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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将调节功能的政策目标放在首位的税制设计，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的看法是收入功能应居于首位，并提供进一步的论证。
第一，从几年来的实际运行看，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达到调节高收入的目标。1994—1998年5年间， 对各项所得课税额占个人所得税总额比重的平均状况是，对工资薪金所得课税占45%，对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课税占34%，对承包承租经营所得课税占5%， 对其它八项所得课税占16%。值得注意的是，这5年间， 对工资薪金所得课税额比重从39%上升到49%，对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课税额比重从46%下降到14%。这表明，中高工薪收入阶层成为纳税主体，个人所得税的调节重心集中在中高工薪收入阶层。社会上工薪收入之外的高收入群体，如一些个体经营者、各类“星族”、下海及若干在位官员、一部分知识分子、出租汽车司机等，这些人人数不多，但占有大量收入，道义上和税收制度设计上都是调节的重心，却逍遥于税管之外。共识的原因是税收征管能力不高，“捏了软的，丢了硬的”。同时也表明，个人税得税税收制度设计目标应该检讨和反思。
第二，从个人所得税的历史进程看，是收入功能居于首位。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是在开辟筹资渠道、政府职能逐步扩大的背景下确立并发展起来的，以取得政府收入为主，从来都是一个普遍征收的“群众性”税种。但这并不是否认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而是说，第一，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是在个人所得税制度进入成熟期之后，尤其是具备足够的征管能力之后才得以发挥出来的；第二，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是在普遍征收的基础上发挥出来的。我国个人所得税一开始就以调节收入差距为出发点，几年的实践运行绩效不够理想，并没有起到调节高收入的作用，即是因为违背了个人所得税功能自身演绎的逻辑。理论和实践证明，个人所得税在其初始阶段，是很难发挥其调节功能的。个人所得税功能在实践中的演绎逻辑是：财政收入功能（税制的初始阶段）→调节收入差距功能（税制开始进入成熟阶段）→调节经济稳定（税制已经成熟）→各种功能相机协调。这是我们反思的历史实践基础。
第三，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目前将调节功能放在首位的目标设计，既难以实现公平，又损失效率。将调节功能作为首要目标，出发点是关注公平，从形式上看甚至从理论上看都没有问题，也是转轨社会的确实需要。但这样的税收制度设计，实际上直接损害了效率，首先是刺激偷税逃税，加大征管难度，损害了税收效率；同时损害经济效率。实践证明，总是高收入者更具有逃税的动机，也更有办法能够逃税，而低收入者却是相反。进一步看，在征管能力不到位的“初级阶段”，实际上没能实现公平，甚至违背了公平。如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中，按25%以上税率征纳的税额仅占据16.65%（1997年）。 我们整个改革都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个人所得税制也不应例外。只就调节公平而言，收入分配不公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机制紊乱，仅靠税收手段是难以彻底解决的；就税收机制内部而言，调节收入不公也需要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继承税、社会保障税、消费税等多个税种相互配合，单靠个人所得税难以承此重任。
第四，从政府筹资的需求来看，个人所得税是必然选择。一方面，80年代中期以来，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下降给政府履行公共职能带来严重困难，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国民收入分配大幅度向个人倾斜，以保证收入作为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既是一种迫切需要，也具备了可能条件。在各项税收中，增值税是主体，在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后，收入要下降一大块。而且，增值税等流转税无论如何是价内税，其固有的缺陷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日益表露出来，应逐渐“退位”；现在课征不足的、能够随之“补位”的只有个人所得税。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从居民储蓄存款额这一块“蛋糕”来看，现在单纯地把它看作是“应债对象”，认为国债发行空间很大，这样无节制地下去很危险！应该转变思路，把它作为个人所得税的税基。从增加财政能力的需要看，个人所得税应尽快承担起组织财政收入的责任。而且以保证收入为出发点，在税制逐步成熟的过程中，提高调节收入公平的能力和有效性。
第五，从重塑政府与个人关系的角度来看，谁都应该纳税。我们改革的目标已经确立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现代市场社会中，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是政府受社会公众的委托，出于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从公众手中集中一部分财力即税收，以提供公共产品。对公众而言，只要享受公共产品，就应纳税，事实上谁都应该纳税，只是多少的差别；对政府而言，受公众之托，既然是拿公众的钱为公众办事，就要接受公众监督。在这个意义上看，最适合的税种就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成为“普遍的税种”，能够培养社会成员的纳税意识和监督意识；也促使政府转换角色，树立公共意识与责任意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与个人的关系需要加快调整，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群众性”税种开征有助于这种调整。
综上所述，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是个人所得税制本身所固有的，但是，它们的发挥是基于一定条件的。从历史进程看，首先发挥出来的是收入功能，其次才是调节功能；从“横截面”看，调节功能是在组织收入的过程中或基础上实现的。不顾及客观的或规律性的逻辑而首先或孤立地追求调节功能的发挥，很难达到目的。因此，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功能首先应该是取得收入，其次才是调节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