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西州官吏的入仕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州官论文,仕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08)02-0005-07
唐朝官吏铨选有比较严格的制度，参加选官的人必须具有一定出身，也就是具有选人资格，吏部、兵部根据这些资格，经过考试后，方能授予选人职官。《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所谓：“有唐已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其次以流外入流。若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六番随文武简入选例。又有斋郎、品子、勋官及五等封爵、屯官之属，亦有番第，许同拣选。”说唐代选人的出身大体上有四种：一是门荫，二是科举，三是勋官，四是流外。①这四种选人出身也就是官吏入仕的四种途径。
有关唐朝地方官吏的材料较少，过去学术界几乎未能对某一个地方州官吏出身问题进行研究，而吐鲁番地区出土了许多有关西州官吏的材料，为我们研究西州官吏入仕途径提供了条件。对西州官吏出身入仕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唐朝边疆地区官僚政治制度，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唐朝铨选制度，了解西州乃至西域与唐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很有价值。以下我们从唐代官吏入仕的四种途径对西州官吏入仕问题进行探讨。
一、门荫出身
门荫指皇亲国戚和当朝权贵（五品以上中高级官员）子弟凭借父祖官爵享受入仕做官的特权。门荫在北周时期尚未形成严密制度，勋贵功臣子弟入仕仅循例而行，隋朝时期逐渐形成制度，以父祖封爵资荫入仕者，一般均先授千牛、三卫（亲卫、勋卫、翊卫）之职，但此时尚未文武分途。唐朝继承隋制，门荫发展成为严密的制度，并且形成了多层次、文武分途的特点。此时门荫入仕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直接以门荫入仕，即充当三卫（亲卫、勋卫、翊卫）、千牛（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太子千牛）、进马等皇帝、太子的侍卫（京兆、河南、华州等州以外纳资代役），数年后随文武散官简选例，由吏部委任职事官；二是通过学馆入仕，即充当弘文馆、崇文馆或国子学、太学的学生，学成后考试，科举及第，由吏部简选授予职事官。这两条途径一文一武，既体现了唐代门荫文武分途的特点，又体现了唐代科举考试与门荫制度互相联系相互渗透的特征②。另外，唐朝为了照顾中下级官吏的子弟，又以他们的子弟充当斋郎、挽郎、品子等，服役数年之后，通过考试，亦可以走上仕途之路。这条途径与上两种途径共同体现了唐朝门荫制度多层次的特点③。
非常有意思的是，西州虽然是一个偏远的边州，而且是一个割据数百年后方被唐朝重新统一的州郡，但是，门荫的这几条入仕途径在西州官吏中都有反映。
西州官吏中直接由门荫起家的有邓温。邓温是神龙元年(705)前后的西州长官。其墓志详细记载了他的出身。《大唐故忠武将军右卫率邓府君墓志铭并序》记载：“公讳温，字恭，南阳新野人也。……曾祖暠，隋任银青光禄大夫、营州刺史，皇朝左庶子兼散骑常侍，迁冀州刺史、临川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祖弘政，隋任左千牛，皇朝通议大夫、新野侯。父恽，皇朝金紫光禄大夫、殿中监、迁雍州长史，除营缮大匠兼尚书左丞、刑部尚书、淮阳郡开国公、上柱国，食邑八百户。食乎旧德，列乎大任，貂蝉近侍，喉舌贵臣，诒厥孙谋，光大其后。……公……年十有六，解褐任太子左千牛。……改授郿邑左果毅都尉，除灌钟府折冲都尉，除金谷府左果毅都尉。……除游击将军、淮阴府折冲都尉，寻拜朝散大夫、检校西州都督，加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西州诸军事、西州刺史。”④可见邓温的父祖皆为隋唐高官：曾祖暠，曾任隋朝营州刺史，散品银青光禄大夫，仕唐朝又任左庶子兼散骑常侍、冀州刺史，封爵临川郡开国公；祖弘政虽然未任职官，在隋朝仅为左千牛，但在唐朝享有正四品下的散品通议大夫，获爵为新野侯。其无职官而阶爵皆高，估计是门荫所致。父恽仕唐，职、散、勋、爵皆较高，职官历任殿中监，雍州长史，营缮大匠，尚书左丞，刑部尚书，散官为正三品的金紫光禄大夫，勋官为视正二品的上柱国，爵为淮阳郡开国公。而邓温“年十有六，解褐任太子左千牛”。“太子千牛”是贵族子弟以门荫起家的阶梯。《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载，“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仪容端正，武艺可称者充；五考，本司随文、武简试听选。（加阶应入武品，折其一考。四品谓诸司侍郎、左右庶子）”说明担任“太子千牛”者必须是三品以上职事官之子孙、四品清官之子，且仪容端正、武艺可称者。担任此职五年之后（一年一考课），可随文武散官到吏部或兵部考试，合格者授职事官。所谓四品清官，《唐六典》原注为：“四品谓诸司侍郎、左右庶子。”邓温之父恽官至刑部侍郎（正四品下），正符合“四品清官——诸司侍郎”的条件，因此有资格荫其子。墓志所谓“食乎旧德，列乎大任，貂蝉近侍，喉舌贵臣，诒斗孙谋，光大其后”，亦说明了其父“光大其后”恩荫邓温的关系。可见温正是因其父之门荫而为太子千牛的。太子千牛属卫官，卫官本身也是一种官职，所以，墓志称邓温任太子左千牛为“解褐”⑤邓温以后历任文武职官，先担任折冲府官（郿邑府左果毅都尉，等等）；后改任地方官，而改任地方官的首任就是检校西州都督，以后正式拜西州都督、西州刺史，然后再转迁杭州、贝州、秦州等长官，最后回任武官，而为右率府。可见邓温正是通过门荫任太子左千牛，从此直接走上仕途的。
直接由门荫起家的还有衡义整，他与邓温不同的是，他起家的是三卫，而不是太子千牛。衡义整是某年至垂拱二年(686)或四年(688)的西州都督府长史。《大周朝议大夫使持节伊州诸军事伊州刺史上柱国衡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公讳义整，字义整，齐州全节人也。……曾祖则，周大将军；祖生，隋莱州别驾、本州大中正；父长孙，唐岚、朔、翼、渭四州刺史、左监门将军、长山县开国公。……公……起家右勋卫，俄授蒋王府兵曹参军事。……累迁夏州宁朔、瀛州清苑二县令。……以公勤恪夙著，课最尤高，特加朝散大夫行普州长史，胜州都督府司马，西州都督府长史。山连古塞，乍侦胡尘，地接长城，时修汉堞，恩制授朝议大夫，使持节伊州诸军事伊州刺史。……以永昌元年四月廿一日薨于官舍。”⑥可见衡义整的曾祖、祖、父三代仕周、隋、唐皆为高官。其父长孙仕唐为岚、朔、翼、渭四州刺史，又任左监门将军，封爵为长山县开国公。衡义整“起家右勋卫”，即以父之门荫任三卫之一的勋卫。《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载：“凡左、右卫亲卫·勋卫·翊卫，及左、右率府亲·勋·翊卫，及诸卫之翊卫，通谓之三卫。择其资荫高者为亲卫（取三品已上子、二品已上孙为之）。其次者为勋卫及率府之亲卫（四品子、三品孙、二品已上之曾孙为之）。”等等。说明勋卫由四品子、三品孙、二品已上之曾孙担任。衡义整之父的官品中，左监门将军为从三品，⑦当非衡义整受荫之官（此应为其父最后之官，若以此官得荫，义整当为亲卫，而非勋卫），义整享受的应是“四品子”的门荫，也就是其父刺史的官荫。按州刺史中，上州刺史为从三品，中州刺史为正四品上，下州刺史为正四品下，既中下州刺史皆为四品官，皆有资格荫其子为三卫。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衡义整之父所任岚州、翼州、渭州皆为下州，朔州等级不详，但从其“旧领县一，户一千二百五十七，口四千九百一十三。天宝领县二，户五千四百九十三，口二万四千五百三十三”来看，及衡长孙由朔州转翼、渭二州，此二州皆为下州来看，朔州等级亦只能是下州，而不可能是中、上州。可见衡义整所受正是其父刺史的官荫，唯不能详四州中之何州官荫。唐制规定，“凡三卫皆限年二十一已上”，“量远迩以定其番第”。但真正上番的是“贯京兆、河南、蒲、司、华、岐、陕、怀、汝、郑等州”者，“余州皆纳资而已”。衡义整为齐州人，应免于番上而以纳资代役。墓志述衡义整起家勋卫之后，“俄授蒋王府兵曹参军事”。据唐制“左、右卫之他职掌及左、右率府之勋卫考以六，……考满，兵部校试，有文，堪时务，则送吏部；无文，则加其年阶，以本色迁授”的规定，说明义整当系勋卫六考之后，通过兵部校试，授职事官（亲王府兵曹参军事职事品正七品上）。以后历迁县令、州长史、督府司马，西州都督府长史，最后卒于伊州刺史任上。可见他是由门荫任勋卫，直接走上仕途的。
以上是西州官员中由门荫从“武途”（担任千牛、三卫）进入仕途的官员。
西州亦有任三卫而未入仕途者，张大良就是其中一位。其墓表载：“甲子廿日，开元十二年岁次己酉故翊卫张大良之灵。”⑧可见他曾为翊卫，但至死未获职官。
西州还有由门荫从文途（充当馆、国学生）进入仕途的官员。此即裴行俭。
《旧唐书》本传载，“裴行俭，绛州闻喜人。曾祖伯凤，周骠骑大将军、汾州刺史、琅邪郡公。祖定，冯翊郡守，袭封琅邪公。父仁基，隋左光禄大夫，陷于王世充，后谋归国，事泄遇害，武德中，赠原州都督，谥曰忠。行俭幼以门荫补弘文生。贞观中，举明经，拜左屯卫仓曹参军。……显庆二年，六迁长安令。……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长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护。”可知裴行俭曾祖伯凤、祖定皆为北周高官，父仁基，任隋朝散官左光禄大夫。行俭幼以门荫补弘文生。弘文馆乃贵族学校，是贵族子弟由文途进入仕途的阶梯。《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弘文馆学士”条载，弘文馆有“学生三十人”，注曰：“补弘文，崇文学生例：皇宗缌麻已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已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子，并听预简，选性识聪敏者充。”但按此标准逐条对照，行俭的门荫似乎不足以补弘文生。其父仁基在隋朝为左光禄大夫，唐朝虽然承认隋朝的官阶，但其散官为正二品，非一品⑨，而唐朝所赠原州都督，亦非京官职事官或功臣身食实封者，即使按“赠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与正官同”考量⑩，亦不够等级。行俭之补弘文生，可能因其父图谋归唐而被王世充所害，唐朝特别优待或其它缘故？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行俭以门荫补弘文生应是事实。《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不仅对此有明确记载，而且较详细地记载了行俭在弘文馆的品行：“以高荫为弘文生。绝事笃学，累年不举。房仆射异而问焉。对曰：‘隋室丧乱，加乏典籍。馆有良书，探讨未遍，故少留耳’。”(11)正因为行俭在弘文馆绝事笃学，因而能在“贞观中，举明经”，进而“拜左屯卫仓曹参军”(12)，进入仕途。以后则因得罪武则天，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又因在西域发挥了大作为，拜安西大都护（从二品），回任京官。可见裴行俭是由门荫从文途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他是门荫制度与科举制度相结合步入仕途的典型。
西州还有由门荫第三种类型即以斋郎、挽郎起家的官员，这就是盖蕃和袁公瑜。
盖蕃是贞观十七年(643)至永徽元年(650)的西州蒲昌县丞。《唐故曹州离狐县丞盖府君（蕃）墓志》载：“府君讳蕃，字希陈，鲁君泗水人也。……隋许昌令洪之子也。……未弱冠，隋大业初，以父荫入为太庙斋郎。久之，授尧台府司马。……及皇唐威灵畅于东夏，以隋官降授文林郎。从时例也。……贞观中，兄伯文任洋州洋源县令，坐事幽絷，将置严刑。府君泣血申冤，辞令恳恻，见者莫不嘘唏。使人汉王府参军兰陵萧德昭，孝友人也，不堪其悲。左仆射房玄龄特为奏请，得减死配流高昌。此国初平，碛途险涩，距长安七千余里。白兄曰：‘正尔而往，取达何期？某受彼官，庶几可济。’于是起选，授西州蒲昌县丞。允所祈也。”(13)可见盖蕃父洪为隋许昌令，大业初，盖蕃凭借其父资荫入为太庙斋郎（在太庙处理祭祀事务的人员），以后，又凭此身份授尧台府司马（职官正八品下）。入唐以后，虽然不仕，但从时例，以隋官身份降授唐文林郎。文林郎虽然是唐朝较低级的文散官（从九品上），但却为他日后求为西州官员奠定了基础。贞观十六年(642)，盖蕃因其兄得罪“减死配流高昌”，为照顾其兄，求授西州官吏。由于西州初置，且路途遥远，一般人不愿前往，他的请求得到批准，于是起授西州蒲昌县丞。可见盖蕃是以太庙斋郎起家的，虽然这是隋朝的门荫，但却是盖蕃得以任唐朝西州官吏的基础。
挽郎为门荫入仕途径，新旧《唐书》、《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相关典章制度中皆未明确记载，唯《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第五载，后唐长兴“四年二月中书奏：诸道州县官甚有阙员，前资官皆拘选限。……宜开振滞之门，雅合推恩之道。今等第减选者一选者无选可减，亲公事得资考者，宜优与处分。不得资考者，准格施行。两选三选者减一选；四选五选者，减两选；六选七选者减三选；八选九选者减四选；十选十一选者减五选；十二选者减六选；千牛、进马、童子、斋郎、挽郎，宜准元和处分，敕旨常调之中”。将挽郎与千牛、进马、童子、斋郎相提并论，作为“宜准元和处分，敕旨常调之中”的对象，可见挽郎与千牛、进马、童子、斋郎等同，都是唐代门荫入仕的途径。同书卷六三一《铨选部·条制》第三载：文宗太和元年“五月礼部奏：山陵挽郎准光陵合补二百二十人。伏以近者仕进多门，身名转滥，苟循往例，为弊滋深，取前弘文、崇文馆生及已考满太庙斋郎充。如人数不足，兼取前明经充。其中有未过者，请放冬集，仍减两选已定各集者减二选从之。”则将挽郎与仕进门途联系起来，并将补山陵挽郎的人选提高到以前弘文馆生、崇文馆生、已考满太庙斋郎、甚至前明经者来充任，可见挽郎的身份之高。《旧唐书》卷一九○《贺知章传》谓：“俄属惠文太子薨，有诏礼部选挽郎，知章取舍非允，为门荫子弟喧诉盈庭。”知章在礼部应诏选挽郎，因取舍不当，引起门荫子弟的抗议，亦可见挽郎的选取对象就是门荫子弟。唐代挽郎以门荫入仕自有渊源。《文献通考》四七《职官考》载：“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经为挽郎得仕。”是南朝梁、陈为挽郎者皆可以优先入仕。唐朝以挽郎出身进入仕途者不在少数。如《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载：“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仕为孝敬挽郎，举下笔成章，授濮州司仓参军。五迁夏官郎中……即拜侍郎。……圣历三年，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他就是以挽郎出身进入仕途，并成为一代名相的。再如韦皋，《旧唐书》本传载：“韦皋字城武，京兆人。大历初，以建陵挽郎调补华州参军，累授使府监察御史。”也是由挽郎进身的。
袁公瑜是上元三年、仪风元年(676)左右的西州长史，他也是以门荫为挽郎而起家的。《大周故相州刺史袁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君讳公瑜，字公瑜……曾祖虬，魏车骑大将军、行台大都督、汝阳郡开国公。祖钦，周昌城太守、汝阳郡开国公。父弘，唐雍州万年县令、舒州刺史。……年十九，调补唐文德皇后挽郎，授晋州司士。……寻出君为代州长史，又除西州长史。……俄转庭州刺史。无何，迁安西副都护。”(14)可知袁公瑜曾祖虬曾任魏高官，祖钦为北周太守，父弘，为唐雍州万年县令、舒州刺史。公瑜年十九，以门荫调补唐文德皇后挽郎。从此走上仕途，先任晋州司士，大理寺丞，再任代州长史，以后进入西域，任西州长史、庭州刺史，迁安西副都护。他的入仕途径很明显。
二、科举出身
科举制度是隋朝创立的选拔官吏的制度，唐朝因之，并使之逐步完善起来。唐朝科举分制举和常举。制举是皇帝临时颁诏举行的科举考试，常常配合皇帝的政治活动而举行。常举是常年按制度举行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及武举。秀才科大约在永徽二年(651)废绝(15)，明法、明书和明算是考试专门的学问，除了明法出身者之外，明书和明算都不能做高官，所以士人一般都不愿意参加这几科考试，明经科、进士成为科举中的主要科目。明经主要考经学，进士主要考诗赋。就科等而言，明经初高于进士，但以后进士却成为常科中最主要的科目。西州官吏中，由于材料有限，尚未见到制举和进士及第者，但有明经科举及第及武举者。
由科举明经入仕的除上举裴行俭以外，还有唐休璟。唐休璟是永昌元年(689)、长寿元年(692)的西州都督。《旧唐书》本传载：“唐休璟，京兆始平人也。曾祖规，周骠骑大将军、安邑县公。祖宗，隋大业末为朔方郡丞。时为梁师都举兵，将据城，宗抗节不从，乃为所害。休璟少以明经擢第。永徽中，解褐吴王府典签，无异材，调授营府户曹。……垂拱中，迁安西副都护。会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总管、文昌右相韦待价及副使阎温古失利，休璟收其余众，以安西土。迁西州都督。”可见唐休璟曾祖规、祖宗曾仕周、隋为官，但休璟并未享受门荫，而“少以明经擢第”。其无门荫，当系其父为隋朝之官且官阶不高，又早亡之故。《右仆射太子少师唐璇神道碑》对其出身载之较详：“公初髫而孤，入则孝，出则悌，承于母兄之旨；及冠而立，学以聚，问以辨，从于师党之言焉。张嘉运先授于《易》，森然可见者万象；贾公彦次授于《礼》，坦然可观者百度。射策高第，初补吴王典签。”这里所谓“初髫而孤”印证了休璟父早亡的状况，所谓“射策高第”则补充了休璟“明经擢第”的等级。《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记载明经有甲乙丙丁四个等级：“明经，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从九品下。”但《通典》谓“自武德以来，明经惟有丙丁第”，即实有两个等级。有学者认为，《通典》所说符合事实，“明经授阶多为从九品上之文林郎……未见有明经授予从八品下之承务郎（除非再加上门荫或功勋等其他品阶）”，“所谓‘高第’云云，不过是誉词而已”(16)。不过，从休璟明经及第后“永徽中，解褐吴王府典签”来看，亲王府典签职官品为从八品下(17)，所授职事官不低，而休璟既无门荫又无功勋，应是科举等级较高所致，否则何以授从八品下之职官？总之，他是科举考试入仕者(18)。休璟以后历绵州巴西尉、同州冯翊主簿，因“弗之好也”而从军；又因“尤谙练边事”，垂拱中迁安西副都护及西州都督。以后官至夏官尚书（兵部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知政事，成为有唐一代名相。
由科举明经入仕的还有元载。元载大约是至德年间(756-757)或乾元元年(758)的西州刺史。《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载：“元载，凤翔岐山人也，家本寒微。父景升，任员外官，不理产业，常居岐州。载母携载适景升，冒姓元氏。载自幼嗜学，好属文，性敏惠，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家贫，徒步随乡赋，累上不升第。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载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代宗即位，（李）辅国势愈重，称载于上前。载能伺上意，颇承恩遇，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历八年，蕃戎入邠宁之后，朝议以为三辅已西，无襟带之固，而泾州散地，不足为守。载尝为西州刺史，知河西、陇右之要害。”云云。可知元载出身寒微，自幼嗜学，博览群书，虽然科举屡试不第，但天宝初年(742)，在玄宗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的科举考试中一举策入高科，从此获得参选资格走上仕途。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八将这次考试称为“明四子科”，系时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并将元载列入其中。明四子科乃为道举，是科举制明经中的一个科目。“道举也是从明经派生出来的一个科目。它是在社会上道家思想影响日益扩大，道教日益盛行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9)元载因为少时“尤学道书”，因而得以在这次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元载首授邠州新平尉，以后历任地方官、中央官，大约在肃宗时至德年间(756-757)或乾元元年(758)任西州刺史，以后官至宰相，权倾一时(20)。
西州官吏中武举出身的有阴仁协。北图新0698《金刚经》尾题载：“大唐永隆元年四月卅日，武举左领军卫前庭府左果毅上柱国阴仁协尊造。”(21)明确记载阴仁协是武举出身的前庭府左果毅都尉。不过，据史书记载，武则天长安二年(702)乃设武举。如《资治通鉴》卷二○七载：长安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设武举。”永隆元年(680)应无武举。这里有三种可能性：一是永隆元年前有武举，史书记载错误；二是北图新0698《金刚经》尾题记载错误；三是此武举非彼武举（不是正式立为科举科目的武举），而是以武取士。我们认为，轻易怀疑史书记载不可取，何况《通典》、《唐会要》、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玉海》有关记载基本一致(22)；说阴仁协在金刚经尾自书出身有误，似乎也很难说得通；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合适，毕竟“以武艺取士的做法，先秦时已出现，在秦汉仕进制度中就有了明确记载”(23)，“作为一种举目的正式设立，则始置汉代的察举制。……唐代的制举直接与武选有关的科目，如‘武足安邦’科、‘智谋将帅’科、‘堪任将相’科、‘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等。”(24)《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其外，又有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似乎也把武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起于武后之时”（这一阶段有武举之事，但未形成制度）；第二阶段是“长安二年，始置武举”（这一阶段武举已形成制度，已作为科举中的科目）。高宗永徽六年(655)至中宗继位（嗣圣元年684)之前是武后时期，此后乃武太后时期，载初元年(689)至长安四年(704)，是武则天改唐称周自称皇帝的时期。北图新0698《金刚经》尾题的时间在永隆元年，恰恰在武后时期，正好与武后时已有武举之事的记载相印证。长安二年以前武举的真实情况或许还需要更多史料的证明，但这里可以暂按阴仁协自己的说法，列作武举者(25)。
三、勋官出身
勋官是授予有军功者的官号，也是一种出身，一种入仕的途径。《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载，勋官等“亦有番第，许同拣选”。《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谓：“凡勋官九百人，无职任者，番上于兵部，视远近为十二番，以强干者为番头，留宿卫者为番，月上。外州分五番，主城门、仓库，执刀。上柱国以下番上四年，骁骑尉以下番上五年，简于兵部，授散官；不第者，五品以上复番上四年，六品以下五年，简如初；再不中者，十二年则番上六年，八年则番上四年。勋至上柱国有余，则授周以上亲，无者赐物。”皆记载勋官通过番上，经兵部考试合格后，可以授散官，乃至职官。
唐西州官吏中有勋官的人很多，是应该有以勋官进入仕途的。关于西州勋官的仕途问题，笔者有专门文章考论，笔者以入仕与否，将西州勋官分为两大类，又将入仕勋官按所拥有的勋、散、职、爵不同而分作五种类型。详细情况请参看拙文《唐西州勋官仕途考论》(26)，此处不拟多论，仅概要说明，并举一、二例以证西州以勋官仕进者。西州是唐朝经营西域的主要根据地，西州人参加统一、保护西域的战斗机会很多，因此获勋官的人数很多。西州共有四个折冲府，这四府中的中低级官吏主要都是本地人，这些中低级官员基本上就应该是从立有战功获得勋官的人中选拔出来的。如汜大师就应是其中的一位。《唐汜大师墓志》载：“西州前庭府校尉、上柱国汜大师墓帜。君讳杰，字大师，高昌人也。禀性英嶷，猛毅发于弱令（龄），恭慎天生，忠孝光于盛岁。属以吐蕃中乱，奉命行诛，频经龙战之欢，庶展鹰鹯之力，以身殉国。”(27)可见汜大师是高昌本地人，弱龄即参战而以勇猛著称，盛年以效忠国家而美名彰扬，勋官已达上柱国（勋官最高一档，十二转，视正二品）。据《新唐书》卷四六《百官》一记载：“战功则计杀获之数。坚城苦战，功第一者，三转。出少击多，曰上阵；兵数相当，曰中阵；出多击少，曰下阵；矢石未交，陷坚突众，敌因而败者，曰跳荡。杀获十之四，曰上获；十之二，曰中获；十之一，曰下获。……凡上阵：上获五转，中获四转，下获三转，第二、第三等递降焉。”可见一次最高战功（上阵上获）可获五转，上柱国为十二转，正常情况下起码得有三次较高战功才能达到这个勋级。汜大师的上柱国是经历了多次战斗立下多次战功而得不言而喻。他的职官前庭府校尉（从七品下）(28)，也应是在勋官的基础上授予的。虽然墓志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但是根据制度和实际情况推断，他是勋官起家者应该大体不误。上骑都尉前庭府队正汜建、上柱国天山府校尉张君行大约与汜大师同类(29)，不赘举。
四、流外出身
《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载：“凡择流外职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三曰时务。其工书、工计者，虽时务非长，亦叙限；三事皆下，则无取焉。每经三考，听转选，量其才能而进之；不则从旧任。（其考满，有授职事官者，有授散官者。）”又载：“近革选，限□考六上入流。每府史三考、令史两考听转选，续前劳也。”可见流外官三考或六考后，可以量其才经考试后授散官或职事官，它是唐朝入仕的途径之一。不过，同书同卷同条又载：“凡未入仕而吏京司者，复分为九品，通谓之行署。其应选之人，以其未入九流，故谓之流外铨，亦谓之小铨。其校试铨注，与流内铨略同。（谓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子及州县佐吏。若庶人参流外选者，本州量其所堪，送尚书省）。”谓州县佐史与品子等参选的是流外铨，他们本身并不是流外官。那么，地方政府中究竟有无流外官，哪些人属于流外官？这个问题成为我们论述流外入流之前，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在地方政府中，由于《北庭都护府流外官》文书的出土，可确定都护府的府史是流外官(30)。但州都督府中的府史是否属于流外官？因史无明载，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31)。笔者曾经说这个问题以后讨论(32)，但近来重新思考，认为都督府应与州县不同，而与都护府相似，都督府中的府、史应属流外官。理由有三：一是就称呼而言，都督府与都护府皆称“府、史”，而不同州县称“佐、史”；二是就管辖的范围而言，一般都督府皆管数州，亦与都护府相似，而与州县不同。唐前期都督府有几种类型，或管正州，或兼管羁縻州，但一般说来，所管州都比较多。如《唐会要》卷六八“都督府”条载：“武德七年二月十二日，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管十州已上，为上都督府，不满十州，只为都督府。”以管十州为界线，分上都督府、都督府，可见管州之多。兼管羁縻州的都督府领州则更多，据刘统先生统计，营州都督府管羁縻州府约四十个(33)，马驰先生统计：“一个不算太大的幽州，竟容纳了突厥、沫揭、奚、契丹、杂胡、室韦、新罗等至少七个民族数十个部落和二十一个侨治蕃州。”(34)唐初只管一个州的都督府则很少，据严耕望先生研究，只有胜州、丰州、嶲州和轨州(35)。严先生此文据《括地志》而作，《括地志》又“据贞观十三年大簿撰成”，因此未将西州计算在内。如果将显庆三年所置西州都督府计算在内的话，大约也就五个都督府。这个情况或许以后还会有变化，但总的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三是西州都督府府史有厨食、请粮，还有“府史田”（职田），大约还有纸笔料钱(36)，等等，这些与州县纯粹的职役只能复除赋役，亦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从称呼、管辖范围及待遇这三方面情况来看，都督府应与都护府相同，府史应属流外官。
西州由流外出身进为职事官比较典型的是张光辅。张光辅开元十八年(730)为西州都督府仓曹府史，乾元二年(759)升为西州仓曹参军，详细情况请参见拙著《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37)，此处不赘。可明西州有流外出身进入仁途者。
综上所述，唐代官吏入仕的四种途径西州大体上都存在，西州作为唐朝的一个组成部分，官吏的选任权掌握在中央。从这四种途径看，初期，门荫制度力量比较强大，门荫出身的官吏比例较高，以后，科举制度的势力越来越重要，贫寒之子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勋官出身入仕的人不少，这是因为西域的战争比较频繁，立功建业的机会多，仕进较容易。流外入流意义很重大，西州都督府流外入流，对于以前不太清楚的理论问题，如地方政府有无流外，地方政府府吏能否入流，都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说，超过了西州地方铨选本身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7-12-13
注释：
①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2-445页）列有五种，除上述四种外，还有伎术出身。由于伎术出身大体属于流外入流，此处不专列。
②宁欣先生指出：“门荫与科举历来作为两对立物而相提并论，其实，二者亦存在相互联系与相互渗透的关系。科举入仕者在两个方面受到门荫特权的影响：一属间接性质，即凡中第者，祖父辈的官品、权势、政治背景往往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一属直接性质，……凡本荫高者明经及第，可以比同等第而无荫品的漈举子高若干阶，以更有利的条件参加铨选。……门荫入仕者则在层层简试这一环节上体现出科举平等竞争、考试择人原则对其的制约。”其言极是。见其著《中华文化通志·选举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③有关唐代铨选制度的研究中，一般皆将斋郎、挽郎直接列为门荫范围，吴宗国先生认为斋郎、品子与门荫相联系，但与前二类还有区别。说之有理，从之。见吴著：《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19页。不过，吴先生未将“挽郎”列入其中，今补之。
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49-450、802、975-976页。
⑤《辞源》解释“释褐”为：“脱去布衣，换着官服，即作官之意。”“解褐”与“释褐”意同。
⑥(14)《唐代墓志汇编》，第802，975-976页。
⑦《唐六典》卷二五《诸卫府》。
⑧(27)(29)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639，657，554、577页。
⑨《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光禄大夫”下注：“隋为正二品，散官。炀帝改光禄大夫为从一品，左光禄大夫正二品，右光禄大夫从二品。”
⑩《新唐书·选举志》下。
(11)载《全唐文》卷二二八，又载《张说之集》卷一四。
(12)左右屯卫为隋炀帝时名称，唐朝因之，龙朔二年(662)改称为左右威卫，属十二卫建制。仓曹参军乃正八品下。
(13)又见鲁才全：《〈盖蕃墓志〉考释》，《魏晋南北朝资料》第7辑，1985年，第32-39页。
(15)《新唐书·选举志》云：“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举。”《通典·选举三》说“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由是废绝”，系时太早。《登科记》中有永徽二年的秀才。
(16)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4-25页，明经及第后须经过吏部关试后成为吏部选人，再由吏部根据科举等级授予文散官及职官，成为唐朝正式的官员。
(17)《唐六典》卷二九《诸王府公主邑司》。
(18)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所谓关试，就是礼部把新及第的举子移交给吏部，再由吏部以考试方法接纳这些举子为选人的一种形式。”第1页。
(19)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35页。
(20)元载历官详见新旧《唐书》本传，此处不赘。
(21)池田温先生：《中国古AI写作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233页。
(22)仅《旧唐书·礼仪志》载为长安三年：“则天长安三年，令天下诸州宜教人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例申奏。”当为二年之误。
(23)许友根：《武举制度史略》，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24)宁欣：《中华文化通志·选举志》，第360页。
(25)出土文书有西州武举的相关记载，如阿斯塔那518号墓所出《唐试弓马改官牒》载：
(1)敕：合试弓马改官，其牒今［
(2)品及魏宣慈等，于石舍读当。
(3)将来石舍，家口云，上函抄递
（中缺）
（后缺）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321页）
此牒即有“敕合试弓马改官”之事，并有“上函抄递送其［ ］当石舍［”之谓。按石舍为西州军镇（大谷3472中即有关于石舍镇的记载）。题解谓：“本件纪年残缺，背面用作神龙二年(706)某县事目，故本件当在此前。”是神龙二年(706)前，唐武举的敕令已传达到西州，并通知到军镇。
(26)《唐西州勋官仕途考论》，《吐鲁番学研究》待刊。
(28)《旧唐书·职官》一载：“武德令，诸府校尉，正六品下也。”从第七品下为武德后之品级。
(30)载罗振玉：《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丛刊初集》第7册，第395-396页。
(31)如叶炜先生谓：“数量巨大地方佐史等胥吏就不属于流外官。”（《试论隋与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文书胥吏的组织系统》，载《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王永兴先生谓：“县录事无品为流外官，史汜艺及另一录事张和佐也都是流外官。”（《关于唐代流外官的两点意见：唐流外官制研究之二》，载《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第6-14、5页）
(32)(37)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8、189-199页。
(33)《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34)《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3页。
(35)《〈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2-166页。《括地志》记贞观十四年建西州都护府，误，应为安西都护府。严先生承之亦误。
(36)大谷2845号《西州高昌县佃人文书》第1-4行有“西县公廨佐史田”的记载，第5行有“县公廨佐史田拾亩 佃人汜义感 东康多允 西康倚山 南渠 北渠”的记载，第6行有“县令田贰亩 佃人奴集聚 东县公廨佐史田 西安文通南渠北宋神沱”的记载，这些都是有关府史（佐史）职田的记载（载《大谷文书集成》1，京都：法藏馆，1984年，第113页）。关于料纸钱，参看拙作《西州城傍朱邪部落》，2001年中外关系史研究会昆明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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