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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4)03—0084—11
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一些高度抽象系统的一般永恒性，历史只是作为一种证据在起作用。并且新古典经济学不考虑时间和地点，提供的是一种非历史的经济规律，因而它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演化过程，同时，他们认为外部冲击造成危机的观点也是过于肤浅的。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生产相对过剩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是危机一再发生的根源，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这种观点轻视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的变迁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进而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一定的改良。
研究应当从经济史的维度出发，思考长期的历史，将经济的历史特点与经济理论相结合，来理解现实问题。关注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特别是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变化，寻找历史与理论、社会结构、制度变迁和经济规律性之间广泛的相互作用。[1]众多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中，劳资关系的变迁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的货币政策加重了1929年的危机，但不是导致危机的原因，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还是大生产与竞争性的工资关系之间的矛盾。应当以劳资关系的变迁为切入点，深入分析由劳资关系的变化引起的经济、社会的变迁。2008这场危机也是如此，由乔治·布什发起的通过信贷为所有人提供住房的行政计划，鼓励了以金融促发展的运动，放纵的信贷似乎成为工资收入的替代品。从历史的视角分析经济结构、制度变迁，尤其是社会—政治联盟、金融体制变迁为金融家带来巨大的权力，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危机产生的原因。
二、1945-2008年美国社会——政治联盟的变迁
20世纪60年代，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崩溃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较低。1970-1985年，生产扩张累进地消耗资源，引发了更大范围的积累体制内的激烈竞争和逐渐扩大的不平等。1986-2008年，尤其是对非特权阶层而言，信贷逐渐取代收入，这一变化成为以金融为主导的积累体制的潜在基础。
(一)20世纪60年代：管理者与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实质性的妥协
上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发生后，罗斯福新政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影响遇到了政治障碍，以至于危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得到解决。在此情况下，大生产的潜力得到加强。经济的强劲增长之所以能够随后得以恢复，主要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两种妥协：一方面，进步主义的企业家与工会之间为了分享增进的红利而达成妥协(如图1)，也就是按生产力收益的比例将工资定级制度化；另一方面，《退伍军人法案》促使美国年轻人进入大学接受教育，这是福特主义妥协的延伸。
在资本市场方面，受到高度管制的、分离的银行体系对用于投资和消费的信贷配置起着主导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保持稳定。凯恩斯革命和国家干预采纳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福特主义的资本—劳动妥协引致了近乎充分的就业，既带来高水平的利润，也带来劳工阶层生活水平的累积性提高。这一体制扩展到其他地区，并从战后一直持续到1971年，许多人以为这一体制会永久地持续下去。[2]即使在20世纪70—80年代，工会和左翼党派仍然梦想着恢复这种模式，他们认为是自由放任的理论和政策对这一模式产生了挑战和侵蚀。事实上，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正在对劳动者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图1 工资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妥协
(二)20世纪80年代：国际竞争弱化了工资劳动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随着本国市场逐渐饱和，以至作为现代生产体系的核心的企业无法获得递增的规模报酬时，便开始走向世界市场。这是对福特主义妥协的首次攻击，工资从按生产力收益比例制定转变为由世界市场制定，就业必须对不稳定的出口(而不是稳定的本国消费)做出回应。从国际贸易理论上说，国外的竞争会对本国的劳动产生一定的挤压。当新的工业化国家采取了出口导向的策略时，资本主义“工资的铁律”①重新开始产生深刻的影响，工资仅能维持工人最低生存的需要(如图2)。
面对开放的世界经济，生产工人不得不接受停滞甚至下降的实际工资。价格调节使得工人的购买力得到部分恢复。例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在发达国家引发了去工业化的过程。它通过降低耐用品的价格来维持终日劳动却无法摆脱贫困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作为工人参与国外竞争时，人们可能蒙受损失；然而作为消费者时，他们可能获利。这一新的政治和制度构架与福特主义不符，并且引致一个新的积累体制，沃尔玛可以作为一个例证。作为零售业的运营商，沃尔玛建立在一个将世界生产网络、工资—劳动关系分割化和个性化、本国和国家水平上更强竞争三大要素有效联系的互补机制上。
在这一新的体制中，大部分工资劳动者被排除在支配领域之外，他们只有作为消费者的时候才能够重新进入这一领域。长期的工资停滞意味着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只有依靠家庭成员更高的劳动市场参与、更长的劳动时间和对消费信贷更大程度的依赖来维持。[3]
图2 管理者与工资劳动者开始分离
(三)20世纪90年代：金融扩张的固化
全球化并不是唯一对工人的议价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由于废除了对金融的规制，金融家开始在美国推行金融革新(例如养老基金、金融衍生品、金融互换和资产证券化等)，并传播到许多国家。这赋予了金融家强大的配置资本的能力，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投资回报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5%增加到21世纪初的近16%。
这产生了一个悖论，原来假设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能够规制管理者。但事实上它却使得管理者和劳动者相分离，股票的增值、CEO与企业高管薪酬的爆炸性增长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产生了极端的结果：如果利润低于市场预期，管理者就会产生解雇劳动、重新构建工厂并取得工资妥协。由于其流动性不受到任何挑战，金融通过将自己的逻辑强加于劳动和福利体系而开始具备支配地位(如图3)。
图3 投资者与管理者的联盟
这一新的架构与福特主义相异甚远。在福特主义时期，高额的利润是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结果，金融只是附属的角色。工人集中的讨价还价克服了由劳动市场施加的竞争压力。工资按照生产力增加的比例制定，并与消费者价格相挂钩。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自由化、分散化和个人劳动合同等一系列过程，这些过程引发工资劳动者薪酬的分化。
世界经济的开放和金融的发展都导致了这一分化。不同的机制在这里起作用。首先，股东的利益要求对劳动力成本迅速做出调整并降低报酬；其次，在高技术和金融部门的管理者与工资获得者通过公司在股票市场中的估价获得利润分享，与过去一样，金融自由化伴随着财富的集中。在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共同作用下，21世纪美国人口中前10%的群体集中的收入达到了1929年股市崩溃之前的水平。
同样的，由于产品和劳动市场去除管制、金融的扩张，导致银行破产越来越多，从而引发了金融系统不稳定。逐渐扩大的不平等和金融的脆弱性开始相关，尤其是当实际收入下降时，家庭负债相对于GDP的永久增长却带来消费的增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预期与对无止境财富的期望控制着配置到实体经济的资本并且能够解释宏观经济的动态变化。越是完全地采取金融主导的体制，结构性变迁就对劳动产生越为不利的影响。通过这样的方式，劳动逐渐丧失了支配地位。
事实上，工资劳动者有多重并可能相互矛盾的目标。例如，随着养老金改革，除当前的工资收入外，工人还考虑到他们的金融财富。如果工资的减少能够促进高利润，股市能够上涨，那么个人的经济地位就会提高，他们就能够去银行获得信贷来购买工资支付不起的耐用商品、汽车和住宅。新积累体制不带有任何福特主义的特点。在21世纪，美国、英国、爱尔兰和冰岛的工资收入者开始将自己转变为典型的庞氏投机者——购买一套自己支付不起的住宅，并期待着在价格上涨时将其出售。
上述历史变迁的结果是，CEO与金融家薪酬的爆炸性增长，管理者与工资劳动者的利益发生分化。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前100名CEO的平均薪酬大约为130万美元，而劳动者平均工资为4万美元左右。[4]自1975年开始，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没有增长，但CEO的薪酬持续增加，到1999年达到4千万美元(如图4)。
图4 逐渐扩大的CEO与工资劳动者报酬之间的差距
数据来源：Average Wages of Full-time Employees Are from National Income Accounts.
CEO的薪酬在1995年以后至美国金融泡沫开始以前再次上涨。这些数据表明了美国社会具有支配力量的社会团体的变化。美国的CEO从国际竞争施加的威胁中获益，并从金融化产生的结果中获益更多。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永久性工资收入者中的精英。在德国和日本，CEO仍然认为自己是工资收入者中的上层。在美国，CEO实际上是金融家联盟的一部分，金融家以股东的名义控制着CEO。CEO与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联盟使得工资获得者不得不适应劳动市场的新浪潮(如图5)。比如，为了稳定公司的回报率和维持他们自身的工作，工人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工资—劳动关系发生变迁，金融攫取了大量利益。首先，现收现付制的养老金计划使大量的储蓄进入了股票市场，这便在美国推进了金融主导的经济增长体系的建立；其次，为了弥补温和的工资增长，工人们接受多样的利润分享计划，甚至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期权。
图5 股东价值：华丽的说辞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换句话说，1945-2008年这一时期劳资关系的变迁，主要表现为工人的议价能力随着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相对独立和资本国际化水平的提高而变得越来越弱，工人工资与CEO薪酬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工人相对贫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受到限制，资本积累需要消费信贷的支持，反过来又为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金融部门的权力与危机
(一)金融部门获得独立性和自驱力：权力的来源
金融部门的价值来源于实体部门。起初，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的互动较为紧密，随着金融的发展，投资银行逐渐占据支配地位，越来越复杂的数理金融模型得到运用，但缺乏对利润可靠性的再评估。CEO的报酬激励促使他们偏好过多的风险，华尔街的政治游说、金融家与政治家相互勾结逃避规制，美联储成为金融业风险的最终担保人，这就产生了一种延长风险策略的激励，并且刺激了短期的利润，同时将风险外部化至较弱的参与者身上。中央银行坚持零利率以刺激信贷市场恢复活力，阻止股市崩盘，支撑GDP、金融利润和最富阶层财富的积累。
1.20世纪60年代：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系统。
在战后的增长体制中，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大部分依靠受到权威部门控制的银行信贷来完成。在信用关系方面，尽管存在信息不对称，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还是能够形成长期承诺的基准利率。金融市场的发展将对信贷的监管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人参与者，权力的重大变化由此发生。
2.20世纪80年代：直接金融取代间接金融的主体地位。
资本市场的资金通过三种方式提高了金融的权力。首先，证券的所有者具备在任何时点买卖证券的能力。这便是直接金融内在的灵活性。证券的这种可转换性产生了能够超越任何长期承诺的机会主义行为。灵活性和机会主义的特性能够保证投资者及时退出市场，并在金融市场获得话语权。这与信贷关系相比确实是极大的优势。由于投资者能够在任何时点出售证券，他们能够从自由的买卖中或从长期持有公司股票的策略中获益。金融市场的供求必须保持平衡的内在要求，使得任何改革和信息迅速体现在资产价格的评估中，从而使得更大范围内的市场和资产被纳入最优化过程。金融市场的灵活性、机会主义，以及最优化更大范围内的市场和资产的行为，这些就是产生庞大金融权力的结构性根源。
3.20世纪90年代：金融的相对权力转变为绝对统治。
上述三种机制还不足以导致重大的金融危机，金融的相对权力转变为绝对统治是金融自由化和技术变迁的结果。只有制度变迁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刺激金融市场的灵活性、机会主义，以及最优化更大范围内的市场和资产的行为时，这三种机制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变化才开始变得至关重要。
伦敦欧元市场的创建标志着金融权力开始显现。这是大型美国企业规避他们认为过于严格的本国金融规制的结果。与被限制在特定领土辖域内的公共权力机构相比，私人部门的去本土化能力为其带来了红利。这种红利甚至超过了生产资本。二十年之后，大多数的政府开始自由化本国的金融市场以吸引国际资本。[5]这种行为产生了两种影响，一方面，它促使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在金融调节和改革方面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它弱化了国与国之间关于资本利得税的议价能力，原因在于重新分配和吸引纯粹金融所得的威胁开始变得可信。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家在世界范围内最优化资产回报率成为可能。
对金融体系的调节被架空，私有化改革开始繁荣并不受规制。人们开始普遍相信私有财产权利的主动权和自我调节市场的效率。金融从这种转变中获益颇丰。国家失去了阻止投机扩张和防范危机的关键工具。美国权威机构认为金融部门会评估他们承担的风险并建立可靠的模型以避免破产；金融再调节中衍生出的高技术金融产品(期权、互换、资产证券化等)也会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我调控。[6]在21世纪，许多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认为他们能够自行创造流动性以减少对中央银行的依赖。但是，当房地产投机的浪潮席卷开来时，大多数市场的冻结揭示了只有央行印制的货币才是流动性的最终来源。
事实上，长期来看金融利润还是只能来源于生产资本的成功运营。这里存在的一个悖论是，金融资本不间断地追求资本利得会对实体经济的活力造成损害。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差异见表1。
即时金融交易忽视了生产性企业的惯性。如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的观点，非金融企业并不能像金融企业所要求的一样，快速地组织起来。金融市场的魅力还在于它的可逆性，处在高位的资产价格可能像其急剧上涨一样，在顷刻间崩溃。不幸的是，最为基础的工业部门通常是不可逆的，原因在于生产性投资的回报在中长期才能收回。破产就是这种不可逆性的昂贵代价。金融的国际网络赋予金融国际的触角以最优化资产回报率，然而大多数非金融活动即使处在国际价值链条中，也都是地区性质的。这种不对称阻碍了地区企业和政府设计生存策略的能力。金融的这些特点给予机会主义大额奖励，相反，生产领域的劳动分工需要某种程度的合作，给予合作以奖励。
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这些差异表明一个事实，美国从2010年开始出现利润回升，但生产资本的积累并没有恢复。相对安全的金融资产的回报率仍然超过了大多数产业资本的利润率。此外，金融改革尤其是证券化的普遍发展恶化了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之间的差距。金融工程师设计复杂且具有高风险的金融模型，将风险转移到信息不足的参与者身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在过去，国家能够控制金融；而从21世纪开始，金融家具有监管经济政策和国家特权的力量。
(二)金融—政治结盟与结构性危机
金融资产、金融市场的特性使得金融体系自身具有制造投机泡沫、追逐高额利润的不良激励；同时金融资产的特点与金融—政治联盟赋予金融以不平衡的权力与不受控制的统治地位，这些权力与地位带来的金融霸权便是危机产生和爆发的根源。
1.金融系统内部产生的不良激励。
金融的自驱力赋予了金融不平衡的权力，也在金融系统内部产生了不良的激励。现代金融理论和复杂的风险评估方法断言说已经降低了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中央银行家也假定自己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了经验，然而，他们却将1929年10月的华尔街股市崩溃转变为累积性的、通货紧缩的经济萧条。由此，格林斯潘表达出对这种“令人震惊的骗局”②的理解，强调当前危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一个世纪应该只会发生一次。一方面，资产证券化被假定能够分散和降低金融资产质量恶化而引发的风险；另一方面，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快速回应——为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注入充足的流动性——被假定足以阻止资产价格下跌和一系列破产的恶性循环。
恰恰相反，正是那些熟悉自郁金香事件③以来金融危机的历史和伴随金融自由化、金融改革而连续出现金融事故的那些人，预测到了当前的金融危机。
1987年10月19日的华尔街股市崩溃表明，能够使交易策略同时进行的计算机程序具有不稳定的特性。长期资产管理公司的崩塌也发出了警告。它表明进行具有高杠杆率风险管理的现代统计技术并不能应对未预期到的事件。例如，安然(Enron)公司的丑闻就源于为了逃避规制和监管而进行密集的游说活动后，市场对单个公司能源衍生品的关注；银行与Northern Rock公司的冲突也表明将传统的抵押贷款与密集使用债券相混合可能放大金融的脆弱性，进而影响整个经济体系。
美国的权威机构将这些事件理解为“事故”，认为能够被部分CEO、CFO的贪婪、不理性、缺乏透明程度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所解释。《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④被假定能够控制金融化带来的投机行为。格林斯潘持续的货币政策允许低的名义和实际利率，由此产生过多的流动性促进了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自然资源领域的投机。中央银行家知道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大萧条，却坚持在市场崩溃后为交易者提供流动性以防止下一个萧条是十分必要的。
金融改革产生了包括金融衍生品、互换合约、期货、保险在内的金融产品金字塔。这对于金融体系而言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当处于金字塔底部基础的金融工具产生问题时，美国的金融体系瘫痪，导致次级衍生品市场冻结，并产生对银行内部信贷与对实体经济信贷的影响。缺乏责任的信贷合约以金融家不能够评估他们高度复杂的衍生品而告终。金融家们不再能够回答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问题：“谁欠谁多少”。市场中的债务债权关系纷繁复杂。
从2007年3月到2008年9月，资产贬值仅发生在金融体系内部。从2008年10月开始，这一破坏已经渗入了实体经济。住宅消费、非金融公司的利润和就业均开始下降。第二轮的结构性危机影响了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增长体制的核心：该增长体制的动力与金融改革相联系，金融改革使得家庭在实际收入温和增长的时候依然能够获得信贷。危机开始后，丧失抵押品的赎回权、对信贷风险的再评估、缩减对美国家庭的信贷规模等共同引发了持续的严重的萧条。
如图6所示，金融改革促进了金融自由化，并产生了多种金融衍生品，提高了金融市场的灵活性，滋生了机会主义行为。金融家与政治家不断勾结使其逃避规制与监管，持续地追逐伴随着高风险的高投机利润，次级贷款和在次级贷款基础上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由此产生。中央银行的低利率为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金融改革、次级贷款造成了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滋生了大量投资泡沫。金融体系内部能够产生追逐过高利润、制造投资泡沫的不良激励。
图6 导致危机的金融不稳定机制
2.金融霸权是危机产生和爆发的根源。
金融霸权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及其导致危机的机制可以归纳为：
第一，在公共调节方面，权力部门不对新金融产品进行公共调节，投资银行被排除在公共管制之外，进而引发了新型投资工具数量暴增，互相支撑的投资产品导致基础金融资产的质量持续下降，危机的程度难以预料。最后，公共权力部门没有相关的信息去进行救助，投资者对金融衍生品的质量完全丧失信心。第二，在会计系统方面，采用公允价值记账法使得由投机行为得到的收益被人为夸大，从而投资者仍保持着对次贷泡沫过度的信心，最终股价崩溃沉重打击了华尔街倒闭和被收购的那些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产生了对异质性产品的特殊估价方法，使得每个投资实体在金融体系中的位置越来越模糊，没有人知道债务人欠债权人多少，放弃承担合同中的责任导致了金融体系中混乱的劳动分工。第三，中央银行家作为金融的发言人，为对冲基金(包括期权、互换、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衍生品)提供便捷的信贷，保持低利率鼓励了投机行为，提高了金融所得的同时也增加了风险承担。第四，股票市场这一组织形式提供了短期交易的可能性，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股份的短期交易加重其衰落。在这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危机产生并爆发。
四、如何解决系统性危机
(一)经济利己主义可行性的政治基础：政治与经济的联结互动
只要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共同体，而不是受自我利益驱动的个人的集合，政治和经济就从结构上缠绕在一起。经济学教条的历史和重大危机暗示了经济社会变动长波的存在。一代人遭受到由于市场力量释放而引发的经济崩溃，随后管理和制度的发展阻止了这种戏剧性片段的重复。调节起初是成功的，但过多的调节又导致了新的危机。起而代之的自由放任体制最终创造了结构性危机。
如果放弃认为市场是自我组织并能够自我实现均衡的假设，那么开始的基本假设就应当是，如果缺少公共权力结构的控制，金融是不稳定的。任何金融改革都会产生投机泡沫并以泡沫的破裂而告终，这一过程还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高失业等巨大的成本。相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紧随的时期表明在金融部门风险控制的制度设计下，银行危机几乎消失，并且保持了资本配置的效率、高增长和高利润率。这就意味着，政治组织可能以某种方式组织经济运行，进而使得平衡政治力量与动态调整经济活动同时进行。
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解释了现代社会和社会经济体制多样性的演变。这就引出了民主的特点，可以将民主水平定义为，一方面是国家对于公民需要的回应；另一方面是有效的决策和公共干预(如图7)。从时间维度上说，将民主的特点、公共干预的形式与积累体制相联系是可能的；从地理维度上说，政治组织和经济的相互依赖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多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源于工业革命并在当今世界继续共存。市场主导的资本主义建立在几乎所有相关社会领域确立市场机制的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上，这类国家的典型代表是美国。中间社团资本主义将传统的社团关系从家庭和地区推广延伸到大型联合企业，这类国家的典型代表是日本、韩国。国家主导资本主义，嵌入组织机构内的国家调节以某种制度的形式发挥作用，这类国家的典型代表是意大利、法国。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是参与制度形成的组织与再组织的共同行动者进行永久性磋商和谈判的结果，这类国家包括丹麦、芬兰、瑞典。不同的国家，其政治经济关系相异。
一个民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其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关系展现出广泛、平等、受保护和相互约束的特点。社会民主体制可以被定义为国家与公民之间高度的政治联系，这一体制关注福利、价格稳定的市场组织和主要的社会问题。民主调节不起作用，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联结与互动，使得政治家与金融家相互支持，这一过程反复进行，无法触动导致危机的根源。
图7 政治与经济领域的互动
(二)将金融重新嵌入现代社会
政治与经济一方面是相互连接、彼此互动的，表现为国家成为一个共同体，政治和经济从结构上相互缠绕，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相互勾结，难以触及危机的根源；另一方面，政治也是独立于经济的，政治可以作为经济的控制者与管理者，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干预，调节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最终带领经济走出危机。
金融在当前经济和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对社会内部的结合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是不利的。当前的补救措施对恢复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无能为力需要对金融进行现代化的调节管理。这一任务并不是要回到金融市场的最优状态，而是设计出更具有恢复能力的体系。当然，这一任务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但主要的困难大部分在于政治。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能够重新获得对世界金融的控制吗？
1.利用典型的宏观管理工具防范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重大经济危机。
金融的宏观管理有两个重要的前提。第一，不稳定性是金融的结构性特征；更进一步，金融家具有的根深蒂固的权力使得政府对金融的直接干预变得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权力部门在危机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可以采取强有力的反周期和反投机的政策来减少产生于金融领域的重大经济危机(如图8)。
图8 阻止金融危机的典型宏观经济工具和调节可能引发重大的经济危机
国家应当规划谨慎的宏观管理。相关的机构针对整个金融体系对投机扩散、泡沫破裂、逆向宏观冲击的反应进行压力测试。面对金融崩溃的风险，该机构在投资繁荣的早期应当有权利去增加资本要求。[7]
当然，货币政策也可以发挥作用。当资产价格的加速上涨不能被实际回报率的上升所解释时，应当提高短期利率。如果权力机构担心释放错误的警告而触发经济萧条的话，中央银行应持续对准消费价格通胀，但这可能提高银行的准备金率从而消除多余的流动性，并可能引发资产泡沫。
财政政策是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在美国的经济体系中，抵押贷款利息的降低产生了有利于贷款而不利于存款的差异。当家庭部门成为“庞氏投机者”时，可能危及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由此，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显现，并指向改革税收系统的要求。
总之，这一范式将经济带回到国家干预，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中力量强大的参与者会轻易接受过去二十年政策的戏剧性反转。因此，为什么不改革金融不稳定的内在源泉呢？
2.内部重构华尔街。
这种方法的基础是改革金融系统的报酬。抵押贷款的出售方得到的支付应当依据补偿流来确定，这就考虑到了贷款不能被偿还的风险。这一方法同样要求重新审视公允价值记账法。由于会计在众所周知的金融加速器之上引入了另一个加速机制，因而产生了资产泡沫和银行倒闭。应当回归到传统的利润衡量方法，采用历史成本的现代版本。类似地，禁止结构性投资工具和其他隐藏损失和成本、夸大和捏造利润的会计欺诈行为(如图9)。
图9 从内部重新设计金融、激励机制、会计准则和模型以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传统模型对现代数理金融模型风险评估的失败要求停止针对具体公司的评估。运用新的风险评估模型可以纠正传统模型的缺点：认识到极端事件的可能性、泡沫的内生性。微观水平的风险评估也非常重要，决不能将其留给信心满满的金融工程师和金融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
最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相互间日益依赖，这就需要对金融系统进行整体调节。华尔街的金融实体已经控制了银行，它们同样从储蓄保险、央行注入的流动性和财政部的信贷中获益。所以，它们必须遵从同样的报道准则、监督机制、信息透明度。重新设计国内金融及其激励机制、会计准则和金融模型，目的就是要大幅减少重大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危机的严重性。
3.倡导金融的公共事业性质。
利润动机对系列的金融危机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伴随着自由化和全球化，金融获得的权力赋予了位于社会金字塔最高等级的金融部门实施掠夺性策略的可能性。金融商品化导致了基本支柱——信任——的倒塌。一个完全不同的金融概念可能出现，银行和其他实体将会被要求作为社会的代表提供公共服务——使用信贷和资金。它们的管理体制将会给予每个利益相关者(贷款者、存款者、工资获得者、公民、社区和国家)，它们拥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以此来减轻利润动机的支配(如图10)。
图10 金融的公共性质、重新制度化工人权利和国际关系的新配置
信贷不能再作为低水平、停滞不前的收入的替代。应当加强实体企业内的劳动权利，可以通过改革非金融企业的管理，也可以通过资本报酬的公共控制来实现。最后，国外竞争的压力、资本的高流动性和伴随着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国家进入世界经济引发的过剩生产力使得工人议价能力日渐削弱。通过区域间谈判以规范国际竞争使国际化进入新阶段，这样，在没有明确集体规则的前提下，新体系比当前体系能够更好地为工人和公民所接受。[8]
五、结束语
回顾美国经济史，福特主义的黄金年代越来越显得只是一个例外。那个时代工人获得了不对称的议价能力，然而自由化也带来资本收入猛增，因而不平等的程度仍然是与20世纪20年代相当的，这就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福特主义结束以后，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与军事资本达到权力的顶峰。如果将民主定义为国家对公民的需要做出反应并且能够有效满足公民需要的过程，那么权力的相对集中对民主和经济的可持续性都是有害的。
金融自由化促进了金融创新，从而带动了公司信用的繁荣，产生了大量的投资泡沫，并且这些投资泡沫逐渐从实体部门蔓延至家庭部门。为了阻碍投资泡沫破裂，包括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一系列的金融部门参与到投资活动中。当抵押物贬值，最初的投资者无法偿还投资的借款时，投资的链条一环一环断裂，最终引发次贷危机。同时，自由化导致了公共债务金融化，即通过金融手段来满足国家、政府公共支出的需要。公共债务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促使公共债务快速增长。然而，当经济缺乏清晰的恢复迹象的时候，公共债务在这样的情形下是不可持续的，此时政府开始采取紧缩性的政策，导致公司、银行违约，进而又迫使国家和政府发行更多的公共债务以刺激经济增长。这样的过程循环往复，最终国家无法补救金融部门资产的亏空，投资链条断裂，危机爆发。
金融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和不平衡，这都是国际社会为稳定全球经济付出的代价。当前对金融的调控力度非常缓和，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游说集团力求使重新开启的调节不要影响他们过高的金融利润，这些金融利润是通过危险的产品获得的，就像次级贷款的证券化。事实上，保护雇佣劳动者的权利更值得政府和国际组织关注，因为他们的弱势仍然具有引发重大不平衡的危险。
现有的许多研究将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相互孤立，然而经济学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是紧密联系的。应当将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部分有机结合与沟通，寻找历史与理论、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规律性之间的某种更广泛的相互作用，用交叉的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此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内容翻译整理而成，经作者授权刊出，法国巴黎。
①工资铁律是一条关于劳动市场的经济学定律。它声称实际工资处于长期将永远倾向接近于仅可维持工人生活所需的最低工资额，因此这个理论也称为工资的最低生存说。
②见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08/oct/24/economics-creditcrunch-federal-reserve-greenspan。危机发生后，作为解除管制的强烈支持者，格林斯潘承认其对银行业不干预的方法产生一部分的错误，银行信贷危机使他处于一种“令人震惊的不信任”状态中，人们认为他制造了“令人震惊的骗局”。
③16世纪中期时，郁金香从土耳其被引入西欧，当时量少价高，被上层阶级视为财富与荣耀的象征，投机商看中其中的商机，并推动价格上涨。1635年，炒买郁金香的热潮蔓延为全民运动，人们购买郁金香已经不再是为了其内在的价值或作观赏之用，而是期望其价格能无限上涨并因此获利。1637年2月4日，郁金香市场突然崩溃，六个星期内，价格平均下跌了90%。郁金香事件，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经济。
④安然为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于2001年12月突然申请破产保护，此后，公司丑闻不断，特别是2002年6月的世界通信公司会计丑闻事件，彻底打击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美国国会和政府加速通过了《萨班斯法案》，也称“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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