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规训与人格塑造：建国以来我国劳动教育的理论反思
张自永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摘 要： 我国劳动教育经历了体力的劳动教育、政治的劳动教育、脑力的劳动教育和“五育并举”中的劳动教育等四个阶段，指向的是如何对待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以及两者关系的判定和价值的实现。身体规训是劳动的哲学本义之一，人格塑造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本价值取向。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教育部2019年工作重点中明确修订《教育法》，将“劳动教育”纳入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现代科学劳动理论发展取得的最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劳动教育；身体规训；人格塑造；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中国共产党
劳动对人、人类的生产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的规定性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本判定。马克思主义不仅把生产劳动看作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把它看作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途径。马克思在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儿童的未来教育时提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马克思所强调的“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是我国劳动教育的理论基础，并在实践中呈现出波浪式推演的阶段性特征。
一、建国以来我国劳动教育的历时性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重视劳动与教育的结合问题。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建党之初就曾发表了《劳动教育问题》(1919)、《上海的童工问题》(1925)等一系列文章，号召工农结合，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及其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他在《青年与农村》(1919)的开篇便写道：“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2]146。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指出从教育上谋国难的出路在于“手脑并用”[3]，中国教育的两条路在于“教劳心者劳力，教劳力者劳心”[4]。
1934年，毛泽东在论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文化教育总方针时明确提出要“使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5]9这一教育方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劳动观的延续，也对建国后我国教育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1.体力的劳动教育
建国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所坚持的是体力的劳动教育，这是由于劳动生产以体力劳动为主，且“在革命战争年代劳动生产是保证革命胜利进行的关键因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劳动生产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赖以实现的途径”[6]。因此，建国初期教育的中心方针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7]836，提出要组织一切原来不从事劳动生产的人们参加生产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7]17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在中小学阶段并未正式列入教学计划，在高等教育中则表现为专业实习。
教育部195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年……参加体力劳动活动等方式在课外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通过课堂教学经常地进行劳动教育就做得较差。”[7]450从《关于小学课外活动的规定的通知》(1955)，《关于普通学校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指示(草案)》(1956)等文件可知，当时的劳动教育除了劳动态度、劳动观念的教育外，主体内容是生产技术教育，即劳动者应直接服务于劳动生产，注重的是劳动本身的实践。
毛泽东重视脑力劳动在劳动率转化的作用，曾在1956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遗憾的是，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有失偏颇，更多的是侧重脑力劳动者单向度地向体力劳动者学习，要求向体力劳动者看齐。
2.政治的劳动教育
党的十六大报告将党的教育方针修订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7]560美育在国家制度层面被纳入教育体系。
一是，2017年4月20日—4月21日，由北京飞莫斯科，当天转机伏尔加格勒，在伏尔加格勒寻访阿玉奇牙帐地马努托海遗址疑似地，以及当地的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碑群——祖国母亲纪念碑；
在此背景下，同工农相结合，成为青年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8]一切学校，均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9]。学制普遍被缩短，1972年，周恩来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时提出：“中学毕业后马上进大学的总是少数，大量的要在生产实践中提高。劳动几年后，有升学机会的当然还可以深造。”[10]时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谈到争夺青少年问题时说：“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孩子都弄到派出所、公安局去强制劳动，这究竟好不好？这是个什么问题？这种情况一点也没有，不可能。有阶级斗争，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总是少一些好。”[7]15401975年11月8日，张春桥甚至提出“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11]的主张。这一侧重政治意义的劳动教育，试图达到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12]理想的状态，也极大提升了体力和手工劳动者的地位和劳动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但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达到登峰造极[13]57，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工农等劳动群体，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被严重割裂并对立起来，在客观上极大地限制了现代科学劳动的发展水平。
3.脑力的劳动教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在大会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必须在保证以学为主的前提下，安排学生参加必要的生产劳动[14]1616；邓小平提出“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15]107。
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13]57。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不再使用1975年、1978年两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表述，而改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6]。
图7是本文定位算法与已有的文献[12]提出的DPSO定位算法和基于测距的三边定位算法的未知节点定位误差对比图。仿真条件是:RSSI的Xσ的标准差取值为8,信标节点所占比例为30%,通信半径为30 m。图7是由仿真50次后的平均值得到的结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本文定位算法未知节点的平均定位误差最低,优于DPSO定位算法和基于测距的三边定位算法。本文定位算法在粗略定位阶段建立定位数学模型,是一种基于测距的未知节点坐标估计方法,本文定位数学模型均为一次等式,和三边测量法相比,降低了计算阶数,简化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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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身体规训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才具有对身体禁锢的贬义，只有消除劳动异化，才能消除客体对人的身体规训，而回归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4.“五育并举”中的劳动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国家层面曾一度使用“德、智、体、美、劳五育全面发展”(即五育并举)的表述。如1986年10月，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彭珮云在中学德育大纲研讨会上的讲话[14]2519，国家教委 国家体委《关于开展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1986-2000)》(1986年)，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少年宫工作的意见》(1987年)等，这一表述随后被“德、智、体全面发展”所取代，并随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两份标志性文件的出台而成为党的重大方针。美育和劳动教育被纳入“广义的德、智、体”[20]3985。
1958年之后，“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7]852成为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与劳动结合，是教育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7]836，劳动教育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1975年、1978年两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①[注] ①分别明确规定了：“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参见袁瑞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发展史》，人民出版社，第580页)；“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3页) 。
对水功能区实行保护和监督管理，应当根据其功能定位和分级分类要求，统筹水量、水质、水生态，严格管理和控制涉水活动。但目前的水功能区划成果仅有水质管理目标，缺乏水量和水生态的管理要求，距离水功能区水量、水质、水生态统筹管理的要求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系统研究水功能区水量和水生态的保护目标和管理要求，健全水功能区管理体系。
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后，规训的主体由“人”变为的技术或资本，自我的身体规训变成了机器等异化的对人的规训，劳动不再属于人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规训主体的变化，正是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异化”。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表述被普遍视为将“劳动教育”纳入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中，重新确立“五育并举”的理念。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现代科学劳动理论发展取得的最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采用蜂窝夹层板理论计算得到四边简支类方形蜂窝夹层结构的固有频率与有限元模拟结果的一致性较好，进一步证明了采用改进Gibson公式得到的类方形蜂窝夹芯等效弹性参数的正确性，同时证明了将该振动理论运用到一般蜂窝夹层结构研究的可行性，为扩展研究其他类型蜂窝夹层结构振动特性奠定了基础。
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反思教劳结合的方针已确立近六十年，但效果也并不理想，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劳动教育驱力和目的的外生性，并提出要构建具有真正内在生命力的劳动教育体系。[24]劳动教育最核心、最本质的目标只能是“培育学生尊重劳动的价值观，培育受教育者对于劳动的内在热情与劳动创造的积极性等劳动素养”[25]。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教育实践中，归根结底是要明确劳动教育的两大根本意图，即身体规训与人格塑造。
二、身体规训：劳动的哲学本义
劳动对人、人类的生产和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的规定性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本判定。从哲学层面而言，劳动的意义首先表现为“身体规训”(body discipline)。人类对身体的规训，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表现，它着意通过文化、权力或道德等因素，对人的身体进行自我改造，而唯一的形式就是劳动。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17]540的教育方针。“尊重劳动”为“四个尊重”之首，没有对劳动的尊重，也便谈不上对知识、人才和创造的尊重。江泽民认为：“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18]260。从此以后，“四个尊重”写进了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并在党的十九大以后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胡锦涛指出：“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劳动者素质的竞争。”[19]并提出要以人为本，尽一切力量使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
公元五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叶的西欧封建社会时期，劳动的概念带有神学的性质。正如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S.Aurelius Augustine)在《创世纪》注释中所说：在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上帝就要人劳动，只从事精神活动而不从事体力劳动是懒惰的标识。这种朴素的唯心主义劳动观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初期私有制的产生。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尚未发生之前的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32]，劳动是作为人的本能或本职而存在。
人类的身体规训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脑力劳动逐渐从体力劳动中剥离出来的过程中，身体也从肉体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于肉体和心灵的存在形态。而造成这种解放的，正是“人”对自我身体的规训，这也是劳动的意义所在。这种身体的规训和规训后的身体，才是“人”的自我释放、解放、全面发展。被规训后的身体，不再是依附于肉体的存在。如果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便容易陷入将身体与心灵对立的两难境地。有学者就曾以为：“身体的不在场造就的是驯服的身体，它的理论基础导源于规范型伦理学所断定的身体与德性的对立关系。”[29]笔者认为，这种结论混淆了身体与肉体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的“五一”讲话时指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一切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和鼓励。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看不起普通劳动者。[21]人类是劳动创造的，社会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22]9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23]
学者刘同舫认为马克思在关注人与自身问题时，从“身体遮蔽”回到“身体澄明”[30]。马克思以身体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的双重“遮蔽”的境遇来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状况，认为他们都是资本逻辑对身体规训、统治的结果。与此同时，马克思又通过现实社会的具体展开来发现工人身体上的种种痛苦和遭遇，主张通过社会革命和斗争来“澄明”工人自身真实的身体，将其从“遮蔽”状态中彻底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自主、自由的发展。人要扬弃异化劳动中把工人与机器相互等同而导致的畸形身体，获得审美感觉的身体，就必须使自己的身体获得完全解放，真正成为本真的身体，“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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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格塑造：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本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强调劳动是人的本质、人的自我实现，这与马克思之前的劳动价值取向有着根本性区别。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77年)一书中将“规训”的前提是将人体设置为权力的对象和目标[26]，并将身体规训置于权力理论构想模型的核心地位，现代权力技术的作用方式就处于身体(Korper)、规范(Norm)、知识(Wissen)关系的中心位置。福柯认为身体规训过程仅仅是对身体运动过程日趋完善控制的生理过程，而不再是不断增长的情感、身体控制的心理过程。[27]劳动创造人本身。这种劳动本身也和社会制度等息息相关。梁漱溟也曾指出：“个人后天习惯无不是从社会生活中养成的，这就关联到社会生活规制问题上。”“生活规制必从身体实践养成习惯，乃得落实巩固”[28]。
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分析，得出人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劳动的产物，即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它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不仅如此，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根本无法离开劳动，没有劳动，人类的手、大脑、思维、语言无法发展起来。[33]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劳动从人的内在需要变成了外在的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脱离了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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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提出“异化劳动”的概念，他指出：价值(交换价值)是一种异化被奴役的人类劳动。要回答的是“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那么他到底属于谁呢”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他人，这种异化的结果就是人性的丧失，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避免的根本问题。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全部哲学，可以视为是人可以通过劳动达到自我实现的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一个本体论范畴，它是“人在世界中的发生方式”[34]223，“劳动的意义始终是自己‘努力获得’此在的存在，‘保证’它的此在的持续和持久”[34]229。
企业的内部控制关系到企业经营中的各个方面，企业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就需要通过内部控制来完成企业的内部管理，保证企业在运行的过程中，能够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进行，管理层会细致的将采购、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分析完善，同时整合财会方面的分析、核算、审核资料等内容，形成综合的计划，从而帮助整个企业的经济活动规划运行，这些内容的实现都需要企业的内控管理。当然，在日常的业务中，也需要将管理活动和内部控制联系在一起，通过不同的方式经营企业的运转，让企业员工能够在统一的调度中，实现企业的业务开展，通过工作的形势展现企业的整体内部控制行为和意识。
马克思认为人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经济学进行分析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研究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劳动产品采取了商品形式，生产者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5]。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从唯物史观把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活动规定为劳动的本质内涵，不是对哲学话语程式的放弃，反而是一种总体性的批判和建构，它最终指向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即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现实的人”的人格塑造。
经过不同护理，观察组总依从度为94.87%，高于对照组的64.10%，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四、结语：劳动教育必须依托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我国劳动教育经历了体力的劳动教育、政治的劳动教育、脑力的劳动教育和“五育并举”中的劳动教育等四个阶段，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并未妥善处理如何对待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以及两者关系的判定和价值的实现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和阶段性地导致了劳动教育目的的单一性，并衍生为劳动教育的身体规训的片面化，或者人格塑造的形而上。
从宏观理论背景而言，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在我国教育事业的直接反映和作用。从制度层面而言，这也和我国分配制度有着直接关系。我国的分配制度经历了由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再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共同发展以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话语嬗变，现行的生产要素主要有五种，即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
综观国内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学术争议始终没有停息。国内外相关研究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其中国内改革开放后至少有4次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学术讨论，如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生产劳动”的讨论(于光远、孙治方等)；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价值创造源泉”的讨论(“谷、苏之争”)等。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是否过时、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等这些看似学理之争的讨论，实则间接地影响了我国劳动教育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因此，更高水平的教育体系中的劳动教育，不仅仅要阐释劳动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更要关切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这一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是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石。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劳动价值观的主要理论来源，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身体规训是劳动的哲学本义之一，人格塑造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本价值取向。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身体规训与人格塑造的融合，需要学校、家庭、政府、社会合力完成的系统工程。
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劳动观念和劳动制度体系在实践探索和发展中逐步形成并趋于成熟。唯有如此，才会有科学的劳动教育，劳动教育课程化、规范化、体系化的实践探索和努力才能作为生产要素，有力地转化为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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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Discipline and Personality Shaping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Labor Educ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Zi-yong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0, Fujian, China)
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n China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physical labor education, political labor education, mental labor educ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in the "five educations simultaneously", pointing to how to deal with physical labor, mental labor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judgment and val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hysical discipline is one of the philosophical meanings of labor, and personality shaping is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Marxist labor concept. President Xi Jinping emphasized a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ngress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build an education system for all-round cultivation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ness and beauty. In the focu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work in 2019, the Education Law was clearly revised to incorporate "labor education" into a higher level of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This is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Marxist labor concept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lastest achievement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tific labor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have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 labor education; physical discipline; personality shaping; Marxist labor concept; CPC
中图分类号： D232；G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6133(2019)03-0029-05
[收稿日期] 2019-04-16
[作者简介] 张自永(1986-)，男，河南淮阳人，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
[责任编辑 何志玉]
标签：劳动教育论文; 身体规训论文; 人格塑造论文;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