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金融經濟中心地位面臨的兩大挑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地位论文,金融论文,中心论文,兩大挑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4)04-0045-11 一、引言 中國內地改革開放至今的30多年間，香港無疑是最大的支持者、同時也是受益者之一。在中國內地經濟和金融開放的進程中，香港憑藉其獨特的地緣優勢和“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成爲中國內地與國際市場往來最重要的橋梁。在金融領域，香港幫助內地實現了資本項目下開放的第一步，即中國企業的股權境外上市，香港成爲中國內地最主要的境外資本集聚中心，也成爲海外投資者參與中國投资最重要的市場與基地，香港是大陸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資金流動的重要窗口。隨著中國內地開放程度的深化與提速，隨著亞太經濟形勢的變遷，香港作爲國際金融經濟中心的地位正在受到挑戰。這種挑戰來自兩方面，一是上海自貿區的成立可能弱化香港在金融領域對中國內地的重要性，二是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可能使香港作爲亞太區域金融經濟中心的地位呈現邊緣化。 內地學者在香港近年金融競爭力的變化上作出了系統研究，如王應貴(2012)、張强(2013)等運用計量分析法，量化測算香港近年來金融競爭力的變化，基本得出雖然香港容易受到外部衝擊的影響，但總體競爭力仍然較高，並且香港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比較優勢在於區位優勢與制度優勢(馮邦彥，2011)。但是已有研究大多著重於香港自身發展對其競爭力變化的影響，而忽視了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給香港未來金融經濟中心地位所帶來的挑戰。所以本文將研究視角擴大，著重分析中國內地發展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變化這兩個外部因素對香港國際金融競爭力的影響。 二、上海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挑戰 香港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已經成爲了國際金融中心，而上海則是在1990年隨著浦東的開放才開始著手建設金融中心。但隨著中國內地經濟的高速發展，“上海是否會取代香港”的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而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在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China(Shanghai)Pilot Free Trade Zone，以下簡稱上海自貿區]正式掛牌之後更加趨於白熱化。香港本身是一個“高度開放型經濟體”，高度開放意味著經濟系統對環境的依赖，以及環境對經濟系統影響的直接和强烈。正因爲其經濟系統的特點，在新的國際政治與經濟條件下，尤其是在WTO作用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在亞太區域開始發揮重要作用，以及中國繼續深化改革的情况下，香港的競爭力不斷受到來自外部的挑戰。 (一)香港與上海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比較 關於國際金融中心的排名，國際上較有影響力的評價體系之一爲倫敦Z/Yen研究團隊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GFCI)，該指數根據金融人才可獲得、監管環境、參與國際金融市場容易度、商業基礎設施便利程度等14項指標，關注市場靈活度、適應性以及發展潛力，對全球43個經濟體所設立的80個國際金融中心進行打分與排名。 GFCI從2007年3月至今共發布了14期，在此選取每年9月發布的數據進行年度比較，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一直都很穩定，緊隨倫敦與紐約之後，居於全球第三；而上海的排名則起伏較大，曾在2010年一度躍至世界第6位，但在最新一期的排名中下滑到世界第16位。報告認爲上海是“最具上升潛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因爲雖然在過去的兩年中，中國經濟的走向令人擔憂，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以及上海自貿區建設的加快，使得國際金融人士普遍認爲，上海作爲國際金融中心的影響力會進一步加强。 人民幣國際化在增强上海金融影響力的同時，同樣惠及香港。隨著中國內地與全球的貿易與投資量上升，人民幣需求也急劇上升，這使得近年來大力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的香港，借助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成爲人民幣業務量最大的離岸中心，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得以進一步鞏固。自從2009年7月推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以來，上海的離岸人民幣業務量不足香港的1/5。2013年全國實現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量4.6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了57％，其中大約有八成的業務量發生在香港。不過自從2013年推出上海自貿區建設以來，上海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額增長率達到75.92％，遠超過香港的52.41％；此外，香港與上海兩地經營人民幣業務得到認可的機構數目差距也在縮小，截至2013年底分別是146家與78家①；如果照此勢頭發展下去，上海在業務量方面追上香港指日可待。 不過香港作爲面向全球的首要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其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廣度和深度是目前的上海所無法比擬的。世界權威金融分析機構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對香港的主權信用評級爲最高的AAA級，對中國內地的評級爲AA-，金融環境方面的差別使得國際企業與國際金融機構在選擇設立海外分支機構的地點上更偏向於香港。截至2014年3月，在經營人民幣業務認可機構開設的人民幣活期及儲蓄存款戶口達到372.6萬個，每天處理的人民幣交易中有九成爲離岸市場業務；香港的離岸人民幣资金池保持平穩，截止到2014年3月，其人民幣存款餘額爲9，449.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41.44％。②香港金管局還向參與人民幣業務的認可機構提供人民幣流動資金安排，以推動香港人民幣資本市場的深化。 (二)香港與上海金融競爭力比較 一個經濟體的金融競爭力表現在多個方面，不僅僅需要考察其金融業的發展程度，更依託於該經濟體的GDP實力，及其服務業的整體發展程度。 從一些基本數據看，上海作爲新興的金融中心對香港的追趕態勢十分明顯。首先，比較兩地近十年來的發展趨勢，如表1所示，香港因爲受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後續影響，GDP出現下降，增長緩慢，直到2006年才回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之後又由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再次出現下降，2010年開始恢復增長，並且在2011年就回復到危機前水平；與之相比，上海的GDP增長迅速而穩定，不僅兩次均未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明顯影響，並且在2009年開始反超香港，並與之逐漸拉開距離，到2013年上海的GDP超過香港5，010.6億元人民幣。
香港的金融業增加值大致呈現了與GDP同樣的波動，也受到兩輪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區別在於金融業增加值的波動更爲劇烈，恢復速度也更慢，比如香港的金融業在過去的13年間在2007年的發展勢頭最好，其絕對産值達到了2，540.83億元人民幣，佔GDP比重也高達16.46％，但是經過金融危機以後，出現大幅産值下降，直到2012年，香港的金融業增加值才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相比較之下，上海的金融業增加值發展可用“迅猛”來形容，13年間産值增長了5.33倍，遠高於香港的1.99倍，當然，13年前香港的金融業就已經相當成熟，所以發展速度比不上從零開始的上海也是正常現象。不過發展至2013年，上海的金融業産值水平已經反超香港，其佔GDP的比重上升至13.07％，與香港的差距進一步縮小。 由於股市一向是經濟發展的晴雨表，所以無論是香港還是上海在股票市價總值方面的表現都更爲劇烈。香港的股市表現與其GDP增長與金融業增長是一致的，整體呈現波動性增長；但是上海的股市表現卻與其基本經濟增長出現了背離，在2007年上海股市因爲經濟高速增長、人民幣升值、熱錢流入與樂觀的心理預期等因素出現了暴漲，增長幅度達到2，596.27％，之後則迅速出現了暴跌，市值蒸發了183.36萬億，上海的股票市價總值下降了1，885.42％。不過在2007年以後，上海的股票市價總值水平基本上與香港股市持平。如圖1所示，上海的股票市值/GDP值波動比香港的要更爲劇烈，說明香港的證券市場要比上海的更爲成熟，更具競爭力。
圖1 香港與上海的證券市場發展指標：股市總值/GDP 數據來源：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統計局數據繪製 再從服務業整體的發展程度來看，兩地的差距較大，2013年香港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爲87.37％，同年上海服務業佔GDP比重爲62.24％。③雖然香港的服務業發展成熟，産值較大，但同樣突顯了香港的經濟過於依賴服務業的結構問題。經驗表明，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服務業不僅是最先受到危機影響的産業，而且在危機過程中服務業的産值縮水也較製造業更爲明顯，同樣在危機以後的恢復期，服務業的恢復速度也較製造業相對滯後。所以從經濟結構來看，香港要比上海更易受到外部經濟的衝擊，即具有相對合理經濟結構的上海，其經濟系統要比香港更具穩定性。 (三)香港的金融競爭力優勢 香港作爲一個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其金融競爭力的優勢可以用金融發展指標來描述，本文根據Levine et al.(2000)的建議使用M2/GDP的指標來反映金融深度(financial depth)，即刻畫一個經濟社會金融化的程度，由於貨幣供應量M2數據僅有全國性數據而無地方數據，所以本文用中國內地整體數據替代上海數據，可能會低估上海的金融深度；再用貸款/存款指標，反映香港與上海銀行系統的流動性，貸存比越高意味著銀行的流動性越差，該比率越低預示著銀行有越富裕的流動性，即銀行可以用穩定的存款來發放貸款，但是如果貸存比低於50％，則意味著銀行出現虧損，即貸存比過高與過低都不可取，只有貸存比適中才意味著銀行可以同時兼顧流動性與盈利性；最後用香港金融服務的進出口貿易數據反映香港金融服務的比較優勢。 如圖2所示，近13年來，香港的金融發展水平一直處於上升通道，測度其金融深度的指標M2/GDP值從2001年的2.69上升到2013年的4.74；與此同時中國內地整體的金融深度變化不大，從2001年的1.39，2007年經過小幅波動，緩慢上升到2013年的1.95。說明香港的M2增速大於GDP增速，金融競爭力保持向上的勢頭，而中國內地的金融競爭力發展緩慢，與香港經濟社會金融化的程度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當然上海的情况可能要好於中國內地整體的狀態。
圖2 香港與中國內地金融深度指標：M2/GDP 數據來源：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統計局、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銀行數據繪製 香港與上海近13年來的貸存比情况則表現完全不同，分別展現了銀行業不同的心理預期。從2001年開始，香港貸存比從0.64一路下行，中間經過2005年與2008年小幅上揚，但整體趨勢不變，直到2009年的0.51，幾乎跌破盈虧平衡線，表明香港銀行業在此時間內對香港經濟發展保持的謹慎態度；從2009年之後，香港銀行業的貸存比突然開始連續兩年大幅上升，到2011年後開始趨穩，保持在0.67左右，說明香港銀行業開始對香港經濟持樂觀預期，當然2009年的人民幣離岸業務也是不可忽視的正面影響因素。上海的貸存比變化則是從2001年的0.75一路下行到2013年的0.64，但是上海的情况不同在於，在2001年之前中國內地銀行系統的貸款一度嚴重超過存款，之後在銀監會與央行的控制下，設立了貸存比75％的紅線，嚴格控制銀行系統流動性，加上2001年中國入世以後，中國貨幣總量的供給機制發生變化，外匯佔款，以及貸款途徑的多元化等因素使得存差上升，但總體來講，上海的貸存比變化反映了上海銀行系統逐漸理性的過程。 金融服務④輸出是進一步表現香港金融具有較强競爭力的重要方面。從2001年以來，香港的金融服務一直處於淨輸出狀態，其進出口差額雖然受到兩次金融危機的影響有所波動，但整體上呈現逐年增大的趨勢，到2013年，香港的金融服務淨輸出額達到752.50億人民幣，體現了香港金融服務方面突出的比較優勢。由於數據原因，本文以中國內地整體數據與香港作比較，在金融服務貿易方面，上海的情况要低於中國內地整體貿易情况。中國內地的金融服務額與香港相差甚遠，並且近13年間幾乎一直處於淨輸入的狀態，只有在2001年與2011年有微弱的淨輸出，分別爲1.79億與6.79億人民幣，而且到了2013年，受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影響，中國的金融服務淨輸入有了巨額增長，達到31.52億人民幣，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1.5倍。所以，在金融服務輸出方面，上海目前還不能望香港之項背。 香港金融服務貿易的市場結構則進一步體現了全球性，同時也表現出較高的集中度。如表2所示，2011年香港金融服務輸出最主要目的地集中在西歐、北美洲與亞洲，分別佔其金融服務輸出總額的39％、34.1％與21.1％；在金融服務的輸入方面則是亞洲佔據了半壁江山，達到52.3％，西歐和北美洲則分別佔其金融服務輸入的28.8％與15.1％；香港對所有地區都是處於服務淨輸出的狀態。
(四)上海自貿區的挑戰 在已公布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中包含了6大服務行業⑤18個分項的開放舉措，其中較爲引人矚目的除了對最新國際規則的試驗，比如對外商投資方面採用“負面清單”與“准入前國民待遇”，另外的重中之重就是對金融管制的開放。這些改革目標不僅僅局限於28.78平方公里的試驗區，其更深刻的意義在於勾勒出中國未來的改革方向，在中國經濟市場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對現有金融體制的改革與突破，當是未來的關鍵點。 香港目前在金融制度方面對上海的優勢是相當明顯的，比如高效健全的金融體系、分布集中的金融機構、鼓勵扶持的政策取向、低廉合理的稅費成本與完備的基礎設施等。香港金融業是全開放的，無外匯管制，其金融系統包括活躍的證券市場、外匯交易市場、國際化的銀行業以及面向全球提供服務的資産管理行業，相關的配套基礎設施十分完備，自成體系。香港具有完備的金融基建，可以處理主要外幣與港元在香港的即時交易，並覆蓋銀行、股票及債券等多種不同的資金融通渠道，符合現今最高的國際標準，對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所提供的支撑作用顯而易見。 相比較香港健全高效的金融體系，上海方面明顯是金融管制佔據主導，比如市場准入門檻過高，業務範圍過窄、無法市場化定價等，欠缺完善性與敏捷性。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上海金融體系在金融風險管理、新産品開發及資産運用等方面受制於中央與地方的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和保監會的多層管理，這種過嚴的、低效的金融管制給中國內地的經濟系統帶來巨大的隱形成本，使得中國內地整體的金融環境離市場化、自由化還有相當距離。 在上海自貿區的總體方案中，明確提出加快金融制度創新，即在試驗區內主要著眼於四個方面的先行先試，分別是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跨境使用和外匯管理等，央行2013年12月2日發布的《關於金融支持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意見》中圍繞著這四個方面給出具體的30條改革措施。在加大開放力度的同時，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改革同樣注意金融穩定，防止區內區外熱錢套利。爲了使風險可控，實行“成熟一項，推動一項”的基本原則，意味著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改革推進速度可能不會太快，但其最核心的四個方面將會逐步達成，届時上海吸引國際資金直接從香港北上，减少中轉，或者分流香港人民幣業務的可能性非常大。 對於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離岸金融市場來說，它對於香港最大的優勢來自於兩點，首先上海是中國內地境內最重要的金融重鎮，深植於中國內地經濟體系之中，是中國內地連接境內在岸市場和國際市場、具有雙向輻射與滲透功能的市場；其次，上海自貿區直接處於中國內地法律的管轄之下，對於想入駐中國內地的國際投资者來說，省卻了其先適應香港獨立的司法體系，再適應中國內地司法體系的麻煩。同時，相較於香港，上海身處內地的優勢同時也是其劣勢，正因爲這種地理位置的差別，上海在“國際化”的程度上無法超越獨立關稅區的香港。那麼相對地，香港應該利用好其國際化的特點與人才優勢，集中力量發展上海目前還沒有能力提供的高端金融服務業，實行差別化戰略。 三、亞太經濟合作趨勢對香港的挑戰 (一)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最新發展情况 2008年之後，世界經濟形勢迅速變化，亞太區域的發展中經濟體因其在金融危機之中的突出表現，成爲帶動世界經濟增長最活躍的區域，引起世界各大主要經濟勢力高度關注，促使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 伴隨著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實施，目前，亞太地區正在談判中的、最具有影響力的兩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分別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這兩個協議分別由美國和東盟主導，由於中國在RCEP的影響力，這兩大正在商談中的區域組織也被看爲中美在亞太區域政治經濟博弈的重要平臺。加上中日韓FTA(China-Japan-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CJK)，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格局呈現了複雜的局面。但遺憾的是，在幾乎囊括了亞太地區絕大部分重要經濟體的TPP、RCEP、CJK中，港澳台均被排除在外。而同時處於TPP與RCEP協議中的新加坡，目前已經位於世界第四位的國際金融中心，在功能建設上與影響力方面，對香港的追趕態勢十分明顯，未來如果TPP與RCEP成功實施，取香港而代之也成爲可能，隨著各項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的推進，香港的國際經濟金融中心地位將面臨被邊緣化的挑戰。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最早於2005年5月由文萊、智利、新西蘭、新加坡四國發起。2008年9月美國宣布加入並開始主導TPP規則的談判。2013年7月23日隨著日本正式簽署保密協議，開始加入TPP談判，TPP的成員數量擴大到12個，分別爲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魯、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文萊、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目前韓國也在積極與美國進行磋商，希望在TPP結束談判之前能够加入。RCEP方案於2011年2月舉辦的東盟經濟部長會議上産生，邀請已經與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⑥，組建一個16國的統一市場。無論是TPP還是RCEP，其整體經濟規模都十分龐大，2013年， TPP成員的GDP總量佔世界比重的近四成，RCEP的GDP總量則佔到三成，不過RCEP成員具有相當明顯的人口優勢，其人口總量接近世界人口的一半規模，TPP與RCEP成員的貿易規模相似，均在世界貿易總額的28％左右。 迄今TPP保持著每兩到三個月就推進一輪談判的較高頻率，同時保持高密度的部長級會議，已經在2013年7月23日結束了第18輪談判，並且在2013年10月17日發表“TPP領導者聲明”。聲明表示，TPP談判已經進入結束階段，12個成員在所有領域的法律文本制定方面基本達成一致，比如各自的貨物清單、服務貿易、金融服務、政府採購以及臨時市場准入等；所有成員對TPP寄予厚望(high ambition)，認爲TPP的開創性標準可以成爲新的貿易規則，TPP最終是要建立一個全面的、可以成爲新世紀協議範本的自由貿易協定。而RCEP與中日韓FTA的推進則相對較慢，2013年5月，RCEP第一輪談判在文萊舉行，也只是正式成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三個工作組，預計RCEP將在2015年簽署並生效。 (二)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對香港的影響 TPP目前對於未來亞太區域可能産生的影響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自由貿易規則的較大改變與創新，從傳統的“邊境外”議題轉移到“邊境內”(behind the border)議題，比如在勞工、環境標準、金融服務、合作能力與建設、國營企業、反貪腐、技術標準等方面的嚴苛要求和高標準的制度安排。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經濟體之間不可切斷的密切聯繫，使得這些標準一旦在TPP內實行，將迫使非協議成員爲了維持以往的經濟聯繫與增長，不得不付出高昂代價同樣提高相關標準。第二個影響則是TPP在區域內部要建立新的製造鏈與供應鏈，便於商品生産與服務能够及時有效的進行，再結合TPP可能會實施的嚴格原産地規則，比如在TPP區域內部建立“追溯到紗”的紡織品供應鏈，則意味著已經在東亞建立起來的成熟的紡織品生産網絡，將面臨損失生産訂單與損失出口市場的雙重打擊。這種“排他性”的規則對非協議成員的貿易衝擊要遠高於簡單的關稅减免，介時，對外部經濟依賴較大的香港，由於定位於貿易、金融服務、航運、物流與專業服務，而較少製造業支撑，更易受到衝擊。 本文通過全球貿易分析項目即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⑦對香港將會受到的經濟衝擊進行模擬，模擬的情景假定分爲六種，即TPP與RCEP分別實施以及共同實施後，香港經濟將會受到的衝擊；如果香港能够成功加入TPP或者RCEP，以及同時加入TPP與RCEP，香港經濟是否會受到正面刺激。模擬情景的前提條件裡設定CEPA已實施。 本文使用了GTAP第8版數據庫，以2007年爲基期，該版數據庫包含了129個國家(或地區)的57種産品以及5種生産要素。由於之後全球又實現了諸多FTA，實際關稅水平下降，使得相關經濟體資源配置發生改變，因此，以2007年實際關稅所做的模型預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高估衝擊的影響。 模擬結果如表3所示，當香港被排除在TPP與RCEP之外時，無論是TPP實施還是RCEP實施，香港的經濟都會遭受損失，其中香港未能加入RCEP的損失要遠大於未能加入TPP的損失，因爲對於香港來說，其最主要的貿易夥伴還是集中在東亞地區，如果被RCEP排除在外，香港的零關稅優勢將不再明顯，很容易發生貿易轉移效應。當TPP與RCEP都實施後，香港所遭受的經濟損失將達到最大：香港的福利水平即消費者可獲得的益處將下降7.93億美元，香港的GDP也將下降0.71％，貿易條件⑧會惡化0.58％，貿易平衡會出現順差增長1.02億美元，但要注意到的是出口與進口都呈現下降的情况，順差的增長來自進口下降幅度大於出口下降幅度。 如果假設香港能够加入這兩個最主要的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情况變得有些不同。首先，因爲香港已經和RCEP中最大的經濟體中國內地實施了CEPA，所以加入RCEP並未能改變香港經濟損失的根本狀態，但是其所遭受的損失幅度則變小很多，福利損失爲0.73億美元，GDP下降0.02％，遠低於未能加入RCEP與TPP時所帶來的指標下降；其次，香港如果加入TPP，情况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福利水平大幅上升8.97億美元，GDP與將上升0.89個百分點，出口與進口都將有明顯增長，因爲對於香港來說，加入TPP意味著開拓市場，並且最大程度地發揮貿易創造效應；第三，當香港同時加入TPP與RCEP時，香港所得到的正面經濟刺激將達到最大，福利水平上升10.59億美元，GDP上升1.05％，貿易條件也將改善0.75％，貿易平衡出現順差增長0.83億美元的情况，出口與進口分別上升1.39與1.59個百分點。
四、香港積極應對兩大挑戰的思路 (一)香港應充分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制度優勢與服務優勢 面對來自上海的金融挑戰，香港應該具有危機意識，看到競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種競爭很快會不僅僅來自上海，如果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試驗成功，並“可複製”到其他地區，即隨著中國資本賬戶的自由化，以及資本流動的增長，其他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同樣會受益，那麼亞洲地區的金融中心可能會出現多元化局面，包括台灣、新加坡等。 上海的金融業務一直以來因全國性制度的制約而未能順利發展，這些制約包括資本項下兌換的限制，稅率、利率、信息自由的限制以及法律對産權保護的不完善等。一定時期內，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上海無法撼動的，其體現主要不在金融市場的規模與股票、期貨或者外匯的成交量上，而是在金融體制的健全、金融市場産品的完全、相關配套措施、金融監管與服務的質量上。但是，如果上海自貿區的金融體制建設進展順利，改革徹底，那麼從長期來看，香港的金融業務量可能會被上海分流，國際金融地位可能相對下降。 面對未來將會出現的多元競爭局面，香港應慎重思考其未來與內地的關係變化，比如香港在上海自貿區的推進過程中如何定位?是以競爭者的身份，還是以合作者的身份參與其中? 一直以來，香港承擔了內地與國際往來的橋梁作用，爲海外企業進入內地以及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金融服務。上海自貿區僅僅是中國內地金融改革開放的一個起點，必然不會局限在一個上海，廣東、天津等地都在申報自貿區，其中還有將香港劃規在內的“粵港澳自貿區”，所以香港國際金融業務被分流，地位弱化是大勢所趨。但如果香港適時調整自身定位，利用好自身的區域梯度差距和先佔優勢，緊密聯繫珠三角，扮演好在試驗區內提供經驗與服務的角色，不但能助力內地金融改革，推進開放，還可進一步將其領先內地的金融及相關服務業推向全國，使自身擁有更大的發展腹地，充分發揮好比較優勢，産生引領與輻射作用，將目前的先佔優勢最大限度的延長。比如當內地允許資金自由流動時，內地資金會開始尋找海外的資産進行投資，而香港的資産管理行業具有上海無可比擬的優勢，已經是亞洲地區的行業中心，如果香港抓住機會，很可能迎來資産管理業的進一步擴張。 (二)香港應積極尋求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 首先，亞太區域正在成爲世界經濟版圖中新的增長極，從全球生産分工的角度來看，包括中國內地與港澳台在內的東亞生産網絡也已經成型，並且佔據了全球價值鏈中非常重要的生産環節。美國因爲擔憂這個充滿活力的區域在繼續發展中會出現“去美國化”的情况，正在試圖通過重塑貿易規則來重新佔據對亞太區域的主導權。比如TPP目前已經確定的新的貿易規則包括更加嚴厲的原産地規則—“追溯到紗”原則以及“在TPP成員範圍內建立新的供應鏈”，這兩點結合起來意味著東亞生産網絡可能面臨重組的局面，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中國內地與香港因爲沒有加入TPP而被共同排除在新的供應鏈之外，即可能損失大量來自TPP成員的訂單。對於香港來說，雖然香港以服務業爲主，但服務業依託於製造業，並且香港服務貿易的主要夥伴是中國內地與美國，當中國內地因爲製造業受損而對香港服務業需求下降，以及美國因爲新的貿易規則要在TPP成員內重新選擇服務貿易合作夥伴—比如新加坡時，那麼從長遠來看，TPP的實施對於香港的打擊是雙重的。鑒於TPP在美國的推動下緊鑼密鼓地進入結束階段，而RCEP與中日韓FTA卻進展遲緩，可以預測，具有“白金規則”的TPP會比RCEP更早實施而佔據先發優勢，届時，被排除在外的中國內地與港澳台都將不可避免地遭受經濟損失，所以TPP所帶來的挑戰對於兩岸四地來說是同樣存在的。 根據之前的GTAP模擬分析，RCEP與TPP對於香港來說都很重要，加入RCEP可以避免貿易轉移效應所帶來的巨大損失，而加入TPP則是開拓香港新的服務領域，積極發揮貿易創造效應所帶來的正面經濟刺激。反之，如果香港沒有融入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當中，而同樣注重服務貿易的新加坡卻同時存在於RCEP與TPP當中，那麼香港的國際經濟金融中心地位在長期內被新加坡所取代的可能性很高。所以積極尋求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可以使香港擺脫被“邊緣化”的尷尬境地。 但是，香港目前缺少危機意識，其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協定的動力不足。這種動力的缺乏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香港自身動力不足，即香港因爲以服務業爲主，而自由貿易協定對於服務業的效應短期內並不明顯，所以香港還沒有意識到被排除在亞太區域貿易協定之外的負面影響；其次，亞太區域貿易協定對於吸收香港加入的動力不足，因爲香港已經是“自由港”，在關稅優惠上無法做出更大讓步，即香港缺少談判的籌碼。 其次，對於香港來說，積極聯合澳門與台灣聯手打造CEPA升級版，形成兩岸四地“中華自貿區”也是選擇之一。中國內地是全世界都在努力爭取的未來市場，香港應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和CEPA優勢，搶先抓住內地深化改革機遇，利用區域梯度差距引領內地金融制度建設與服務升級，提高自身的經濟實力。 香港應該正視自身相對競爭力下降的局面，正視自身經濟結構中的問題。在香港經歷了將製造業轉移至內地，形成“前店後廠”模式，繼而過度依賴金融業與地産業之後，香港開始尋求經濟結構轉型，希望由服務業驅動型過渡到科技創新驅動型，卻遇到了困難。其原因有兩個，一是研發投入過低，2001年香港的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爲0.54％，經過12年的發展，到2012年其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仍然只有0.73％，比上海的3.38％⑨相差甚遠；二是香港幾乎放棄了製造業，其科技創新就缺乏根本基礎，這一點可以通過與內地製造業相結合來改變，但目前來看，顯然香港未能更深入地融入內地經濟體系。 兩岸四地“中華自貿區”在解决香港經濟轉型的問題上可能會有幫助，研究顯示，四地間存在非常緊密的經貿關係，互爲重要貿易投資夥伴。四地緊密的産業分工，成爲全球價值鏈上的重要一環，也是構成大陸東亞生産網絡核心地位的基礎。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趨勢中，四地面臨的挑戰是共同的，即貿易規則與區域供應鏈結構的改變同時威脅四地。近幾年來，四地間的貿易投資增勢出現下降，台港澳在大陸市場份額受到擠壓，四地經濟合作發展遇到瓶頸。在這一形勢下，四地迫切需要相互擴大開放市場，加深一體化程度，使資源得到更有效配置，共同打造競爭優勢，構建四地價值鏈，在這一過程中，以香港自身的能力與國際化的視角，應該有比現在更大的作爲。 注释： ①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數據，http://www.pbc.gov.cn/publish/diaochatongjisi/4032/index.html，香港金融管理局統計數據，http://www.hkma.gov.hk/gb_chi/market-data-and-statistics/。 ②數據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http://www.hkma.gov.hk/gb_chi/index.shtml。 ③根據香港統計局和中國人民銀行上海支行網站數據計算得出，http://www.censtatd.gov.hk/,http://shanghai.pbc.gov.cn/publish/fzh_shanghai/1179/index.html。 ④這裡的金融服務是指不包含保險的金融中介和輔助服務。 ⑤上海自貿區開放的六大服務業分別爲金融、航運、商貿、專業、文化和社會服務領域。 ⑥東盟10國與這6個國家分别簽署了5份自由協定，其中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共同與東盟簽署的一份自貿協定。 ⑦全球貿易分析項目即GTAP模型是由美國普度大學開發維護的可計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的模型工具。 ⑧貿易條件是用來衡量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出口相對於進口的盈利能力和貿易利益的指標。 ⑨數據來源：香港統計年刊，上海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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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为国际金融经济中心地位的两场重大战役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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