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地区结构：1978-199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结构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任务，是要对改革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作一个简要的统计分析。这项分析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区际比较、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和投资主体结构的区际比较，以及代表性工业产品产量的地区集中度问题，最后将进行简要的政策分析。
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区际比较
1.1国内生产总值的地区构成：三大地带层次上的分析
在研究中国地区经济增长问题的文献中，一种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空间分布状况将全国的各个省级地区分别划归三个地带，即东部、中部和西部。虽然这种分类方法从经济统计学角度看并不严格，但它的优点是比较简明，有比较强的概括力。
为了能准确地判断1978年以来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地区构成方面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本文分别按当年价格和可比价格计算了三大地带各年度的比重数据，列于表1中。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相关省级地区的统计年鉴。
按当年价格和可比价格分别计算的比重数据所表达的信息是非常接近的，这些信息主要包括：(1)改革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三大地带构成的变化可以大致地分为两个时期，1978-1986年为第一时期，1987-1996年为第二时期。在第一时期，东、中、西三大地带各自的比重都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在第二时期，三大地带各自的比重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在第二时期，东部的比重大约上升了6个百分点，中部大约下降了4个百分点，西部大约下降了2个百分点。(3)到90年代中期，趋势性的结构变动出现了缓解的迹象，东部比重的上升势头受到了抑制，中部的比重出现了微弱的回升。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未能采集到1978-1984年期间海南和西藏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为了保持数据分析标准的连续性，表1中比重数据的计算仅覆盖了28个省级地区。海南属于东部，由于未能计入海南的数据会使东部的比重值有所缩小；同样，由于未能计入西藏的数据也会使西部的比重值有所缩小；相应地，中部的比重仍将有所扩大。然而实际上，海南和西藏数据的缺失，并不会给表1中比重数据的质量带来值得注意的影响。例如，利用1996年的当年价格数据，将海南和西藏的数值计入后重新计算，东部的比重仅比表1中的数值上升了0.2个百分点，中部的比重仅下降了0.2个百分点，西部比重值的变动甚至没有能达到0.01%的水平。
1.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三大地带层次上的分析
不同地带之间增长率的差异，直接引起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地区构成的变化。表2中列出了1979-1996年期间不同地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方面的数据。由于同样的原因，表2中的数据也未能覆盖海南和西藏。
这些数据主要包含了如下的信息：(1)三大地带之间出现显著的增长率差异，是在1987-1996年期间。在此期间，东部的年均增长率比中部高出了2.55个百分点，比西部高出了3.02个百分点。而在1979-1986年期间，东部的年均增长率仅仅比中部高0.71个百分点，比西部高0.63个百分点。(2)1992-1996年期间，西部的增长率相对地显得更低了。在此期间，它的年均增长率与东部的差距已经扩大到5.41个百分点，同时也比中部低了2.62个百分点。(3)东部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以中部和西部增长率的下降为代价。当东部的年均增长率从1979-1986年期间的10.14%上升为1987-1996年期间的12.24%时，中部和西部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增长率。1987-1996年期间，中部的年均增长率为9.69%，比1979-1986年期间上升了0.26个百分点；西部1987-1996年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为9.22%，仅比1979-1986年期间下降了0.29个百分点。(4)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无论是中部还是西部，都取是了很高的长期增长率。在1979-1996年期间，中部和西部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57%和9.35%的高水平。(5)中部的增长率在1992-1996年期间保持了显著的稳定性。当东部的增长率在1996年降至11.91%时，中部的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3.04%的水平，高出东部1.13个百分点，从而使中部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出现回升。
1.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省级地区层次上的分析
如果我们将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分析深入到省级地区的层次，可以观察到一些新的现象。表3中列出了1979-1996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前10位省级地区的分布数据，这些数据同样没有覆盖海南和西藏。
在表3中，我们看到，1979-199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居前10位的省级地区的分布，大体上还是平衡的。东部地带进入增长率前10位的数目多一些，但它所包含的省级地区数也比较多。然而，在1991-1995年期间，增长率居前10位的省级地区主要地集中于东部地带，西部地带已经基本没有进入前10位的省级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带，它所包含的进入增长率前10位的省级地区的数目，在1992-1996年期间呈现出上升的态势，1996年已经达到了5个，与东部地带相等。
1992-1996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高增长时期。在此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居前10位的省级地区依次如下：福建(19.7%)、浙江(18.7%)、江苏(18.0%)、安徽(17.8%)、广东(17.7%)、山东(16.8%)、广西(16.2%)、江西(14.7%)、河北(14.5%)、河南(14.4%)。以上10个省级地区中，6个属于东部，4个属于中部。
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现象是，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例如，在1992-1996年期间，福建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达19.7%，而同期黑龙江的年均增长率仅为8.2%。将时间跨度扩大看，在1979-1996年期间，广东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达14.2%，同期黑龙江的年均增长率最低，仅为6.5%。
1.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省级地区计算的标准差系数
在研究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的文献中，通常会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离散状态进行分析。表4中列出了1978-1996年期间按省级地区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标准差系数的数据。
表4中的数据提供了如下的主要信息：(1)根据标准差系数的变动特点，可以将1978-1996年的19年划分为两个时期，1978-1990年为第一时期，1991-1996年为第二时期。在第一时期，标准差系数是持续下降的；在第二时期，标准差系数出现波动状态，变化趋势并不明确。(2)就整个19年而言，标准差系数的下降趋势仍然是十分明确的。
因此，从标准差系数变动所表达的信息来看，可以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省级地区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是明确地趋向于缩小的，并且缩小的程度是比较显著的。那种认为改革以来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迅速扩大的论点，缺乏统计分析的支持。即使将1991年以来的情况考虑进去，结论也是如此。
但是问题在于，伴随着平均数水平的上升，标准差也在迅速扩大。与此同时，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的绝对差额在急剧地扩大：1978年最小值为175元（贵州），最大值为2498元（上海），绝对差额为2323元；1991年最小值为792元（贵州），最大值为5700元（上海），绝对差额已扩大到4908元；1996年最小值为1208元（贵州），最大值为10940元（上海），绝对差额进一步扩大到9732元。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非专业研究人员往往对标准差系数分析所表达的事实不会给予充分的注意，但对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的绝对差额的变化，却会有强烈的感受，这是政策制定者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二、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和投资主体结构的区际比较
2.1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布
不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差异来解释。表5中列出了1982-1996年期间的有关数据。
从全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三大地带间的分布来看，总的变动态势是：东部地带的比重显著上升，80年代初占二分之一强，到90年代中期，上升到占三分之二弱；中部和西部的比重都显著地下降了，其合计比重在80年代初为二分之一弱，到90年代中期，下降到占三分之一强。在此期间，中部的比重大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西部的比重大约下降了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中部的比重在1995年和1996年出现了小幅回升，西部的比重在1996年也出现了小幅回升。
资料来源：《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
从投资增长率的变动特点来看，在1990-1996年期间，东部的投资增长率的变动幅度明显地大于中部和西部。1993年东部的投资增长率曾高达63.96%，但到1996年已经下降为11.90%。相对而言，中部和西部的投资增长率的变动要平缓一些。1996年，中部仍保持了20.94%的投资增长率，高出东部9.04个百分点；同年，西部的投资增长率也保持了20.47%的水平，高出东部8.57个百分点。
2.2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的份额
正像不同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差异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样，不同地区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差异则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表6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三大地带的合计数来看，非国有经济的投资比重有了显著的上升，1982年为31.01%，1996年已经上升到49.02%。然而，在三大地带之间，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有着明显的差异。东部从1982年的35.52%上升到1996年的54.28%，上升了18.76个百分点；中部从29.20%上升到41.15%，上升了11.95个百分点；西部从18.79%上升到36.85%，上升了18.06个百分点。在1996年，东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要比中部的比重高出13.13个百分点，比西部高出17.43个百分点。这种差异，可以部分地解释不同地带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差异。
在官方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中，分别列有“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两栏数据。为使行文简洁，本文将其合称“外商投资经济”。作为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商投资经济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在三大地带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东部地带，外商投资经济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1993年为8.50%，1996年上升到15.73%。同期，中部从3.13%上升到6.39%，西部从2.87%上升到4.78%。虽然三个地带的这一比重都上升了，但横向比较，东部地带1996年的这一比重要比中部高出9.34个百分点，比西部高出10.95个百分点。详见表7。
从外商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地带分布来看，东部占了绝大多数，各年度都在80%以上，而中部的比重仅略高于10%，西部的比重在5%左右。除经济区位条件的不同外，从政策角度看，这种比重差异与不同地带所享有的招商引资政策有重要联系。
2.3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项目金额的地区分布
在对中央政府的地区发展政策进行分析时，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项目金额的地区分布问题。表8中列出了80年代下半期和1994-1996年期间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东部大约占据了一半的投资金额，但1994-1996年期间与80年代下半期相比，比重已经有所收缩。相应地，中部和西部的比重略有上升。
三、代表性工业产品产量的地区集中度
为了观察中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我们选取了20种代表性工业产品，分别计算了1980-1996年期间这些产品前4位产量的地区集中度，列于表9中，从计算结果来看，新型消费品和机械类产品的集中度一般较高，原材料类产品的集中度一般较低。原材料类产品中的化学纤维以及传统消费品中的自行车和手表的集中度也比较高，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这些产品对生产的规模化有较高的依赖程度，或者，进入这些行业的技术障碍相对较高。
新型消费品的高集中度引人注目。例如，彩电电视机的集中度从1990年的53.8%上升到了1996年的78.4%，同期，家用电冰箱的集中度从49.7%上升到了70.0%。在1985-1996年期间，传统消费品中的自行车和手表的集中度也显著地提高了，前者从55.2%上升到了69.7%，后者从55.8%上升到了93.6%。
在形式上，汽车的产量集中度并不属于最高的一类。但如果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其中轿车行业的状况，就可以看出，事实上这一行业的集中度已经非常高，有人认为它已经形成“寡头垄断市场”。例如1996年，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高达48%左右，夏利的市场占有率也达到22%左右，余下的30%的市场主要由6家厂商瓜分。
总体上可以认为，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生产的地区集中度是显著地上升了。在新型消费品和部分传统消费品方面，集中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地区集中度事实上是观测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在少数地区集中地生产的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必须在其它地区找到销售市场，工业消费品尤其如此。所以，尽管还存在着一些贸易障碍，但实际上各个地区性市场的开放度已经迅速提高，企业已经是在一个非常广阔的国内市场中展开日益激烈的销售竞争。所谓“地区分割”，已经不是一种主流现象。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有关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
四、简要的政策分析
在上述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中国的地区发展政策形成了如下的基本看法：
(1)在1987-1996年期间，不同地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东部的年均增长率比中部高出了2.55个百分点，比西部高出了3.02个百分点。然而，在此期间，中部和西部各自的年均增长率都保持了与1978-1986年期间大致相同的水平。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部和西部也同样取得了很高的长期增长率。数据清楚地表明，东部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以中部和西部增长率的下降为代价。事实是，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部的经济增长率潜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释放，并进而显著地提高了全国经济的增长率水平。
(2)1992年以来，中部地带的国内生产总值取得了连续5年的较高速度的增长，即使在全国的增长速度出现下降的背景下，它仍然保持了增长的稳定性。1996年，它的增长速度显著地超过了东部，使它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回升。如果有一个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中部的较高增长率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较长的阶段，则它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还将上升。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西部是否有可能从它目前相对较低的增长率中走出来。否则，在未来8-10年中，它的比重还将从目前的水平上继续下滑。看来，今后中国地区发展政策的一个重点是：积极创造条件，帮助西部逐步提高相对增长率，将西部同东部和中部的差距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3)事实上，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项目投资金额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已经只有18%左右的水平，并且这个金额中投在东部的份额已经收缩到50%以下。因此，尽管在这个金额中投在中、西部的份额还可以进一步扩大，但它对于固定资产总投资额的地区分布格局的调整能力是较为有限的。由于中、西部非国有经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度明显地低于东部，其中包括外商投资经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度明显地低于东部，因此，推动中、西部投资适度增长的一个政策着眼点，应该放在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引导外商投资于中、西部，虽然这两种努力哪一种都不是轻易能取得显著效果的，尤其在西部。另一方面，制定有关政策，促进东部企业向中、西部“横向”投资，也极为重要。但政策的基点，应该是让来自东部的投资者在中、西部能获得“适度利润”。在中、西部投资的实际利润低于“适度利润”的差额，应由各种政策措施来加以弥补。
(4)代表性工业产品生产的地区集中度的总体提高，表明了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显著推进，这种趋势会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继续保持下去。事实上，也只有在这样的市场一体化的基础上，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家层次上的产业结构的优化，才真正成为可能。国内企业间的竞争会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将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竞争的特征，因为国际性企业已经很深地进入了中国的制造业。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技术进入壁垒较高和对规模化生产依赖性较强的制造行业的生产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处于竞争劣势的，将不仅仅是一个一个的企业，而往往可能是一个一个的区域。由经济结构调整乏力所导致的经济衰退现象，有可能在若干区域中交错地发生。由此，生产要素的跨地区的流动和重组，将是改善经济结构和重新获得竞争力的基本途径。对此，各级政府的职责是建立起一种可靠的缓冲机制，解决好诸如失业安置和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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