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政治体制的特征：“可控民主”—“主权民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主权论文,可控论文,政治体制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6)01-0110-05
2000年俄罗斯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和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纷争之后，迎来了普京时期。普京刚一上任，就以强国为己任，围绕着强化国家政权体系这一中心展开几乎所有的政治行动。他在自己的第一任期内逐步形成了以总统集权为核心的“可控民主”的执政模式。事实证明，普京执政几年来，基本上结束了俄罗斯近十年来的政治经济混乱局面，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政治气氛和相对团结的精英集团，基本上实现了政权的和睦和社会的和谐，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形成了强大的“政权党”。虽然在改革过程中遇到很大的阻力，但普京实施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还是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得到了俄罗斯国内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一、“可控民主”是实现俄罗斯强国战略的一种政治选择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独立后的俄罗斯社会迅速引入了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以革命的方式完成了从中央集权向三权分立制度的转变，照搬了西方的宪政模式：三权制衡、政党竞争等。在经济制度方面，开展激进的经济改革，采取“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当时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这是在最短时期内实现国家繁荣和发展的惟一正确道路。但其结果是，一方面国家陷入旷日持久的政治动荡和权力纷争之中，出现了“寡头政治”局面，权力腐败严重破坏了社会公正和效率，阻碍着社会进步；另一方面，致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和长期衰退的局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群众怨声载道。普京正是在俄罗斯社会问题错综复杂、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群众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开始进行深刻反思的情况下上任的。
普京一上任就以强国、发展经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己任。他说：“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①，强调“21世纪俄罗斯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经济上的落后”②，建立强大而稳定的经济是成为“世界上受尊敬的强国的基础的基础”③，“没有发达的经济和强大的武装力量，就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依附的从属地位”④。因此，他希望“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所有行动都只能服从于这一点”。⑤ 为此，他提出了振兴俄罗斯、发展经济的强国战略目标，即俄罗斯在十年内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
但普京执政后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是，联邦行政权力受到地方分立势力的挑战和联邦会议的干扰，国家的有效管理远远没有实现，这是实现强国之路的最大障碍。所以，加强中央权威就成为普京政治改革的重点。他认为，当前实现俄罗斯国家的振兴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他汲取了俄罗斯过去十年的教训，摆脱了西方国家“民主至上”的束缚，认为民主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之上。他说：“绝对的民主概念是不存在的。当然，有一些不能不遵从的民主基本原则。但是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想保障这些民主原则是不可能的”⑥，因此，讲民主和自由“必须顾及俄罗斯历史”，“必须从本国的地缘政治和国情出发”，“应当使国家更加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⑦ 他认为，“俄罗斯即使想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也不会很快做到这一点……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己的怪物，不是要与之作斗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⑧
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现行宪法赋予了总统超大的权力，这是普京上任后最大的资源。于是，他在不改变现有俄罗斯国体的情况下，努力实现权力向总统的集中，实现了总统相对集权的统治。几年来国家治理初见成效，普京在民众中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应该说，“可控民主”是普京的强国战略所需要的，而强国战略又符合俄罗斯广大民众的心理诉求。这说明，“可控民主”是符合俄罗斯国情和现阶段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俄罗斯国家面临生存危机时的一种现实选择。
二、“可控民主”在俄罗斯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俄罗斯的“可控民主”是指国家大权相对集中在总统手里，总统得到军队、国家安全部门和内务部等强力部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通过联邦政府和“政权党”，确保了总统对官僚系统的控制。作为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俄罗斯的“可控民主”与西方民主最大的区别就是：保留着民主的一些普遍性原则和制度，如民主选举、议会制、多党制、新闻自由等，但同时又强调权力的集中。
“可控民主”在俄罗斯的形成不是各种因素的偶然巧合，而是俄罗斯特殊的地缘政治文明、深厚的历史文化特点以及集权与专制的传统等原因决定的。
俄罗斯是一个具有极权主义传统的国家，沙皇封建专制制度延续了几百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俄罗斯人民缺乏自由民主的熏陶。普京曾说过，俄罗斯自建立伊始就是一个超级中央集权的国家，集权现象是深入民心的思想。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自由民主政治在俄罗斯陷入困境的时候，权威主义政治自然成为首先考虑的一种求生道路。由于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遭到失败，大多数俄罗斯人对民主价值感到失望，因而把目光转向传统的权威主义领导模式上，并且将其视为解决迫切问题——恢复“秩序”和建立社会公正的最可靠的手段。
长期以来，强大的国家观念在俄罗斯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公众崇尚权威、顺从强权的心理使俄罗斯人在困难时期普遍希望有个“铁腕人物”来拯救国家。俄罗斯社会调查表明，在俄罗斯和苏联的历代统治者中，领导国家走向强盛的彼得大帝和斯大林等人受到人们的尊敬。因此，普京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努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来自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普京不可能在俄罗斯建立起“可控民主”的政治体制模式。⑨ 所以，这种改革虽然是“理想民主道路上的倒退”，但为了避免俄罗斯国家的崩溃，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完整，这种政治改革对现阶段的俄罗斯又是绝对必要的。社会舆论认为，由于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的不同，俄罗斯的民主发展应该具有与美国不同的特点。⑩
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在向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化的时候，恰好赶上国际石油价格急剧上升，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开始逐步好转。“社会舆论把俄罗斯国家经济的逐步正常化看作是从‘自由民主’政治转向传统的政治领导模式的结果。在这种转变的影响下，广大社会阶层实际上不再参与政治生活，而是放手让总统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政权和社会之间实际上建立了新的契约：用放弃遵守最重要的民主原则和不再积极参与政治来换取社会的稳定和提高福利待遇的政策。”(11)
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俄罗斯联邦宪法》赋予了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特权，这也为建立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垂直权力体系提供了可操作的政治空间。
2005年3月底进行的社会调查表明，29％的被调查者认为普京时期的社会生活最民主，认为叶利钦时代最民主的人占9％，同时，有88.4％的人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秩序”，而不是“民主”。(12)
三、“可控民主”包括的主要方面
在叶利钦时期，国家政权并不否定地区领导人、政党、媒体、寡头集团等政治人物的独立性，并同这些独立的政治人物保持着一种密切合作的关系。总统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独特契约的基础上的：总统借此扩大自己在地方上的权力和巩固权力资源，而这些独立的政治人物则由此而获得生意上的额外优惠条件以及对国家机构整个环节施加影响的渠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96年的国家首脑选举。正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这两个独立政治集团联手支持叶利钦，从而在叶氏的连任选举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普京当选总统后打破了这种旧的“合作契约”，执行权力机关开始向这些独立的政治人物发起一个又一个“进攻”，削弱他们的独立性，确立中央政府的权威。
普京总统的这种新的政治体制是随着俄罗斯社会这些独立的政治人物的影响逐渐减弱、数量逐渐减少以及在决策过程中逐渐被取代而得以最后形成的。普京的新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分两步完成的。
第一步：宣布建立七大“联邦区”，主要任命军人担任联邦区总统代表，统领全国各共和国、州、边疆区和直辖市，监督总统政令在各地区的执行；改革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委员产生原则，规定地方长官不再兼任上院议员，从而削减了地方领导人在中央的决策权，使这些在俄罗斯议会上院失去席位的地方精英们不能像从前那样对联邦中央的决策施加影响；制定法律，规定必要时中央有权解除地方长官的职务，有权解散地方议会；改革预算制度，明显削减地方政权的财政基础；改变联邦主体松散零碎的局面，进行联邦行政区划改革，合并联邦主体。
第二步：2004年下半年，普京采取了两项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国内外舆论界普遍认为，这两个意义重大的举措是对俄罗斯现行政治体制进行的重大改革：一是取消“地方直选”，根据普京的建议，联邦主体领导人由原来居民直接选举改为经总统提名、由地方议会选举并报总统批准；二是改变“杜马比例”，国家杜马议员将按单一的比例制，完全由党派选举产生，取消各地区的单席位选举。
历史上，俄罗斯的地方长官都由国家任免。苏联解体后，由于中央政权软弱无力，各地方要求直选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1995年叶利钦总统发布命令，宣布地方行政长官可以直选。1996年以后“地方直选”在全国展开，从此成为国家的一项制度。但由此也促进了地方势力的恶性膨胀，许多地方实际上成了“独立王国”。许多地方长官虽然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但独断专行，同地方寡头勾结，暗中瓜分财产。此次取消直选就是从体制上制约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垂直领导。
普京改变“杜马比例”的目的是要扩大全国性政党的规模，进而完善政党体制，同时加强“政权党”的优势，使之向执政党发展。取消按地区选举产生议员的规定后，那些小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代表地方利益的“独立”人物就被拒之门外，进不了国家杜马了。如果今后俄罗斯能够建立“以议会多数派为依托”的政府，那么，现在的“政权党”就会成为执政党。
取消“地方直选”和改变“杜马比例”的举措等于双管齐下，强化了以总统为核心的政权体系，使普京能更有效地管理国家。舆论认为，这是普京“可控民主”政治体制形成的最终标志。这两项举措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国内主流党派、主流媒体、许多地方长官纷纷表示支持。反对派政党、部分独立政治家和媒体对此提出批评。西方政界和媒体的反映极为强烈，使用了“令人震惊”和“愚蠢”等字样，说普京要把俄罗斯带回到苏联时代，批评普京是新的独裁者。对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强调，这是俄罗斯的内部事务，西方无权将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别人。
除此之外，普京总统还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电视频道的监督。这些电视频道对居民的政治导向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选举前的时期。普京的具体做法是让国家控制重要媒体集团的股份，使不听话的媒体乖乖就范。围绕着由失宠的传媒业大亨古辛斯基控股的独立电视台(HTB)的冲突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转折性标志。
2001年独立电视台(HTB)从原来的所有者手中被剥夺，转交给新的所有者——国有企业康采恩——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寡头集团试图保留不受国家控制的新的全国电视频道的努力没有成功。由几个特大财团创建的第六电视台(TB—6)在开播不久就被法院判决关闭，接替它的TBC电视频道由于创办人之间的冲突也很快停播。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PTP)和公共电视台(OPT)则逐步制定了为政权宣传服务的新闻方针。现在媒体对普京提任何问题都要经过总统新闻局的筛选。新闻出版物虽然不受国家的直接监督，但也不能在新形势下保持对社会舆论的广泛影响，不再是精英们手中的新闻工具了。政界还积极讨论了出台有关新闻媒体新法律的可能性，即取消出版物的独立自主权，对它们的活动加以限制。在这个讨论过程中，有人建议部分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和图书许可证制度。(13) 2003年底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搞的一次舆情调查结果表明，76％的被调查者认为，对媒体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检查和限制。所以，普京对媒体实施监督，在俄罗斯社会是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的，其目的是“保护大众传媒既不受金融寡头的控制，也不受当前个别过度活跃的国家领导人的影响”，以便“客观地反映整个国内社会政治力量的情况”，最终使本国电视台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14)
2003年12月的国家杜马选举使一些政党失去了影响政治进程的能力。俄共虽然取得了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资格，但其党团人数不多，只占50多席，不仅无力主导立法过程，而且也无力影响议会任何决定的通过。相反，有近70万党员的俄罗斯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大获全胜，在杜马中获得宪法多数，构成了议会上下院和地方政府中亲总统力量的核心。现在国家杜马由“政权党”牢牢控制着，只要是普京的提案，议会一般都会通过。国家杜马的四个政党，除俄共外，都拥护普京的政改方案和举措。现在议会里政党斗争的色彩淡化了，立法过程更加顺畅了。因此，政权党“统一俄罗斯”的重大胜利对于普京“可控民主”体系的形成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普京上任后，原来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集团——寡头集团也很快失去了政治独立性。确切地说，从2000年他们同总统订立非正式协议——规定寡头新的政治行为准则——时起就失去影响力了。总统保证，只要寡头集团放弃企图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就不触动他们的生意。而违反这个游戏规则的人最终都要受到惩罚，比如：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被追究经济犯罪责任，最后流亡国外；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逮捕；第二富豪阿布拉莫维奇用九亿美元给外国股东“突击”分配红利的问题被检察院立案调查等。将寡头们“挤出”政治领域的这些举动并没有在俄罗斯商界高层引起明显的对抗。但是，“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件”是寡头与政权相互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寡头们失去了在政治领域独立活动的能力(比如，解决某个政党的经费问题)(15) 和干预政治的权利。普京打击寡头的行动顺应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提高了他的支持率。
最后一个方面是建立监督选举的中央机制。这是“可控民主”的制度基础。在全国和各地方选举过程中，自上而下“垂直的”选举委员会使执行权力机关能够通过中央选举委员会影响各地区选举委员会的立场，尽量避免不合适的人当选，防止反对派利用选举之际夺权。这也是应对独联体“颜色革命”的一项举措。
四、普京“可控民主”政治体制的特点
综上所述，“可控民主”是在保留俄罗斯原有的政治体制和不改变1993年制定的现行宪法的情况下实行的。但是同叶利钦时期相比，在国家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俄罗斯媒体将这些变化称之为普京新政治体制的特点。
第一个变化是政权依靠的对象不同。叶利钦时期，在制定和通过决议时，各种非官方的权力中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政治集团和财阀是俄罗斯总统的“家族”势力。它最初是围绕着叶利钦的小女儿塔季亚娜形成的非官方的很有影响力的中心。各种利益集团纷纷通过院外活动促使总统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而在普京总统上任初期，这种非官方影响中心的作用就明显减少了。它们逐渐被正式建立起来的制度排挤出局。司法权力机构在这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是，反对派认为，另一个精英集团(“彼得堡帮”或“克格勃帮”)垄断了对司法机构的监督权(16)，而这些人掌权后势必加强中央集权。目前，普京已经把高级官员的主体由叶利钦时期的“民主派”换成了强力部门的干部，政府各部副部长和总统办公厅的官员有1/3来自强力部门。到2002年夏季，有浓厚叶利钦“家族”色彩的高级干部几乎都被撤换掉了。之后，他不再只任用单一部门或领域的干部，而是在高层干部中实行相互平衡和抑制的体制，在政府经济部门不排斥使用没有强力部门背景的专家性人才。
第二个变化是总统执政手段不同。叶利钦更喜欢利用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来统治国家，他在执政时搞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之间互不服气，总统和政府、议会等部门也不和谐，最终使国家政权近于瘫痪。而普京则恰恰相反，特别是在他上任的初期，努力避免冲突，使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和谐，实现政权的统一。他首先消除议会同总统和政府的对抗，削弱并排除“家族”势力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使国家杜马摆脱政治对抗，同时对政治反对派也不采取对抗的态度，而是接受其合理的主张，比如接受了俄共的爱国主义、保护弱势群体等思想。
第三个变化是政府部门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2003年夏季之前，普京总统并不反对逐步强化政府作为独立的权力中心的做法。当时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甚至公开发表不同意总统意见的看法(17)。普京同卡西亚诺夫的重大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待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上。而在叶利钦时期，总统和总理之间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辩论的。实际上，普京是在开始重新划分总统和总理之间的职能。总统的主要注意力应集中在国家安全、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上，而政府总理则首先要考虑的是社会经济政策并在这方面拥有独立性。
五、从“可控民主”到“主权民主”
“可控民主”的提法最初是西方和俄罗斯自由派媒体对普京选择的民主类型的一种讥讽。2005年总统国情咨文发表后，俄罗斯的一些知名学者和政治家把普京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解读为“主权民主”的模式，即根据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国情和法律，由本国自主确定的民主模式。(18) 面对“颜色革命”的冲击，强调俄罗斯要用“主权民主”来应对美国的“民主化”攻势，以保证本国的社会稳定。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自我选择了民主，我们将自主决定在民主道路上前进的方式和进度”，“俄罗斯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根据宪法和法律，独立地选择国内民主的发展道路”，不能从外部向俄罗斯输入民主。(19)
俄罗斯政治观察家、前《独立报》总编辑特列季亚科夫最先提出“主权民主”的概念(20)。他在评2005年总统国情咨文时指出，俄罗斯的民主并不是从国外引进的，而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与自由和正义一起产生的三个主要价值观，是“主权民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也将普京对民主的理解进一步解读为“主权民主”。他说，“有人认为，民主比主权重要，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两者都重要。”社会舆论认为，独联体“颜色革命”和美国的“9·11事件”，促使俄罗斯的政治体制由“可控民主”转到“主权民主”的模式。俄罗斯通过“主权民主”这种统治形式，对内防止再度出现因盲目照搬西方民主而造成的混乱，对外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保证国家的统一。但是，“主权民主”使俄罗斯在制度和价值观方面拉大了与西方的距离，也因此会承受来自西方的强大压力。目前俄罗斯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修改选举法，清理社团，调整独联体政策，加强对媒体的管理，避免因群众对改革不满而发生社会冲突，多方应对美国的“民主化”攻势，防止“颜色革命”在俄罗斯的发生。俄罗斯人认识到，如果社会失去控制，国家就会陷于极端混乱甚至分裂的状态。对于目前的俄罗斯来说，“主权民主”比西方的自由民主更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普京正在引导俄罗斯探索一条独特的、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无论“可控民主”，还是“主权民主”，都是处于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的“准民主”体制。而建立稳定的、完善的、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因此，“主权民主”在俄罗斯需要持续相当一段时期。
注释：
①③⑧《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第80页，第9—10页。
②2003年12月18日在俄罗斯电视台答选民问。
④2000年3月21日在全俄国防工业综合体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⑤参见《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3年国情咨文》。
⑥答法国《巴黎竞赛画报》记者问，参见俄罗斯2004年3月13日《共青团真理报》。
⑦(14)(19)参见《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5年国情咨文》。
⑨(11)(15)(16)Андрей Рябов,Самобытностъ вместо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ст.21,28,25,29.
⑩《Выбор Путина——выбор России》——《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16—17сентябля 2004 г.
(12)(18)(20)盛世良《俄罗斯的主权民主》，载于《欧亚社会发展研究2005》第12页，第11页，第12页。
(13)参见http://www.hro.org/ngo/duma/51/08/html; http://vff-s.narod.ru/F2/03/04-079b.html
(17)Щецова Л.Внесистемный режим Бориса11:Некотор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М.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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