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史关系——史传文学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文史论文,概论论文,关系论文,史传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传文学，又称历史文学，即史乘而有文学价值者，换言之，就是兼具史学和文学两种属性的历史记载。它在文化史上属于所谓“边缘”学科。研究史传文学，不仅可以了解它本身的规律，拓宽文学史的领域，并且对于弄清文、史间的密切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过程，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而为了探讨有关史传文学的诸多方面，又必须首先对古人的文史观念，即他们如何看待文与史的关系（其间的合与分，联系与区别），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否则就难以理解，历代史传（包括正史和野史）缘何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性。
一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特设了《史传》一篇。这是首次对史传散文加以专门论述。“史传”里的“传”，并不是今天所说的人物传记。篇中谈到，孔子“因鲁史以修《春秋》”，由于“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与之同时的左丘明得其微言大义。“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刘氏接着对这种“传体”作了明确的解释：“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人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传”作为一种解说经义的文字，它在古籍中常常与“经”字连文。《史记·太史公自序》：“儒者以《六艺》（按，即《六经》）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史传”一名似即仿“经传”而创。《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春秋古经》及其《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儒林传》亦述及汉初北平侯张苍等人“皆修《春秋左氏传》”。《春秋》本来是与“晋之《乘》、楚之《梼杌》”一样的史书，后被列为《六艺》（《六经》）之一。很明显，《春秋左氏传》一类著作，既可称为经传，又可视为史传。这样，汉儒事实上已把“史”与“传”结合在一起了。
但“史”、“传”二字连文，成为一专门术语，又是在什么时候呢？“史传”一语被广泛采用，无疑是在刘勰以专篇论列之后。比刘氏稍后的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里说：“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此后魏收颂扬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说他“史传百家，无不该涉”（《魏书》卷七）。再后，隋文帝开皇九年牛弘奏云：“中国旧音多在江左，前克荆州得梁乐，今平蒋州又得陈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请加修缉以备雅乐。”（《通鉴》卷一一七）唐孔颖达、刘知几以后，“史传”更成了学术文字里的习用词语。
“史传”一名起于何时，已难确考。然不自刘勰著《文心雕龙》时始，则毫无疑义。与刘勰为同时代人而年辈似稍长的沈约，在《宋书·二凶传》里叙及刘劭“好读史传，尤好弓马”。《宋书》撰成于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 比《文心雕龙》成书时间（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约在齐中兴元年即公元501年前后）要早。 而且约书多取徐爰旧本，惟永光（宋前废帝刘子业年号，公元465 年）以后纪传为约所补（据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刘劭弑文帝自立，在永光前十余年。其传亦当为徐爰所作。不过，徐爰、沈约也不是“史传”连文的创始者。比他们早约一百年，东晋历史家袁宏就已用过此词。他写道：“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后汉纪·序》）与之同时的后秦方士王嘉也用过：“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拾遗纪》卷五，今人齐治平校注本）而在王嘉、袁宏之前，据个人翻阅所及，几乎不曾有过用此词的例证。人们在有关的场合里，往往用“史书”、“史籍”一类词语。如东、西晋之际的王廙自谓“少好文学，志在史籍”（《晋书》本传）；西晋初年，杜预在《春秋左氏传序》里称古代史乘为 史书之旧章”（《文选》卷四十五），陈寿在《三国志》卷十一《胡昭传》里也称传主“善史书”；三国时曹植在其《求自试表》（《三国志》卷十九）里，则既把历史记载叫做“史籍”（“每览史籍，未尝不拊心而叹息”），又叫做“史笔”（“名挂史笔，事列朝策”）。唯一的例外，见于《后汉书》卷十二《隗嚣传》。该传载嚣《讨王莽檄》云：“（莽）诡乱天术，援引史传。”此檄虽不为袁宏《后汉纪》所载，但其真实性当无问题。看来，“史传”之连文成词很有可能始于西汉末叶。
二
论文学而及史传，说明在刘勰心目中，文与史关系密切，两者是相通或相包容的。在《史传篇》里，著者不仅论列了《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古史及《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家杰作，而且对于陆贾的《楚汉春秋》，袁山松、张莹、薛莹，谢沈、司马彪、华峤的“后汉纪传”、鱼豢、孙盛、虞溥、张勃的“魏代三雄纪传”，陆机、王韶之、干宝、邓粲的“晋代之书”等，都有所评述。当时的一切史籍，无疑都已被他纳入“文心”之内加以思考。
为深入了解史传与文学的关系，我们首先从“六艺皆史”的命题谈起。
“六经皆史”的完整命题是章学诚提出来的。它是《文史通义》开篇的第一句话。章氏这样安排，决非偶然。近人刘咸炘说：“《通义》以三教篇为纲，三篇又以此首三句为纲。”（《文史通义识语》）所谓“三教篇”，指《易教》、《书教》、《诗教》诸篇：“首三句”则指“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等句。以“文史”为书名，而开卷却谈“六经”，似乎文不对题。其实“三教篇”并不真在谈经。章氏五十九岁时在《上朱中堂世叔珪书》里说：“近刻数篇呈诲，题似说经，而文实论史。”（转引自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所呈数篇即三教诸篇。 论文史而以经破题，确乎别有深意存焉。他认为，六经言义理都是切于人事的，连孔子也“不以空言制胜”，所谓经术不过是“三代之史”，并断言“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浙东学术》）。这就是说，论文史如果不把言经术包括进去，便算不上完全的、真正的文史论。
《书》、《诗》、《礼》、《乐》等经中有先王政教典章，说它们是史，尚可以理解。《易》讲“阴阳”之道（《庄子·天下》），却说它与史同科，是什么原因呢？章氏指出，《易》里的“道”可以包罗政典，它的内容本身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它在反映历史发展方面，与其他各经并无不同。讲“阴阳”的卜筮之书既然是史，他经更不待言了。龚自珍推阐章氏之义云：“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官府，而时以诏王者也。……乐虽司乐掌之，乐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乐。”（《定盦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 同治七年刻本）“六经皆史”的内容大略如此。
悟及六经具有史的性质，并不始于章学诚。约两千年前，《庄子·天运》就说过：“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先王之陈迹，即先王的历史。随后，司马迁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史记·太史公自序》）六经相续为史，可以心知其意。司马氏父子已隐然以六经为史了。史迁之后数百年，鲜有继其响者。至隋代，才有人对他的六经相续为史的微旨有所领会。如王通对其弟子薛收说过这样的话：“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中说·王道》，《二十二子》本）文中子认定作为文学作品的《诗》，与《书》、《春秋》“同出于史”，具有史的显兴衰的职能。明人潘南山始倡“五经皆史”之论：“五经皆史也。《易》之史奥，《书》之史实，《诗》之史婉，《礼》之史详，《春秋》之史严，其义则一而已。”（载《明儒学案》卷四六）稍后王守仁又把五经推演为六经。他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录》，载《王文成全书》，明刻本）章氏“六经皆史”之论，确乎渊源有自。
三
“六经皆史”这一判断，不仅有其学术渊源，而且有其理论依据。如果说《文史通义》是以“六经皆史”的论断为纲的话，实斋另一要著《校雠通义》的主旨则是“官师合一”之说。此说正是“六经皆史”立论的主要根据。
章氏云：“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校雠通义·原道》）掌六艺（六经）的太卜、外史、宗伯、司乐、太师、国史等官吏，在先秦都称作“史”。《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江永引申其说云：“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持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周礼疑义举要》）吴大澂则以中为简册，持中即“象手执简形”（《愙斋集古录》）。王国维又以中为盛筭之器（《观堂集林》卷六《释史》。愙与简策同，手持盛愙之器无异于手执简策。近人金毓黻还说，中盖对贰而言， 贰者副本，中者秘藏之正本也（《中国史学史》第一章）。而近人刘节更有新说：“是象原始氏族社会的中旗，这是中字的最原始语义。≈就是旗游……最初是中旗之中，后来引申作史册之中。”（《中国史学史稿》第11页，中州书画社，1982）释“中”之义，虽所说各殊，然皆明“史”为记事之官则一也。“史”字本与“吏”字相通。古之官名，多由史出。王国维说：“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即为掌书之官，引申为大官庶官之称。故吏、事二字，皆从史取义。而史、吏、事三字，古可互通。”（《释史》）秦人以吏为师，章氏以为合乎“三代之旧法”。六经皆由官吏所掌，欲学者必以其为师，这就是官师合一。而官吏适为政教典章的记录者“史”。记事者“史”所记录的文字亦称“史”，又可称“经”。既然六经皆由官（史）所掌，欲学者以吏为师，便没有什么私人著述了。此即《文史通义》第二句话“古人不著书”之谓。以上就学术源流而言，“六经皆史”的命题是可以成立的。
前面谈到，《文史通义》首三句为全书纲领。其第三句是：“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经解中》亦云：“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章氏以为，六经皆“切合当时人事”（《浙东学术》），并非徒托空言。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实斋把这句名言视为六经的本质。记事的史，与结合人事、政典谈理的经，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就经、史本质而言，“六经皆史”也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四
实斋不独视六经为史，而且认为古时一切文字记载皆不出史的范围。他说：“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刘刻《章氏遗书》卷九《报孙渊如书》）章氏此说同样言之有据。史既是记录者、文书掌管者，又是天道、人事种种现象的解释者。《左传》等书里有许多史司天道、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司梦的例子。则史“可以视为学术的远源”（周谷城：《史学与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在古代，史作为文化学术的掌握者，非常普遍地存在着。近人柳诒征说：“一切的学问，在古时候都是史官所管。”（《柳诒征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页）史的活动， 简直涵盖了整个古代文化。诚如龚自珍所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钩沉论二》，同治七年刻本）则史与社会文化共存亡。没有史，就没有古代文化可言，古代社会也难以成立。史所记录的文字（亦称史）外，不存在别的所谓载籍。
五
《文心雕龙·宗经》称五经为“群言之祖”。但既然六经皆史，则群言之祖归根到底应当是古代史官的记录，既最早的载籍——史。文字肇兴之际，既无所谓经，也无所谓文（文学），史的记载就是一切。《文史通义·传记》云：“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其实，何止经、史无分科，在一切文字记载皆为史所牢笼的情况下，文与史同样无以科分。
刘知几说：“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史通·覈才》）在孔子所处的周代，史即当时之文。 李大钊论及史学的渊源时指出：“古者文、史相通，一言历史，即联想到班、马的文章。这是因为，文、史的发源，都源古代的神话与传说的原故。这些神话与传说的记载，即是古代的文学，亦是古代的历史。故文、史不分，相沿下来，纂著历史的人，必为长于文学的人。”（《史学要论》，1980年北师大重印本，第41页）从司马迁、班固所处的两汉时代起，古代文学与古代历史一直保持着息息相通的关系。由于古时文史不分，所以文论专著常论史传，史学专著也常谈文学。如《文心雕龙》本为文论专著，却特设了《史传》一篇，专论史传散文（前面已述及）。而且其《颂赞篇》还谈到“迁史、固书”里的论赞；其《诔碑篇》又说写碑文须借助史家的才能（“属碑之体，资乎史才”），碑的叙事部分相当于史传里的人物传记（“其序则传”）。以文论专著而论史传者，还有刘熙载的《艺概》。其中，《文概》对《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古史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史”乃至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在文学上的特色，都有简明扼要的评议；《诗概》则称颜延年《五君咏》为“史家之言”，又称杜甫五、七古叙事“从《史记》得来”。同文论专著论史专一样，史学专著亦乐于谈文。《史通》里《论赞》、《载文》、《言语》、《浮词》、《叙事》、《模拟》、《书事》、《覈才》、《杂说中》、《杂说下》诸篇，都有文学论。如，《言语篇》涉及人物语言口语化、个性化的问题，《叙事篇》阐述尚简、用晦、夸饰一类写作技巧，等等。而《文史通义》则是兼综文学与史传的学术论著。著者有时以谈史学为主，有时偏重谈文，而更经常是作文史融会之论。纵观古代文史名著，也许可以说，学者们似乎从未把文与史严格区别开来。
六
历来论文史关系的人不少，谨择其重要者胪述于下。最早言及文、史的，是孔子。《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刘宝楠《论语正义》引东汉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质少。”又引《仪礼·聘礼》“辞多则史”之句，并释云：“辞多，文也”。按，唐人贾公彦《疏》于此句则解曰：“辞多为（“为”，本作“则”，见魏了翁《仪礼要义》，据《十三经注疏》校改）文史”；贾氏把文、史并称，以其特点皆是“辞多”。刘氏《正义》因敷畅诸义云：“史官文胜质，则当时记载或讥为浮夸者是也。”如韩愈所谓“《左氏》浮夸”（《进学解》），或即“文胜质”之意。孔子所说的“文”，自然不过是文辞、文采的意思。但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尚未产生之时，历史记载如此富于文采，甚至被讥为“浮夸”，它确实如刘知几所说可以算得上是“当时之文”了。
继孔子之后，孟子也曾谈及文、史问题。《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东汉赵岐注：“其文，史记之文也。”对于“其文”的文体风格，孟子未具体说明。不过从他的不以为然的语气看，这种“史记之文”大概也属于“文多而质少”之类。孟氏之言的精意在于把《诗》与孔子的《春秋》并论，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是孔氏从《诗》中借用来的。王通以《书》、《诗》、《春秋》为“三史”。宋人王柏说《诗》与《春秋》“体异而用则同。”（转引自《焦氏笔乘》卷四，《玉堂丛语》附录）章学诚对“诗”亡然后《春秋》作”一句的微旨领会得更深入。他指出，史家“学《春秋》者必深于《诗》”，因为《春秋》与《诗》“相表里”（《校雠通义·汉志六艺》）。自孟氏观之，孔子继《诗》而作《春秋》，是文统（亦即史统）的延续，史（《春秋》）与文（《诗》）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在先秦，孔、孟及《仪礼》的作者“文胜（辞多）则史”的说法颇具代表性，它反映了当时一般人对“史”的观感。《韩非子·难言》云：“捷敏辩给，则见以为史。”韩非子的意思是：如果你口才很好，笔头又富于文采，别人就会认为你是史。史官如此有文才，其所记录定然也是“文胜”、“辞多”、“繁于文采”的史籍。
汉魏六朝时期，人们对史的看法似略有改变。如班彪评司马迁，说他“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后汉书·班彪列传》）。文质相称，说明司马迁已不是往昔那种文胜质的史观了。刘勰甚至称司马迁为“纯史”（《文心雕龙·才略》）。但文的比重在《史记》里仍然很大。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里就曾坦言，他希望通过修史，使自己的“文采”表于后世。班固有云：“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班氏把司马迁与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并提，恐怕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太史公书与相如赋同是“文章”楷模。王充心目中的史，与韩非所述没有什么区别。《论衡·量知》称：“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范晔在其《狱中与诸甥侄书》（《后汉书》附载）里虽曾自言“耻作文士”，可是他著的《后汉书》，诚如刘熙载《艺概》所言，却“于文士纤杂之见，往往振刷不尽”（《文概128》）。晋元康间陈寿死后，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晋书》卷八二）刘熙载批评范頵等人说外行话，因为据他看，“相如自是辞家，寿是史家，体本不同，文质岂容并论”（《文概124》）。殊不知六朝人正是用相如似的文采来要求史家的， 他们以为史家与辞人在“文艳”方面应当并驾齐驱。《文心雕龙》虽有“纯史”的提法，但它以文论专著而论史传，已可见著者如何对待文与史的关系了。刘勰注意到，作为“纯史”的司马迁竟然“缛丽成文”，写出《悲士不遇赋》那样的文学作品；而著《晋阳秋》的孙盛，著《晋纪》的干宝，也都以文采取胜，“孙盛、干宝，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采略同。”（《才略》）刘氏述及史籍的起源时说：“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史传》）他把史官所担任的主管历史记载的职务称为“主文之职”，更表明在他的固有观念中文与史本无二致。
七
自先秦至六朝，“文胜质则史”的文史观一直延续着，没有根本的改变。在“世重文藻，词宗丽淫”（《史通·覈才》。 下文引刘知几语皆出自《史通》，只注篇名）的时代风气影响下，史传叙事越来越繁冗，其文字越来越缛丽。沈约、萧子显、魏收及唐初令狐德棻等人就是遗弃史才、矜炫文采的主要代表。他们的撰述，据刘知几讲，“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论赞》），“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叙事》）史书竟成了华美的骈文作品。这些人在“文胜为史”的路上已经走到极端。新的文史观念，便应运而生。最初对“文胜质”的史笔提出批评的，大概是王通。〔1〕王氏肯定陈寿从“质直”见称的史笔， 同时指出其犹未尽善。陈氏所以还简质得不够，据文中子说，是“迁固之罪”（《中说·天地》）使然。王氏还说：“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在他看来，记载繁缛，文饰过甚，是史乘编纂中的重大失误。
自王通以后，对于文史关系问题，史学家里便有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文史易辙，纯洁史体；一派强调文史相通，及史对文的依赖。前一派的代表是刘知几，后一派则以章学诚为代表。刘知几讲究史法，对修史提出了许多苛碎的要求，概言之，就是要史家严守“史书之大体”（《论赞》）；而章学诚讲究史意，以为修史者应当具有通才达识，只要借助记事载言把自己的褒贬“微意”表现出来就行，不可拘于史法（《文史通义·和州志列传总论》，以下引章学诚语，未经特别注明者，皆出自《通义》，只注篇名）。两派主张的区别是很显然的。但他们中绝无完全排斥文采的人，皆对令“万古魄动”（《文心雕龙·史传》）的史传文辞抱某种欣赏态度，即便是颇有“质癖”的刘知几也是如此。
刘知几认为文是文，史是史，“文之与史较然异辙”，而对文相乱，以至于“文非文，史非史”的现象十分反感。他说：“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覈才》）刘氏的意思是，孔子时代，文、史一体，史就是当时的文，而在他自己的时代里，“对语俪辞，盛行于俗”（《架说下》），文笔已难乎为史笔，文、史异趋乃势所必然。《史通》一书对六朝及唐初所修史籍颇多抨击之辞，在著者看来，这些“史籍”大半就是文不像文，史不像史，如同所谓“霸上儿戏”一样的东西。除骈俪文风对史学的消极影响外，刘知几以为文人修史也是造成文史相乱的重要原因。他说，文人们只知道“私徇笔端，苟炫文采，嘉辞美句，寄诸简册”，而不懂得“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论赞》），致令“史道陵夷”（《叙事》），“连篇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覈才》）
关于“史书之大体”，刘知几主张“拨浮华，采真实”（《载文》），其崇质尚简、斥饰嫉繁的倾向十分显豁。当修史者“志在文饰”、正史杂乘皆“华而失实”之际，王劭独存质语，勇记“鄙言”，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而刘氏对于从实载录方言俚语的《齐志》的偏爱，正说明他极其厌恶那种记言不实、妄益文采的史籍。浦起龙说：“知几论史，黜饰崇真，偏于里音，不惜纸费，可云有质癖矣。”（《史通通释·杂说中》）刘氏苛责史体质之又质，恰好是为了矫正史传文饰太甚的流弊。
史传要成为“实录”，修史者不仅要写得质直，而且要注意简约，“务却浮词”（《叙事》）。质与简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写得简要，拨除浮华，才能谈得到质实。刘知几曾在《浮词》、《叙事》诸篇反复论及简约的重要性，对“史之烦芜”深致不满。他要求史家“损之又损”，“骈枝尽去而尘垢都捐”。
尽管刘氏强调史体尚质，对史家“矜炫文采”痛加诋斥，但他并非“知史不知文”（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答问》），也不完全否定修史过程中的文饰。他在竭力阐明并维护史体纯洁性时不曾忘记过“文”，或者说他所论述的史法里包含不少与文学有关的问题。首先，他承认史书也是需要一定文采的。他说：“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以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叙事》）这里的“文”，据他解释，即“饰言者”，亦即“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里的“文”，很明显是指文辞、文藻。他以为史家为使其所叙史事传诸久远，就不得不讲究积极的修辞，借助于必要的、适当的文采。刘氏所反对的只是为文饰而文饰，或对虚矫内容的文饰；而结合或服务于褒贬大义的文饰，他非但不反对，且视之为构成史传的重要因素。
其次，《言语》等篇涉及人物语言的口语化、个性化的问题。刘氏要求史书记言务必“近真”（《言语》）。为达到“近真”的目的，一则要如实记录当世口语，不可仿效“昔言”；二则要使言语切合传主的个性和文化教养，不能“一概而书”，千篇一律。记言再现传主个性，实与艺术手法暗合。
第三，刘氏关于模拟的论述，同样反映了他的文学观点。他把模拟分为优劣不同的两类：“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模拟》）浦起龙释云：“六朝著述，率趋模拟。子元就彼风尚，析出形神两途，顿使仙凡立判。”浦氏所说“形神”，即刘氏所谓“貌心”。形、貌指的是“文”，属形式范畴；神、心则指的是“实”，属内容范畴。刘子玄的模拟论，已超越了历史编纂学的界限，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史家在文学上的追求。作为史法的模拟（貌同心异、貌异心同），与文学中的模拟（模词、模意），其实并无二致。
第四，同模拟一样，“用晦”这种史法也是与文学技巧相通的。刘氏说：“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叙事篇》以专章论用晦，本节有关引文及例证皆据该篇）他讲的用晦之道，颇合于文学语言追求含蓄的精神。所引用晦佳证，都是优美的、耐人寻味的文学语言。诚如刘公所云：“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此外，从上述例子里可以明显看出，所谓“用晦之道”还包含夸张、比喻等文学修辞因素。
刘公平生与史为缘，而其史学始于诵读《左传》（见《自叙》）。左丘明特富文采的史笔，曾令这位“史学少年”讽诵忘疲。因此，知几对史籍的文辞之美，不但不排斥，而且有某种赏鉴的宿好。《叙事》里一再提到“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他所称道的“史之美”，是叙事之工，文辞之美，而不是王通所看重的褒贬“大义”（《中说·天地》）。在刘氏看来，凡著述皆当文饰，而圣贤述作乃最具文采者：“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哉？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必摘其尤最，不知何者为先。”（《叙事》）他对于《五经》、《三史》文采美的激赏，在《史通》里不乏其例。最使他赏叹不已的，自然是他自幼嗜读的《左传》之文。《模拟》称“《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其中援引了不少叙事工美的例子。《杂说上》则对《左传》叙事和文辞的工美作了全面的论述：“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对左氏文才评价之高，可谓无以复加。这段话还揭橥了如下一个事实：刘公作为史学家虽然严于史法，为纯洁史体大声疾呼，但他对史乘文采美的赏悦情致却不禁溢于言表。
八
章学诚从事文史研究时，中国古代史学及历史编纂已进入晚期。这时二十四部正史里的最后一部——《明史》早已刊行。他的学术活动，与其说是为将来的修史者指点迷津，不如说是对过去史学中的得失加以总结。对历来正史与野史做一番通盘的、综合的考察之后，章氏的重要发现之一，就是文与史可以相通。《文史通义》一书，从其书名即可看出，它是把史与文结合起来讨论的。如《史德》讲史学通于文学，而《文德》又讲文学通于史学。著者在文史关系方面有不少创发。
前文谈到，章氏的文史论是以“六经皆史”之说为其基础的。而该说的实质，在于认定史即整个古代文化，所谓“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文学自然也为史学所包容。史与文之间存在着一种包孕的关系，这就是《文德》所说的文由史出。章实斋断言：“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他的这个见解，颇与前人不合，如刘勰称《五经》为“文章奥府”、“群言之祖”（《文心雕龙·宗经》），说“详其（按，指文章）本源，莫非经典”（《序志》）。又如《颜氏家训·文章》开宗明义即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前贤皆谓文本子经，而实斋独谓文由史出者，就由于他认为《六经》皆史，经为史所包罗的缘故。
古人早已注意到史也需要文采（或者不妨说，文采本来就是古史的重要标志），而章学诚则明确认识到史与文之间存在着一种依赖的关系，此即《史德》所谓史赖于文。篇中写道：“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又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章氏史赖于文的论断，渊源于孔子“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之说。文辞的传布作用向来受到重视。如刘勰就说：“扬子比雕玉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宗经》）扬雄语见《法言·寡见》。孔子用文、行、忠、信“四教”教育人，而以文辞居先，大概是考虑到要藉文来传布其学说，看出了文辞的“行远”之功。实斋对“非文辞不为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的道理颇有所悟。他说：“‘出辞气，斯远鄙悖矣。’悖者修辞之罪人。鄙则何以必远也？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所以辞者亦亡也。诸子百家，悖于理而传者有之矣，未有鄙于辞而传者也。理不悖而鄙于辞，力不能胜。”（《说林》）在文与理之间，固然以理为主，但鄙于辞则理不得其传，故圣贤都不曾看轻文辞。章氏称：“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所重尔，非无文辞也。而陋儒不学，猥曰‘工文则害道’。”（《辨似》）他蔑视宋儒“工文害道”（《二程遗书》卷一八）的陋说，反对把道与“所以载之之器”——文对立起来。如果说圣经贤传及诸子百家之言（亦即所谓“道”或“理”）皆须凭藉文辞而传布，那么，史乘记录历史事实，就更离不开文辞的帮助了。因为史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不能无盛衰消息”（《史德》），对于“万变而不齐”的史事，“史文”须“屈曲而适如其事”（《书教下》），才可作如实记载，才可称为实录。史事的具体多样性，要求史家讲究叙事及文字的技巧，决定了史对于文的特殊的依赖。在章实斋看来，“工文”不会“害道”，更不至于“害史”，它应当是史家必具的一种本领和修养。实斋指出：“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史德》）“良史莫不工文”的结论，无疑是这位史学家纵观二千年历史编纂后作出的，决不是浮泛之谈。
史乘以实录为贵。实斋重视文，但不允许有损于史的真实性。他说：“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古文十弊》）他主张理是第一位的，“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因而反对“溺于文辞”。他以为：“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于文辞者，不足以言文也。”（《辨似》）又说：“才艺之士……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德》）在史与文的关系中，他也主张史是第一位的，而文是第二位的，即史为本，文为末：“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同前）章氏强调史家亦当“工文”的时候，并未忘记“史书之大体”。在这一点上，他与刘知几没有什么不同。
反对溺于文辞，既是章学诚的史体论，又是他的文章论或文学论。他指出，无论是“为史”，还是“为文”，都不可过分计较文辞的工拙。在他看来，溺于文辞者，不但昧于史体，而且“不足与言文”。他总是把文与史结合起来进行思考。文史相通的观点，在他的文史研究中几乎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
从其《六经》皆史说出发，《诗经》与史是互为表里的（前文曾谈及王通称《诗》为圣人所述之史）。《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 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棨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因此，章实斋以为，《诗》或诗的本事与历史记载（《史部之传记”）相通。而《诗》与史相通，不只是就其皆以历史事实为内容而言，还表现在两者对史实的评价（或褒贬）上。章氏说：“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与《诗》相表里，其旨可自得于韩氏之《外传》。”（《校雠通义·汉志六艺》）《韩诗外传》杂述古事，引《诗》以相印证。所引《诗》句与被印证史实之相表里，主要不在于本事相同或相关，而在于思想意义或褒贬大义相合（至少韩氏是这样看）。
关于史与《诗》在本事及主题方面如何相通，章实斋还作过如下一般较为具体的阐述：“《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与史相终始，何哉？土风殊异，人事兴衰，纪传所不及详，编年所不能录，而参互考验。 其合于是中者，如《鸱枭》之于《金滕》、《乘舟》之于《左传》之类；其出于是外者，如《十月》追述周先、《商颂》兼及异代之类。岂非文章、史事固相终始者与？”（《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有时《诗》以史书的记载为本事，如《鸱枭》以《金榺》所记周公救乱的事为内容，《二子乘舟》以《左传》桓公十六年所载急子、寿子二人争死的事为叙写对象。有时《诗》则无所依傍，独立记述历史事实。在这两种情形里，《诗》与史都是可以“参互考验”的。史与《诗》皆以史实为材料，并通过加工这些材料体现出一定褒贬精神。
史与文（《诗》）的相通，不特体现在内容及褒贬大义上，还体现在形式及风格方面。章学诚论及列传特点时说：“列传之体缛而文……包罗巨细，品藻人物……抑扬咏叹，《诗》之旨也。”（《永清县志政略序例》）他指出：“列传本于《春秋》，原无定式。裁于司马，略示区分。抑扬咏叹，予夺分合。其中有《春秋》之直笔，亦兼诗人之微婉，难以一概绳也。”（《永清县志六书例议》）在谈到论赞文字的风格时也说：“论赞欲其抑扬咏叹。”（《论课蒙学文法》，刘刻《遗书》补遗）又谓：“马、班诸人论赞，虽为《春秋》之学，然本《左氏》假说君子推论之意。其言似近实远，似正实反，情激而语转平，意严而说更缓。尺幅无多，而抑扬咏叹，反复流连。使人寻味行中，会心言外。温柔敦厚，《诗》教为深。”（《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蒙三简》，刘刻《遗书》卷九）上述“抑扬咏叹”、“微婉”、“温柔敦厚”等语，指的都是所谓“《诗》教”。《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疏》：“《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孔疏》源于《诗大序》及《郑笺》。《大序》把《诗》教表述为“主文而谲谏”，郑玄解作“主与乐之宫商相应，咏歌依违不直谏”。这种“主文谲谏”或“温柔敦厚”的《诗》教，其实是指某种风格的规范，或者说就是《诗》的艺术风格。
《诗》的微婉风格的重要表征，是《诗》的“比兴”之义。章实斋认为，史与《诗》一样，其中也含有“比兴之旨”。他指出：“《文选》诸论，若《过秦》、《辨亡》诸篇，义取抑扬咏叹，旨非抉摘发挥。是乃史家论赞之属，其源略近诗人比兴一流。”（《永清县志文征序例》）贾谊《过秦论》以秦史讽汉，陆机《辨亡论》以吴事规晋，皆借古喻今，此所谓“比兴一流”也。在谈及列传的编写时，他主张“不为绳墨所拘”（《和州志列传总论》），要自具心裁，富于变化，如诗人那样发挥联想，运用比兴手法。他说：“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兴。”（《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下》）列传是史书里最具文采的部分，所谓“列传之体缛而文”，“具人伦之鉴，尽事物之理，怀千古之志，撷经传之腴，发为文章，不可方物，故马、班之才不尽于纪、表、志，而尽于列传也”（《永清县志政略序例》）。按，马、班之才指文才，《史德》谓“非才无以善其文”。写作如此“缛而文”，“神明变化，不可方物”（《书教下》）的人物列传，史家的文学才华得到充分的展示，其中就包括他们使用“比兴”的本领：“情有激而如平，旨似讽而实惜，予夺之权也。或反证若比，或遥引如兴，一事互为详略，异撰忽尔同编，品节之理也。”（《和州志列传总论》）近人叶瑛以为，这里所说的激、讽、比、兴，“即言史传兼有《诗》之微婉也。”（《文史通义校注》第751页）“微婉”就文学风格言， 而“比兴”主要指实现这种风格的艺术手法。史传兼此二者而有之，足证其与《诗》相通为无疑。
关于史与《诗》相通的问题，章实斋反复强调。他在《史德》里把如下的话一字不易地重复了两次：“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意思是说，不通晓《诗》的褒贬精神及艺术技巧，就不可能理解在这两个方面都与《诗》相通的史书。这句话被放在篇末复述，也是一种精心的安排，意在表明著者对于该观点是何等重视。
在观察文、史关系问题时，实斋还注意到如下一种现象，即“世之易言文而惮言史”（《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他指出：“晋挚虞创为《文章志》，叙文士之生平，论辞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传》所由仿也。由是文士记传，代有缀笔，而文苑入史，亦遂奉为成规。至于史学流别，讨论无闻，而史官得失，亦遂置之度量之外。”（同前）的确，在史书里有儒林（道学）、文苑（文学）等学术方面的类传，唯独没有史学传。迹其所由，恐怕主要在于史学在文化史中如何定位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章氏则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儒林治经，而文苑谈艺，史官之业，介乎其间。”（同前）实斋此说虽是就专门之业、师法授受而言，但他能把史学（“史官之业”）置于科学（“儒林治经”）和文学（“文苑谈艺”）之间，把它视为一种“边缘”学科，则是空前的卓识。
鉴于史官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往复，史传兼有史学与文学的特点，章氏认为修史作传者应当效法古代良史，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记述得生动逼真，具有感染力，而不可“拘牵凡例”（《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古之良史，“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记述贵于宛肖”（《古文十弊》）。他们也有文人、画家一样的传神之笔：“陈平佐汉，志见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厕鼠。推微知者，固相士之玄机；搜间传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则如图画名家，颊上妙于增毫。”（同前）良史笔下的人物各具“面目”和“情性”，也与文学形象一样。史家要把人物性格写出，人物语言的口语化、个性化至关重要。刘知几已注意到这一点。章实斋则更进一步认识到叙述语言（“作者之言”）与人物语言（“非作者之言”）的区别。他说：“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书之人，不必尽能文也。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古文十弊》）强调人物语言“适如其人之言”，就是要求史家写出每一历史人物的个性，以避免千人一面、“皆如板印”的流弊。
良史之笔除能写出人物个性外，还能“使观者兴起”，具有文学一样使读者感动奋发的功能。为使史传有某种艺术感染力，修史者也需要发挥其文才。章氏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聚公私之记载，参百家之短长，不能自具心裁，而斤斤焉徒为文案之孔目，何以使观者兴起，而遽欲刊垂不朽耶？”（《和州志列传总论》）而史书的感化力量，主要来源于其中的人物传记。实斋主张，修史志者还须把人物传记写得“有声有色”，富于教化意义，为一切有“畸行奇节”的人立传，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他指出：“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拄者乎？……窃谓邑志搜罗不过数十年，探访不过百十里，闻见自有真据，宜加意采辑，广为传述，使观者有所兴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当取穷乡僻壤，畸行奇节，子孙困于无力，或有格于成例，不得邀旌奖者，踪迹既实，务为立传，以备采风者观览，庶乎善善欲长之意。”（《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据他看，修史者当集其笔力记述“孝子忠臣，义夫节妇”的事迹，而不得旁骛：“每见文人修志，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证，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一至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则寥寥数笔，甚至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详。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同前）关于史传令人感奋的力量来自人物描写的卓见，同样表明了章氏对文、史关系的深刻理解。
九
除刘知几、章学诚外，历来主张“史亦当文”并称赏史传辞采美、文笔美的人，多不胜举。宋人高似孙著《史略》一书，对其前代诸史（包括杂史）即多从“辞藻”、“笔力”等方面加以评骘。清儒王鸣盛（著《十七史商榷》）、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及《陔余丛考》）评论历代正史，也不时流露出对“史文”的赏叹。古人评议史籍（主要指古史及“前四史”）时，很少有不论及其“笔法”（史笔或文笔）的。特别是在对《左传》和《史记》的评议中，涉及其文学特点的地方之多，更是为学界所熟知。有这么多人（其中包括熟读历代史书的民间讲史艺人）喜好甚至耽嗜“史文”，无疑说明史传确实具有某种令“观者因以忘倦”（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版第614 页）的感染力或艺术魅力。
为什么历史编纂家几乎都力求把自己的著述写得富于文采，而一般学者、文人对“史文”都很看重并抱赏悦态度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文胜质则史”，“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等传统观念无形中支配着修史者乃至读史者。认为史家亦需“逞辞流离”（《晋书》卷六十载张辅评司马迁语）的文才，以使著述与文采“表于后”（司马迁《报任安书》），“耀无穷”（宋人陈师锡语，载高似孙《史略》卷二，四明丛书本），这种观点是很普遍的。前人对此已有所论列。此外，唐人李翱的意见也很值得注意。他说：“近写得《唐书》。史官才薄，言词鄙浅，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列圣明德，使后之观者，文采不及周、汉之书。仆以为西汉十一帝，高祖布衣定天下，豁达大度，东汉所不及。其余唯文、宣二帝为优，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于东汉明、章两帝。而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者，以司马迁、班固叙述高简之工，故学者悦而习焉，其读之详也。足下读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隐《晋书》，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书之温习哉？故温习者事迹彰，而罕读者事迹晦。读之疏数，在词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圣明继周、汉，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晔、陈寿所为，况足拟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文哉！”（《全唐文》卷六三五，《答皇甫湜书》）李翱认定，史官的文才、辞采如何，直接关系到史书的流传。他本人即以文采自许，自视在文采方面可与班固比肩接踵：“仆文采虽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叙高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答皇甫湜书》）李翱身为史官（当过史馆修撰），其言论很可能表述了标准的官方观点。虽然此前刘知几曾为纯洁史体而急切呼号，说了许多不无偏颇的贬斥文采的话，但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观念，无疑仍在历史编纂（包括“官修”）中发挥作用。
其次是史传本身的需要。郑樵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通志·总序》）史籍不能徒托“空言”以见义，而须“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因此文字技巧特别是叙事技巧就不能不讲究。而且史事有所谓“得失是非”、“盛衰消息”之不同，修史者的思想感情也免不了随之起伏变化，无论他们如何“慎心术”，都难以纯客观地进行记载。关于这点，章学诚有一段相当精审的论述：“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毘于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毘于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文史通义·文德》）合乎刘知几所谓“史书之大体”的史乘，以及可算作刘勰所称的“纯史”的史家，其实是很难产生或者从来就没有过的。史传编著者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文章家或文学家，他们都不曾以纯科学的语言纯客观地记述史实，他们面前历史事件中的得失是非或盛衰消息，都是像章学诚所说的那样，“出入予夺相奋摩”或“往复凭吊相留连”，并因此“气积”而“情深”，他们的“史文”便不知不觉地“为事役”以至于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了。
第三，《左传》、《史记》所奠立的史传文学传统给后世历史编纂以深巨影响。《左传》善于叙事，刘知几称左氏叙事“工侔造化，思涉鬼神”（前文已述及）；而《史记》善于写人，即王鸣盛所谓“善描摹”（《十七史商榷》卷六）。以《左传》为代表的古史，与以《史记》为代表的“前四史”，都写得很有文采，后来史家鲜有不奉为圭臬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称，史书有很大蛊惑力（即感染力），其“卑污之说”能“惬鄙夫之志”，“顺无赖之欲”，乃至“导天下于邪淫”。他指出：“闻其说者，震其奇说，歆其纤利，惊其决裂，利其呴呕，而人心以蛊，风俗以淫，彝伦以
，廉耻以堕。若近世李贽、钟惺之流，导天下于邪淫，以酿中夏衣冠之祸，岂非逾于洪水、烈于猛兽者乎？”而史书这种蛊惑力，据他看，实发轫于马、班的史著：“溯其所由，则司马迁、班固喜为恢奇震耀之言，实有以导之矣。读项羽之破王离，则须眉皆奋而杀机动；览田延年之责霍光，则胆魄皆张而戾气生。”（以上引王氏语，并见《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在王氏的这些话里，很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李贽、钟惺与司马迁、班固联系起来。李、钟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抒写人的“性灵”，同史籍特别是纪传体史籍描述历史人物性格之间，无疑有某种相通的地方。而描写个性，则是史传文学传统的主要内容。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后，历代史书（包括正史及许多野史）都以人为纲，数千年主要历史人物的性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记录或再现。
第四，六朝“重文藻”的风气及野史的大量产生直接影响当时正史编纂家，而六朝史家的作风又给唐初所修八部正史以明显影响，唐朝及其以后为数更多的野史则继续以其快捷、灵活的特点，在史林中赢得先入为主的地势，影响于官修史书。在齐、梁文风影响下，六朝及唐初的修史者，一般都争尚骈偶藻饰，前文已略有所述。受六朝野史的沾染，他们又喜好采录琐事异闻。《史通·杂述》所论野史“十流”，即多六朝之作。在这些“史流之杂著”里，不少属于记琐屑、志怪异的小说，如《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便在其中。而史官所好者，往往就是小说家言。实如刘知几所说，“斯风（按，指搜奇记异之风）一煽，国史多同。”（《史通·书事》）最具斯风的“国史”，无疑要推《南史》、《北史》、《晋书》等史籍。唐以后的史官，除基本不用俪体外，与其前辈并无显著的不同。他们修史时，同样注重文笔，爱奇嗜琐。如奉诏修撰的极为“严肃”的史书《资治通鉴》，就广泛利用了“杂史、琐说、家传”一类野史资料。高似孙云：“《通鉴》中所引援二百二十余家。试以唐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诤，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土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计裘甫，用《平剡录》；纪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史略》卷四）又如欧阳修著《新五代史》，“褒贬义例仰师《春秋》”，而且“节字缩句，惜墨如金”，可谓谨严之极，但他却“喜采小说。”（引文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及九十五）历来史家癖好，于此可窥一斑。
第五，读者“好奇”促成修史者重视其著作的可读性。史传所载，多半是昔日帝王将相的言行。他们（尤其是帝王）的活动，对普通人来说是很神秘的。加之中国君主制（包括君主制奴隶制和封建君主制）时期很长，宫廷秘闻就其内容的丰富与色彩的斑驳而言，恐非他国可比。人的天性——好奇心驱使平民去打听深宫里的秘事。但寻常百姓感兴趣的自然不是概略的历史纲要，也不是册封诏、九锡文之类的东西，而是有关权贵们的具体、真切的故事，乃至琐屑、凌杂的细枝末节。王充《论衡》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艺增》）又云：“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异之名。”（《书虚》）这位思想家把“俗人”的嗜好及著书人媚俗的弱点都给指出来了。刘勰则具体谈到史家也有媚世的缺点：“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史传》）刘知几在《史通》里也一再谈到：有些修史者为“取悦于小人”（《采撰》），不顾史体之所禁，采小说中的“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入史；为迎合“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模拟》）的读者，甚至“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书事》）。他还说：“自魏晋以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斯风一煽，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善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书事》）只要能使读者“解颐”，闻者“抚掌”，正史编纂者也可置史体于不顾，转而借助小说家言，采用小说笔法。
本文所论着重在古人的文史观念即对文史关系的认识，至于史传本身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及其与文学相互影响、制约的具体过程，则有待专门的进一步的论述。
注释：
〔1〕《文心雕龙·史传》：“张衡摘史、班之舛滥， 傅玄讥后汉之尤烦。”刘勰是在谈到纪传体记事“失于重复”时说这番话的。张、傅的批评当指此而言，可惜他们的意见大都散失了。只有张衡关于“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的一段话见于《后汉书·张衡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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