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与社会体育在当代中国的实施_健身论文

城市社会与社会体育在当代中国的实施_健身论文

当代我国城市社会各阶层与社会体育的实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各阶层论文,当代论文,我国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01)01—0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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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体育的实施与阶层分化

20世纪末以来,在我国兴起的社会体育与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体育回归大众的潮流相吻合,其以终身性为行为特征,全民性为主体特征[1]。由此, 我国的社会体育应以全民健身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长抓不懈。《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被许多专家学者视为我国社会体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时至今日已有六年的历程,“全民健身计划工程”第一期工程也届期满。反思社会体育的实践,状况却并不理想,国家体育总局1998年发布的《中国社会体育现状调查状况》的数据表明:我国现阶段有约2/3的民众事实上与主动体育无缘,社会各阶层对社会体育的重视和关心不够……[2] 这一现象与竞技体育在我国快速崛起,为世瞩目的辉煌形成一种对比。许多有识之士又一次把目光投向这一领域,寻求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力图从多角度提出促进我国社会体育突破性发展的良策妙方。社会体育全民性的主体特征,决定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只能源于广泛的参与主体的内在需要,与主观能动性。只有当经常性的体育行为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和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社会体育才可能是全民的、终身的。政府的导向与宣传、鼓舞只能是一种外在的催化,且只有当“导向行为”建立在个体的需要与利益的基础之上,考虑到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体育需求,因势利导方可奏效。我国现有社会体育、全民健身理论研究不同人群的体育多从年龄及性别角度着手(如青少年体育、妇女体育、中老年体育、知识分子体育),这些研究有其独特价值,但其分类的不严密也是不辩的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我国在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出现了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的现象,突破了以往“工人、农民、干部”三种基本身份的社会关系结构,冲破了计划经济下“身份制”对人们的束缚。更为重要的是极大地触动了人们的观念、意识,表现为:其一在社会各阶层分化的过程中,各阶层在权力、财富、声望等各方面的不平等状态,给个体留下深刻的印象,“人往高处走”的本能,使人们期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听天由命、安于现状”的社会心理定势逐渐被打破,社会成员的自主意识得以增强;其二,随着阶层数量的增加及重新组合,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明晰,各阶层的独立意识及在阶层内部的认同意识逐步增强,此带来了社会大众的利益与需求的多样化。[3]这种情形之下,依靠行政命令、 行政手段或依恃群众的政治责任感来进行宣传、鼓动参与社会体育已难以奏效,我们必须从各阶层的需求与生活追求出发,来考察社会体育的实施。

2 我国城市社会各阶层与社会体育的实施

现阶段,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形成了农民与市民两个迥异的阶层,他们在思想意识、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别,农村社会体育与城市社会体育的实施应有所不同,笔者仅探讨市民内部的阶层分化与社会体育的实施。当前,在我国城市,依据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声望的不同,主要形成了管理阶层、知识阶层、业主阶层、蓝领阶层四大基本阶层及附属于此四者的退休阶层。各阶层独特的阶层意识与利益需求,是社会体育实施的依据之一。

2.1 管理阶层与社会体育

管理阶层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及其办事人员,他们掌握着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政治、经济权力等社会资源,有着稳定的经济收入,并享有一定的“待遇”收益,在我国的特殊条件下管理阶层的权威、地位和实惠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其行为模式在整个社会中起着某种示范“效应”,所谓“群众看干部”,这一阶层对社会体育的践行,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社会体育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阶层整体素质较高,相对高的受教育程度,使其形成了较为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念;相比而言,这一阶层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责任感,“全民健身计划”的颁发是属政府行为,从此意义上讲,他们也极易成为全民健身活动最积极的拥护者与参与者;稳定的经济收入,较高的生活待遇,也使他们有闲暇,有能力从事体育活动。另一方面,管理阶层一般具有相对完备的组织系统,这也使得这一阶层中,易于发动、组织成为最具规模的社会体育的参与者。综上,当代城市中管理阶层是社会各阶层中最有可能积极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的群体。是社会体育、全民健身计划推行极易攻克的一个突破口,因而也是我们应该首先关注的。需强调的是,管理阶层中的党政干部以效能为本,国有企业的干部则以效益为重,广泛的社会联系对他们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故参加体育活动对他们而言,不仅是身心健康的需要和一种政治责任感使然,更重要的是其拓宽社会交往面,加强社会联系的一种手段,一种途径,他们倾向于选择公共健身场所以及群体性、娱乐性强的项目。

2.2 知识阶层与社会体育

知识阶层,掌握着社会知识资源,以专业知识为谋生手段。在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时代,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就是对最先进生产力的掌握和对社会最主要资源的掌握,这一阶层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显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经过建国以来40多年的政治风雨的磨炼和10余年经济大潮的洗礼,我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已不再是不谙世故,缺乏经世之才和社会经验的“文人”,而是有着专业知识、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中国自己的“白领”。在目前,这一阶层人数还居于少数,但他们掌握着社会的知识资源,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历史将赋予这一阶层发挥更多创造性的机会,这一阶层将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多项社会调查表明,教科文人员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比率较低[4][5]。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三点:其一,受传统文化中“主静”和“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阶层一般来讲文化水准较高,文化底蕴深厚,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在健身、娱乐休闲方式的取向上,偏“静”,健康观念上,养生重于健身;其二,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主体意识较高的群体,对“民主、自由”要求较高且深刻,标榜“个性”,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凭借政治手段组织的毫无个性而言的体育活动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这种影响持续至今;其三,工作负担过重,余暇时间较少。社会发展对科技知识需求的加快与我国知识阶层人数相对较少的矛盾,使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都业务繁忙,加之工作性质本身的原因,使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工作负担过重,他们中很多人根本无暇有规律地参加体育活动。但笔者以为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观念意识因素,而转变观念决非一朝一夕可解决的问题,调动这一阶层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我国社会体育实施的一个难点,笔者认为,必须结合这一阶层自我意识强以及追求成就、名望、自我价值实现等主体意识,宣传上,强调主动的体育实践对个体精神锤炼、意志磨炼等功能,使之认识到体育实践的过程,从根本讲是以人的意志作为中介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不仅对人的肉体有积极改造的作用,可产生物质性的健身功能,而且还可产生各种精神性的功能;针对这一阶层,在体育活动项目的选择上,应使参与者体验到自我实现、自我超越感与审美情趣。

2.3 业主阶层与社会体育

业主阶层,以私有生产资料为其基本谋生手段,是当代城市中的一个新兴阶层,他们掌握的社会资源主要在物质方面,是一个以盈利为基本目的的阶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其拥有资产的多寡,这一阶层又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个体工商户,指拥有某种专门技艺或经营能力,有少量的生产资料、资金和雇工,自己经营,往往既是老板也是员工,在业主阶层中占大多数;另一层次是私营企业主,他们占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有8人以上的雇工, 这一阶层是较为富有的阶层,已涌现出一些拥有百万资产的富豪群体,他们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却十分耀眼。业主阶层,作为当代城市中的新兴或“复兴”阶层,是创造社会财富,促进商品流通,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的阶层,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是最活跃的经济成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私营企业主,他们迅速崛起,成为较为富有的阶层,所支配的资产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几千万不等。这一阶层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成长起来的,他们得益于改革开放,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政策,思想开放,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惯于关注社会新鲜事物。社会体育在我国的出现与兴起,是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产物,是对以往单纯依赖政府办体育的一种新发展。从此种意义上讲,社会体育对这一阶层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他们物质生活丰裕,开始追求生活质量,是有暇有力参与体育活动的一类人群。需强调的是业主阶层在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大背景下,有其特殊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使他们渴望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声望,由此使这一阶层形成一种自尊与自卑相交织的矛盾心理,和一种在所谓的生活档次与“交往层次”上的“向上情结”,对体育活动的选择上也呈现出这一倾向。他们大都选择一般人难以经常光顾的保龄球、高尔夫球,抑或驰骋于赛马场。对他们而言参加体育活动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健身、健心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身份的一种象征,很多时候,是一时兴趣所致,因此他们的体育活动行为是不稳定的,也远非自觉的和源于内在的生活需要,因而也须引导,要引导他们从更高的层次来认识体育活动,使之认识到体育休闲是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是生活质量较高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将他们出于“摆阔、显富”心理,转化为一种出自内在发展的需要。

2.4 蓝领阶层与社会体育

蓝领阶层,由以自身的劳动力为基本谋生手段的人构成,这一阶层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就是自身的劳动能力,他们人数最多,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虽然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蓝领阶层作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力量的地位在下降,但其集中、有组织纪律性的特点没有改变,加之整体文化水准的逐步提高,社会联系的增多,他们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阶层主要以体力、简单技术和服务技能作为谋职依据,以就业为本,追求小康实惠。这种心理折射到对体育活动的参与上,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功利性”,表现为:第一,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在于“强身健体”。随着改革的深入,医疗保障的变革,“锻炼身体,增进健康”的体育动机,还会激励其中更多的人去参加体育活动,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客观地讲,我国普通群众普遍缺乏科学健身的知识与手段,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蓝领阶层亦不例外,所以,加强对这一阶层健身、科学锻炼的指导是其实施社会体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否则,强烈的“健身”动机会使他们走向“体育”的反面,如臭名昭彰的“法轮功”邪教,正是利用群众健身动机而滋生的;其次,他们对体育活动项目的选择上,同样注重实惠,他们中极少有人光顾收费和有专人指导的专门的健身场所,生活的压力,也使得他们不可能有较多的时间去参加锻炼,他们所需要的是花钱少,耗时少,简单易行的锻炼方式和公共免费的体育场馆设施。唯有满足了这些需求,才能使广大工人投身到体育活动中。当前,在国家不可能无偿提供大量的公共设施和指派专门人员指导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发展社区体育,调动和组织广大蓝领阶层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是值得研讨的一个课题。这一阶层中还有一群人值得我们重视,即大量的下岗工人,这一群人处于为生计奔波中,参加体育活动,锻炼身体对他们而言,无异于一种奢侈,调动和组织这一群人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2.5 退休阶层与社会体育

退休阶层是我国当代都市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附属阶层,分别来源于上述基本阶层,但其又保持着一定的本质特征,在社会体育发展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离退休人员有过去的职业基础,有较为稳定的经济保障,强烈的健康要求,尊老敬老的传统,也使“老人”在我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加之已离开工作岗位,有更多闲暇时间的原因,使老年人在我国体育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离退休人员的体育在社会和家庭中起到了“学爷爷,蹦蹦跳跳,我也做早操”的“龙头”和示范作用,在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中我们必须注意到离退休人员参加体育活动的一些特点:老年人健身的动机强烈,其一是因为人到暮年,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胜于中青年人,老年人有强烈的锻炼身体、延年益寿的愿望,他们希望能通过体育健身活动,强身健体;其二是为满足交往的需要。害怕孤独也是人到老年的一个普遍心理,离开工作单位后的离退休人员希望通过参加体育活动重新归依集体与人接触,交往。综上两点我们可断定,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高,很多时候,体育活动成为他们消磨时光的主要的方式,而且极为规律,几近成为生活内容本身,健身场所的选择上,他们倾向于选择公共场所进行集中锻炼。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宜选择速度型和力量型的项目,而宜选择提高心肺功能的有氧代谢为主的运动项目,如拳功舞操,但老年人所苦恼的正在于缺乏这些方面的技能,这一点是我们加强对离退休老年人体育活动组织而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法轮功”邪教正是打着健身的旗号招摇撞骗的,而许多离退休人员受蒙骗成为最初的拥护者的事实,是值得我们警醒的。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中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分层现象,并随着发展,阶层之间的界限日益明晰,各阶层内部的阶层意识不断增强,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表现出不同需要与追求,社会体育的实施具体到全民健身工作就必须注意到阶层差别,选择不同的侧重点与突破口,“一刀切,齐步走”的实施方案,在现实国情下,已难以走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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