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事件的影响：国际研究进展与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框架论文,事件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国际会展业和事件管理教育发展的实践及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经营管理人员都在逐渐认同“事件管理”(Event Management)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其直接表现是事件管理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与日俱增，以及学术期刊上有关事件影响研究的文献在不断增加。相应地，有关事件影响评估的研究已经成为事件及事件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前沿课题之一[1]。事件影响研究的兴起主要受两种力量推动，一是为了通过评估举办事件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以检测公共支出的合理化程度[2]；二是为了弄清楚如何给举办地带来更大的综合利益即事件遗产[3，4]。
本文旨在通过梳理相关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研究内容和主要方法，厘清事件影响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影响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事件影响分析的基本框架。事件影响方面的现有文献比较零散[2]，本文的70篇英文参考文献主要来自Event Management、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以及Tourism Management等国际主流事件或旅游类学术刊物。
一、对事件影响的分类
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事件对举办地的影响方式与作用大小均有所差异。此外，事件影响的明显表现可能发生在事前、事中、事后等各个阶段，而且，参加者、当地企业和社区居民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事件影响的感知是不同的。综观国内外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可将事件影响的类型大致分为4种，如表1所示。
二、主要研究内容
概括而言，事件影响主要包括环境特别是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影响、旅游影响、形象影响、社会影响、文化影响、政治影响以及对城市更新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事前、事中或事后的表现程度不同，并且受参加者、当地企业和社区等多种利益相关者所感知。总体来说，目前较少有研究关注事件的环境影响和社会—文化影响[9]。综合分析国外相关文献，可以将现有事件影响研究的内容分为4个大类。
1.经济影响研究
尽管学术界对奥运会等事件社会效应的研究历史更长，但经济影响一直是事件特别是重大事件影响研究的主要话题[10]。有关事件经济影响的研究，内容十分庞杂，概括而言主要集中在6个方面：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对举办地以外地区经济的影响、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对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的负面影响[11]。
关于特殊事件对举办地总体经济影响的文献已经不少[12～15]。例如，Brunet对1986年至2004年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经济影响做了全面的分析，并认为，从体育运动、组织机构、经济、社会和城市规划等多个角度来看，巴塞罗那奥运会都堪称典范[13]。然而，这届奥运会同时也导致了巴塞罗那的食物、交通和各种服务的价格明显上涨[16]。
在测量重大事件的经济影响时，从空间的角度来考虑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Madden和Crowe在评估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经济影响时，把新南威尔士州和其他5个州所受的影响做了比较分析[17]。结果表明，在整个研究周期(1994～2005)，奥运会对澳大利亚GDP和家庭消费影响的现值分别达到61亿澳元和21亿澳元，但基本上所有的收益都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其他5个州所获得的净收益很小。Scherer等学者在分析世界经济论坛(WEF)的经济效应时，不仅研究了达沃斯所受的影响，还充分考虑到了格劳宝登州和瑞士其他地区。研究发现，一年一度 WEF的经济影响不仅集中在达沃斯，还有50％的总收入发生在达沃斯以外的地区，而且受益最大的行业是交通、企业服务和饭店餐饮[18]。
在事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方面，普华永道以交通和设施、饭店业、建筑业、公共消费、私人消费、GDP等指标的增长率变化为基础，深入分析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对主办城市或国家的经济影响，并得出了很有意思的结论：尽管从理论上分析，那些与赛事关联程度较高的行业增长率在赛后会明显降低，然而，这些行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整体比重相对较小，总的产出增长似乎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19]。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举办城市的经济规模和为筹备奥运会投入资金的多少。新西兰市场经济咨询公司(Market Economics Ltd.)对比分析了2003年和2000年美洲杯帆船赛对新西兰的经济影响(用2003年的投入—产出模型对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处理)，研究结果表明，变化主要集中在住宿、航空、建筑以及造船与配套服务等4个关联行业[20]。
另一方面，举办重大活动也有很多潜在的负面影响，譬如要支付高额的公共体育设施建造成本、出现拥挤问题、旅游者人数减少、房租上涨、就业需求临时增加等[21]。有不少学者深入研究了重大事件对举办地经济的负面影响。例如， Baade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把修建体育设施、举办体育赛事等“体育战略”作为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发动机，效果并不好[22]；Bohlmann、 Tilley等学者基于经济影响分析结果，提出了南非举办2010年世界杯需要注意的问题[14，16]。
2.旅游影响研究
尽管与非旅游专业的研究者相比，专业旅游刊物对事件及事件旅游的关注要晚得多，但由于各类事件都对举办地旅游业发展有直接影响，旅游学界对事件的关注显得顺理成章，且发展十分迅猛。从1999年2月到2006年10月，国际著名旅游学术期刊《旅游研究》(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共刊登了220篇内容涉及事件的论文，其中，有10篇在文章标题中就有“Event”[23]。
西方有相当一批学者深入研究了奥运会等体育赛事对举办地旅游业的影响。体育赛事作为一种增进观众对举办地认识的工具或作为一种旅游吸引物的功能日益明显，通过各种体育赛事来实现体育运动与旅游业的协同随之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24]。在关于重大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中，对有效旅游者和有效花费的测定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话题。例如，Inter VISTAS咨询公司在呈送给不列颠哥伦比亚奥组委的《2010年冬奥会和残奥会的经济影响分析报告》(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2010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中专门用一章对国内外观众和旅游者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6]。
许多研究发现，事件的积极影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奥运会等重大事件对举办地旅游业的影响效果与当地旅游部门的努力紧密相关[25]。英属哥伦比亚省体育、科学和企业署研究了4种不同旅游营销水平下(低、一般、较好和最好)2010年冬季奥运会的总体经济影响和增加经济影响(除去本地居民和英属哥伦比亚省及温哥华市政府的支出部分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同情景下GDP、就业和税收所受的影响都有较大差别。 Solberg等人分析了影响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城市旅游业长期发展的相关因素，并站在当地居民和事件组织者的角度，讨论了事件带来的经济收益与漏损问题[25]。
3.综合影响研究
2005年，在由澳大利亚事件管理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for Event Management)组织的事件管理研讨会上，Fredline、Sherwood等学者专门研究了三重底线法(The Triple Bottom Line)在事件影响整体分析中的应用，并提出分析特殊事件的综合影响已经是一种趋势，但目前的最大制约是缺少广为人们接受的评估技术[26，8]。
Ritchie以1988年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为例，研究了标志性事件对举办地的多方面影响，除了经济效应，还包括社会文化、心理和政治影响等[27]，其研究结果作为第一个事件影响的概念框架被广泛引用，也是为数不多的涉及纵向研究的重大事件影响研究成果之一。随后，诸多学者先后对重大体育赛事的多维影响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经济影响、体育赛事的参与及发展、社会影响、基础设施、城市再发展、旅游业、文化与心理变化以及无形影响等[10，28，29]。Matheson和 Baade从经济影响出发，分析了重大体育赛事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他们认为，世界杯、奥运会等重大事件可以作为举办国家展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综合国力的手段，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表现[30]。
Horne和Manzenreiter侧重从3个方面研究了2002年世界杯对日本和韩国相关城市的影响：2002年世界杯为区域政治经济带来的特定影响；重大体育赛事在地区形象塑造和促销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对这样的活动进行国际化的操作。他们的研究结果解释了预期影响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并揭示了重大事件对于不同群体的意义[31]。Home还以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为例，对国际和地方之间的关联性特别是对“实质上是谁控制了这次全球性的赛事，举办地的成本和收益究竟是多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32]。
4.其他专题研究
(1)举办地形象
城市在寻找新的发展模式时，重塑形象是一种重要的工具，而举办奥运会、世界杯等重大事件可能是在国际层次上设计和传达地区形象的难得机遇。Dimanche在研究1984年路易斯安那世博会对新奥尔良州旅游业的影响时，开发出了一个事件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基本流程图[33]。
Guala分析了2006年冬季奥运会与意大利都灵市形象再造的关系，并指出都灵应该借举办奥运会的机会与阿尔卑斯山建立紧密的品牌联系[34]。Scherer等人在详细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世界经济论坛对达沃斯和瑞士形象的影响，并根据国内外媒体报道的广告价值将其折算为一个具体的数值[18]。Chalip、Green、McGuirty等学者围绕事件对旅游目的地品牌的影响、事件背景下的目的地整体销售、事件媒体对目的地形象及游客倾向的影响等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在学术界影响较大[35，36，37]。
(2)居民感知
社区组织和居民对事件的感知一直是事件影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Ritchie和Lyons研究了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结束后当地居民的反应，结果表明这届奥运会明显增强了居民的自豪感[38]。Mihalik和Simonetta围绕佐治亚州居民对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感知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并得出如下中期评估结论：从1992年起，乔治亚洲居民的支持热情一直很高涨；参与反对活动的居民人数大量减少；相比经济影响而言，居民更加注重无形利益；居民们提出的主要消极影响通过法律等手段逐步得到了解决[39]。 Kim等学者就2002年世界杯在比赛前后对韩国居民认识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得到非常有趣的结论：在文化交流、自然资源开发和文化发展方面，居民所感知到的实际利益比预期的明显要小；而居民们所担心的一些负面影响，如交通拥挤、污染、物价上涨以及社会问题等，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差[5]。Fredline、Deccio等学者也探讨了事件影响中的居民反应问题[40，41，26]。
另外，有关节事活动对社区建设的影响及两者的互动等问题也引起了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关注。例如，VicHealth从个人、组织和社区3个层次，分析了澳大利亚20个社区庆典和节庆对社区心理健康及福利发展的贡献，并提出了相应的评估指标，同时还讨论了文化发展、社会联系以及价值多元化等影响维度[42]。
(3)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
推动硬件设施建设通常被视为举办重大事件的主要利益之一，包括交通、体育场馆或新建筑、景观改善、房地产开发等。近几年，事件对举办地基础设施和环境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Searle以悉尼奥运会的场馆建设为例，分析了特定公共设施建设中的合作风险以及特殊事件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途径[43]。Horne从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与日本社会和足球设施发展关系的角度，对国际和地方之间的关联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32]。Kang侧重从基础设施和场馆建设的角度，研究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对汉城城市建设与更新的影响；Catungal探讨了建设永久性的遗产地与申办2010年奥运会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奥运会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的目标是为全省的每一个社区提供建设永久性遗产地的机会，以弘扬我们灿烂辉煌的成就和令人骄傲的文化”[11]。
在分析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经验时， Dimopoulou发现，为了筹备奥运会而进行的现代化交通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并未改变城市规划的方向，而是改变了规划建设项目的优先权[44]。
(4)城市更新
事件主要是通过影响目的地形象和基础设施建设来推进城市更新的，但相关研究几乎都集中在重大事件领域。Hillier结合开普敦申办2004年奥运会的目标和合法化问题，分析了重大事件、城市更新和增长战略之间的关系[45]。 Carlsen和Taylor以2002年曼彻斯特英联邦运动会为例，构建了一个重大事件促进城市更新的基本分析框架[46]。
然而，在利用重大事件推进城市更新中，社会影响方面的考量明显不够。与此同时，事件对城市发展的长期影响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例如， French和Disher对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对城市新一轮发展尤其是中央商务区发展的动力作用提出了质疑[47]。
(5)传统文化
事实上，事件对举办地文化的影响包括社会交往的发展以及传统文化、社区价值及居民兴趣的变化等。除了居民对事件影响的感知外，上述内容中的其他方面很少有研究涉及到。McHone和Rungeling专门分析了著名旅游目的地举行文化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他们指出，对一次性重大事件的回报和其他经济影响进行评估肯定会遇到特定的测量问题，尤其是在一个有大量临时游客聚集的地方举办文化类节庆活动时更是如此[48]。 Roche深入分析了处于全球文化发展环境中的世博会和奥运会对国家形象、公共时空、国家公民意识以及国际社会的影响[49]。Derret以新南威尔士北河地区的4个社区文化节庆活动为例，研究了节事活动映射居民的价值、兴趣和愿望的原理[50]。
(6)政治影响
举办事件特别是重大事件是调动各方资源和能动性的一种手段，它使得在常规的政策手段下不可能实施的一些大型城市建设项目得以建成，并使得公共的、私人的各种投资建设项目在时间上实现同步。因此，从本质上讲，决定举行一次大型节事活动是一种政治决策。众多研究也表明，重大事件的许多决策是多方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
然而，许多学者只是在研究事件的其他影响时才提及潜在的政治影响，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事件的政治影响被大大忽略了，相关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一些教科书中。Andranovich等学者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为例，从城市治理与公私合作的角度研究了上述3个城市举办奥运会过程中的得失，并阐述了重大事件战略对城市政治的启示[51]。
(7)评估手段和工具
如何科学地评估事件的影响一直是事件研究的热点，但这方面的议题多与经济影响评估有关。对事件经济影响的测量，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投入—产出分析中的乘数方法，其评估结果不能反映负面的经济影响，因而容易导致事件营销与融资中的资源分配不当[52]。
基于上述情况，不少学者开始探索事件影响的评估技术，三重底线法(TBL)、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简称CGE)等更能反映事件综合影响的方法先后被运用。Jago等学者通过对比研究澳大利亚105个特殊事件的评估报告，提出了一个事件数据搜集模板，以期比较不同事件的经济表现。 Daniels提出了职业导向模型(Occupation-based Modeling)，并用它分析了一次青年垒球公开赛给当地工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53]。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艺术发展局(Arts Victoria)开发出一种名为“节庆DIY(the Festivals Do-it-Yourself kit)”的软件，该软件能使事件组织者以简单和相对廉价的方式对事件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不仅能为事件组织者提供信息，还可以供赞助商等利益相关者参考。Jackson等人专门讨论了如何成功地使用该DIY软件，并介绍了该软件应用的初步结果和部分使用者的反馈情况[54]。
综上所述，现有事件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事件直接影响和产出/遗产的分析，综合性的研究相对缺乏；而且大多数成果关注事件的积极影响，从而使得事件的消极影响和利益的不公平分配被大量掩盖。此外，有关特殊事件结束后更长时期内效果检验的研究也是凤毛麟角[9，45]。鉴于此，许多学者呼吁在事件对社会、设施环境和旅游的影响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开展更多的研究[26，46]，同时要开发出更加科学的事件影响评估框架[36]。
三、研究方法
现有事件影响研究成果运用了不同的方法和技术[10]，但由于从事事件影响研究的学者学科背景不同，所研究的问题也不一样，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事件影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鉴于此，本文只是对国外代表性研究成果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初步归类。
1.投入—产出分析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投入—产出分析都是事件经济影响研究的主要方法。甚至有学者提出，“事件影响评估是少数出于评估和寻求政策建议的目的仍然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领域之一”[55]。受两个不同的政府部门(The State Capital Hanover和The Lower Saxony Ministry for Economics，Technology and Traffic)委托，两个专家组分别于1995年和2001年对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的经济影响做了事前和事后评估，此外，德国柏林经济学院还做了一次独立的控制性评估。上述3项研究均采用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其中，两个专家组都使用了1995年的德国投入产出表(R71-format)，并利用“地区熵”的方法对全国的数据进行了地方化处理，柏林经济学院则采用了1997年的德国投入产出表(R59-format)[36]。
Belkin和Celebrezze在分析纽约体育会展中心举办展览会等大型活动对纽约市经济与财政的影响时，比较了分别使用地区投入—产出模型系统(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ing System， RIMS Ⅱ)和明尼苏达IMPLAN集团投入—产出模型(由Minnesota IMPLAN Group开发)进行分析的结果，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生产、建设、财政、硬件设施和商业服务等方面使用RIMS Ⅱ进行分析时的乘数更大，而在那些受旅游者消费行为影响较大的行业，如住宿、娱乐、餐饮、批发和零售贸易等，使用第二种模型分析时得出的乘数更大[57]。
然而，在利用I-O模型进行事件影响分析时存在以下缺陷：(1)由于忽略事件的消极作用和资源约束，投入—产出模型夸大了事件对举办地内外部的影响。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当一个地方需要更多的资源时，它们往往来自于其他地区；而且由于物价、工资等上涨，本地的其他生产活动也会受到制约。(2)投入—产出模型忽视了事件背景下非旅游行业的反馈效应，而且各个行业的乘数效应是不一样的。(3)投入—产出模型不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正确的依据[7，53]。鉴于此，Inter VISTAS咨询公司在《2010年冬奥会和残奥会的经济影响分析报告》(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2010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中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2010年冬奥会和残奥会的直接、间接和引致影响进行了预测，同时也对投入—产出模型的局限性进行了说明[6]。
2.对投入—产出模型的改进
现有研究分析事件的经济影响时往往都借助投入—产出模型，以得出有关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引致影响的结论[53]，但已经有一批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Tyrrell和Johnston提出了一套对旅游节庆活动的直接经济支出和影响进行评估的标准方法，该方法能将那些十分关键但又经常被忽视的问题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如何区分旅游业的总体影响和旅游节庆活动的影响。他们进一步指出，使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旅游事件的影响评价时很容易出错，特别是运用于那些其他旅游景点或吸引物占主导的地区譬如游客量本来就很大的滨海地区时，表现更为明显[58]。 Daniels对投入—产出模型进行了拓展，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职业导向模型[53]。
在进行投入—产出分析时，把事件本身的影响从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中剥离出来至关重要[59]。Hiller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了重大事件影响评估的关联模式，其中，前向关联是指由事件本身带来的效应，后向关联是指能够说明事件合乎理性的背景条件和目标，平行关联则指那些对于事件本身来说具有滞后性，而且组织者不能控制的副效应。他认为，这种纵向的方法能够比较有效地区别开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影响，从而使得没有预计到的各种结果也能被识别[45]。
在澳大利亚等一些国家的经济影响评估领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已经完全替代了投入—产出分析[53]。在国际范围内，CGE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讨论旅游问题，其中也有事件影响评估的案例，比如悉尼奥运会。然而，直到今天，类似的使用并不广泛。Dwyer等人利用CGE对墨尔本国际汽车大奖赛的经济影响进行了估算，然后将其与利用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法得到的评估值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维多利亚州因为汽车大奖赛所获得的净收益对其他州的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无论是在维多利亚州还是整个澳大利亚，利用I-O分析所得到的净收益和总产值都要更大。此外，CGE的计算结果显示，由赛事所引起的包括汽车、水路运输在内的几个与旅游业紧密相关的产业的产量和就业人数都要更少。
由此可见，由于具有更强的综合性，CGE模型在重大事件的影响评估方面有更广阔的使用空间[53]。
3.社会学
相比经济影响研究而言，关于事件社会影响的研究要明显落后，所用的主要基础理论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交换理论等[26]。在《重大事件与现代化》(Mega-events and Modernity)一书中，Roche利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以奥运会和世博会为例，深入分析了重大事件的政治特性、重大事件与城市/地方局部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49]。Waitt运用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分析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对当地居民的社会影响；Deccio和Baloglu也利用该理论研究了非举办地居民对2002年冬奥会溢出效应的态度、这些可感知效应的前期表现以及随之而来对奥运会的支持行为。结果发现，那些对环境敏感的居民不赞成申办奥运会，而在经济上依赖旅游业或从事户外工作的人总体上更加支持奥运会[11]。Fredline等人以3个主题和举办地不同的节事活动为例，对比分析了社区居民对事件影响的感知，并提出了不同事件对社区影响的共同要素[26]。
相应地，各种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方法被广泛运用于事件的社会影响研究中[60]。例如， Ritchie和Lyons在1988年冬奥会结束后的一个星期，对年龄在13岁或稍长一点的400位本地居民进行了电话访问，所有联系人都是从电话名录中随机抽取的[38]。Ritchie和Smith在研究1988年冬奥会对地区形象的影响时也主要运用了电话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61]。Lenskyj在《最成功的奥运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社会影响》(The Best Olympics Ever? Social Impacts of Sydney 2000)一书中，运用实证调查、社区访谈等大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记录和描述了相关社区团体对来自于企业式的奥运组委会的骚扰、审查和武断地给问题人群判罪等行为的反对[62]。Alex和Lois运用社会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比较分析了1997年欧洲文化都市活动前后萨洛尼卡市的变化[63]。 Edwards等学者(2005)在研究两个社区音乐节的社会影响时，采用焦点小组的方法来预试问卷[60]。
4.消费者行为学
消费者行为学方法在事件影响研究中的运用主要与旅游者的购买决策或对目的地的态度变化有关。Cassidy对旅游、事件和体育比赛3个领域的消费者动机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后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缺乏对体育事件旅游者消费动机的关注，他倡导在将来的研究中试用一组新的动机变量[64]。
Nicholson和Pearce从消费者心理学的角度，比较分析了新西兰南岛4个节庆活动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并明确提出活动特色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65]。Neirotti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等方法，并基于320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对影响参加1996年夏季奥运会观众决策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66]。Mccartney以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Macao Grand Prix Golden Jubilee)为例，研究了在同一个地方重复举办相同活动时对参赛者、观众和旅游者的激励问题。结果表明：由于参加者的忠诚度不一样，组织者完全有可能开发新的旅游细分市场，并延长观众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间，因而采取合适的市场营销战略至关重要[24]。
5.三重底线法
在2005年悉尼国际事件管理研讨会(由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事件研究中心组织，主题为“事件影响”)上，有3篇论文专门讨论了“三重底线法”(TBL)在事件影响评估中的运用，该方法被一些学者认为可以为分析事件的短期综合影响提供一种新的机制[26，8，67]。
例如，Fredline等人(2005)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事件在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所产生的影响的关键指标，譬如，环境影响指标主要包括事件举办场馆的能耗(Energy consumed at the venue)、抵达事件举办场馆的交通能耗(Energy consumed in transport to the venue)、事件场馆的用水量(Water consumed at the venue)、事件举办场馆的循环用水量(Waste generated at the venue)；进而构建了一个更具综合性的评估框架，该框架有利于事件举办地权衡某一事件在不同领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之间的关系，并能根据社会、经济和环境等3个维度所围成的阴影面积计算出该事件影响的综合表现[26]。
尽管上述3篇文章都属于定性研究，没有做实证分析，但对“三重底线法”在事件影响中的运用作了比较清晰的描绘。例如，Sherwood等学者(2005)通过梳理224篇特殊事件方面的文献，归纳出事件评估的20个关键指标，其中，包括13个经济影响指标(包括9个积极影响指标和4个消极影响指标)、6个社会影响指标(积极和消极影响指标各3个)和1个环境影响指标。他们提出，接着可采用基于网络的德尔菲法，让专家们对某一事件的每一种影响的特定指标进行排序和评分[8]。由此可见，“三重底线法”的运用有助于决定哪些特殊事件值得给予支持，哪些事件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四、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早在1989年，Hall就指出了当时学术界在事件影响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不足：(1)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明显薄弱；(2)现有成果主要研究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对于非常重要的社会和设施影响的研究很少[68]。Hede等学者在认真总结西方1990～2000年的事件研究文献后提出，今后一段时期事件影响研究的热点将聚焦在体育类事件的经济影响评估、事件的社会影响评估，以及利用“三重底线法”(Triple Bottom Line)对事件的效益进行综合分析等方面[69]。
另一方面，为了证明公共支出的合理性，在政府和事件组织者就事件利益所做的官方陈述中，有许多指标都是不可测量的，即使是可测量的也仅仅停留在估算的层次上[70，59]。目前，许多政府部门所采取的事件影响评价方法主要存在3个缺点：(1)由于评估技术存在偏差，事件的经济影响被过高估计了，这导致了那些并不能给地方经济和就业带来预期效应的活动仍然得以举办；(2)不能把事件对经济产出和就业的影响与事件的净收益区别开；(3)因为一个地区的收益往往以对其他地区的负面影响为代价，所以那些并不能给全国或更大区域经济带来净收益的活动也可能得到支持[7，36]。
上述观点对今天的事件影响研究仍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综上分析，作者预测，在未来一段时期，国际学术界在事件影响研究方面将呈现出以下4个主要特点：(1)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等更为合理的评估技术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运用，个别标准的事件影响评估框架(The Framework of Events Impacts Assessment)将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2)从举办地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采用“三重底线法”对事件各方面的影响及其控制进行全面研究，将是西方事件和事件旅游研究的必然趋势[71]；(3)为了促进事件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将被更多地用于事件影响研究中，关于事件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当地社区的影响将成为研究热点[72]；(4)利用系统动力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和工具来研究事件对举办地的影响将成为一种潮流。
五、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特殊事件特别是重大事件的涉及面十分广泛，因而对其影响和效应进行研究需要运用系统思想[49]。首先，在事件举办过程中，当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都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参与进来，进而影响事件的效果，因此，事件影响研究需要综合分析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其次，在事件的不同阶段，其影响的领域和作用方式也不同，因而事件影响研究需要关注事件的全过程。另外，三重底线法是目前西方事件影响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倡导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等3个维度来综合评价特殊事件的影响[26]。事实上，事件对举办地的影响可以分为更多的层次。例如，重大事件对举办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即社会文化影响、物质和环境影响、政治影响以及旅游和经济影响。
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是环境演化和组织变迁的结构性反映，其所依存的网络具有广义性，是社会网络、企业间网络和有形网络的综合。网络治理的主要目标是协调与维护，其中，“协调”是指不同利益相关者在战略、决策与行动上进行沟通，以保证合作的有效性，“维护”是指维护网络的整体功效以及所有相关利益者的交易与利益的均衡[73]。网络治理有3个基本的分析工具，即主体分析与公共管理、过程分析与公共政策、目标分析与公共事务，这些工具可以综合运用，也可以单个运用。具体而言，网络治理要求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面合作提供公共服务，以形成以利益相关者管理为特色的治理结构；关注基于项目绩效的全过程管理，以期把决策层与执行层结合起来，把内部与外部间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结合起来；把重点放在具有混合属性的物品和服务上，特别是考虑如何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受益[74]。
由此看来，网络治理理论的理念与分析工具能够很好地整合利益相关者、过程分析、三重底线法等多种方法，因而适用于事件影响研究。结合事件影响的特点，可以构建一个融多主体、全过程和综合影响于一体的新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多主体、全过程和综合影响分别与利益相关者管理、事件全过程管理以及混合目标相对应。
图1 基于网络治理理论的事件影响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