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晚期哲学思想中的 “断裂”和“延续”
陈 群 志
(江苏师范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 德勒兹指出，以《快感的享用》为分水岭，福柯的思想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一方面，研究的主题从“知识”与“权力”转向了“自我”；另一方面，研究的时段发生了变化，从对近代以来人文科学的思考走向了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关注。然而，福柯所展现的“断裂”却不是德勒兹所理解的“断裂”，他的“断裂”更多的是一种“延续”中的主题切换。“知识—权力”分析和关注自我生命在他这里是不可分割的。两者可分别归于科学的学问和生命的学问，它们被视为是对生命真理的两种不同理解方式，并且前者从属于后者。
关键词： 福柯；自我；知识—权力；断裂；延续
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福柯哲学思想的转变问题，也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例如：于奇智探索了福柯思想变迁中的康德因素，并特别指出“思想变迁所产生的转变既是一种断裂，也是一种延续”，“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就是福柯对康德问题的丰富与发展[1](P134)。莫伟民关注到福柯前期和后期的思想中有一种从“哲学与史学的结合”到“历史与政治的结合”的思维转变[2](P104)。张一兵则从宏观的研究角度说明，福柯断裂式的思想史解读方法对其自身的学术研究有深刻影响，并提醒我们需要“重新校译、重新审读、重新复构其非常性的隐性思境”[3](P36)。
笔者基本赞同前述学者的看法，但缘于目的之不同，他们的论述虽说有其特殊的考察视域，然而少有注意到福柯晚期思想中的“断裂”与“延续”的关系，由此而来，那条从“知识—权力”到关注“自我生命”的思路反而晦暗不明。的确，福柯晚年谈及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议题时，特别强调不是权力而是主体[4](P327)。他长年探索的问题是：自我究竟意味着什么？[5](P447)可以说，福柯一生探究的总主题就在于认识自我和关注自我，在于如何成为自我[6](P59)。就像他早年在《康德人类学的诞生及其结构》(1961)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自己的思考已经从“关于界限与越界的探究”转向了“关于自我回归的探究”[5](P368-369)。关注点虽然不同，但对生命存在的思索依然“延续”。不管是“关于界限与越界的探究”，还是“关于自我回归的探究”，福柯都在试图回答“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
1.2 仪器与试剂 测定方法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法，检测仪器为Wallacl Auto DELFIA 1235型全自动时间分辨免疫荧光分析仪（芬兰Perkin Elmer），试剂购自芬兰铂金埃尔默公司的甲胎蛋白/游离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双标记试剂盒和游离雌三醇试剂盒，质控品购自美国Bio-Rad公司。
然而，德勒兹却指出，以《快感的享用》为分水岭，福柯的思想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一方面，研究的主题内容发生了变化，从“知识”与“权力”转向了“自我”；另一方面，研究的时间区域发生了变化，从对近代以来人文科学的思考走向了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关注[7](P107)。在《快感的享用》“序言”中，福柯的确表述了自己的三次“变更”[8](P12-13)。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福柯的哲学论域有所改变是事实，但是否就是如德勒兹所言的那种“断裂”，还值得商榷。本文一方面将审视德勒兹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试图解释福柯思想中存在着密不可分的“显隐关系”，“断裂”(表面显相)和“延续”(内在实质)是一体两面的。
在测量过程中,磁芯变形与气隙变化,都将导致灵敏度和准确度的恶化,且在安装过程中,安装位置及安装气隙的不同都将会对测量结果造成一定误差,因此改善传感器的线性度及准确度将成为以后研究的重点。
一 审视德勒兹所谓的“断裂”
按照德勒兹的说法，福柯哲学有前后不同的思想表达，其中“关节点”就体现在《性经验史》第1卷《知识意志》(1976)和第2卷《快感的享用》(1984)之间截然有别的诉求。而事实上，平心而论，与《知识意志》相比较，《快感的享用》并不存在非常清晰的“断裂”线索，相反，它们之间恰恰有着相互补充的关系，与其说是“断裂”，倒不如说是“延续”。理由如下：
福柯的兴趣不在于什么“逻辑同一性”或“前后一致性”等等这样的理论思路，他的治学志趣在于用具体的、散播的和片段的方式从事各种哲学研究工作。就像他在《知识考古学》引言中所说的那样：“思想、知识、哲学、文学的历史似乎是在增加断裂，并且寻找不连续性的所有现象，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似乎是在借助于自身的无不稳定性的结构，消除事件的介入。”[11](P5)不过，他在此表述的“断裂”却不是德勒兹所说的“断裂”，福柯表述的“断裂”是他的方法论中的主题，是关于知识模式的“独特性”和“断裂性”，德勒兹所说的“断裂”却在说明时段和对象的“断裂”，而根据考察，这种“断裂”是不存在的。福柯前期和后期的研究恰恰是在显隐之间的辩证沉思，也正是这种辩证沉思启示着我们进一步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
精密称取ATV对照品2.00 mg于50 mL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并定容，摇匀，即得40 μg/mL的ATV对照品贮备液；精密量取该贮备液适量，用甲醇逐级稀释制成相应质量浓度的ATV系列对照品溶液。精密称取盐酸噻氯匹定适量，用甲醇配制成质量浓度为20 μg/mL的内标贮备液；精密量取该贮备液适量，用甲醇稀释制成20 ng/mL的内标溶液。上述溶液均于4℃冷藏保存备用。
而今观之，从《古典时期疯狂史》到《词与物》，从《规训与惩罚》到《性经验史》，福柯思想真正改变很少。他本人也认为，后来的著作可能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观点，但还是在同样的问题上打转，对主体、真理与经验的构成关系的关注依旧未变。全部工作都在分析疯癫、犯罪、性等这些人类经验是如何变成某种真理游戏的，而主体又是如何在这种真理游戏中得到改变的[12](P17)。不过，我们如果要理解福柯思想转变中的“显隐关系”，还不得不从他分析“知识—权力”这对主轴概念开始。
第一，德勒兹之所以认为会有“断裂”的原因之一是：福柯早期仅仅着眼于17—19世纪这样的短时期区域研究，而晚期延伸到了从古希腊—罗马经由中世纪直到现代的长时期考察。可是，有关短时期与长时期的选择问题，并无所谓“断裂”，因为福柯并不在意他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具体属于哪一时间段，而只是依个人兴趣所至来提取材料。
二 福柯思想延续中的主轴
第二，就主题内容而言，“自我关系”同“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之间也不存在实质上的“断裂”。福柯哲学思想发展的后期，虽然重点研究的是伦理道德问题，但却同时也涵摄着知识问题和权力问题。因此可以说，他的前期旨在揭示形成“我们自身”之所是的奥秘，而后期则旨在探寻“我们自身”之存在的出路。这正如高宣扬所言：“福柯所关切的重点，始终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自身是如何成为说话、劳动、生活的主体？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作为主体的我们自身，又怎样同时地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行为的对象和客体？我们自身是怎样成为法制、道德伦理以及各种社会文化规范的限制对象？”[10](P451)从“知识考古学”到“权力系谱学”再到“道德系谱学”，福柯所关切的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道德主体的诸种问题，实质上始终有其内在的“延续”，这个“延续”存在于他的一切探索之中，亦即都是为了寻求如何成为自我、如何获得我们自身存在的自由。
在《词与物》的前言中，福柯引证博尔赫斯作品里的一个段落，名为“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其中对动物所作的分类杂乱无章，甚至令人发笑。我们并不知道博尔赫斯和福柯对中国的了解有多少，或许他们也只是带有一种对异国情调的好奇罢了。然而，就象征意义来看，这种分类或这种思想系统，与西方现代的思想体系截然不同。福柯认为，与其说那是一种神秘的东方文化，倒不如说他们挑战了西方人对有序性与权力欲的热望。又或者说，更是一种非理性人对理性世界的怀疑，因为现代理性掩饰着奸巧的“知识—权力”关系[13](P1-14)。在后期发表的《规训与惩罚》和《知识意志》中，他依旧延续着这种观点，并且进一步细化了。既然德勒兹说福柯思想的“断裂”发生在《知识意志》和《快感的享用》之间，那么,我们就不妨以《知识意志》为例，来审视其中的变化到底是“断裂”还是“延续”。
自《知识意志》出版以来，法国、德国等国的诸多专家对它的阐发几乎都围绕“知识—权力”与性经验的关系来进行。如德勒兹认为，与《规训与惩罚》相比较，《知识意志》改变了一种思路。它不再留意意识形态和标准化的权力，而是特别倾向于考察性经验的构成要素；不再关注知识是如何形成的，而是着重于权力真理的构成；不再涉及某些消极范畴(如疯癫、犯罪等)，而是转向了正面的积极范畴[14](P22-27)。他还指出，当性经验围绕权力而组织起来之时就产生了“性科学”，这样“知识—权力”就与性经验合成了一体[7](P108-109)。哈贝马斯也表示，《性经验史》第1卷所展现的“知识意志”已经受到了权力理论的彻底改造。“知识意志”失去了其作为创造性结构的先验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特殊的带有权力技术的经验形态，从而使得有关人的科学成为可能[15](P322)。谢里登则在《米歇尔·福柯：求真意志》一书中专章论述性经验、权力和知识问题。他认为，福柯的目标不在于什么权力理论的建立，而在于创立一种权力分析，因而福柯不屑与论敌们作任何理论论争，而是以系谱学方法，在论争场域之外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作出迂回阐述[16](P178)。高宣扬同样指出，福柯的《性经验史》第1卷，以《知识意志》为副标题，实际上就是要表明知识与真理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在权力关系中生成的，知识与真理是在性经验遭受权力与道德的双重控制下出现的[17](P242)。
更何况，福柯的系谱学方法本身就不讨论连续性问题，而只是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的、不合法的知识运作起来，来反对整体理论的法庭”[9](P8-9)。既然无连续性，也就不存在“断裂”之说，“断裂”必须是连续中的“断裂”。在1976年1月7日的授课中，福柯明确指出：“系谱学，相对于把知识注册在专属科学权力的等级中的规划，是一项解放历史知识使其摆脱奴役的事业，也就是说它有能力对统一的、形式化的和科学的话语进行反抗和斗争。局部知识的复兴反对科学和认识的等级化及其固有权力，这就是无序的、片断的系谱学计划。”[9](P11-12)因此，如果说此中有一种“断裂”的话，那么，“断裂”之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反对“科学话语”中的“知识—权力”运作架构，是一种分散的、无序的知识对有序的、整套的知识的造反。换言之，从知识意义上说“断裂”则可，从时间选择上说“断裂”则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中国自信的首要标志。国家自信是一个国际情境下的概念，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是否自信存在于与其他国家的共存、比较和相互交往之中。一个国家因何、凭何而自信，其指向物并不唯一，可能是自然禀赋、后天能力，可能是硬实力、软实力。在这些自信的依据中，制度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因为制度是国家的本体，不是国家的所属物，制度的质变或者消亡，意味着国家的改变或灭亡。所以，国家之间的比较和较量，制度起着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中国自信的核心内容和首要标志。
我不知怎么竟然摸到了一根竹竿。这根竹竿是前几天同屋里的一位同事从积木场上顺回来晾晒他的内衣内裤的，那上边还有花花答答的裤衩子。现在我要派上用场了。
当然，显隐之间的辩证沉思，还需要进一步正面说明，因为“知识—权力”分析和关注自我生命在福柯这里是不可分割的。就显的方面来看，以《知识意志》为例，福柯确实强调了现代性经验中的“知识—权力”结构，考察了“知识意志”是如何建构“性科学”并如何生成“性真理”的[19](P83)。并同时质疑了“压抑假说”，详细论述了其所依赖的权力关系[19](P67)。在他看来，“性话语”是在权力之中并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而起作用的[19](P45)。权力在于运用，性经验就是一种通过身体而运作的权力关系基点。我们的性身份是由“知识—权力”关系构成的，而此种权力不是压抑的，而是生产的。只要涉及性经验就与“知识—权力”关系相关，权力无处不在，它是常住的、重复的、惯性的和自生的，“哪里有欲望，哪里就有权力关系”[19](P107-108)。
本文开头已指出，福柯表示自己所关注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但从《规训与惩罚》[18](P29-30)到《知识意志》[19](P121)却真真实实地延续着对“知识—权力”关系的分析，或许它们正是福柯想在“权力、真理和主体”这样的概念下打开通道的桥梁。在《知识意志》中，福柯把狄德罗的童话《泄露内情的首饰》作为典故来描述，在这个典故中，好奇的苏丹得到了一枚魔戒，它具备能够让所遇到的性器官说出真相的功能，但魔戒本身的内在机制是秘而不宣的。由此启发，他认为其目标就是让这个泄露内情的魔戒自己说出自己的秘密，因而必须写出“知识意志”的历史，它们可以通过对性经验的研究让自己呈现出来，亦即呈现真实生命存在的历史[19](P104-105)。《知识意志》犹如《古典时期疯狂史》与《规训与惩罚》，它的重心不在于对什么“史”的赘述，而在于呈现其背后“知识—权力”的深层结构。或者可以说，其目的不在于阐述“性—知识”(性经验历史的知识)，而在于揭示“性—权力”(支配身体的权力)[16](P163)，揭示人类“性话语”中的“权力—知识—快感”机制[19](P19-20)。
然而，笔者认为，福柯对“知识—权力”问题的关注只是一条“显线”，目的是为了考察现代社会的性观念如何构成了“我们是什么”的普遍机制，且这种机制已成为一种控制我们的主要工具[20](P86)。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只是在“性—历史、性—意义和性—话语”中来追问“我们是什么”的问题，并以此追问现代科学所谓的真理游戏，亦即一种“性科学”文明。自19世纪以来，有关对“性—历史”与“性—意义”的盘查都渗透在极其天真和虚妄的“性—话语”之中，他指出了两类这样的性话语：生理学和性医学，并着重论述了前者，认为生理学是一种支持西方科学话语制度设立的强大知识意志。生理学是作为一种理性话语而存在的，它将“性—自然话语”成功地纳入了“科学话语”之中，并将各种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选择以及传统以来对生殖的恐惧感都收归在科学的词汇之中，以此来寻求所谓的“科学真理”。此种“科学真理”的寻求实际上展示的不是自由，也不是谬误，而是一种与权力关系共振的模式，它早已处在权力塑造个体化的程序之中了[19](P102-103)。而与之相反的是，“显线”的分析却是为“隐线”作铺垫的，因为《知识意志》的真实主题如加里·古廷所说“是作为一个反思的主体的自我的现代概念的发展”[21](P347-348)。事实上，福柯在1982年1月6日的授课中已然表示：全部思想史必须展示的目标，就在于理解一个内涵能够得以确立的文化现象，而这个文化现象可以在思想史上构成现代主体的存在方式。[22](P11)由此可知，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福柯关于“知识—权力”分析(显)和关注自我生命(隐)之间的哲学沉思。
三 显隐之间的哲学沉思
福柯在《知识意志》一书中指出，一个人尽管可能会被套在各类权力制度中，但他却还拥有反抗的能力。反抗性经验的“知识—权力”机制的基点不是性活动，而是对性本能的觉醒，是对性经验本身的理解。因此，那个神秘的结尾表明，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肉体与快感的不同结构里将不再需要完全明了性经验机制，以及维持其系统之权力的虚妄，因为“此种机制的反讽即：它使我们相信我们的‘解放’与此密切相关”[19](P211)。由此可知，福柯似乎还带有某种暗示，我们能够通过生命体验中的“肉体与快感”的回归来说明我们个人的“真实”存在。退一步讲，至少说明可以改变这种机制。而且，福柯也暗示了人作为有机体是无定形的活力流，而现代科学所追求的真理无法表达这种本能。因此，他正是从“解放”之中看到了自我生命存在的真实价值，以至于他把对这种价值的追寻“延续”到了后来的研究中。
根据以上专家的观点不难看出，从“知识—权力”角度来阐释《知识意志》中的思想是比较明显的，福柯本人也在访谈中多次提到过这方面的意思。在1977年的一次访谈中，当讲到《知识意志》时，福柯认为自己的全部工作就是对权力理论进行重新梳理。在他看来，是那种想要重新改写权力问题的必要性推动其从事性经验研究工作的，并且认为:“权力不是由‘意愿’(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构成的，也不是来源于对利益的追求。权力是建筑在无数特定的权力、特定权力的效应之上的，正是这一复杂的领域值得研究。”[12](P36)此外，他在1984年的一次访谈中还谈到：“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的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12](P31)
改革开放后，华罗庚、丁石孙、丁尔陞、曹锡华和曾如阜等5位中国数学家1980年参加了在美国伯克利举办的ICME-4，并且华罗庚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普及数学方法的若干经验”的报告，丁尔陞作了“中国数学教育简介”的报告，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亮相ICME．之后除了ICME-5之外，中国学者参加了包括ICME-6在内的以后历届ICME，并且参会人数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充分说明了中国数学教育工作者不断提高实践和研究水平并逐步融入国际数学教育的趋势．
因此，福柯希望用权力本身运作的具体的和历史的架构来分析权力，构造出一种不再以法律作为模式和准则的权力分析[19](P118-119)。由此而来，有关“自我”的研究就是权力与“性话语”之历史关系的一种新研究。他说道：“简而言之，我从不意欲依据性的匮乏的结构和疏化的原则来开展我们一般的优先解析，而是寻找出与之相应的话语生产(当然，此外也掌控着诸沉默)、权力生产(时而具有禁止功能)和知识生产(常常造成诸多错误信念与曲解体系的循环)的迫切要求，我意欲写出如此要求及其转变的历史。”[19](P21)因此，权力总伴随着反抗，必须对其机制进行分析，只要破译权力密码，那么我们就能够避开“君主—法律体系”等这样具有裁决性的权力机制，而构造出一种新的权力分析。
课堂上，教师应设计恰当的贴近学生生活的问题情境，让学生感知化学就在身边，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打开思考的闸门，发掘创造的源泉。如为什么自然界会有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美丽景观？为什么山上会有“鬼火”？为什么夏天池塘里的鱼总是浮在水面上？为什么水烧开后会出现水垢？水垢是什么物质？
在福柯内心深处，性是遭到各种各样“知识—权力”禁锢的，因而需要解放，甚至需要更高的超越爱欲的快感。实际上，这种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963年的《批判》(Critique )杂志上，为了纪念他所推崇的乔治-巴塔耶(G.Bataille)，福柯写了一篇《僭越序言》的文章，其中说道：我们丝毫没有解放性爱行为，尽管我们确实已经把它推向了极限：意识的极限(因为它基本规定了我们无意识的唯一可能)，法律的极限(因为它表明了普遍戒律的唯一本质)，语言的极限(因为它描绘了雄辩之言是如何在沉默之沙上沫星飞溅的)[23](P43-44)。他反对国际左派论调中的压抑学说(性在现代受到了压抑)，认为性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19世纪以来的典型话语[12](P9)。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透过性才能得以理解，性成了统治我们的权威，因而我们要对抗这种权威，去追寻自我本身的存在价值。
的确，自我本身的存在价值就是《知识意志》所呈现给我们的一条“隐线”，而这条“隐线”恰恰显示出了权力分析与关注生命之间的辩证沉思。就像福柯在《快感的享用》的“导言”中所说：“为了分析所谓的学术进程，在理论上有所变更是必要的，如此致使我去探究与人文科学相关的散播着的实践形式。再者，为了分析所谓的‘权力’现象，一种理论上的变更也是需要的，如此要求我去研究关于权力运作中的诸种关系、公开策略和合理技术。复次，为了分析所谓的‘主体’，如此使得我现在必须作出第三个变更，由此恰当的探求个体得以建立和承认自己为主体的那种自我关系的形式和模态。”[8](P12-13)由此可见，福柯学术兴趣的变更实质上是逼迫而至的，而这种逼迫并不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亦非胡乱而为的造作，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一种显隐之间的博弈，一种由外而内的寻求。并且也正是通过这种寻求，我们才能够揭开其思想的神秘面纱。
四 结语
本文无意于解构隐藏在理性话语背后的整个机制是什么，也无意于进行福柯式的全景描述，而是试图沿着福柯的思路，追问他如何“延续”地探究自我。福柯的阐述暗含两种追问“我们是什么”的方式。第一种是通过“科学话语”的规范来确证我们的身份(包括我们的身体、灵魂、特质、历史等),并回答了“我们是什么”的问题[19](P102-103)。他所做的就是不断深入此种“真理游戏”而进行历史性和思想性探索，也正是这些所谓的“科学真理”导致人们自以为疯了、病了，成了罪犯了(1) 疯人、病人和罪犯等形象分别是福柯《古典时期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中阐述的主要对象。 。然而，为了成为自己，福柯本人却一直在努力解决尼采的那个问题，即“我是如何成为现在之我的，以及我为何要为现在之我而受苦受难？”[24](P287)这就是另一种追问“我们是什么”的方式，这种追问伴随着福柯的一生。
实际上，追问“我们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是叩问生命本身，亦即对个体真实生命的内在体证。因此，福柯对传统的“主体”观念可谓深恶痛绝，他试图在对主体、真理与经验的构成关系的研究中揭示传统主体论的实质，并使我们能够真正地获得自由解放，重新恢复我们自身的本来面目，寻得真正的自我，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主人，体验人生幸福快乐的美妙意境。因此，福柯在“我们自身是如何成为主体”的基本论题中，强调了以下两个意蕴：“一方面是试图揭示他所一贯严厉批判的传统主体性原则的真正实质，另一方面则重点指明：‘创建绝对自由的个人自身在生存美学理论和实践中的核心地位’。”[10](P449-451)在他心中，真实自我的追寻在于自己的修行实践，在于其体证型的生命觉悟。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在批判的道路上书写着自己的一生，也成就了自己的一生。福柯终其一生都在为如何成为自己、成为真实的自我而努力。
如此看来，那个通过“科学话语”的规范来确证我们的身份，并以此追问“我们是什么”的这种方式是应该拒绝的。而我们必须设想和铸就的却应该是我们能够是什么，以便摆脱现代权力机构的整体化和个体化同步进行的此种政治性的“双重束缚”，创造新的主体形式。可以认为，福柯的这个“创造新的主体形式”就是通过向自我的自然本性追问“我们是什么”而得出的结论，也是对尼采那个问题“我是如何成为现在之我的，以及我为何要为现在之我而受苦受难”[4](P335-336)的回应。
总而言之，福柯在显隐之间的哲学沉思，“知识—权力”分析和关注自我生命可以分别赋予给科学的学问和生命的学问。虽然我们可以把生命的学问和科学的学问、生命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看作是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然而，科学的学问、科学的真理却是规范性的、制度性的，具有“知识—权力”的架构，是为所有人而设定的精神枷锁；而生命的学问、生命的真理却是自然性的、审美性的，具有哲学意味的内心体验，是个人选择的精神进展。就像他谈到为什么着迷于希腊—罗马思想一样，理由是:“我觉得在斯多葛学派伦理学之类学说里是找不到任何规范化的。其原因，我想就是这种伦理学的主要宗旨或者说主要目标，是审美性的。首先，这种伦理学只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第二，它是一部分人的专用品，不是一个为所有人设定行为规范的问题。它是为少数精英人物享用的一种个人选择。作这种选择的缘由是过美好生活的意志。”[5](P471)
可是，我们对于生命自身的哲学沉思，常常以至高无上的理性精神来支配，用冷酷无情的话语来言说，以便可以在其所认同的真理中确立自己。此之所在，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甚至更为遥远的古代，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了认知性知识对精神性诉求的分化与替代[20](P86-88)。然而，生命精神的灵光依然存在，那对于生命本真的体验依旧焕发着青春活力，仍然是那样的光彩夺目。这正犹如浮士德的内心独白：“盈盈的月光，但愿今宵，你最后一次俯视我的忧伤，我有多少次彻夜未眠，坐在书案前等你出现，那时，忧郁的朋友，你来了，在我的断简残篇上照耀，啊！但愿我能借你的柔光，登上山巅，在山隈中与精灵飞舞，在清辉下漫步草地，拨开一切知识的迷雾，爽悦地沐浴着你的清露。”[25](P29)(2) 译文有所改动。 在福柯穿越于生与死、爱与恨、梦与醒的诗性天地中，这种代表着精神性诉求的形象是那样的高大与美妙，它直达世界的巅峰，深入生命的奥秘，激荡主体的幸福[22](P296-298)。知识的迷雾被拨开，而精神的挽歌似乎在忧伤着随启蒙而逝去的生命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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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sruption ”and “Continuation ”in Foucault ’s Late Philosophy
CHEN Qun-zhi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Jiangsu 221116,China)
Abstract ：Deleuze points out,with The Use of Pleasure as a watershed,Foucault’s thought has an obvious “disruption”:on the one hand,the theme of studying turns from “knowledge” and “power” to “self”;on the other hand,the periods of study has changed,from thinking of the humanities in modern times to focus on the ancient Greek-Roman period.However,what Foucault shows is not Deleuze’s understanding of the kind of “disruption”.His “disruption” is more of a theme transformation in “continuation”.“Knowledge-power” analysis and focusing on his self life are inseparable.Respectively these two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knowledge of life,and they are regarded as tw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life’s truth,and the former belongs to the latter.
Key words ：Foucault;self;knowledge-power;disruption;continuation
收稿日期： 2019-05-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时间理论研究”(19BZX101);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哲学中的时间观比较研究”(2018SJA0947)。
作者简介： 陈群志(1982-)，男，湖南娄底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从事意识哲学、时间哲学与修身伦理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565.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9)05-0040-07
(责任编辑王能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