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人的侵犯性——兼评西方部分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家论文,这个问题论文,心理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当代，以所谓“科学”的面貌首次论证人的侵犯性本源的，当推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象一切思想家一样，弗洛伊德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早期和中期思想的特点主要是主张爱欲一元论和性本能压抑说，把侵犯性行为和人的先天性本能联系在一起，只是他晚期思想的产物。1920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超越快乐的原则》一书，第一次提出了“死亡本能”的概念。在他看来，所有的人，所有的细胞动物甚至所有有生命的物质，都有两种基本动力：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生的本能是保持有机体生存的内趋力，它促使生命紧张、亢奋和具有活力；死的本能是导致有机体向无机状态倒退的内趋力，它力图在“涅磐状态”中求得彻底的归寂。这两种本能不断地交互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就是爱神和死神的搏斗。但是，弗洛伊德又认为，从根本上看，生命最终乃是向着死亡的回归运动。
在弗洛伊德看来，“死亡本能”可以由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如果它转向外部，它将表现为破坏，如杀人、抢劫、放火、放毒、毁坏物品以及战争等等；如果它转向内部，它将导致疾病和人的自我摧残，如歇斯底里、自杀、受虐狂等。按照弗洛德后期的观点，死的渴望是天生的，侵犯性行为是不可避免的。正是从这点出发，弗洛伊德批评了性善说。他说：“历史事实及我们的经验……都证明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主张有攻击破坏的特殊本能之说，不是因受历史才识和我们自己的经验的影响，而是由于估计到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现象的重要”。〔1〕
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说在普通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等领域虽然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死亡本能”说无论如何也不能作为侵犯性行为的科学解释。
首先，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说是以所谓“平衡规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为根据的，这些规律仅仅在有限的条件下适用于物理世界，而不适用于生物体和人。
其次，如果“死亡本能”是先天的，侵犯性行为就是普遍发生的，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犯罪心理学等科学表明，即使生理心理异常的人，绝大多数也没有犯罪的表现。这说明单纯生物生理因素并不是导致人们攻击行为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主要因素。
第三，“死亡本能”说和弗洛伊德的早期思想相比，也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按照他的早期观点，生的本能（爱欲）只是在环境压力下才受到制约，本我、自我、超我的对立主要是环境造成的，是人和环境之间矛盾内化的结果。而“死的本能”如果存在，压抑就变成纯心理性的了，这样一来，他的唯乐原则（本能发泄）和唯实原则的对立将失去意义。换句话说，如果死亡本能注定要对生存本能进行抑制，外在环境对人的原始天性压抑的观点就被他自己推翻了。
尽管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说难以作为科学的理论，这种观点在提出以后还是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用罗洛梅的话说，它成了“最引人争论的焦点”。〔2〕在我们看来， 这种反响与其说来自它的科学价值，不如说来自它的社会价值。因为在弗洛伊德的前期和后期思想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观点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论据。很清楚，如果根据弗洛伊德的前期思想，人的侵犯性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由环境及造成侵犯性行为的社会制度负责，而按照他的后期说法，那就只好由人类的“原罪”承担责任了。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人的概念是对西方文明的最无可辩驳的控告，同时又是对它的最坚定不移的捍卫”。〔3〕“弗洛伊德的理论本质上是社会学的”。〔4〕
二
弗洛伊德的本能攻击（侵犯）理论有很多支持者，其中最彻底地贯彻和发挥了他的这种思想的，还是他的同乡，奥地利动物学家、生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洛伦兹。在《攻击与人性》一书中，洛伦兹把攻击本能扩大到整个生物界，用大量篇幅说明攻击行为是生物本能自发的，认为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受这种原始本能支配。和弗洛伊德不同的是，他主张生物和人的攻击性并非与求生的本能相对立，而是生物自我保存天性的表现。这实际上是想克服弗洛伊德的二元论倾向，坚持更加彻底的本能先定说。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洛伦兹做了很多实验。例如，他让管理员在一个水槽里放了很多鱼，其中一对色彩鲜艳的鱼“愉快地”结合了，并且攻击着所有的鱼。然而当管理员把别的鱼拿走之后，没过几天就发现那条雌鱼被其配偶撕成条状，陈尸于水面。在解释这种现象时，洛伦兹说：“事实上中枢神经系统在反应前并不需要等待刺激——就象按钮后，电铃才会响——相反的，它自己可以产生刺激，这正好给予动物和人的“自发性”行为一个自然的和生理上的解释”。〔5〕在洛伦兹看来，一切生物都有某种程度的攻击性冲动，在一定的场合就会发泄出来，如果抑制其发泄，它就会不断地增长，直到最后总的爆发出来。那条雄鱼攻击雌鱼就是这种冲动的表现。
洛伦兹对攻击本能的看法直接导致了他反理性、反历史的态度。他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讲理，而且无理可言”〔6〕的历史， 是一部兽性渲泄的历史。他在《攻击与人性》中谈到，亚里山大和拿破仑为了征服世界不惜把数万条生命推向死神的怀抱；希特勒发动的那场妄图毁灭人类的战争，都出于非理性的本能欲望。任何文化、任何道德说教在强大的攻击本能面前都无能为力，强行压抑这种欲望，只能导致更大的破坏性。按照这种逻辑，人类不是注定要在自相残杀中毁灭吗？不过，洛伦兹本人并没有得出这种结论。他认为，攻击性本能可以通过“重导”的方法加以渲泄。只要有发泄的对象，本能就不会酿成重大的悲剧。洛伦兹主张把人类的攻击本能转移到破坏性较轻，甚至对人类有益的活动中去，如体育运动等等。他说：“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唯一的一个当某一国国旗升起时不会引起他国敌视的场合。”〔7〕
必须指出，洛伦兹的理论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矛盾加深的产物，他的理论反映了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社会前途悲观失望的态度。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所有的动物真如他所说的，无一不具有先天性侵犯本能吗？难道人的本质可以和某些动物园同日而语吗？难道人的本质真是一成不变的吗？
洛伦兹的《攻击与人性》发表以后，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美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受过马克思早期思想熏陶的弗洛姆就是其中之一。针对弗洛伊德和洛伦兹的先天性侵犯理论，弗洛姆作了“论侵犯性行为的起源”的演讲。弗洛姆认为，侵犯性不可能是先天的，因为：
首先，如果侵犯性本能是先天的，那么对所有文化和所有的社会环境来说，其侵犯性行为就是大体相同的，可事实上有许多部落和许多现代人在他们当中几乎不存在侵犯性行为。
其次，本能侵犯理论主张战争是人们侵犯性冲动积累的结果，实际上绝大多数战争都是政府强迫人们进行的。“如果人们的本性是侵犯性的，战争事实上满足了他们的侵犯本能，那么政府就不必采取这些措施了。”〔8〕
再次，弗洛姆认为，以虐待狂形式表现出来的侵犯性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权力意识”的反映，不是先天就有的。
弗洛姆指出，人确实比动物更富有破坏性和更加残酷，然而人的侵犯性并不是我们和动物共有的天性。“人的侵犯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动物的侵犯性行为，这可以由人类生存的特殊条件去解释。”〔9〕这些特殊条件是：第一，人有理性，可以预见到现在还不存在而将来却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人和物，因而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第二，人们习惯于接受暗示，某些信息使他们相信自己受到了侵犯，因而引起攻击性反应。第三，人有建立在一定文化传统上的价值观念，当这些观念受到侵犯时他们也会发起攻击。
通过以上分析，弗洛姆认为人的某些侵犯性行为只是一种“准本能”，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影响，而后者往往是主要的。我们看到，弗洛姆把人和动物加以区别，把人的侵犯性问题和人的社会存在联系起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问题的实质。
比弗洛姆更加深刻地揭露了侵犯性行为社会根源的是著名心理分析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马尔库塞。他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指出，人只有一种本能即生存本能，“死亡本能”归根到底是生存本能的一种形式。生存本能追求全面的无条件的满足，在特殊情况下它才会成为一种破坏力量，这个情况就是文化或文明对本能的压抑。马尔库塞区分了两种压抑：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在马尔库塞看来，由经济上的贫困和克服这种贫困所需要的劳动属于基本压抑，而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强加给社会的劳动组织形式和分配形式，不是人类为获取物质资料不可缺少的东西，因而属于“额外压抑”。“额外压抑”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改变，具有一种“操作性质”。他指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侵犯性行为主要是由“额外压抑”造成的，人在这个社会里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别人劳动，对他们来说，占用了一生大部分时间的劳动是痛苦的和不堪忍受的，这种情绪或迟或早要发泄出来。
他还指出，人的攻击对象在现代西方社会里有它的特点，以往人们都是针对着某个人——主人、酋长、首领发泄其攻击性，现在随着西方社会管理职能的系统化和功能的多样化，他们再也找不到具体的攻击对象了，因此攻击变得非人格化、泛化了。于是人们的攻击性变成了盲目的破坏性冲动。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向早已逝去的历史阶段的倒退，而且这种倒退以全国性规模，甚至以世界规模恢复了施虐——受虐狂状态”。〔10〕从个人的歇斯底里到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都是受到“额外压抑”的表现。
马尔库塞主张，要根除侵犯性行为，关键是要废除“操作原则”，全面解放弗洛伊德的“爱欲”。他说，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这个条件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只要废除迄今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劳动与自由、本能与理性就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那时社会就将是一个真正的“人”的社会。
我们说马尔库塞比弗洛姆要深刻，不是指他试图用弗洛伊德的早期思想阐释人的侵犯性行为的根源，而是指他更加强调一定社会形态对人的侵犯性行为的影响。马尔库塞在分析人的侵犯性行为时，比弗洛姆更多地吸收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他有着重大影响。我们很容易从马尔库塞那里找到早期马克思异化劳动观点的印迹。但我们必须指出，即使这样，马尔库塞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弗洛姆一样企图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与弗洛伊德的早期思想结合起来，但这并不能说明人的本质，也不能真正揭示人的侵犯性行为的根源。因为，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人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人的本质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
三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从需要层次理论出发，提出了对人的侵犯性行为的新见解，这种见解主要反映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
马斯洛既不赞成把人的侵犯性行为完全归结为本能；也不赞成完全归之于环境，他说：“遗传论和环境论之间的争论早该结束了。”〔11〕马斯洛指出，人的行为是由人的需要促动的，但人的需要不能还原为动物式的本能。首先，人的需要比动物的本能要弱得多，本能支配动物的一切行为，人却可以通过理性对需要进行调节。其次，动物的本能是单一的，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第三，动物的本能始终不变或变化很小，人的需要则是不断发展的。在马斯洛看来，人的需要和动物的本能行为也有某些类似，它们都是行为的促动因素，如果非要把这一点说成本能的话，那么人的需要至多只能算做“似本能”。“似本能”主要不是先天因素，而是后天社会化的结果。
马斯洛认为，人的侵犯性行为归根到底是人的需要，特别是基本需要受挫造成的。他说：“破坏性行为可以作为对基本威胁的伴随性反应之一而发生，因而任何使其基本需要受挫的威胁，任何防御和应付系统的威胁、任何对一般生活的威胁都容易发生焦虑——敌对的反应。这意味着，在这类反应中经常都会发生敌对的、进攻性或破坏性的行为，这归根到底是防卫行为，是反应，而不是为进攻而进攻”。〔12〕为了减少人的侵犯性行为，马斯洛主张人的需要应当与人的发展相一致。为此目的，一方面社会应当为人的需要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需要的满足又会导致“爱的趋同”作用，形成健康的社会秩序。
在西方传统观念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分法，即认为人或者是野兽，或者是天使。马斯洛明确把人看成一个多层次的有机整体，人的侵犯性行为是多种因素激发的结果。这种观点对于把人的本质和社会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一种强有力的批判。然而马斯洛是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得出这一结论的。在人本主义者眼里，大家都是人，现实中的人却是被一定生产方式制约的人。由于这一点，他所追求的完整的社会和完整的人就与当代西方现实的社会和现实的人形成了反差。假如不从现实出发，马斯洛的愿望即使再好，也不过是一种康德式的“应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是从人的需要出发阐释人的本性的。他们和马斯洛一样，认为人的行为是由需要促动的。人必需首先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把人的需要和人性直接联系起来，而是把人的需要和社会实践直接联系起来。因为，需要不仅要由实践来满足，实践还反过来创造新的需要。在他们看来，在人的需要和社会实践不断反复的相互作用中，人便越来越远离他的动物性。换句话说，社会实践不断地制造着人的本性或人性。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性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把人性与动物的本能等量齐观。动物的本能是自然赋予的，而人的本性则是人直接社会实践的结果。人性不是物，它是和人的社会实践同步发展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有什么样的人性。
正是从这样视角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成熟的著作中反对谈论抽象的人性，他们不再谈论人性的“异化”和“复归”，当然也反对谈论对人性的压抑等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谈论事实上便假定了某种固定不变的人性。也正是从这种视角出发，他们把对人性的研究转向了对具体生产方式的研究，因为社会实践活动主要表现为以生产活动为主体的社会生产方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它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人性的一次大解放，即把人性从封建的等级桎梏中解放出来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其固有的对抗方式中进行的，处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人，必然表现为一种对抗关系。这不是人们侵犯性本能的渲泄，而是彼此利益根本冲突的结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说这是一种本能的话，那么侵犯性行为是压迫者的本能还是反抗者的本能呢？
不仅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你死我活的竞争性，它的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和现金交易，都会把人变成残酷的冷血动物。总之，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就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寻找，要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侵犯性问题，也只有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才行。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性包括人的侵犯性行为放到人的历史发展中，放到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去理解，其根本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承认人性主要表现为人的社会性，那么就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形态去寻找什么抽象的人性，更不能把人的侵犯性简单归因于这种人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必讳言，由于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不可能把人的侵犯性问题作为专题来研究，他们只是为这种研究提供了一个总的方向。实际上，在我们看来，由社会基本矛盾派生出来的其他社会矛盾是极其众多的，其中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群体与社会以及群体与群体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等各种因素，所谓侵犯性，就是这些矛盾激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当我们对人的侵犯性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须深入到这些矛盾中去，不能笼统地用一两种原因来解释。但当我们对人的侵犯性行为进行宏观研究的时候，我们则必须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把这个问题同一定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基本矛盾联系起来。
注释：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文旧译本，第77页。
〔2〕罗洛梅：《爱与意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3〕〔4〕〔10〕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第20页，第71页。
〔5〕〔6〕〔7〕洛伦兹：《攻击与人性》，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第246页，第294页。
〔8〕〔9〕弗洛姆：《说爱》，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第67页。
〔11〕〔12〕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页，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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