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三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史研究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降，伴随着中国社会学学科重建的步伐，中国社会思想史也重新成为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中重要的一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之际，正是美国社会学发展如日中天之时，因此“恢复和重建以后的中国社会学深受美国社会学研究风格的影响，占据主流位置的是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对精确定量分析的追求。国内社会学界对欧洲的理论与方法，明显缺乏了解。这方面的交流也很少”。① 而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更是不甚多见。在开放的氛围下，大陆社会学界“对规范化的兴趣多于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关注”这样的一种状况，②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认识。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一些有志于“社会学中国化”的社会学研究者，上承民国年间社会学中国化思潮之余绪，以社会学学科的目光和视野重新解读汗牛充栋的中华古典文献，开辟了新时期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局面。30年间，作为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内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国社会思想史不仅完成了学科教学体系的重建，而且在研究领域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推进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以及与西方主流社会学展开对话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肇始于民国年间。当时，因初入中国的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概念系统和研究方法均出自西洋，堪称地道的舶来品。加之治社会学者多有留洋背景，遂使当时的社会学始终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表现出与中国社会的巨大隔膜。1937年社会学家杨开道在为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撰写的序文中即写到：“美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本国的材料，而不用外国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外国的材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尤其是社会学一门，因为目下研究的朋友，太半归自美国，熟于美洲社会情形，美洲实地研究，所以美国色彩甚浓，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而不用中国材料，不用欧洲材料的趋势。”③ 这种唯西洋之马首是瞻的社会学，自然引起中国知识界的不满。据费老回忆：“我本人就是抱着了解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愿望踏进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读了许多西方的书本，对中国情况依然惘然无知，遂不免焦虑不安。”④ 就在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的驱使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学界在发起“社会学中国化”运动的同时，也开始致力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工作。较早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是郭真先生于1929年在上海平凡书局出版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一书。此后，又陆续有中国社会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出版，如郭真的《中国社会思想概观》（光华书局，1930年），程伯群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世界书局，1937年），以及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1年）等。到了抗战初期，中国社会思想史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厘定为各大专院校社会学系的必修课程。⑤ 可见，自社会学引进伊始，中国社会思想史便成为中国社会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为今日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相对于民国年间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一个阶段演进”的特点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重建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恢复重建阶段（20世纪80年代起至90年代中期）
随着我国各大高校重建社会学专业，中国社会思想史也同样进入了恢复期。此间，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开始逐步明确自身学科意识，确立学科定位，积极编写教材，恢复和完善课程教学与科研体系，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其建树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初步恢复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在1979年社会学学科重建之初，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重新开展课程教学与研究。据考察，1980年至1982年，中国高校建立起了恢复重建后的第一批社会学系，包括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其中设专人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的，以南开大学和上海大学（当时为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为最早。⑥ 由于在解放以前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就相较薄弱，缺乏专门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者，⑦ 再加之长期的学术中断，使得有些社会学系一时不能找到合适的教师承担此课程的教学研究工作。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直到1984年才邀请到陈定闳先生为该系研究生讲授此门课程。⑧
其次，撰写出版了几部较有特色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教科书。其中最早出版的当属王处辉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该书虽然当时仅出版上册，但却在中国社会思想史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中国社会思想史，也是社会学重建后首部问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力作。次年，陈定闳先生出版《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该书系陈先生几十年学术积淀的成果，是自社会学重建以来“国内该学科研究领域中具有开创性的著作”，⑨ 也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⑩ 被国家教委认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上述教材的出版，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的开展和研究的深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研究深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在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同时，其发展路径也有所变化。突出表现在其学科发展不再只是流于课程教学和教材的编写，而是真正进入研究阶段。
首先，是研究队伍的形成和稳定。为了加强学术联系，巩固学科地位，1999年在南开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此后，又在天津、无锡、青岛等地连续召开了四届研讨会，并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上述系列学术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凝聚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力量，推进了该学科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此外，南开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还招收中国社会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些都无疑为这门学科的人才培养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1995年后，又有多部中国社会思想史教科书及著作出版，如吴根友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处辉主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谢遐龄主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万江红的《中国历代社会思想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黄忠晶的《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等。
此外，还有数部中国社会思想史专题性研究著作问世。其中王处辉的《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分十个专题考察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并总结其特征。该书的突出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早熟特性，认为“早熟并不是优秀的同义语。所谓早熟是在与西方社会思想发展历程的比较中得出的”。(11) 田毅鹏的《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对中国社会思想中的福利思想按历史分期予以专题论述，是大陆新时期第一部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12) 孟天运的《先秦儒道法社会思想研究》运用社会学基本理论，将先秦儒道法社会思想分为“人的社会化”、“人性论”、“个人与社会关系”、“社会角色”等七部分，对先秦社会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梳理。(13) 陈劲松的《儒学社会通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概念——“儒学社会”，并以此为主线展开分析。(14) 在这里，值得特别提及的是，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著名学者刘绪贻教授1944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社会学时撰写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刘绪贻教授在该书中认为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皇室和儒生阶层相互合作，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这种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这也是中国近代社会难以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的重要原因。(15) 该书虽撰于20世纪40年代，但很多观点今日读来仍掷地有声，回味良久。
再次，明确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学科定位。1999年7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社会学系主任联席会议上，中国社会思想史被明确规定为大学本科社会学专业十门专业主干课之一。(16) 之后，在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经教育部高教司审定的《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指导性地规范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大纲。至此，中国社会思想史真正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学者必须研究之材料”和必修之课程。(17)
第四，注重基础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以资料为先，基础资料的整理和建设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性工作。早在1998年，陆学艺、王处辉即倡议整理出版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他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为研究基地，组织全国力量，从1998年至2004年，历时6年之久，从卷帙浩繁的大量原始文献中收集整理并精选出400多万字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由广西人民出版社从2005年开始陆续出版。2007年11月13日在青岛大学召开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第五届年会”上，举行了6卷本《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首发式。该资料集的出版，是我国首次对社会思想原始资料的全面系统的挖掘和整理，在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发展历程中功不可没。此外，在资料整理方面还有骆永烈选编的《中国古代孝道》（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曾亦主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等。
第五，一批港台及海外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传入大陆，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有张德胜的《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中国思想的社会学诠释》、《思想入云：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展与社会变迁》、《儒商与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社会学之辨》，钱穆的《晚学盲言》（上、下）、《中国思想史通俗讲话》，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沟口雄三的《中国的思维世界》，倪德伟的《儒家之道》，岛田虔次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史华兹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鲍吾刚的《中国人的幸福观》等。上述著作有的虽不出自社会学研究者之手，但其内容却与中国社会思想直接相关，其传入不仅深化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同时也为大陆社会思想研究与海外学界的对话提供了条件。
二、主要问题
1.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
欲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首先应明晰其研究对象及中国社会思想的特殊之处。30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史界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观点。
王处辉在1989年版《中国社会思想史》中提出，该书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人们关于具体社会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及社会模式的观点或设想”。(18) 陈定闳则直接采纳了孙本文先生的定义，(19) 即“社会思想就是有关人类社会共同生活及其问题的思想。广义言之，其内容包括许多方面，如社会的形式结构与功能，社会的起源与发展，社会的进步与理想，社会生活的问题等。狭义言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社会上共同生活时人与人相互调适的问题，这是社会思想的重心，而为历来社会思想家殚精竭思以研究的问题”。(20) 根据这个定义，陈定闳认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应关注以下十个问题：社会起源问题、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问题、社会变迁的动力及其规律问题、社会制度及其功能问题、社会问题的揭露与解决方案的设计、个人与社会问题、社会行为的控制问题、文化的性质与功能问题、地理、人口与社会现象的问题、社会理想与社会进步问题。(21) 陈定闳还强调要认识到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的不同，并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特殊性做了论述。
吴根友则将以往的社会思想定义归纳为三种类型，并指出这些定义“大抵上有两种倾向，一是倾向广义的社会实体，一是倾向于研究社会实体中某一部分”。(22) 他主张把社会思想定义为：“人们关于社会实体、结构、构成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运行规则和理想模式的思想历史。”他强调，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应注重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思考社会实体的起源、社会实体的结构、社会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社会运行规则、社会理想模式”，而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重要特征表现为“注重社会平衡，反对社会冲突”，尤其“重视以软控制的方式来调适人际关系”。(23)
王处辉在考察了60多种关于社会思想的定义后，指出：“概括起来，社会思想的内容不外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这三个方面，所以我们的‘社会思想’定义为：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理想或理论。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研究历代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和继承或斗争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4) 除了以上这些定义与观点之外，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社会思想以及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对象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于此不再赘述。
2.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分期
学界之所以对于社会思想的定义以及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范畴会有如此多的歧异，部分原因在于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下限问题，或者说是对社会思想史同社会学史的关系问题的理解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产生之前的社会思想都应是社会思想史。如陈定闳认为：“社会思想虽然是以人类社会为研讨的中心，但还不可能形成独立的科学体系，它不同于社会学学说。社会学学说是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各种学说。”因此，在社会学产生“以前有关社会的理论则属于社会思想的范畴，因之社会思想史不同于社会学史或社会学学说史”，“它是中国社会学的史前史”。(25)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思想史不应以社会学传入中国为界限，而应把社会学传入中国后的一切社会思想均列入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包括社会学史。因为社会学史只是人类社会思想的一部分，其代表人物有袁华音等。
3.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主线
思想史研究离不开对思想家的关注，但仅仅罗列思想家并不能体现社会思想的内在关联和体系。因此，提炼概括出社会思想史的主线，便成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思想的核心问题。在迄今的研究著述中，对中国社会思想发展主线较有特色的概括有以下几种：张德胜认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的文化发展，线索虽然很多，大抵上还是沿着“秩序”这条主脉而铺开，因此主张以“秩序情结”作为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主线；(26) 而王处辉以思想盛衰为主线，断言先秦社会思想表现出早熟特点，而到程朱理学时则趋于贫乏和僵化；(27) 陈劲松则以“儒学社会”为主线展开分析，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前儒学社会”、“儒学社会”和“后儒学社会”三个阶段。(28)
4.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范围之拓展
30年间，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也不断得到拓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打破“经典思想”垄断地位，开始关注民间社会思想。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思想经典”展开的，而民间思想和社会底层的思想则被忽视。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虽然已经意识到社会思想史不应是思想家的独白，其视界和目光应该下移，但在具体研究中仍未找到现实的可操作路径。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民间社会思想，并尝试通过对非经典文本的解读，来把握民间社会思想的特性。如王处辉和胡翼鹏通过对《水浒传》的研究，来观察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认为：“《水浒传》是一部以民众武装反叛、暴力对抗官府为主要叙述内容的小说。作为市场化的通俗文艺作品，《水浒传》的接受主体是普通的社会大众，因此《水浒传》的广泛流播，折射出下层民众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即希冀快意恩仇、能够酣畅淋漓地满足物质—肉体欲望，对团结互助、充满友爱之情的理想人际关系的追求，和对保障人身安全与安居乐业的理想秩序的向往。考察这部小说及其传播表现的社会理想，是探索中国‘小传统’文化中社会思想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我们把握民间社会思想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众的影响。”(29) 娄章胜则试图通过对谚语的研究，总结出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思想。他认为谚语中包含有社会秩序思想、社会交往思想、人的社会化思想、相信鬼神命运等丰富的社会思想，颇值得认真总结。(30)
第二，在时间上向近现代延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提及中国社会思想史，便约定俗成地将时间断限划定在近代前，导致中国社会思想史完整进程的残缺。鉴此，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中国社会思想史教科书开始将下限延伸到近代。有的学者则撰文主张，应将“西学东渐”的研究视角纳入到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中，探寻中国社会思想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31)
第三，由具体的“思想述评”到“思想命题”的抽象概括。近年来，学术界在总结中国社会思想史难以融入社会学研究体系之中的原因时，认为应注意从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资源中提炼、抽象、概括出一些基本命题，以加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认识。如钱穆在《中国思想史通俗讲话》中即选择“道、理”、“性、命”、“德、行”、“气、运”为关键词，表现出其对中国思想的独到理解。在此研究领域中，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和中国历史学家刘泽华贡献较大。如沟口雄三通过对“天”、“理”、“自然”、“公”、“私”等核心概念的认真解读，对中国传统社会做出了颇具新意的解释。(32) 而一直致力于将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刘泽华教授，对“公”、“私”等概念也颇感兴趣，他认为“公、私问题是中国历史过程全局性的问题之一，它关系着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整合，关系着国家、君主、社会、个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关系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社会道德与价值体系的核心等重大问题”。(33) 上述研究在深化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同时，也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范围的拓展做出较大贡献。
三、困境与反思
如果说建立中国社会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目的即是为了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那么，经过新时期30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虽已初具规模，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不论是从成果的数量上还是社会影响上看，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距上述学科发展的高远目标都还存在明显的差距。
首先，研究力量的相对薄弱。虽然“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被全国高校社会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确定为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目前几乎所有高校的社会学系，都将其列为主干课。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讲授这门课程的教师仅是授课而已，其自身的研究重点多不在此。而在高校系统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人员中，专门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者更少。在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亦不多见。这种状况与蓬勃发展的中国社会学是很不相称的。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其原因虽然非常复杂，但与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界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强烈崇拜不无关系。在研究中，学界言必称涂尔干、韦伯、布迪厄、吉登斯，而忽视了对本土思想资源的关注，使得明显属于非西方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沦为非主流的边缘地位。
其次，中国社会思想史写法的单调。这里所说的“写法”，不是谈写作方法的问题，而是特指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反思。(34) 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思想史研究，基本上都是循着以西方理论剪裁中国本土思想这样一个路径展开的。落实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就是“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35)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中，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思想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前者对后者的支配。这一支配关系的确立，实际上是西方思想逻辑空前拓展的过程。本土思想在适应外来理论逻辑的过程中，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因此，如何使本土思想获得与西方学科理论的平等对话权，能够平等互动，是赋予中国本土学科思想史魅力的关键。
再次，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内容全由精英与经典构成。就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思想内容构成而言，当下的主角毫无疑问是精英及其思想经典，“他们的思想是思想世界的精华，思想的精华进入了社会，不仅支配着政治，而且实实在在地支配着生活，它们的信奉者不仅是上层知识阶层，而且包括各种贵族、平民阶层”，于是，描述精英与经典的社会思想，就是描述了中国社会思想的世界。而疑问在于，精英和经典的社会思想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中国社会思想可能并不全在精英与经典中。(36) 对此有的学者主张，应该兼顾中国社会思想研究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37)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在今天面临上述尴尬境遇，在学理上讲，根本原因在于它一直无法有效地实现自身的学术价值——为社会学的中国化作贡献。然而，在社会学恢复后的这30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上述研究路径却丝毫未有变化。并不是说其研究思路是错的，而是说，它应该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演进。因为，学术界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解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金耀基就指出：“‘社会学的中国化’至少含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即要赋予社会学一特殊的性格；二是指使社会学充分地在中国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使它在中国生根，这也包括‘社会学的中国化’等等。”(38) 金耀基所说的第二层意义，其实就是内外结合研究思路，这是无可争议的，但也是低层次的。而他所说的第一层意义则是较高层次的，是指中国社会学者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要反映中国文化社会的性格，其实质是中国学者一种在知识上的反思与自觉。如此看来，中国社会思想史从民国到今天还一直沿用的研究思路，不过是第二层意义而已，还只是停留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表面阶段。它更应该在第一层意义上，有所作为。
四、社会思想史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自觉
从长时段角度来审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民国年间，还是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总是与“社会学中国化”进程相伴而行。其目的在于给形成和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绘上点睛的一笔，即使其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汇进程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老近年来沟通“传统”与“现代”，进行学术反思时经常使用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话语概括，所谓文化自觉，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其二是文化间的理解和沟通问题，即“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吸收融汇”。(39) 可见，文化自觉就是“找回传统”，并赋予传统以现代意义。用“文化自觉”来反思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学的中国化，即是“学术自觉”。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学术自觉”，既不是对西方理论和方法单纯的翻译和移植，也不是固守本土学术原典，回到闭锁的传统主义，而是以一种“双向寻根”的理性精神，往来于中西之间，获得一种新的分析问题的眼光和视野。一方面，要深入挖掘本土社会的传统学术研究资源，注意从汗牛充栋的传统经典中寻找体认中国社会的资料。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是其“早熟性”和发展轨迹的“连续性”。其早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早在原典时代，即形成了以儒道思想为主体的、极具特色的社会思想体系，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面貌。因而，对于重建的中国社会学来说，要想对“本土问题”得出具有说服力的学术解释，就必须补上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这一课。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学来说，仅仅从经典出发的中国社会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注意走入现实生活，“从数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及价值观念入手进行考察，超越了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单纯翻译和模仿，而是努力致力于从本国民众的社会观中提炼出概念来”。(40)
2003年，费老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堪称是新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纲领性文献。在文章中，费老明确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现代意义，认为“建设奠定一个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蕴藏着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是一个尚未认真发掘的文化宝藏。从过去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来看，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途径之一”。(41) 他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学中国化应该遵循“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这样的发展路径，不要将社会学中国化简单地定位在技术和功利实用的层面，而要通过对中国社会“初始经验”的研究和抽象概括，使中国社会学能够为国际社会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事实上，费老的上述观点并不孤单，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似乎都意识到“社会科学的普遍化过程需要注入全球社会科学的本土工程来居间促成”。(42) 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中国化，“不是使社会科学研究区域化，正相反，它是使中国学者的努力能够被纳入世界社会科学体系之中”。(43)
一言以蔽之，虽然社会学是追踪现代性之学问，但却不能割断历史，尤其不能简单地视古人为落后。诚如大儒牟宗三所言：“尽管你说古人是原始人，比如说他们吃饭用手抓，你从这个地方看，他们是原始；可是你从智慧这个地方看，他们并不原始。所以孔子的那些到现在还是可以讲，这个就是智慧。有些东西，比如说科学知识和物质文明，是后来居上，但是并不是一切东西都是后来居上。比如关于德性、智慧这些方面的问题，现在的人并不一定比古人强，而且常常还是远不及古人。”(44) 这是我们每一位关注传统社会思想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应切记的。
注释：
① 孙立平：《在学科共同体中寻求社会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② 阮新邦：《批判诠释与知识重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
③ 杨开道为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所作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④ 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载《费孝通文集》第1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7页。
⑤ 参见龙冠海、张承汉：《社会思想史》，龙冠海所作“初版序”，台北：三民书局，1967年。
⑥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瞻望》，《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⑦ 参见龙冠海、张承汉：《社会思想史》，龙冠海所作“初版序”，台北：三民书局，1967年。
⑧ 陈定闳：《中国社会思想史·自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⑨ 陈定闳：《中国社会思想史·自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⑩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瞻望》，《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11)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页。
(12) 田毅鹏：《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
(13) 孟天运：《先秦儒道法社会思想研究》序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4) 陈劲松：《儒学社会通论》序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
(15) 刘绪贻：《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6) 郑杭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17)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48页。
(18)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19) 陈定闳：《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页。
(20) 孙本文：《社会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3页。
(21) 参见陈定闳：《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8页。
(22) 吴根友：《中国社会思想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页。
(23) 吴根友：《中国社会思想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页。
(24)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25) 陈定闳：《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页。
(26) 参见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中国思想的社会学诠释》，台北：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年。
(27)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页。
(28) 陈劲松：《儒学社会通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29) 王处辉、胡翼鹏：《从“水浒传”看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南开学报》2007年第1期。
(30) 娄章胜：《略论谚语中的社会思想》，载陆学艺、王处辉主编《追寻中国社会的白性：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3页。
(31) 田毅鹏：《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2) ［日］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赵士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页。
(33) 刘泽华等：《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34) 笔者借用了葛兆光关于“写法”的提法，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35) 中国社会学社编：《中国人口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第18－19页。
(36) 这个假设与疑问，同样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存在，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11页。
(37)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瞻望》，《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38) 金耀基：《社会学的中国化：一个社会学知识论的问题》，载《金耀基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
(39) 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载《费孝通文集》第14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04、409页。
(40) ［日］佐佐木卫：《亚洲社会变动理论的可能性——重读费孝通著述》，聂莉莉编译，《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41)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42) ［印］帕沙·穆克季：《普遍化，本土化，全球化：社会学与社会科学》，载马戎主编《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
(43) 叶启政：《从中国社会学既有性格论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的方向与问题》，《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3、4期合刊。
(44)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6、37页。
标签：社会学论文; 思想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历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