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为沪地教会中学之冠”——近代上海徐汇公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徐汇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教会论文,之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5.1；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6—0001—13
徐汇公学由天主教传教士于1850年创办，是近代上海最早按照西方办学模式所创立的学校之一。在中西之间、传统与近代之间，这所学校不断演绎着自己的传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所学校的变迁对于近代上海乃至中国的中学校史研究具有“标本”意义。
徐汇公学作为上海的一所著名新式学校，开风气之先，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徐汇公学的西洋管弦乐队，是中国第一个学校乐队，它对我国音乐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徐汇公学是我国最早接触西方戏剧演出的学校之一，公学学生很早就用中外语排演戏剧，此后成为学校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公学很早就开始编撰涵盖诸多学科的学校课本，时称“汇学课本”，其中包括泰西科学、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法语、英语、拉丁语、音乐、体育等课本；它是上海乃至全国较早拥有物理、化学、生物等实验室的学校；公学很早设置音体美课程，并对学生进行油画训练；也是全国第一个拥有足球场的学校，徐汇公学足球队享誉沪上，在多次赛事中获得冠军。在近代，徐汇公学以管理严格、师资雄厚及培养学生优秀而称誉沪上，名闻海内外，中外人士、社会各界纷纷前来这所学校观摩考察，对这所学校留下了深刻印象。1914年，时任上海知县的洪锡范来徐汇公学参观后发表演说，称之为“中国各种学堂之标准”。① 1931年，学校立案转制，上海市教育局对该校的评语为“该校创办于1850年，历史悠久，成绩斐然，素为沪地教会中学之冠。”② 1932年易名为徐汇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在海内外具有很高的声誉，它的意义自然不能局限于对一般学校的考察。本文在梳理大量有关徐汇公学中外文原始档案文献的基础上，③ 通过对这所百年名校的创办背景、章程演变、课程设置与教友、校友网络构建的解析，反映其办学特点以及所具有的广泛社会影响。
一 徐汇公学的创办与早期生源
徐汇公学是在1849年至1850年饥荒年代里创办起来的一所教会学校。1849年五六月间，我国霪雨为灾，全国江河溃决，而江南之水势尤甚，尽成泽国，各地难民充斥，处境堪怜。“上海土人既遭此奇厄，兼之各处难民衣衫蓝缕游行街中，风餐露宿，甚为可怜……徐家汇教友深恐有害地方治安，乃恳请司铎代畜其子弟，……复有多数教外难民求司铎收养其子弟一听司铎陶成之，抚育之，若是者得十二人云”。④ 传教士设法收容难民子弟，施以教育，于1850年正式建校。将其命名为“圣依纳爵公学”，因地处徐家汇，亦称徐汇公学，或徐家汇公学，法文为“COLL
GE ST－IGNACE ZI－KA－WEI”。关于徐汇公学的创办人，当地文献有这样一段记载：“徐汇公学，在徐家汇天主堂。道光三十年（1850年），法教士南格禄创办。原称圣依纳爵公学，……悉遵中国功令，专课诗文。”⑤ 其中提到了南格禄。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为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他与另一位传教士艾芳济（Fran
oi Estève）于1842年7月抵达上海，后在上海一带传教。⑥ 南格禄是19世纪40年代首批来沪的法国传教士之一，曾任江南耶稣会会长。由于资历与名望，南格禄成为徐汇公学的早期创办人之一。但真正对早期徐汇公学发展作出贡献的是晁德莅。晁德莅（Angelo Zottoli），字敬庄，意大利那不勒斯耶稣会士，后转入法国耶稣会。他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来华，居于上海徐家汇，在江南地区传教。晁德莅来华后，刻苦研习汉语，熟读儒家经典，是一位富有学养的著名汉学家，著有中文《真教自证》及拉丁文《中国文学历程》，于“古文、八股文、小说、诗、词、曲、戏剧、对联，以及《三字经》、《幼学琼林》等，无不摘译，凡六巨册，实耶稣会二度来华后罕见之才也”。⑦ 晁德莅后成为神父，为当时上海近40个外国耶稣会神父中年纪最轻的一位。⑧ 1853年，晁德莅出任徐汇公学校长，此后至1874年他一直担任此职。在他的主持下，徐汇公学日渐兴旺。⑨ 晁德莅整饬学务，卓著勋劳，“对于学务方面，构设进行，三育并重。另于神业途上，循循善诱，因材施教”。⑩ 晁德莅从而被认为是徐汇公学的真正创始人。
公学初创之时，学舍仅茅屋数间，学童12人。此后，人数逐年增多，1851年，学生增至31人，教员4员；1852年有学生44名。(11) 早期的学生，既有教内的，也有教外的，但多为贫寒之家的子弟。值得一提的是，马相伯就是公学早期的学生。马相伯，原名志德，又名钦善，亦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亦作湘伯、芗伯），晚号华封老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生，江苏丹阳人，寄籍丹徒（今江苏镇江）。马相伯从小接受教会教育，兼学《四子书》。1851年，12岁的马相伯从丹徒来到上海徐家汇，进入刚成立的圣依纳爵公学读书，学名“马斯臧”，而来沪求学之事，“父母不知也”。(12) 此时正值晁德莅主持徐汇公学，遵循中国传统教育，专课诗文，对中国古籍经典的教学极为重视，曾聘请多位举人任教。马相伯在入学之前，已具备一定的经学根底，由此马相伯深得晁德莅校长的器重，而马相伯“国学与科学皆大进”。(13) 起初，马相伯也想走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之路，但太平天国运动阻断了他的晋身之阶。于是，他继续留在学校：“先生与弟（即建忠）留校中，且助教国文。十五岁读拉丁文及法文。十九岁，法领事欲聘为秘书，辞之，谓‘我习法文，为祖国用也’。二十岁习希腊文，攻哲学暨神学者凡十载。”(14) 马相伯后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被教会授职为司铎，成为耶稣会教士，派往安徽、江苏等地传教。1871、1872年间，马相伯自南京返上海徐家汇，出任徐汇公学校长，他是徐汇公学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人校长。
早期徐汇公学的学生，不少人的背景与马相伯相似。从1853－1873年徐汇公学圣母会149名会员的籍贯或会口来看，他们大多来自上海、松江、川沙、崇明、海门、苏州、常熟、江阴、丹阳等地。(15) 熟悉江南传教史的人都知道，早在17世纪，江南地区就有一些人信奉天主教。据清康熙二年（1663年）的一份资料记录，江南省那时有12座大教堂和许多会口，共计有55 100名教友。“教友群众的主要点，是在上海附近以及运河两岸，例如淮安、扬州、南京、苏州、常熟、嘉定、松江”。(16) 位处长江口的崇明岛开教则稍晚一些。“徐光启的一个孙女许甘第大，是（江南）教区卓越的恩人，她曾给教区的发展以大量的资助。与此同时，天主教也传入了崇明岛”。(17) 在上述提及的徐汇公学149名学生中，就有9人来自崇明一地。数百年来，江南的一些地区一直是传统天主教社区，被称为“老教友”。早年在徐汇公学就读的学生，不少家庭与教会有着深厚的渊源，从小就接受教会的熏陶，他们很早就有一个教友活动圈。马相伯当年来公学读书，是“因友人介绍，进入徐汇公学”。(18) 这位友人是谁？怎么能使一位12岁的丹徒少年独自来到上海？诸书虽明确没有记载，但这位友人的背景隐约还是可以揣摩到的。马相伯来公学后的第二年（咸丰二年，1852年），他的弟弟马建忠（字眉叔）也入校学习，年仅7岁，“盖当时之徐汇公学实兼有小学及中学性质也”。(19) 马建忠在校时，原名乾，字斯才。另据对1853－1873年徐汇公学圣母会149名会员的年龄统计，这些学生当年入校的年龄，最大的为23岁，最小的仅11岁，大多在14－19岁间。
徐汇公学早期学生的来源与特殊的创立背景有关。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另一个问题开始显现，这也涉及教友学生的招收和他们家庭的状况。在法籍耶稣会会士史式徽撰写的《江南传教史》中，有一段记载触及教会内部对早期徐汇公学生源问题的争论：
徐类思主教曾担心公学与他特别关心的张家楼修道院竞争，因此长期竭力反对，甚至不准圣依纳爵公学（徐汇公学）招收教友学生。赵方济主教开始也倾向于他的助理主教的偏见，后经神父们开诚布公地解释了之后，他认识到这所公学训练一些富裕而又有声望的教友家庭的大批子弟，将会给教区产生多么好的影响，即使他们没有修道的圣召，也能当传教先生、教师或堂口办事人等，成为传教士们的得力助手。徐类思主教曾把种种怨恨不满控诉到罗马；传信部部长弗朗索尼枢机把徐主教的意见转达给耶稣会总会长，总会长毫不费劲地把情况加以说明后，公学仍然维持了下来。事实证明，公学不仅没有损害修道院，而且每年还给修道院提供了不少优秀的新生力量。(20)
修道院与徐汇公学围绕招收教友学生，彼此有所顾忌，甚至带有偏见，从中可以体味教会内部的微妙关系。然而，也在就这一时期，徐汇公学的生源发生了变化，大批富裕而又有声望的教友家庭的子弟开始进入徐汇公学。
徐汇公学逐步采取耶稣会办公学的方式，1875年，它已有90名住宿生。学校规模在日渐扩大，至1878年，“因学生众多原校舍不能容，乃建三层大厦一所，后加高一层，即今之所谓老校舍是也”。(21) 1879年的学生招收首次破百，达到104名。这是一所在外人眼里带有神秘色彩的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僻处沪西徐家汇镇，校舍高敞，地亩广阔，空气清洁，人声寂静。由天主教耶稣会司铎创办，……老式而严格的专制学校，没有通学生，一律要掮了箱子被头住在校里，他们的生活少有人知道，是比众不同的”。(22) 早期学生的职业取向，据1852年至1875年6月底的统计，进徐汇公学的学生达600名，其中进耶稣会升神父6人，进耶稣会当读书修士6人，进耶稣会当辅理修士6人，入教区神职班3人，进小修院35人，现在小修院17人，当教师或传教先生56人，当堂口办事人员67人。(23) 早期徐汇公学很大部分学生后来成为神职人员，主要在江南教区从事传教事业。
二 徐汇公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与“汇学”诠释
从创建到发展，徐汇公学经历了几个阶段，大致可划分为：草创时期（1850－1877）、扩展时期（1878－1910）和公学的改制（1911－1932）。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侧重，各有亮点。如在公学的扩展时期，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增建校舍。随着负笈来读的学子增多，原有的校舍规模已不堪容纳。1878年，增建一幢三层西式大楼，之后又加高一层，这就是后来所称的老校舍。1880年，又建西校舍二层，此西校舍的外形与老校舍相仿。1905年，鉴于体育之重要性，学校乃于校舍西侧辟一广场，以作学生锻炼运动之用，是为公学大操场，时称“今日体坛上，许多知名老将，盖即此广大球场所陶冶以成者也。”(24) 其二，调整学科，加强课程建设。1900年，鉴于泰西科学为振兴实业之必具，乃一改此前以国文为主之课程，“规定法文及其他科学为必修科”。(25) 1904年，公学又在课程设置与管理上作出重要更动。这一时期，徐汇公学的学生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办学特色开始凸显，名声渐起。在徐汇公学的“改制”时期，也有几个关节点，其中包括改革学制、增建校舍、举办校庆活动，成立校友会，等等。这一时期，徐汇公学的校舍、校园及各种设施逐渐得以完善，学校先后集中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名师大家，使公学教育在科学、人文、艺术等方面得到均衡发展。在多方努力下，徐汇公学成绩斐然，卓然而立，成为沪上名校，吸引了大量中外人士前来参观考察。1932年，徐汇公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请立案获准，依照其颁布的新学制，改旧制中学为三三制（初、高中各三年），同时易名为“徐汇中学”。
徐汇公学时期的就读学生人数究竟有多少？据1920年的统计，自徐汇公学1850年创办以来，挂名学籍者共有3 800余人。(26) 1921年至1931年，毕业学生数为1 880人。(27) 1931年组织董事会，办理立案，于1932年正式定名为“徐汇中学”，那一年毕业人数为225人。也就是说，从1850－1932年间，整个徐汇公学时期先后在这里就读的学生约有6 000人。(28)
徐汇公学的位置，在1931年出版的《上海小蓝本》地图引证中，标示为华界25－C，周边有徐家汇天文台、徐家汇礼拜堂、徐家汇修道院、徐家汇圣母院等。(29) 其时一般都将徐汇公学列入“专门学校”或“中等学校”。(30) 这里，有一个称呼值得探究，这就是将徐汇公学称为“汇学”。
关于“汇学”，可以有多种诠释：一是学校的简称；二是学校的图书馆，称“汇学书库”；三是学校曾经有一个刊物，叫《汇学》，分甲、乙种；四是学校编写的课本，称“汇学课本”；五是汇学所揭示的蕴意。
徐汇公学地处徐家汇，在天主教主办的一些刊物杂志中，经常称徐汇公学为“汇学”，徐汇公学的学生简称“汇学学生”。如有这样一段记载：“上海徐家汇定例：向于每年耶稣圣体瞻礼之后主日，举行迎圣体大礼。……是日，教友来宾之来瞻盛礼者，……暨修道院修士、汇学学生、土山湾学生及圣母院女学生等，并中西乐队，或诵经文、或执花枝、或持旗幡、或作音乐，整队徐行，备极严肃，一路但见花枝招展，旗幡飘扬。”(31)
公学师生把自己的学校简称为“汇学”。有一位名叫张克方的同学，曾在1929年法文补习甲班就读，他在《汇学杂志》乙种第3年第5期撰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我求学的经过》，详细谈到他来徐汇公学求学的情况：
八月二十号，法籍巴主教命我投考上海徐汇公学，所以略加预备，于二十五号乘汉平到汉口，休息数日，七号同巴主教乘轮，十号抵沪，便乘电车入校。……至于学校中一切设备，我在别处学校，从不曾见过的，校舍为四层楼房，高纵云霄。……总之，学校的一切，我在他校从没见过的。我写到这里，把我求学的经过，已经述说完了，就此把笔放下。这时自修室的电灯，一明一暗，好像和我共同表达同情似的，所以我们要恭祝汇学万岁！(32)
最后，他动情地恭祝自己的母校万岁，并将其称为“汇学”。另有一位学生名叫金锡初，写过一篇题为《今秋之入学感想》的文章，其中也写到：
今秋入学有使余作深沉之感想者，即见汇学仍汇学也，而校中师长更调无尽……开学之翌晨八时，全校学生集于大礼堂，行拜谒师长礼。新院长万公形容端肃，以诚恳之情意，操国语而向诸生作十五分钟之训辞曰：“世界一社会也，一国一乡一小社会也，社会之优劣之盛衰，全系乎社会中之秩序典章；如主事者克尽厥职，统治有方，会中人服从会典，恪守法律，则社会之兴盛有期，社会之巩固可卜。我汇学人数虽少，然亦可谓一社会：我辈为师为长，职在保护校规，发扬三育，尔辈学生之职，则在虚心受教，谨守校规。”(33)
文中多次提到了“汇学”，甚至新任的万院长（即指万尔典，Joseph Verdier）也称“我汇学”。金锡初一直就读于徐汇公学。(34) 徐汇公学易名为徐汇中学后，仍简称“汇学”。
徐汇公学内设汇学书库，为天主堂藏书楼六大书库之一。(35) 其他五大书库分别为：天文学书库，附天文台内；博物学书库，附博物院内；耶稣会读书修士书库，藏神学哲学书及杂志，附震旦大学内；江南修院书库，藏哲学神学及拉丁文书；中西大藏书楼，楼在徐家汇天主堂之东北，中文书30万卷，贮以六室，西文书4万余册，以拉丁文、法文为多。汇学书库经过历年采备，藏书渐多，且极富特色。由于徐汇公学自1904年以来一直采用分院制，所以在1930年前后，公学各院均设图书室。后各院图书室合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1912年，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曾造访徐汇公学，非常羡慕该校的藏书，因为其中“外国书籍，固无不备，而中国之经史百子尤多”。(36) 汇学书库珍藏了不少中国经史子集类书籍；也从国外采购了许多外文版图书，如1850年法文版LANGUE ANGLAISE等书籍；还有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一些外文书，如G
OGRAPHIE DE L'EMPIRE DE CHINE.1905.（《中国坤舆略志》）、GRAMMAIRE FRAN
AISELMENTAIRE.1909.（《法文初范》）、LATIN
LINGU ELEMENTA.1927.（时译《辣丁文入门》，“汇学辣丁读本”）等。公学师生对学校的藏书也极为自豪，他们称：“我们的图书馆，无论设备、藏书、管理……都相当的完美。”(37)
徐汇公学时期还曾创办过一些刊物，其中著名的有《汇学杂志》，分甲、乙种。《汇学杂志》（ENFAMILLE），创刊于1922年，主要用法文撰写，间有一些文章用中文撰稿。《汇学杂志》基本上每学期一期，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印刷质量较好，每期的页数逐期增多，如第1期18页，第2期30页，第3期44页，第4期51页。《汇学杂志》中保存了大量反映徐汇公学历史的珍贵资料，包括师生活动、校园生活、汇学试题、学生习作等，有些内容的记载非常详细，并配有大量图片。《汇学杂志》是研究徐汇公学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1926年又刊印《汇学杂志乙种》。(38)
在课程的设置上，徐汇公学经过多年的积累，逐渐有了自己的课本，这些课本称为“汇学课本”或“汇学读本”。这些课本涵盖了各个学科，其中有泰西科学、哲学宗教、中外历史、地理、国文、法语、英语、拉丁语、音乐、体育等。此列举数种：国文有《古文拾级》（土山湾印书馆1909年版，后多次印行）等。世界历史方面，清光绪年间公学学生即需要选读《希腊志略》、《英法俄德四国志略》等书籍，后有了意大利人翟彬甫司铎原著、李问渔重译的《通史辑览》（土山湾慈母堂版，1915年已是第2版）作为“汇学课本”，另有徐汇公学印行的《世界历史课本》等。自然科学方面，编有天文、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地质诸科课本，如《透视学撮要》，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17年版，由校友潘谷声撰序。地理课本有《地理撮要》（1907年印行）。哲学宗教方面，徐汇公学编有《辩护真教课本》第一册（多次重版，至1925年已是第4版），另有《天主实义》、《修身西学》、《圣教鉴略》、《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等教本或参考书。外语方面，英文有A METHOD OF LEARNING TO READ,WRITE AND SPEAK ENGLISH（《英文捷诀》，1899年版）、A CLASSIFIED CONVERSATION（《分类英语》，1905年版）；法文有GRAMMAIRE FRANAISE LMENTAIRE（《法文初范》，土山湾印书馆1909年版）等；拉丁文有LATIN LINGU ELEMENTA（时译《辣丁文入门》，“汇学辣丁读本”，1927年版）等。音乐课，有《徐汇公学音乐课本》（1914年版），此外学校先后编有《风琴小谱》、《徐汇公学唱歌集》等。这些均为徐汇公学时期学生所用的教材或阅读书籍。
早年徐汇公学还编写了一本书，名为《汇学课艺》，刊印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从内容上看，都为学生课艺之作，前为论说、算学，后为汇学杂志，汇学杂志所记内容有考题、游艺会等。考题部分收录了公学各年级的不少考题，有的分笔试与口考，如笔考部分有：修身（圣学）、经学、历史、文典、西史、地理、代数、理科、图画等考题。
“汇学”蕴意，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是揭示了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汇学课艺》的编写者很早就表明自徐汇公学创办以来，该校一直以“中西学本并重”。(39) 后来公学的主持者更把“中西并茂，文章科学俱全”写入了《徐汇公学校歌》，学子传唱，代代延续。徐汇公学的办学理念也高度浓缩在“汇学”两字之中，具体可表述为“古今传承、汇学东西”。
三 对《徐汇公学章程》的解读
作为一所在19世纪中叶即已创办的教会学校，徐汇公学目睹了近代上海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期间学校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学宗旨和课程设置。如早期徐汇公学在课程设置上虽以中文为主，但已开设西学课程，并有研究西方学术者。至1900年，学校明文规定“法文和其他泰西科学列入课程。”(40) 其背景与上海等口岸城市西学涌动的思潮亦相契合，教会学校在这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也迅速得以发挥。1904年以后，公学又在课程设置与管理方面进行重要更动：（1）规定学生除中文外，可于英、法两种文字中任选一种学习；程度较高者，即以法文或英文讲授算学、物理、地理、历史等科。（2）鉴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已废除，对完成学业的学生，学校发给文凭，相当于后来的中学毕业文凭。（3）在管理方法上作出变更，尤其是针对教外学生人数的增多，那时已达八十余人，“其中或自己或父兄有不愿与圣教礼节者，本校不欲强迫”。(41) 所以从这一年的2月起，学校分教外者为中院生，教内者为上院生，实行起居分开。
其时，整个徐汇公学分上院、中院、下院三个院，上院是教徒生，即教内生，年龄较长；下院也是教徒生，年龄较小，为小学生；中院是非教徒生，即教外生，“中院，又分为中院甲和中院乙，也是按照年龄分配的，年龄较长的分在中院甲，年龄较小的分在中院乙。”(42) 在中院的教外生，此后“不复与教中学生同起居。”(43) 经此改革，徐汇公学的教外生人数大增，到1920年中院人数已增至762人。中院生鉴于上院生有宗教礼仪，为身心之特殊训练，乃亦组织一会，初名讲学会，后改名规勉社，“以互相善行勉励为宗旨”。(44) 每到星期日晚上，会员们共聚一室。这实际上是独立于“教内生”之外而成立的一个“教外生”组织。
徐汇公学在管理上的更动，直接引起这所学校章程的变化，而其核心内容就是关于“教内生与教外生”的问题，从办学宗旨、招生要求，到课程设置、日常管理等，也都随之发生相应变动。下面，我们结合《徐汇公学章程》刊行的几种文本进行解读。
从目前查阅到的几种《徐汇公学章程》来看，版本虽不同，但均包括这几部分内容：宗旨；投考章程；膳宿费；课程表（含中学、高等小学、高等小学预科）；考试、报告、奖励、惩罚制度；授课时间表；监学游息、教室规则、自修室规则、食堂规则、卧室规则等；学期休业日、学科即修业年限；附则；参观及探望学生章程等。
先看该校的办学宗旨。1905年后公学章程中提到的宗旨是：“本校由中学及两等小学附以初级师范组织而成。教授学科，悉遵奏定章程。本校自开创以来，垂五十余年，肄业生应试入庠者，实繁有徒。成效昭著，毋庸赘述。科举停止以后，学科大加改良，将来毕业生，上之有入高等及专门学堂资格，次亦可作译员或教习。”(45) 1913年重订《徐汇公学章程》关于办学宗旨则更为详细，其中列有六条：
一、徐汇圣依纳爵公学，自一千八百五十年前清道光三十年创设至今已六十余年。第一宗旨原为培植教中学生，然畛域向来不分，故第二宗旨亦为培植教外学生。
二、本校第一宗旨既为培植教中学生，除施以纯粹之各种学识外，凡圣教要理能使人人认识自己真责任及时于国家社会种种道德上之观念为最注意。
三、实施以上之教育，期造就我热心高明之教友人才，对于教会为真切信仰之教民，对于国家为高尚爱国之国民。
四、本校第二宗旨亦为培植教外学生，不但使得确当之教育纯粹之品行能使生出真实爱国之热诚，亦使彼等与教中师生同聚一堂实地认识公教之性质以期消融成见。
五、本校毫不强迫教外学生入教，即有学生自愿参与教中典礼，亦须先得父兄之许可，以期实行信教之自由，惟本校大愿为大众所共知者则果甚望本校教外学生能多入圣教也。
六、本校为纯粹中国学校各种科学均用国语教授以速造就。(46)
颇受关注的是，该校有“第一宗旨”与“第二宗旨”，分别为培植教中学生、教外学生，且各有不同的培养目标。为了吸收教外生源，《章程》解答了社会上的疑惑，“本校毫不强迫教外学生入教，即有学生自愿参与教中典礼，亦须先得父兄之许可，以期实行信教之自由”，但同时也始终不忘传教布道的使命：“亦使彼等（教外学生）与教中师生同聚一堂实地认识公教之性质以期消融成见”，甚望“本校教外学生能多入圣教也。”自1850年创办以来，尽管《章程》不断重订，内中的一些字句也屡有修改，但徐汇公学一直秉持自己的办学宗旨，核心内容基本未变。在1924年的文本中，对第六条进行了修改：“六、本校为中国式之学校，除中学有数科用西文教授外，其余各种科学均用国语教授以速造就”。而第七条是新增的：“七、本校以研究学术为根本救国方法，来学者自宜同此宗旨，潜心学业，其有自问不能屏绝学业外一切事务专心向学坚持不变者，概请无庸来学。”(47) 此后徐汇公学更加突出研究学术、潜心学业的办学目标。
围绕“教内生”与“教外生”，在《徐汇公学章程》中依次有不同的规定。在“投考章程”中，除一般程度要求外，对教中学生另有两项要求，即：（甲）须能背诵六样经即早晚课弥撒规程週主日祷文玫瑰经苦路经问答。（乙）须能了解寻常问答及以上经言。(48) 后来，在投考要求中增加了一条：“凡投考学生家属不在上海者，于投考时须觅一住居上海之殷实保人，一同前来填写保证书，以便遇有疾病或别种困难情事可切实担保。”(49) 教内学生往往有教友作担保。
在“纳费”规定中，也涉及教内生与教外生的。1913年的公学章程如此规定：教外学生“每年膳学费一百二十元。倘有弟兄同在本校肄业或由本校高等小学升入中学者每年可减纳洋十元。”教中学生的收费，“兼读西文者每岁膳学费七十元，兼读拉丁者五十元，专读华文者四十元”。(50) 到了1924年，教外学生“每年膳学费当纳足一百四十元”，关于胞弟兄同在徐汇公学就读者每年每名可减纳洋十元，这一规定继续保持。至于教中学生，注明“凡非江南籍之教中学生当纳膳学费一百二十元”。(51) 此外，各类学生均需缴纳杂费数元，游艺费、洗衣费、租衣费一概在内。
至于课程安排，上、中、下三院的各班自然有所不同。有关考试、报告、奖惩、监学、游息及教室规则、自修室规则、食堂规则、卧室规则等方面，《徐汇公学章程》中均有详细规范。公学在管理上总体是统一的，但鉴于教内、教外学生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且实行不同的起居制度，所以在相应的规定中也可体现些许的区别，如1924年修订的章程中，涉及“信件与书籍”，其中规定：“本校上中下三院各有书室，可备学生课余借阅。”(52) 在“学期、休业日、请假”条例中，有一条：“星期日，凡不与教礼之教外学生，得回家休息，上午九时出校，下午五时回校。惟须由家人来领，星期六晚无论如何不出校。”(53) 教内生则另有规定。
通过对《徐汇公学章程》文本的解读，较深入地了解到这所学校的创办宗旨、招生情况、办学特点等，尤其是围绕“教内生”与“教外生”的问题展开，从中反映教内生、教外生的不同构成与管理模式，这也是解析徐汇公学教友与校友网络构建的基础。
四 徐汇公学的两大组织：圣母会与校友会
徐汇公学自创建以来，校内先后出现了不少的组织与社团，而其中最重要的两大组织就是徐汇公学圣母会与校友会。
徐汇公学于1850年创立后二年，“即按各处耶稣会创建公学之成例，发起圣母会，奉无原罪始胎母为主保。”(54) 全称为徐汇公学圣母始胎会。在公学设立圣母会，是“各处耶稣会创建公学之成例”，也就是说，只要是耶稣会创办的公学，内部均有圣母会之设，这是教会的规定。同时，依照相关章程，先行报名，试练数月，至1853年10月10日，乃选报名中品学特优，堪为学生表率者十余名收录入会，当即简定领袖等职员，一并宣布。该会成立后二个月，即1853年12月25日，耶稣会总长之文凭颁到，“得与罗马宗会联合通功，乃为正式圣母会矣”。(55) 公学还建有始胎堂。
徐汇公学圣母会首任值会司铎，也就是徐汇公学的首任校长晁德莅，他特别关注圣母会，“每逢会期，必拨冗到会，至诚启导，即燕居晤语时，更加意栽培……若是者，历十余年如一日，宜乎济济多士，能为圣教为社会建大业而享盛名者，大都出其门下也”。(56) 此后公学历任主持人对圣母会均悉心关照，对会友活动积极支持。查阅徐汇公学圣母会会友册，在会册上的每一号数，指定某一会友姓名。
早期的学生会友，不少来自教友家庭的子弟，与原来江南一带老教友有着一定的联系。从徐汇公学毕业后，他们也主要活动于江南教区的七大总铎区，即上海、徐家汇、松江、浦东、苏州、崇明及海门、西教区。(57)
徐汇公学圣母会会友在校时频繁举行活动。《汇学杂志》中有大量关于圣母会活动的记载。有一位学生曾撰写了一篇名为“一学年的零零碎碎”的文章，谈到徐汇公学圣母会会友的生活，如提到“九月八日，圣母圣诞瞻礼，为本学期第一次会期，新任值会司铎张公若瑟”；“十八日主日，晚八时，圣母会友行选举职员”等等。(58) 通过这些活动，圣母会会友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此外，我们在《汇学杂志》经常可以读到会友们的消息，如“汇学圣母会欢送同学会友朱洪声至罗马朝圣”、“圣母会送同学会友六人进小修道院”。(59)
徐汇公学圣母会会友毕业后，会友之间，会友与母校之间，仍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教区举办的一些活动有时也要让会友们一起参加。一次，耶稣会省会长郎大司铎自法国来至上海巡阅南京教区会务，“尤其要请会友都来聚会，谈谈神益的事情”。(60) 1923年，徐汇公学圣母会举行七十周年庆，各地的徐汇公学圣母会会友均前来聚会。1933年，此时徐汇公学改名徐汇中学，徐汇中学圣母会举行八十周年庆，后出版《徐汇中学圣母始胎会友八十週庆纪念册》，详细记载庆祝当日的情形。(61) 徐汇公学时期的圣母会会友究竟有多少人数？据徐汇公学圣母会会友册的记载，会友共有988人（截至1931年12月底）。这些会友大多分布于江南地区，也有在南通、扬州、徐州及江西、湖南、重庆、北平等地的，还有不少会友远在海外。
与徐汇公学圣母会相比，徐汇公学校友会成立时间很晚，直到1920年徐汇公学校友会才正式成立。而促成该会正式成立的契机就是徐汇公学举行建校七十周年纪念庆典。
1920年11月12、13、14日，徐汇公学举行七十周年的盛大纪念庆典。当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亲笔书写“名媲汤南”匾额相赠，以示祝贺。沪上著名的《申报》连续多日刊登这所名校的纪念详情。引人注目的是徐汇公学礼堂中，陈设之成绩展览会，除近年诸生之各科成绩，及所制之手工书画等外，“其最特色者，则为数十年前之旧学生，若李蒋诸司铎之文学稿，沈冯诸司铎之屏对堂幅等，均名著中外，社会视为奇珍异宝者，今皆一一罗列，以昭纪念”。(62) 鉴于公学学生“一经离校则多劳燕分飞，不相闻问。”(63) 离校以后，散居各处，没有一个校友会的团体组织，殊为憾事。于是，徐汇公学校方决定筹建校友会，“该院长山公（即山宗泰，P.Beaucè）观察现在潮流，知校友会之不可少，故拟于此届庆祝时，招集一届老学生，会议组织，当由山院（长）宣布宗旨，谆嘱推举委员，拟定简章，各校友或起演说或表意见，最后推定朱志尧、庄蕴生等十六人，为起草委员云”。(64) 成立校友会，亦实乃潮流与趋势。随后，山院长在新校舍前邀老校友200余人，合摄一影。“乘此庆期，组织旧学生会，并刊印旧学生调查录”。(65) 也就是在校庆活动前后，组织成立了徐汇公学校友会。
徐汇公学校友会成立后，即着手拟定《徐汇公学校友会简章》（以下简称《简章》）。《简章》列有16条，另有一附则。在《简章》中，首先阐述校友会宗旨：“本会以联络感情，互相扶助为宗旨。会所在徐汇公学内。”要成为其会员，其条件也简单：“凡曾肄业徐汇公学，社会方面公德无亏者，皆可照第十条入会为会员。”校友会设正会长1名，副会长1名，书记、会计、干事、评议各若干，并公请母校院长为正监督、课监为副监督。校友会一般在每年阳历六七月间开常会一次，报告会务、改选职员、提议事件，并开聚餐会。《简章》同时规定了会员的权力与义务。在附则中有一说明：“本会与母校为一体，存则俱存，但世事沧桑，万一不克俱存。自当特开大会，取决于众，本会基金亦应凭众处置为是，合并声明。”(66) 据徐汇公学校友会会员录统计，成立之初，登记会员即达300余人，其中包括马相伯、陆伯鸿、朱志尧、沈志贤、郁均侯等各界人士，其从事之职业远比圣母会会友广泛。除一些校友在教会任职外，还有大量校友在其他行业、其他部门从事各种职业。由于校友中有不少人从事工商业，所以，他们在成为校友会会员后踊跃捐助，如朱志尧一次特别捐银200元。在徐汇公学校友会报告中，列有历届常年大会的会费清单，从中可知校友会的经费来源与开支情况。据1931年12月第十次常年大会会费清单，校友会共计存洋5 363.41元（其中存大通公司洋5 289.45元，现洋73.96元），可见经费还是较为充裕的。
徐汇公学校友会成立后，积极展开各种活动。1921年6月26日，校友会举行常年大会（以后按年召开，至抗战时期，因环境所迫，始暂中止）。是日，年过八旬的马相伯与近200位校友在徐汇公学新校舍前合影留念。1928年5月，蔡元培等所发起之庆祝马相伯先生九旬大庆，徐汇公学校友会积极参与。马相伯先生九旬寿辰于5月6日在徐汇公学举行。《申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称：“在徐家汇大堂行唱经大礼弥撒。届时无论教内教外男女亲朋，均可入堂瞻礼。”(67) 在到会的数百位嘉宾中，很多是徐汇公学的校友。1939年11月，马相伯先生逝世，随后，徐汇中学全体师生及徐汇公学校友会参加老校友、老校长的追悼活动。(68) 徐汇公学校友会在其他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周济急难、资助苦学、介绍职业、函授讲学、刊行杂志等。在《徐汇公学校友会简章》中还列有一条：“（校友会）会中经费充裕时，得取子金，补助子弟聪颖诚笃而家寒者，作徐汇公学之学膳费。”(69) 徐汇公学校友会通过制订章程、举办活动，使校友们加强了联系，联络了感情，并逐渐建立起学校的校友网络，扩大了公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早期的徐汇公学，主要是培养教中学生，所以教友活动比较频繁，徐汇公学内设立的圣母会不仅成立早，而且在教会系统内影响较广。但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徐汇公学也适时做出了调整，于是有了两个办学宗旨。在校内有上、中、下三院之分，并有严格制度的区分。教内与教外，教友和校友，这是徐汇公学社会网络构建的特殊性。
从表面上看，教友与校友似乎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实际上仍存在着不少交汇，很多人的身份与角色是重叠的，并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徐汇公学校友中，不少为教内生，而其中的部分学生，就其地域分布、家庭背景，又与明清时期“老教友”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徐汇公学将“老教友”与后来江南的教会发展联系在了一起，这是教区内部的纵向社会网络构建。
徐汇公学有相当数量的教中学生，他们很早就参加了公学内的圣母会。在校友会中有影响力的那些人物，很多也是教友。这从多个方面得以体现，在《徐汇公学校友会简章》中，有关“会员名义”中就规定：“丙，每月头主日，可得母校学生加行神业代祷之工，且遇神形急要，得随时函请母校代为祈祷，并为通知类思小学、大小修院、圣衣院、圣母院等一体祈求”。“丁，会员亡故，可由家族函告本会，俾代献弥撒二台并公致吊唁”。“戊，每年开大会时，专献弥撒一台为已故众校友”，等等。(70) 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徐汇公学校友会的活动中，不少与教会活动有关，带有明显的教会学校性质。
就职业状况而言，凡肄业于徐汇公学的学生均为校友，这就包括了全部的教内学生与教外学生，所以校友们从事之职业远比圣母会等会友的就业状况复杂而广泛，公学的毕业生除在教会部门任职外，还有大量校友分布在各个领域从事多种职业。与教友网络相比，公学的校友网络构建相对较晚，但其影响力愈来愈大。在校友会的推动下，同学之间、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络日益增多，徐汇公学的校友网络逐渐扩大。
结语
从1850年创立时的一个读经班，到后来在众多学校中脱颖而出，名闻海内外，徐汇公学愈来愈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外人士相继来公学观摩考察。1914年，上海知县洪锡范到徐汇公学参观，并发表演说，其中提到：“今日观徐汇公学不胜钦佩，可称中国各种学堂之标准。年代既久，办理又发达，德育、智育、体育三者无一不竭力研究。更有三种特色，为他学堂所不及者：一、不谈政治；二、尊重人格；三、学科完备。故曰为中国各种学堂之标准也。”(71) 洪知县认为徐汇公学办学可称为“中国各种学堂之标准”。当然，对于办学之标准，可能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看法不尽相同。但也有一些基本标准可作参照，如1931年上海市教育局对徐汇公学有一段评语中写到：“该校创办于1850年，历史悠久，成绩斐然，素为沪地教会中学之冠。察其校舍，宽敞异常，实验室、图书室、浴室、厕所均为特殊建筑。教室光线空气极充足，各项设备应有尽有，图标簿册都属特制。……总之，该校校舍设备堪称完善。”(72) 内中谈到了公学办学的历史、成绩及学校设施等，并特别指出徐汇公学“素为沪地教会中学之冠”。
我们在前面已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徐汇公学的创建背景、阶段演变、办学特色及其逐渐扩大的社会影响力。作为近代上海乃至中国最早创建的新式学校，徐汇公学的办学历史很值得总结。在这里，我们归纳了以下几点：
（一）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早在19世纪中叶公学草创时期，晁德莅等人就构设了“三育并重”体系，结合中西方办学传统，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体、智、德三者并重，后来还写进了《徐汇公学校歌》。(73) “三育”教育不仅成为这所学校的立校理念，更彰显出这所学校的办学特色。在80余年的实践中，公学一直以“师资雄厚、管理严格、教学认真、发展全面”而称誉海内外。
（二）提倡高尚爱国。“爱国荣校”是公学发展的另一条主线。早年的公学校歌中有：“此日少年，他日中国主人，任重道远，何以仰答昇平，努力努力，争期学业有成！”后来的新校歌中也有：“可爱的中国英雄年少，聪明特达志气腾霄，更可爱爱国心热如烧……”(74) 这些歌曲时时激励学子热爱国家，报效祖国。作为一所教会学校，不容否认，徐汇公学的办学宗旨有为教会服务的一面，故在其章程中就写道：“期造就我热心高明之教友人才，对于教会为真切信仰之教民，对于国家为高尚爱国之国民。”(75) 同样也不能否定，学校一直强调“能使人人认识自己真责任及对于国家社会种种道德上之观念。”(76) 学校始终以“高尚爱国”激励学生，所以才会涌现“爱国老人”马相伯等一批杰出校友、优秀学子。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徐汇学子能挺身而出，救助同胞，抵御外敌，以实际行动承担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三）崇尚科学，文理兼重，中西贯通。“中西并茂，文章科学俱全”、“中西贯通”是公学的办学传统。(77) 创校之初，教学以国文为主，这与耶稣会自明清以来长期在华实施的“适应”政策有关，满足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吸引中国的精英阶层入教。所以，早期的公学要求新生专读国文，包括读古文、练字、作文等。古文课以《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为教材。与此同时，学校也教授西学，让程度较优的学生兼读其他学科，例如法文、唱歌、音乐、图画等。1859年，“为了适应进修院的与求进耶稣会的学生们的需要”，徐汇公学又开设拉丁课。(78) 值得一提的是，公学的学生对这些学科的爱好与吸收能力，使教师们感到惊奇。对此，晁德莅曾写道：“尤可注意的是，这些中国儿童对一切都能一蹴而就；尽管他们学习的时间不多，而且我们教师们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工具也不能尽如人意。可是我们已看到，他们定是大有前途的。”(79) 1905年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后，学校便迅速引入“泰西科学”，在课程设置上也做了重要变动。此后，公学教育在科学、人文、艺术等方面均衡发展。泰西科学注重实验，学校很早就有了理化实验室，后来又添置各种设备，声、光、热、电、气、力学等实验仪器，一应俱全，又采集了药品、矿物标本、生物标本等，陆续建起了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生物实验室等，学校每周有规定的实验课程。徐汇公学周边设有天文台、气象台、博物院以及图书馆、杂志社、印刷馆等大量文化机构，从《汇学杂志》所载的学生文章来看，公学学子经常出入于这些地方，这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探求兴趣，拓展学生的视野。与此同时，外语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与载体，在公学受到高度重视，1904年学校规定：“学生除中文外，可于英、法两种文字中任择一种学习之，其程度较高者，即以法文或英文授算学、物理、地理、历史等科。”(80) 英语、法语、拉丁文先后列入学校的重要课程，学校聘请富有学养的中外籍教师悉心教授。尤其是法语教学，后逐渐成为汇学教学的一大亮点，在学校的一些重要场合或举办的一些重要活动，均用法文演讲。在《公学唱歌集》中，还收录了不少法文歌。(81) 在徐汇公学的办学史上，中外文化交流一度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四）建立起系统、连贯的培养体系。公学的学制早些时候为六年：“自高等小学至中学毕业，暂定为六年。高等小学内先学西文初级，中学内，西文渐入高深，兼习各种科学。学生初习西文，用华语教授，渐近，则全用英法语。本校延有英法通儒，教授匪难，学生亦得事半功倍之效果。奏定章程科目繁多，本校暂定六年，应否酌加，届时再定。”(82) 1911年后实行高等小学三年制、中学四年制。1932年又改学制，采用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三三制”。80余年来，徐汇公学在学制、体制上虽屡经变化，但始终强调系统、连贯的教学体系，其小学、中学在学科设置上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的特点。
公学还注意与后期学校的衔接。“本校中学毕业后，可升入震旦高等学校肄业”。(83) 同属天主教创办的学校，徐汇公学与震旦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震旦大学前身为震旦学院，于1903年3月创立，徐汇公学校友马相伯为首任院长，受耶稣会资助。1912年，改称震旦大学院。1932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震旦大学立案。震旦与徐汇公学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在震旦学院的创立过程中，无论是马相伯，还是李问渔等人，徐汇公学的校友对震旦的创建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徐汇公学的课程设置与震旦大学的学科建设相互衔接。作为震旦大学之预科，公学学生毕业后便可升入震旦大学正科肄业。在《汇学杂志》中，经常刊登徐汇学生升入震旦大学的学生名单。公学与震旦在课程设置上也具有连贯性，“凡欲修高等科学之学生可入震旦学院，惟中文必须深通方为合格，至英法文该校亦由初级起授，学生无预知之必要，然法文能提前课读甚属有益，因可按其程度插入该校预科或高等科也”。(84) 徐汇公学在图书设施的购置方面，也注意与震旦的配合，如大量采购法语、生物、医学、法学类书籍，就是充分考虑到不少公学学生毕业后去震旦大学攻读医学、法学等专业的因素。第三，徐汇公学的校长、教师不少有震旦大学背景，两校教师相互兼职。如徐汇公学校友潘谷声，两次出任徐汇公学校长，后为震旦大学副校长兼哲学教授；张伯达，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后为徐汇中学校长，1947年兼任震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徐汇的不少老师如陈梦炎、李树远等均在震旦大学任教，而袁海涛、蒋承荫、朱企曾、方善粹、潘仲饴等多位教职员工，又同时在震旦大学求学。(85) 除可升入震旦大学外，从公学毕业后也有不少直接赴欧美留学的。所以，连本地的乡镇志也特意记了一笔：“（徐汇公学）毕业后，升入震旦大学院，或送外洋专科肄业。”(86)
徐汇公学内部有着连贯的教学体系，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后期与境内外著名大学的衔接，其课程设置、人才培育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完整的教学体系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由此也使得徐汇公学声名远播。
注释：
① 《圣教杂志》1914年第5期。
② 《上海市教育局私立徐汇中学立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35－1－851。
③ 本文所涉及的资料主要分几个部分：（1）中外文报刊杂志，包括《益闻录》、《善导报》、《申报》、《圣教杂志》、《汇学杂志》（EN FAMILLE）；（2）档案文献，这部分资料分散在上海市档案馆、徐汇区档案馆、徐汇中学校史室与档案馆等处；（3）“汇学课本”与汇学书库收藏的书籍；（4）来自文集、笔记以及地方文献方面的记载；（5）校友与教师名录；（6）校友的口述回忆。
④ 《徐家汇公学大事记》，载《徐汇公学纪念册》，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刊行。
⑤ 民国《法华乡志》卷四《学校·附录：东西洋教会各学堂》。
⑥ 参见［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8页。
⑦ 方豪：《上海徐汇公学初创十年记略》，台北徐汇中学提供。
⑧ 《徐汇公学七十周年》，载《中国通讯》（法文版）1921年4月号，转引自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87页。
⑨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第350页。
⑩ 《徐汇公学校友会报告》，1923年版，第61页。
(11) 《圣教杂志》，1920年第12期。
(12)(13) 方豪：《马相伯先生事略》，载《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333页。
(14) 方豪：《马相伯先生事略》，载《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333页。
(15) 详见《徐汇中学圣母会友八十年同学录》，载《徐汇中学圣母始胎会友八十週庆纪念册》，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1933年刊行，第58－70页。
(16)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第8－9页。
(17)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第9页。
(18)(19) 方豪：《上海徐汇公学初创十年记略》，台北徐汇中学提供。
(20)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第218－221页。
(21) 《徐家汇公学大事记》，载《徐汇公学纪念册》，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刊行，第11页。
(22) 宽生：《天主教精神的徐汇公学》，载《申报》1929年4月4日。
(23)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第292页。
(24)(25) 钱振邦、华伯元：《校史》，《徐汇中小学校刊》，刊于1946年，第2页。
(26) 详见《徐汇中学创立七十周年纪念庆祝会志盛》，载《圣教杂志》第9年第12期（1920年12月）。
(27) 关于徐汇公学学生人数，主要依据以下资料：Catalogues des élèves payens du Collège de ZiKaWei——Listes complètes par années.1901à1920.《徐汇公学学生名册》（共24册）；《1901－1921年徐汇公学学生名册》；《1919.9－1924.6 徐汇公学同学录》；《1924.9－1929.6徐汇公学同学录》；《1929.9－1933.6 徐汇公学、徐汇中学同学录》；《1930.2－1934.1 徐汇公学、徐汇中学同学录》。
(28) 由于现存档案在统计口径不一，有的是根据“入学学生名册”，有的是依据“毕业学生”，其中一些学生统计上有重合，所以，五六千人也是一个相对的估计数。
(29) 《上海小蓝本》（The Little Blue Book of Shanghai），1931年版，第278页。据《上海小蓝本》记载：徐汇公学，位于徐家汇路西末，电话号码为70839。
(30) 参见《上海指南》（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1930年版）的相关记载。
(31) 《圣教杂志》1914年第3期，第314－315页。
(32) 《汇学杂志》乙种第3年第5期，第2－4页。
(33) 《汇学杂志》乙种第3年第2期，第1页。
(34) 分别参见徐汇公学：1926年毕业班名录、1929年毕业班名录。
(35) 《上海指南》卷3，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36) 《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2年第5期，第127页。
(37) 薛更生：《我校的图书馆》，载《徐汇中小学校刊》（刊于1946年），第20页。
(38) 目前所见的《汇学杂志》为几种合刊本，主要有：《汇学杂志甲种》（EN FAMILLE），N0.1－7，1922－1925年；《汇学杂志甲种》（EN FAMILLE），N0.8－12，1925－1930年；《汇学杂志甲种》（EN FAMILLE），NO.13－17，1930－1935年；《汇学杂志乙种》（1），1926－1929年；《汇学杂志乙种》（2），1929－1933年；《汇学杂志乙种》（3），1933－1937年，等等，分别藏于徐汇中学校史馆、徐汇区档案馆等。
(39) 见南汇唐家麟所撰之“绪言”，载《汇学课艺》，刊印于1911年。
(40) 《徐家汇公学大事记》，载《徐汇公学纪念册》，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0年刊行，第12－13页。
(41) 《徐家汇公学大事记》，载《徐汇公学纪念册》，第14页。
(42) 参见王介眉：《我对旧时徐汇公学的回忆》，1962年3月，此稿藏于徐汇中学校史室。王介眉是1912年徐汇公学的学生，后在母校工作，在这所学校学习、工作长达50多年。
(43) 《徐家汇公学大事记》，载《徐汇公学纪念册》，第14页。
(44) 《圣教杂志》1920年第12期。
(45) 《徐汇公学简章》（约刊于1905年后），上海市徐汇区档案馆藏，档案号72－1－79。
(46)(48)(50) 《徐汇公学章程》，1913年重订，第1、2、3页。
(47)(49) 《徐汇公学章程》，1924年春重订，第1－2页。
(51)(52) 《徐汇公学章程》，1924年春重订，第3、8页。
(53) 《徐汇公学章程》，1924年春重订，第10页。
(54)(55) 《母校圣母会七十週庆纪念记略》，载《徐汇公学校友会报告》，刊于1923年，第61页。
(56) 《徐汇公学校友会报告》，刊于1923年，第61－62页。
(57) 详见［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第343－377页。
(58)(59) EN FAMILLE（《汇学杂志》），N0.15，1932－1933，第61－64、67－68、70页。
(60) 《徐汇中学圣母始胎会友八十週庆纪念册》，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1933年刊行，第1页。
(61) 《徐汇中学圣母始胎会友八十週庆纪念册》，第43页。
(62) 《徐汇公学七十週纪念详情》，载《申报》1920年11月17日。
(63)(64) 《徐汇公学七十週纪念详情（续）》，载《申报》1920年11月18日。
(65) 《徐汇公学来函》，载《申报》1920年10月11日。
(66) 《徐汇公学校友会简章》，载《徐汇公学校友会报告》1922年，第1－4页。
(67) 《申报》1928年5月5日。
(68) 详见《上海各界追悼马公相伯大会特刊》，1940年初刊印。
(69) 《徐汇公学校友会简章》之“第十条”，载《徐汇公学校友会报告》（1922年）。
(70) 见《徐汇公学校友会简章》，载《徐汇公学校友会报告》（1922年）。
(71) 载《圣教杂志》1914年第5期。
(72) 《上海市教育局私立徐汇中学立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235－1－851。
(73) 详见《徐汇公学唱歌集》，土山湾印书馆1925年印行，第16页。
(74) 《徐汇公学新校歌》，载《公学唱歌集》，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1925年印行，第17页。
(75)(76) 《徐汇公学宗旨》，载《徐汇公学章程》，1913年重订，第1页。
(77) 均写入公学校歌，详见《徐汇公学校歌》、《徐汇公学新校歌》等，载《公学唱歌集》。
(78)(79)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第99、98页。
(80) 《徐家汇公学大事记》，载《徐汇公学纪念册》，第13－14页。
(81) 《公学唱歌集》（1925年印行），下卷即为法文歌。
(82) 《徐汇公学简章》（约刊于1905年后），上海市徐汇区档案馆藏，档案号72－1－79。
(83) 见“学科及修业年限”第四条，载《徐汇公学章程》，1913年印行，第14－15页。
(84) 《徐汇公学章程》，1913年印行，第15页“附则”。
(85) 《私立徐汇中学校教职员名册》（1946年度上学期），上海市徐汇区档案馆藏，档案号72－1－96。
(86) 民国《法华乡志》卷4《学校·附录东西洋教会各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