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读论文,语音论文,层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汉语方言研究得到空前的重视，方言的文白异读也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文白异读的研究给我们开辟了一个汉语史研究的新天地。正是从这个角度，本文想对文白异读做一次全面的清理。
一 文白异读的本质
一般认为，白读是口语音，文读是书面语读音。对最新的书面语读音和口语间的关系也许可以这样描写，但对于有一定历史的文白读，这样的描写就有相当大的缺陷。举例来说，清涧话口语保留入声，可是“六”“肉”二字日常都是说去声，只有在“六畜兴旺”和中草药“肉桂”当中读入声。“六畜兴旺”是过年的时候贴在墙上的吉祥语，“肉桂”是文化人的知识（在县里，最有学问、也最受人尊敬的文化人，多半是老中医。一是他们需要认许多药名，知道许多僻字难字；二是他们要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三是他们的资本和技术也能够使他们保持独立的人格）。按理说，这两个字的入声读法出现在书面语或者文化语中，应该是文读，可是它们的语音形式恰恰是保留入声的“白读”，一般的方言学著作也会把它处理为白读。清涧话的“贼”这个词一般都说阳平，无论是读书时，还是口语里提到这个事物，都是这个音；只有在“贼走了关门哩”这句乡间谚语里才说入声。如果把这个入声归入文读，它根本不是平常读书时的读音，如果算白读，它不出现在一般的说话里。刘勋宁(1983)曾说过：“清涧话的这种一字有文白两读，只是就其语源而言的。大部分文白两音总是固定在各自特定的词语里，并不随意互读。”那个时候，我初出茅庐，以为这只是清涧话的特点。后来才知道，这其实是汉语方言文白异读的普遍现象。
从本质上说，文读就是方言对标准语的音译。徐通锵(1996:349)指出：“大体说来，白读代表本方言的土语，文读则是以本方言的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吸收某一标准语（现代的或古代的）的成分，从而在语音上向这一标准语靠拢。”所谓的“以本方言的音系所许可的范围吸收”，就是要拿自己方言里最接近权威语言的声音去对译，这就不能不受到自己原有的语音系统的制约。这和语言间的音译关系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翻译“Bush”，我们不得不把浊音的“[bu]”翻译成清音的“布[pu]”，给“ｓｈ”后面增加一个元音，翻译成“什ｓｈｉ”。不过，方言间的音译和语言间的音译有一个区别，这就是方言间的音译大多是同源成分间的互译，从而形成了音韵上的对应关系。
汉语之所以会形成一个字形有多种读音与之匹配的情况，这与它的文字性质有关。汉字是表意文字，以义统音，所以可以超方言，超古今，甚至超语言。举例来说，“学”可以念ｘｕｅ，可以念ｘｉａｏ（北京土话），可以念
（苏州），可以念
（广州），也可以念gaku（日语音读）和manabu（日语训读）。王士元先生曾经做实验，让自己学前的孩子看汉字念英语，“学”念school。（注：1979年听王士元先生在北大的语言学讲座，王士元先生清晰、幽默、睿智的讲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他让自己的孩子看汉字读英语的故事，一个例子就是这个school。）刘勋宁(1991)曾指出：“汉语方言中普遍存在着所谓的‘文’‘白’异读，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书面语和口语形式的差别问题，也不止是方言互相影响和渗透的结果。它应当说是由汉语特殊的语言文字关系以及特殊的中国式的标准语与方言间的关系造成的。”
由于书面语会向口语转移，口语会向书面语渗透。经过长期并用之后，二者会互相交融。所以仅仅从口语使用还是书面语使用来分辨，就会遇到前述的困难。这种困难不仅存在于方言研究当中，也存在于普通话的研究当中。曹先擢(2001)用“文读其韵母为单纯式，白读为复杂式”来概括北京话的文白异读差别，可以说是言简意赅。可是不得不在“绿ｌù/ｌｙù”的后面加注：“北京话白读为ｌǜ与文读ｌù同属单元音韵母，此处是从历史上说的”。可见，离开了历史，文白异读就很难厘清。曹先生还举了这样的例子：“‘角’有ｊｉǎｏ／ｊｕé二音，其不同便不能仅以文白的不同来解释。ｊｉǎｏ为白读音，但‘画角’是古汉语词，几何学上的直角、锐角、货币单位之一元的1/10，都不是口语的问题；ｊｕé，为文读音，戏剧的角色，还可以儿化作‘角儿’，书面语口语并用，而‘角儿’更带口语色彩”。从曹先生的这个例子，特别是从“‘角儿’更带口语色彩”这句话不难体会到这种强分口语书面语的尴尬。（注：曹先生的意思大概是说，“角儿”书面语口语并用。相对“角色”这个词，“角儿”更带口语的色彩。“角儿”是京剧界的行话，相当于清涧话的“肉桂”，本来也是文化人的东西，所以用文读，只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看来“土”了点儿——所以更带口语的色彩。）曹先生还提到这样的文白异读：“例如‘亚’字，以前的辞书注音ｙà为文读，ｙǎ为白读”，“又如‘浑身解数’中的‘解’，《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注为ｊｉě，为文读音，《现代汉语词典》注ｘｉè，为白读音，口语中有‘跑马买解’”。这显然是另一类问题，和我们一般说的文白异读不同，也和曹先生归纳的文白异读韵母规律不同（ｙà／ｙǎ是变读关系，ｊｉě／ｘｉè是误读关系，《现代汉语词典》是对的）。
对汉语来说，最权威的读音自然是随着书面语传入的音。我们在1985年的文章中说过：“官话方言有许多派别。不同派别的方言之间地位并不平等，在历史上也互有升沉。”这种地位的变迁，自然会给书面语的语音标准带来影响。因此，此一时，彼一时的不同标准，就不能不在方言的输入中留下痕迹。就像树的年轮或者地质层一样，给我们留下观察和研究的标本。对我们来说，文白异读实际反映的是共存在一个语言或方言中的同源成分的不同语音形式，而这种不同形式折射了历史上的标准语和方言关系。
北方话里的这种层次比较少，字数也比较少，这是因为历史上的标准语区虽然几经更迭，多数时候还是在北方话区域之内。北方话内部的差异不算大，标准改变就不容易留下痕迹。北京话里的文白异读之所以基本上集中在古入声字内，也就是因为北方话各方言间的音韵差异主要集中在这部分字上。对那些差别比较大的方言来说，这种更迭就会留下对比强烈而又广泛的积存。所以我国南方的许多方言里，都有数量庞大而且差异明显的不同读音，层次也往往不是两三层可以概括的。在那里，文白的概念就不敷应用。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原因吧，研究闽语的罗杰瑞先生才反感“文白异读”这个说法，成为最早实践语音层次研究的人（罗杰瑞1979）。
二 文读与白读的范围
一般的处理，一字要有两读，才有文读和白读。可是我们知道，书面语和口语的适用范围是不一样的，不可能每字都有文白两读。有一本书收方言字音，连这样的字都收在里面：
这显然是查字典得到的音。这样的话，这本书的作者查的字典越大，收的“方言音”就越多。可是一定范围之外的音对于方言研究来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甚至有相反的意义。比如有一位作者查了古字书后发现古浊上并不都变去声，因为像下面这些字念非去声，于是提出古浊上“一部分字变为去声，还有一部分字未变”的惊人结论。这些字对大多数专家学者来说也不见得认识：
其实，有的字没有白读是很正常的，比如那些只用在书面上的字。有些口语词没有文读也很正常，因为那些词从来就不用或少见于书面语。
方言学者都有一个看家本领，这就是考本字。那些通过考证才知道的“本字”如果有文读的话，显然是类推出来的音，而不是本来就有的音。道理很简单，你连字都不知道，又何来文读。举一个例子。比如“褯”字，我很长时间都读“席”，也以为是“席”的繁体字（似乎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很多人）。直到学了方言学，读了《方言调查字表》，才知道就是我母亲常说的“尿褯子”的“ｑｉａ”。这时候，我们当然不能根据文白异读的对应规律说“褯”有一个文读是ｊｉａ，也不能根据北京话说是ｊｉｅ，更不能说是ｘｉ。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那些查字典才找到的文读就方言历史研究来说是无意义的。
对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意义更重要的是那些在历史上早就转变了地位而又不为我们所知的字，如果硬要为它附会一个“白读”的话，就会比附会一个文读带来的问题更大。比如“玉”在清涧话中读同“遇”，不论是在人名当中还是“玉石”一词中。最近读一位学者的论文时才知道，早在宋代，此字就有读去声的了（平山久雄1978）。其实，前文所说的“六”和“肉”从现有的材料看，这两个字大概在宋元白话中也已经归入去声了（参看《中原音韵》）。所以就像清涧话所表现的那样，入声才是“文读”，是文化人根据韵书的读音折合出来的。
此外，有些地方性的普遍“误读”是很有价值的（这些音不见得是误读）。这些音虽然不合“字典”却非常重要。比如，在中原地区的许多方言里“撞”“族”“造”都读送气音，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最近陈泽平告诉我，福州话的旧文读“造”字也是送气的。可见，误读也会成片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权威方言里发生了误读，它也会随着权威方言的传播而进入被影响的方言。如实地记录下方言本有的白读和文读以及非个人的“误读”，是很有必要的。相形之下，也就可以知道，为一个字创造出一个符合规律的“文读”和“白读”是多么不合适，而抹杀方言原有的“误读”也许正丢失了宝贵的研究线索。
三 文白异读的调查途径
前面说了，文读来自权威方言的传入。如果是刚刚传入，这自然会首先从愿意感受风气之先的新派人物开始。如果政治稳定，文化标准不变，文读可以通过长期渗透，逐渐深入到民间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各方面的人士共享。如果政治变动迅速，文化标准急速更替，这对于性格保守的人来说，接受时髦，就是一种痛苦。所以，新的较文的音的传入，是需要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的。
我们举清涧话的假摄开口三等字的读音来说明（参见刘勋宁1983）。20年前去调查方言，发音人最容易给你指认的是每个字有ａ／ｅｉ或者ｉａ／ｉ两种读音。
遮ｚｈａ／ｚｈｅｉ、车ｃｈａ／ｃｈｅｉ、蛇ｓｈａ／ｓｈｅｉ、赊ｓｈａ／ｓｈｅｉ、扯ｃｈａ／ｃｈｅｉ、舍（～弃）ｓｈａ／ｓｈｅｉ、社ｓｈａ／ｓｈｅｉ、惹ｒａ／ｒｅｉ、赦ｓｈａ／ｓｈｅｉ、舍（宿～）ｓｈａ／ｓｈｅｉ
写ｘｉａ／ｘｉ、借ｊｉａ／ｊｉ、卸ｘｉａ／ｘｉ、泻ｘｉａ／ｘｉ、谢ｘｉａ／ｘｉ、爷ｉａ／ｉ、野ｉａ／ｉ、夜ｉａ／ｉ
有一些字虽有ｉａ的读音，另一种却是接近普通话的读音：
斜ｘｉａ／ｘｉｅ、邪ｘｉａ／ｘｉｅ、卸ｘｉａ／ｘｉｅ、耶ｉａ／ｉｅ、野ｉａ／ｉｅ
但是，“者”只有“ｚｈｅｉ”的读音，“也”只有“ｉ”的读音。“蔗”虽然有“ｚｈａ”的读音，相对的却是一个入声的音“
”。另外还有：社ｓｈｅ、奢ｓｈｅ、者ｚｈｅ，很明显是受普通话影响的音。
另外，口语里说“这些”“那些”是
，字却念xi。因为我们后来把口语里的“
”考证成了“也”（刘勋宁1985），于是“些”才有了平行的例子。
这样，清涧话的假摄开口三等字就有了四个层次：
(1)ａ：遮、车、蛇、赊、扯、舍（～弃）、社、惹、蔗、赦、舍（宿～）
ｉａ：写、借、卸、泻、谢、爷、野、夜、斜、邪、耶、野
(2)ｅｉ：遮、车、蛇、赊、扯、舍（～弃）、社、惹、赦、舍（宿～）、者
ｉ：写、借、卸、泻、谢、爷、野、夜、些、也
(3)ｅ：社、奢、者
ｉｅ：斜、邪、卸、耶、野、也
(4)：些、也
第三层就是所谓的新文读。如果找一个年轻人来调查，这类音就会大大增加。现行的方言调查强调选择60岁以上的人当发音人，目的就是要避免新文读。不过，尽管选择60岁的人，也不能保证没有新文读，因为许多新事物和新文读联系在一起，换成白读就不知所云。比如“社会主义”就容易跟着广播电视读；“奢侈”这样的词方言里可能没有，就容易跟着年轻学生读；作为代词的“者”根本就是一个书面形式。而且对同时请的发音人甲和乙来说，对新文读的接受态度也不见得都一样（就我自己的经验，凡请过两个以上发音人的，从没有碰到过两人对文读的接受态度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新文读实际近乎一个开放的系统，几乎所有的字都可以发音（很简单，查了字典就可以），只是随着年龄的变化要不要接受而已。而且可以推测，没有新文读的方言，所谓的文读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他要读书（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方言同音字表能够收字6000多的原因吧）。
而白读的情况刚好相反。常常是不知道这个字会不会在方言里存在，需要反复调查才能知道。比如你不知道“褯（尿布）”，你就可能调查不到“尿褯子”；你不知道“灺（灭）”，你就可能调查不到“火灺了”；或者你虽然知道口语的说法，可是你不知道就是那个字，依然不能把二者联系起来。长年考察，我们才获得了清涧话的口语词：
褯灺笡
这就丰富了假摄开口三等的第一层，却不能补上第二层。
所以，深藏在口语中的“白读”并不是一两次调查就可以完成的。这里再举两个例子。清涧话的底层浊声母变送气。“乍”字是崇母字，按理说应该有个送气音的读法。可是这个字没法调查，因为我们设计不出让发音人使用这个词的环境。如果问“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只能得到“ｚａ”的音，这当然是文读。后来有一天，完全偶然的机会，我听到母亲说起民间谚语：
穷汉乍富，克直腆肚；富汉乍穷，低头弯腰。
居然是“ｃａ”的音。这样，我们才给“乍”字添上了一个白读。
有的时候甚至要通过意外的启发才能得到“白读”。比如清涧的“仓库”“粮仓”都念成“ｃａｎｇ”，宕摄虽然有“
”的白读，可是有很多字缺少白读，我们也没办法调查到“仓”的白读。直到有一天在邻县调查方言，问到“仓”字会不会有另外的读音，发音人说你们县有，我们县没有，你们县叫“仓子”是“
子”，我这才知道冬天我们院子里用来放肉的四块石头垒起、上面盖一块石盖儿的东西原来是“仓子”。
由此可以看出，文白读的调查途径是不一样的。对最上面一层的文读来说，关键是一个说话人心理上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新派人物会觉得凡字典上的读音都可以读，守旧派则认为那是“撇京腔”“喝了几天洋墨水，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所以对调查者来说，常常苦恼的是以什么人做标准，收哪些字合适的问题。而对于历史上输入的各层“白读”音来说，关键是一个挖掘的问题，多年调查，仍有遗漏。挖掘过程也常常就是不断研究的过程。这里也举一个例子。
清涧叫桑树是“ｙｅ树”，我一直以为就是“叶树”。因为蚕是吃叶子的，桑树是提供叶子的，看作“叶”字顺理成章。直到近年通读《广韵》的铎韵和药韵，才发现原来“叶树”的“叶”就是“栎”字。《现代汉语词典》：“落叶乔木，……，叶子可饲柞蚕，……，也叫麻栎或橡，通称柞树。”《广韵》药韵以灼切：“栎阳，县名，在京兆。”我们知道，陕西省有“栎阳县”，这个“栎”正是读“ｙｕｅ”。“ｙｕｅ”折合成清涧话就是“ｙｅ”，自然，也就是“栎树”的“栎”（关中地区宕江摄开口入声同北京话的文读，转为合口，清涧话保持《切韵》的开口）。
既然方言的文白异读是历史上借音层次的不断积累，那么，无疑，越往底下的层次越值得挖掘。
四 文读和白读的描写方法
从上面所说，我们可以知道，给每一个字都指出文读和白读，是困难的，也是勉强的（也就是歪曲事实的）。下面是我1983所描写的清涧话假摄开口三等的文白关系（例字略）。
(1)ｅｉ／ａ(2)ｉ／ｉａ(3)ｉｅ／ｉａ(4)ｉ／ε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们没有描述“卸ｘｉａ／ｘｉｅ”“野ｉａ／ｉ／ｉｅ”的关系（原文按“又读”处理）。而且忽略了“社ｓｈｅ、奢ｓｈｅ、者ｚｈｅ”（理由是新文读）。(2)和(3)的关系也不平行。
所以，我们这里提出另一种描写的办法：即把“文”“白”的说法只用于一般的称说上。学术上我们不再使用这样的称呼，而是借用地层学的方法，用“层Ⅰ”“层Ⅱ”“层Ⅲ”来描写处理，每层上有多少字就列多少字。清涧话假摄开口三等的语音层次可以描写如下：
层Ⅰ＝ｅ/ｉｅ：社、奢、者（对年轻人开放）
／斜、邪、卸、耶、野、也（对年轻人开放）
层Ⅱ＝ei/i：遮、车、蛇、赊、扯、舍（～弃）、社、惹、赦、舍（宿～）、者
／写、借、卸、泻、谢、爷、野、夜、些、也
层Ⅲ＝ａ／ｉａ：遮、车、蛇、赊、扯、舍（～弃）、社、惹、蔗、赦、舍（宿～）
／写、借、卸、泻、谢、爷、野、夜、斜、邪、耶、野、笡、褯、灺
层Ⅳ＝［ε］：些、也
最上面一层是最新的读音，最下面是最底层的读音。描写可以根据研究的深入而不断调整和补充：或者追加字，或者追加层次，或者调整层次的顺序。每个层次上，有多少字就写多少字，不追求全部对称。另外，对于能产性文读（一般是新文读）以外的字，尽量写出使用环境。特殊读音的字，如“甘蔗”的入声音“
”用加注的形式列出，可以引起注意。这样，我们对一个方言就会有一个清楚的语音层次透视图。
声母方面也可以这样做（参看注（注：1998年上海会议上，曹志耘先生问我，韵母方面可以用这种办法描写，那么声母呢？声母方面也可以这样描写，比如我们可以这样描写客家话的併母：
层Ⅱ＝平ph
仄p
层Ⅰ=ph
不论平仄都送气的层Ⅰ是客家话的底层，层Ⅱ是受普通话影响出现的上加层。只是方言声母层次一般比较简单，如果不是做方言声母的专题报告，我们可以以韵母为纲。））。只是从现在方言研究已有的成果来看，层次不多，这大概与汉语方言声母的差别不大有关。
如果我们的方言研究能够深入到这一步，我们就不仅仅是给一个字音注明“文、白”，还可以拥有这个方言的语音层次的全貌，我们就可能解决一些方言研究以至于汉语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比如，我们这里就提出一个也许值得研究的问题。上面所讲的清涧话层Ⅲ和层Ⅳ到底谁在下面，谁在上面。按一般所讲，“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麻韵三等就不该是ａ／ｉａ，恰好就是
。碰巧，广州话的麻韵三等也是，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它们到底谁先谁后？这不仅是方言史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汉语音韵史要回答的问题。由此带出的音变机理也许更加饶有趣味。
五 方言语音层次的比较和整合
在方言演变中，一方面是方言自身的不断变化，一方面是接受外方言形成语音层次。这种外方言当然可以是邻近的小方言，但更重要的是权威方言。因为权威方言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以及社会心理，所以这种影响是旷日持久的。相对群众来说，权威总是少数。权威方言也是这样。所以，邻近的一片方言应当拥有共同的层次。当我们把几个方言的这种层次连接起来的时候，就可能解决许多就单个方言很难解决的问题。
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过去知道北京话有文白异读，可是不知道这种文白异读是北京话特有的呢还是其他方言也有的，在地理上的分布面积到底有多大，边界在哪里。所以有的学者推断，北京话的白读是外来的，文读是自己的。现在明确了分布范围，我们就知道，北京话和其他方言一样，也是白读是自己的，文读是外来的。而且，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对一直难以解决的《中原音韵》的音系性质也有了清楚的认识。我们知道，入声的分派在官话区实际是三种类型（刘勋宁1995）：
北方官话——入声一分为三
中原官话——入声一分为二
南方官话——入声整类转变
北京话入声三分，是在北方官话的范围里。
北方官话不仅和中原官话的入声分派不同，韵母转变形式也有相当明显的差别。北方官话区宕江摄入声读ａｏ韵，而中原官话区读ｕｏ／ｅ韵。比如中原的“落ｌｕｏ”北京就念成“ｌａｏ”；中原的“药ｙｕｅ”北京就念成“ｙａｏ”；中原的“学ｘｕｅ”北京就念成“ｘｉａｏ”；中原的“觉ｊｕｅ”北京就念成“ｊｉａｏ”；中原的“郝ｈｅ”北京就念成“ｈａｏ”；中原的“弱ｒｕｏ”北京就念成“ｒａｏ”；中原的“着ｚｈｕｏ”北京就念成“ｚｈａｏ”；中原的“薄ｂｏ”北京就念成“ｂａｏ”。北京话的这种读法，只存在在东北、河北及山东的一部分地区。（刘淑学2000）
令人惊异的是，这种分布和入声的分派在地理上的分布是吻合的。据贺巍(1986)的描写，冀鲁官话一直延伸到河北的最南端——魏县，再往南就到了中原官话区；据止戈(1959)对魏县话的描写：普通话读ｕｅ，ｉａｏ韵的字，魏县话一部分读为ｕｏ（包括零声母字）。
普通话 魏县话 汉字
ｘｕｅ ｘｕｏ 学
ｙｕｅ ｙｕｏ 约、岳
ｎｕｅ ｙｕｏ 虐、疟
ｑｕｅ ｑｕｏ 却、确、榷、雀、鹊
ｊｉａｏ ｊｕｏ 角、脚、觉（觉悟）
ｙａｏ ｙｕｏ 药、钥
在该文的其他一些地方，还提到这样一些字的读音“掠、略ｌｕｏ，若、弱ｒｅ”。我们可以看出，到了魏县，北京入声来的ａｏ就都念成了ｕｏ或者ｅ了，也就是转为中原官话的读音了。事情就是这样巧合，声调的地理分布界限在这里（贺巍1986），韵母的分布界限也在这里（刘勋宁1998）。这说明由此北上，直到东北的黑龙江省，读ａｏ韵的区域是一个板块。北京读ａｏ韵只是这板块当中的一点而已。《中原音韵》入声一分为三，这是北方官话的特征；宕江摄入声读ａｏ韵也是北方官话的特征。而这一切，在中原官话区恰恰是排斥的：中原官话区入声一分为二，宕江摄入声读ｅ、ｕｏ韵。所以，《中原音韵》的语言基础非北方官话莫属。
当然，对我们来说，解决的问题并不只是《中原音韵》的音系性质的问题，而是许多读音上的疑案问题。比如，最近有人在网上问：“长勺之战”的“勺”应该读“ｓｈａｏ”还是“ｓｈｕｏ”，我们就可以回答：“ｓｈｕｏ”的读法是中原官话的读法，现在依北京话来读，应该读“ｓｈａｏ”。
历史上有些郢书燕说的事情也可以得到纠正。比如，“朴素”的“朴”作为姓讲的时候读“ｐｉａｏ”，过去以为这是朝鲜族自己的特殊读法，其实这是北方官话的读法（朝鲜族自己读pak，刘勋宁2001）。
有时候这种板块的整合要经过分析。作者曾经利用山西话蟹摄一等的读音层次考证了清涧话的复数词尾“每”的来源（刘勋宁1991，下引三个方言用国际音标，省略调号）。
清涧话没有底下一层的读音。在口语词里我们找到了：
孩（～儿）ｈａｉ／ｘｉ 来（～来）ｌａｉ／ｌｉ 每（复数）ｍａｉ／ｍｉ（注：这篇文章1991年写出来向第2届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台北，1991.8.9-11）投稿前，曾送罗杰瑞先生指教。罗先生笑着说，梅耶认为一个层次至少要有3个例子，你刚好是3个例子，所以我信你的。罗先生大概有点不放心吧。近年读蒋绍愚先生《杜诗词语札记》（蒋绍愚2000）：其中有“小来习性懒，晚节慵转剧”（《送李校书》），“小来”即“少时”、“小时候”。正是清涧话的“小来慵得恶哩（小的时候懒得很。“小来”读“小ｌｉ”，小时候）。”又多了一个例子。不知道罗先生以为然否？）
山西话是“ｅｉ”，清涧话是“ｉ”，对不上茬口。但根据语音的变化规律，我们可以认为“ｉ”是“ｅｉ”的进一步高化，所以本来属于同一层。
过去的方言描写，多是单点描写，所以语音变化在地理上的分布范围就不太明确。我们说得出什么地方有，却不知道什么地方无，我们能够断定与此同，却不能断定与彼不同。这就不能下最后的决断。现在我们有了许多方言的知识，已经能够把各方言的情况整合起来观察，这一定会给全国的方言研究乃至于汉语史的研究带来全新的面貌。
六 新的方言关系的描写
刘勋宁(1991)曾经说过：“我们认为在汉语历史研究中引入层次的观念，在方言研究中提倡方言比较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样的层次发掘得多了，这样的‘语音片’联系得广了，我们或许可以还汉语一个活生生的发展历史。同时利用近亲方言的比较，我们可以恢复那些行将消失的语音层次，解决许多疑难的个案问题。”前面提到的宕江摄入声读ao韵就是一个例子。它不仅给我们显示了北京话形成的地理背景，也为我们提供了北京话和中原官话的历史关系。
我们以为，汉语的方言区域在历史上是经过不少变动的。正是从这种“动”的角度，我们才可以看到真正的汉语历史。乔全生最近出版了《晋语语法研究》，可是该书主要取材于现在划分到中原官话的汾河下游的洪洞话的材料。正如许多先生指出的那样，这块地区的方言和山西腹地有许多共同点，应当看作向中原官话的过渡地区（侯精一1989，王福堂1999）。只有这样，该书的方言取材才和它的书名一致。游汝杰最近写了《吴语地理在历史上的演变》，给了我们一个动态的吴语面貌，得风气之先，令人兴奋。如果我们今后的研究可以向世人显示，汉语的各个方言，在它的历史上是怎样此消彼长，怎样演进改造，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局面，我想，那一定是非常美丽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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