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教学研究如何走出高原——发展至今的“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给我们论文,教学研究论文,基础教育论文,高原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地区有组织、有一定规模的教育科学研究开展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不论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科研经费投入、科研队伍建设及取得的成果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了发展教育科学理论以外，无论是影响教育决策、促进教育变革，还是推动教育实践，都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毋庸讳言，目前本市的教育科研与有些省市一样，也走进了一个相对处于徘徊阶段的高原地带。具体表现为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原创性，应用研究缺乏可操作性，大量的研究内容相互重复，边界模糊，大量的研究成果互相雷同，我中有你，与数以千计的成果相比，教育科学研究所应该产生的实际效能远未实现。最近，本市召开了由中国教育学会和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局共同组织的“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对该项研究的价值、内容、研究方法及获得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笔者认为，以该项研究为案例，剖析当今教育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有关问题，探讨教育科学的发展走向，使教育科学研究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也许比该项研究本身更有价值。
一、倡导科学研究深入教育实践，反对经院式的“坐而论道”
改革的时代是需要有科学理论作为先导来指导实践的，同样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也企盼着教育理论作指导，否则我们的实践既走不远也走不快，甚至还会走迷了方向。特别在教育领域又是那么的复杂，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充满了那么多的矛盾和问题，无论上到宏观层面上教育政策的出台，还是下至微观层面上学校管理、教学方法的改善都需要依赖教育理论。但是，真能够派上用处的理论只能从对现实的教育活动的研究中获得。然而，有些研究人员既不关注教育事实，又不考虑现实背景，既不能操起科学理论的刀去解剖教育现象，求得真知，又不能对教育事实进行科学归纳，推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并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只是在书斋玩弄着某些名词和概念糊弄人，或套用着古代或外国先哲的话语指点江山，或隔靴搔痒、闭门造车了事。使研究的“矢”远离教育问题的“的”，更加远离着第一线教育实践工作者感到困惑，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这一靶心。其结果尽管一本本书塞满书橱，却使许多所谓的教育科研成果成为作壁上观的把式。由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主持的“面向21世纪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却走了另一条面向实践、研究实践的路。该项研究内容不可谓不前沿，正如实验者宣称的那样：本试验从人的生命和学校基础教育的整体出发，运用综合渗透、主动参与的方法，以满足时代需要和促进学生的终身学习与终身发展为宗旨，构建面向21世纪新基础教育的模式。研究的范围不可谓不广泛，包括着教育理念、教育目标和培养模式三方面的更新。该项研究的人员中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高校，其中还不乏专门研究教育哲学、教育学、教学论、比较教育和儿童发展心理学等教育基本理论的专家、教授，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经验背景，他们完全可以坐在书斋里写出洋洋洒洒的大作来。然而，他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实践指向性的特点，精心地选择各种类型的实验点，一头扎入基层，深入学校、深入课堂，研究教师、研究学生、研究教学、研究活动。他们今天终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有些数字很说明问题：研究开展七年来，指导组老师每周去试验学校一天，上午听课评课，下午观察班级活动，始终如一，从不间断，理论工作者深入课堂听课3000节以上。近一年来，实验主持者深入课堂听课100多节，参加各个试验点上的各种研究活动40余次。原南京师大雷鸣强先生曾在《对教育理论研究功效低下的反思》一文中奋力疾呼：我们的反思得出结论，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归根到底要从中国的实际教育中抽象和检验，但又有多少教育理论界的权威去扎扎实实研究中国的教育实践呢？当我们对新基础教育实验总结概括出的富有前瞻性的“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世纪之交中国学校教育的文化使命”、“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等一个个崭新的理论命题大加赞赏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为这些理论确确实实是来自中国本乡本土的实践土壤并有效地推进实际工作而大声喝采。
二、倡导长周期的实验探索，反对蜻蜓点水似的“浅尝辄止”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在一些不同的场合曾听到本市乃至全国一些教育专家和著名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发出感慨，现在已很难看到长周期的探索研究，更难看到有人愿意付出长期持久的努力，去获得一项有价值的成果。这样的感慨大概反映了目前研究中的一些状况。诚然，随着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快，我们需要短平快的研究，为政策出台提供依据，为改革实践提供方法策略，但的确有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已失去了长期开展一项研究的耐心和信心，或为了多争项目多得经费资助，或为了多出版书籍多增加学术权威的光环，或害怕自己的研究经受不住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越显浮躁起来。回顾本市一些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教育科研项目，如“愉快教育”、“成功教育”等都是坚持研究十多年才取得了正果。“学习困难学生的研究”是八五期间被国家教委批准的重点研究项目，当别人看到该项目丰硕的成果——一套五本专著时，会发出由衷的赞叹，然而这背后是全体课题组成员持续五年的调查、实验、总结经验、搜集案例。由顾泠沅牵头的“青浦教改实验”更是经历了十年生聚、十年发展的漫长历程。新基础教育研究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这项研究开始于1994年，整个研究原定于五年结束，五年中共选取了5所不同类型的中小学进行完整试验，三年后又在5所中小学进行推广、发展性试点研究，试验点由市区扩大到远郊海岛，学校类型也扩大到以招收农民子女的乡镇学校，使研究取得了较为完善的结果。1999年底如期通过了由教育部组织主持的结题鉴定，并得到广泛好评；在1999年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中该成果也榜上有名。至此，不管是研究者，还是研究本身，似乎可以功成身退了，然而课题组却认识到前五年的努力仅仅是一些局部试验点上的尝试和探索，正如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在实验室中基本定型以后还需要经过更大规模的中试、孵化环节一样，该成果也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去推广，去应用，去接受验证。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们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有待完善、有待发掘的东西还很多，比如如何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如何建立师资培训体系，如何建立与实验培养目标一致的课程教材，如何将前期研究考虑较少的信息网络技术的运用加以补充。于是在1999年，新基础教育研究开展了扩大实验，选取了本市一个地区——闵行区，将研究在全区范围铺开。确立了金汇学校等五所中小学为研究基地，建立了15所准实验学校，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分别对干部、教师进行培训，学习理论知识，增强实验意识，探讨研究方法，又集中时间对实验学校进行“地毯式”的调查研究，摸清不同班级、不同学科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不同的要求，使第一线的广大中小学教师不但能自觉地运用新基础教育的思想理论来改变观念，还能用科学理论指导日常的教育教学行为。一年多来闵行区参与该项研究的基层领导和教师多达上千位，他们在最近一次的研讨会上共同发出心声是“感受幸福”。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样一项成熟的研究在推广应用过程中“为学校的发展注入活力”、“为教师的成才确定了方向”、“为学生的幸福奠定了基础”。作为新基础教育研究的主持者叶澜教授却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了坚持长周期研究的好处，这一年半来，使自己充满了活力，自己过去没完全想清楚的问题可以有机会去弄明白，自己已经想清楚而没做完的事情可以有机会去实施，去完善。我们不能预测该项研究还能走多远，但叶澜教授的回答令人感动：准备再用上十年时间一定要走一条具有中国新时代特征的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相结合的发展之路，走出一条能使真实的教改实验成果真正燎原的光明之路来。
三、倡导理论与实践两支队伍的水乳交融，反对貌合神离的各有所图
多年来作为本市教育科研工作的一个特色或一个成功之处就是通过科学研究的方式以课题为纽带，把教育科学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样的结合中理论工作者可以发挥自己专业知识扎实、熟悉科研方法和专门技术的优势，教育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则可凭借自己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学科知识、对教育对象熟悉、了解接触频繁的特点，最终达到两者优势互补。本市也曾经涌现过相当多的成功事例。但近年来也出现一些相反的事例。理论工作者只是把第一线教师当作自己开展研究的工具，要求他们按照自己的研究意图去观察、去实验，去调查，一旦获得第一手资料，便人去楼空，独自完成自己的论文或著作去了。也有一些人是看到一些基层单位需要用教育科研打出自己的品牌，扩大自己影响的需求，于是你看中了我的笔杆子，我相中了你的钱袋子，相互利用，各有所图，使教育科研成为一种急功利近的工具。新基础教育研究确为面上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如何合作提供了榜样。研究的主持者认为该实验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互推进、共生共长的开放式研究，要保证实验成功，其基本条件就是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都把研究当成共同的事业，共同参与，各尽所能。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工作者从第一线教师那里获得感性认识，新思想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实验构想在实践中得到完善、补充。而实践工作者又可从理论工作者那里得到科学理论，特别是方法论的指导，走出传统经验的狭小背景，建立新的理论和行为方式，相互都有输出，相互都有收获，最终达到共生共长。在长达七年的研究中，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们设计了一种为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在三个不同层面上提供创造空间的研究方式：第一层，主要是理论的系统研究；第二层，主要是学校活动模式与每一学科、班级建设的整体新模式的改革试验；第三层即学校内每天进行的课堂教学和班级生活的创造研究，使每一个参与研究的人员都有自己的研究空间，都有自己的创造舞台，都能实现自身价值，真正朝着“既是创造者，又是学习者；既是教育者，又是研究者；既改变旧的教育模式，也改变自己”的目标前进。笔者认为，由于该项研究真正促使了理论与实践两支队伍的水乳交融，有机整合，才能使研究达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水平，才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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