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革命政府对日政策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革命论文,对日论文,时期论文,政策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政府指1923年孙中山建立的大元师府和1925年由此改组而成的国民政府。在纷纭复杂的政治形势下，革命政府在孙中山逝世以前实施了联日政策，孙中山逝世以后到北伐前实施了因时因地而异的反日与和日并存政策，北伐开始后实施了以分化日英联合为目的的中立日本政策。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 革命政府 联日 反日 和日 中立日本
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政府，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上便确立了反帝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因应日本的对华政策和变化，根据革命的实际需要，不同时期实施了不同的对日政策。
一、孙中山逝世以前——联日政策
广东革命根据地面临着两个直接的敌人，一个是直系，一个是英国。为了讨伐直系，孙中山与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了同盟，这样在反直问题上就同日本有了共同的利益。孙中山回广东后仍与苏俄联络，引起了列强的恐慌和不快。而他又积极准备讨伐直系，就使直系的主子英美尤其不满。孙中山同英美的关系，尤其是同视广东为禁的英国关系迅速恶化，英国不断制造事端伺机推倒革命政府。蒋介石曾激愤地说：“我们所处的广东，已经完全到了英国人的势力范围里面。例如前次争海关的事，广东的海关本来应该归我们革命政府管理，然而英国人不肯，他竟派军舰来要打击我们政府。又如这次商团购械风潮，英国领事公然出来干涉，并且说政府再要攻打商团，他便要开炮来打政府。”①孙中山也说“他是在华英人的眼中钉，英人恨他而他更恨英人”②。
为了应付这种险恶的革命环境，孙中山便积极寻求日本的支持。他向日本频频发出友好信号，劝阻了广东学生的排日活动，宣称“抵制日货是可耻的”③；东京大地震后，给日本天皇及政府要人发去了恳切的慰问电④；还邀请著名亲日分子梁士诒、徐树铮到广州任职，期望借亲日分子的力量推动与日本的关系⑤；在身边长期聘有数名日本顾问，以便了解日本情况和与日本的联系。
孙中山的一系列措施有所成效，广州日本总领事在给日外务省的电报中说：“国民党对日有好感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对于帝国来说，既要考虑北方政府的立场，同时也不能把同南方的关系轻轻看过。”⑥为了反直的需要，对于革命政府的联日政策给了一定程度的回应，整个关余事件的始终，只派出了两艘军舰，而且私下里还向广东政府表示“纯为保护侨民及产业，对于关余断不为过度之干涉”⑦。日本的回应反过来又给孙中山以鼓舞。
正当革命政府积极联日的时候，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排日移民法。这件事给日本以很大震动，损伤了日本强国形象，打击了日本的政治声望。日本为了抗衡美国又打起了亚洲牌，《东方杂志》评论道：“在美国排日以后，我们已听到日本人黄种联盟中日亲善的论调了”。⑧日本驻广州领事则向中国学生宣传“中日是同文同种，应一致联合亲爱对付白人”⑨。
日美矛盾的发展和日本国内中日亲善舆论的抬头，进一步增加了孙中山联日的勇气，他开始公开宣传中日联合的主张。他带着几分教训和抱怨的口吻对来访的日本记者说：“余企图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已三十年，因日人淡漠置之，遂未具体实现，以至今日。使当时日本表示赞同，想不至如今次受美国极端的屈辱”，“余此际所望于日本者，忍受此辱，退而静谋亚细亚民族之大结合”。⑩8月9日发表《忠告日本国民书》，呼吁日本反省，“努力于亚洲人种之大团结”(11)。中共的舆论对此也持赞扬态度，宣传道：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就是“东方同盟”运动已经开始，“这个同盟的内容是谋中日俄三国缔结联盟”。(12)
1924年9月，孙中山派李烈钧去日本“联络、宣传、调查”，目的是“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13)李烈钧赴日本是孙中山联日的一个重要举措。1924年底，孙中山访日则把革命政府的联日政策推向了高潮。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认为中国遇到了和平统一的机会，准备提携段、张和平统一中国(14)。因段、张均以日本为靠山，获取日本的谅解和支持就成了和平统一中国的关键。所以他反复强调“现今之中国正遭遇即将迈上统一路途之重大时机”，“余对此一时局深深痛感，无论如何，如不与日本提携合作则决不可能解决”。(15)此时他对中日提携的可能性也存有一些幻想，认为“日本表面上似不受欧美势力之压迫，其实亦与中国同样”(16)，因此就目前世界大势而言，两国“非根本提携不可”(17)。他的老朋友犬养毅加入日本内阁更助长了他的这种心理，他致函犬养毅说：“山田君来称，先生入阁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决东亚百年问题，闻之狂喜。”(18)所以他决定北上与段、张共商国事之前，“先访问在日本之旧友知己，率直交换意见。”(19)
孙中山在日本停留六天，反复宣传了自己的主张，其中“最重要之点，就是求日本援助中国，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国成真正大统一之国家”。(20)
然而，他判断错了，不仅日本政府冷遇了他，即使他政界的朋友也因他的主张不符合日本利益，没有前来和他恳谈东亚大局，他回国后批评道：“彼国政治家眼光太近”(21)，联日政策失败。
二、从孙中山逝世到北伐——反日与“和日”并存政策
以直系政权的跨台为标志，日本及其走狗又开始成为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势力，成了镇压革命的头号敌人，因此也就成了全国反帝运动的首要目标。所以，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反日大旗，以领导上海日商纱厂罢工为起点，将革命政府的联日政策导向反日政策。
上海日商纱厂是日本经济侵华的一个重要据点，对工人压迫极其残酷。1925年2月9日，纱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大罢工。党利用日本资本家与华商的矛盾，明确提出“日本纱厂搬回日本”(22)，将矛头对准日本帝国主义。4月又领导了青岛日商纱厂的罢工。
青岛罢工还在进行之中，爆发了“五卅”运动。因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所以运动一开始，中共上海地委就明确提出“做一个群众反东洋人的运动”(23)。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提出：“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24)正式做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的决策。
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英国巡捕逮捕反日演讲学生，枪杀示威群众，造成“五卅”惨案，为此，中共中央又及时将斗争目标扩大，6月6日发表通告指出：反抗运动“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主张反对英日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25)。
在广东的革命政府接纳了中共中央的意见。7月6日，国民党中央向国民党员发出训令：“凡我党员均依照中央党部之历次宣言，努力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26)25日，针对运动中出现的反英不反日倾向，又发布目前政策之宣传大纲，规定此次反帝运动“并非指某个帝国主义国家而言，而是指一切继续坚持不平等条约之国家”(27)。
在“五卅”运动中，面对势不可挡的反帝潮流，日本实施了狡猾的两面对策，它一面与英美协调示威，一面又思谋率先跳出斗争漩涡。
日人想从斗争漩涡逃出去的阴谋得到其中国走卒的大力协助。北京段祺瑞政府鉴于强大的反帝运动，不敢明目张胆地镇压，但是又不能不维护主子的利益，所以与一般高等华人都叫嚷“单独对英”，以转移人们对日斗争视线。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经过与段政府商量，回到上海后首先提出对英不对日的主张。著名亲日派交通系头子梁士诒，在北京银行公会议决向英日银行挤兑存款后，悄悄派人到日本公使馆，说明该项决议的目标是英国银行，“因为不便不列入日本银行，但将渐渐缓和反日趋势”(28)。这一股和日暗潮就已经给反帝运动中的反日活动设置了莫大的阻力，而革命政府的右派也站出来附合，说什么“日本和我国是东方友邦，应该争取团结它”(29)，使反日活动发生了许多困难。
而且到了8月份，整个反帝运动都面临考验。英帝国主义野蛮如常，丝毫不肯让步；革命阵营中，上海总商会首先退出，中小商人也随之动摇，只有无产阶级孤军奋战。面对这种形势，我党从长远斗争目的出发，决定收缩反帝阵线。鉴于日本政府愿意早日解决日商纱厂罢工，所以采取了暂时中止反日的政策，同日商纱厂首先达成复工协议，孤立英国。
广东革命政府对省港罢工也采取了相同的政策，8月14日，罢工委员会实施新规定：“凡是英国货英国船或者经过香港的外国船都一律不许进口，其它船只要不经过香港，不载英国货都可以进口”(30)，执行了放开日本单独对英的策略。
但是，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五卅”运动以后，它继续操纵段祺瑞、张作霖镇压北方的革命势力。所以，1925年秋，当奉系与国民军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中共中央适时发表反奉战争宣言，阐明反奉战争客观上是民族解放战争，再树反日大旗。
反奉战争爆发后，奉军精锐郭松龄部倒戈，日本因郭倾向革命，公开出兵援助张作霖，结果郭军失败。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中国共产党和广东革命政府抓住时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
12月20日，日本出兵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就发表告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参加此次由反奉而反日的运动”(31)。1926年1月27日，北方区党的机关刊物发表文章，呼吁“我们现在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凡我们能力所及如抵货断绝来往等事都应该作”(32)。
广东革命政府1925年底派出了北上外交代表团到北京活动，代表团在北京积极投入到反日运动中去，成了革命政府在北方的一面旗子。代表团明确地将“力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作为最应该最重要的工作，积极联络北京各团体，举行反对日本出兵南满的国民运动(33)。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援助段、张反对革命势力的举动，并没有因人民的激烈反抗而收敛。1926年3月12日，又派军舰掩护鲁军进攻国民军要地大沽口，发生了冯军与日舰互相炮击的“大沽口”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又联合英美等国发出最后通牒，向冯军施加压力。
“大沽口”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五卅”运动镇压青岛罢工，郭松龄倒戈出兵中国之后第三次明显地向革命势力进攻。而执政的段祺瑞为讨好日本，甘作帮凶，竟然枪杀请愿学生，制造了死亡四十多人的“三一八”惨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青年团中央紧急发表告全国青年宣言，要求全国青年到城市及乡村，“讲演日本帝国主义与段祺瑞的罪恶”，“准备着与吴佩孚、张作霖、英日帝国主义作一决死战争”。(34)中共的舆论纷纷将矛头对准英日帝国主义，《人民周刊》发表文章“我们要提高反对日本与张作霖的空气”(35)，《中国青年》载文：我们“要下决心打倒残杀爱国民众的段祺瑞，更要下决心打倒段祺瑞的靠山日本帝国主义”(36)。
革命政府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在“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天即发表社论，呼吁人们：“我们还要更进一步，不论这一次交涉的结果如何，日本帝国主义是始终不能恕的，我们反日运动是始终要贯彻的，我们还要马上起来，表示对这一次日舰轰击大沽口防军的愤慨，发起反日大会。”(37)
但是，由于广东革命根据地此时所面临的直接敌人仍是直系和英国，而日本因华南非其势力范围，对于革命势力的发展采取与北方相反的态度，“尽管可以不问”(38)，不仅如此，还对革命政府“尤其表示好意”(39)，所以，革命政府在全国反日舆论沸沸扬扬，北方抵制日货等反日运动激烈地进行着的时候，因形势所需，在广东除了舆论宣传外，其它方面则实施了对日和解政策。《盛京时报》载：“广东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现经政治委员会决定暂行中止，查其原因，广东现与香港经济绝交，以至生活上之必须品如煤炭棉布等颇形缺乏，倘或长此对日绝交，实虑交通及工业一并停顿，不啻春蚕自缚。”(40)邓中夏也承认除了上述困难外，“如广东抵制一切外国货势必逼成日美与英协同对我”。(41)所以广东革命政府采取了缓和与日美等国的关系而专门对英的策略。结果日本极大地拓展了在广东的贸易，广东省进出口的各类洋货中，“日货最为销流”(42)。
三、北伐开始以后——中立日本政策
随着北伐条件的成熟，1926年7月9日，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开始了武力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斗争，国民革命进入关键时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相应地也大大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政府权衡利弊，实施了以分化日英联合为目的的中立日本政策。
还在1926年5月国民军退出北京时，鉴于英日吴张之间暗潮趋于激烈，我党即提出“国民军和奉反直”，“国民政府援湘御吴”的政策(43)。北伐开始以后，1926年9月我党召开第三次扩大中央执委会议，会上研究了列强的对华政策，认为“日本偏重北方以扶助张作霖为唯一政策，对于南方之反对吴佩孚，不但不甚注意，且视为统治中国北部之机会”，“英国每欲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只以未得列强一致合作而不得逞。”议定“目前是特别注重反对英国，其次日本，其次美国”，“利用列强相互间的冲突，以分裂政策破坏其联合战线”。(44)
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也为北伐制定了相似的外交战略，他提议“循粤汉京汉线北进”，“以免过早地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45)尤其是力避与日本冲突(46)。1926年10月，国民政府又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会上分析了日美英之间的矛盾，决定在北伐战争中，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干涉，对各国采取分别对付的策略(47)。12月28日，鲍罗廷明确提出：“我们现在的政策便是使日英日奉间的冲突扩大”，“对日解释中国革命成功不会消灭中日合法贸易，如日本与英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一致行动则于日本诸多不利”。(48)
在中立日本政策指导下，1926年底，外交部长陈友仁向来访的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贞男解释了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1)“要求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同时为保护日本产业，在一个时期中日缔结互惠协定税率”；(2)“关于在满洲的权益，为树立国民政府与日本的亲善关系，充分考虑日本在满洲的地位。”(49)互惠协定税率是日本外相币原在中国关税会议上死硬坚持不放的原则，而维护在满蒙的利益则是日本传统的对华政策，在这两个问题上对日谅解，表明国民政府决心以相当的代价换取日本中立。
1927年1月，发生了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给日本冲击很大，日本立即派十几艘军舰开入长江，调海军陆战队增援上海。为了平息日本对革命政府的疑惧心理，鲍罗廷建议：宣布“汉口一三事件，乃英人自己造成之结果，使我们必须占领租界”，“特别是对日本，要使其明了，使知我们的政策，只在双方磋商”。(50)
在北京，李大钊所领导的国民党北方政治分部也同日本保持经常联系。李大钊会见日本众议院议员大内畅三，对他与沈尹默达成的中日关系六条纲领补充道：希望日本使奉系不对南作战，“如中英发生冲突”，日本要守中立，“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吾人早有谅解”。(51)通过在满洲问题上的让步争取日本中立。
由于革命政府对日商持和平态度，所以，日商在革命政府辖地非常活跃。当时苏联顾问记载道：“现在只有日本（不算德国）不顾形势紧张而继续扩大自己的在华经济势力”(52)，汉口日侨商会还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派全权代表到汉口和广州来同南方领袖交换意见”(53)。
但是，随着革命向东南沿海的发展，外交形势却恶化起来。当日本明显地感受到革命势力的威胁之后，便由对革命的观望转变为积极寻找机会破坏革命。这时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日益公开，攻击武汉政府，私自派特使到日本接洽。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使日本如获至宝，于是竭力拉拢蒋介石。革命政府的中立日本政策开始步入困境。鲍罗廷分析说：“现在的情势的确是很严重，英美已准备干涉；日本的态度虽然不很清楚，但据北京来电，说是许久不造谣的日本人，最近在北方又大造其谣”。“假使帝国主义者切实帮助反革命派，那就可使革命军消灭。”(54)
如何挽救这一外交颓势？鲍罗廷提出进一步采取措施打破日本同英美的联合。他说：“俄国在初革命时，日本也是怕上当，但是后来慢慢的（地）对付，居然拉拢了。中国现在的情形，同俄国当日差不多是一样，只要很公开的（地）慢慢拉拢，花点时间去对付他们，一定可以使得他们阻碍他们的政府干涉中国的事情。”(55)邓演达提出日本在东三省有很多特权，他的政府害怕中国革命成功后会收回这些特权，为此应对日本政府用一种策略，“允许他们在东三省既得的利益”(56)，对他们的人民则完全用宣言引起他们同情。
可是祸不单行，正当革命政府外交陷入困境而努力谋求日本保持中立的时候，1927年4月3日又发生了汉口惨案，日水兵大队上岸，开枪击毙民众九人伤八人，为革命政府中立日本政策增加了困难。但革命政府没有因此放弃既定政策，4月5日，鲍罗廷向武汉政府提议中日联合起来，他说：“欧美各国要联合起来压迫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在这种状况下，最适宜的莫过于中日联合起来反抗英美的联合”，“从柏林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日本，从日本到此地，这一条路有结合之可能，可以和英美对抗”。徐谦则提议由苏联出面促成日本与革命政府的联合，他说：“苏联同日本是好朋友，中国同苏联是好朋友，这一个连锁或许是促成中日谅解的关键。”(57)
根据上述意见，4月9日陈友仁拟定了一篇对日宣言，内容为：“（一）日本从前虽然也是行的侵略政策，但现在有放弃这种政策的趋势；（二）同佐分利谈话的结果知道中日现有谅解之可能；（三）在中日未真正谅解之前认日本为友邦；（四）由南京事件可以证明，日本有为中国友邦之诚意；（五）虽然有日租界事件发生，但国民政府并没有改变态度。”(58)这个宣言因为4月10日英美日法意五国为南京事件发出通牒，所以决定暂缓发表。
汉口“四三”惨案后，中日双方的舆论都趋于恶化。日本领事说：近来日本舆论非常不好。日本向汉口增调了军舰，并开始撤侨。革命者方面，武汉工人召开示威大会，要求政府向日本严重抗议，接管日本工厂。双方情绪处于对立状态。正在这时，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严重地削弱了革命阵营的势力，波及到外交领域，大大降低了革命政府同帝国主义交涉的实力，使外交进入最困难阶段。
面对困难，革命政府的领袖们迅速右转，他们不从革命群众中吸取力量，而是企图玩弄策略以妥协拖住日本。1927年4月20日，鲍罗廷向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提出“退却理论”说：因为反动派同帝国主义勾结，使我们不容易向他们进攻，“为了应付这种恶劣的环境，只有暂时采取战略上退却的办法”，以免除帝国主义进攻的理由。革命政府的其他要员更是束手无策，也只有同意鲍罗廷的意见，汪精卫说：“如果退却亦是有利益的，退也是可以的。”(59)
在退却政策指导下，国民政府对于死伤十七人的“四三”惨案，为了“对外宜维持好感”，也“希望外交部以和平手段同日本讨论”。(60)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汇报说：“武汉政府现今正相当深切考虑对日方针，似乎对我山东出兵一事并不愿过多批评而酿成事件，甚想永久获得与日本之谅解。”(61)
但是革命政府的退却政策没能挽救外交颓势，1927年4月20日，日本保守的政友党总裁田中义一上台，向武汉政府施加压力，对于“四三”惨案，蛮横地要求革命政府道歉、赔偿，并且从武汉地区撤侨，同英美一起封锁武汉。标志着革命政府对日政策失败。
本文于1994年4月25日收到。
注释：
①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册，1936年版，第68页。
②(13)(14)(15)(16)(17)(19)(20)(21)《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15、180、190、310、466、361、310、433、511页。
③④(18)《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16、197、401页。
⑤《三水梁燕孙（士诒）先生年谱》（二），第255页，见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
⑥俞辛：《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的孙文和日本》，见安藤彦太郎编《日中关系史论集》，日本汲古书院，1989年版。
⑦《日本对关余的态度》，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5日。
⑧《日本的现势》，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一号。
⑨《广东学生赴日考察团报告书》，广东大学1924年编印，第36页。
⑩《帅座对美排日案谈话》，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30日。
(1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4年（7～8月），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版，第175页。
(12)《东方民族的觉醒》，见《政治生活》第八辑。
(22)(41)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154、260页。
(23)(24)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292页。
(25)(31)(43)(44)《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2、424、591页。
(26)《国民党训令党员对外方针》，见《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6日。
(27)《国民党目前政策的宣传大纲》，见《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5日。
(28)［日］臼井胜美著、陈鹏仁译：《近代日本外交与中国》，1986年版，台北水牛出版社，第219页。
(29)《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页。
(30)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32)《北方目前的政局和国民应尽的责任》，见《政治生活》第66期。
(33)《北上广东外交团报告》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月11日。
(3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段祺瑞屠杀爱国学生告全国青年》，见《中国青年》第118期。
(35)《关于现时北方政局的宣传大纲》，见《人民周刊》第2期。
(36)《打倒残杀爱国学生的段祺瑞》，见《中国青年》第118期。
(37)《日本又图进攻中国》，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20日。
(38)[苏]贝斯杜夫斯基著、杨历樵译《苏俄外交秘幕》，天津大公报社，1932年版，第117页。
(39)《东江胜利后的广东》，见《向导》第137期。
(40)《广东中止对日绝交》，见《盛京时报》，1926年2月21日。
(42)程浩：《广州港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207页。
(45)张国涛：《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33页。
(46)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3页。
(47)《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第295页。
(48)(49)《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4、21页。
(50)(58)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149页。
(51)《北伐时的李大钊》，见《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52)(53)巴库林著、郑厚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59页。
(54)(55)(56)(57)(59)(60)《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5、1007、1008、1022、1074、1196页。
(61)《革命文献》，台湾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70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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