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逻辑在近、现、当代的升华与发展（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逻辑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期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学术进一步繁荣，对中国传统逻辑的研究亦颇昌盛，众多的专家，大量的著作和论文，甚为壮观。限于篇幅，这里只集中论述章士钊、谭戒甫和伍非百，他们都有一段日子生活在当代，但其学术研究在现代期就已基本成熟和完成。
一、章士钊
章士钊(1882—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1907年赴苏格兰大学研习逻辑，后治此学不缀，曾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处讲授逻辑。他对中国传统逻辑特别是墨家逻辑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发表的相关论文有《名学他辩》(1923年)、《墨议》、(1923年)、《名墨訾应论》（1924年），此外还作有《墨辩今注》。章士钊在大学里讲授逻辑课，好“以墨辩与逻辑杂为之”，并以此长期的研究为基础，于1939年最后写成“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的专著《逻辑指要》。章氏在《逻辑指要·重版说明》中自谓这“是一部逻辑发展史匆遽而紊乱的速写”。它联系论及到先秦各家的逻辑思想，并涉及到先秦以后一些人物的逻辑思想，但论述最多的是墨辩逻辑。《逻辑指要》于1943年正式出版，1962年三联书店重版发行。《逻辑指要》共28章，体系较全，纲目较细，每一部分都联系论及到墨辩逻辑。
下面简要介绍章氏对墨辩逻辑的论述。
（一）关于名（概念）
他特别论述了《墨辩》关于定义的思想。他认为“定义”就是《墨经》所谓的“举”，恰当的定义叫“正举”，不恰当的定义叫“狂举”。如何进行正举呢？首先一个准则就是“拟实”，《墨经》云：“举，拟实也。”章氏认为根据物类之大小相关分别拟之以达名、类名、私名（或荀子说的共名、别名）也就是拟实。达、类、私（共、别）就是今天所说的属种关系。属种关系分明便是一种正举或得以正举的必备条件。《墨经》云：“狂举不可以知异。”又云：“尽，莫不然也。”章士钊认为这也是论述定义的原理和规则。定义的重要一环是确定“种差”，种差的重大作用就是“知异”，即指明被定义概念与同一属概念下的其他种概念有什么差异。种差是什么呢？它就是被定义概念所特有而其他相关种概念所没有的内涵，章士钊认为这就是《墨经》所说的“尽”，“尽”有“偏有”或“偏无”的意思，种差所揭举的属性乃是被定义项所偏有而为相关种概念所偏无的。（上面论述皆见《逻辑指要》第15章）
（二）关于直接推理
章士钊认为墨辩涉及到好几种直接推理。《小取》曰：“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周爱人”是A判断，“不周爱”是O判断。爱人（周爱人）与不爱人（不周爱）是矛盾关系。因而这实际上是在讲性质判断的对当关系。还有《小取》说的“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是加词附益法（即附性法）；而《小取》的侔“盖包举换质换位诸律令而统言之。”此外，章氏还认为《墨经》的“俱二不俱斗，二与斗也”是在说换位之规则，意思是：斗以二人为之，但二人所为，不必即斗；即是不能随便进行简单换位。（见《逻辑指要》八章，九章）
（三）三段论
章氏在《逻辑指要》第十三章、十四章和《名学他辩》等处肯定了墨家有和西方三段论基本相同的演绎推理。
1、三物语经
他把《大取》的“语经也，……三物必具，然后是以生“称为”三物语经”。他说，“语经”就是言语之常经，议论说理经常采用的结构形式，“词以命物”，三物也就是三词，即三段论的三个名词（项），“三物必具”，就是说三段只能有三个名词（项），不能多也不能少。
2、中词
《小取》曰：“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章士钊认为：“所取者”是指大小词而言，因其在前提中出现，在结论中也出现，故称为“所取”。“所不取”则为中词，它在前提中出现而在结论中不出现，“婚姻成而媒妁退”，故名之曰“所不取”。章士钊还说到，中词在墨辩中最简约的称谓是“他词”或“彼词”，“他者，第三位之称，意谓备第三物以明前两物相与之谊。
3、三段论的规则
章氏在《名学他辩》中说，墨辩至少论及到了如下三条规则。
甲、他词至少尽物一次（中词至少尽物一次）。
《经说下》曰：“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章氏解释说，一属性为两个以上事物所“俱有”为“不尽物”，作为判断中的词项便不周延，一个属性为某事所“偏有（独有）”或“偏无”为“尽物”，作为词项为周延。譬如齿、尾是马、牛俱有的，在“马有齿、牛有齿”或“马有尾、牛有尾”等判断中，“齿”、“尾”都不周延，不能作他词（中词）。如果列论式为“牛有角，马非有角，故马非牛。”其中“有角”对“牛”为不尽物，但“有角”对马来说为“偏无”，是“尽物的”，他词“有角”尽物一次，推论合乎规则。
乙、端词（大、小词）在前提未尽物者，在断案中不可尽物。
章氏认为《大取》所批评的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执驹马说求之”，将它展开列为论式则为“驹，马也。驹非白马，故白马非马。”其错误就是在大前提中未尽物的“马”，在结论中成了“尽物”。
丙、他词必正（即中词不能混指两个事物）。
章氏认为《经上》的“彼不可，两不可也”说的便是这个问题。章氏解释说：三段共含三词，一彼余两，彼不可者，他词不正之谓。他词不正，余两词（大小词）之连谊必不正。”接着他举了一些古代名辩中的实例来说明“他词不正”主要表现为“混指两个事物”。
（四）关于逻辑规律
章士钊认为《墨辩》论及到所有四条基本规律，其具体论述见于《逻辑指要》第三章，其中有些说得明白，有些说得不怎么明白。兹录《逻辑指要》第24页之一段论述如下：
请试综三律而论之。《墨经》曰：“合与一，或复否，说在拒。”（谭戒甫《墨辩发微》编次为《经下》第11条）此即墨辩之所以律思想者也。合，合同；一，重同。此明同之极诣，昭同一律也。或者正之，否者负之，既正又负，显非辞理。此明矛盾之当戒，昭毋相反律也。拒者，即不容中之谓。
此条经文总共只九个字，竟综论三条逻辑规律！在章氏的曲尽解释下，虽也勉强说得通，但毕竟不怎么明白。而且按照《经下》条文的结构和体例来说，章氏的解说还颇有理路不够通顺之嫌。
章氏之论墨辩逻辑，是按照西方逻辑的体系，对号入座，因而他的论述非常具体。这样的作法使他的研究深入而细微，并在许多地方发前人之所未发，但牵强附会之处间亦有之。
章士钊还曾比照因明来讨论墨辩。请看其在《名学他辩》中的具体论述：
《大取》曰：“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三物论事，号为常经，可见当时立论之体制，与逻辑三段、因明三支相合。
古因明以他物设喻，分两种，一喻体，一喻依。如“凡所作者皆是无常，譬如瓶等”，上语是体，下语是依。墨辩疑亦有然。三支论法，总举一物，墨名曰推；五支论法，旁及多物，墨名曰譬。《小取篇曰：“辟（章氏注曰“同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此如喻依，不妨杂举，推而广之，或且忘其形式论法。《说苑》载：“梁王谓惠子曰：愿先生言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夫说者因以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章氏言下之意：“喻依”就是一般地去取譬设喻，甚至是漫无限制地去举例。看来，他是一时忘却了喻依的逻辑特性和逻辑原理是什么！因而整个论述有点不得要领。
二、谭戒甫
谭戒甫(1887—1974)，湖南长沙人。历任武汉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院、贵州大学、贵阳师院、湖南大学等校的教授。毕生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其中尤其是对《公孙龙子》和《墨辩六篇》的研究用力甚勤。所著《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墨辩发微》虽分别迟至1957年和1958年才正式出版。但此二书的初稿早于1928年就己写成，30年代曾陆续以大学课程讲义、单篇论文和专题论著的形式公开发表过。《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创新观点，是据鲁胜《墨辩注序》说的“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形名显于世”之说，引申甚至修正而把名家分为“正名”“名本”“形名”三支派，而公孙龙则是“形名派”的著名人物。（见《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的《名通第六》和《流派第七》）谭氏的这种说法，虽有足资启发和可取之处，然亦无十分重大的意义。
谭氏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墨辩发微》一书。《墨辩发微》最令人瞩目之处是它对墨辩论式的整体性质和格式所作的探索性研究。谭戒甫认为墨辩与因明“尤为接近”，不仅论式组织多相符合，而且论式演化发展的过程也大致相同。印度的论式有前期的五支式（宗、因、喻、合、结）和后期的三支式（宗、因、喻，喻分喻体和喻依两部分）之不同。谭氏认为墨家论式的发展也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辩期（含“墨论期”和“经说期”）·
谭氏认为《小取》是讨论这一时期论式的总结性文章，《经说》四篇是《小取》论式组织法之例证，论式由“辞、故、辟、侔、推、援”六物组成，“辞”“故”是每一论式式都必须具备的两项，“辟、侔、推、援”则不一定在每一论式中都同时出现。下面是谭氏举出的一些例子。
例一（据《经说下》第2条）
辞 推类之难
故 说在之大小
辟 四足兽与牛马与物
推 尽与大小也
例二（据《经说下》第43条）
辞 五行《金、水、土、木、火）毋常胜
故 说在多
辟 火烁金……金靡炭
侔 火多也……金多也
例三（据《经说》上第74条）
辞 辩
故 争彼也
辟 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
推 是争彼也
辟、侔、援、推，一般有关学者大都把它们解释为一种独立的推理论证方式，而谭氏则认为它们只是论式的组成部分。谭氏认为“辩期”的这些论式，不那么严密，比较松散，其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印度的五支式。应当指出的是“上面这三个论式，虽说是据《经说》某某条，但都有改动。第一例是改动了原文。第二例则改变了句读，原文是“火烁金，火多也；金廉炭，金多也”，现在，每一分句先是生硬地拆开，再是莫明其妙地组合成“辟”与“侔”。第三例的“辩，争彼也”本是一句话，却被拆或“辞”“故”两部分，结果“辞”不成“辞”，“故”不成“故”。
第二、三辩期
今本《墨子》有一篇《三辩第七》，内容讨论“非乐”的问题。谭 氏认为篇名与内容“不合”，一定有错乱。他推测说，《非乐》今只有上篇，中下篇皆注明为缺，但估计还会有些“残简”，而《三辩篇》也是内容缺损，篇简错乱，好事而又不懂事者便将《非乐中下》的残简移在了《三辩篇》之下。对于《三辩篇》本身的内容，谭氏作出考证和推测说：“《大取》末段有故、理、类，之三物以效于辞之说，疑即《三辩篇》原文的仅存者。”这个所谓《大取末段》的原文是：
天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诸）立辞而不明于其故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其困可立而待也。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点，则必困矣。（文字依谭氏校订）谭氏据《三辩篇》的存在而认定墨辩论式的发展有一个三辩期。三辩期的墨辩论式已是更为成熟，其发展水平已可相比于西方的三段论和因明的三支式，而这种墨辩论式的结构和依据的逻辑原理则更接近于因明三支式。谭氏认为这种论式是由“辞”加上“故、理、类”三物共同组成，他拟想了一具体论式并把它和因明三支式加以对照
墨辩三辩期论式 因明论式
辞 牛马如物宗
故 四足兽故因
理 凡四足兽皆物喻体
类 若犬羊等喻依
谭氏把墨辩论式看作和因明庥式更为类近，这是比较科学和相当中肯的。因明论式的最大特色就是有一举证同类具体事例的所谓“喻依”。墨辩在论证一个论题时，也是不单要求“以说出故”而且还要求“类物明例”，使说理议论始终给人以一种具体明晰之感。“类物明例”也是谭氏提出的一个新述语，它不同于一般所说的举例子、打比方，它要求在同类同理事物中去举证事例。谭氏说，《墨子·大取》末尾有十三项格式为……“其类在……”的论证，那个“其类在……”便是“类物明例”。兹举一例看看：
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壅。（兴利以除害为先，修水利必先塞住堤坝的漏洞便是其例）
然而谭氏的议论也有失当之处。譬如，他要去拟想一个什么三辩期的论式便不免失之主观。其实，要说明墨辩论式的特点，并不需要对照因明三支式的格式去硬套生造一个什么“拟想”的论式，《经说上下》中的许多论式便已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就把谭氏所举“辩期”的例二，还其原样来看看：
〔经〕五行毋常胜，说在多。
〔说〕金水土火木。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
这里便是“以说出故”和“类物明例”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已是一种比较完备和成熟的论式了。然而谭氏却把《经说》中的论式看作只是《小取》论式组织法之例证，是存在于“辩期”的初级论式，降低了《经说》的品位和价值，颇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弊。
谭氏在研究墨辩时存在有演化推想、拔高美化之缺点；但其基本指导思想、基本理路还是正确和可取的。《墨经》编著于秦汉乱离际会之世，难免匆匆草创，后又玉含珠沉，少人问津，流散错乱，更失其真。后人在研究时，抓住其精神实质，乃至秉承“萌芽”和“闪光”，继承发扬，推想演绎，光大本民族之优秀传统，实未可厚非。要是过分执着、拘守原文，原状的话。我们就会被注释家们的纷争束缚住手脚，而不利于去探究《墨经》的整体逻辑思想。
三、伍非百
伍非百(1890—1965)，四川蓬安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四川第一届议会议员，曾在川军中参加过反对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护国、护法运动。1926年后历任成都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回四川南充创办西山书院及川北文学院，并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国学院教授。1949年后，历任川北行署委员兼川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省图书馆长、民革四川省委常委。伍非百的名世之作是《中国古名家言》，着手于1914年，脱稿于1932年，全书包括《墨辩发微》《大小取章句》《尹文子略注》《公孙龙子发微》《齐物论新义》《荀子正名解》《形名杂篇》《邓析子辩伪》共八个部分。全书稿曾于1948年由南充益新书局用土纸石印100部出版。1961—1962年间，作者和中华书局又曾作过比较细致的修订，然终未付排出版，直至1983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铅印四万册，大量发行，广为流布。此书自1914—1962年，前后49年，实可谓积作者毕生之力。本文限于篇幅，只就其总体思想和总体成就作简要述评。
（一）对中国古逻辑的总体观
先看《中国古名家言总序》的具体论述
1、中国古逻辑发展的壮阔规模：“名家之学，始于邓析，成于别墨（按：加“别”字不妥），盛于庄周、惠施、公孙龙及荀卿，前后历二百年，蔚然成为大观。”和鲁胜不同，他没有把庄周和荀子看作是非毁名家的反对派，而是尊奉为中国名学史上的巨头。
2、发展过程中各派相互訾应然而却相互相成、融汇贯通的格局。
名家与形名家乃异名而同实之称，……形名与名，乃古今称谓之殊，非于形名家外，别有所谓名家。
古名家言篇籍，有正、有反、有合。墨子《辩经》《大小取附》正也，《公孙龙子》反也，庄周《齐物论》荀子《正名》合也。《齐物论》为破坏性的合，《正名》为建设性的合。
这里对古逻辑的内容体系是持一种“对立统一论”“综合论”的观点。伍氏的这种观点，在其《荀子正名解·序》中有更具体的阐述：
予既作《墨辩解故》、《大小取章句》、《公孙龙子发微》、及《齐物论新义》，于先秦名家言，已略能明其概要。兹复解《荀子正名》者，何哉？曰：正名，儒家之学也，亦名家之学也。荀子既承儒家之宗，复采名家之要，著为斯篇，是谓集名家之大成者。……墨者“唯实”，而公孙龙非之。公孙龙“唯名”，而墨者非之。儒墨相与辩，而庄子乃出其幽渺之言，无端之辞，时纵恣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于是是非之论，乃如昼丝织空，言语文字道断。名辩之功，几乎或息。虽然，名辩不立，学将安所依隐？不有荀卿，谁与正名？余尝绎荀卿正名之言，实有取于三家。“所缘有名”与“制名之枢要”则取诸《墨》。“所缘以同异”及“异状同所”诸分别义则取诸《公孙龙》。“名无固宜”“约定俗成”则《齐物》“寓庸”之旨也。余既论三家之学，穷其“彼是无偶”之辩。今释《正名》，用作归宿。
（二）《公孙龙子发微》
伍氏对《公孙龙子》作了颇为与众不同的“发微”。他以《名实论》为纲，将五篇著作组合成一个较为严密的统一体系。下面我们把《公孙龙子发微》的思想观点，体系格局作些演示和演绎。
总纲一：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名实论》）
要领1：物是什么？“天地与其所产者”。
伍氏联系《指物论》和《坚白论》来作解释——何谓物？物者，名所欲指之个体也。《指物论》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无物，可谓指乎？”此言物虽是指（伍氏注“现象”），而指不可谓之物也。（《指物论》）又曰：“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以天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此言物本是有，依指而显，不得谓之无而谓物之不存在。（见《古名家言》P512）伍氏还认为《坚白论》的意思也是“言石本是有，依坚白而显，接于吾人之手眼。若坚白无存，石仍不妨其有。此以石为物，而坚白为石物所有之指也。（《古名家言》P512）
在《名实论》中，“物”被确认是“天地与其所产者”的“实有存在”。这无疑是一种十分明确的唯物主义观点。现在伍氏把《指物论》中那个不太好促摸的“指”明确认定为物之“指”（现象），然后又把《坚白论》中那个捉摸不定的“坚”“白”明确认定为“指”。于是《名实论》《指物论》《坚白论》便都是唯物的了。
要领2：关于“实、位、过、旷、正”
许多相关学者认为：“正”就是要求万物不旷不过，名充其实，各当其位；表现的是一种“否认事物发展变化的形而上学观点。估计伍氏是不会同意这种观点的。他可能压根儿就不认为这是个世界观问题，而只是个狭义的名实问题。他联系《白马论》《坚白论》来进行解释说：
实者，物之本体。位者，实之界域。譬如“马”：马之形，即马之实。若言“白马”，则为白马之实，而非马之实。今言马而兼含白，是过。又如“石”：石之状，即石之实。若言“坚白石”，则为坚白石之实，而非石之实。今言石而兼及坚白，是过。……言白马而单指马，是谓“旷”。旷与过，一过一不及，过则非实，旷则失位。不过不旷，恰与位符，然后谓之“正”焉。（《古名家言》P513—514）
这样来解释，名实论的相关话语以及《白马论》《坚白论》的论证自然也就是全然正确的了。
总纲二：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谓乎此，则此谓不行。（《名实论》）
要领1：正实在于正名——伍氏说：“盖实不可正，不能正，亦不必正。而正实者，惟在正其名而已矣。”（《古名家言》P515）
要领2：正名在于“唯谓”——伍氏说：“如何正名？在唯乎其彼此。如何唯乎其彼此？在唯乎其“彼此之谓”。”“正名之本，在于“唯谓”。”（《古名家言》P515）“谓”是称谓（名称、概念）“彼”“此”是彼物此物以及称此谓彼的名称、概念。“唯谓”就是强调概念（名、谓）指称的确定性，强调名、谓与事物对当的（尽量）唯一性。这实际上就逻辑上同一律的要求。伍氏的解说是正确的，是切合《名实论》相关论述的原意的。
伍氏以“正实在于正名”“正名在于唯谓”为纲领去对《通变论》进行解说：
通变者，通名实之变也。其意与《名实论》相互发明。《名实论》曰：“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盖言此之谓行乎此，彼之谓行乎彼。既已谓之彼，不得反复之此。既已谓之此，不得复谓之彼也。大致以“实”变则“名”与之俱变，不得复以“故实”与“今实”同一加减。譬如“二”之为名，指两“一”之合而言，既谓之“二”，不复谓之“一”也。他日分二得一，但当言其一，又不得以曾经为二之一体，而冒二之名也。（《古名家言》P531）
《通变论》开宗明义的第一个“问答”便是
曰：二有一乎？曰：二无一。
伍氏把它解释为完全合乎道理，自然也就是基本上肯定了整个《通变论》。
以《名实论》为纲来统帅《指物论》《坚白论》《白马论》《通变论》，伍氏就这样把《公孙龙子》演绎成一个较为严密的体系。我们对伍氏的“苦心”表示理解，但并不完全赞同其具体论证，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详细评论。且《公孙龙子》原文过简，兼有错乱，见仁见智，亦难完全统一。伍氏之论，亦可备一家之说。
（三）关于墨辩逻辑的体系
在《中国古名家言》中，伍氏用力最勤和最具启发意义的还是《墨辩解故》（并《校勘记》）。《解故》的正文是对《经说上下》逐条解说，兹不详述。令人瞩目的是伍氏还写有一篇《新考定墨子辩经目录》，力图去勾画描述墨辩逻辑的体系。《辩经目录》所列纲目较细，现略作概括，展示如后：
辩经上〔正名〕
第一篇 散名
甲、正 散名之在人者
第一章 故、知
第二章 德行之名：仁、义、礼、行……
第三章 生理之名
第四章 利害诽誉之名
第五章 云谓之名
第六章 政刑之名
乙、正 散名之在物者
第一章 宇、宙
第二章 物德之名：损、益、变、化、动止。
第三章 物形之名：兼、体、直、圆、方……
第四章 物际之名：谓物质体（系）相互间关系如盈虚、聚散等。
第二篇 专名。指名辩学术用语也。
甲、属于辩之理则者：法、说、辩、名、谓、同、异……
乙、属于辩之方术者：闻、言、观同、观异、连环、巧转……
辩经下〔立说〕
第一编 名辩本论
第一章 推类：推类本于同一原理，异类不比量……
第二章 论偏去（即名实通变之例）
第三章 论然疑：假令之然，疑（或然），不疑（然）、合（必然）
第四章 名之同异两面观
第二编 名理遗说。（如论光影、论力重、论贾宜等）
第三编 名辩问题
第一章、第八章 难诡辩派所持之论
第二章 论指
第三章 论辞
第四、六章 正论（破斥别的学派的不正之论而拟之于正）
如“五行无常胜论”“知而不以五路说”“破‘尺棰不尽’说”等
第五章 论比辞推类之例
第七章 论关于名辩学上几个问题。
伍氏接上解释说，这个目录“系依原书次第，以义类相从，假为标题不必悉当原书本意，但为研读方便，试探蹊径耳。”“依原书”但又“不必悉当原书本意”而去“试探蹊径”，这就是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可以而且应当进行“加工”和“升华”，据“古”而不泥“古”。这是很值得赞同的主张和态度的。
伍氏说，他还“曾欲分章析节，别加标题，列诸正文之前，如近世专科教科书之组织”，但“恐有窜乱古藉，妄凿垣墙之讥，屡作而中止。”看来伍氏的最高目标是想把墨辩逻辑（乃至整个中国传统逻辑）升华、发展、创造、通俗、简化为“近世之专科教科书”。伍氏的这一思想是极具启发意义的，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目标。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决不是少数人“指日可待”的一件事。要把中国传统逻辑梳理、再造为“近世之专科教科书”，这比写出一本完善的中国逻辑史要艰难得多。
当代期鸟瞰和今后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章士钊先生已基本上不从事逻辑研究了。谭戒甫、伍非百虽仍然致力于去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著作，但毕竟偏处于一隅，特别是《中国古名家言》迟至1983年才广为刊布。他们的工作与全国的逻辑研究接轨不够及时。在当代，在中国传统逻辑研究中真正起前驱作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奠基先生(1900—1979)。他撰写的《中国逻辑思想史》虽迟至1979年才出版，但早在60年代初就已成稿，他还有一批及门弟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中国传统逻辑的研究出现高潮，1980年还成立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十多年间，声势、规模比较壮阔。这一阶段的重心仍是致力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成绩斐然可观，除以中国逻辑史会员为主体的编写组写成的《中国逻辑史·五卷本》（计100万字，国家社科六五规划重点项目），还有温公颐等以个人之力撰写的中国逻辑通史或断代史的著作多种，至于相关的论文更是难于一一列举。就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来说，成就堪称空前。然而中国传统逻辑研究的最高目标应当是伍非百先生提到的“去写出如专科教科书那样的著作”。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在对中国逻辑史研究取得优秀成绩之后，没有及时进行规模性的转向去致力于中国传统逻辑的“专科教科书”之研究。幸喜有周云之同志以个人之力写成了《名辩学论》一书，并于1996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对中国传统逻辑体系进行横向研究的富有创造性的尝试。我们企望在这方面的研究能形成较大的规模；众志成城，编写出简明通俗、能够普及通行的中国传统逻辑的“专科教科书”。使中国传统逻辑最终在大体上完成其升华和发展。
责任编辑注：《中国传统逻辑在近、现、当代的升华与发展》（上）见本专题1998年第3期7～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