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探索与唯物史观研究——从当代全球化的视角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视角论文,世界历史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界历史”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要跟以前的旧哲学划清界限，创立自己的新哲学，因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和新的哲学探索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科学制定交织在一起的。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的世界史观，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唯物史观。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关注和考察始于1843年。《莱茵报》时期的实践和所遇到的理论难题，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逐渐产生了怀疑，于是把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世界历史。1843年5月至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大量研读了在该地所能获得的历史和政治著作，并写下了5本详细的摘录笔记（后人称之为《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些笔记虽然基本上是原著摘录，但又不是各种不同的历史经验材料的单纯积累，不是对历史细节的简单描述和追求，而是对历史的逻辑把握，即通过对各国历史的研究和比较，揭示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就总体而言，《克罗茨纳赫笔记》主要反映的是欧洲各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其中关于英、法、瑞典、波兰、威尼斯的封建政治史内容，占去了笔记的大部分。本来马克思是想弄清政治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发现，财产关系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对世界历史的研究，还使马克思对社会结构问题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如通过对波旁王朝的历史分析，清楚地认识到市民社会和所有制关系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在路易十八时代，宪法是国王的恩赐（钦赐宪章），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国王是宪法的恩赐（钦赐王权）。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发现，主语变成谓语，谓语变成主语，被决定者代替决定者，这些变化总是促成新的一次革命，而且不单是由革命者发动的。……因此，当黑格尔把国家观念的因素变为主语，而把国家存在的形式变成谓语时——可是，在历史真实中，情况恰恰相反：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旧]形式的谓语——实际上只是道出了时代的共同精神，道出了时代的政治神学。”[1] 368在笔记中，马克思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因为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世界历史发展中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这一革命经历了多次反复，所爆发的地点也是局部性的，但它所显示的意义则是时代性的、全局性的。它促进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相互联系，增长了他们反封建的士气，加快了社会发展进程。当然，马克思也没有过分夸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明确意识到这场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不久后便提出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并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因此，尽管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关于世界史的研究比较零散，但对他新历史观的形成却具有重大影响。
1843年10月，马克思迁居巴黎，由于解剖市民社会本身的需要，开始把理论批判的对象由“副本”转入到“原本”，潜心研究经济学，写下了著名的《巴黎笔记》。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有关世界历史的看法，从而为唯物史观的形成积累了宝贵财富，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值得认真注意：（1）对货币与世界历史关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1] 150 “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把我同社会、把我同自然界和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普遍的离间手段吗？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使人分离的‘辅币’，也是地地道道的结合手段；它是社会的化合力。”正因为货币具有这样的化合力，所以马克思同意莎士比亚的看法，即货币“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1] 153在这里，马克思虽然不是直接论述货币与世界历史形成的关系，但蕴含了货币对促进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世界联系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2）对资本和私有财产打破地方限制作用的分析。马克思一方面看到异化劳动对人性的扭曲，另一方面又用历史性的眼光来看待工业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这里插一句）必然产生出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正如一般说来运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婪欲必然战胜享乐欲，公然无节制的、圆滑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世故的、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2] 110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肯定了资本和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于战胜封建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重要意义。在接下来对私有财产本质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认为，资本和私有财产的发展打破了封建土地关系的地方性、民族性的限制，“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发展起来”。[2] 113 （3）对动产与不动产对世界历史影响的分析。所谓动产，主要指工业资本；所谓不动产，主要指封建地产。在封建社会，不动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动产则取代不动产而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霸主”。动产战胜不动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动产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作用呢？马克思借用国民经济学的表述认为：“据说，动产已经使人民获得了政治的自由，解脱了市民社会的桎梏，把世界连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粹的道德、温文尔雅的教养；它给人民以文明的需要来代替粗糙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2] 109私有财产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工业资本战胜封建地产的历史。世界历史的出现是与资本的发展相伴而生的，资本的走向同样反映了世界历史的走向。（4）通过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研究认识到“工人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密切关系。马克思不仅把私有财产理解为异化劳动的结果，而且还论证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乃是消灭私有财产的重要条件：“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 101这一思想实际上已经触及马克思后来所表述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观点。总之，《巴黎笔记》虽然没有专门阐述“世界历史”问题，但在经济学探讨中已大大深化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马克思已经逐渐在社会生活的深层领域——经济领域——找到了世界历史的真实联系，这为他形成新的历史观奠定了基础。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既是唯物史观形成、问世的标志性著作，也是“世界历史”思想得到比较全面阐述的代表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从地理大发现、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商品贸易的扩大、世界市场的建立和资本的扩张等方面详细说明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另一方面又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出发，考察了社会生活的整体联系，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进而发现了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化趋势，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可以说，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许多重要观点，并不是依据某一个或几个国家、民族概括出来的，而是从总体的世界历史中概括出来的。正是借助世界历史的分析，马克思看到了社会历史的深刻本质和内在联系，阐明了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没有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就很难发现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不仅阐发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对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也作出了科学的阐释：（1）关于世界历史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出现不仅深刻改变了各个国家、民族原有的社会生活，而且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这就是由传统社会开始迈向现代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社会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由世界交往和世界市场引起的一系列变动的产物。离开世界历史，就没有现代社会的产生。世界历史的出现，不仅开创了现代社会，而且使社会发展出现了新变化。首先，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正常发展，必须适应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的需要。新工业的建立已成为一切文明国家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其次，世界交往的扩大，使得社会生活以及文化精神生活均出现了世界性的渗透与影响，因而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间的互相往来和依赖所代替。此外，世界历史的出现，使得各个国家的经济关系也日益复杂化了。由于对外交往、世界市场的建立，每个国家的经济关系都冲破了原有的界限，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界性。这样，每个国家的发展不能不考虑这些复杂的经济关系。（2）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主要是从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两个维度来加以考察、说明的。就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来说，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因为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因而必然是一个世界历史性事业；相应地，共产主义不能是某种地域性的存在，而必然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说，共产主义又是世界历史发展之必然。首先，世界历史的形成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历史前提。普遍的交往和竞争，使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仅扩展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范围，而且加剧了劳动与资本的尖锐对立，从而提出了解决这种对立的必然要求，即世界性的矛盾只有靠共产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再次，世界历史的发展，一方面加剧了资本对世界的统治，另一方面又造就了世界性的无产阶级，为埋葬资本主义培养了掘墓人。总的说来，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的密切关系不仅是由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决定的，而且也是由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3）世界历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发展有赖于交往的普遍发展，二者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只有普遍交往，才能扩大人的自由度和发展程度。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自由度和发展程度不仅仅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也受社会关系、交往关系的制约。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发展，必须打破孤立的民族性、地域性存在方式，扩大世界性联系。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形成“世界历史性”的个人。狭隘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必然造成狭隘地域性的个人。这种狭隘地域性个人由于失去广泛的交往和联系，因而视野受到限制，观念受到传统的束缚，其发展不是与现代文明相融，而是与愚昧、保守相融。要克服这样的局限，必须冲破地域性的限制，扩大交往，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 86只有普遍交往，才能充分利用人类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人的发展往往是通过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来实现的。扩大普遍交往，才能广泛参与全球性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实现“文明共享”，从而使人得到丰富和发展。诚如马克思所说，“只有这样，各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3] 89只有普遍交往，才能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全面依存关系，从而达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但马克思还是认为，“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4] 108
以上这些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建立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要透彻地理解唯物史观，就必须注意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史观，尤其是要注意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二、世界历史的研究范式对于推进唯物史观研究的重要意义
唯物史观自创立以来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唯物史观经过了各种检验，同时也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考验。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必须进一步深化唯物史观研究，以作出新的回答。如何深化唯物史观研究？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真吸取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研究方法，合理调整研究范式。确立世界历史的研究范式，对于推进唯物史观研究的意义主要是从下述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问题的提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一般始于问题的提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问题只要已成为现实的问题，就能得到答案”。[5] 203问题的提出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并不是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有利于推动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问题提得合理，确实有助于促进人们有益的思考，从而不仅可以推动理论认识的深化，而且可以促使现实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问题提得不合理，可能误导理论思维，使研究一开始就误入歧途，最后所得出的结论可想而知。因此，能否恰当地提出问题便成为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前提。
要恰当地提出问题，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正确的提问方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客观上要求确立一种“世界历史”性的观念。因为唯物史观作为一般性的哲学理论，它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的，而不是专门研究某个国家、民族具体问题的，因而研究中问题的提出既不能完全脱离各个国家发展的具体实际，同时又必须确立一种世界的视野，由此来提出和发现问题。要不然，所提的问题往往会使研究陷于尴尬。比如，在对唯物史观“五形态”论这一老问题的看法上，经常见到一些人这样提出：既然好多国家并不是完全按照“五形态”依次更替的路子发展过来的，各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那么，“五形态”的依次更替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有何依据？这里且不说其用意如何，单就提问题的方式来看就是成问题的。如果仅仅局限于从民族国家的视角来考察的话，“五形态”论确实难以成立，因为每个国家都走着不同的道路，根本没有什么“普遍规律”可循。假如调整一下视角，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待历史发展的话，这一理论就不难理解了，问题也就不会这么提出来了。因此，要使问题不成为虚假的问题，必须注意提问的方式和视角，否则只能陷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当然，问题的合理提出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但这毕竟是达到问题正确解决的重要一环。
其二，思维方式的调整与转换。用世界历史观点看问题，不光是扩大了研究的视野，而且对思维方式也是一个变革。这就要求在研究问题时，应自觉地把问题放到世界的整体联系中去考察和理解，以形成新的意见和判断。就实际情况而言，一方面，在对待社会历史现象、问题时，要注意将其纳入世界的总体格局和总体进程中来考察，看其产生的时代性、复杂性以及未来的走向，以达到一种立体式的、全面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又要把世界整体的发展看作本国发展的一种内在要素和基本规定，即在考虑问题时，必须看到世界发展对各种国内问题的影响、渗透，从中把握其深刻的时代内涵。确立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许多重要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如对“民族性”的理解就是这样。在传统社会，所谓民族性，基本上就是本土性。而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仅按照这种本土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民族性，显然不合时宜。因为随着国际交往、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强，“原汁原味”的民族性已经很难找到，每一种民族性实际上都渗透着外来的因素。这样的渗透并不是对民族性的否定，毋宁说是对民族性的丰富和发展，因为这样的民族性已经被赋予新的内涵，获得了时代规定性。因此，对于民族性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抹煞和取消原有的民族界限固然荒唐，而固守狭隘的民族性也非合理。自觉地将民族性融入世界性，并用世界性来促进和增强民族性，这可能是民族性发展的合理抉择。又如对于我们经常谈论的“中国特色”，也要加以辩证的理解。中国的“特色”固然不是要简单效仿别国的模式，重走别人的老路，但这种特殊并不是离开世界整体的特殊。特殊不等于孤立，不等于封闭。我们之所以选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实就是从复杂的世界体系和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因而这里所讲的“特色”也是从世界历史过程中获得规定的。
其三，原有理论研究的深化。研究范式的变革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渠道使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研究走向深入的：（1）激活了某些思想。有些思想本来就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随着世界历史新的发展，这些思想的当代价值日益凸显出来，迫切需要进行新的开掘和阐发。如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交往的理论、国际分工的理论、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理论、人的发展的理论等与今天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直接相关，因而近年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唯物史观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2）充实了某些概念、观点的内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基本概念，过去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即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界定和划分的，现在随着世界历史联系的日益紧密，各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均不是以纯而又纯的民族性出现的，而是形成了各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内容日益复杂。这样，对于这些概念就必须作出新的诠释。与此相关，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要加以新的说明。因为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与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作用的不仅仅有本国的各种生产关系，而且还有国际上的某些生产关系；同样，与特定的生产关系发生作用的不仅仅有本国的生产力，同时还有国际上的某些生产力。对于这些现象加以正确地诠释和说明，无疑是对原有概念、观点的补充和完善。（3）促进了对某些原理的重新反思。在原有的历史背景和解释框架下，一些原理是非常清楚明了的；而在今天的条件和新的研究范式中，一些常识性的观点变得不“常识”了，一些基本的原理也变得不那么“基本”了，而是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重新审视，进而加以纠正和发展。比如，谈到社会发展，我们常常将本国实际与国际环境作为一般的内外因关系来对待，并认为外因只是发展的条件。这样讲似乎没什么错，但要深究起来，大有重新审视、阐释之必要。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在一个国家尚未进入世界体系之前，它与世界的关系是游离性的，因而其本国实际与周围的国际环境，确实是典型的内外因关系。而在加入世界体系之后，由于它与世界的关系已由原来的游离关系变为整体与部分、“有机体”与“器官”的关系，因而不能把国际环境简单地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外因，一个国家的“国情”明显带有“世情”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内、外因的界限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而且，在此境域中，国际环境并不是始终只起“条件”的作用，而是有时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四，新的研究课题的发现和确立。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现象，都是以往发展过程中很少见到的，也是以往的发展研究中较少关注的。现在这些问题的出现，自然给发展研究以及唯物史观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如“机遇”问题，在以往的研究范式中，始终是没有得到重视的，偶或提及，也是作为一种社会偶然现象来对待的，并没有给予理论说明。如果说，在传统社会，各个国家因其基本上都是孤立发展的，彼此间交往很少，因而机遇的问题并不突出，理论上不予关注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今天，伴随资金、技术、资本等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和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动，机遇的出现越来越频繁，机遇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以致机遇的研究不能再可有可无。如何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具体阐明机遇的产生及其作用，如何看待机遇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便是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又如“跨越”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根本没有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一讲社会发展，主要是突出“自然历史过程”，“跨越”的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而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跨越现象屡见不鲜。显然，只有转变研究范式，才能真正理解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出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另外，像近年来学术界谈论较多的现代性问题、普世价值问题、发展方式问题、代价问题等，都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课题，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加以新的探索。通过这样的探索，必然会带动整个唯物史观研究的深入发展。
总之，理论工作者应当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自觉调整自己的研究方法，使其研究真正具有时代性和科学性。这也是实现唯物史观繁荣发展的一条途径。
三、世界历史观：全球化对唯物史观研究范式提出的新要求
今天，历史的车轮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出现，不仅使社会生活、社会发展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而且对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冲击。这种冲击不在于它提出了多少具体问题需要加以关注和解答，而主要在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需要对其作出新的调整和变革。
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要求我们在研究中注意改变只注重于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也就是说，应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界，转向从全球视野来思考和研究问题。不仅当代社会发展中一些带有普遍性、关系人类命运的问题需要这样的研究方式，就是民族性的问题，也应当用全球化的目光予以审视。这样讲，决不是要放弃、背离民族性，而是旨在合理看待民族性与全球性的关系，将民族性放到合理的基点上并恰当地对待其发展。超越并不是脱离，而是立足于民族性但又不局限于民族性，用全球性来反观民族性，进而提升和推进民族性。因此，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研究范式调整的基本含义。如果完全离开了民族性，离开了本国的实际，研究全球化和唯物史观也就失去了起码的意义。所以，研究范式的调整，并不是要轻视和淡化民族性，而是为了清醒地认识、更好地增强民族性。
应当说，唯物史观是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揭示，是对人类社会历史总体关系的一种抽象和把握，它显然不属于哪一个国家、民族的理论，而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但是，在社会发展的具体研究实践中，情况要复杂地多，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局限于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域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以致使研究常常偏离唯物史观的本性，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无法解决的困惑与难题。尤其是人们长期习惯于原有的环境，传统思维还有较强的惯性，因而面对日益全球化的世界，转换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还有一定困难，至少是不太适应，由此产生的一些看法与结论也自然带有某种局限性。因此，唯物史观理论本身的要求与其具体的研究方式并不是一回事。要真正按照唯物史观的本性来推进唯物史观的研究，必须确立全球性的视野和研究方法。这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如上所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同世界史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史观，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没有世界史观，也就没有对各民族国家具体问题的正确说明，这样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就必须具有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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