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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管理伦理研究的缘起与进展
管理伦理是管理学研究和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暂新课题。20世纪管理科学的建立、发展以及广泛应用，使人类社会获得了空前的进步。瑞士经济学家肯德指出：“19世纪是工业的世纪，20世纪则作为管理世纪载入史册”（注：转引自波波夫：《管理理论问题》，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然而，使全社会关注管理与伦理之间的联系，并将管理的伦理问题在“管理伦理”的名称下加以专门的研究，则主要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美国，80年代起在欧洲，管理伦理突然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并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正式学科，而其直接的起因只是20世纪80年代比较集中暴露出的一系列经济丑闻，例如飞机采办中的行贿受贿、化学工厂中的有毒气体的大爆炸、对河流和海洋的大批污染、食物污染、在发展中国家实行不正当的市场实践活动、汽车走私、非法武器出口、内部贸易、证券公司和大额投资者的非法活动，等等。卡罗(Carroll)在1993年指出：“回顾过去30年来人们对企业伦理的兴趣，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对企业伦理的兴趣不断加深；二是对企业伦理的兴趣看来是由重大丑闻曝光引发的。”（注：Archie B.Carroll.Business and Society:Ethics and Stakholder Management.and ed.(Cincinnati,Ohio;South-Westrn Publishing Co.,1993).P.85.）而一谈到“丑闻”、“腐败”，许多人便开始注意到“伦理教育”方案的重要性。管理伦理（Business Ethics或Management Ethice），由于翻译的不同，有人将它称为“企业伦理”、“商业伦理”或“经济伦理”。管理伦理问题最初围绕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广泛的研究，“利润先于伦理”还是“伦理先于利润”，企业是否具有道德地位，这是研究的中心问题。但随着研究的发展，进而扩展到企业同有关的环境、社会、包括经济制度和政策方面的伦理问题的研究。通过20多年的发展，在西方学术界，管理伦理的研究进展大致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1.普通意识到管理伦理的重要作用、地位和意义，并对此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美国管理学家麦格戈里认为最高主管的伦理品质是管理哲学的中心内容，他指出：“影响一个最高主管决策品质优劣之因素，在于他本人管理哲学前进或守旧程度。所谓管理哲学系指事业最高主管为人处世基本信仰、观念及价值偏好”。管理学家霍金斯认为，由于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早已超越了企业的范围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因此现代管理不应停留在传统的组织技术方面，而应着重研究反映现代人性的人文价值，批判传统管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哲学观，构建组织系统的价值模式和考察现代人的行为价值逻辑应成为管理理论的核心。管理同哲学、价值、政治、文化、语言、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管理应力图“寻求使管理获得一种价值行动的意义”，以使现代管理规范化（注：这里的规范不是指传统管理所规定的团体或组织的规章制度，而是企业组织所应遵循的社会伦理规范。在西方学术界，“规范”一词是与“实证”相对应的概念。“规范化”同“伦理化”的意义相近。）、伦理化和哲学化。弗里曼等在《公司战略与追求伦理》一书中指出：“追求卓越革命的基本伦理是对人的尊重。这是企业关心顾客、关心质量背后的根本原因，也是理解优秀企业难以置信的责任感和业绩的关键”（注：R.Edward Freeman,and Daniel R.Gibert.Jr.,CorporateStrategy and the Search for Ethic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98),P.5.）。管理学家努力追求的东西，“既是一种‘人性’，一种‘道德哲学’，一种‘精神科学’，又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注：丹尼尔·贝尔：《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相继出版了一批关于管理与伦理结合的著作，如《道德管理的力量》、《凭良心管理》、《道德和商业行为》、《商业伦理》等，同时，几乎所有的管理学教材都辟有专章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伦理”，甚至渗透到战略管理学、国际企业学、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学、谈判学等课程中；管理伦理和企业伦理方面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注：吴新文：“国外企业伦理学：三十年透视”，《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2.研究的主要问题基本上分属于三个层面：(1)微观层面，主要探讨企业中的单个人之间即作为管理者或被管理者、同事、投资者、供应商和消费者这些单个人的伦理关系问题。由于这些单个人对企业而言担当着不同的角色和作用，为了认识和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而应当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和实际上做些什么；由于这些单个人处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某一项管理行为或经营行为会产生什么看法，如何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把正确的观念传递给他们，从而规范这些人的行为以符合组织的宗旨、价值观和道德；作为一个企业，如何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是否应当满足消费者的一切要求？是否有责任使消费者正当地使用自己的产品？雇主与雇员是否有超出公司规定的伦理责任？还有劳动条件、工作环境、待遇等问题，都属于微观管理伦理层面研究的内容。(2)中观层面，主要研究各种经济性组织（如公司、厂家、贸易联盟、消费者组织、行业学会、工会等组织）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尽管这些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组织具有自己的目标、利益和行为方式，并能发展一定的自治性，这种自治性具有超越个人行为的特征。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各种组织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些组织在自身的行为中应具有什么样的观念，如何以自身的独特作用为组织的管理伦理作贡献，如何处理同贸易伙伴、竞争对手的关系？如何积极吸纳其他组织与管理伦理的建设等问题，是这一层面管理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3)宏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或制度层次上（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条件的形态如经济秩序、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商务活动等方面）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责任。如社会保障究竟是哪方的责任，政府、企业、个人应如何分担？从前非商业化的活动如医疗卫生、文化机构，现在也商业化，对不对？在国际贸易中应如何对待客国与母国的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差异？企业如何参与建立一种生态兼容的经济，使所有的人都能体面地生活在地球上？如何克服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失业和各种歧视？如何在国际社会造成公平正义的贸易环境？如何应对全球范围内的危机问题？等等，是这一层面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三个层面上，单个的人和经济组织都被认为是道德行为者，都被假定有着或多或少的决策自由度，这种自由中自然也就包含着相应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而尤其强调在企业的管理伦理中，组织行为的伦理指向和伦理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3.在研究具体的管理行为的伦理问题时，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特色和认识。一般而言，北美人更接近于强调决策和行为的自由以及相应的责任，而有一种忽视限制的倾向；欧洲人则强调应以伦理责任的形式勾勒出商业的条件。“企业里的美国人有一个强烈的信念：个体经营者与公司能够而且应该做得更符合伦理要求；他们不仅尽责地遵循经济和法律的游戏规则，而且应该有一个先于运动的立场，因为宏观层面上的这些规则不能完全地决定微观和中观层面上的行为。与之相反。欧洲人倾向于把道德优先权放在客观层次上，主张只有规则及其运用才有道德问题。”（注：G·恩德利：“企业伦理学：北美与欧洲的比较”，《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德国人十分注重对企业管理伦理的基本问题的探讨，例如，什么是公司伦理的合理概念？在市场经济中究竟是否能容纳超越于最大利益原则的公司战略的伦理取向？如何为企业和公司伦理建立一个可靠的哲学基础，以使所谓价值判断的任意性不再成为反对企业伦理学成为一门学科的理由（注：H·斯特曼：“公司伦理学：概念框架与基本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日本人则十分注重研究企业行为伦理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把符合日本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如忠诚、仁义等）融进企业的经营活动之中，目的在于使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形成较为融洽的关系。
4.通过对管理与伦理的整合研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管理理念，给管理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变革。米勒认为有八种基本价值观能为有竞争力的新企业文化打下基础：(1)目标原则；(2)共识原则；(3)一体原则；(4)卓越原则；(5)成效原则；(6)实证原则；(7)亲密原则；(8)正直原则。（注：劳伦斯·米勒：《美国企业精神——未来企业经营的八大原则》，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9页。）肯尼斯·布兰查德提出了可以作为道德行为准则的“道德力量5Ps”（这也是个人成功的要素）：目的、自豪、耐心、专一、洞察力（注：乔·L·皮尔斯，约翰·W.纽斯特朗：《管理宝典》，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195页。）。从管理方式上看，已形成一系列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管理伦理化”或“伦理管理化”方式，如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通过合乎法律和伦理的方式，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增进社会福利的产品和服务；从以所有者为中心到注重利益相关者；从手段人到目的人；从遵守法律到法律和道德并重；从注重目标、战略、结构、制度到强调企业价值观；从他律到自律；从对立到兼容；从玩弄技巧到注重管理道德修养等（注：周祖城：“管理与伦理结合：管理思想的深刻变革”，《南开学报》，1999年第3期。），使管理方式发展到一种新阶段。
5.非常注重现实的可操作性，把伦理融合到日常管理之中。主要表现在(1)制定企业伦理守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幸福》(Fortune)杂志排名前500家的企业中90%以上有成文的伦理守则，用来规范员工的行为（注：John H.Jackson et al.,Business and Society Today(Pacific Grove:west Publishing Col.,1997),P.126.）；(2)设置专门机构。美国约有3/5，欧洲约有1/2的大企业设有专门的企业伦理机构，负责企业有关伦理工作；（注："The Uncommon Good,"The EmplogeesAuguot 19th,1995.p.57.）(3)设置伦理主管。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前1000家企业中，20%聘有伦理主管，主要任务是训练员工遵守正确的行为准则，并处理员工对可能发生的不正当经营行为提出的质疑（注：一泓：“伦理主管——美国企业管理新趋势”，《中外管理》，1994年第4期。）；(4)伦理培训。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30%至40%的美国企业进行了某种形式的伦理培训（注：L·A·Berger."Train AllEmplogees to Solve Ethical Dilemmas,"Life-Health InsuranceEdition,March,1995.p.70.）。日本企业通过定期培训、制定社训、唱社歌、做朝礼等活动推动伦理建设；韩国企业界的民间联合组织（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则在1996年2月向政府和社会公布了《企业伦理宪章》，内容包括：正确认识企业的地位、作用，树立社会责任感；通过创造和革新，追求正当的利润；提倡公平、正当的竞争，尊重竞争对手，遵守公正交易和竞争秩序；实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密切合作，实现共同、协调发展；树立与顾客的共存意识，保护和增进消费者权益；实行按个人努力和业绩进行公平分配，保障企业成员的利益；树立环境意识，推行与环境协调的经营；尊重地区传统文化，为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作贡献。
二、我国管理伦理研究的现状
在我国，伦理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整个社会文化都呈现出伦理型的特点，伦理的管理作用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儒家管理思想，充满着管理与伦理结合的先见之明。我国古代的管理伦理思想的发展也是明显的。然而，管理伦理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如同管理科学一样，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才越来越受到我国理论界的重视，在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管理学并开始着手管理伦理的研究。在翻译、介绍和评价西方的管理理论方面，成绩卓著。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公开出版的西方管理学译著不下100种，此外还有大量的译文；在自身的研究成果方面，则显得十分薄弱，据不完全统计，时至目前，我国尚没有管理伦理方面的专业论著出现，发表的专业论文寥寥无几，编著的教材不上10本。但值得一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对经济伦理的研究十分热烈，许多研究经济伦理的著作都涉及到管理伦理方面的内容。我国理论界对管理伦理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学者大多赞同现代西方管理学的这样一个观点，即管理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物，但又不同意西方管理学对管理所作的人本主义解释，反对他们脱离历史去看待人和以抽象空泛的人道和伦理说教去解释管理伦理，认为现实的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社会地位上活动的人，具有社会性、阶级性和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念。我国学者大多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管理二重性的观点，一方面认为要大胆引进和借鉴西方管理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原则和方法；另一方面又认为要注意到资本主义管理的社会本质与社会主义管理的本质不同。西方的管理伦理思想是诞生在他们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基础之上的，是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在我国的管理活动中，要注意鉴别其社会性、民族性，要考虑到对我国国情的适应性和具体实践的需要，注意“消化”和“吸收”，使之“国产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管理伦理思想和伦理规范。
2.我国学者几乎一致认为，管理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社会生活中处处有管理；管理概念、管理行为和管理活动也不仅仅限于近现代，而是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甚至史前社会；管理概念即是经济学、管理学范畴，也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学、哲学范畴；管理活动是一项伴随人类始终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因此，人类的管理思想和管理伦理思想，历史相当久远，漫长而丰富，只是当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罢了；管理伦理渗透在经济管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政法管理、人事管理、军事管理、科技管理、文化管理、卫生事业管理、生态环境管理、家庭管理等各个管理领域；现代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决策伦理、计划伦理、组织伦理、指挥伦理、控制伦理、协调伦理等，现代管理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经济方法和社会心理方法中都存在伦理道德问题；企业管理活动中如现场管理、财务与会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市场营销管理也都存在伦理道德问题。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尤其重视管理伦理的普遍原则和管理者的伦理道德品质修养的研究。
3.我国学者明确指出，管理伦理学既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它“以管理学为元理论，用伦理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管理实践的理论体系”（注：温克勒等：《管理伦理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是管理学和伦理学相联系的中介。“就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而言，它就像管理心理学等新兴学科一样，是以自己独特的研究视野和角度来分析和研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就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方，管理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又有一定程度的理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是研究管理过程中的道德现象、道德评价体系、道德标准和道德发展的规律”（注：苏勇：《管理伦理学》，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0页。）的。“伦理学与管理伦理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注：温克勒等：《管理伦理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4.比较重视对我国传统管理伦理思想的挖掘与研究。我国学者认为，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人的管理，而人具有一定的民族性、阶级性和地域性，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一点在管理伦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我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十分重要的管理思想和管理伦理思想。现代西方一些国家从我国古代的管理伦理思想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得到不少启发。甚至作为东方民族的日本人和东南亚国家，也十分重视对我国古代管理伦理思想的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被称为东方管理智慧之经典，我们应该注重对它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力图吸取现代新的科学成就和思想方法来解释管理和充实管理伦理思想；另一方面，我国古代某些优秀的管理伦理思想得到挖掘和整理，建国以来我国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如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确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管理机制及管理道德风尚等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具有比西方学者更深厚的历史感。
三、管理伦理研究中的局限与不足
（一）西方管理伦理研究的缺陷
西方对管理伦理研究取得的丰富成果，为我们开展对管理伦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和丰富的资料。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研究存在着两方面明显的局限：
1.他们对管理伦理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或“功用理性”倾向，强调的是“管理效益原则制导下的伦理合理性。”弗里切认为，“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上讲，道德的行为都是商业长期成功所必须的。宏观理论主要考察伦理学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不道德行为会扭曲市场体系，导致资源配置低下。微观理论考察伦理学对单个企业的重要性，不道德行为会导致长期经营成果下降”（注：戴维·J·弗里切：《商业伦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普拉利虽然把伦理学的目标看作是双重的，“一是依据标准对人类行为加以评判，另外是为人们在特定环境下如何行动提供规范性的忠告”，（注：P·普拉利：《商业伦理》，中信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但强调的只是伦理所具有的工具性质——诊断性和理疗性。佩因则明确表明了管理伦理在“管理效益原则制导下的伦理合理性”，他指出：“一套建立在合理的伦理准则基础上的组织价价体系也是一种资产，它可以带来多种收益。这些收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组织工效，市场关系和社会地位。”（注：林恩·夏普·佩因：《领导、伦理与组织信誉案例》，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恩德利同样强调了管理伦理的这种“工具理性”：商业伦理学的目的在于追求一种“新实践”，这种“新实践”一方面强调实践优于理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回避这种选择：商业伦理学从根本上讲应该面对商业实践中的决策和行动）；另一方面强调批评和建设性的任务：商业伦理学不仅仅是简单地去评判现状（也不是仅为批评而批评），相反它应该具有创造性，并能开拓实践的新视野“（注：G·恩德利：“什么是商业伦理学，”《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认为“商业伦理学的试金石是实践中的决策和行动”，因此，通过恰当地考虑和处理决策和行动过程中的伦理因素，就能改进决策和行动中的伦理质量。过分强调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必然冲淡管理伦理作为道德理想承担者的价值意义，“资本主义过程合理化的行为和观念从我们心中赶走了形而上的信仰，也赶走了各式各样的神秘的和浪漫的观念。这样，它不仅改造了我们达到的目的方法，而且也改造了最终目的本身”（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9页。）。工具理性一旦成为管理伦理研究中的唯一原则或压倒一切的价值取向，就产生了它的严重问题，必然影响到这一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和深刻性。这昭示我们在对待西方管理伦理的研究成果时，既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由于价值取向不同而无视其中的合理性，也不能忽视其由于价值观差异所造成的理论偏失，而必须对其中的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进行再判断。
2.没有从根本上回答“管理”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布坎南力图把政治经济学置于一种更广阔的社会哲学背景之中，以期寻求“外在的以及参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个人价值观无关的价值准则，”从而获得“合法性”（注：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99页。）。唐纳森认为商业组织是通过发挥公司特有的优势和劣势最小化的方式来增加消费者和工人的利益，进而增进社会福利。这就是公司作为生产性组织的“道德基础”（注：Thomas Donaldson,Lorporations and Morali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Inc,1982),P.54.）。约里森从现代社会与经济活动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整合论”观点来寻求商业伦理的内在依据，他认为经济活动不仅有建立于利润最大化之上的内部逻辑，而且属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受道德要求的控制：“如果社会行为可以通过人们在不同社会领域中所担当的社会角色来加以描述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把社会行为作为一系列社会角色加以研究。社会可看作是总系统，总系统包含很多亚系统，每个亚系统都有其特别的社会角色”。各亚系统的相互联系是通过“渗透和交往，整个社会的整合或诸亚系统的整合才有可能。”“现代社会整合论可以对那些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战略性的道德要求和市场要求的商业行为和态度加以解释”（注：P·普拉利：《商业伦理》，中信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8页。）。这些对“管理”与“伦理”相结合的依据或内有基础的探讨和管理伦理的框架都“是在对整个社会现实——对宇宙以及社会——进行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基础上建立起业的”。（注：哈贝尔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哲学译丛》，1978年版第6期。）熊彼特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所谓“合理性”的逻辑根源：“合理的态度大体上首先是由于经济必要性而强加于人类心灵的。正是日常经济事务，才使我们作为一个族类获得了合理思想和合理行为的初步训练——我毫不犹豫地说，所有逻辑导源于经济决定的模式，即经济模式是逻辑的母体”（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3-154页。）。因此，对“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理论前提——“何以可能”的进一步追问，就成为研究管理伦理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的基础性理论问题。
（二）我国管理伦理研究的不足
国内对管理伦理问题端研究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后，经过20余年的努力，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如在管理伦理的概念界定、管理伦理学研究对象、管理伦理和社会文化、管理活动中的人伦关系、管理活动的价值评价，以及伦理道德在经济管理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均取得不少理论成果。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国内学术界对管理伦理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1.在管理伦理研究的学科归属上，我国学者一般把管理伦理归属于应用伦理学谱系，影响到对管理伦理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入性。维拉斯科茨认为，“经济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它是关于道德对错的特殊研究，主要研究道德标准如何特殊地用于经济政策、制度和行为。是把我们关于善与正当的理解用于我们称作‘经济’的制度、技术交换、活动和追求”（注：陆晓禾：《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我国学者对管理伦理的学科归属基本持这一看法，认为是相关的伦理学基本理论——道德哲学在管理领域的实际应用，与政治伦理学、医学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人口伦理学、军事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在学科分层上没有质的区别，反映了不同行为领域的具体道德问题。这一认识的核心就是认为应用伦理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各种管理现象。然而，伦理学在管理中的应用不等于管理伦理学。伦理学作为一门边缘性的价值哲学，主要探讨的是决定正确行为的基本原则问题。无论是规范伦理学，还是描述伦理学、元伦理学，抑或是一般应用伦理学，它们不仅关注人们现实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它们尤其要探讨这些“行为”背后的基本原则及其理论依据，比如元伦理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就是诸如“正确”、“义务”、“美德”、“善”以及“责任”等原则的理论基础和人性根据问题；而规范伦理学则为采纳某一道德规则体系提出理由，并且论证这些体系的可应用性的主张。管理伦理作为伦理学的一种，在考察管理一般规律的同时，还须寻求管理的社会本质和价值属性，探究管理的价值原则和根本的目的，回答诸如为什么而管理、什么管理才是理想的管理、应当怎样管理等一系列管理的“应然”原则问题。它与一般的应用管理学不同，一般的应用管理学注重的是管理的事实原则和应用程序，具有实然性和操作性，其主要任务在于从价值观的高度指导管理理论的研究和从思想理论上武装管理者，以获得管理的最佳社会效益。因此，“如果说，涉及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规范的微观、中观问题可以视为应用伦理的话，那么涉及经济体制、经济秩序等宏观问题时就不能简单地将经济伦理归入应用伦理的范畴。即使微观和中观的问题，也离不开那些最基本的证理原则和社会哲学问题”（注：赵修义：“经济伦理的研究对象和主要课题”，《复旦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它不仅适用于经济伦理，而且也适用于管理伦理。如果从狭义的角度立论，把管理伦理同一般的应用伦理学等同，则无多大的异义，但是以广义管理伦理学立论，管理伦理就不能简单地归入应用伦理学。否则，必须影响管理伦理研究的深刻性或全面性。
2.在方法论上存在严重不足。论者或者只是在道德伦理的意义上探求伦理与管理的关系，主张伦理优先，强调伦理的功能而忽视管理的价值，认为管理应从属于伦理；或者强调管理的功能而忽视伦理的价值，对伦理只作效率判断，使伦理服务于管理。这两种观点貌似对立，但它们在方法论上则是一致的，即只看到管理和伦理的相拆性，而没有看到它们的内在一致性，或者由于强调它们的一致性而把一方归结为另一方。实际上，管理和伦理的“矛盾”及其解决并非只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管理和伦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或统一性。管理和伦理作为两大价值系统，为人类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管理伦理首先要研究的是，这两大价值系统所依据的终极价值根据是什么？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才能保证人类价值的真正实现？而要达到对管理伦理的科学认识，则必须从思维方式到价值观念进行全面变革，并建立起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坐标。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我们研究管理伦理的指南，但是有些论者不是运用这一原理创造性地研究新问题，而是简单地套用已有的理论解析现实，或是把现实中管理与伦理的关系填充到原有的理论框架中去，或对社会现实大发道德义愤，于具体问题的解决毫无意义。在笔者看来，管理伦理的普遍功能大致有以下三大特点：(1)终极关怀，即对人类管理活动的终极依据（合理性、合法性）和社会生活的终极理想探求，只有在这一视域中研究管理伦理，才能建立起管理与伦理结合的真正的理论前提和基础。(2)反思性和批判性，即作为管理的根本的价值观具有评价现存管理世界的价值判断功能和建构理想管理世界的行为导向功能，为人们认识管理活动及其变化提供基本的观念框架和价值指标；(3)作为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具有指导人们管理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工具性功能和规范性功能。只有从这些方面构建管理伦理研究的方法论，才能将其推向新的阶段。
3.研究层面偏重于浅层面。一般而言，管理伦理的研究面临着三个层面的问题：(1)管理与伦理“何以结合”、“为何结合”的事实描述和事实依据。(2)管理与伦理的结合的“何以可能”。说明结合的内在依据和深层学理基础。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从“是”与“不是”的关系中推不出“应该”与“不应该”的关系，从事实的真假推不出道德价值的评判，即“应该”与“是”具有“不可通约性”（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9-510页.）。实际上，管理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同时也内涵着丰富的价值内涵。因此，揭示管理的“价值判断”性质以及管理的“应该”指向，是管理伦理的应有之义。(3)管理和伦理“如何结合”。它强调的是管理伦理的技术性或工具性，其研究的实质是“意指一种察看方式，一种关于世界的见解，一种将我们生活中互不相干的事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加以统整的工具”（注：William Foster.Paradigms and promises:New Approaches to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1968.12.）。以往我们对管理伦理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第三层面，而对第一、二层面缺乏应有的关注。正如美国学者哈曼所说：“我们唯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对‘为什么’这种具有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价值方向”（注：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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