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发展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研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重要的是弄清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
一
20世纪是唯物史观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中国传播并在实践中获得伟大成功的世纪。然而，这种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中间有曲折甚至失败。最大的失败莫过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和中国的“文革”所造成的破坏。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同实践上这些重大挫折密切相关。但是，产生这些挫折，原因并不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们对它的理解与运用中的错误；准确地说是那种片面理解的“唯物史观”和教条主义的失败。
曾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现在陷入“困境”和“危机”，因为它“过时”了。他们认为出路是抛弃它而另辟蹊径。公开鼓吹这种“过时论”的人不多，受这种谬论影响的人却不少，不应低估这股思潮的影响。对很多受这一思潮影响的人、尤其是年青人来说，这与其说是思想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实践问题。只要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这种“过时论”便不攻自破。对“困境论”的另一种解释指的是当前重理工轻人文、重实利轻理想倾向中所蕴涵的对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轻视。这里指的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困境。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经过总结经验教训，它非但没有陷入困境、出现危机，而是走向新的起点，在某些方面产生突破性进展。可以说现在是建国以来哲学研究最好时期。这表现在：
(1)哲学研究需要宽广的视野、世界性的交流和对话，需要解放思想与独立思考。中国开放改革以来逐步形成的开放社会和宽松的环境，为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哲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这种条件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建国以来哲学研究最好时期的主要根据。
(2)从实践标准讨论开始，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激发了哲学研究主体的反思，促进了哲学研究者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思维方式、研究范式的转换。哲学界重新思考和认同马克思对唯物史观“改造世界”的本质与功能的理论，从而抛弃那种教条主义的理解方式与研究方法。这使唯物史观的研究重新回到马克思所开辟的理论联系实际、面向社会生活和实践的道路上来。这对唯物史观的发展是意义重大的。
(3)创新性的、丰硕的哲学研究成果是“最好时期”的有力证明。
首先是在开放改革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性问题中，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特别是揭示了不发达国家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和特殊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了科学的论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
其次，尽管哲学研究不受重视，尽管研究工作遇到种种困难，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探讨还是取得十分重要的成果。在拨乱反正中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纠正了过去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对唯物史观创立与发展的历史，对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对唯物史观的实践观、价值观、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历史规律和人的自由等基本原理，重新进行深入研究和阐发。同时，适应开放改革与理论发展的需要，开辟了发展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科学技术哲学、语言哲学、人的哲学等研究领域和应用哲学的研究，每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都在理论上有所建树。
开放改革二十多年，开创了唯物史观发展的新时期，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讲到“不被重视”，要进行具体分析。哲学之被挤向边缘，除了客观原因，还有研究主体自身方面的原因。哲学从过去高耸云霄的“圣殿”回到现实中来，开始进行自主的、有价值的探索，但这一回归仍未彻底，哲学与社会生活仍有较大距离，哲学研究成果还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或者还不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在社会转型时期，哲学研究也在转型。社会需要哲学。哲学应脚踏实地去适应社会的需要，用自己的成果去开拓未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像过去那样的“重视”，不见得对真正的哲学研究有利。我们应该庆幸哲学从一种悬空状态回到现实中来。
二
在思考21世纪唯物史观的发展时，许多学者强调要创新，但也有学者表示怀疑。我想首先讨论一下唯物史观的创新问题。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萨特认为它是不可超越的。但是，“不可超越”，不等于不能创新。唯物史观并不是一种封闭的、主观思辨的逻辑体系，它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宽广的道路。它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这是人们一再重复的见解，已经成了老生常谈。问题是过去我们对“发展”作了非常狭隘的理解。似乎“发展”只是一种“跟着讲”；只是一种对原典的重新解释、补充和运用。提出“创新”，就是要突破这种狭隘的发展观。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发展；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创新。
创新是相对于传统而言；是既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有不同种类的文化传统，也就有不同性质的继承和突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传统，是一种真理相传、真理积累的传统。一方面，必须坚持和继承这个传统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这个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富有生命力的、不断发展着的传统。没有创新，它的生命就要终结，这一传统就不能延续。创新是这个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继承这个传统，是实现创新的前提；而创新则是这一传统生命力延续的保证。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正是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讲过这个真理。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4页）唯物史观同样是一种时代的、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同样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内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他们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问题仍未最终解决，但已发生重大变化，已出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我们国家，我们所面对的已是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唯物史观当然应具有创新的内容与形式，否则所谓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职业的人（职业哲学家）能不能创新？过去，在个人迷信盛行的年代，“哲学工作者”的工作只是诠释与阐发，只是“炒冷饭”，是无所谓哲学研究的，更谈不上“创新”。自开放改革以来，随着个人迷信的结束，哲学研究的主体自我意识、创新意识加强了。追求创新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和实践目标。哲学论坛已出现许多创新性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表示疑虑，可见思想解放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进一步解放思想看来还是有必要的。
我认为，不应把创新作简单化理解，也不要看得过于“严重”和神秘。自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便开始了在中国创新的历程。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所开创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解答，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创新。开放改革以来，哲学家们研究和回答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科学的见解，同样是创新。总之，立足实践，坚持唯物史观的方法，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新观点、新理论，就是创新。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的发展可以创新，但不可能有“原始性的创新”。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反映了普遍真理，是科学的、完整的历史观；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这是原始性的创新。就历史观的整体而言，今天不会、以后也不大可能出现一种根本不同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的历史观。换句话说，就历史观的整体而言，不可能出现根本否定唯物史观的、原创性的创新。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穷尽历史观的所有基本问题和规律性问题的研究，更没有预见到后来历史发展的新问题。只要在历史观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并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在回答现实问题上有重要突破，就属于原创性的创新。上面提到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此种性质的创新，开放改革以来许多学者在研究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中取得的成果，同样是这种性质的创新。因为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没有研究过、或者研究过但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回答的问题。
21世纪，具有许多与19、20世纪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唯物史观要能继续起到其应有的历史作用，就必须创新；特别是原创性的创新。为此，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同时更需要一种宽松的环境和推动、鼓励创新的机制。原创性的创新，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或在某些方面对传统的一种突破，不可能一开始就是成熟的、没有缺陷的，这就容易被人视为“怪论”、甚至异端。实际上有些东西并非错误，而是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一下子不能理解和接受，以至把它当作错误的东西加以批判。这方面是有历史教训的。因此，鼓励创新，提倡实事事求是的、平等的争鸣，允许犯错误，是达到创新的前提。自然科学研究如此，社会科学研究亦然。
三
我们追求创新，但哲学的创新谈何容易。特别是唯物史观，创新之路在何方？在21世纪到来之时，这成了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我想在这里讨论一下几种有关见解。
(1)一种颇为流行的意见是：同现代西方哲学“接轨”，“接着讲”。这里牵涉到对现代西方哲学、对唯物史观的评价。这些年来，随着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使人认识到，过去不加具体分析，简单地把现代西方哲学等同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当作反动哲学加以批判，是错误的。最近读到刘放桐先生的一篇论文：《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我认为刘先生在该文中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刘先生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大多数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是哲学思维方式的一种转向。就此而言，“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两者相提并论，两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根本性区别。从整体上说，现代西方哲学毕竟都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正把社会生活与实践作为他们的哲学的出发点，不可能把哲学的改造同根本改造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刘先生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最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因而走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最正确、最简捷的道路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家至今仍然走在朝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道路上。但是，由于他们固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偏见，他们不可能自觉地走这一条路。经过一番对比研究，刘先生得出结论：西方哲学家大都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在哲学思维方式上将会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接近的道路。（刘放桐教授的论文见《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我重复刘放桐教授这些论点，因为这些论点已正确地回答了“接轨论”。事情很清楚，如果“接轨”接的是现代哲学思维方式，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衔接，而是后者向前者的接近，因为这一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所开创的。如果“接轨”指的是内容，那无异抛弃马克思主义。这样“接轨”，“新”则“新”矣，但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怪胎”。所以，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接轨论”都是错误的。
用“接轨”这一含混不清的概念，是说不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的。那么现代西方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不是毫无帮助呢？也不是。既然现代西方哲学在超越近代西方哲学过程中，正在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那它必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接触到当代的世界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往往以歪曲的形式）。例如，它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揭露和批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对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强调等等，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21世纪将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深化和全面交往的时代，文化上、哲学上的交流与对话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应、也不能离开这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不应回避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过去这种对话太少了。可以说，除了少数专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了解都是很有限的。这无疑是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加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应是面向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要的任务之一，但不能说这是创新的根本之路。
(2)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不少学者对追求建立哲学体系表示异议，称之为“体系哲学”。我认为对此要进行具体分析。哲学史上存在过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有多少哲学派别就有多少哲学体系。其中以黑格尔哲学体系最有代表性。这些哲学体系毫无例外都是形而上学的思辨体系，其共同的特征是与社会生活、与实际脱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对这类“哲学体系”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与否定。现在还追求构建这样的“哲学体系”，当然是一种开倒车的行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就不断出现各种教科书体系。这些教科书追求系统地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但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本身。我认为作这一区分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教科书良莠混杂，互相传抄，愈抄愈变样。有的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它们不仅忠实于马克思的思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时代的时代精神。这些教科书对于进行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是有意义的。但有相当多的教科书脱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为凝固的知识体系，使人误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这样的“哲学体系”出发，就很容易导致理论同实际脱节，导致教条主义。我认为，今后要坚决地拒绝构建这类教科书体系。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没有体系、如何理解这种体系，要不要构建这种体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旧的“体系哲学”的批判，是很有启发的。恩格斯指出，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4页）。恩格斯反对杜林杜撰的形而上学的“体系”，但并不是反对任何的体系。《德意志意识形态》成为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之作，就是因为它不仅叙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揭示了这些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提供了一个“体系”，即完整的科学的历史观。在本书中，这个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是这样表述的：“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同上书，第1卷第9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论述表明，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就在于它的基本原理之间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一体系以实践为出发点，最后以实践为归宿。同哲学史上的种种封闭的、僵死的哲学体系根本不同，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实践的、开放的和运动发展着的体系。如果“重构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指的是纠正过去那种教科书式的僵化体系，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
但是，“体系”应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起点，更不是哲学研究的中心。我同意陈先达先生的意见，“我们应该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见《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哲学与现代化》第一辑第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应把精力放在研究问题上，而不是构造体系上。哲学创新之道应是面向现实，关注人生，捕捉和研究时代性课题。下面我还会着重谈这一问题。
(3)还有一种意见是“重读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给我们留下十分丰富的著作。这是一座真理的宝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重读马克思，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重读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不从实践出发，不研究新问题，只停留在“重读”上，至多只能从中发现过去没有发现、或者还没有理解的真理，这是学术研究上的新成果，是达到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但还不是唯物史观发展上的创新。
四
上述讨论的三种见解，都有一定道理，三种方式对于唯物史观的创新都是必要的，但它们都不是创新的根本之路。其实，这一创新的根本之路，马克思早已指出了，这就是面向社会、立足实践，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马克思所开创的崭新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马克思本人创立唯物史观走的是这条路；往后唯物史观的发展，同样必须走这一条路。历史证明这是一条正确之路。
这里有一个问题很需要提出来讨论，就是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这句话，但大家的理解不见得完全一致。我认为，这句话表明了唯物史观的本质、功能及其生存发展之路。唯物史观是工人阶级的历史观，它一诞生便发挥作为工人阶级改造旧世界的思想武器的作用。因此，关注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命运，阐发和引导时代精神，解决时代课题，便是它的历史使命。而它本身也在改造旧世界、完成历史使命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唯物史观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研究同应用研究是不可分离的。两者的关系，本质上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基础理论研究同应用研究应该分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理论的纯粹性和学术性，他们把基础理论研究看作是哲学范畴的逻辑演绎。这同那种追求虚构体系的做法一样，都是旧哲学的研究范式。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有著作，所研究的可以说都是“基础理论”，但又有哪部著作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以时代的实践的问题为对象的呢？即使像他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样抽象的、思辨性很强的著作，也是有鲜明的实践针对性、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时代内涵。前者的主题，就是时代主题的反映；后者则明确说该书“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马克思一生研究和著述，从来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从理论到理论，他的方法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可以说他每一次理论上的新发现，都是由于实践斗争的推动，从实际斗争中获得理论创造的灵感与源泉。有的学者同意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但又把远离政治、远离实践作为基础理论研究的前提。不知道这怎能自圆其说。
何谓“基础理论”？就唯物史观而言，我认为凡属阐发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的理论，都是“基础理论”。社会历史规律具有不同层次、不同的作用范围。有的规律是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和起作用的，因为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都存在这些规律存在和起作用的物质生活条件，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规律。另外一些规律只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中，这些规律或为几个不同社会形态所共有，或只是一个社会形态所独有，如信息时代发展规律、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规律、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等等。但是，不论是哪类性质的规律，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中，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不同层次的规律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不论哪种类型的规律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普适性，因而都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基础理论”研究，应立足于研究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条件，立足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基础理论”研究同“应用”研究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前提、互相推动的关系。“基础理论”研究没有“应用”研究为基础，必然会“空”，就不会有时代内涵；“应用”研究不以“基础理论”研究为指导，这种“应用”就不会有明确的方向和先进性。所以，“基础理论”研究同“应用”研究、理论与实践不应分家，而应该统一起来，结合起来。
厚古崇洋，躲在象牙之塔，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中讨生活，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弊端。直到今天这种弊端仍在缠绕着人们的头脑，以至从学术研究到学术评价，都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研究古的、洋的东西，就有“学术性”，研究愈古的东西“学术性”就愈高；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没有“学术性”，或“学术性”不高。研究孔老夫子的论文是“学术论文”，研究邓小平理论就不是“学术论文”；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研究邓小平理论，是“学术论文”，中国人研究同类问题就不能进入学术殿堂。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述观点的是“通俗作品”，搬弄一些老百姓见不到的外国语言，人们愈是读不懂就愈有“水平”，如此等等。这种学术评价标准，在评职称、评奖等活动中不是常见的现象吗？古的、洋的东西都要着力研究，我们反对的是厚古崇洋、脱离实际的研究范式。开放改革以来，这种研究范式受到很大冲击，但远未断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果不彻底抛底抛弃这种研究范式，实实在在地回到其自身发展的源泉——实践中去，研究和回答时代课题，是不可能达到创新的。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离开这个时代还有什么精华可言。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向首先受时代的制约，受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斗争实践的制约。21世纪还将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发展”将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的主题。当然，各国、各民族社会制度不同，它们所面对的问题、所遇到的矛盾也大不一样。但不管有多大不同，它们只有解决发展问题才有出路，才不会在全球性的竞争中落败。就我们国家而言，“发展”更是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关乎全体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国家的中心课题。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离开这一中心课题能反映时代精神吗？能有作为吗？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决定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发展”也将是中国21世纪唯物史观的主题，“发展哲学”将会是中国21世纪唯物史观发展的主导的理论形态。
现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信息革命时代。这种时代特征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格局、新特点和新规律。在过去革命和战争时代，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主导历史进程，社会历史发展是在激烈的震荡和破坏中艰难前进的。从全球范围看，现时代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其内容与形式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把所有国家卷进竞争漩涡，科技创新成了发展与竞争的主要手段。国家发展之间的竞争，控制与反控制、现代殖民与反殖民、文化与价值观的冲突已成为现时代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这种时代内涵与特征，决定现时代新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同国家发展的特殊规律与特殊道路。研究这种规律和发展道路，将成为唯物史观研究的主攻方向。
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牵涉到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和过程。新的历史规律就存在于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之中。唯物史观对这些发展规律的研究，同样牵涉到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和不同过程。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已从不同侧面探讨这些发展规律，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如上面列举的发展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人的哲学等等。21世纪这种发展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围绕着研究新的发展规律这一总的主题，唯物史观的研究将会开辟更多的研究领域，将会更加丰富多彩，主题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将会更加鲜明突出。
21世纪，随着唯物史观的发展更加面向实践、贴近生活，唯物史观必然会愈来愈强化其本来就具有的实践性、群众性特质。使哲学从哲学家的圈子和哲学家的课堂中解放出来，变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从一开始便追求的哲学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对此作了许多努力和尝试，取得相当大的成效，但也走了不少弯路。这些年来，如果说唯物史观的发展有什么“误区”的话，那就是群众性的削弱，哲学与群众的距离拉开了，哲学从生活的旋涡中心走向边缘。学术界有一种学风，把哲学弄得玄之又玄，堆砌许多晦涩难懂的话语。毫无疑问，每门科学都应有自己的学术规范、概念体系、话语传统。这种规范、体系、传统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不断更新的。做学问不应总是讲老话。但对唯物史观而言，这种变化应遵守如下原则：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能够为群众所理解、所接受。当然，哲学作为高居于上层建筑顶端的话语体系，具有思辨性的特征，不容易懂是客观存在的。哲学当然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不能混同于经济学或社会学。但目前存在的情况是一些论文故弄玄虚，好像是“外星人”所作，连些职业哲学家也很难读懂。这是近年来群众对哲学敬而远之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唯物史观愈来愈面向生活、面向实践，这种脱离群众的学风必然会改变。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唯物史观的发展，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以哲学研究为职业的人不会很多，但理解和接受哲学的人肯定会很普遍。从哲学家的圈子中解放出来，变成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同样是唯物史观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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