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粹主义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国粹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朝末年国粹主义文化流派的出现，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是一件引人注目的新事态。鸦片战争以后的大半个世纪中，先进的中国人一直是沿着向西方学习的路子，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固守传统、排拒西方文化，则是愚昧、腐朽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基调。对于20世纪初兴起的国粹主义，却不能再简单地做如是观了。
“国粹”一词，是来自日本的外来语。起初，人们把它和“国学”一类说法混用，无严格之界说。大意无非是指中国的学问，中国的道德，中国的精神。用今天的习惯用语来概括，大体就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从这种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国粹”的存在是事实，爱护它，保存它，提倡它，发扬光大它，也是中华儿女子孙万代责无旁贷的事。问题在于，处在一个中国政局危机四伏、革命风暴行将到来的年代，文化论坛上怎么会突然兴起了一股保全国学、弘扬国粹的呼喊呢？它反对的是什么，提倡的是什么？它的宗旨何在呢？
保全国学、弘扬国粹的主张，大致是在1902到1905年间形成一种文化流派的。由于初起时国学保全的含义宽泛而含混，聚集于其旗帜下的，自然会有抱着各种不同志趣的推崇国学的人士。但是，不管个人见解如何纷纭，国粹主义作为20世纪初中国新起的一种文化流派的基本倾向，亦即它的基调，还是很鲜明的。
1905年，邓实等人在上海创办国学保存会之初①，对于其宗旨的阐释是比较平淡的，只是泛泛地说，他们是想“摅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尽“读书保国”的责任。不过，既然标榜保全国学，无疑就是在宣告国学已处在被破坏的危难之中。当时国粹派人士所发表的言论中，之所以反复强调“国学即国魂”，“国粹亡则国亡”一类的论断，就是由于把当时“国学”濒临危亡的状态估计得十分严重。邓实在发起国学保存会时说得明白：“念铜驼于荆棘，扬秦灰之已死。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同仁吾为此惧，发愤保存。”国学“文武之道”何以会闹成“今夜尽矣”的局面呢？他们认为有历史的原因：从秦皇焚书，到长期的战乱和经籍的遗失伪篡；也有现实的原因：“流至今日，而汉宋家法，操此同室之戈。景教流行，夺我谭经之席。于是蟹行之书，纷填于市门。象胥之学，相哄于黉舍。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②从引文中看，提倡国学针对的重点似乎是“醉心欧风”的时风。后来邓实在回顾当初发起国学保存会的思想时，更明确地说：“欧风东渐，国学几灭，著者抱亡学亡国之惧”，所以才起而著文，以图止横流，维学风，救国家③。章太炎于1906年抵日本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也讲到这重意思，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④清末西学有了较大发展这是事实，“醉心欧化”的苗头也确有显现。但是，当时这种“欧化主义”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远不是构成20世纪初中国文化危机乃至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把它看作已经成为足以导致亡学亡国亡种的洪水猛兽，不过是出自偏见的过甚之词。事实上，直至辛亥革命前，在中国国内思想领域中宗法伦理和传统文化的统治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正像有人指出的，长期沿习，使得“崇拜古人之风”遂成中国的特质：“论文章则动称八家；论哲理则动尊五子；论治法国本之大要，则尤攘臂奋舌曰：‘三代！三代！三代！’无一言不以古人为护身符，无一事不以古人为定盘针。束缚思想，拙塞灵明，而实则并无效法古人之心，自大自弃之恶习遂深根蒂固而不可拔。”⑤这种弥漫于国内思想界的崇古习气，显然是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章太炎、邓实等人，人云亦云地说些反对欧化的话，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自己长期受古老文化的熏陶，自不免与守旧人士在文化情趣上颇有一些共鸣。另一方面，他们也无非是在借此为提倡国学壮大声势。
国粹派中，研读过不少“西书”“东书”，接受了许多资产阶级的哲学和文化观念的大有人在，章太炎即其佼佼者。国粹主义的文化流派的出现，显然不是以排拒西学为主要目标。初建的国粹主义文化观，并不一般地反对西学，而是主张将国学和西学相互参验会通⑥。有人说：“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这就是说：“国粹”与“欧化”不仅可以不相妨碍，而且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所以说，“是故国粹以精神而存，服左衽之服，无害其国粹也；欧化以物质而昌，行曾史之行，无害其欧化也。”⑦也有人更进一步解释道，提倡国学之举，“于欧学无新旧抵牾之虑。世衰道微，欧化灌注，自宜挹彼菁英，补我阙乏。……达变之士方议沟通释耶，合炉熔铸，岂犹谬袭成见，阻塞新机。”⑧不管他们对“菁英”和“阙乏”判辨得恰当与否，他们没有采取崇此薄彼、以此抑彼的那种“欧化”与“国学”不两立的态度，是无可怀疑的。以舍我其谁的心态放言“上天以国粹付予”的章太炎⑨，也常持这种开明态度，并且颇为刻苦地钻研过西学。至于有时他说，“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那不过是为了反对康有为等人把西学和经学穿凿傅会、牵强比附而已；如果以为章太炎这是在用国学排西学，那是误解其意了⑩。东京国学讲习会发起人所作的《国学讲习会序》，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该会创始人章太炎对待中学西学的态度。序中阐述提倡国学的背景说：“道敝文丧，由来以久，而今世尤为岌岌。”以前是受到科举的障害，功名利禄、词章帖括把士人引入歧途。现今是受到新学的障害，“新学者，亦利禄之途也，而其名为高”，更富迷惑力。两相比较，科举时代昌明绝学倒还比较容易，而在“新学溃裂时代”，由于“含种种混杂之原因”，“国学必至于不兴”，所以“亡中国者必新学也”。这种关于国学所处背景的说明，运用的还是“国学亡则国亡”的逻辑。看上去这是在激烈排斥新学，可是所谓新学究竟是不是一种纯为谬误的亡国之学呢？该序文却又做了否定的回答：“夫新学果何罪？而学者不知所以为学，至以亡人国。”该文认为，新学不是无用的，而是学者用法不对：“新学则固与国学有比例为损益之用，非词章帖括之全属废料者比。”对于新学，决不能“以科举之道业之”。他们说，现时讲求国学，比科举时代复杂多了，“前之言国学者，可绝对弃置科举；而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前之业科举者，不敢排斥国学；而今之业新学者，竟敢诋国学为当废绝。”作者认为，国学之所以会发生危机，主要是在于没有把新学和国学很好地结合起来(11)。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作者回答说：
时固不乏明达之士欲拯斯败，而以其无左右褊袒之道，即无舍一取一之方，二者之迷离错杂，不知所划，几别无瓯脱地以容吾帜。则有主张体用主辅之说者，而彼或未能深抉中西学术之藩，其所言适足供世人非驴非马之观，而毫无足以餍两方之意。以此之故，老生以有所激而顽执益坚，新进以视为迂而僢，驰益甚。(12)
作者固然是站在“复兴国学”的立场观察问题，但这段文字对于晚清学坛上中学与西学、国家与新学的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难处，无计两全之困扰，梳理得实在清晰得很。态度之客观，分析之适度，是从未有过的。作者非常清醒地指明，妥当处理国学与新学的关系，以求“复兴国学”，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于解决，是由于热爱国学的“老生”和倡导新学的“新进”，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国学和新学都不是没有用处的。作者表明，他们办国学讲习会，目的是昌明国学，但并非排斥新学，而是认为二者可以相辅相成，所以说，“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13)。从此可以看出，章太炎一派当时提倡国学，无论在政治态度上还是在文化观念上，既没有混同于愚昧守旧的腐儒，也没有混同于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官僚。
但是，既然认为国学与西学都有用，为什么又竖起“国粹”的大旗，大声疾呼地提倡国学呢？显然国粹派是有一种觉得靠西学不足救国的认识。他们对于中国的衰败危亡，无不痛心疾首，认为中国未能扭转这种危势的原因，是在于没有找到治病的正确丹方。黄节说，中国在国蹙民艰的形势下，“一睨乎泰西诸国之政之法之艺之学，则以为非先王之道，而辞而辟之；辟之而不足以胜之也。一詟乎泰西诸国之政之法之艺之学，则以为非中国所有，而貌而袭之；袭之而仍不足以敌之也。”既然对于西学“辞而辟之”，“貌而袭之”，均告失败，于是他主张反躬自问：“则还而质诸吾国，……何以逊于泰西之国之学？”他慨叹，国人对于这样的问题，“懵然而皆莫能言”，而国人这种懵然不察的状态，则会导致“一国之人之心死”，从而造成亡国之危。他认为，近世以来，“宇内士夫”“醉心欧化”，认定中国之学不足以救中国，“惟东西之学说是依”的态度，是十分错误十分危险的。他非常害怕西学的输入，尤其是与我国“同种异类”的“东学”的输入，将会亡我国学。而且在他看来，一国之立全系于有一种“立国之精神”，所以“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14)，后果自然不堪设想。总之，在他们看来，排斥西学和依赖西学不仅都无助于救国，而且还必定会导致亡学亡国亡种的结局，因此救国的唯一办法，只能有赖于提倡国学。
为了说明提倡国学、弘扬国粹是唯一的救国之途，国粹派强调西学不合中国国情，他们说西学虽好，中国却不具备施行的条件，因此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没有成效，近30年提倡西学仍然是没有成效。许守微写道：
夫欧化者，固吾人所祷祀以求者也。然返观吾国，则西法之入中国，将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且更敝焉。毋亦其层累曲折之故，有所未莹者乎？语有之，桔逾淮则为枳。今日之欧化，枳之类也。彼之良法善制，一施诸吾国而敝愈滋。许守微说，这就叫做：“虽有嘉种，田野弗治弗长也；虽有佳实，场圃弗修弗植也；虽有良法，民德弗进弗行也。”于是他得出结论说，再也不要不顾本国条件依赖引进西学，而是应该寻觅一条改善本国条件的途径：
我不进吾民德，修吾民习，而兢兢于则效，是犹蒙马之技，而画虎之讥也。所以进吾民德，修吾民习者，其为术不一途，而总不离乎爱国心者近是，此国粹之所以为尚也。(15)
如果只是在说，提倡国学有助于“进民德”“修民习”，有益于改善中国的条件，为引进西学扫清道路，那无异于是说提倡国学的目的是为着有效地采取西学，这样一来，显然就无从证明唯独国学具有救国的价值。所以国粹派便不得不想方设法去夸饰“国粹”之万能，乃至亦步亦趋地走上守旧派当年标榜的“中学包罗西学，无待他求”的那条老路。他们说：“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其为布帛菽粟，而无待于他求者夥矣”(16)；说：“诸子之书，其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17)国学既然博大精深到这般完备圆满的程度，那么对于那个西学，就不仅现时不需要学，而且永远也无须乎学了。正是从这种认定中国国学自成系统、无待他求的角度，章太炎才断言中国无须乎像日本那个小岛国那样“因成于人”。他写道：
部娄无松柏，故日本因成于人。而中国制法自己，儒、墨、道、名尚矣。虽汉宋诸明哲专精厉意，虑非岛人所能有也。自弃其重，而倚于人，君子耻之焉，始反本以言国粹。(18)
认为靠“反本以言国粹”，就足以救中国，这是国学倡导者们的共同信念。不过，把国粹的价值推崇到完全可以取西学而代之的程度，自然也就使得他们所声称的中学和西学、国学和新学可以互补可以挈合的那一套尚属圆通的见解，彻底失去了立足的理由。随着把国学推崇到极至，国粹学者们便愈加失去自控的理智，变成主张摈弃一切西学的狂热鼓吹者。仅就文化观的表现形态看，国粹主义一反鸦片战争以来开明人士提倡西学的趋势，成为洋务自强、维新变法中先后涌起的文化革新思潮的对立面。国粹主义者不但反对依赖“欧化”，而且连“中体西用”论者所提倡的“西用”也不肯苟同了，他们变成了推崇不折不扣的“中体中用”论的文化复古主义的虔诚信徒。
不过必须看到，从表面上看，国粹派的文化观是向守旧派文化观的复归，但事实上二者之间在宗旨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守旧派之鼓吹崇经卫道复古，是为着维护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和既有的宗法秩序，排拒引进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国粹派之提倡国学，却不是针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发的，他们主张“反本以言国粹”，不是为保护清朝政权提供论据，而是为彻底推翻清朝统治制造舆论。也就是说，提倡国学，“以国粹激励种性”，其直接的现实目的，并不在于反对外来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而是为着推进“逐满复汉”的民族革命。1905年《国粹学报》创办之初，就明确宣告，它并不是为着“与西来学术相对抗”(19)。当时就有人指出，《国粹学报》乃“标民族之宏义，发神州之鸿秘”(20)，它的排满革命的倾向从一开始就是很鲜明的(21)。后来也有人评论说，《国粹学报》“虽注重旧学，而实寓种族革命思想”(22)；是“以民族观点，治中国国学”(23)。这些评论，无疑都是符合实际的。当时出版的宣讲国粹主义的报刊，虽然不大发表介绍西学的文章，但是也不发表什么抨击西学的言论，他们激昂慷慨地讲“国粹”讲“种性”，都是向着清朝的“外族专制”发出的炮火。
《国粹学报·发刊词》把他们办报的宗旨明确概括为：表达“保种、爱国、存学之志”(24)。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则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已是亡国亡学：“吾国之国体，则外族专制之国体也。吾国之学说，则外族专制之学说也。”(25)邓实还将宋明以来反抗异族入侵的忠臣节士、遗民故老的诗文，编辑成一本《正气集》，并在“识语”中称颂这是“神州国粹之林”，不加掩饰地写明编辑的意蕴是：“于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庶几天地之正气犹有所系，天命民彝不至终绝，而汉祚藉为一线之延，顾不重哉。”(26)陈去病又仿例续编《明遗民录》，称颂“朱明建国三百载，德泽滂沛，洽给民心”，号召人们“类族辨物”，判别“人兽”(27)。黄节更加激烈，借着尊崇黄帝为汉族始祖而著《黄史》，直斥清朝统治是“塞外杂种，盗窃神器，临制中夏”(28)。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讲激励人们感情的两件大事，一是叫做“因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二是叫做“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29)。章太炎的话，可以看作关于提倡国粹的最通俗的说明。无论讲佛理也罢，无论讲国学也罢，章太炎都紧紧扣住了“爱国保种”、“逐满复汉”这条民族革命的总纲。十分清楚，国粹派标榜“严夷夏之防”，与当年守旧派排拒西学、反对洋务、反对维新时举起这种旗帜，已经大异其趣了。国粹派所说的“夏”与“夷”，已经不是“中”与“西”，而是“汉”与“满”了。国粹主义的崛起，不是宗法的专制主义的还魂，而是民族革命高涨的文化表现。
正因此，国粹主义文化观，一时受到汉族文化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时一些革命党人，把国粹主义和爱国精神，是看成同一件事的。例如说，“凡国于地球上能历久而不敝者，非无故也，……国粹主义为之也”(30)；“欲求爱国，必自保存国粹始”(31)。这些都证明了国粹主义在当时确实是有号召力的。
国粹派提倡国学，既然是为着“激励种性”，实现反对清朝统治的民族革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不能不受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于是也有人努力想使“保存国粹”的主张具有一些民主主义的成分。章太炎早在修订《訄书》时，就于《订孔》等篇中，对于孔子及孔学作过批评性分析，肯定其历史上的贡献，指陈其学说的弱处和思想的局限。他不但剥掉了孔子头上的神秘光圈，而且径直说，历来尊孔抑荀，造成了中国“名辨坏，故言淆；进取失，故业堕”的消极后果(32)。这些议论中，已经显露出他具有解放思想的创造精神。1906年，他在东京的演说中，解释“提倡国粹”的含义时，也特意说明：“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33)这是在表白，他要和顽固的卫道腐儒们划清界限，同时也要和尊孔设教的康有为等人划清界限。章太炎的这种声明，没有疑问是同他当年“订孔”的革命批判精神相呼应的。邓实在阐明国学的内容时，则不但力图把国学的范围从“孔子之学”扩大到“诸子之学”(34)，扩大到“汉学”和“宋学”，而且还力主破除“汉学”“宋学”之间的门户之见，对于“汉学宋学皆有其真”做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新解。他说：
夫汉学解释理欲，则发明公理；掇拾遗经，则保存国学。公理明则压制之祸免，而民权日伸；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附属，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学严夷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可不亡；虽亡而民心未死，终有复兴之日。(35)这种议论，学理上虽然牵强，但是政治意图却非常明确，就是要把提倡国学，不仅和民族主义，而且和民权主义都联系起来，说明它对于这两种性质的革命都具有重要意义。邓实在发表这些议论后不久，又特意引进民主的观念，把国学解释为和“君学”相对立的学问，说“君学”不过是“伪儒之学”，“国学”才是“真儒之学”。说“国学”是“帝王不喜”的学问，不过“一二在野君子，闭户著书，忧时讲学”，本其爱国热忱所创造者(36)。可以看出，邓实是想按照所接受的民主主义观点，对中国固有文化做一些分析，避免把国学闹成不辨良莠的一味复古。但是这种分析，由于没有科学的标准和科学的方法，而不能不陷入混乱无章之中。例如，他所推崇的国学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学说，就很难说全然和“君学”相对立。至于他所奉之为代表着“神州国粹”之“正气”的岳飞、文天祥、陆秀夫诸人的言行，自然更未能与“君学”相背。国粹派的这种文化观念，完全踏着《革命军》的脚印，陷入了既想光复“皇汉声明文物”，又想实行民主革命的两难中(37)。
炽烈而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国粹主义文化观无法以严密的逻辑自圆其说。既然保存国粹就是光复“皇汉声明文物”，那么人们就不禁要想，难道汉族旧有文化都是好的，都值得原封不动地保存和提倡吗？人们还免不了更进一步地要想，当世界已经进入20世纪之际，难道只要靠着光复汉族的旧有文化，把中国恢复到汉唐盛世模样，就能够使中国免于危亡，达于富强，雄立于当世吗？国粹主义对于这两个大问题，全然不能做出解答。况且，他们从“排满复汉”的视角，对于有清一代状况的评估，也不免失于公道。清朝统治集团自从入关之后，就懂得了以华夏正统的应天承运的继承者身份出现，对于他们坐稳江山的极端重要性。相应地，他们也懂得了以传统中华文化的继承者自居的意义。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几朝的努力，清代的文化确实有过一度辉煌。在中国文化史上，清代的成就，并不能说就低于汉唐，更不能说汉族创造的文化在清代已澌灭沦丧变成了“胡学”。国粹派既然依据狭隘的种族标准，来建立自己的“光复旧物”的文化观，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走进了一条怀旧复古的死胡同，没有办法找到中华文化的新生之路。在国粹主义的论著中，像“庶几复古，无愧先民”，“魂兮归来，光我祖国”之类语言，俯拾皆是。他们往往不加分析地把汉族固有文化，一律盲目称颂，尤其是把先秦文化奉为完美的“道统”论，说中国的国学就是“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从而皈附于正宗的“道统”论，和最陈腐的文化守旧思想也难以看出有什么差别了。国粹主义言论轰动一时之后，就渐渐沉寂下去，也与其自身具有的这种复古倾向不无关系。1909年，章太炎给国粹学报社写信，已经觉察到《国粹学报》的这种守旧倾向，信中说：“国粹学报社者，本以存亡继绝为宗，然笃守旧说，弗能使光辉日新，则览者不无思倦。略有学术者，自谓已知之矣。其思想卓绝不循故常者，又不克使之就范。此盖吾党所深忧也。”(38)章太炎这些话，固然主要着眼于学术，但他的确看出了国粹主义笃守旧说、没有生气的病症。
既要提倡复古，又要反对守旧，这是国粹派面临的一个不好解决的难题。怎样才能证明复兴国学不仅不是倒退的、守旧的，而是一种进步的、合乎时代需要的主张呢？国粹派创造了一种自我辩解的办法，这就是把提倡国粹比拟为欧洲的“文学复古”——即文艺复兴。章太炎说：“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39)邓实为此专作《古学复兴论》，盛赞欧洲文艺复兴，然后推崇先秦诸子学说相当于古希腊学说，他说只是由于嬴秦焚书、汉武罢百家，受到种种压制，而今“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而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亚洲古学复兴非其时邪！”他断言：“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40)几年后，《国粹学报》刊登《拟设国粹学堂启》，沿用了这种“古学复兴论”，力主学术有用与否，不在于“新与旧之分”，说“国学之危”才是今日中国的最大祸害。因而认定，“欲谋保国，必先保学”，必先“复兴古学”。这份文告还旁征博引地进行对比，写道：“试观波尔尼（引者按：即波兰）国文湮灭，而洼肖（引者按：即华沙）为墟；婆罗旧典式微，而恒都（引者按：指印度）他属”。“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前辙非遥，彰彰可睹”，因此中国要想保国兴国，也必须“复兴古学”。该文告信心十足地宣称，只要坚持下去，“使学术文章浸复乎古，则二十世纪为中国古学复兴时代，盖无难矣！岂不盛乎！”(41)且不论对于波兰、印度、西欧、日本事迹介绍的不伦不类，仅就把在中国提倡国粹主义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的论断来看，也荒唐无稽得很了。他们不懂得文艺复兴是反对中世纪神学的启蒙运动的革新实质，误以为它只是“复兴古学”的活动；他们更不懂得中国当时迫在眉睫的民主革命的任务，正亟需施行文化上的革新，而武断地认定“复兴古学”就是最有效的振兴之术、救国之策，这当然不能不和欧洲文艺复兴的精神南其辕而北其辙了。
辛亥革命前的十年中，中国论坛上革命论正是形成大潮之期，可同时却涌出了一股文化复古主义的湍流，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显然，这并非当年反对洋务反对维新的极端守旧派的策动，也不是清朝官方倡导“中体西用”的效应，而是一批爱国志士既苦恼于数十年学西学之无效，又认定中国的贫弱纯系清朝“异族统治”所致，于是便掉过头来，不再向西方“寻求真理”，转而在自己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中“寻求真理”，试图设计出一条自我复兴之路。
20世纪之初，活跃于中国论坛的人士，几乎无例外地都受过中国固有文明、固有道德的深厚熏陶。不论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上怎样演化，他们内心深层的这个文化情结是脱不开的。他们在思想论战中，都不自禁地努力从固有文化观念和伦理价值中汲取营养，寻觅论据，装配自己，攻击论敌。不能不承认，国粹派所宣扬的这种看来颇为陈旧的文化复古论，除了体现着他们实行民族革命的决心和激情之外，同时也体现着一种对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这就是国粹主义在辛亥革命的年代里颇有影响力、颇有号召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人士的言论中，越来越表现出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即使不好说是受了国粹主义的影响，也应当说是和国粹主义的兴起有着近似的文化背景。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论坛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却是很吃不开的。李石曾、吴稚晖在巴黎办《新世纪》，以无政府主义观点，批评中国专制制度、文化传统不遗余力，其言论中虽亦不乏锐敏深刻之处，但是在辛亥革命前并未能造成多大气候，这除却他们理论体系的错误而外，是与他们具有严重的民族虚无主义色彩，招致中国人的反感分不开的。
由此可见，作为政治思想来看，国粹主义是民族革命的适时应势的观念形态；作为文化观念来看，国粹主义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合理意图的过度表现；作为学术见解来看，国粹主义则是在新的时代大变局中支撑人们传承和研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神支柱。应当承认，国粹派在国学研究上作过许多有价值的贡献。
国粹主义的兴起，表明在民主革命高潮到来之际，伴随着对资本主义了解的深入和对固有文化反省的展开，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问题，也就更为严肃更加尖锐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当时国粹派的议论，着眼点不在回答中西文化问题，没有致力于分析中国的国学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国粹主义的文化观，毕竟强烈地透露出中国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挚情意和崇高评价。国粹主义固然偏向一端，但是必须充分看到它所包含的这种合理内核；以后的历史证明，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在实现中国文化革新、实现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如果对于这种深厚的民族文化情愫有任何忽视，都会导致重大偏差。
这种文化传承的民族情愫，一方面由于中华文化自身积累的丰厚而深根蒂固，一方面又由于本世纪之初中国陷入民族危机而激荡昂扬。痛感民族危难而主张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以“保国保种”，是当时各派救国志士的共同心愿，所以，既具有自豪自信的爱国气慨，又具有保守的排他的偏狭心理的国粹主义文化流派能够兴盛于一时，甚至连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一度成为宣传国粹主义的重要阵地(42)，这种情况显然都是与列强欺凌的国际环境直接相关。
20世纪初，中国之所以会兴起这样一种对本民族固有文化的向往之情、复兴之心、回归之热，还有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这就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进入一个全面爆发危机的时代。企图让中国不重蹈资本主义弊端百出的覆辙，也是一些人反转来倾心于中国固有文化的一个直接导因。
注释：
①郑师渠在《简论晚清国粹派的崛起》一文中，考证了国学保存会形成的背景，提供了中国教育会、《政艺通报》在促使国学保存会成立方面所起作用的史料，见《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②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
③《第七年政艺通报题记》，《政艺通报》第7年第1期，戊申（1908年）。
④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1906年7月15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6页。
⑤云窝：《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1903年6月，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55页。该文作者说，中国人之所以崇拜古人，是由于自秦以后的二千年，是有退化无进化的历史。此论有反专制主义之意，至于作为一种历史观，当然是错误的。
⑥《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26期，1907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31页。
⑦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9期，1905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6页。
⑧李世由：《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词，《国粹学报》第38期，1907年。
⑨《癸卯狱中自记》，《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⑩《某君与某论朴学报书》，《国粹学报》第23期，1906年。
(1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498-502页。
(1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改选集》第2卷上册，第499页。
(1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改选集》第2卷上册，第501页。
(14)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
(15)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7期，1905年。
(16)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
(17)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9期，1905年。
(18)章太炎：《国粹学报祝词》，《章太炎全集》（四），第207页。
(19)王缁尘：《国学讲话》，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1-3页。
(20)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6期，1905年。
(21)应当看到，辛亥以前国内的舆论环境和形势的状况，对于国粹言论的政治色彩是有制约作用的，所以他们初期的言论不及后期言论明快，国内发表的不及海外发表的激烈。辛亥革命以后，国粹派以为民族革命大功告成，从而专意学术，文化观念上依然守旧，学术上却颇有成就，这是后话。
(2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31页。
(23)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144页。
(24)《国粹学报·发刊词》，《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
(25)《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20期，1906年；黄节：《春秋攘夷大义发微叙》，《国粹学报》第20期。
(26)《正气集实识》，《国粹学报》第13期附录，1906年。
(27)《明遗民录叙》，《国粹学报》第28期，1907年。
(28)《黄史·种族书》，《国粹学报》第1期，1905年。
(29)《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2页。
(30)《论保存国粹宜自礼俗言文始》，1908年5月5日《神州日报》。
(31)《论保存国粹与爱国心之关系》，1907年7月7日《神州日报》。
(32)《订孔》，《訄书》修订本，1904年版，第2-3页。
(33)《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
(34)《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9期，1905年。
(35)《国学今论》，《国粹学报》第4-5期，1905年。
(36)《国学无用辨》，《国粹学报》第30期，1907年。
(37)邹容既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又是炽烈的民族主义者，这样的两重性，使得他的文化观念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中。一方面他认为“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是救中国的灵药宝方，说：“吾但信卢骚、华盛顿、威曼诸大哲地下有灵，必哂曰：孺子有知，吾道其东。”一方面他又旗帜鲜明地站在“皇汉人种”立场上，力主反满复仇，“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说：“吾但信郑成功、张煌言诸先生于地下有灵，必哂曰：后起有人，吾其瞑目。”他没有考虑过卢梭等的微言大义与郑、张的处世准则能不能两全其美，甚至丝毫也没有觉察两者之间存在着任何抵牾之处。
(38)《致国粹学报社书》（1909年11月2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97页。
(39)《革命之道德》，《民报》第8期，1906年。
(40)《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9期，1905年。
(41)《拟设国粹学堂启》，《国粹学报》第26期，1907年。
(42)郑师渠著《简论晚清国粹派的崛起》，作过如下统计：《民报》从第7期起归章太炎主编，前后共编41期，发文160篇，其中有关国粹文章57篇，占总数36%。第7-24期，章本人共发表文章64篇，其中有关国粹文章34篇，占总数53%。刘师培发表文章7篇，其中有关国粹文章5篇，占总数71%。特别是第14期，总共刊文4篇，其中章、刘各两篇，全是研究国粹的文章，形同国粹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