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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10-0045-12
这篇论文是关于危机理论史的。广泛地说，这里说的“危机”指的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普遍紊乱状态。特别地，我们探讨的是由资本主义运行原则内在驱动所导向的危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使其频繁遭受到大量内部和外部产生的冲击与扰乱。但是只有在特定的时候，这些冲击才会引发普遍危机。当生产系统状态良好时，它就能从各种挫折中迅速恢复。但是当其不完好时，几乎任何事件都能导致它的崩溃。我们这里考察对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为何以及怎样周期性陷入不良状态的各种解释。
一、再生产与危机
想象一下资本主义社会是多么的独特：它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其再生产过程需要不同生产活动之间的精确配合，而这些生产活动是由成百上千只关心私人利益的个体资本家承担的。它是一种阶级结构——资本家的持续存在要求工人阶级的持续存在：没有血统，没有传统，也没有宗教准则规定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它是一个相互合作的人类社会，但是它使人们不断地相互竞争：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难题并不是解释为什么它会崩溃，而是解释为什么它能持续运行着。在这一点上，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任何对资本主义如何进行再生产的解释，都或明或暗地回答了再生产为何无法正常进行的问题，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对再生产和对危机的分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某种理论是否明确表示出了这种联系，这一点都是正确的。
在经济思想史中，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有三种基本分析思路。第一种最为流行，它认为资本主义能够自动实现自我再生产。这种实现可能是顺畅和有效率的(新古典理论)，也可能是不稳定和无效率的(凯恩斯理论)，但它能实现自我均衡。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体系或其历史存在并无必然的界限：在新古典理论中它能自我调节；在凯恩斯理论中只要适当的政府调节就可使其永存。当然，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第二种理论与之相反，它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无法自我扩张。资本主义只有在保持增长的条件下才能生存。但要维持增长，它需要一些外部需求来源，如来自非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这表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最终会由体系外的因素所调节：资本主义体系的限制来自外部。消费不足理论的各种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都起源于这种思想。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自我扩张，但积累过程加深了积累所基于的内部矛盾，直到最终爆发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制在其内部。这种分析几乎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包括“利润率下降”和“利润挤压”这两种对危机的解释。
上面每种理论都蕴含了各自对危机的概念、成因和影响的解释。我们依次考察每个理论。
二、能够自动再生产的资本主义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自由放任主义传统和凯恩斯主义传统的正统理论。
1.自由放任主义传统。
很不幸，我们对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调节、运转自如、有效及和谐的系统的观念太过熟悉了。从最初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到精美却无效的现代宏观均衡分析，这一观念一直支配着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理论。人类生存最根本的矛盾被归结为有限的物质资料与无限的人类欲望之间的矛盾。于是，资本主义的无限贪欲被归因为人的本性。它对我们星球的疯狂掠夺就只是“自然的”，是自然本身内部斗争不可避免的结果。人的本性与自然相对抗，这时贪婪、竞争和自私都是永恒的了：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无法消除。事实上，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就是能自动允许以上人类内在动机最自由表达的一系列社会规则。进一步，由于资本主义提供了对永恒的“自然”冲突最理想的制度解决方案，资本主义便永远是最优的社会制度。除了一些无法想象的人性的变异或自然灾害的破坏，它没有极限。放任自由，资本主义便能顺利、有效或永久地生存下去——人们正是如此认为的。
将资本主义体系看做是自我调节的，人们就倾向于忽视其调节过程。因此，人们处理这一问题的主要倾向是专注于静态或平衡的增长均衡。这样做会使人们认为调节过程是可以忽略掉的。确实，采取这样一种策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是对均衡和被称颂的最优系统的威胁。
即使如此，危机还是会发生。这让经济学家有时非常怨恨。但是，他们所起的意识形态功能要求他们处理(至少周期性地)危机问题。
研究过经验历史的经济学家一定会对危机的频率和其明显的规律性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在美国，卫斯理·C·米切尔记数了从1810年到1920年110年内的15次危机；保罗·萨缪尔森则列出了1945年至1975年这30年间的7次“衰退”；[1](P43)[2](P250-251)而在这两个时间段之间更有一个长达10年的1929年经济大萧条。
要将这些现象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而又不彻底颠覆主流理论，基本上有两种方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可以辩称原则上危机并不会发生，将危机的出现归因于资本主义再生产正常运行之外的因素。再生产系统周期性地被危机扰乱，并非由于其内在缺陷。在这种观点下，危机被归咎于自然(太阳黑子、农业歉收等)或人的本性(积极的心理周期、绝望、战争、革命和政策失误)。[3](P257)
但是，很难将危机的规律性归因为太阳黑子或消费者的生理规律。而战争、政治错误等一次性的解释远不足以解释明显具有规律性的现象。于是我们得到了商业周期这个概念，这是将危机现象纳入正统理论的又一基本方式。在这一概念下，再生产系统还是自我调节的，只是这个调节的过程不再是平稳的，而是周期性的。再生产系统运行中的各种内部因素导致了自发的周期，于是自我再生产就具有了内在的节奏。
需要着重强调的一点是，在正统理论中周期并不等同于危机。为了与总体理论结构保持一致，这些周期本质上应被视为“小波动”，它是求一阶近似值时可以恰当地忽略掉的二阶变化。因此，调整过程的周期性特点并非是对系统再生产能力的限制。
作为正统经济学分支的商业周期理论是这两种基本方法的结合。有规律、不剧烈的波动是系统内生的：收缩与扩张都是正常周期的一部分。然而，剧烈、持久的扩张与收缩通常源于自然和人类本性等外因。这些因素或者把一个周期转变为危机，或者单独引发一场危机。因此，危机总是置身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正常进程之外。
尽管它是为自由主义者服务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自由主义经济学中通常只占次要地位。它关注的主题太过危险，它的历史填满了反资本主义的情绪，这些都使它很难融入主体经济理论。然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到来，商业周期理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原因。
2.(右翼)凯恩斯传统。
至此我都在谈论资产阶级理论内部的自由放任传统，因为它几乎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大萧条中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大规模的崩溃给自由放任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崩溃本身很容易用类似于上面讨论的各种方式来解释，但令人费解的是该系统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迅速恢复到“正常”的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倾向。即使是官方(保守)估计，到1939年美国的失业人数仍在1000万左右——这时大萧条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
大萧条历时久远，加剧了社会动荡。自由放任理论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凯恩斯理论迅速取代了它的位置。
凯恩斯批判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传统观点。正是这种观点得出了资本主义多少会倾向于自动、充分利用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的结论。相反，在凯恩斯的分析中，资本家的计划投资支出水平才是决定产出和就业水平的关键因素。但是投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家对利润的预期，取决于资本家的“期望”和“动物精神”。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主要的结论：第一，众所周知，资本家的预期是不稳定的，这很可能会造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极不稳定；第二个结论更为重要——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存在使资本家的计划投资支出量恰能保证充分就业的自动机制。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该系统是被假定为能够自动恢复均衡的：只是这种均衡并不能消除持久的失业和通货膨胀。
所谓的凯恩斯革命是个矛盾的说法。大部分凯恩斯分析的“深层”结构都是与他批判的正统理论相同的：[4](P343)将社会分为厂商与消费者(不是阶级)，对人性的观点基本相同，一样重视心理“倾向”与偏好，供给与需求的作用，重要的是都依赖一般均衡分析。这样，一部分正统理论能够吸收凯恩斯的观点而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理论就不足为奇了。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琼·罗宾逊戏称为凯恩斯的私生子)承认确实没有一种自发的机制能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高效、无危机地进行，于是他们将政府作为实现自由放任主义者所描绘的社会蓝图的机制。如果政府能较好地履行其职责，通过管理总需求就能既保持充分就业又可避免通货膨胀困扰。这样修订后，“正统理论中的其他教条就能够再次复活”。[5]
既然凯恩斯理论容许经济发生波动，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商业周期理论也就不再显得那么危险了。确实，既然政府基本可以清除波动，详细研究周期与危机以获取应对策略就尤为必要。于是，在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后，出现了大量关于危机的资料。
因此，凯恩斯主义者倾向于将极不稳定、剧烈波动的资本主义积累史看做是一系列的“政策”失误就不足为奇了。[4](P347-348)他们关于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观点也如出一辙。
凯恩斯还有另一支追随者，即所谓的左派凯恩斯主义者，其领导者是琼·罗宾逊。我们在下一部分讨论她和卡莱茨基、斯坦德尔等人的观点。
三、无法自我扩张的资本主义
从一开始，自由放任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谐、无危机的观点就受到另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内在不能积累的同样历史悠久的观点的挑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系统的内部力量至多仅能维持某个静止状态下的再生产：随着经济停滞，资本主义很快就会退化。竞争使人们相互对立，但由于没有增长，没有人可以在别人不损失的情况下就得利。因此，资本与资本对立，工人与工人对立，阶级与阶级对立。这种对抗性或者不断加剧使系统最终崩溃，或者退变成一个建立在大众贫困与人类痛苦之上的少数精英统治社会(如旧中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个不能积累的资本主义制度都不会长久。
有趣的是，这种相反的观点和它攻击的理论源自一个相同的观念。正统理论一直认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现期没有被消费的部分被重新投入生产过程以满足将来的消费。无论是哪种方式，消费都是最根本的。在消费不足理论中，这一观念成为攻击资本主义的武器。在漫长、复杂的危机理论史中，下面这种说法反复出现：所有生产的最终调节器都是消费——当期或未来的消费；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只会对购买力和“有效需求”做出反应，而不会对“需要”做出反应。这就是资本主义矛盾本性之所在，即如果仅靠自身，它无法产生足够的有效需求以促进积累。换句话说，这种系统的内在机制倾向于使其趋于一种静止状态：要保持持续的增长，它需要一些外部有效需求的支持。
1.需求缺口。
在过去的150年中，有很多理论试图阐明消费不足理论的确切性质。尽管阐述方式千差万别，关于消费品需求是总生产最终调节者的观点始终保持不变。
假设我们把全社会的生产划分为两个部门。部门一生产生产资料(原材料、能源、机器装备等)；部门二生产消费品和服务(食物、衣服、娱乐产品等)。
消费不足理论的基本教义是认为对消费品与服务的需求不仅决定了本部门的产量，还决定了部门一的产量。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产出最终是由消费品制造业的投入需求决定的：生产资料需求是由消费品需求派生出来的。要注意，这并不仅仅是说部门二的产出影响部门一的产出，反之亦然。它有更强的结论，即因果关系基本是单向的，部门二是领导者，部门一是从属者。
与这一见解类似的是把流通看做是资本家和工人分配社会产品的过程的观点。这样，总产品的一部分被设想为补偿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剩下的是净产品，可以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
在收入方面也可进行类似的划分。在企业的总收入中，一部分收入被用来补偿生产中消耗的资本。剩下的是企业的净可支配收入，分为工资与利润。主流经济学家称这部分净收入为净国民收入，它是有效需求的来源。
因此，净产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商品与服务，另一方面是净货币收入，它等于工资和利润之和：一方面是供给，另一方面是有效需求。
我们现在可以阐述需求不足理论的主要问题了。工人一般会将他们的所有工资都花掉。因而，他们按名义价格“买回”了净产品的一部分。但由于工人绝不能取得全部的净收入，他们也就不能买回所有的净产品。工人的消费总是存在“需求缺口”。而且，他们的工资份额越小，需求缺口就越大。
在这一分析阶段，剩余产品仍然是待售的，资本家的收入——利润——仍然是待花的。如果二者相抵，所有的产品就都能卖出去，“需求缺口”也就会被填上。但是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呢？
早期的消费不足论者倾向于将净产品设想为仅仅是由消费品构成的。他们的基本假设是部门一的产出是由部门二的投入需求决定的。在此假定下，他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无论何时部门一的产出都刚好替换整个生产系统所消耗的投入。这意味着尽管社会总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两部分，净产品只包括消费品①。
在这种观点下，工人用工资买回了净产品中他们的那一部分后，我们一方面就有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另一方面有来自资本家收入的未花费利润。因而得出结论，为了填补“需求缺口”，资本家要将他们的全部利润用于个人消费。但是这样就不会再有投资，因而也就没有了增长和内生的积累。
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不去进行积累。它的真实含义是，一个阶级作为整体进行积累的努力只是一种自我挫败。毕竟，在资本家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中，资本大小是很重要的实力指标。促进规模与力量增长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积累、投资和增长，所以资本家不断地去努力积累。因而，假设我们从上面描绘的初始情况出发，即部门一刚好生产了能维持整个系统生产能力的产品，部门二生产的产品被工人和资本家用收入全部买回。现在假设，下一时间段，资本家只用部分利润购买消费品。剩余利润被用来投资，去购买生产资料，雇佣新的工人和在两个部门创办企业。
在这一点上，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假设总利润为200 000美元，开始的时候资本家将之全部用于购买消费品。现在假设他们削减消费至150 000美元，剩余的50 000美元利润用来投资，其中30 000美元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来自部门一的存货)，20 000美元用于购买雇佣工人(来自失业大军)。对消费品需求的净减少值仅为30 000美元，因为资本家减少的消费被新雇佣工人的额外消费部分抵消了。即使如此，对消费品的需求确实减少了。这减少了部门二的销售额，使其减少了对部门一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减少了生产资料的销售额。然而资本家增加投资的行为同时也扩大了产品的总体生产能力。他们扩大生产能力的努力使新增的生产能力和原有的部分生产能力同时过剩。缩减开支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内生的积累否定了自我。
由于扩张是逐步进行的，需要时间来完成，可以预见“有效需求减少”效果的产生是需要时间的，随之发生的收缩也需要一段时间。因此，积累的努力带来了繁荣和随之发生的收缩，整个周期并没有净积累。根据消费不足理论的逻辑，这正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预期行为。
周期性繁荣与萧条对资本主义历史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然而同时，对历史的研究充分表明，这种周期是与资本主义实际经济巨大的长期增长伴随在一起的——一个与消费不足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会停滞的观点尖锐对立的事实。因而，消费不足理论不得不用一些外部因素解释这种理论和历史的巨大反差。接下来的两部分分别探讨前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理论，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外生因素占据了何等重要的位置。
2.保守和激进的消费不足理论。
在前面的第一部分中，我已经介绍了消费不足理论的基本逻辑和这一逻辑的内在含义。在分析过程中，我采用了若干现代概念工具，如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和卡莱茨基的总需求—总供给分析。很自然，在实际的消费不足理论史中，这些概念并未以这种精确的形式出现。事实上，理论史中惊人的一点是，尽管“需求缺口”这一概念贯穿始终，人们却很少认识到这一概念暗示了自我维持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不可能性。特别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们努力避免了这种暗示含义。19世纪是资本主义爆炸性增长的时期，如果你自己的理论却告诉你增长并非资本主义的内在属性，你将很难生存与写作。
深信其基本逻辑的正确性，而没有意识到或根本不愿意接受其全部的暗示含义，几乎所有的早期消费不足论者都认为过度的积累会导致危机。首先，他们会假设经济按某种可持续的速度增长。其次，按照我在前一部分概述的逻辑，他们假设资本家削减消费并将节省的资本投资于额外的生产资料和工人。因此，尽管投资提高了生产能力，消费品需求的净减少及其对生产资料需求的影响甚至使得以前的生产能力也过剩了。“过多的储蓄”导致了衰退②。
但早期消费不足论者逻辑中真正暗含的是任何储蓄都会导致衰退，其反对者很快就指出了这个事实。在名为《消费不足理论》的杰出著作中，迈克尔·布里尼总结了早期消费不足论者的两难困境：“这些作家的一般立场是认为积累率有一个上限，高于它积累就有陷入衰退的危险。但是按他们提出的观点的逻辑，这一积累率实际上为零，查尔莫斯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样他们就陷入了一个困境——要么抛弃一部分自己的研究结论，要么就公开陈述其结论的荒谬性”。[6](P63)
马尔萨斯(1820)是第一个陷入了这种困境的重要经济学家。与消费不足论的传统观点一致，马尔萨斯认为消费品需求调节着生产，因而只有特定的增长率才是“可持续的”。当然，通过他论证的逻辑与暗含的结论，马尔萨斯是绝不能回答这个可持续的增长率是多少的。不过他确实强调了过度储蓄意味着资本主义消费无法填满工人留下的需求缺口，因而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危机确定会发生。在马尔萨斯的笔下，这种消费不足的倾向是为封建土地所有者辩护的借口。他们的奢侈生活与炫耀性消费被描述成了对资本家(过度)储蓄的抵消力量。(马尔萨斯也因用其所谓的“人口规律”攻击工人而出名。从这时起，这些残忍的“自然规律”不再代表“文明的”统治阶级的意志。)
西斯蒙第是与马尔萨斯同时代的人，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消费不足倾向。我们在他那里再次见到了这个观点，即消费水平调节着总生产，生产只能与消费保持相同的增长速度。但是资本主义使劳动大众陷入了贫困境地，从而限制了他们的消费；工人们太过贫困了，以致连他们自己的那部分产品都无法买回了(无所不在的需求缺口又出现了)。此外，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收入分配不公会加剧，大众消费的增长速度慢于总财富的增长速度(缺口变大)。因此，在西斯蒙第那里，消费缺口不仅存在，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会加大。危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加剧，不同国家争夺外部市场的竞争会更激烈。
不同于反动的牧师马尔萨斯，西斯蒙第是个激进者，被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与工人的困苦所深深打动。在他的时代，他站在了马克思所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前线，反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残忍与破坏行为，并试图改革以缓解这些状况。西斯蒙第本人拥护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激进的收入分配改革，期望政府执行这种分配改革与其他改革。[7](P170)
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的消费不足理论学派都将外部市场作为消费需求的来源。马尔萨斯只是一笔带过，西斯蒙第却认为国外市场是国内生产过剩的重要出路，而且他将国际竞争加剧看做是消费不足问题恶化的后果。当然，要通过国际贸易解决问题，一国的出口应大于进口。这对于世界整体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所有的贸易都只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那么国际贸易就只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因素，并不能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因此，西斯蒙第并没有将国际贸易当做是应对消费不足的一般方法。
在西斯蒙第与霍布森之间有一个资本主义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它标志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例如，从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欧洲的国外投资增长了700%，大部分投资流向了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因此，不足为奇的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下的国际贸易似乎成为了消费不足的解决方式。毕竟，如果有人将世界看做是由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构成的话，他可能会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吸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剩储蓄——无论是通过投资的直接形式，还是通过商品输出的间接形式。在霍布森和罗莎·卢森堡(下一节介绍她)看来，消费不足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
霍布森以一种消费不足论者现在所熟知的方式展开了分析。他明确指出，一切生产——包括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都是消费。而且他是第一个明确指出部门一(生产资料行业)完全从属于部门二(消费品行业)的人。整个生产过程可以看做是一个垂直一体化的生产系统，由原材料阶段开始，经过中间阶段，直到只包含消费品的最终产品阶段。最后，他先是假定了一个“可持续的”增长率(当然，他无法解释这个增长率)，之后他表明是(过多的)储蓄造成了衰退。危机源自(过度)储蓄。[6](153-168)
霍布森也引入了“剩余”的概念，这在他随后的分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剩余”是霍布森定义的总产出的货币价值超出其必要成本的部分。[6](P180)这一概念涉及了产出的必要成本和非必要成本的区分，以及生产成本与其他费用(如销售成本、销售税等)的区分。它是一个比我在前面定义的利润(收入减成本)更广义的概念，但我们这里无需深究这两个概念的差别。
无论如何，霍布森的剩余概念包含了非必要“成本”，如垄断利润和地租(因为它们不是源自任何种类的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非劳动收入”日益膨胀，而它的收取者却倾向于减少消费，过度储蓄趋势便产生了。因此，消费不足问题有恶化的趋势。[6](P171)
霍布森认为，即使在竞争资本主义下，国际贸易也为过度储蓄提供了出路，为生产过剩提供了市场。然而，随着生产集中和垄断加剧，消费不足问题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一方面，垄断利润增加了剩余，带来更多的储蓄；另一方面垄断高利润是通过提高价格获取的，高价格倾向于缩减市场销量。因此，导致储蓄增加的同一些因素减少了储蓄的出路。帝国主义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出现：帝国主义为消费不足的最高阶段。
然而，霍布森认为并非必须这样。危机和帝国主义的根源在于收入的不平等，以及垄断和食利者的暴利。解决方法是进行适当的改革：在任何政治经济力量潮流的变革中，把那些资本家的超额收入以高工资的形式转移到工人手中，或以税收的方式转给公众。于是这些钱就会被花掉而不是被积攒起来。上面任一种方式都有利于消费热潮的高涨。这样做后就不用再去争夺国外市场和投资场所了。[6](P166)
霍布森在20世纪初提出的观点大量出现在了随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虽然不相信霍布森的消费不足分析，列宁在1916年的著作中还是着重强调了垄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革命者罗莎·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的根源实际上就是消费不足问题，即使她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霍布森从中得出的结论。更近一些，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威齐和巴兰在其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复活了霍布森的一些观点，如将总生产看做是一个垂直整合的部门，“剩余”的概念，垄断会带来剩余增加的观点，尤其是随着垄断的加剧、盛行，对剩余的吸收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问题的论点。我们下面开始讨论这些理论。
3.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理论。
在早期的消费不足理论中，消费不足始终都是相对于过高的积累率而言的。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根据他们自己的逻辑，任何积累都是对其自身的否定。不可避免地，消费不足论者得出了结论：资本主义会趋向停滞，一个自我扩张的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马克思彻底摧毁了这种理论。为了看清原因，我们需要讨论一下由马克思发展的几个新概念。
我们对马克思理论中的第一个伟大进步已经非常熟悉了。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两大分支或部类，即生产资料(Ⅰ)和消费资料(Ⅱ)。这意味着任何时期的所有产品都由两种形式的商品构成。马克思的第二个突破就是阐明了有效需求的本质。消费不足论者主要定义了三种有效需求：替换需求，也就是买回生产资料来替换那些已被消耗掉的；工人的消费需求，也就是买回他们自己的产品份额；资本家的消费和净投资需求，这是用来填补净产出中的“需求缺口”的。
马克思的第一个出发点涉及了时间问题。假定每个部门的生产过程都占用给定的时间，比如一年。那么，在总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就不能用当年的产出补偿，因为当年生产的产品到年终时才能离开生产线。类似地，当年雇佣的工人并不能“买回”他们当年所生产的消费资料，因为这些产品到年终时才能准备好。资本家也无法消费当前还无法消费的东西。
让我们回到年初。为了使例子尽可能简单，假设当年被消耗的商品都是在年初购买的(这仅是一种阐述方法)。资本家决定他们意愿的当年的产出水平。因此，他们购买了一定量的生产资料，雇佣了一定数量的工人。工人则用他们的工资购买消费资料。同时，资本家也购买了供他们在这一年内进行个人消费的消费资料。注意，有效需求全部来自资产阶级：工人的工资是资本家当年总投资支出的一部分。将消费和投资看做是功能上相互独立的部分并不合适，因为消费主要来自工资，而工资本身就是投资支出的一个必要方面。
因此，在年初，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支出决定了有效需求。但是是谁销售这些商品呢？当然是资本家自己！一年的开始也是上一年的结束，因此也是上一年生产的产品可供使用的时候。上一年的产品提供了资本家可在下一年销售的商品；资本家在当年的总投资和个人消费决定了对商品供给的有效需求。如果这听起来有些奇怪，那么要记住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本身就是很奇怪的。生产和消费的决策是由成千上万的个体资本家做出的，但她们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虽然决定供求关系两端的都是资本家，但他们是以个人身份而非作为一个整体阶级进行决策的。最困难的部分是解释他们到底是怎样“让一起进展顺利”的。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个问题。
在这里不难说明，如果每年的有效需求恰好可按正常价格购买所有可用的供给，稳定增长是很可能实现的。[9](P106-137)如果投资以10%的速度增长，则产出也以10%的速度增长。因此，如果资本家的消费也增长了10%，这个有效需求将买下每年产出增长的部分。在马克思以后，“均衡增长”的可能性已成为老生常谈的东西了。
均衡增长意味着生产能力和有效需求能够以大致相同的速度增长。然而，从它本身的含义来看，均衡增长并没有表明资本主义一定能获得这种增长。它也没有告诉我们，如果平均说来这种增长确实是可能的，因果关系的指向是怎样的。即使如此，再生产有扩张的可能性这一事实明显威胁到了消费不足理论。正是在这种挑战下，我们遇到了消费不足论的马克思主义版本。
在这里先讲述一点关于马克思著作的背景。在1858-1865年间，马克思重写了被他的三卷本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所使用的大量手稿。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但是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第二卷一直没有最终定稿，尽管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和晚期分别对它进行了修订。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后两卷都是由恩格斯编辑并出版的。因此，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已出版的马克思著作中并没有涉及再生产和增长问题。[9](P56-58)
在第一卷中，马克思证明了当把工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时候，仅当其在给定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生产供自己消费的产品和用来替换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产品所需时间时，剩余产品才会出现。正是这一超过维持工人和生产系统正常运行所需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家提供了剩余产品。
《资本论》在沙皇俄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资本主义已经破坏了那里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古老的农村公社——米尔。在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一些民粹主义者就认为米尔能成为无需经过骇人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基础。1880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对资本主义的毁灭性的批判，而且，稍加推论便知，它为批判俄国资本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10](P5-11)
马克思强调了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将它作为俄国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的证据。他们用传统的消费不足理论推论：由于工人所生产的多于他所消费的，国内市场绝不足以支撑经济增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开辟海外市场跳出了这一困境。但是他们认为俄国太落后了，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因此，资本主义并不适合俄国，把农民组织起来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关键。
《资本论》第二卷于马克思去世的第二年1885年出版。即使这样，15年后马克思主义的民粹主义者仍然坚持认为“没有国外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生存的”。[10](P10)但是那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布尔卡可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斯特鲁维、列宁。
这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批评了民粹主义者的消费不足观点。第一，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和商品关系在俄国所有的地方都在快速发展着。列宁的第一本书《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就是针对这一点的。第二，列宁他们批判了那些民粹主义论调的逻辑基础。他们指出，民粹主义者最基本的错误在于将消费想象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获取利润而非消费，而且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分析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种利益驱动的生产是完全能够为自己开辟国内市场的。消费不足并非本质问题。资本主义已经在那里了，它是可行的并在扩散之中，将城市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才是迫切的任务。
这一轮辩论的胜利者是斯特鲁维、布尔卡可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列宁。但他们的胜利仅仅是为另一系列更重要问题做了准备：如果资本主义确实能够自我增长，那什么才能阻止它无限地增长下去呢？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界限是什么？而且，我们怎样理解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毁灭性危机呢？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走上了一个极端，他认为如果两大部类之间保持正确的增长比例，资本主义将完全独立于消费。但是，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下，这个正确的比例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资本主义生产这种不断尝试、反复摸索的性质会引起周期性的巨大失衡，造成再生产的中断和危机的爆发。列宁批判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消费无关的论断，但除了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危机的根源外，他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危机理论。他并非是要回到这个主题上来。大约十年以后，德国突然再次出现了比例失调危机理论，这次是在希法亭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大部头著作中。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希法亭两人后来都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会导致危机，通过计划就能消除危机。希法亭认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为解决方案，通过国会走向国家控制为解决办法。[10](P14-16)
罗莎·卢森堡拒绝接受这次争论得出的解决办法。作为一名革命活动家，她完全反对似乎由比例失调论所产生的改良主义。她宣称，一旦人们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社会主义就不再是客观需要的了”。抛弃资本主义的崩溃论就是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她着手再次复兴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消费不足论的辩论。[10](P22)
在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中，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均衡增长)所举的例子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因素，卢森堡直接攻击了那些例子。她承认马克思明白地证明了扩大再生产的抽象可能性，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为从社会的角度看，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本家的行为根本就说不通。[6](P89)想象一下在生产周期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社会产品都存放在一个大仓库里。这时，资本家过来取走一部分产品来替换上个生产周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工人来取走一部分作为他们的消费品。这就只剩下了剩余产品，资本家取走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这时卢森堡要问了，剩下的产品的购买者是哪里来的？(当然这是传统消费不足论者填充“需求缺口”的问题)如果马克思是正确的，她说道，那就是资产阶级买回了剩下的产品，用于投资并扩大生产能力。但这样也说不通，因为“谁才是新的消费者呢？生产进一步扩大是为了谁的利益？”即使资本家按照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做，在下一个时期生产能力会提高，需要填补的需求缺口会更大，问题也就会更加棘手。马克思的“积累图表并没有解决扩大再生产最终令谁得益的问题……”扩大再生产在数学推导上是可能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的。[6](P193)
由此可知，资本主义积累仅能用“纯”资本主义关系之外的一些力量来解释。卢森堡指出，马尔萨斯的由一个第三阶级作为不生产消费者的解决方法是说不通的，因为这一阶级的收入只能来源于利润和工资。类似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也无法为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提供解决方案，因为对世界体系来说它是内部因素。她因此论证资本主义积累需要一个游离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购买阶层，这个阶层对资本主义的买要多于卖。因此，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领域之间的贸易就成为了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首要必须条件，在对所有重要有效需求来源的争夺中帝国主义必然会产生。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非资本主义的范围会收缩，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来源也会随之减少。危机的趋势增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围绕剩下的非资本主义区域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世界危机、战争和革命是这一进程不可避免的结果。
即使卢森堡关于积累不可能性的观点是正确的，她的解决方案也没法实行，因为它要求第三世界不断地“买多于卖”。但是额外的收入从何而来？但实际上，她关于积累可能性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为了弄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简要回顾一下在本节开头所做的分析。想到这一点，在生产周期结束时资本家占有了全部社会产品。同时，他们的总投资和私人消费开支才是这些产品有效需求的最初来源(因为工人的工资是总投资的一部分)。除了个人消费以外，他们剩下的支出(总投资)绝不是出于这种消费动机。他们完全是出于获取预期利润的动机。马克思的例子说明如果资本家进行了恰当数量的投资，他们确实能售出产品和获得期望利润。如果获利成功刺激他们再次投资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会再次得到投资回报，如此循环反复。随着雇佣工人的不断增多和资本家财富的不断增长，消费会一直扩大。但是这种消费扩大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③。
即使这里我们驳斥了卢森堡对扩大再生产的批判，我们仍然没有回答她一开始就提出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力量使扩大再生产具有了现实的可能？第二个问题，如果扩大再生产确实是可能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未走向自我毁灭”这一说法难道不对吗？
现实情况决定了应该讨论哪个理论问题。1929年，一场世界范围毁灭性的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了，危机之后是超过十年的大萧条和高失业。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再一次成为了理论争论的焦点。
复兴消费不足理论以解释危机的第一个重要尝试是由斯威齐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做出的。斯威齐明确指出要开创一种没有早期版本缺陷的消费不足理论。[11](P179)
在这个早期尝试中，斯威齐仍然深受传统消费不足论认为总生产受消费品需求调节这一观念的影响。从这个观点来看，部门一好像是部门二垂直一体化生产设备的一部分，部门一产出的变化实际上都是消费品生产能力的变化。另外，斯威齐论证道，“经验证据”表明部门一产出增长1%可使消费品的生产能力提高1%。这实际上是再现了我们之前分析的霍布森的观点。
现在考虑有效需求，我们知道它是由资本家的消费和总投资支出构成的(后者由购买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的支出组成)。斯威齐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机械化进程快速发展，每个工人装备的机器设备和生产资料不断增加。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投资在生产资料上的支出要比投资于工人工资的支出增长快。考虑到他对生产的分析，在生产资料上的投资支出意味着消费资料生产能力成比例的增加，而缓慢增长的工资支出当然也转化为了缓慢增长的工人消费。因此，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扩张似乎快于工人消费需求的增加。“需求缺口”便出现了。当然，资本家的消费需求可能填补这个缺口。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倾向于将利润的更大比例用于投资，将更小的比例用于消费，这使消费的增长落后于部门二生产能力的增长。斯威齐总结道：“……因此断定，消费的增长有落后于消费品产出增长的内在趋势……这一趋势或者通过经济危机，或者通过经济停滞，或者通过二者共同表现出来”。[11](P183)
斯威齐分析中的基本错误是传统的消费不足论者的错误，它将部门一的地位仅仅归结为部门二的“投入”。如果这样假定，我们自然会得出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一定会提高消费资料生产能力的结论。但这是错误的：生产资料也可用于制造生产资料。而且正如我们在批评卢森堡时指出的，扩大再生产也要求我们如此使用生产资料。与斯威齐的推理相反，在扩大再生产时，每个工人装备的机器设备与生产资料增加和两部门产出成比例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斯威齐的第二个尝试是二十年后与巴兰在《垄断资本》中做出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一次尝试中，斯威齐论证资本主义部门二生产能力的扩张有快于消费需求增长的内在趋势。《垄断资本》是在马克思、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它并没有只局限在部门二或消费需求上。相反，在这里他论证现代资本主义有总生产能力扩张超过内生有效需求增长的趋势。因此，在没有外部因素作用的情况下，“垄断资本主义会在长期萧条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2](P108)
从以上分析得出，“在实际积累过程强力进行的极为漫长的时期……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扩大和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就只能用外部因素解释。[13](P1-8)因此，巴兰和斯威齐指出主要的创新(蒸汽机、铁路、汽车)，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战争，以及通过广告、政府政策等对总需求的刺激，都是克服垄断资本主义内在停滞本性的重要因素。
将低增长、过剩生产能力现象和垄断联系起来的做法并不新鲜。许多理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都试图解释这种相互关系。巴兰和斯威齐的特殊贡献，是论证了这些现象是从垄断资本主义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并使自己趋向危机和停滞的持久趋势中产生的。因此我们必须找出这种论证的逻辑基础。
回想一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总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费支出决定了有效需求(总投资包含决定工人消费的工资支出)。而且，在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会对过去和当前利润做出积极反应的情况下，实际上总投资才是决定性的变量。
现在假设在某年开始，用于下年生产的总投资支出足够扩大生产能力，但还不足以购买所有现存的社会产品。这样，资本家一方面扩充了未来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会发现即使是相对于现存的生产能力，需求仍显不足。
考虑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本性，这种结果可以被视为是经常性的。问题是，它仅仅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经常性波动的一个方面呢，还是意味着更多的东西？例如，马克思认为资本家被驱使着去尽可能快地积累，所以上面提到的那种矛盾就有自我矫正的趋势。但是如果一个人能以某种方式证明每个时期投资都趋向于保持在上面提到的范围内——足够大到扩大生产能力却不足以购买上一期供给的所有产品——那么生产能力当然会超过有效需求并且再生产系统将面对一个需求缺口或“实现问题”。这正是巴兰和斯威齐断言(潜在)剩余的扩大快于再生产系统对其吸收能力的增长时所暗含的论点。然而，尽管他们指责垄断造成了这个问题，他们并没有讨论为什么垄断者在需求不足时还过度扩张生产能力。因此，他们整个理论的关键因素仍未得到解释。在其最近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考察中，埃里克·奥林·赖特指出了所有这些严重的缺陷，“这个消费不足论立场最严重的缺陷是它缺乏任何有关实际积累率决定因素的理论……许多需求不足论的著作已经(至少是含蓄地)选择了凯恩斯的解决方案——强调将资本家的主观利润预期作为决定积累率的关键因素。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不充分的解决方案。我至今没有见到一个由马克思主义需求不足论者提出的关于投资和积累率的详尽理论，因此当前这个理论仍然是不完备的”。[14](P215-216)
在他们的书中，巴兰和斯威齐引用了琼·罗宾逊、迈克尔·卡莱茨基、约瑟夫·斯坦德尔的观点。因为这些作者是左翼凯恩斯主义理论传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就有必要研究一下他们各自对经济危机问题所做的分析的含义。
在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中，投资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主要强调了投资决策的短期决定因素。因此，上述作者对投资决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短期分析上，对长期结构变化的分析处于次要地位。琼·罗宾逊早期只是附带性地讨论了结构变化，而她后期的著作主要基于卡莱茨基的理论。[6](P225)卡莱茨基只简要论述了长期问题，仅仅假设没有外部因素情况下资本主义会陷入停滞。因此，创新才是推动投资水平超过仅维持资本主义体系再生产所需水平的主要因素。卡莱茨基还指出，正是垄断资本主义下创新强度的降低导致了它近期的低增长。[6](P245-248)尽管这些都非常特别，在他最后的主要著作(1968)中，卡莱茨基强调目前仍缺乏对投资长期决定因素的令人满意的解释。[15]
最后，斯坦德尔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卡莱茨基长期分析的不足，并着手弥补这一缺陷。然而，他也被迫理所当然地认为创新强度的降低是现代资本主义低增长的基本原因，尽管他强调垄断加剧了这种下降。像他之前的卡莱茨基一样，他最终也宣称至今尚不存在令人满意的解释。[15]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巴兰和斯威齐喜欢做出他们自己版本的解释并非意外。
[校者按]本文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安瓦尔·谢克教授对危机理论史进行研究的论文，原文刊发在美国激进经济学会1978年刊行的《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一书中，该文发表后即成为危机理论研究的经典论文，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遗憾的是国内至今无人翻译介绍该文。经过努力，谢克教授授予《教学与研究》中文版权。
①净产品为总产品中去掉维持生产系统运行所必要部分后的剩余部分。从中扣除工人的消费品后，我们得到的是超过维持生产系统运行和满足工人需求的部分：它是剩余产品。
②消费不足论者没有想象到凯恩斯主义理论中计划储蓄与计划投资的差异。资本家既计划投资，又计划储蓄，其储蓄用于了投资，而非贮藏。正如布里尼(op.cit.，pp.50—51)指出的，贮藏在消费不足理论中并不重要。
③熟悉《资本论》第一卷的读者也许会记得，对于买和卖，马克思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流通：C-M-C和M-C-M′。前者的目的是消费，后者的目的是资本扩张，后者才是资本主义生产中支配性(调节性)的流通。卢森堡忘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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