊物《水》，她决定学习打字。她的老师，自然就是周有光。
(1)关注货币区形成过程中的机构变化及福利和货币区形成之间的关系。比如澳大利亚国家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Grubel(1970)研究了货币区形成过程中所要求的机构变化及福利和货币形成之间的功能关系。[8]
(三)发展期(1970至1976年)
1970年至1976年这段时间，部分研究者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②降低了杜家台分洪工程的运用损失。两次分流，均充分利用行洪道泄洪，蓄洪区内只有仙桃市新农垸、蔡甸区红星垸漫溃，在杜家台分洪工程历次运用中损失最小。
用他的话说，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是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的。不管什么时间，只要工作需要或农民需求，他必是随叫随到，第一时间出现在工作现场，及时解决农民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2)继续探讨区域内采用固定汇率或汇率统一的问题。Corden(1972)把货币区定义成区域内采用固定汇率的一个货币联盟，虽然这一货币联盟对联盟货币可能产生波动，但内部却是永久固定的。[9]Fleming(1971)讨论了如何在给定的一组国家中进行汇率的统一问题，并详细探讨了7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工资和价格变动、要素流动、产品相似度、贸易依存度、通货膨胀的相似程度、工资决定中的货币幻觉、经济政策一体化程度等等。[10]
(3)提出了评判的“新”标准，即工资、价格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这三大标准。Corden(1972)提出由于工资和价格浮动对非对称冲击的反应更为迅速，因此可以把它们作为评判最优货币区最重要的两大标准。Ingram(1973)认为高度的金融一体化可以自动平衡国际收支，因此可以看作是评判最优货币区的一大标准。[11]
(4)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与收益问题。Tower和Willet(1976)建议把对最优货币区分析的重点放在单个国家采用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需要付出的成本和能够获得的收益上。[12]
(四)沉寂期(1977至1989年)
1977年至1989年这段时间，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陷入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其原因可能在于在此之前的研究成果有互相冲突之处，特别是关于最优货币区的相关评判标准存在差别，而用这些不一致的标准去衡量某一区域是否为最优货币区，显然带来的结果也是各不相同，甚至有可能截然相反(Kindleberger,1986)。[13]
(五)高峰期(1990至1999年)
1939年，美元也曾以“美元区”的形式出现并存续了一段时间。与英镑区类似，美元区内的其他货币也都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区域内的贸易结算采用美元来进行。二战尾声，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之后，美元区已没有存在的必要。自此，美元完全实现了其国际化的进程，时至今日，美元的国际化远非其货币功能的国际化这一点，在现实世界中，体现为一种更高级的存在，即美元的直接流通区域在空间范围上呈逐步扩大之态，也就是美元完全替代或部分替代了其他货币。除美国本土外，美元的直接流通区域已涉及北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大洋洲、亚洲的部分国家或地区，这些区域已经完全或部分使用美元作为本币。当然，还有部分国家和地区正在积极考虑用美元替代本币。这在整个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中的表现都是独一无二的，目前，除了美元，尚没有另外一种货币的流通地理区域可以直接跨度到各大洲的空间之上。仅就此来看，“威斯特伐利亚”模式早就难以解释美元的这一现象，或许最优货币区理论可以为此带来一些相对合理的解释，因为那些正在或将要采用美元作为本币的国家和地区所构成的地理区域本身就有最优货币区的含义在其中。
其中，Bi的11次载气空白信号值均为零，默认其11次载气空白信号值的3倍标准偏差为1 CPS[11-13]，计算得到Bi的检出限为0.0065μg/g。综上所述，各元素的检出限为0.0065～0.31μg/g。
(1)着重于对成本与收益的研判。1990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篇《同一个市场，同一种货币》的报告更着重强调共同货币区的收益问题，虽然报告也认识到货币统一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的潜在问题，但是仍然坚定地建议实施货币一体化的进程。Tavlas(1993)支持货币一体化进程，认为其收益要大于成本。其研究结论或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早期的单一货币区文献强调的成本是一个国家在菲利普斯曲线上选择优先点的能力，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是无效的。然而，选择中性立场的国家也有成本，包括货币合作联盟国家在面临非对称冲击条件下会出现政治局势紧张，非对称冲击的趋势还会恶化霸权联盟区域内周边国家之间的商务往来，这些因素都可视为初始因素和内生影响因素，其成本还包括法律限制的增强，以及从国家层面来看，那些税收制度落后的国家会有铸币税的损失。第二，如果没有上述对成本的说明，选择浮动汇率的国家除了能选择期望的通货膨胀率，其他选择能力有限。第三，在非确定条件下微观经济决策理论显示，在单一货币区随着收入增长的变动，要素流动会减少。第四，汇率变化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去纠正外部失衡的问题，但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汇率机制会起作用。[15]Mélitz(1995)对效用函数进行了分析，即对收益和成本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一般认为，大货币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成本在于面对冲击，缺少对汇率的调节机制。Mélitz梅里兹认为对效用函数的分析取决于总随机干扰项结构，而非单个冲击。对多少国家加入的货币区才能叫作最优货币区，只能取决于对该货币区自身的分析。由于货币区是由不同的成员国所构成，因此评判某一货币区是否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它能否使其所有成员国从中受益。[16]
(2)通过构建新模型或修正原已有模型，丰富了对最优货币区的评判标准。Bayoumi(1994)从区域之间产品差异化的视角采用一般均衡方法构建了最优货币区的正式模型，其研究模型发现，对于货币联盟的连选择依赖于一系列的干扰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干扰项包括：货币之间的交易成本、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对不同产品需求的相互关系。研究进一步发现，货币联盟可以增加区域内联盟国家之间的福利，同时，毫无疑问的是也在降低区域外的福利。[17]Mélitz(1995)认为，从1961年最优货币区理论问世以来，对其唯一可见的进展是对如何确定最优货币区范围新标准的建议。他认为Mundell(1961)的两国模型中的货币联盟最终是指单一的世界货币，因此提出了三国模型的设想，即货币联盟区内仍有汇率的问题，并不完全放弃对汇率的调节，传统对非对称性冲击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两国模型，在三国模型下，联盟成员国之间汇率的调节只在特殊情况下能产生正确的结果，非对称性冲击会告诉我们选择联盟伙伴是非常关键的要素。[16]
(3)开始关注货币(政策)一体化的问题。Mélitz(1995)比较关注货币政策如何进入到理论层面的问题，即货币联盟内外货币政策如何实施的问题。[16]Bayoumi等(1997)通过构建指标对最优货币区的可操作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了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共生关系。他们指出，那些完成了单一市场建设的国家，双边贸易显著增长，为加入最优货币区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而稳定的汇率鼓励了欧洲货币体系形成中贸易和货币的一体化，其研究结论支持欧盟区可以建成一个良性循环的货币区的观点，同时也指出有例外情况，政治因素是个别国家(比如法国)加入货币区的驱动力量。[18]
(4)提出了“真”“假”货币区的概念。Mundell(1997)指出，只要一个货币区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货币且彼此汇率固定，此时的货币联盟其实就是一种共享货币协议。他进一步提出了“真”货币区和“假”货币区的概念，“真”货币区利率有集中管理的趋势，投机活动稳定；“假”货币区利率偏离管制，其偏离的程度依赖于对汇率变化的期望，而投机活动典型依赖于单边的选择，破坏稳定。[19]
(5)提出了相关内生标准，根据这些内生标准去衡量一国或某地区是否适合加入最优货币区。具体包括：贸易关联度、国内商贸发展程度(Frankel等，1996)，并进一步提出货币联盟在面对非对称性冲击时可以减少对特定产业和特定部门的冲击，并因此可以促进联盟内部贸易的一体化。[20]
(6)关注汇率如何影响贸易调节的问题。Mélitz(1995)认为汇率对贸易的调节更多是体现在对(国际)贸易商品和非(国际)贸易商品的调节上，如果本国货币贬值，那么非(国际)贸易商品价格降低，国内对商品的需求转移到非(国际)贸易商品上，贸易趋向平衡。
(1)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批判继承与发扬。Mckinnon(2004)指出，自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以来，对其评判标准或理解并未达成共识，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Mundell(1961，1973)本人的研究成果看起来自相矛盾是根源之一。[21]为应对非对称性宏观经济冲击,Mundell(1961)的论文倾向于把货币区限定在较小区域且同类的国家间，而非大而多元，因此强调浮动汇率的优势。然而在Mundell(1973)后期的论文中，他从共担国际风险为目的而持有资产的视角，又认为共同货币区应该较大，而区内的国家可以(或应该)非常多元。[22]Mckinnon(2004)认为，对最优货币区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实行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第二，在最优货币区内，以某一关键货币的非对称功能来保证汇率稳定；第三，为保证最优货币区内部的安全性，是否有必要仿效欧洲建立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货币联盟；第四，一组通过贸易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体(比如东亚)是否有必要盯住一种外币(比如美元)。[21]Dutta(2005)从欧元、美元竞争货币机制所带来的教训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他指出一种货币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价值依赖于该货币所代表的产出和贸易份额，在欧洲大陆这个地理区域上所形成的欧元区这一单一经济体改变了人们对国家主权概念传统的理解，一个地理区域上单一经济体的完全一体化应有相应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参数，涉及商品和服务在这一区域的自由流动、不用担心汇率波动的区域内自由投资、以及劳动力在区域内的可自由流动，这三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必须透明并有司法强制执行作为保证。[23]Tavlas(2009)指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中的自相矛盾之处，主要集中在:第一， Mckinnon(2004)的开放度标准和Kenen(1969)的多元化标准成为判断最优汇率机制的矛盾，因为开放经济(类似于非多元化)应盯住汇率，而多元标准则认为非多元经济应采用浮动汇率；第二，在面对非对称性冲击时Kenen(1969)的货币统一观点与Mundell(1961)浮动汇率观点的矛盾,Kenen(1969)对多元化的设想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组成的更大、更多元的区域可以比单个经济体承受非对称性风险的能力更强，可以从货币统一中获益，而Mundell(1961)认为经济体在面对非对称性冲击时应采用浮动汇率；第三， Kenen(1969)认为多元化为汇率固定提供支持，而Mundell(1961)则认为不管汇率机制如何，多元化在面对冲击时都对经济起到保护作用。[24]
1999年1月1日，欧元面世，欧元区成立， Mundell教授也于同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最优货币区理论迎来其发展的一个巅峰。
(六)反思和实践并行期(2000年至今)
2000年至今，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仍在继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既进一步探讨了最优货币区中关于要素流动、非对称性冲击、政治因素等标准，又提出了福利、成本收益、利率管制的程度(真假货币区)、贸易依存度作为内生性标准等新的内容，而成本与收益问题是这段时期研究的一个重点。
(2)从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反思。Krugman(2012)发表了《最优货币区的报复》一文，他在文中指出，虽然欧元的创立看似以经济的一体化促进了政治的一体化以及区域和平的进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一个噩梦，欧元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陷阱，欧洲国家之间也陷入了喋喋不休的争吵之中。原因在于，第一，最优货币区理论要求以要素流动(劳动力流动是要素流动中极其重要的一点)和财政政策一体化作为支撑，而在欧元区，劳动力流动有限，而事实上也并没有实现财政政策一体化。然而，最优货币区理论早就提出形成单一货币必然要付出重大的成本代价，也就意味着欧洲有限的要素流动和缺失的财政政策一体化就是一个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欧元危机的产生早就有了预言。第二，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对银行业(最后贷款人)的关注微乎其微。在美国这个不是问题，在联邦层面有对各州银行的救助作为保证，因此各州银行不会成为各州政府的负担。而欧元区是由相关成员国构成，欧洲央行不可能像某一国的中央银行一样去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对各国商业银行的救助就变成了借款给各成员国政府，对于各成员国政府而言，这些借款变成了其债务负担。即使欧元区不是最优货币区，那么如何能让欧元继续起作用？第一，完全一体化，采用美国式标准——欧洲合众国的形式，或者至少采用“转移联盟”的形式对问题区域进行自动补偿；第二，从欧元区的层面支持银行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在各成员国政府银行出现问题时，注入资金支持，不要造成成员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第三，欧洲中央银行要像美联储一样，去扮演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第四，订立一个较高的通货膨胀目标。正如Krugman(2012)所说，如果按照他的论断，整个欧元的进程似乎就是一个错误，既然是个错误，那么欧元区为什么不解散？他认为这更多是出于政治上考虑，欧元区的形成的确为世界带来了诸多好处，一旦解散，将意味着欧元区在广泛意义上的挫败，这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情况。[25]
(3)运用最优货币区理论中所提出的相关标准来评判某些区域是否为最优货币区。自1999年1月1日以来，部分专家学者运用最优货币区理论中相关标准去衡量某些地区是否可以称之为(或成为)最优货币区。研究的空间范围涉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亚洲主要涉及南亚(Banik等，2009；Regmi等，2015)、东亚(Grace等，2012)、东南亚(Chandan等，2012)、海湾国家(Nusair，2012)、东盟(Masron，2009)、日本(Karras，2005)、中国(Byströ，2005)；非洲主要涉及东非(Mkenda，2001)，整个非洲地区(Karras，2007)，非洲的法郎区(Zhaoxiaodan，2009)，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Eita，2014)；欧洲主要涉及俄罗斯及相关独联体国家之间(Korotchenya，2006)、欧元区(Jager等，2013；Dobrogeanu，2015)；美洲主要涉及北美洲的美国(Ma Kouparitsas，2001)，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Naves等，2007)。
最优货币区可以是多个主权国家放弃本国原有货币而共同使用单一货币的地理区域，在该区域内具有关键货币作为货币锚并在区域内实行相应的汇率制度也可以称之为最优货币区。
三、最优货币区理论对我国货币区问题的启示
(一 )当前在大中华区选择固定汇率更为现实 ，不宜进行货币统一
当前至21世纪40年代末这段时间在大中华区不宜进行货币统一，而选择以人民币作为锚货币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更为现实。
虽然当前我国旅游业的各个方面的水平已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为了对游客的各方面需求进行充分满足，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旅游相关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也就需要高校积极发展旅游专业，对旅游人才进行有效培养。所以在高校对旅游人才进行培养的过程中，应该与自身的教学资源和办学特点进行充分结合，从而给予学生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和培训，保障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从而对于双轮驱动背景下的旅游业发展进行良好适应[1]。
从21世纪50年代初开始可以考虑在中国大陆与港澳之间实现单一货币，而与台湾之间的货币统一问题尚需更长时日。而“华元”的设想，在短期内也是不适宜的。其原因在于，港澳两地自回归之日，在相关基本法中都有关于两地回归之后继续使用各自原有货币的明确规定，而对两地保持原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规定同样包含了货币的层面，如果短期内贸然在海峡两岸及香港实行单一共同货币，至少与当前的相关法律条款有冲突，也容易给国际社会造成误解。根据当前法律规定，至少在21世纪中期以后再提这一设想，从时间上看，似乎才更为合适一些。目前，“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已经在香港和澳门两地得以实现，但台湾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就货币而言，台湾目前使用的仍然是新台币，目前两地虽在货币合作上有所进展，但尚不足以在两地之间构建最优货币区。从短期来看，人民币与新台币统一的问题与祖国的统一大业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不可一蹴而就。由于历史、法律、政治等诸多现实问题的存在，使得在大中华区进行货币统一的提法在短期内并不现实。因此，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视角来看，在大中华区选择人民币与其他三种货币之间实行固定汇率似乎更为现实一些，而非贸然提出在区域内实行单一货币的问题。
第一，农户知识储备较少，思想观念较为保守。特色农产品与互联网相结合，需要拥有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知识做支撑，而农户知识储备较弱，对互联网了解较少，缺乏专业的技术培养，同时，农户思想观念较为保守，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因此，当地政府应该积极制定相应的农户电商学习机制，安排专业知识人员为农户进行讲解，同时加大相关产业扶持力度，着力打造新时代农民，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另外，人民币国际化已明确写入我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明确提出，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坚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而非在“两岸四地”的大中华区去建立一种新的单一货币区。人民币国际化毫无疑问会给中国带来一些益处，包括铸币税收益、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降低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因汇率波动而可能带来的损失、促进资本要素流动等等。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是国家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成为我国政治外交中最为有力的一种工具。因此，短期内，从最优货币区的视角，选择以人民币作为锚货币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更为现实。
(二 )关注大中华区政治融合 、要素流动 、财政和货币政策一体化问题
大中华区政治融合问题。香港与澳门已经先后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大陆与港澳地区在政治上不断融合是大势所趋，符合最优货币区关于在政治上不断融合这一标准。在台湾问题上，尚需更多时日，但“九二共识”是两岸政治融合之基础。就政治因素而言，大中华区是否能够成为最优货币区的问题值得关注。
大中华区要素流动问题，即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在大中华区，劳动力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尚受上述诸多法律、历史及现实的制约，并不能实现自由流动，还不能满足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基本要求，可以在这一点上多做努力。
大中华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体化问题。受制于相关法律规定，从时间上看，中国大陆与港澳之间有可能在21世纪中期以后逐步达到这一标准。但与台湾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一体化或许需要更长时日，可随着政治融合进度而逐步实现。
由表5可知，在菜籽油、花生油、茶籽油、亚麻籽油及芝麻油当中掺入 5%餐厨废弃油脂，都能检出餐厨废弃油脂的标志物，即黄豆苷元和染料木素，确证性地鉴别餐厨废弃油脂的掺伪行为，为打击废弃油脂掺伪现象提供一种检测手段。
结 语
虽然最优货币区理论在不同时期有些不同的评判标准，并且这些评判标准至今也尚未完全统一，但最优货币区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除业已建立起来的欧元区之外，世界上有意建立货币区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存在。比如，位于西亚的海湾六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阿曼和巴林)建立区域货币联盟的最终走向问题，“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货币问题，同样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在实践上的体现，而这些实践反过来又会怎样检验最优货币区理论，让我们拭目以待。而曾经出现的货币区，譬如“英镑区”“卢布区”等为什么会解体，也同样值得关注，以史为鉴可深入理解这些“货币区”背后的关键因素与力量。
[参考文献 ]
[1]Mundell R.A.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1961, 51(4):657～665.
[2] Meade J E.The Balance-of-Payments Problems of a European Free-Trade Area[J].Economic Journal, 1957, 67(267):379～396.
[3] Ingram J C.State and Regional Payments Mechanism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9, 73(4):619～632.
[4] McKinnon R I.Optimum Currency Area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53(4):717～725.
[5] Kenen P.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 Eclectic View[J]. Monetary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1969.
[6] 蒙代尔.汇率与最优货币区[M].张之骧,校.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7] Ishiyama Y.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 Survey[J].Staff Papers, 1975, 22(2):344～383.
[8] Grubel H G.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economique, 1970, 3(3):318～324.
[9] Corden, W.M. Monetary Integration[J].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972, 93(4):1～45.
[10]Fleming J M.On Exchange Rate Unification[J].Economic Journal, 1971, 81(323):467～488.
[11] Ingram J.C..The Case for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J].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973, 98(4):1～33.
[12] Tower E, Willett T D.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exchange-rate flexibility[J].Princet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 1976, 98(1):85～94.
[13] Kindleberger C P.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76(1):1～13.
[14] Krugman P.Six Skeptical Propositions About EMU[J].Greek Economic Review, 1993, 15(1):93～104.
[15] Tavlas G S.The ‘New’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J].World Economy, 1993, 16(16):663～685.
[16] Mélitz J.The current impasse in research on optimum currency area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5, 39(s 3-4):492～500.
[17] Bayoumi T.A Formal Model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Staff Paper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94, 94(42):537～554.
[18] Bayoumi T, Eichengreen B.Ever closer to heaven? An optimum-currency-area index for European countri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7, 41(97):761～770.
[19] Mundell R A.Currency Areas,Common Currencies,and EMU[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2):214～216.
[20] Frankel J A, Rose A K.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J].Cepr Discussion Papers, 1996, 108(449):1009～1025.
[21] McKinnon, R.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key currencies: Mundell I versus Mundell II.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04). Vol. 42, issue 4, p. 689-715.
[22] Mundell R A.Uncommon Arguments for Common Currencies[J].The economics of common currencies : proceedings of the Madrid Conference on Optimum Currency Areas, 1973, 0(0):114～132.
[23] Dutta M.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 revisited: Lessons from the eurodollar competitive currency regime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5, 16(3):352～375.
[24] Tavlas G.S..Optimum-Currency-Area Paradoxes[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17(3):536～551.
[25] Krugman P.Revenge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J].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12, 27(1):439～448.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 and Its Inspirations
MA Tao1, DING Wen-li2, LI Li3
(1. Institute of Applied Mathematics,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655011, Yunnan,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3. Pan Asian Business School,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 into 6 periods according to time, including incubation period, originating period, developing period, silence period, peak period, rethinking and practice period. Based on the main opinions and standards of the theory, it gives at least 3 inspira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t is not proper at present for the Great China Area to adopt common currency, and a more realistic way is to choose Renminbi as anchor currency and adopt fixed exchange rates within the area; secondly, the Great China Area shall pay attention to issues of political flux, factors flow, the integrated financi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thirdly,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urrency areas all over the world.
Key words :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Theory; region
中图分类号 :F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9)01-0107-0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63064)
作者简介 :
马 涛(1978—)，男，安徽濉溪人，曲靖师范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金融地理研究；
丁文丽(1972—)，女，江苏句容人，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次区域经济与金融合作研究；
李 丽(1980—)，女，湖北襄阳人，云南师范大学泛亚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数量经济理论与应用研究。
〔责任编辑 ：黎 玫〕
标签：最优货币区论文; 最优货币区理论论文; 区域论文; 曲靖师范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论文;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 云南师范大学泛亚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