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传染性疾病与北美早期族群关系的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美论文,族群论文,性疾病论文,变动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11—029—037 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欧洲人将天花、麻疹、鼠疫、霍乱、伤寒、流感、肺炎、梅毒、胸膜炎、猩红热、腮腺炎、百日咳等各种传染病带到北美大陆，非洲黑人则带来了疟疾、痢疾、黄热病等传染病。根据人类学家亨利·多宾斯的研究，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北美印第安人经历了多达93次传染性疾病的爆发。换言之，“各种严重的传染性疾病，足以在土著美洲人中引发重大死亡。在1520-1900年间，它们平均每四年两个半月就爆发一次”。[1]面对外来传染性疾病的巨大冲击，北美印第安人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哥伦布之前，墨西哥以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口据估算在100万到1200万之间，3/4的人口生活在当今美国境内，1/4生活在当今加拿大境内。这些数字对于考虑外来传染性疾病对北美土著社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印第安人口在1900年达到最低点237，000人。从750，000人(学界对接触前美国境内土著人口水平的最低估算)降低到237，000人，下降幅度为68%，颇具悲剧性。但是更为恐怖的是，如果土著人口是从900万(学界对接触前美国境内的土著人口的最高估计)下降到237，000人，下降幅度高达97%。[2]131随着土著人口的急剧减少，印第安人传统的生存经济解体，原有的政治权威瓦解。在这样一个印第安人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印第安人与白人、印第安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族群关系也迈入一个不断变化的阶段。 中外学界关于北美早期三大种族关系，尤其是印第安人—白人关系、黑人—白人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涉及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还有学者将目光转向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的印第安人—黑人关系。另外，学者们关于北美早期外来传染性疾病的研究也数量众多，学术界既有关于外来传染性疾病在北美早期历史上作用的宏观考察，也有为数不少以单个部落或者特定区域的印第安人群体为主要考察对象的个案研究。学术界关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不可谓不深入、不细致，不过有关外来传染性疾病对北美早期族群关系变动的影响的专门论著目前尚未出现。 一、外来传染性疾病与北美早期印白关系的恶化 外来传染性疾病的大规模流行，首先致使北美早期的印白关系走向一个极端，即印第安人开始重新审视他们与白人之间的关系，敌视白人的倾向日益加剧，他们甚至不惜发动了对白人的战争。传染性疾病恰恰杀死了那些最愿意与白人以及其他土著部落进行谈判和贸易的印第安人，导致土著传统政治权威的丧失，部落内部权力从温和的长者转移到更为自负的年轻武士手中。这些更为激进的部落领导人倾向于敌视和对抗白人而不是与白人进行外交谈判。 早在1585年英国人建立的罗阿诺克殖民地，外来传染性疾病就已经促使当地土著民族迅速转变态度，开始敌视白人殖民者。一位参与此次殖民活动的英国人拉尔夫·莱恩宣称，当地土著民族谴责英国人用看不见的弓箭射杀他们，导致他们患病，其中一些人死亡，土著敌对接踵而至。[3]来到罗阿诺克的英国殖民者后来不知所踪，有学者就认为这批白人可能是在与当地土著民族的冲突中死于非命。究其缘由，疾病是点燃罗阿诺克岛印第安人敌意的导火索。1711年，北美大陆东北部的塔斯卡洛拉人与阿尔冈钦人都在天花流行中丧失了大量成员。于是，许多阿尔冈钦人移居内地，开始与塔斯卡洛拉人共同居住。早在1710年，一位反对英国人的头人汉考克开始在上述两个土著群体中吸引追随者。到1711年9月，联合起来的塔斯卡洛拉人与阿尔冈钦人开始袭击那些距离他们太近的白人定居地。在数个小时内，120名白人殖民者被杀，其他数十人被俘。[4]165-166这就是塔斯卡洛拉人战争的开端，其中天花流行可谓引发此次战争的诱因之一。另外，1731年乔克托人在其部落中爆发流行病后谴责说，奇科索人和英国贸易商出售的有毒商品导致了此次流行病的广泛传播。乔克托部落的一位头人宣称：“目前部落中正在爆发的疾病来源于英国人用蔗糖制作并放在木桶中的一种药物，他们通过奇科索人的贸易(出售给我们)，目的就是要置所有乔克托人于死地。”难怪乔克托武士极力主张对奇科索人复仇，因为“他们将一种疾病带到村落中，企图使乔所有克托人死亡”。[5]511738年切罗基部落中爆发的天花流行，导致该群体半数人口死亡。切罗基人无法解释这种灾难，因此他们谴责英国人毒杀了其族人，并威胁要与法国人进行贸易。[6]1787年，休伦湖两岸的怀安多特人遭受天花打击，很多印第安人死于非命。一位摩拉维亚传教士在日记中指出了天花爆发的影响。他说：“他们极为愤怒，希望向白人复仇，因为他们在天花流行中丧失了很多民众。”[7] 19世纪以后，外来传染性疾病的不断打击，再加上白人定居者源源不断的扩张，使印白关系更为紧张。这在1837-1838年肆虐于密苏里河、哥伦比亚河以及北美西北部的天花大流行中可见一斑。白人贸易商查丹目睹了这场流行病的爆发和蔓延，他的日志为了解此次天花流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837年8月5日，查丹写道：“他们(格罗斯文特印第安人)中许多人死于天花——其中包括数个酋长。他们发誓要对所有白人复仇，因为他们说，天花是由白人带到这里的”。[8]125-126在随后的日志中，查丹再次证实了格罗斯文特人的敌意。8月13日，他写道：“来自格罗斯文特人的数个报告显示，他们企图摧毁我们所有人”。[9]285曼丹人也在天花的打击下变得对白人富有敌意。根据查丹的记录，8月14日，“曼丹部落的一位酋长怀特·考斯今天早上很早就来到这里，看起来很愤怒——他告诉我，我最好带着所有白人离开；如果我们不离开，他们将会杀死所有白人”。而在曼丹部落第一酋长死亡后，曼丹人的敌对行为更具有挑衅意味。部落的另外一位头人沃尔夫全副武装来到查丹所在的要塞，企图杀死当地的所有白人。[8]127在这场天花流行病的高峰时期，曼丹部落的第二酋长四只熊(Four Bears)也离奇死亡。这位酋长在临终前的讲话中明确宣布放弃与白人的友谊，敦促族人杀死后者。他说：“自从我记事开始，我就热爱白人；自从孩童时代开始，我就和白人共同生活。”但是，随着天花流行病的肆虐，随着大量印第安人的死亡，四只熊改变了他对白人的态度。他呼吁：“想想你们的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朋友……他们都已经或正在死亡，脸庞已腐烂不堪，而这一切都是这些白人狗引起的。想想所有这些，我的朋友们，你们应该团结起来，让他们所有人都去死！”[9]299 19世纪中期，霍乱在大平原地区肆虐，也致使这一区域的印第安人游牧部落日益将愤怒发泄于白人身上，印白关系陷入混乱之中。例如，1850年代初期，夏延部落内部分别主张战争与和平的两个派别日益分化。由于远离主要交通要道，夏延部落的狗部族更好地抵制了各种流行病的侵袭，故而也致力于反对白人并日益变得激进。出于现实与政治需要，夏延部落中其他部族的幸存者也在1850年以后聚居于狗部族，这就强化了夏延部落对白人的抵抗。[10]337基奥瓦人也清楚地了解到白人所带来疾病的危害，对白人产生了强烈敌意。他们说，白人“给我们带来了两种可怕的疾病天花和霍乱，这些疾病杀死了我们的半数族人。有些人认为，白人为我们带来疾病的目的就是要灭绝我们”。[10]337布鲁尔苏族印第安人也强调霍乱的传染性特征，并将流行病归咎于与白人或其他被感染部落的接触。白人贸易商埃德温·德尼格发现，布鲁尔苏族人遭遇系列流行病的后果是，“他们怒气冲冲，所有敌意都针对这些罪恶的肇端者白人。没有人敢公开支持白人或白人政府，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后者送来了疾病，使他们不断削弱”。[11] 二、外来传染性疾病与土著民族依附性的增强 在感染外来传染性疾病初期，北美早期的印第安人诸群体尚有足够的力量抗衡白人，故而他们通常将欧洲殖民者看作是这些疾病爆发的元凶，排斥白人、激化印白矛盾之举不断。但是随着各种疾病的打击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随着殖民者在北美大陆日渐强大，土著民族对待白人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敌视与对抗逐渐让位于依附和接纳。按照依附理论，依附就是世界上的边缘地区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所导致的这些边缘化社会——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失衡”。在这种世界体系内，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会在国际交换中获取巨大利益，而边缘地区则发展受阻。这种世界体系的发展，影响到了本研究所关注的北美印第安人社会。[12]在外来传染性疾病的冲击下，北美印第安人口锐减，他们的生存型经济体系瓦解，传统的政治体系崩塌，原有的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结果使得当地土著民族逐渐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在经济和政治上日益依赖于欧洲殖民者。 北美东北部地区的印第安人在17世纪初就不得不与流行病做斗争，并受到毛皮贸易的影响。到1630年代早期，该地区的许多土著群体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依赖于欧洲人，不能轻易回归以前的传统生活。例如，休伦人与法国人所结成的贸易和军事联盟，“转变体制允许传教士居住在土著村落中，而这些传教士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其目的则是颠覆休伦人传统的生活方式”。[13]17世纪中期的野生动物流行病，也令印第安人感到恐惧，并主动依附于法国人。杰罗姆·拉勒芒神父在1647年报告了凯里布印第安人中爆发的流行病及其影响：“凯里布人中爆发了某种疾病，这种疾病使得他们的血液从喉咙涌出……转瞬间，他们中就有五六人因死亡而变得僵硬。这使他们极为恐惧，故而决定离开自己的土地而居住在法国人附近。”[14]281-283到18世纪初，土著群体对白人定居者的依赖性有增无减。1704年，法国人从哈瓦那带来一种被称之为鼠疫的流行病，使他们在路易斯安那的土著盟友损失惨重。有传教士估算说，图霍姆斯印第安人的武士数量从1699年的800人减少为1720年代的90人，人口削减的比例高达极为惊人的89%。莫比尔部落的人口也骤降：在1720年他们只能召集60名武士。这些原本独立的土著群体面对人口的急剧减少，对法国殖民者的依赖性增加。此外，数百名阿巴拉契部落的避难者来到并定居在莫比尔地区，寻求法国人的庇护。一位法国传教士解释了其中原因。他宣称，莫比尔附近的阿巴拉契避难者一度能召集500名武士，但“疾病在他们中间肆虐，将其武士数量削减为100人”。[4]191 印第安人的依赖性到19世纪以后则表现得更为明显。1851年霍乱流行病爆发之前，旅行家鲁道夫·库尔兹访问密苏里河上游的曼丹等印第安人部落。当霍乱出现时，印第安人迫使库尔兹退缩到其房间内，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在村落中引起众多病患和死亡的……原因”。这些部落在20年前曾经历过第一场天花流行病，当时恰恰是艺术家乔治·卡特琳访问之时。由于卡特琳与库尔兹曾描述那些随后死亡的人，大多数印第安人认为，这些白人实际上杀死了他们所描述之人。[15]不过，这些土著部落将流行病的爆发归咎于特定的个人——将霍乱的爆发归于库尔兹，将天花归于卡特琳——而没有将愤怒发泄到所有白人身上。这从侧面反映了印第安人对白人社会的依赖，当地的土著群体已经无法离开白人而独立生活了。在波尼人中，霍乱与天花的出现则强化了印第安人对白人的依赖而不是鼓励他们的攻击行为。波尼人在流行病打击下丧失其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这使他们不得不更为依赖于跨越北美大陆的路上交通线为生，他们在交通线附近沿路乞讨，或者偷窃白人的商品，偷盗白人营地的牛群。有学者指出，波尼人已经丧失了对酋长权威的尊重，“准备从其土著敌人或白人定居者那里得到他们需要的一切”。[10]337-338 疾病的沉重打击，不仅使得土著群体依附性增加，甚至迫使有些土著群体开始接受白人一直倡导的“文明开化”，接受白人的生活方式。切罗基部落是其中的一个典型。1738年，切罗基部落遭到天花流行病的沉重打击，部落半数人口死于非命。到1780年代，切罗基部落再次遭到天花流行病的严重削弱。据说，这场流行病粉碎了他们对白人蚕食其部落土地的最后一次抵抗。[16]部落人口的锐减，再加上日益卷入大西洋贸易体系，使切罗基人的依赖性增强。对此，切罗基人自己也心知肚明。1745年，有切罗基村落的头人说：“没有了英国人，我的人民就不能独立生活。我们红种人民族是怎么啦？我们穿的衣服我们不能制造，需要他们为我们提供；我们猎杀野鹿的枪支弹药我们不能制造，他们为我们提供。我们的生活必需品都是来自于白人”。[17]为了挽救部落危亡，切罗基人还开始主动接受美国政府的文明开化，力图变成了和白人一样的“美国人”。1792年埃斯奎(Eskqua)酋长对乔治·华盛顿总统说：“狩猎已经远离我们而去。我们必须种植谷物，饲养牲畜，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以前我们能够以低廉的价格从贸易商那里购买商品，能够为我们的妇女和儿童提供足够的衣服，但是现在猎物越来越少，商品越来越贵。”[18]除了切罗基部落外，其他土著群体面对外来传染性疾病的沉重打击，也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对白人的态度，接受文明开化成为他们应对疾病所带来的社会危机的选择之一。 三、外来传染性疾病与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关系的变化 外来传染性疾病不仅左右着北美早期的印白关系，而且还影响到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之间的族群关系。疾病的传播和爆发打破了土著群体之间原有的权力平衡，一些印第安人群体削弱乃至灭亡，有些群体则乘机崛起。当然，即使是这些崛起的土著群体在面对殖民主义与外来疾病的双重打击后也逐渐走向衰落，成为牺牲品或者附属品。 1780年代的天花大流行使很多土著群体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是也有印第安人部落从中受益。黑脚印第安人就充分利用这场疾病，在大平原北部地区确立了自己在诸土著部落中的霸主地位。本来，黑脚人联盟也在此次天花流行中丧失了众多成员。在天花流行病结束之后的数年内，该联盟的三个部落不再与原来长期为敌的肖肖尼人作战，力图重整他们的生活。在数年之后，力量得以恢复的黑脚印第安人利用天花对其他印第安人群体的打击，开始对外扩张的步伐。1785，黑脚人发动了对肖肖尼人的灭绝战争。联盟的武士群体征服无数肖肖尼部族，杀死成年男性，俘虏妇女和儿童，以便于将他们接纳到黑脚人部落中。其他一些黑脚人武士在西部攻击肖肖尼人的盟友福莱特黑德与库提奈斯人。这两个部落的人口数量没有黑脚部落众多，于是他们被迫越过落基山脉，将萨斯卡切温河上游地区让给黑脚人联盟。同样，东部肖肖尼人也向东南部撤退，加入到美洲大盆地的族人中。到19世纪，黑脚人已经拥有萨斯卡切温西部与密苏里大平原西部的广大地区。[19]此外，在天花疾病的打击下，克里人与阿西尼伯恩人纷纷死亡，黑脚人又成功地与加拿大哈德逊湾公司、西北公司的贸易商建立了直接联系，绕过长期以来控制着枪支和货物的其他印第安人中间商。根据贸易商亚历山大·亨利，到1811年为止，黑脚人已经成为“落基山脉以东所有部落中最为独立和幸福的民族。战争、女人、马匹与野牛是他们的最爱，而所有这些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20] 然而，黑脚人的兴起也仅仅是昙花一现。19世纪上半期，白人定居者源源不断涌来，逐渐蚕食黑脚部落领地，而1837-1838年的天花大流行则给予黑脚人最为致命的一击。到19世纪中期，黑脚人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1855年，黑脚人迫于压力，在美国政府“与黑脚人的条约”上按下了手印。该条约禁止黑脚人对其印第安人邻居发动战争，授予白人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通过北纬49度以北的黑脚人土地。至此，黑脚人丧失了他们作为印第安人的生存权利，也没有了北美一度最强大的土著部落的主权。更为雪上加霜的是，1870年1月，美国军队错误地发动了对友好黑脚人的攻击。恰恰在此时，这个人口极少、力量微不足道的部族又遭受着天花肆虐的痛苦。最终，173名黑脚人死亡，其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童。[2]292-294这一区域的其他土著群体也面临着与黑脚人类似的命运。到1870年代，密苏里中部和上游的古老部落——奥马哈人、波尼人、阿里卡拉人、曼丹人、阿西尼伯恩人以及黑脚人——都被一一征服。这些大平原地区昔日的统治者，在遭到疾病打击和敌人侵扰后，最终丧失自己的土地，白人农场主与金矿主则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真空。 密苏里河流域曼丹人与希达塔人等土著群体与其敌人苏族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了天花流行病的巨大影响。在1780年代天花大流行之前，曼丹等土著群体与其敌人拉科塔苏族维系着某种权力平衡。1738年，当一位法国贸易商首次访问大平原时，曼丹、希达塔与阿里卡拉三部落总计拥有25，000多人，居住在奈夫河与巴德河流域的数十个村落中。这三个部落主导着密苏里河上游地区，控制着从交通出口到商业贸易的所有活动。相比于上述三个土著群体，苏族人素以战斗凶猛而著称。到18世纪早期，轻易而举得到的火器使得他们很快拥有了对大平原其他土著部落诸如奥马哈人、波尼人、阿里卡拉人、曼丹人与希达塔人的优势。到美国革命时期，苏族人已经牢固控制密苏里河东部的大平原地区，但是他们的扩张也几乎停止。密苏里河上游地区的阿里卡拉人、曼丹人、希达塔人也构成苏族人扩张的牢固障碍。这些农业定居部落居住在修筑有牢固防御工事的大型村落中，并从南部和西部的土著部落中得到了马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通过克里人与阿西尼伯恩人获取枪支。因此，尽管拉科塔苏族人在人数上超过了上述三个部落的总和，但三个部落却拥有足够的实力抵御拉科塔人的袭击，故而密苏里河上游地区的各个印第安人群体之间保持着某种权力平衡。 不过，随着天花流行病的到来，这种平衡被打破，权力的天平开始向拉科塔人倾斜。1780年代初，密苏里河上游地区肆虐的天花，打破了曼丹、阿里卡拉与希达塔等部落之间的贸易网络，瓦解了它们原有的土著村落文化。一度强大的曼丹人眼睁睁看着其人口削减50—80%，以至于他们再也没有足够的武士抵御拉科塔人的袭击。此次天花瘟疫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摧毁了这些定居部落的活力与财富。他们一度是密苏里河上游地区的商业统治者，但是此时却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可以说，天花在密苏里河上游地区摧毁了如此众多的印第安人群体，致使当地的土著部落霸权发生了永久性改变。正如其他流行病一样，拉科塔人在这次天花流行中的情况比那些村落印第安人要好一些。他们不断地向西迁移，填补天花所创造的空白领地。1804年，克拉克写道：“所有印第安人部落在面对这种疾病时都会感到害怕”，但是“在他们的人口被大大减少后，苏族与其他印第安人又发动了战争，杀死了很多印第安人。”[21]到19世纪初期，根据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苏族人“主导了一直到耶洛河的密苏里河上游地区”。[22] 密苏里河与阿肯色河下游的奥塞奇人与阔波人，在1801-1802年的天花大流行中成为主要牺牲品，并迅速丧失他们的优势地位，最终被迫迁移到印第安人领地中。1700年代，奥塞奇人主导着密苏里河与阿肯色下游地区的毛皮贸易，为圣路易、新马德里等地的西班牙人、法国人供应半数的毛皮。奥塞奇人对毛皮贸易的主导，也使他们获得了比其土著邻居更多的枪支弹药。奥塞奇人与较为弱小的阔波人结盟，利用阔波人阻挡乔克托人和奇科索人，他们自己则向南部袭击，攻击居住在红河地区的卡杜人、威奇托人等敌对土著群体。1801年的天花大流行重创阔波人，许多阔波人死于非命。结果是，被疾病严重削弱的阔波人无力对抗乔克托、奇科索等强大部落。就像阔波人一样，奥塞奇人也受到此次天花流行病的沉重打击，过半人口死亡，有估计说超过2000人。更为不幸的是，瘟疫沉寂后奥塞奇人不得不单独应对乔克托人与奇科索人，而得不到阔波人的任何帮助。此时表面上仍然强大的奥塞奇人分裂为三个主要部族，这迫使他们朝着妥协与被征服的方向下滑。在此后短短数十年内，这个一度强大的部落最终与其敌人一道被送到北美西部的印第安人领地。[2]195-19619世纪初，密苏里河流域的堪萨印第安人也面临类似情况。由于遭受天花流行病的沉重打击，该印第安人群体遭受严重削弱，已经无力与当时更为强大的科曼奇人、威奇托人、夏延人、阿拉帕霍人以及基奥瓦人争夺狩猎场地。1821年当密苏里州正式加入联邦时，国会要求堪萨人转让其在新建州内的所有土地。四年后，该部落迫于压力转让了位于密苏里河以西的所有部落土地，其面积超过当前的半个堪萨斯，并同意居住在堪萨斯河口的一个宽约30英里，向西延伸大约35英里的保留地内。[23] 上述内容仅仅是外来传染性疾病影响北美早期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关系的几个例证，而非疾病影响土著族群关系的全貌。但是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从这几个例证中可以看出，外来传染性疾病也是冲击甚至是决定北美早期印第安人族群关系的重要因素。学者们在考量土著族群关系时，不应仅仅考察影响这种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外来传染性疾病这个生态环境因素，也不应视而不见。 四、传染性疾病与北美大陆的政治军事变动 外来传染性疾病如天花、麻疹、流感、鼠疫以及黄热病等在北美大陆的迅速传播，并不时引发地方性或者广泛性的流行病。这些疾病成为制约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政治与军事关系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北美大陆的殖民争夺和政治军事变动。首先，外来传染性疾病制约着土著民族与英国人、法国人的政治谈判与外交关系的发展。17世纪中期的易洛魁联盟与法国人的政治与外交关系就受到天花流行的影响。1636年-1641年天花沉寂后，易洛魁人开始摆脱孤立状态，联盟内的奥内达加人、塞内卡人与卡尤加人的代表团开始与法国人举行会谈，但1641年易洛魁人在三河镇感染天花。惊恐万分的部落酋长们迅速返回领地，却把致命的天花病毒带回了部落，最终导致1642年天花在易洛魁部落中爆发。在此次天花流行衰退后，易洛魁人迅速袭击蒙特利尔，对法国人宣战，其理由是他们在三河镇感染了瘟疫，土著武士们要为易洛魁村镇中已经和将要死亡的族人复仇。印第安人杀死一些法国人，将其他一些人带回到那些被疾病摧毁的村落中，并将他们在火刑柱上处死。[24]这仅仅是易洛魁人报复的开端，一场由整个易洛魁联盟发动的针对法国人的全面袭击展开。从1642年秋开始，小股易洛魁人不断袭击新法兰西的广大地区。到1645年，绝望中的法国官员被迫向易洛魁人请求和平。[14]227当然，疾病也并非屡屡站在法国人的对立面，它们有时也会推动印第安人与法国人和解。1679年，当时的新法兰西总督方迪娜伯爵在写给法国国王的信中指出，易洛魁人计划召开一次五大部落参加的联盟大会，讨论印第安人与法国人贸易被干扰的问题。但是，“天花作为一种印第安人瘟疫，使易洛魁领地荒无人烟，以至于易洛魁人不再考虑集会，不再考虑战争，而是要哀悼死于非命的众多族人”。[25]129应当说，此次天花的爆发，迫使易洛魁人战略退缩，放弃了与法国人对抗的政策。 疾病的肆虐也影响到了印第安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政治关系。18世纪以来，北美东南部包括切罗基人、克里克人、乔克托人和奇科索人在内的四大部落就是一个例证。18世纪初，四大部落的成员不时病死在前往查尔斯顿的路上，因此到18世纪中期土著群体对到卡罗莱纳殖民地的首都去感到恐惧。1748年，克里克人和切罗基人提醒卡罗莱纳总督詹姆斯·格莱思，“前去查尔斯顿的头人面临被疾病袭击的严重后果，许多头人不时丧命”。因此，他们要求总督未来举行会晤的地点选在远离沿海低地的地方，印第安人倾向于皮德蒙特地区的莫尔堡。[5]551749年，切罗基人和克里克人不情愿地来到查尔斯顿，在那里他们再次遭遇一场灾难性的流行病。从此以后，四大部落的领导人下定决心，坚决阻止其民众到那些疾病肆虐的地区去。切罗基人认为，通往殖民地首府的道路已经被污染，“对被感染的恐惧”甚至使他们未能埋葬死者就匆匆离开。[26]此后，疾病还不时影响到印第安人与英国人的会晤与谈判。1759年春，纽约官员威廉·约翰逊爵士与纽约西部莫霍克印第安人的会晤被推迟，因为“莫霍克人正在流行黄热病”。[27]1763年天花流行期间，东南部印第安人再次拒绝到疾病肆虐的地区去。根据《佐治亚公报》，克里克人、乔克托人、奇科索人和卡陶巴人，“坚决拒绝”到多切斯特去，而这个小镇恰恰是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和南卡罗莱纳总督建议用来会见印第安人的地点。[5]56-57 相比于对印白政治与外交关系的影响，传染性疾病对印白军事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根据蒙特利尔总督卡利尔斯的回忆录，1649年英国人召集2000名民兵与1500名易洛魁盟军，决定从陆路攻击蒙特利尔，但天花摧毁这支军队中的400—500人，此次远征被迫取消。[25]492到1690年，天花再次帮助了法国人。这一年，新法兰西总督方迪娜伯爵说，英国人、莫西干人计划联合易洛魁人，一举击溃魁北克的法国人，“如果不是上帝施以援手，情况将不堪设想”。英国人和莫西干人遭到天花袭击，却仍然派遣部分士兵到指定地点与易洛魁人汇合，而易洛魁人此时尚未感染天花。易洛魁人立即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威胁，当他们满怀愤怒和恐惧地回到土著村落后，数百人死于天花。与此同时，莫西干印第安人也有100人死亡。[25]460-461，490天花肆虐所造成的人员减少，使易洛魁五大部落不愿参加英法之间的争夺。根据1690年温斯罗普少将的日志，此后易洛魁人拒绝派遣武士帮助英国人，因为天花正在他们中间肆虐，“上帝制止了他们的行动”。[28] 在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期间，天花在整个北美大陆迅速传播，这使得法国人的土著盟友根据疾病流行的情况派出武士参加战争，也促使法国人不断地调整对英国人和土著盟友的政策，进而大大影响了英法战争的进程。七年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人就向印第安人盟友求助。但是，法属殖民地正在流行天花。流行病肆虐的结果是，印第安人拒绝参战，法国人“几乎找不到船员驾驶船只，运送给养”，也缺乏足够的人力组成袭击团队来袭扰奥斯威戈堡的英国驻军。到1756年，天花再次袭击圣劳伦斯河谷地区，并沿着法国人的交通线向西蔓延到内地。6月末，来自中部的几乎所有土著人在得到天花爆发的消息后都不愿再向前行进，大部分人返回了部落。结果是，1756年参加法军作战的印第安人武士人数很少，到9月中参战的土著武士只有大约600人。[29]47-48印第安人感染天花，不仅影响到法国人征召土著武士的数量问题，而且还成为法国—印第安人关系中重要的影响因素。1757年天花沉寂后，应法国人邀请参战的土著武士数量增加。但是随着印第安人与英法军队、白人民兵以及其他土著群体的频繁接触，法国人的这些土著盟友感染了天花，并通过被感染的武士致使印第安人部落流行病肆虐。印第安人“在这种情况下习惯性地认为，邀请他们的法国给了他们一剂罪恶之药。”因此，那些感染天花的土著群体开始漠然对待甚至背叛法国人。1757年在天花肆虐时，整个冬季只有一个土著群体到达法属地区参战。法国人的盟友怀安多特人此时怀着不二之心，正在酝酿恶毒的想法；渥太华人也隐藏着罪恶企图，波托瓦托米人看起来也别有用心。更为糟糕的是，土著群体中还爆发了针对法国人的暴力行为。梅诺米尼人围攻拉巴耶堡三天，杀死11名加拿大人，掠走了价值30，000里弗的货物。依赖于土著盟友支持的法国殖民者，与其印第安人盟友之间的关系可谓命悬一线。绝望中的法国人于1758年春在土著盟友发起一场浩大的外交攻势。法军司令官将价值将近100万里弗的货物分发给印第安人，以“擦干他们的眼泪，掩埋他们的死者”。用礼物“掩埋死者”是一种对死者的家庭和部族表示尊重和同情的姿态，或者说是对死亡的补偿。[29]51此后，凡尔赛在斥责皮恩少校的信件中提及了印第安人中爆发的这次流行病。该信件指出：“印第安人中爆发的天花怎么会耗费了国王陛下100万法郎？这笔花费有什么意义？”[30]43 最后，外来传染性疾病还成为北美白人殖民者手中的工具，以推进各自的帝国利益。长期以来，由于法国人为印第安人提供的货物较少，他们在与英国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法国人就利用土著民族对疾病的恐惧心理，散播不利于英国人的谣言，使印第安人相信英国人在实施巫术，毒杀印第安人。1749年在代表团的一些成员死亡后，克里克领导人离开查尔斯顿并宣称：“法国人所说非虚。”法国人告诉克里克人的话，可能在数年后又告诉了切罗基人。在疾病肆虐的1750年代，一位切罗基领导人宣称，法国人说：“卡罗莱纳人中的巫师会将一系列疾病带到切罗基部落中，并在各个村落传播。正是他们开启了切罗基民族的死亡历程”。[5]51-52另外，法国人还与各个土著部落在米奇利马吉纳卡、底特律与多伦多举行一系列会议，力图将流行病归咎于英国人。这种说法被亲法国的一些土著派别接受，在一个世纪后渥太华人的口述资料仍然说，“英国人送来的这种可怕疾病灭绝了整个渥太华人”。[31]另外，法国人还利用外来传染性疾病的信息，发起针对未与法国人合作的土著群体的经济战。例如，1731年2月8日，纽约印第安人事务委员写道，法国人“公布了一份报告称，瘟疫与天花(这些都是印第安人极为害怕的疾病)正在纽约肆虐”。这促使纽约的官员建议派遣代表“到内地印第安人中游说，向印第安人驳斥这些错误观点。”[32] 和法国人一样，英国人也利用土著民族对天花的恐惧控制印第安人，推进自身的利益。1811-1812年间，居住在哥伦比亚河口的奇努克印第安人决定将白人驱赶出他们的土地，但他们的计划被白人发觉。随之而来的是，印白贸易关系终止，印第安人对白人怀着深深的敌意，随时准备对白人发起袭击。毛皮贸易商詹姆斯·麦克杜格尔就利用印第安人对天花的恐惧，阻止了印第安人对白人发动攻击。他将土著酋长召集在一起，并告诉他们说：“你们想当然地认为，因为我们人数很少，你们可以轻易而举地杀死我们，但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你们那样做的话，更大的罪恶就会降临到你们头上。白人死者的药物要比活着的红种人的药物更强大。……听着，我就是天花酋长。这个瓶子中装满了天花，我要做的只是拨出瓶塞，把它送到你们中间，你们的死亡就会接踵而至”。惊恐万分的印第安人请求麦克杜格尔不要在他们中散播天花，当地土著群体攻击白人的计划最终流产。[30]77此后，天花就成为白人贸易商控制和威胁土著群体的手段。1831年，天花被毛皮贸易商和威士忌商人偶然引入到居住在普拉特河流域的波尼部落。根据艺术家乔治·卡特琳，大约10，000名波尼人，占该部落人口的大约一半，在数月时间内死亡。某个毛皮贸易商曾威胁这些印第安人，如果他们不遵从他的条件，“他会将天花从瓶子中释放出来，并摧毁他们”。从这种赤裸裸的威胁中，印第安人得出结论说，他们是被人故意感染的，在很长时间内对毛皮贸易商抱着不信任的态度。[33]1833年，华盛顿弗拉特里角的一位土著酋长诉说了两艘美国船只来到当地的故事。两艘船的白人船长威胁说，如果印第安人不拿出海狸皮与白人进行交换，白人就会把各种疾病散播到土著民族中间。[34]1830-1831年疟疾流行病几乎摧毁了哥伦比亚河下游河谷的几乎所有印第安人群体，因此1833年白人船长的威胁令当地土著民族感到恐慌。 总之，外来传染性疾病在影响北美早期族群关系的基础上，实际上还对这一时期更为宏大的殖民争夺和政治军事变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不仅制约着印第安人与白人殖民者之间政治谈判与外交关系的发展，影响着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军事关系，而且还成为白人殖民者手中的工具，被他们用来推进各自的利益。 外来传染性疾病入侵北美大陆，导致印第安人口急剧减少，土著传统的政治权威瓦解和重组。这就促使印白关系开始朝着两个极端发展。一方面，土著传统政治权威的丧失使部落中更为年轻和激进的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印白关系，对白人的敌视日益加剧，他们甚至不惜发动对白人的战争。另一方面，随着各种疾病打击的日益严重和频繁，土著群体政治依附性增强，很多印第安人部落开始依附于白人定居地，如新西班牙和新法兰西的传教士站体制。另外，外来传染性疾病还影响到印第安人之间的族群关系。疾病的传播和爆发打破了土著群体之间原有的权力平衡，一些群体削弱乃至灭亡，有些群体乘机崛起。最后，外来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和流行，也成为制约印第安人与白人政治与军事关系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北美大陆的殖民争夺和政治军事变动。毫无疑问，外来传染性疾病是北美早期族群关系变动的重要参数之一。 不过，在考察外来传染性疾病对美国早期族群关系的影响时，应当注意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外来传染性疾病在印白关系、印第安人之间关系中的作用，而需要将疾病置于更为宏大的情景中，因为北美土著社会乃至族群关系的任何重大变动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欧洲人在北美的活动。白人在北美的各种殖民活动都会推动土著社会与文化的变动。即使是在外来疾病起到重大作用的区域，它也不能完全决定土著社会变化的全部内容。标签：天花论文; 流行病论文; 法国印第安人战争论文; 北美印第安人论文; 非洲部落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易洛魁论文; 法国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