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身体、知识——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体育论文,维度论文,哲学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12)03-0005-05
根据《牛津哲学词典》的界定，认识论所研究的是“知识的起源，在知识生成的过程中经验和理性的作用，知识与确定性、知识与谬误之间的关系，整体性怀疑论的可能性，在新的概念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知识形式的转变”[1]等问题，同时这些问题还引发了更多的哲学思考，如对“事实、经验和内涵的本质”[1]的研究。
认识论研究最内核的3个问题就是人是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经验是如何形成抽象知识的，知识如何在社会人群范围内形成知识的推演和历史的继承。这3个问题以“知识”的形成、发展、传播为线索形成前后相继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哲学分支研究中，认识论研究一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且从古代哲学到近代哲学的变迁过程中，认识论转向是其重要的一个标志[2]。同时，认识论也有着传统与现代意义上的区分，其中体现了认识论问题域的超越与拓展[3]。所以，考量体育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使体育哲学得以进一步完善，实现与其他哲学分支和哲学母学科的更深层次对话。
1 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缺失
1.1 体育哲学的本体论导向
本体论来源于古希腊语“存在”一词，它往往承认有先验的存在，或者世界可以归结于某一个或某一类存在，“一个本体论家试图决定哪类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什么是世界所组成的最基本的实体”[4]。希腊最早期的对“世界究竟为何？”的讨论就是典型的本体论争论，如泰勒斯就认为水是世界的本原，德谟克里特则认为是原子，而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组成世界的本原，当然这种本体论的设定也不会仅仅集中于某个固定的物质形态上，数、绝对精神等抽象概念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家思想中被认为是世界的本原，一个世界的本体。虽然从17世纪开始，康德、海德格尔及当代的奎因都对本体论进行了反思，但是本体论依旧在哲学的分支学科起着重要影响[1]269－270。在体育哲学领域，从1900年Graves所撰写的《体育哲学》一文中对体育究竟为何的追问开始[5]，试图构建一个以体育概念为本体的体育哲学研究起点的尝试经久不衰。其中“体育为何？”与“如何认识体育？”这两大争议主导了体育哲学的研究。
(1)“体育为何？”的争议
从中国体育哲学的发端问题——“体育为何？”出发，两大体育理论学术流派——经典体育理论与真义体育思想对体育概念作出了相应的界定。前者认为体育包括竞技运动、狭义体育、身体锻炼和身体娱乐四个部分，而后者则断言，体育就是身体的教育，即增强体质的教育[6]26－35。虽然两大学派主要针对于体育概念的内涵、外延的界定问题进行了具体、深入的阐述，但是这种对概念界定的方式极大地影响了，甚至决定了体育哲学的专题分类和讨论方式，如讨论体育的结构要素、体育理论与体育发展之间的关联，无一不是将体育作为一个本体出发而进行的延展。
(2)“如何认识体育？”的争议
“体育为何？”的争议讨论了体育的内涵与外延，而“如何认识体育？”的争议关涉了在哲学层面上认识和分析体育这一概念的哲学方法。在这个层面上，形式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自然语言逻辑思维是3个主要方面[7]。
其中作为新兴的自然语言逻辑思维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哲学学派为主导，其基本主张是采用“家族相似”的定义方式，跟随当代哲学的反本质主义思潮，从而否认了体育本质说，而强调以一种约定俗成的办法来界定体育概念[8,9]。但是这一新兴思维受到了原有的辩证逻辑思维方式的强烈批判，认为体育概念是一种专门性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10]，属加种差的逻辑定义方式仍大行其道[11]，可见，维护“知识主体思维结构”依旧是体育哲学层面上“如何认识体育？”这一问题的主导，本体论思维依旧是体育哲学的主导。反近代形而上学体系的自然语言逻辑思维在体育哲学的话语体系中还未开枝散叶。由此，由体育概念而形成逻辑起点的体育哲学研究模式得以一以贯之[12]，如图1。
图1 以体育概念为起点的体育哲学研究模式
固然，体育哲学的研究涉及了包括体育伦理等多方面因素，对体育概念等本体论讨论只是其中较为重要和研究笔墨较多的一个领域。但是从体育认识论维度缺失的角度看，体育哲学中浓重的本体论导向使认识论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压制。所以在2010年国际《体育哲学》期刊对世界各语言背景下体育哲学研究议题的总结中认为中国大陆体育哲学主要关注了“体育本体论研究、体育伦理研究、体育价值论研究和体育审美研究”[13]，却唯独缺失了认识论层面上的探讨。
1.2 近代“心物二分”认识论对身体的遮蔽
诚然体育哲学研究中本体论导向的浓重色彩湮没了认识论研究在其中的发展，但是近代以来的哲学界对认识论的研究的主旨也使认识论与体育哲学失之交臂。
从古希腊的神话隐喻开始，日神精神的经验与理性和酒神精神的超越、沉醉与无序就被认为是近代心物二分的肇始[14]46，[15]309，从认识论上说，就认为感性产生的是意见，理性才能形成真理，所以古希腊哲学的最高追求就是对真理的发现，对意见的摒弃[16]。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承袭了这一古希腊理念说的思想传统，发展出心物二分的认识论思想。在其中他认为灵魂或者说是思想不具有物质的广延性但是却具有思维能力，相对的是，身体不具有思维能力只有物质的广延性[17]4。身体不过是“一部由灵魂令行禁止的机器而已”[18]9，只是一个必需的基础，一个吃饭的经济学工具，而不是哲学和伦理学的中心[19]38。
可见近代的“心物二分”认识论遮蔽了身体，崇尚了心灵、精神和思想的作用，将身体简单地理解成肉体，即仅是被心灵控制的血肉组成。这一认识论导向也忽略了身体的运动而只关注心灵的沉思。所以在这层意义上，以身体运动为主体的体育就被近代认识论所旁落。
由此可以发现，体育哲学研究本身存在的浓重的本体论导向，加之近代以来受“心物二分”思想影响的近代认识论忽略了身体研究，体育哲学中就缺失了认识论研究这一维度。但是这一缺失随着认识论层面上对“心物二分”认识论思想的反思和在体育哲学研究层面上的“知识”复兴，逐渐进入研究视野。
2 体育哲学认识论形成的契机与条件
2.1 古代体育运动的“知识”复兴
学界讨论古代体育运动，尤其其巅峰之作——古代奥运会，也经常被认为是一种身体锻炼和竞技的整合体，从方式上来说，是一种游戏[20]。在李力研的《野蛮的文明》中，已然有将古希腊哲学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身体锻炼相结合的精妙分析，但是他依旧是在体育运动和知识之间横插了一个教育的步骤，即体育运动是通过教育、锻炼身体的形式，培养、历练了参与者的心智，进而才能形成“体育是智慧的基础”这一观念[21]149－151。而直接打通古代体育运动和知识之间壁垒的西方体育哲学学者却在这一层面上做出了贡献。
Healther L.Reid[20]重新梳理了古希腊及其他文明地区的体育运动，试图以知识为导向，重释诸多古代体育的知识内涵。他也同时强调了体育运动在古希腊时期所发挥的教育功能，但是运动形式中体现的与知识的直接关联具备了革新的意义，同时也树立了一种新的、区别于哲学的追求真理的方式。在他看来，包括古希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古埃及等文明发源地中产生的类现代体育的古代体育运动更多的是“社会地位和价值取向的公开展示”，“更多的是对知识的追求，而非是对假设的判断。一般来说，他们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他们屈膝于亘古不变的法则，受制于众目睽睽之下”[20]。
从这一基本点——体育是对知识的追求出发，Reid提供了三点论证，以实现古代体育运动在知识层面上的复兴。首先，是在古代体育中充斥了不确定性和对真实性的质疑。从哲学意义上看，体育挑战着人们业已相信的答案，而不是仅仅去重复原有的状态，是不确定性的形成。这一点直接形成了古代体育中对真实性的质疑。如Reid指出古代体育中古迈锡尼丧葬礼仪和荷马史诗中帕特洛克罗斯葬礼是以竞技的方式对财产进行分配，原有的权威和传统并不发挥作用。古代体育的这一特质在现代体育中得到了传承。虽然现代体育已然不再追求宗教层面上的价值，但是依旧存在着对“金钱、荣誉、教育机会”的竞争，可见古代体育中的竞技被奉为金科玉律。
第二是在古代体育中存在着“开放和中立的比拼”。与哲学的求知不同，古代体育在求知的同时，还会构建一种比拼(原文中用了test一词，可以译为测试，但比较上下文，体育中的竞技特色更为浓重，所以译为比拼)。在古希腊时代，事实抑或说真理是以“一种普遍的、永恒的存在被理解的，所以知识作为事实的表达必须是可信的且是可以被证实的，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信念、意见”。且按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斯的认识，“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所以古希腊哲学中认为理性的探究之路是必需的。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的裁判者和组织者努力让规则变得非常严格，且拒斥一切主观判定的比赛形式”。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就展示了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中立特征，现代体育同样承袭了这一特征，更为精细的规则得以实现。
最后一点是古代体育对事实采取了公开展示的方式。在古希腊体育中，竞技过程和结果的宣布都是公开的。“任何一个参与者都必须在众目睽睽下，受制于理性和中立的比赛规则”，这一做法的结果是“让竞技结果的展示通过形成共识来达到，而不是付诸于传统、权威、信仰，或者暴力”。现代体育在大众媒体的参与下，让“公开展示”这一方式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展。
古代体育中蕴含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内涵在上面的论述中被挖掘，但是这一做法仅仅是在体育产生的原初形式中凸显了知识的维度，但是这里的知识是外在于体育运动的，是一个抽象、先验的存在，体育运动仅仅是一个达到认识这些知识的手段和途径，无论是哲学研究还是体育运动，所追求的知识和真理都是同样的，知识本身并没有真正融入体育运动。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形成只是具备了可能性，而它形成的必要性是在现代哲学开始的认识论的现代转向和身体研究的异军突起中形成的。
2.2 认识论的现代转向与身体研究的异军突起
(1)认识论的现代转向与体育运动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揭示其更为重要的一点：笛卡尔实质上是用“‘我思’推及‘我在’，一方面把本体论的问题置于认识论的场域和框架内来讨论，另一方面为认识论提供了一个不证自明、不能怀疑的本体论前提和出发点：一个先验的在思的自我的存在”[3]。由此看来，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依旧是建立在本体论基础之上，无法逃脱本体论的束缚，知识是靠“自我的天赋通过理性的演绎推理”而得以实现的。所以受本体论决定的近代认识论基础也无助于体育哲学形成认识论维度。而认识论的现代转向则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一现象有所改观。
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消减了本体论问题的束缚，注重人的生活世界的“生命”、“意志”、“实践”，进而“超越了传统认识论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深入到连接主客体关系的中介、工具环节”；“深入到以人的社会生活、交往、实践为内容与方式的存在领域、历史与价值领域”；“放弃了传统认识论在主客二分的认识架构中对认识的绝对基础、绝对本质、绝对来源、绝对可靠的标准的追求，转向于寻求认识的相对性、或然性以及在主体间性层面上认识的公共性、可公度性”[3]。而在当代体育研究中，体育运动已经逐渐被理解成一种颇具主体间交互作用的关系模式[22]，一种富含价值、历史、社会特性的实践模式[23]。认识论的现代转向在体育运动这一实践活动中找到了植根的土壤。
认识论的现代转向为体育哲学认识论维度提供了哲学基础学科的发展可能性，但是唯有它与当代身体研究的异军突起相得益彰之时，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才能呼之欲出。
(2)身体研究的异军突起与体育运动
认识论的现代转向中较为重要的一支就是身体研究的发展。在英国哲学家波兰尼看来：“所有知识都有其身体根源”[24]。现代哲学的梅洛·庞蒂现象学传统、尼采－福柯知识考古学传统、莫斯与布迪厄人类学传统实现了身体的重光[25]21，使身体不再是一个血肉之躯，不再是心灵和意识的附属。身体成了“社会之构成过程中的多维中介”，“身体是某种兼具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实体，既形塑社会，也被社会所形塑”[26]78。身体既成了社会塑造个体的中介，同时也成了人认识世界影响世界的中介。
这三股身体研究的传统都在不同程度上关注了体育。梅洛·庞蒂在现象学的层面上，描述了运动员团队中具备的“游戏大局观”，即在运动竞技过程中无需“事后认识”和“理性计算”，但能对“队友们和对手们的活动作出迅速判断”的直觉[27]15，凸显了体育运动过程中认识形成过程和其中所具有的言语不能表达的直觉特性。布迪厄代表的社会学－人类学流派则将梅洛·庞蒂所发现的运动中的直觉认作是一种“游戏感”[28]66－67——一种先于认知的“实践感”，其中整合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身体化惯习[27]15－16，可以“考量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29]。同样，亦有学者应用福柯知识考古学，挖掘了运动中身体所承担的各种社会权力形式[30]，进而在性与教育规训的层面上归结体育的意义[31]。
综合上面所论及的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形成的契机，古代体育的“知识”复兴使体育与知识形成了密切联系，排除了体育仅为身体活动的狭隘之见，认识论的现代转向使认识论本身排除了本体论的束缚，从纯粹的精神世界下降到世俗的生活世界，从而为使体育成为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可能性，而现代哲学尤其是现代认识论研究中身体研究的异军突起，让身体与知识血肉相连，让身体饱含了社会的、认识的特性，加以体育运动中充斥的身体性(不再是简单的肉体性，而是在身体研究异军突起后的身体性)，最后使体育、身体、知识这三者得以在认识论层面上会聚，消减了体育哲学本体论导向的束缚和近代认识论“心物二分”理念的制约，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才得以应运而生。
3 体育哲学认识论维度研究的基本问题
在体育、身体、知识这三者的会聚下所形成的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首先将有别于体育哲学的本体论导向下的概念－结构－规律的分析模式，再者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也将与以“心物二分”为基本特色的近代认识论乃至近代哲学相决裂，与强调“身心一元”的现当代认识论和当代哲学相契合，所以从根本上，形成了体育哲学的变革意义和与当代哲学遥相呼应。对其的研究正有待积极展开，但是几个基本问题的形成也是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探讨的需要。“体育知识”成为其中的核心概念，在这里提及的“体育知识”并非一种具体的生物化学或者运动训练学层面上的操作性知识，而是在哲学认识论基础上的“总体性知识”，构建着人的整体认识。
既然体育哲学的认识论来自于体育、身体、知识的会聚，那么体育知识的形成必然与这三者密不可分，尤其是其中的身体概念，俨然成为了搭建在体育与知识之间的桥梁。体育哲学认识论维度的基本问题的形成也与身体有着紧密联系。
3.1 “体育知识”何以形成：体育运动具身化过程发端与展开
在讨论“体育知识”形成之前，对“具身化”概念的解释是必不可少的。在英文中具身化一词对应着“embodiment”，其含义较为复杂，在具体的文本中可以形成不同的解释，在李康对身体社会学学者Chris Shilling的著作《身体与社会理论》一书的翻译中，将其归纳为两种含义：“身体的具备、特征、状态、过程”和“经验研究和理论阐述中身体视角的凸显”[32]5。简言之，具身化就是身体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展现，通过李康的诠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经验世界中的直接展现，如健康美丽的身体、运动中的身体、衰老的身体，第二个是研究视角下的间接展现，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罪犯的身体处置方式作为探究权力系统如何对人的身体进行操控的一个维度，其中身体的处置方式便成为具身化的另外一个方面。
通过对“具身化”概念的解释，“‘体育知识’何以形成”这一基本问题在体育、身体、知识三者会聚的基础上展开，可以解读为体育运动如何通过身体这一中介而形成了知识这一过程，那么就能将其细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在认识论层面上厘清体育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就是体育运动的具身化过程，即体育运动中的种种概念、规律、规范由具体的身体或者身体活动来进行表现；第二个过程是经由具身化过程后，形成系统化、内在化、可以被传递的在认识论基础上的“总体性知识”，影响着人的认识能力。由此就衍生出了体育哲学认识论维度的第二个基本问题：“体育知识”如何得以被认识。
3.2 “体育知识”如何得以认识：波兰尼“默会认识”研究与布迪厄惯习理论的参与
根据波兰尼著名的锤子敲钉子的例子：“我们既意识到钉子，也意识到锤子和握锤子的手掌、手指中的感觉。在此，我们注意的中心是钉子，而不是握锤子的手掌、手指的意识”，“我们对钉子的意识是焦点意识，而对握锤子的手掌、手指中的感觉的意识是一种辅助意识。默会认识就是建立在两种意识的动态关系之上”，“默会认识就具体地展开于从(from)第一个项目转向(to)第二个项目的动态过程之中，‘默会认识是一种from－to的认识’”[24]。剖析个体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如追逐足球，握拍击球，无一不体现了个体从对肢体的感觉过渡到对目标体的关注这一过程，在参与运动中形成的认识势必是一种“默会知识”。所以说理解在体育运动中形成的认识与知识，借助默会知识论的分析是一条捷径。在默会知识论的前提下，“体育知识”如何得以认识这一问题就可以被转化为对运动肢体辅助意识过渡到运动目标(可以是终点、对手、器械等)焦点意识这一过程的分析。由此，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便深入到个体认识论、现象学的探讨领域。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体育知识”又是可以在人际、代际进行学习、传递的，教练的言传身教，家庭、学校环境的影响也是“体育知识”得以在历史变迁的层面上得以认识的必要环节。而在这里，将身体与文化、社会行为进行联结的布迪厄惯习理论又能发挥其解释力。在布迪厄看来，体育运动是一个竞技场域，惯习——一种与人的身体相关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的整合[33]297——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体育场域中就能形成一种体育惯习，即一套行为规范、习惯体系，且由于惯习是“一种处于形塑过程中的结构”，“不是宿命”，“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34]178，所以体育惯习也能在历史的过程中得以强化，或者调整。可见“体育惯习”是“体育知识”得以在历史层面上传衍的必要条件。所以在惯习理论的参与下，“体育知识”何以得以认识这一问题就被转化为，“体育知识”如何形成“体育惯习”并如何在历史、社会条件下得以保存的问题。由此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便深入到社会哲学探讨的领域。
4 总结
综上所述，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是伴随着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当代哲学的发展而形成的，追溯它的形成可以窥视整个现当代哲学的变迁过程，理念转换，所以它是“深挖掘”的。但同时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的基本问题的展开触及和深入了当代现象学、知识论、社会哲学的研究，所以说它也是“宽口径”的。由此可见，体育哲学的认识论维度研究是体育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体育哲学与哲学研究互动相长的契机。
收稿日期：2011－10－11；修回日期：2011－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