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然性“人的研究”与青少年研究的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发展论文,青少年论文,实然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的研究”就是人对自身的把握，正如先贤断言：这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不胜感叹“人的科学的历史”至今还未开始。事实上，人类从未放弃过对自身的研究，但限于科学发展，特别是自身思维水平的局限，这种研究进展缓慢。20世纪以来，由于学科的限制与政治的功利主义偏见，研究处于碎片化与片面化的状态，裹足不前，由此也影响到对一代代青少年的培育。在此，笔者试图对“人的研究”的现状与愿景，作些梳理、整合与展望，意在探寻以下几种研究方向与路径转变的可能性。首先，在目标上何以从“应然”走向“实然”，并实现“应然”与“实然”的均衡；其次，从内容上何以从碎片化的点式解读，走向系统性的梳理把握；再次，从方法上，何以从单学科的阐释性分析走向跨学科的整合性研究。毫无疑问，研究目标、内容和方法上的转变与推展，肯定有助于“人的研究”的深入，也可能使我们对国民素质发展与青少年成长的研究得以置于现实的“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当然，笔者限于学力，可能只能提出问题，而对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则有待大家共同来推进。限于篇幅，本文主要探讨对实然性“人的研究”及其对于推进青少年研究的意义。 一、引言：何谓实然性“人的研究” 以往的“人的研究”，就学术层面而言，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关注的往往是“人的自我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其实，这些目标是“应然性”或理想化的目标。如此纯粹的研究多少有点“纸上谈兵”的味道，而以此来指导实践，往往不是陷于“空转”，就是引发运动式“人的改造”的灾难。改革开放以来，学界上承“新民”的研究，把研究目标指向“实然性”的关注，也就是“民族性”、“国民素质”的问题以及“人性”的探究。但是，囿于学科视野与思路，尚未系统梳理把握内容，也很少进行跨学科整合性研究。近几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的研究”经历着从假设性到实证性研究的缓慢发展过程。就学科而言，哲学、历史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就研究内容而言，“民族性”、“国民性—国民素质”和“人性”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进展，但仍未进行系统化的整合和在系统整合之后的再分工的研究。在此，笔者加以梳理整合(见图1)，以抛砖引玉，展开讨论。
第一，“人的研究”可以分为“应然性”与“实然性”两大方向或两个阶段：“应然性”研究，也就是理想性的“人的研究”。这至少包括“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的自我解放”等等方面的研究。这是指向人类长远发展终极目标的研究。“实然性”的“人的研究”是人的历史性变迁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很明显，这是人的现实性的问题研究，指向人性、国民性、民族性的历史性缺失与现实不足。“应然性”与“实然性”研究是“人的研究”的两个不同阶段，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内在的关联性。这两个阶段不能混淆。它们都是相当缓慢的发展过程。立足“实然性”研究，放眼“应然性”研究，这是本文的基本立场。“实然性”研究的当下目标是为了使人类早日进入“自身的科学的历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青少年研究的重心或目标指向，是应然性的、理想化的，而很少面对“实然”、面对问题，即使面对问题也是就事论事，很少系统化的视野与整合性的应对思路。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性理论，实然性“人的研究”的理论的梳理整合，事实上已是青少年研究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了。 第二，笔者将“实然性人的研究”，首先分为“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研究。“主体性”的研究，主要是对“人”的共性的研究，也是对“人性”、“人性”的历史继承性与发展必要性及可能性的研究。“主体间性”的研究，是“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互动研究，这个“他者”就人类群体而言，除了群体与群体之外，指“人”之外的一切与人发生关系的“非人”的主体；就人的个体而言，就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联互动。民族特性、国民特质正是在这种复杂变化的互动中形成的具有特殊性的群体特质。这种特殊性的研究，如果从民族性的角度看，主要侧重于历史性与现实继承性。如果从国民素质的角度去把握，则主要侧重于现实性与当下发展的可能的取向性(两者在现实性研究上有交叉)。以下就人的共性——人性研究、人的特殊性——民族性研究、人的共性与特殊性在和“他者”的关联互动中可能的演进——国民素质发展研究略作阐释。 二、人性：作为人的共性的研究 作为“人的研究”系统的第一主体的人自身的研究，应该是人的共性——“人性”的研究。人性是有别于“魔性”与“神性”的人类的特质。由于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撑，对人性的研究太过假设性与抽象性，举步维艰，且众说纷纭。但是整合各类说法以及笔者的思考，我们大致还是可以对人性作些多层次、多维度的描述(见图2)。
总的来说，物性、理性、工具理性、经济技术理性、公共理性、交往理性，以及小人—君子、人—好人、两面人—伪君子等等概念常见诸各类文章中，但基本上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要深入进行“人的研究”，有必要对这些概念加以系统性整合，使之成为“人性”的结构化要素，揭示其层次性，关联性的特征，图2正是笔者以上思考的体现。 (一)人性的层次 首先，人性可以分为物性与理性两大层次。物性是一种低层次的初级人性，理性是较高级的人性。特别要说明的是，生存理性是介于物性与理性之间的人性，从本能的角度讲还是一种生而有之的属性，正是这种天生的生存理性，会推动人回归物性。 其次，理性大致包括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个层次。工具理性则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向个体自我实现的技术理性与经济理性，二是指向社会合作的交往理性与契约理性。正是在两者不同的“工具性”指向上，我们将前者称之为“个别理性”，后者称之为“公共理性”。当后者超越“工具性”而指向“价值性”时，也就使人类从“实然”状态走向了“应然”状态，进入“全面发展”与“自我解放”的层次。 (二)人性与“为人”的关联 不同层次的人性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人的“为人”。本能的生存理性和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的经济、技术理性使人成为“人”。当个别理性极度膨胀，人的欲壑难填之时，人就会失去理性，成为物性之奴，变成“小人”。为了有效地进行社会交往与合作，使生活更美好，人自觉提升了以交往合作、诚信相待为内涵的公共理性时，就成为受人尊重的“好人”。而当人们超越功利目标的工具理性，进入以人文价值为指向的存在状态时，就会成为为人称道的“君子”、“贤人”——高尚的人。最后还需指出的是，还有一种“伪善者”——“变色龙”之类的双面人——伪君子。这种人以君子的面孔出现，行小人之实，最具欺骗性与危害性，是人类文明的大敌、社会安全运作的杀手。 (三)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作为人的主体的研究，人性研究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但笔者对人性要素的系统性整合无疑受到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也受到本人学识的限制，还存在着大量的疏漏与缺陷。比如： 1.人的非理性问题。人是理性的，更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不仅包含物欲，还包含情感。情感往往遮蔽理性。我们可以将非常态的情感称之为“情欲”，归之为物性。但是何以区分情感的常态与非常态，对人而言情感与理性孰轻孰重？这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随着“人的研究”的深入肯定还会出现——或许这正是“人的研究”的魅力所在。 2.理性何以提升。理性是个自变量，可能更是个因变量，人性——理性这个“小系统”(作为一个主体)的诸多结构要素肯定会在一个更大的系统里(主体与主体之间)因相互影响而发生变化。而在现实生活中，“人性”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必定与其他主体相互关联而不断变化、演进。由此，我们就要探讨以下的问题了。 三、民族性：作为“人的研究”的特殊性探究 民族性研究就是“人—人性”在不同时空中变化的一种特殊性研究。人性研究的是人类的共同性，民族性研究的是人类的不同族群在不同生存环境与历史传承中的独特性。从哲学上讲是人(主体)与环境(其他主体)之间互动影响的研究(见图3)。
与人性研究相比较，民族性研究更具体，更具实证研究的可能性，但作为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其实证研究、特别是追踪性实证研究的难度很大。顺便还要说明的是，从人类的层面上说，“人性”是人类的共性，而民族性是人类的个性；那么，从民族性的层面上讲，民族性(特别是大民族)，也存在着民族的共性和个性，共性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基因的传承上，个性更多地体现在地域性上。这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需要专题探讨，只能留待以后再专文讨论了。以下就民族性研究的具体要素略加阐释。 (一)民族性与环境 民族性研究是“主体间性”的研究。要指出的是：以往我们较习惯于以“主—客”关系来解读“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批判“客观决定论”，强调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这实际上忽略了人的历史局限或者说是人性发展的限度。事实上，人的认识与作为有很大的、几乎难以避免的受制约性，有时会相当无奈与无助。所以，我们拟将本图中的各个结构要素都视作主体。这样，人与环境中任一要素的互动影响就是“主体间”的互动。我们也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各种结构要素对于民族性的影响作用，避免对人性作用的过高期望或曰“高度理想化”，重视整体结构各要素的功能性作用，关注并确定国民素质发展的取向。这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分析把握民族性的各种历史性缺失。 1.民族性与自然环境。自然环境至少包括地理状况与气候条件。人与自然相互影响变化。生存在不同地理与气候条件下的族群，往往在其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的互动中型塑出不同的体质、素养、心理等，从而显现出不同的民族性。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一个大民族(如中华民族)内，民族性的共性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传承上，自然生存环境的影响只是型塑了同一民族之个性的丰富性、多样性。民族共性之下还存在着体现出不同地域性的民族个性，或曰“民性”(对此，笔者将专文讨论，兹不展开)。我们常说中国北方人豪爽粗犷，南方人细腻温和；还有“苏空头、杭铁头、刁无锡、恶常州”之类说法。尽管这些说法并不恰当，但多少反映出了一些当时地域性的民性的差异。 人类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中，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与兴趣，创造了一些次生环境，主要是人为的生存环境，比如，城市与乡村、杂居与独居的住宅以及网络生存，等等。这些次生环境对于生存于其中的群体的影响，一方面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也的确在型塑着独特的人类族群。这类族群似乎已经不是“自然”，而是生存或生活状态所型塑，从这个意义上也就成了社会或文化环境的产物了。这已经或正在成为“人的研究”的重要课题。总而言之，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正与走向现代的人类渐行渐远，人为次生环境与我们的互动，将把我们引向何方。这已经成为我们人类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事实上，网络生存、网络思维也早已成了今天的热门话题。 2.民族性与社会环境。社会环境至少包括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制度建设、伦理道德取向与精神信仰状态。由这些要素整合形成的社会风气与人性中的某些要素的互动交汇，就会型塑出相应的民族性格。不过，民族性的生成还受到更深层次族群文化基因的左右(这将在本文的下一节中展开)。(笔者试图以表1来加以阐释。)
表1大致描述了三类社会环境与相应的民族特性的互动影响过程： 第一类，强悍而富有侵略攻击性的民族性格。经济发展落后贫困、崇尚专制落后的政治制度，信奉生存至上的伦理关系以及有意无意膜拜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整合形成的社会风气，极易激发人的生存理性，从而型塑出强悍、极具攻击侵略性的民族性——在物质匮乏的传统社会中，这是人的本能的表现。 第二类，散漫自私的特性。经济状况无论是贫困还是富裕，但在专制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下，人们贪图享乐，缺乏精神信仰，社会风气败坏，必定会诱发人性中极度功利性的工具理性成为单面人，从而型塑出自私散漫缺乏社会担当的民族性格。 第三类，自立友善的特性。当社会经济发展良好，人们崇尚民主法治，消费合理有节制，伦理道德关系和谐融洽，人性中的公共理性乃至人文价值理性就会得到培育，自信自立、友善合作、有社会担当的民族性格就会确立起来。不言而喻，培育生成这样的民族性格，应当是我们经济建设、制度设计、信仰确立与社会道德建构的共同指向。 要强调的是，这里只是以举例来说明民族的特性，实际情况远为复杂。第一，社会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特性也是如此；第二，我们常说“黑暗中存在着光明，光明中也会有黑暗”，所以第一类的民族特性中存在着第二、第三类个体或小群体，第三类的民族特性中也可能有第一类的个体或小群体。只不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些个体或小群体不占上风、不成气候。人的复杂性、丰富性正在于此。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以上描述的只是宏观层面的社会环境、社会风气，此外，还有中观层面的社会环境，如：城市、乡村、企业等环境与风气，乃至微观层面的社会环境，如：社区、学校、班级、家庭等环境与风气。正是在宏观、中观与微观等多个层面的极其复杂的人际互动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构建着社会大环境，或与显规则相谐，或与潜规则相伴，进而营造着社会氛围、影响着政治和文化生态，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型塑着民族特性。当然，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环境都是一种外在的环境，而以文化遗传基因为内核的文化环境则是一种深层次的、内在的环境，以下的讨论就此展开。 (二)民族性与文化遗传基因 人类的历史性传承，不仅是生理的传承，也是文化的传承。由于族群的迁移交融，东西方宗教信仰、文化的碰撞交汇融合，现时代国民的文化基因已经相当复杂。这在后发型的现代国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下中国就存在这种情况。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笔者以为历史性传承的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商业文化、伦理文化与新兴的自觉意义上的科学文化，对民族性的型塑作用明显，在此略加概括阐释。 由于文化的绵延性特征，文化基因的传承具有大范围、大时段、深层次的特性。其对民族性、特定地区的民风、民性的影响大同小异，这在网络信息时代更是如此。为此，尽管本处未将网络文化纳入论述范围，并非无视而是为了慎重。只有对这一新世纪以来呈几何级扩散的文化现象进行长期的追踪性研究，我们才可能揭示其对人性、民族性的真正影响。 1.民族性与宗教文化。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文化产生于人类抵抗与生俱来的丛林文化的需要。不过，人们对于宗教的理解往往是按自身的生活需求与认知水平而从生存、伦理、存在三个层面上去认同。当人们为了生存而信奉宗教，往往驻足于祈福、保平安乃至致富等物质与功利的层次；当人们为了走出“丛林”，祈望共生共荣的伦理生活而信奉时，这才进入了对宗教文化的真正理解层面，或者说是宗教信仰的较高层次；当人们将真善美的宗教信仰作为一种价值加以追求，这才是进入了宗教信仰的最高层次，即精神存在层面。宗教文化是一种信仰文化。信仰文化当然不一定是宗教文化，但与宗教文化一样具有这样的“三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及西方的主义文化，只要有真正的真善美追求，也应该有这样的“三境界”。然而，有些信仰文化的传播者出于宣传的需要，总是强调信仰文化的精神层面，这就使一些信仰文化沦为了“空谈”与“玄学”，从而不再能吸引民众。失去了信仰文化支撑的民族十分可怕。此外，极端的信仰文化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实际上是要使人类退回“丛林”。这种灾难现今还在不断上演，已无需笔者再多作评论。 总而言之，不同族群中的大多数人所处于的宗教—信仰文化的境界层次，总是与其实际的生存状况紧密相连，民族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与宗教—信仰文化发生互动关联。所以，宗教—信仰文化的真正意义就在于给沉溺于“丛林”与功利的人们指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存在”状态的方向，救人于物欲的苦海之中，进而构建一个伦理关系融合的和谐社会。 2.民族性与政治文化。古人云：政者，正也。政治文化是正人君子的文化，绝非小人、伪善者的文化。政治清明，民风才能淳厚，民性才会友善。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都与清明的政治文化相关联。不过专制体制下终究是“人治”，民众不可能真正参与政治，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法治”不可能出现，所以政治清明往往视“为君者”的“人治”而定，不可能持续。为此，一部中国政治文化史，我们更多看到的只能是政治腐败与黑暗的官场文化。自汉武帝以来的“外儒(家)内法(家)”的统治术更使“说一套做一套”的政治文化发挥到极致，伪善、尔虞我诈的官场文化成为常态，“内耗”成为皇朝更迭的根本原因。民意难达“天庭”，顺民、良民转瞬间就可能成为刁民、暴民。今天，政治制度改革的开启，法治、民主、公正等价值观的确立，以及廉政风暴的威力，使清明政治文化的建构，有了一种系统性的保障与整合性的机制。构建在民主制度上的政治文化，终将型塑“有权利、有担当”的现代民族性格。 3.民族性与商业文化。商贸活动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际互动交流、相互影响的重要途径，可谓源远流长。商贸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文化，反过来影响与约束着人们的商业经营活动。由于生存环境的明显差异，东西方商贸理念与经营取向有相同点，也存在着一定的落差。 首先，中国的“儒商”与西方清教徒的经商理念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在义利兼顾、以义为重的经商原则上代表了人类人文理性的光明面，是人类商业文化的制高点。然而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与人性中的物性诱惑，商业经营活动所引发的更多的是“为富不仁”的阴暗面。 其次，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商贸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皇家经济、官府经济的附庸，而且由于商业活动特有的趋利性、交易性，一旦与权力发生关系，就会泛化为一切均可交易，权权、权钱、权色交易均为题中之义。这就极大地冲击了本应清明廉洁的政治，撼动了一个个皇朝的根基。所以，一些传统社会的政治家、思想家，如韩非、柳宗元等对商业活动心存芥蒂，以至把商人视为社会的蛀虫。这可能也是传统社会制度“抑商”的原因。商业活动由此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商品的流动、造福于人，一方面又极大地诱发着人们的物欲和贪欲，让贪欲将人引向深渊。为此，继承并确立“儒商”和“清教徒”商人的文化精神，构建义利兼顾的真正的市场经济理念，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无疑也是民族性格健康发育的基石。这也可能是实然性“人的研究”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相当严峻而紧迫的课题。 4.民族性与伦理文化。中国的伦理文化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生存环境中，人群内部积淀成以血缘、地缘与业缘为纽带的“熟人文化”；二是主张“君子之德”。“君子之德”意谓“君子”才是有德的人，君子之外者则皆为无德者。这样，道德就成了极少数人的道德。在这些理念及其文化氛围中，人们往往只认熟人，不讲道德。熟人圈外的公共空间只是一片空白的丛林地带，人际关系的处理有很大的随意性，凡事往往是有权有势有钱——不一定有德的人说了算。这也可能就是“人治”的伦理文化基础。正是由于长期奉行“人治”的专制制度，中国人的公共空间极为有限，对于公共伦理即“公德”的需求并不强烈。即使有需要，也往往只是从亲情推演开去，找熟人、傍高官、斗后台。因此，在中国的伦理文化中，公共伦理往往先天性缺失。公共伦理是以陌生人为对象，以普通民众的需求为目的的一系列伦理规范。这就为进入现代的中国伦理文化埋下了无法适应现代公共伦理生活的种子。 其实，中国并非没有公共空间，也并非不需要相应的伦理，只是在极端专制制度和恶劣政治生态下，发生了扭曲变异，成为一种庙堂与江湖的生存术、潜规则。“熟人文化”的无限扩张，就成了拉帮结派的伦理原则，“君子之德”则成为双面小人最好的伪装与敲门砖。由此，《三国演义》就成了庙堂争斗的教科书，《水浒传》则成为江湖之士的生存经。这种伦理文化强化的是人性中的生存本能与个别理性。由此型塑成的民族性格，必定陷入理性失衡、物性高扬、伦理失序的境地。所以，中国现代伦理文化的建设，一定要从提升国民的公共意识与公共理性起步，并整合政治文化、商业文化的共同转型，从理念构建、行为取向与制度导向等多个层面同步前行①。更具体地说，提倡型塑好人的公共伦理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题中之义。作为好人，就应该在努力实现自我、提升经济技术理性的同时，承认、尊重他者，自觉提升合作理性、契约理性。公共伦理文化的建设就在于营造日常生活中有助于公共意识、合作意识、契约意识传播与认同的氛围，让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感化，由被动变主动，成为好人。而这种文化氛围的长期熏陶，终将培育出蔚为大观的好人群体。法治社会也正是在这样的公共伦理文化及好人群体基础之上，得以稳步构建。 5.民族性与科学文化。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的内核。在持续不断的试错、证伪与批判、反思的过程中，在与生存环境的反复互动中，人们奋发有为、不懈探索的秉性得以型塑。不过，这一切都基于对科学的正确认知，基于扶持科学精神的社会氛围。这就是自觉意义上的科学文化的真正内涵。 对于“科学”的认识，我们曾经历了两个历史性的误区，必须加以反思。首先，从传统的认识或知识论出发，将科学视为一种“永恒的规律”或“绝对的真理”，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现代知识观告诉我们，这种对科学的认知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当然也不可能铸就科学精神，营造科学文化氛围。而这种立场完全可能将科学引向玄学。 其次，我们习惯于将“科技”并列，以至将科学等同于技术，甚至以技术遮蔽科学。其实，科学是人类特有的人文价值理性，技术只是一种工具理性，以技术遮蔽科学或是将科学与技术等同起来，就是将人类分属不同层次的理性混为一谈，甚至颠倒了过来。这种混同与颠倒也明显影响到我们对科学—思维创新与技术—知识创新的把握，使得科学精神的弘扬、科学文化的建设举步维艰。 在当今世界，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真正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的确立和建设，命运攸关，我们应当予以应有的重视与有力的落实。笔者以为：由劝人向善的宗教文化、清明有为的政治文化、以诚相待的工商文化、共生共荣的伦理文化和直面问题、敢于反思的科学文化整合而成的文化软实力，或者说是新组合的文化基因链，其与人性优化互动而型塑成的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更是整个人类永续发展的源泉。不言而喻，这也是实然性“人的研究”面对的最重大的课题。 四、国民素质发展：“人的研究”的科学时代的到来 国民素质的研究与“人性—民族性”的研究，有交叉，但更有明显的区分。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前者较为抽象，注重现实研究，更注重历史继承性的研究。在研究中较多从一般的概括推及个别的分析阐释，由整体描述到个别把握；后者则比较具体，往往是从个别到一般，从个别分析到整体描述——这里实证的定量研究就有了用武之地。此外，后者在注重现实问题的同时，更关注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即发展取向、未来愿景的研究。 笔者以为，就整体的国民素质而言，应在盘点历史、把握现状的基础上，以系统性整合的思路，认清发展取向，在不断调整完善结构要素的同时，也要对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旧思维、旧习惯加以梳理切割，在告别旧素质中型塑新素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系统诸要素良性互动、优化组合的过程，也是国民自我教育、舆论适当引领的过程。以下对这一系统性的整合过程作大致描述(见表2)。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能理解埃德加·莫兰当年提出的那个问题：人类历史的科学时代离我们有多远？如果从研究的角度讲，这个问题是否可切换成“人的研究”的科学时代何时到来？希望我们的探讨能有助于深入认识上述问题。
表2显示，国民素质发展至少可以分为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生活状态、生存环境、人性层次及其人的生理、心理与文化传承作为一个系统结构要素都存在着交融互动的关系。研究这些阶段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承认其“存在合理性”，一方面又要关注其“提升必要性与可能性”，以下略作分析。 (一)自在、自然阶段的存在必然性 国民素质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的普遍性发展与人的特殊性发展交融互动演进的过程，也就是人性在与外在的生存环境互动影响中，其各结构要素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从理论上说，这应该是一个从自在、自然的变化过程，逐渐走向可能的自觉、自为的过程。“自在、自然”与“自觉、自为”是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也是一个自循环的结构系统。其结构要素自成体系、有自身的运转机制。这是表2试图揭示的第一要义。 具体而言，“自在、自然”阶段，应属人类的原生阶段，是人的动物性本能的发展阶段。人类的各个群体出于自我生存发展的需要，必然首先有物质的需求，追求技术的发展与技能的把握。为了保证最基本的丛林生态，自然寄希望能维持最基本秩序的威权，而威权即人治，人治则必然造就依附性人格。在“自在、自然”的人性——生存环境的系统结构内，这些结构要素就是如此“合情合理”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久而久之，这种“关联性”会被一些缺乏反省反思能力的族群误认为是“铁律”，从而迷失方向不思进取，最终走向毁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出局”、“下课”，或被开除“球籍”。 (二)向“自觉、自为”阶段发展的可能性 有着反思意识与高级思维能力的人类，大多不愿驻足于本能性的“自在、自然”阶段，而希望更上一层楼。人类一直在探索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在20世纪，人们对各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进行了代价沉重的试验，但试验的结果令人扼腕，而极端的理想主义更成了民族与人类的自残。痛定思痛，当下人们基本上都将目标定位于“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及其相应的以“人格独立、公共理性、共生共荣”等为结构要素的现代伦理生活的建构。 这一“自觉、自为”的人类发展阶段，对于人—国民素质的发展取向就是人类自觉群居所需要的最基本素质——“承认他者”。这也是现代高科技、高风险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底线。所谓“承认他者”，就是相互承认他者——个体、群体、民族、国家的生存权、发展权、信仰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地球村”和谐共存的保证，是人类走出国家、民族冲突、宗教冲突阴影的必备意识与素质。只有真正进入了这一阶段，人类历史的科学时代才可能开启。 (三)国民素质发展与文化自觉 这里说的发展主要是指从“自在”向“自觉”的发展。由于“自由”发展属于“应然研究”的范畴，本文暂不加讨论。国民素质的发展与“生存环境”以及“基因变化”紧密关联，生存环境属于显在的硬环境，而“基因变化”特别是“文化基因”是一种较为内隐的软环境。笔者以为，从国民素质的发展来看，这个软环境我们还未予充分的关注，因此还需再加强调，所谓“族群的自觉”主要是指一种文化自觉，一定要告别“丛林文化”，建设互利合作、共生共荣的伦理文化；与此同时，还要关注精英文化，这是一种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文化——精英文化在实现现代转型时，特别应主张平等协商、民主决策、集体智慧，而非英雄情结、个人崇拜。此外，科学文化、商业文化以及作为伦理尊奉与信仰追求的宗教文化，都应确立其在民族文化建设中应有的地位，并真正掌握其现代内涵与意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软环境的支撑，硬环境就会像将大厦建立在沙滩上一样危险。费孝通先生指出，实现文化自觉的使命历史地落在21世纪的中国青少年肩上。为此，21世纪中国青少年的发展与教育应当以此使命为基本的出发点。否则，民族的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都有可能落空。 五、实然性“人的研究”创新愿景 国民素质发展的研究是实然性“人的研究”中面向现实与未来、最接“地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调动更多的资源去研究、去发展。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上，我们在人的研究上，应自觉地告别二元对立的哲学立场与简单的极端思维；同时，要把握多元共存的哲学立场，了解复杂的系统思维与整合思维。从更深刻的认识论层面上说，也就是要完成一次从“笼统的全面”到“深刻的片面”再到“系统的全面”的蜕变或涅槃。这，应是实然性“人的研究”的发展愿景，也可能是“人的研究”的新发展点，更进一步说，复杂思维、整合思维有可能指引我们展开跨学科的“人的研究”，这将成为“人的研究”的重大突破。 (一)告别“二元论”与极端思维 在“人的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人的发展完善的进程中，一些极端主义者“不承认他者”，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等等社会思潮，挑起民族、种族与宗教矛盾，一次次将人类引入歧途。更有一些极端主义者，将复杂丰富的人性简单化；将渐进的、自然发展为主的思想转变与素质提升过程视为激进的、全由人为主宰的过程，试图用外加的、强力的手段来实现此类“改造”工程，以致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带来可怕的灾难，成为民族的自残乃至人类的自残。面对20世纪的乱象，人类已经认识到极端思维的危害，但是要走出极端思维的阴影，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这路怎么走，这无疑是“人的研究”的重大命题。 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从认知论的角度看，人们所以容易形成极端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开阔的哲学视野和复杂的思维能力。笔者以为：告别极端年代、告别极端思维，就要从主义设计回归问题探讨，从感性回归理性，从浪漫激进回归沉稳渐进，从难持续走向可持续，从玄学走向科学，从简单思维走向复杂思维，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生。 (二)把握多元的哲学立场与复杂性思维 人类思维水平往往与人的哲学立场紧密相连。比如，将人分为好人—坏人或小人—君子，或将人性分为“物性—理性”都是简单“二元论”哲学立场的体现。其实“一分为三”乃至更多才更为接近事实。所谓复杂性的思维就是在多元观的基础上，超越简单的因果思维，在多元的基础上，思考其相互的关联性以及多元、多层次的交叉耦合性。而各个“元”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有结构要素又有结构功能，各结构要素间又有各种关联互动。以此复杂的系统性思维去分析人性、民族性等，将使我们对人的复杂性、丰富性有较为明晰了解与把握。 在复杂性思维中整合思维是一种创新思维。打个比方说，如果以系统思维解读世界、阐释事物是“我注六经”，那么，整合思维就是“六经注我”，是主动而自觉地运用人类现有的知识理论，加以新的组合，对已知的世界进行重新认知或对新的事物加以独创的阐释。如果“人的研究”要在现有局部性进展的条件下有所突破的话，那么，整合思维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拓展。 (三)“人的研究”跨学科整合的可能性 当今分类繁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原本就是从对“人的研究”的原始学科中分化而来。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应当尽可能地整合起来，对“人”自身进行整体性的跨学科研究。笔者为此抛砖引玉提出以下整合性跨学科研究的大体思路(见图4)。这是一个以哲学、美学为“头脑”，以思维学、阅读学为“耳目”，以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与伦理学为“肢体”，以历史学、宗教学、文化研究、政治学为“心肺”，以优生学、人类学、教育学为“躯干”的人型整合性理论结构。图4大致反映了对人的研究的方方面面，都不可或缺，又相互依赖。这样的研究或许能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们何以健康和谐地安身立命等问题。
六、“实然性”人的研究对于青少年研究的意义 “应然性”人的研究，侧重于理想化、神圣性的研究，“实然性”人的研究则侧重于人的现实性、世俗化的研究。相当一个时期以来，青少年研究的重心在“应然性”、“全面发展”的研究上，而与人的“实然性”，亦即“人性、民族性与国民素质”的研究基本脱节。这在相当程度上，使青少年研究过度理想化而偏离现实性。这种失衡至今已经严重影响到青少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此，青少年研究的理论重心，应尽早实现“应然性”与“实然性”的均衡。针对人性的先天性弱点、民族性的历史性缺失以及国民素质的现实，通过渐进的、一代又一代持续的、自觉的“型塑”，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质，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格公民——这就是人的“实然性”研究为当前青少年研究的发展提出的目标或前景。 具体而言，今天，青少年研究要从传统走向现代——也就是要在内容上，从浪漫回归现实、从主义回归问题、从功利转向人本；在方法上，从感性走向理性，从单学科走向多学科、跨学科，从碎片化、散点式走向系统化、整合式。那么，上述初步整合的系统化、实然性“人的研究”的理论构建应该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基础性平台。由此去探讨青少年的发展与教育、探究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或许可以找到一条更贴近现实与科学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也正是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青少年研究的目的所在。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在以后的系列文章中再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注释： ①更详尽的论述，可参阅笔者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7期“日常生活重建：从不和谐走向和谐”；《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2期“路径依赖·现代建构——当代中国现代公共文明建设的历史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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