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院校调整”：加快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教论文,管理体制改革论文,院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国家教委引导全国高校进行较大规模的共建、合并，在教育界内部和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
50年代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已变动多次。在总体上，一直未能根本改变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各自封闭发展、分割式的办学格局和思维方式，造成了普通高校院系重复设置、大而全、小而全、数量多、条件差、师生比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提高。
1993年初，《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下称《纲要》）发布后，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注重走内涵发展的路子，被称为新中国“第二次院校调整”的逐步展开，所涉及的范围和工作量大大超过了1952年的那一次。其基本思路是，以共建、合作、合并等联合办学为主要形式，由部门和地方“条块分割”转变为“条块有机结合”；减少学校数量，调整布局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学校投资渠道和服务面向，逐步建立起布局结构合理、学科门类较全，规模效益好、教育质量高、适应社会需要的综合性、多科性、单科性并举的高等教育体系。争取到2000年或稍长一点时间，逐步建立起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高教管理体制。
在报道这项改革取得的显著效果后，通过分析已有的突破性进展，探讨下一步该如何深化调整，推动“并校”与“共建”健康发展，是本刊这组专题报道的侧重点。
关注这一次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人们都注意到，力度空前的调整，是从淡化和改变高校单一的隶属关系切入的。
据国家教委主要负责这项改革的计划建设司司长纪宝成介绍，国家教委首先于1993年积极促成了与广东省政府共建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接着在1994年底召开的全国高教体制改革座谈会上及时总结经验，规范地提出了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建、若干所高校联合或合并、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划转地方政府管理、企业或研究所参与高校办学等形式，并从1995年初开始陆续在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机械部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试点，以深入探索这项改革的有效机制和形式。
到1996年底，全国已有25个省级政府和42个中央部委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试验，70多所中央部委高校实现了省、部共建， 200多所高校实现了联合办学，8所高校由中央部委划转地方，1700 多家大中型企业和科研单位参与了170多所高校的办学。尤其是在140多所高校参与的“并校”过程中，出现了崭新的扬州大学、南昌大学等一批实质性合并比较成功的典型。尽管它们的办学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毕竟为我国组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创造了宝贵的经验。
迄今，通过合并、共建等改革形式，全国的普通高校数量从1080所减至1032所，校均生规模从1901人增至2927人，师生比从1∶6.63 变为1∶9.6。从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改革的实际效果看，上海市的调整力度最大，效果也最为明显：全市原先隶属于不同中央部门和地方部门管理的51所高校净减至39所，占全国净减高校数的20%；“婆婆”从33个减至25个，而同期的校均生规模则从2600人增至3900人，增幅达50%。
一个受到李岚清副总理称道的“同济模式”
1996年暑期，两所高校成建制地并入了同济大学。一夜之间，上海城建学院成了同济的南校区，上海建材学院则成了同济的武陵路校区。于是，就有了张双武的一篇采访手记——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同济大学人事处处长徐麟生这样说，城建学院和建材学院本来就有较深的渊源。城建学院是“大跃进”时从同济分出去的，隶属于上海市建委；建材学院原为同济分校，后隶属于国家建材局。同济大学90%以上的专业可以涵盖它们。
“麻烦”恰恰出在了这涵盖上。同济大学在土木建筑学科领域历来属“全国规模最大、学科最齐的高校”，而城建学院所培养的又是“面向设计和施工第一线的应用复合型人才”。因而，在分吃上海建筑设计市场这块“蛋糕”上，过去的同济人难免有自卑感。
对于这种自卑感，新上任的同济大学规划与设计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李永盛解释道：“在设计项目招标方面，同济大学作为甲级设计单位，在上海以外地区的中标率一向很高。但在上海的中标率就不如城建学院。因为城建学院是上海的‘孩子’，所以面对上海的项目，同济人一听说有城建人来投标就让开，不介入。”
一堵有形的围墙，就这样人为地隔开了两个市场。不合理的资源配置，还在两校间酝酿出日深的积怨。而在一堵围墙内，情形也未见有多好。
李永盛副院长介绍， 原同济大学具备设计资质的大小设计单位共18家，分别挂靠在18个不同的院、系或部门。有时外面发生一些工程事故投诉到学校，校长也不知是哪家承接设计的。管理的失控，往往给一些打着“同济”旗号的非同济人肆意扰乱市场以可乘之机。原城建学院和建材学院的设计院虽没出过什么纰漏，却由于学校规模小，年复一年也只是自给自足般度日。
投标和中标，还仅仅是个局部利益的分配问题。深层次的问题，则在于体制上长期的条块分割，使各归其主的高校越办越小，其多数已毫无规模效益可言。国外一所高校都是几万人，我们则平均只有2000多人，且许多专业重复设置，教师、图书资料、实验室及教学设备间相互很少联系。各校都要养活一大拨后勤人员，规模效益低。对这种绝非上海独有的诸多“小而全”高校“粗放式”办学模式所造成的教育资源浪费，张双武接着写道——
比如选矿专业，我国建专业最早、 基础较好的中南矿冶学院， 到80年代被限制只为一个部门服务，每年最多只能招两个班，多招就超出了主管部门的需要，而少招又势必造成师资和教学设备被迫闲置。同时，另有中央6个部门所属10多所矿院又各自新办的选矿专业， 师资和实验条件都难以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全国的矿冶院校结构设置失调可略见一斑。
又如造船专业，“八五”期间全国拥有7 个教学力量很强的专业点，毕业生已呈供过于求之势。为此，一年可以招四五个班的上海交大只能招两个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曾告之交通部不必再建专业点，就可以满足交通系统所需的造船专业人才。然而交通部却因担心分不到毕业生，最终还是投资支持天津大学新建了造船系。
当这种习以为常的“门户之见”，像一堵无形的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矗立了很久之后，上海市教委主任郑令德终于如“大梦初醒”般地感叹道：“想一想我们真的很傻。几十所高校在上海，我们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起来，而偏偏要在脑子里分出个部委属和地方委属之类无意义的概念呢？”
“我现在戴的是同济大学的校徽。”27岁的石兴梅有那么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她从上海建材学院高分子材料专业毕业后， 留校干了4年学生工作。“我一直还想读研究生。可当时的建材学院以教学为主，科研的分量不足，没有硕士点。我考过一次同济的研究生，但落了选。”对这次挫折念念不忘的石兴梅，借此次合并，重整旗鼓，方如愿以偿。她兴奋地说：“并校为我们年轻人提供了良机，同时使我们面对一种压力，必须注重提升自身的素质。”
并校仅一年的同济出现了强劲的考研热，已在该校人事处师资科的统计数字中得到证实。这也预示同济在人才培养与学术发展方面将再上新台阶。时至今年初，一直关注“并校”试点的李岚清副总理，兴致勃勃地向同济大学吴启迪校长称他们的改革探索为“同济模式”。
新青岛大学合并后分步实施、稳中求进的启示
在高校调整的所有改革形式中，堪称“动大手术”的合并，由于触及高校规划的重新制订、干部的重新调整、学科结构的重新组合、因各种利益关系所产生的思想观念障碍等问题，成为工作难度最大、调整层次最高的一种。显然，探索高校合并的成功模式，对整个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1993年5月，经山东省政府决定和国家教委批准，由原青岛大学、 山东纺织工学院、青岛医学院及青岛师范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新的青岛大学（下称新青大）。在4年多的积极探索中， 他们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逐步走出了一条分步实施、稳中求进的合并之路。
“将这4所隶属关系和地理位置各异，办学历史、发展条件、 学科专业及管理模式有较大差别的高校合并在一起，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主持新青大党委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杨慎英深有感慨。
原来，为使那4 所没有经过充分“自由恋爱”的高校达到合并后的人合心合，新青大在管理体制改革初始，就经过缜密研究确定了适当延长“磨合期”的分步实施的原则：头一年，新青大只是建立了精干的校级领导班子及办事机构，大学下设的更名后的4 所学院依然按原建制运行；第二年，新青大按学科群重新分解组建了副厅级的文学院、理工学院、纺织服装学院和国际工商学院，大学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从第三年起，新青大在由公共课、文科、经济类学科入手到跨学院的理工科类的专业学科大调整中，撤并了上述学院重复设置的系，再按学科群组建了处级的机电学院、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和信息工程学院，大学对此试行二级管理。
“这样分步实施，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起经验，用办学效益和办学水平有所提高的事实说话，使我们的合并进度达到了与教职工的认识不平同步。而只有当大多数教职工接受了合并绝不是把‘大锅饭’做大、有了较大的办学自主权也绝不是可以搞‘校中之校’再度形成新的‘壁垒’这样一些基本道理后，合并带给新青大的可喜变化才是必然的。”这是新青大校长周广福教授从主持合并的几年实践中，做出的平易而深刻的概括。
合并之举，使人们看到了新青大孜孜以求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科渗透以及提高办学效益和办学水平的愿望，已在一定程度上化为今天的现实：图书与信息的综合利用率大大提高，教学用房的紧张状况有所缓解，实验设备得到交叉使用，科研与对外服务的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在校生规模从1.21万人增加到1.46万人，今年本科生就业率达到90%，研究生考取率连续3年以35%的幅度递增； 青岛啤酒有限公司和浪潮集团等大企业纷纷在学校设奖学金，双星集团与学校联合成立了国内首家鞋业工程学院，德、日、澳大利亚等国或在学校联合建立学院（系）、设奖学金，或与学校互派留学生……
值得提及的还有，在综合性大学如何办好独具特色的医学院和师范学院的问题上，新青大也努力发挥大学的总体优势， 为创造条件试办7年制医学教育、筹建生物工程系、撤并师院的非师范专业及新增本科专业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
1996年，山东省有关的专家组在对新青大考察后，一致评价它的办学指导思想明确，发展势头很好，“正在向省内一流综合性大学迈进”。随后，有人在研究新青大的合并经历后，认为至少有两方面可以引人思索：
——合并的本质内容，当在有关高校要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财务和制度。在这个牵扯到各方面利益调整的“阵痛”中，一步到位往往容易留下较大的后遗症。而像新青大那样采取先易后难、由粗到细的操作方式，就把“阵痛”的波动降到了最低点。它提示人们，无论是这种“每年前进一步”的渐进式调整，还是那种“两年求突破，五年上水平”的大力度调整，凡是成功的合并，都意味着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者的关系。
——合并类别不同、校区相距甚远的高校，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以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做到资源共享、提高办学效益和办学水平的问题。对此，除了一种强化大学宏观调控能力的大一统管理模式外，新青大实行的不划一各学院自主权限的二、三级管理并存的多元模式，以及在合并的框架内还分别管理其中的省、市共建学院和学院间联合的多种探索，也会有利于开启人们的改革思路。
计划体制的思维仍在无形地制约着院校调整
在这项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另一类事实：一些高校合并后一直徘徊不前，相当多的规模很小的高校依旧在等待观望……。如果说计划体制下的条块分割是制约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一堵有形的墙，那么作为长期支撑这一体制的以隶属为根基的思维模式，就不能不说是横亘在这项改革面前的一堵更为坚固的无形的高墙了。
有人士分析说，“同济模式”得以实施的一个核心，在于高校真正具有了自主办学的能力。而能够具有这种能力，既取决于行政部门放权的力度，也是高校有了权能否把权用好的关键。不去考虑提高自主办学的能力，只是在个人名位上兜圈子是不能搞好院校调整的。有的高校领导干部顾虑“不要在我手里把学校弄没了”，怕负“历史责任”；有的唯恐失去职位或晋升的机会；还有的高校合并共建时把新校名搞得不伦不类，甚至加上括号，来体现对各方利益的兼顾。
“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首先需要有关高校在思想观念上以国家利益的大局为重，切不可因调整后的校名及校领导额数安排等而延误高教事业的发展。”国家教委人事司教师处处长杨春茂在谈到高校练好“内功”是这项改革的必然要求时认为，很有必要从重温西南联大集中师资优势，全面提高大学生素质的那段办学历史中，借鉴一些有现实意义的东西——
西南联大何以在当时极其恶劣的办学条件下，培养造就出了大批高级人才，其中不乏后来闻名世界的科学家呢？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来自三校曾在各自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的良好校风，如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都在联合办学中相互取长补短，得到了继续发扬。
在西南联大良好的校风中，同心同德的教师们得以施展各自的才华，弥补了单独办学时一些学科师资的不足。加上梅贻琦校长将“大学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的教育思想付诸实施，更使西南联大的师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基础课教学得到大力加强，为大学生获得广博的知识以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深厚基础。在承担基础课教学的众多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中，吴晗、钱穆讲授《中国通史》以及金岳霖讲授《逻辑学》时，教室总是座无虚席。杨振宁、李政道后来每每忆及自己的成长，还对西南联大的基础课教学津津乐道。
然而80年代以来的高校学科分工过细，每个专业不可能都有好的师资开出高质量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影响到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体及心理素质的提高。实际上大学生对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有着浓厚的兴趣。比如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校开设了音乐讲座及选修课，尽管内容浅显，但对于音乐教育欠缺的大学生都如同久旱逢甘霖。北大开设的交响乐讲座，容纳400人的礼堂挤进了近千人。 清华的大学生还流行着一个“8－1＞8”的公式，含义是与其每天学习8小时专业课程，还不如减去1小时用于学习音乐效果更好。
我国高校数百万在校生中能够识别简谱的不足5%。 几乎人人喜欢并且容易掌握的音乐尚且如此，对获得其他相关知识的渴求更可想而知。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生也都希望在本科阶段能奠定广泛而扎实的基础。他们共同作为此次院校调整的最直接受益者，对于可以集中师资优势的办学调整，当然都是举双手拥护的。
可以说，院校调整的效果从根本上来自人心的一种新的凝聚力。这就是当年西南联大的那样一种上上下下的同心同德。而如今正在实行调整的高校中，为什么一些“独联体式”的合并、一直“磨而不合”或貌合神离的联合、“搭车升格”及师范院校被削弱的共建等现象屡见不鲜呢？一位高校校长在分析体制上的原因时认为：高校作为文化层次较高的社会组织，尤为关注自身的无形资产，而要融合人这个调整的载体以形成调整后的凝聚力，目前还缺乏内在认同和协调的有效途径。关键还是没有走出旧体制下形成的自我封闭办学的思维定式。
必须调整好政府在此次院校调整中的定位
此次院校调整，也可以看作是对政府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能力的一次检验。
据悉，近年来对合并后效果明显的扬州大学和南昌大学，所在地方政府除正常投入外，已分别追加了2亿多元和3亿多元。于是就引起了一些管钱管物部门的一种看法：既然合并的目的是提高办学效益，或者叫“少花钱多办事”，那么合了校就应少投资才对，要是再加大投资，似乎与合并的目的相悖。对此，不少高校领导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使“并校”达到提高办学效益和办学水平的目的，需要有个过程。起码在合并后的一段时间内，还需要政府适当加大投资，才能促进高校步入高效益办学的良性循环状态。如果按照80年代那种热衷于“铺新摊子”的发展模式，用几亿元新建一所高校且各校自成体系，效益肯定会更糟。而新青大的领导就从这个角度谈到合并带来的“少花钱多办事”：从新青大在政府增加了一些投入后使投入产出比加大了的实际效果看，事实上已经等于比合并前减少了投资。
“为有效地提高合并的效益，光靠高校自身的力量和教育部门的孤军奋战是有限的，很大程度上必须靠政府行为的有力推动。”新青大的领导说，没有政府有关部门对高校合并的认识到位和扶持到位，国家宏观配套政策的改革就不能到位，到头来合并了的高校终究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院校调整也不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吴启迪校长在党的十五大期间对记者谈到，教育通常有一个滞后的过程，经济发展能够一年算账，而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很难在短期内显出效益。政府部门对此要有前瞻性，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机制、体制及投资上可考虑多样化。
那么，政府在此次院校调整中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华东师范大学教科所所长唐安国副教授●与硕士王佩军○的以下对话，或许可以使人得到一些启发——
●《纲要》中强调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是一切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所以必须把它贯穿在此次院校调整的策划和操作的全过程。具体说，就是要以建立新体制的思路、机制和政策，指导高校的实践。否则，合并过程中肯定还要面临如下难以克服的深层次问题：
——计划体制下完全依赖政府的单一推动模式，使高校合并个案的特殊背景与约束条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这种操作手段与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高校合并最初动机所形成的矛盾，难免会导致那种“权当付学费”的事与愿违的结局。
——在涉及条块利益的情况下，地方既缺乏统筹推进和深化合并的权威地位和政策依据，又缺乏科学规划和统一协调合并的操作手段，造成条块内部尽管为合并做出了各自的努力，然而整体上条块间距离却在拉大的现实，从而在客观上与为打破条块分割的合并初衷背道而驰。
——由于缺乏与促进高校合并相关的激励机制及配套措施，一方面难以激励合并的高校通过改革挖潜，扩大合并的规模效益，把结构调整带来的各项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也难以迫使办学水平不高、效益差的高校主动寻求生存发展的出路。
——目前主管部门在高校合并中的参与度甚高，既不利于合并高校超越条块边界，自主择优组合，也不利于合并高校按办学规律优化资源配置。结果许多合并中的问题又反弹给政府，使政府反受合并之累。
○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存在，不能不说明政府与高校之间那个根深蒂固地植于计划体制中的隶属意识与形式，没有多少改变。比如，主管部门在通过合并促进优势高校的发展并形成规模办学、优化高校组织结构等功能目标上，还认识不足；而合并的高校对教学质量的保证、教育资源的保护、发展机会的把握及利益分配的认识上，也还存在较大的差异。
●这都反映出主管部门对合并的可行性科学论证不够。其实，在合并问题形成科学的统一的认识过程中，如何认识“合”与“分”的辩证关系、如何把握“合并有度”的渐进过程而避免出现“拉郎配、硬结合”的短期行为，始终是需要政府决策层清醒自决的。
○看来，只有把对高校布局的目标调整放在建立一个新体制的架构内，充分考虑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多种需求与有多大可能的投入，才可能逐步减少质量效益差的高校数目，从而真正形成高等教育综合办学的优势。
●推动和完善合并的策略选择，应从消极被动式转向积极主动式合并，从条内块内转向条块结合合并，从一般院校间转向以重点院校为核心兼并一般院校，从强调外在形式转向投资渠道归一、学科专业缩减、招生工作协调，非教学科研人员减少等方面的内在合并。
目前的合并，应以转为基础，把过剩而无效的办学能力转到有市场的办学方向；以内部机构人员、投入渠道及学科专业的转化，促进高校由内而外分步实现合并；以中央部委所属高校的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带动条块结合，强化地方统筹。转，需要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只有在转的基础上寻求合乎条件的合并，才可能实现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软着陆”。
就上海地区说，我认为已经减少了12所高校的第一轮合并可暂告结束。今后一段时期，重点应放在现有合并校的办学素质提高上，即内部办学秩序稳定、资产转化、人员流动、教学改革等方面的巩固和深化。在此基础上的第二轮合并，再减少10所左右高校较为稳妥。
○为加速形成上海地区高校合并的规模效益和质量优势，需要政府主管部门进一步更新观念，提出推动和完善合并的新对策：
——成立一个高层次、权威性的上海地区高校布局调整工作领导与协调机构，主要任务是在市府的直接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有关的促进政策和地方性条例；负责组织、制订有关的总体战略与发展规划；负责沟通中央部委、各省市及国外，协调探讨条块融合的有关问题，以促使合并的平稳、有序、逐步到位和分步实现目标。
——立足于完善政府、高校、市场之间的运行机制，政府主要发挥投入、评估、运行监督、信息服务、政策导向等方面的作用，对合并施以宏观调控，协调条块关系及其利益冲突，引导合并高校进一步面向社会和市场，深化校内改革，为政府目标服务。组建由多方人士构成的中介组织，使之为合并高校提供信息反馈、资产评估、财务审计、法律纠纷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制订并落实促进高校合并的各项激励政策，对有优势的高校兼并效益差的高校，要在资产转让、追加投入、招生、人员流动、土地使用、科技服务、对外交流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持。尤其应奖励合并后办学策略选择、教学及财务改革、人的融合取得成效的高校。而对那些质量水平差、投入渠道和办学市场萎缩的高校，应提出撤并方案或限期整改。
——调整合并高校的投入渠道，现阶段在逐步向“条费块转”过渡的同时，探索建立上海高校布局调整基金，鼓励所有参与合并的高校和中介组织竞争使用。基金来源有：国家用于支持高教改革试点的专项资金；从现有条块高教经费中单项切块支出；从现有高校办学经费支出中按比例提取；从土地置换中提取；组织有关部门和企业赞助等。
一种偏离改革方向的“共建”引起人们警醒
1996年以来，中央部门的普通高校在与所在省（市）共建中，有些高校以降低录取分数搞定向招生的形式来换取地方经费支持，甚至向考生收取所谓定向培养费的做法，终于在今年5 月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明令制止，从而有望避免由此可能导致的高校招生并轨工作出现不应有的“新双轨制”的倾向。
这类“共建”滑向误区的事实让人警醒，并不是所有改革都能给教育的发展以光明。比如，谁会认为只要是能解决眼前教育经费困难的所有五花八门的招数，就都是可以摆到明面上传授的呢？因此，从共建高校说，如果只是不择手段地要求地方给予支持，而不是积极为所在地区服务，那么这种“共建”终究不会长久；从决策者说，如果不是遵循《纲要》所提出的把建立新体制作为根本目标，那么包括共建在内的许多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措施，总要难免被称为“医头医脚”式的功利主义所扭曲。
其实，调整利益格局，本来就是高校共建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比如共建前的复旦大学，在上海市物价上调时，既得不到当地政府相应的补贴，又没有其主管部门的追加投入。国家投入不能满足其自身需要，就只有通过教育成本再分割的方式，在原有体制的框架内加以弥补。而在发达国家，关键是把高校确立为单独的办学实体，即它为谁服务就从谁那里得到资助。比如承担国防科研任务，就由国防部给钱。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过共建的基础是贡献。这个“贡献”实际上就是服务。
高校为哪个地区或部门提供服务，就从哪里取得经费支持，这既是世界高等教育改革趋势，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形成的一种服务与消费间的关系。一所高校资金来源的落实，终归不是依靠处在什么地区，而是依靠自身服务能力的大小，即建立在为谁服务基础上的多元化渠道。比如它为上海市提供了自身服务中的60%，上海市就应提供它所需资金的60%，如果它还为江苏省服务，那么江苏省也应作为它的资金渠道之一。
另一个不应被共建所忽略的问题是，高校的类型不同，服务的功能也不尽相同。比如，北京大学这类国内外知名的高校，就不能不承担一个东西部平衡的功能，或者叫做为全国服务的功能。
现在几乎所有名牌高校都要与所在地方“共建”，而名牌高校的分布本来就“东多西少”，在强调它们主要为所在地区服务之时，自然影响面向西部各省区的招生比例。这容易引起人们对名牌高校本应具有的东西部平衡功能被“共建”削弱了的担心。
还有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作为整个社会的一类文化中心，高校在维系国家的文化及意识形态的统一方面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比如，处在广州市的中山大学的文化影响在全国是很大的，如果它的文化作用在共建中完全地方化了，那么对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显然不会有利。而共建高校的文化功能趋向完全的地方化，即使并非改革决策者的主观意愿，也绝不是建立教育新体制所要求的内容。
李鹏总理在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出现好开端时指出：“从总体上说，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仍然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相适应。因此，我们要在已有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加大改革的力度，要在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上有所突破。”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要求：“优化教育结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继续推动这项改革面对的难点还很多。比如，由于调整前没有必要的资产评估以及对产权、债权、管理权划转的法律依据，调整后又缺乏明确的利益调整的依据，再加上现行干部制度和劳动人事制度的限制，致使不少调整后的高校在精简机构和优化队伍中困难重重，优化盘活更无从谈起，就可算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
而要解决这一类难题，唯有政府和高校拓宽新的思路，积极探索改革的有效机制和形式。这意味着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下一步即将进入攻坚阶段。
国家教委在近期制定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工作意见》中，对“如何推进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处理好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总体思路和一些具体目标。
朱开轩主任也在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上希望“各地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新闻媒介以及专家学者和第一线的教师开展讨论，群策群力，以形成有利于问题的平稳、逐步解决，有利于这项改革深化的正确舆论导向”。
据悉，年内将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制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委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规划和方案；国务院已决定成立部际协调小组，加强对改革的协调和领导，国家教委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配套政策和措施。与此同时，将加大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共建、包括合并共建高校工作的力度。
（以上正文中凡楷体字段落均摘自本刊收到的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