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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731.3;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6-0003-14 一、问题的提出 以1972年邦交正常化为契机，中日结束长期敌对状态，友好欣然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旋律。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因中国威胁论日渐发酵而偏离这一主旋律，小泉执政期间(2001-2006年)参拜靖国神社更是锁定了“经热政冷”的潮流。此后，借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以及两国领导人“融冰”、“迎春”、“暖春”的互访之东风，中日关系重新出现了短暂的回暖。但是好景不长，继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于2012年4月16日在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发表演讲并表示东京都意欲购买钓鱼岛之后，野田内阁于当年9月10日宣布该岛“国有化”，中日关系进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恶劣的时期。右倾保守的自民党借机夺回政权，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表现模糊的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安倍内阁积极配合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并对中国实施敌视围堵战略，使中日关系雪上加霜。2015年9月18日，安倍内阁不顾国会议事堂外数百万民众的抗议，强行通过安保关联法案，意味着日本更加积极地加入到遏制中国的队伍里。 针对上述中日关系，众多中国学者提出了国家实力变化推动国际格局的演变从而又影响国家关系的推论。其中，刘江永考察了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日美三国关系的演变之后，得出了大国兴衰与发展模式转型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结论①。肖晞、门洪华从国际格局变迁和中日实力对比中得出中日处于战略相持期的结论，认为中日关系是牵动东亚格局前景的核心要素②。谢超、谢晓光、岳鹏等通过分析21世纪初中日经济实力消长以及两国关系定量衡量曲线的走势，发现国家实力对比导致的结构性矛盾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③。朱峰重新定义了中日关系在东亚地缘战略格局中的特殊意义，进而论述了在二战后国际战略格局中两国都从国际体系的“边缘”逐渐走到了“中心”，这导致中日关系的走向越来越取决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绝对发展程度，而非各自相对国际实力的变化④。 与上述从实力和国际体系层面的宏观分析相比，从安倍晋三以及所组内阁的微观角度解析日本外交战略和中日关系的一些研究也具有一定意义。其中，蔡亮分析安倍拉美国入局牵制中国，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逼迫中国就范的战略，指出要灵活运用“两手对两手”的方式积极实施反“对冲”的重要性⑤。刘江永等分析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与安倍东山再起的过程，指出安倍内阁企图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⑥。其次，旨在分析日本的右倾化给中日关系带来影响的论著也不在少数，例如，何晓松分析日本国内势力要求“正常国家化”，走军事大国是其右倾一大因素之外，恐惧中国崛起是其外部原因⑦；梁云祥则在肯定日本右倾化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分析了右倾化不等于军国主义化，不等于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更不等于这一事实已经被日本国民所接受。他同时指出，中日关系存在“安全困境”、国家发展战略冲突以及实力对比相对平衡等一些结构性矛盾，改善中日关系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日本政治的去右倾化上⑧。 日本学术界同样对中日关系表示了高度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刊杂志刊登系列论文，涌现了大批专著，从不同角度论证中日关系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⑨。例如，辻康吾认为中日之间老问题未解决、新问题层出不穷，指出领土问题不是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而是其结果⑩；毛里和子梳理2012年反日游行的前因后果，指出始作俑者的确是日本，但中国应认识到强烈的反日运动只会刺激日本的保守化、右翼化、军事化以及核武装化势力，建议为避免中日新冷战的发生，日本必须做好战争问题的处理、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中日共通的敌人——极端民粹主义，日本政府应回归到正视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的原点，使中日关系制度化(11)；森保裕强调，中日两国首脑在处理中日关系中都负有重大责任(12)；赵宏伟则分析中日之间从友好合作发展到战后国际秩序中的敌对关系这一“变质”过程，提出两国政府应“清楚认识已经濒临敌对国边缘的危机状态，确约不相互敌视，并向两国国民宣讲”，“重新认识友好意识的机能性作用，重新发出友好宣言”，“构建危机管理与累积方式交流机制”(13)；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而出版的《日中关系史1972-2012》系列丛书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间四个领域总结了中日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14)。其中，园田茂人主编的著作对两国在中日关系方面有较深造诣的名人进行采访，旨在从民间角度阐述各自立场(15)，该书尝试把中日关系从媒体的偏颇报道中还原真相的努力值得肯定(16)。 毋庸置疑，无论是对东亚还是全球而言，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上述文献表明，中日学术界对双边关系的分析尚存在以己推彼之嫌，仍免不了冷战思维的色彩，且往往会陷入相互指责的困境。有鉴于此，本文拟另辟蹊径，从日本国内政治环境的理论剖析入手，以求客观认识中日政治关系的实质。 二、日本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政治家的代理懈怠 采用代议民主制的国家，虽然在政治制度上遵守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但权力在民的理念是其基本前提。为保证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并不是每个国民都直接参与政治过程，而是由国民推举的代表代替国民参与立法，并对社会实施治理。无疑，国民和议员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 作为国民的代表，政治家(或者议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设计下有“独立代表”和“委任代表”之分。正如粕谷祐子指出的，在采用总统制或首相公选制的国家，国民的代理人具有独立代表的特征，而在采用小选区制或比例选区制的国家，政治家则属于委任代表(17)。日本明显属于后者，也就是说政治家(或议员)是受选民的委任，代表选民行使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因此，政治家本质上应以选民的利益最大化为己任。 拉马赛亚尔和罗森布鲁斯(J.Mark Ramseyer and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首倡以合理选择理论为前提，通过委托代理关系来分析日本政治体制(18)。这一研究从委托代理人视角探寻选民与政治家、政治家与官僚、政治家与法官之间的关系，探讨自民党长期政权如何应对委托人与代理人因拥有不同的利益目的所产生的“代理懈怠”(Agency Slack)问题。“代理懈怠”是指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利益不一致或者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较大时所产生的代理人违背委托人愿望的行为现象。正因为“代理懈怠”普遍存在于任何委托代理关系之中，那么由代理人战略、代理人行为以及约束代理人的控制机制等因素组成的“授权结构”就显得非常重要。其中，针对代理人的控制机制就成为保障委托人意愿不被代理人随意扭曲并用来减轻“代理懈怠”的安全阀。同时，贤才政治家(拉马赛亚尔和罗森布鲁斯称之为“政治企业家”)或政党“会为满足其选民的意志开辟新政策，从而减轻选民和现政权之间的代理懈怠”(19)。另外，“代理懈怠”在委托人拥有的信息量小、而且控制代理人又非常困难时变大。正如他们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政治中选民与自民党之间的“代理懈怠”在“自民党与利益集团进行现金交易时达到最大”。并且，在“组织选民需要巨大资金、日本选举法诱使代理人(政治家)可以忽视无组织的个人选民、选民获取必要信息的诱因非常小、而大党派代理人处于有利地位使得贤才政治家获胜的几率非常小”等情况下，“代理懈怠”也会激增(20)。换言之，代理人的道德风险或者贤才政治家因受限于进入壁垒而产生逆向选择，直接阻碍其参政行为，必然导致政治家群体整体素质的下降。这一研究在分析今天中日关系中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时依然有效。 我们将围绕日本国际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绘制成图。如图1所示，国民和政治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属于多元代理模式。虽然分属不同利益集团的国民对政治家(或政党)的支持力度各异，但一旦选举结果成立，即使那些持否定态度的国民或利益集团也不得不接受该结果，且被动地委托政治家代理他们行使政治权利，委托代理关系在所有利益集团和政治家(政党)之间随即生效。于是，在“授权结构1”中，国民越是趋向集团化，或者组织国民集团化的费用越低，委托人(国民)对代理人(政治家、政党)的监督机制将会越强，政治家违背国民意愿所遭到的惩罚概率越高，“代理懈怠”也就越小。相反，如果国民参加政治意愿不高，只限于被动接受选举结果，相互间也不能形成统一的利益集团，政治家只需要为真正委托他们的部分国民或利益集团负责，在违背国民意愿时所面临的被惩罚概率降低，因此，“代理懈怠”会在投票率降低的状况下增大。
图1 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示意图(21) 在政治家对行政(官僚)和司法(法官)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政治家的角色变为委托人，官僚和法官代理政治家行使国家治理和法律公平公正。虽然日本国宪法保证司法的独立性，“授权结构2”和“授权结构3”在隐性契约(Implicit Contract)原理下本质上趋同。隐性契约意味着政治家持有制衡官僚和法官的杀手锏，虽然这种杀手锏无法明文规定在授权合同里，但基本上能确保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目标不出现绝对性的差异，从而使“代理懈怠”降低到最低。拉马赛亚尔和罗森布鲁斯分析认为，日本自民党干部可以通过如下手段控制官僚行为：对官僚的任何行为都行使否决权；掌握官僚的人事任免；要求精英官僚把终生收入的绝大部分以债券形式领取，即为精英官僚斡旋退休或离职后的第二职业提供便利。同样，自民党干部也可以通过最高法院法官的人事提名来间接控制各级法官的升迁，从而避免“代理懈怠”的发生(22)。 但是，日本政治学者对官僚在“授权结构2”中的地位持不同的观点，认为官僚在对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拥有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使政治家对官僚形成一种依赖机制(23)。我们认为在长期执政时期的自民党诚然可以通过拉马赛亚尔和罗森布鲁斯所指出的三点控制作为代理人的官僚，但同时日本学者所指出的官僚处于优势地位的特征也不容忽视，正是双方相互制衡才能使“代理懈怠”保持在适中的状态。其实，日本社会尊重知识分子一直是其优良传统。同样，政治家大多也敬佩和信任毕业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旧帝国大学”有学识的官僚们。因此，隐性契约关系促成以官僚的卓越弥补政治家不足的双赢机制。 另外，在探讨中日关系时，日本与其同盟国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也不可忽视。作为主权国家，日本政治家在“授权结构4”中本应以日本国家利益为己任，对于美国而言具有较强的“代理懈怠”诱因，但实际上来自委托方(美国)的惩罚机制往往极大地抑制“代理懈怠”的发生。 综上所述，在围绕中日关系的日本政治分析中，产生于委托代理关系之中的四种“代理懈怠”决定了日本政治家对中国所采取的策略是敌对还是合作。如果以AS[,授权结构1]、AS[,授权结构4]分别代表作为国民和同盟国代理人的日本政治家的“代理懈怠”，以AS[,授权结构2]、AS[,授权结构3]分别代表作为政治家代理人的官僚和法官的“代理懈怠”。那么，当AS[,授权结构1]+AS[,授权结构4]=AS[,授权结构2]+AS[,授权结构3]成立时，日本政治将是一种民主主义有效发挥其机能的状态，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牵制、相互依赖达到均衡。如果AS[,授权结构1]不断扩大，说明右倾的政治家与左倾的国民之间或者说左倾的政治家和右倾的国民之间的关系趋紧，这时再加上日本政治家对美国“代理懈怠”的大小，日本政治不是表现出独裁特征，就是政权交替频繁。另外，日本政治家也可以充分行使人事任免权，使AS[,授权结构2]+AS[,授权结构3]达到最小水平，这也意味着日本政坛整体一边倒的风险加大。不管哪种情况，都是日本民主机制倒退的表现。 三、“歌舞伎民主主义”下的代理懈怠失衡 日本在1951年朝鲜战争导致的“美国特需”拉动下，经济上一路高歌猛进，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国梦”中迎来了泡沫经济的急速膨胀。在经济上迷失目标的日本国民自然将目光转向政治。直接牵扯进40位国会议员的利库路特贿赂案(1988-1989年)引爆了日本战后最大的政治腐败丑闻，竹下登被迫于1989年6月下台。1991年随着大藏省(财务省前身)对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直接限制措施的实施，泡沫经济崩溃。因资金链条断裂才浮出水面的东京佐川急便(1992年)以及从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逃漏税案而曝光的建筑公司贿赂案(1993年)等政治黑金事件，接二连三地暴露在日本国民面前，并直接导致了日本社会对政治的不信任。 这种政治不信任“(对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和官僚的不信任)表现在对某一特定政治家时而期望时而失望”之中(24)，也集中表现在民众对自民党议员集团和各中央省厅官僚集团的批评上。上述政治不信任恰恰也是引起选举制度改革或中央省厅机构改革的原因之一。但是，选民们的期望往往指向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应该担当改革大任的特定政治家(25)。那些以改革派自居的政治家，从细川护熙到小泉纯一郎无一不是借助对自民党和中央省厅的所谓守旧派“抵抗势力”猛烈抨击而得以登上首相宝座。 与此同时，日本的政治迎来了小党林立的局面。1993年7月，因未处理好政治腐败问题，宫泽喜一内阁被迫解散。在当年9月举行的第40届众议院选举中，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民社党、社会民主联合等5个党派获得195个议席，而自民党获得的223个议席同样无法超过半数。细川护熙率领的日本新党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因素，在各种势力的斗争和妥协下，细川联合政权诞生，标志着所谓“五五体制”的终结(26)。然而，细川护熙因向佐川急便公司借款未还问题曝光，不得不于1994年4月辞去首相职务。而继任的羽田孜在不足两月后的6月也宣布解散内阁，联合政权传到村山富市手中。 1996年1月11日，村山富市又把接力棒交到了桥本龙太郎的手中。上任伊始，桥本推出“重建强劲的日本经济”、“建设长寿社会”、“自立外交”以及“行政财政改革”等四大举措，为此后金融大爆炸(Big Bang)拉开了序幕。11月7日，第二次桥本内阁成立，六大改革(行政改革、财政结构改革、经济结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结构改革、教育改革)在首相直属“行政改革会议”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随着因泡沫经济崩溃而囤积的不良债权问题的爆发，1997年起进入金融机构大量倒闭时期，桥本推行的各项改革逐一被推到风口浪尖，饱受抨击，同年4月实施的提升消费税税率政策更是导致了通货紧缩，也使日本拉开了“失去的二十年”的帷幕。桥本内阁犯了在经济后退期急于推进经济自由化的错误。另一方面，桥本龙太郎在摆脱官僚体系、发挥政治家积极作用方面开创先河，这在他大量启用经济界和学术界的有识之士担任“行政改革会议”的成员中得到证明(27)。 继小渊惠三内阁、森喜朗内阁在未能形成自己的政治特色而匆匆收场之后，小泉纯一郎打着“简政放权”和“开放市场”的大旗开始了长达6年的执掌内阁时代(28)。同样是在经济后退时期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小泉与桥本的个人政治命运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小泉把邮政民营化这种不受支持的经济方案巧妙地置换为对“忍耐改革之巨痛，希冀与国民一起前进的首相”是否信任的问题(29)。 小泉之后的安倍晋三和野田佳彦都不能摆脱“个人魅力”之囿。日本政治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结合中，产生出了以“悲观的社会观、反共产主义(反中国)、反战后民主主义(战后体制)、口头上的改革”为特征的“新右派联合”(30)。尽管这与中国学界以军国主义的复苏为判断“右倾化”的标准有所不同，但“右倾化既不是因小泉或安倍上台而忽然开始的，也同样不会因安倍的退场而结束”却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31)。 对上述政治生态的变化，猪口孝等学者形象地将之称为是一个从“卡拉OK民主主义”转向“歌舞伎民主主义”的过程(32)。所谓“卡拉OK民主主义”，顾名思义，正如卡拉OK的演唱，歌手可以轮流登场，但限定于既有的歌曲旋律和歌词。与此相比，歌舞伎是专业演员演出的舞台剧，进入门槛高，个人色彩浓厚，并且不同观众有不同理解、批判和评论。虽然现今的歌舞伎也不再是只为少数精英演员开设的舞台，但演员个人的资质依然是成功与否的关键。 在“卡拉OK民主主义”中，政治家是歌手，而“官僚”(行政)便是歌词，政治家个人的行为往往为“官僚”追求政治稳定的路线所制约。优秀的“官僚”向政治领导人提供关于其政治纲领的乐谱，领导人也愿意把乐谱以自己的方式去演绎和发挥。在“歌舞伎民主主义”下，政治领导人倾向于追求政治议题的变化，而他们本身具有各自独特的个人特征，在他们有意识地表现个人感情和喜好的同时，也把脆弱的一面暴露无疑。在攫取政治成果的过程中，政治领导人热切期待用激情作秀挑动国民的情绪。猪口孝等引用“监视民主主义”(Monitory Democracy)的论点指出(33)，日本“卡拉OK政治”最大限度地利用官僚机构，而“歌舞伎政治”采取了把政治想法直接诉诸国民的做法。前者的政治家更注重有组织的团体选票，而后者的政治家更着眼于浮动票。歌舞伎政治是监视民主主义在日本政治中的一种表现形态。 大岳秀夫把上述日本政治称为“新自由范式下的大众主义”，它是“以新中间层为目标，和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潮流有众多相似之处”，“在大众的支持下，向已分权化的、已既得利益集团化的铁三角(官僚、议员和产业界)发起进攻，并争取使之丧失权益和权限”(34)。在这一过程中，“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家的明星化、偶像化”现象进一步加剧，从而成为“没有战略的大众主义政治家”(35)。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家摆脱了“委任代表”束缚，不再以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为己任，而以实现政治家本人的政治理念为目的开展活动。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支持率、个人魅力等因素，其大多数行为不过是“政治秀”。行政官僚和政治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所谓的“改革”声中发生了巨变，隐性契约不再发挥功能，那些原本可以制衡政治家“代理懈怠”的官僚因惧怕被抨击为“腐败”或者“抵抗势力”而逐渐弱化。 综上所述，无论把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称为“歌舞伎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范式下的大众主义”，其本质上都是政治家放弃依靠扎实的政策，转向依赖具有煽动性的作秀甚至是过激性的言论来获取支持。作为选民的代理人，其“代理懈怠”大幅度增大。同时，民众不再把政治当作“对价值实施权威性分配”的过程，而是把它视为娱乐节目一样去“消费”。笼罩在政治家头上的权威性光环荡然无存，他们和选民的距离既贴近又遥远。 如果说“现代日本的右倾化是一种政治主导(准确地说政治精英主导)而非社会主导”(36)，对政治家的“代理懈怠”，选民为何不采取用脚投票的形式，监督他们的代理人呢？以下，我们从日本国民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变化中探讨“少数决定政治”这一民主制度悖论。 四、“队列效应”与“少数决定政治”的时代 小泉内阁实施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没有把日本从经济低迷中拯救出来，但对日本社会、日本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日本人从泡沫经济的喧嚣中走出，开始抛弃了金钱物质至上的观念，认同多元价值观，不盲目与他人攀比，过自己所认可的生活(37)。 图2显示了日本国民对目前生活满意度的长期走势。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末对生活满意比例减少的趋势，在2001-2006年间的小泉内阁时期发生了逆转。在2007-2008年间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波动后，对生活满意的比例一直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近年来甚至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以不同年龄层来看，在2015年的调查中，20-29岁人群满意度最高(79.3％)，而40-49岁人群满意度最低(67.0％)；分年龄层回答满意比例曲线每年都呈现相同的U字形，年轻人越来越满足于现状的趋势逐年加强。可以说，社会不平等以及经济收入的下降等经济学家所担心的因素(38)，并未影响日本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日本社会在“失去的20年”中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换来了注重精神富足的幸福感。
图2 日本国民对目前生活的满意程度(％) 资料来源：日本国内阁府《平成27年度国民生活に関すゐ世論調査》。 日本国民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还表现在追求充实的个人生活上。日本内阁府自1971年开始每年实施一次《社会意识调查》，其结果显示，认为“国民应该更多关心国家和社会”的人数在总受访者中所占的比例从2010年的56.1％跌至2015年的47.8％，同时回答“更多专心于个人生活的充实”的人数比例从32.6％上升到41.0％。 诚然，这种变化也可以解释为日本国民在面对严峻现实时无可奈何的生活态度。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数理研究所实施的《国民性调查》结果显示，在1988年，认为“努力会有回报”的人占受访者总数的79％，反之认为“努力不会有回报”的比例只占17％。然而，在2013年，前者减少到了72％，而后者增加到26％；其中，20多岁年轻人的回答更是悲观，前者占70％，后者占29％，这意味着近3成的日本年轻人不再把努力当成改变未来命运的手段。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信息革命的深入，网络高度普及虽然大幅降低了信息成本，同时也导致了上网成瘾年轻人的大量衍生。日本就业网站MYNAVI公司2014年1月对正在求职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的调查显示，39.5％的人承认自己是“宅男”(或“宅女”)，其中理科男性的“宅男”比例高达43.9％，而“看动画片”成为这类人群最爱的活动(57.3％)。 以上数据表明，日本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政治不关心，这意味着他们自己主动退出了对政治家的委托关系。那么，在他们对社会产生不满时，又是以何种形式表达的呢？我们认为这一事实不仅能够解释日本国民对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还同时是验证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学说的绝好佐证(39)。 如表1所示，表面上看来日本国民对利用选举这一形式来表达对社会不满的比例呈增长趋势，这意味着日本国民并非是“沉默”的，且从一个侧面否定了一些政治学家提出的日本国民属于“忠诚”模式的观点(40)。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高度经济增长时代和泡沫经济时代，更多的日本人选择“沉默”，这说明日本国民在经济增长时期，“明天会更好”的心理使他们即便存在不满也“忍了”下来。从不同年龄层的回答结果中(41)，我们可以看到20岁左右年轻人群回答“沉默”的比例在1978年、1988年、2003年、2008年都高于回答“选举”的比例，该比例在1988年甚至高达60％，而且这种倾向在年轻女性人群中更加明显。反过来说，即便在整体上仅有半数的日本国民希望参与政治，用选举表达自己的不满，但这些人大多属于高龄人群。我们可以通过日本国民在众议院选举中的投票行为，进一步验证上述事实(见图3)。
图3 在过往众议院选举中表示一定投票的人群比例(％) 资料来源：日本国文部省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 从时序上看，除2013年稍有不同外，在调查中回答在众议院选举中投票的人群比例有随年龄升高而升高的趋势(43)；其中，2003年的总体平均水平只有35％，2013年该总体平均水平也只恢复到37％，这与1958年的62％相比，当今日本国民对选举不关心的态度非常明显。尤其重要的是，老年人对选举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年轻人，70岁以上的人群在2003年有66％把投票当作首选项，即使在2013年也高达62％。与此相对照，20-29岁人群在2003年只有10％把投票作为首选，2013年恢复到21％。另外，在1963年，以投票为首选的人群不论在哪个年龄层上都很高(平均53％)，他们在50多年后的今天也就成了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在经历了战后民主改革的过程，他们依然拥有对民主制度斗争经历的回忆和美好向往。而日本的“70后”对参加政治的热情远没有对参加经济发展的热度高，对他们来说，政治离自己很遥远。因此，我们可以说“不是日本老人关心政治，而是关心政治的人变老了”。
图4 表示完全信任能人政治家的不同年龄层人群比例(％) 资料来源：日本国文部省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 上述问题在国民对政治家的态度上，也存在着巨大的“代沟”。图4显示的是，在确认是否接受“为了建设好日本，与其让国民深刻开展讨论还不如全权委托给能人政治家”这一观点时，1983年各年龄层曲线表明，随着年龄升高，认可“全权委托政治家”的人数比例也升高。这种走势在1993年急剧变弱，即便60岁以上的人群中也仅有34％的人完全信任政治家；2003年，20-49岁的人群呈现对政治家信任下降的倾向，而50岁以上的人群则完全相反。这是小泉纯一郎歌舞伎政治鼎盛的时期，他呼吁日本国民忍耐改革剧痛，而30-49岁之间的人群恰是被小泉忽悠过“忍受改革剧痛”的。与之相对应，对小泉的崇拜在70岁以上的人群中最为明显。2013年，日本国民心目中的优秀政治家变成安倍晋三，59岁以下人群对政治家的信任远高于2003年的水平，这与中国反日游行后日本国民渴望对中国强硬的心理有关。尽管如此，日本国民在2013年对政治家可以完全委托的人数比例也达历年最低水平，只有23％。 可以说，日本政治在战后70年经历了一个全民积极参与到逐渐显露民主疲劳的过程。图5显示了日本地方统一选举中投票率的变化情况，2011年选举中投票率降低到50％以下，这与1951年90％的选民参政相比有恍若隔世之感。
图5 日本历年地方选举投票率(％) 资料来源：日本国总务省，http://www.soumu.go.jp/senkyo/。 投票率下降的走势在不同年龄层中也不尽相同。如图6显示，1990年之前，50-69岁人群的投票率明显高于其他几个年龄层人群，且基本上保持了平行的推移趋势。值得关注的是，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所有年龄段的投票率都无一例外的大跌。在小泉的感召下，投票率虽略有恢复性上升，却已在近年来跌至最低。其中，20-29岁年轻人投票率的降低趋势已成为一种常态(尤其在2014年只有33％)。我们有理由说，日本的民主政治已经产生异化，其具体表现在政治由不到50％的国民、又多是老龄人群来决定。这样一来，即使日本政治不是搞个人政治秀的歌舞伎民主主义，不得不说高龄选民所关心的政策目标或者所拥有的政治偏好都不可能使日本引领新的全球化潮流。 不仅如此，民主主义制度近乎崩溃的地方凸显。据读卖新闻2015年4月19日报道，在列入日本第18届统一地方选举的89个市长以及东京11个区长大选中，有27个市只有一名候选人，其中包括县厅所在地三重县津市、长崎县长崎市、北海道伊达市。同时进行的295位市议员以及东京21位区议员选举中，这种所谓的“无投票当选”市议员达到3.6％。 从日本不同年龄人群对政治参与的程度来看，我们认为以“队列效应”(Cohort Effect)比起所谓的“加龄效果”(Aging Effect)来解释更加具有说服力(44)。“队列效应”是指，不同的人所支持的政治或政党会因年龄层次的不同而不同，而“加龄效应”则是指同一个人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改变其所支持的政治或政党。对于日本的低投票率问题，根据“光明选举推进协会”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今井亮佑指出年轻人群因“觉得太麻烦”、“对选举没兴趣”以及“没有想支持的政策或政治家”等原因降低了投票欲望。他在年龄和投票率之间正相关关系中乐观地期待“加龄效应”产生的同时，也警示性提出“政党为在选举中获胜，偏重中老年人群所关心的政策，拉低年轻人群所关心政策的优先序列，是极为合理的选举战略”这一结果(45)。相反，小林良嗣所强调“队列效应”与我们的分析一致(46)。
图6 分年龄层看日本历届众议院投票率(％) 资料来源：日本国总务省，http://www.soumu.go.jp/senkyo/。 因此，在政治家只要能够“讨好”高年龄层选民就能获得政权的今天，自然乐于竭尽所能演绎其政治“歌舞伎”。对年轻人群的代理懈怠也因为“队列效应”完全起不到钳制作用而毫无意义。不可避免地，日本国内政治中的偏颇现象也就直接体现在政治家对中日关系的处理上。可以说，由少数高龄选民推选出来的政治家们，只迎合高龄选民不适应中国崛起的心态，蛮横地采取敌视、围堵中国的战略。 图7描绘了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的长期变化情况。在中日建交后初期，近八成的日本人对中国拥有好感并认为中日关系是良好的。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对华好感度有所下降，但基本维持在50％以上。这也是海部俊树首相不顾欧美对中国的孤立政策，于1991年访华并提供大量日元贷款的“群众基础”。这种不好不坏的关系虽经历了小泉时代“政冷经热”，基本上得到维持。但是，随着2004年足球“亚洲杯”重庆、济南赛场反日行为的发生，对中国持好感的日本人大幅度减少。而“购岛闹剧”爆发后的2012年，反日游行造成对中国持有好感的日本人只剩14.8％，没有好感的比例却飙升到83.1％。与此同时，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日本人比例在2014年降到5.3％的历史最低点，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日本人比例高达84.5％。
图7 日本人眼中的中日关系(％) 资料来源：日本国内阁府《外交に関すゐ世論調査》。 然而，当我们把中日关系的两个转折点2004年、2012年作为基准年份，分年龄层探讨对中国持好感的日本人比例时，却明显看到“队列效应”的存在。图8显示，在这几个关键的年份中，除2004年以外，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年轻人比例远高于高龄者比例。2004年对中国有好感的年轻人少于其他年龄层人群有其独特的原因，这就是起因于亚洲足球杯的反日行为，使关心足球的日本年轻人颇受打击。而高龄人群对足球关注相对较少，受打击也相对较小。而在2012年和2014年，对中国有好感的20-29岁年轻日本人的比例都是70岁以上人群的两倍。其中原因其实颇为简单——高龄人群和年轻人群眼中的中国并不是同一个中国。高龄人群经历了日本高度经济增长，一直难以放弃“日本第一”的自豪感，在他们看来，中国不过就是一个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人群对中国友好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侵略战争的愧疚。其实，日本国民不完全像毛里和子所说的“度过了战后”(47)。年轻一代日本人从未背负过历史问题的包袱，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一个飞速崛起的新兴国家，相互尊重是他们的诉求。此外，年轻一代的国家意识淡薄(48)，从个人主义的微观角度是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图8 不同年龄层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比例(％) 资料来源：日本国内阁府《外交に関すゐ世論調査》各年。 日本年轻一代远离政治，产生民主疲劳，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政治力量可以被忽视。日本国会在2015年6月修改《公职选举法》，把选举权年龄从目前的20岁降低到18岁，这意味着240万年轻的新选民将在2016年夏天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行使权利。就像2015年9月中旬安倍试图通过安保法案时，站出来反对的民众以年轻人为主一样，他们对政治的觉醒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偏右的日本政治生态。 五、总结与展望 关于民主主义机能的退化问题，小林良彰等通过对日本、美国和韩国的国际比较，就议员候选人的政策纲领、议员活动与政策纲领的一致性以及议员在下次选举中是否再次出马等一系列变量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了日美韩三国的议员在选举中虽然提出了一些选民所关心的政策纲领，但当选后议员所进行的议会活动与政策纲领的一致性都不高，而这种不一致性对下次选举的效果并不明显(49)。待鸟聪史也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质性”这一民主主义制度大前提的角度，重新探讨了选民与政治家以及政治家与官僚之间“委任的连锁”与“责任的连锁”关系，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政治制度的机能退化(50)。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都充分说明了日本的代议制民主主义政治无论在代表民意方面还是自身机制上都陷入了不健全的境地。 本文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日本政治体制中代理懈怠失衡的问题，从不同的视角指出了日本代议制民主主义的误区。同时，本文通过利用日本现存的各种社会调查数据对该问题背后的社会背景变化进行了分析，指出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在本质上并非完全出自民意，而是与上述日本国内政治制度的机能退化密切相关。具体来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政治腐败问题催生了日本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一部分所谓的“改革派”政治家利用这种情绪大搞个人崇拜，使他们脱离了原本应有的“委任代表”立场。另一方面，政治家们打着“机构改革”的大旗，抨击可以阻止他们个人理念无限膨胀的官僚体系，使高素质官僚对政治家的代理懈怠缩小。由此，卡拉OK政治让位于歌舞伎政治。政治家们不再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的，而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政治秀”。在歌舞伎民主主义局势下，贤能政治家因进入壁垒过高被逆向选择机制所淘汰，政治家集团在整体能力或素质上都将大打折扣。 日本国民整体参与政治的热情随时间推移大幅度减退，时至今日形成了分年龄层人群队列效应的特征。高龄人群参与政治的热情较高而年轻人群远离政治这一现象意味着年轻人群主动从对政治家的委托结构中退出，导致了政治家们为获取选举胜利过度重视老年人群所关注的政策。 日本国内民主主义制度所存在的机制退化问题反映在中日政治关系上，则表现为政治家偏向采取那些不适应中国崛起的老龄人群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同时政治家又忠实履行美日同盟约束下来自美国的委托责任，配合美国的“再平衡”实施围堵中国的战略。上述分析表明，这是日本政治代理懈怠失衡所导致的代议制民主主义功能退化的结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日本，来自同盟国的委托授权不可能绝对化，代理懈怠平衡既是日本国内政治制度所亟需，或许也是从根本上改善中日政治关系的关键。 收稿日期：2016-03-25 注释： ①刘江永：《国际格局演变与未来的中美日关系》，《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 ②肖晞：《日本战略趋向与中国的应对》，《国际观察》2014年第2期；门洪华：《日本变局与中日关系的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 ③谢超：《实力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基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的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3期；谢晓光、岳鹏：《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检验》，《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 ④朱峰：《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4年第6期。 ⑤蔡亮：《安倍新内阁对华“战略对冲”政策的发展与中国应对》，《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4期。 ⑥刘江永：《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展望》，《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2期；张瑶华：《安倍2.0时代的日本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 ⑦何晓松：《日本的右倾化与中日关系》，《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⑧梁云祥：《日本政治右倾化与中日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 ⑨中国研究所在其机关刊物《中国研究月报》上频繁刊登特辑，包括《亚洲足球杯与中国民众的反日感情》(2004年9月总第679号)、《民族主义、网络社会和囚徒困境》(2005年6月总第688号)、《动荡的日中关系：从“政冷经热”到“政冷经冷”的危险背后》(2005年7月总第689卷)、《中国社会的变动与今后的日中关系》(2007年1月总第707卷)、《日中关系的过程与机制：1978-2009年》(2009年11月总第741卷)、《中国亚洲外交的活力》(2010年11月总第753卷)、《日中关系和民族主义》(2013年1月总第778卷)、《怎么办，日中关系》(2013年11月总第789卷)、《日中关系现在可为之事》(2015年1月总第804卷)。日本国内论述中日关系的专著也不在少数，例如毛里和子细致分析缔结旧金山条约之后的中日关系，指出中国领导人在未向中国人民充分解释战争处理问题的状态下与日本恢复了邦交，产生了中日两国对“战后”状态认识的迥异。日本在1995年认为“战后”已经结束，而对中国人来说，“战后”还在进行中，这种对“战后”认知的差异是中日关系不能正常发展的主因。参见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书店2006年版。天儿慧考察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历史变迁，指出未来日中关系存在的三种可能分别是对立、日本孤立、共存共荣。中日之间共存共荣的前提是，两国之间建立非口头上的真正互信关系，把对方纳入各自的战略目标建设过程中，清楚认识相互需要、相互认同的利益所在。参见毛里和子、园田茂人编《中国問題キ一ワ一ドで読み解く》，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版，第6章。 ⑩辻康吾：《日中関係のひずみの真相を問ぅ》，《中国研究月報》2005年第7期。 (11)毛里和子：《日中関係——負のフパイラルから抜け出すために》，《中国研究月報》2013年第1期。 (12)森保裕：《中国は日本の右傾化懸念——傷つぃた国民の友好と信賴》，《中国研究月報》2013年第11期。 (13)赵宏伟：《選択の时过境迁——敵国化か，友好回帰か》，《中国研究月報》2013年第11期。 (14)高原明生、服部龙二编：《日中关系史(1972-2012)第一卷：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版；服部健治、丸川知雄编：《日中关系史(1972-2012)第二卷：经济》，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版；园田茂人编：《日中关系史(1972-2012)第三卷：社会·文化》，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版。 (15)园田茂人编：《日中关系史(1972-2012)第四卷：民间》，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版。 (16)峰毅：《最近の日中関係を考ぇゐ——园田茂人编〈日中関係史1972-2012TV民間〉を読んで思ぅこと》，《中国研究月報》2015年第2期。 (17)粕谷祐子：《“一票の差”をめぐゐ規範理論と実証分析——日本での議論はなにが問題なのか》，载日本政治学会編《年報政治学2015-I政治理論と実証研究の対話》，木铎社2015年版，第90-117页。 (18)J.Mark Ramseyer and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Japan's Political Marketplace,Cambridge:Harve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9)(20)J.Mark Ramseyer and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Japan's Political Marketplace,Cambridge:Harverd University Press,1993,p.5,pp.5-6. (21)实线表示委托关系，线条的粗细表示委任力度(支持力度的强弱)；虚线表示被动委托关系，即不参加政治活动或者持反对意见的国民，不得不接受其他选民的投票结果。 (22)J.Mark Ramseyer and 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Japan's Political Marketplace,Cambridge:Harve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3-15. (23)日本学界传统上强调日本官僚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参见村松岐夫《战后日本の官僚制》，东洋经济新报社1981年版；村松岐夫《日本の行政》，中公新书1994年版；大森彌《官のシステム》，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真渕胜《官僚》，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版，等等。 (24)(25)大岳秀夫：《日本型ポピュリズム》，中公新书2003年版，第i，iv页。 (26)所谓“五五体制”是指执政党第一大党由自由民主党占据、在野党第一大党由日本社会党长期占据的状态。 (27)桥本龙太郎内阁设立的行政改革会议的成员包括总务厅长官武藤嘉文、首相助理水野清、经团联会长丰田章一郎、工会联合会长芦田甚之助、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有马朗人以及上智大学教授猪口邦子等，主要是财界和学界的有识之士。 (28)(29)猪口孝、Jean Blondel主编：《民主主义と政党》，原书房2014年版，第140页。 (30)(31)中野晃一：《右傾化すゐ日本政治》，岩波书店2015年版，第18、3页。 (32)猪口孝、プルネンドラ·ジェイン编：《現代の日本政治——カラオヶ民主主義から歌舞伎民主主義へ》，原書房2013年版，第11-24页。 (33)猪口孝、プルネンドラ·ジェイン编：《現代の日本政治——カラオヶ民主主義から歌舞伎民主主義へ》，原害房2013年版，第18-19页。约翰·凯恩(John Keane)把议会民主主义定义为，通过人民选举选出的代理人接受人民的委托，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人民喜好(民意)运营政府的一种状态。这时，人民通过民主选举赋予政府正统性，同时政府也积极参与人民生活。而监视民主主义则是，人民密切监视政府运营，并不时对政府运营情况要求解释说明的状态。监视民主主义也被称为数码民主主义，因为除政府运营会被用人气投票调查的形式数字化之外，对政府人气的反响也被用领导人的人气度、企业股价、国债价格的高低、抗议活动等形式数字化，参见John Keane,"Monitory Democracy",Paper prepared for the ESRC Seminar Series,Emergent Publics,The Open University,Milton Keynes,13th-14th March,2008,pp.1-37。 (34)(35)(36)大岳秀夫：《日本型ポピュリズム》，中公新书2003年版，第121、134-195、18页。 (37)一部分经济学家对小泉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有不同的评价，他们把收入差距的扩大归咎在“派遣劳动法”的实施上，并认为这不但标志着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的终结，还使大批劳动力不得不以临时工的形式参加社会劳动，导致了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之间所获报酬的巨大悬殊。参见橘木俊昭《格差社会——何が問題なのか加》，岩波书店2006年版。 (38)根据日本国税厅的统计，日本个人平均工资从1997年的峰值467.3万日元减少到2014年的411.4万日元，参见http://www.nta.go.jp/。 (39)Albert O.Hirschman,Exit,Voice and Loyalty:Response to Decline in Firms,Organizations and States,Harverd University Press,1970. (40)猪口孝：《政治理论》，ミネルウァ书房2015年版，第12页。 (41)参见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网站，http://www.ism.ac.jp/kokuminsei/table/data/html/ss8/8_9/8_9_20.htm。 (42)在统计数理研究所实施的“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中，对日本人的政治态度有如下设问：“假设您对社会不满，您会采取的态度会是：(1)在选举投票中予以考虑；(2)合法状态下的上访、签名运动、游行或者罢工等；(3)视情况也不排斥采取非法手段；(4)即使有不满也不会做什么；(5)其他”。我们在表1中分别把选项(1)-(5)定义为“选举、合法方式、非法手段、沉默、其他”，并把没有回答的人数比例以“无回答”选项列出。但是，因原数据在四舍五入过程中舍去了小数点后的尾数，产生了合计不完全等于100％的现象。 (43)统计数理研究所在“对选举的关注”中，就“您在众议院选举中一般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选项：(1)不惜暂停所有事务也去投票；(2)尽量去投票；(3)基本没有投票的意愿；(4)基本上不去投票；(5)其他。本文中把选项(1)称为以投票作为首选。 (44)关于加龄效应，参见John Crittenden,"Aging and Party Affilia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26,1962,pp.648-657；相关反证参见Norval D.Glenn and Ted Hefner,"Further Evidence on Aging Party Identifica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36,1972,pp.31-47。该文根据1945-1969年期间每4年一次的调查数据，把选民以每隔10岁分为一个出生队列(共分7个队列)，考查了他们对不同政党的支持率，结果发现人们并没有随年龄的增长改变支持政党，基本上否定了加龄效应的存在。 (45)今井亮佑：《若年层の低投票率につぃて》，《Votera20号》(明ゐぃ選挙推進協会)2014年6月。 (46)小林良嗣：《加龄效果より大きぃ世代効果》，《Voters20号》(明ゐぃ選挙推進協会)2014年6月。 (47)毛里和子：《日中関係—戦後から新時代へ》，岩波书店2006年版。 (48)猪口孝认为，相比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日本国民在国家认同感上比较淡薄。参见猪口孝《政治理论》，ミネルウァ书房2015年版，第172页。 (49)小林良彰、冈田阳介、鷲田任邦、金兑希：《代议制民主主义の比较研究——日米韩3ヶ国におけゐ民主主义の实证分析》，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4年版，第297-309页。 (50)待鸟聪史：《代议制民主主义——民意と政治家を問ぃ直す》，中央公论新社2015年版，第1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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