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开发中西部的成功典型——清初开发自流业盐井的历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盐井论文,清初论文,启示论文,典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川自贡是我国著名的井盐产地。明代中叶，这里从一眼“非人力錾凿所成”、“井水自然流出”的“自流井”开始，迅速出现一批井群，形成为中国又一个新的产盐区。迨至明末清初，因长达数十年的战乱，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进行工业性开采的“自流井气水田”惨遭破坏，富饶的井盐产地沦为战乱的“重灾区”。顺治五年（1648年），清王朝势力进入四川，即着手清理整饬井盐业。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政府平定四川后，随着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以井盐业为主体的四川经济得到振兴。“自流井”也得以恢复并逐步发展为我国著名的盐都，并成为我国历史上开发中西部的成功典型。清初对“自流井”盐业的开发是清朝政府开发、振兴边疆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这一段历史，剖析清朝政府开发边疆的政策，对于今天开发和发展我国中西部也有现实意义。
一、明末清初战乱对自流井的破坏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工部尚书张瀚路经富顺县地，目睹当地开采井盐的奇迷景观，并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记录：“内江、富顺之交有盐井，曰自流，新开，原非人工所凿，而水自流出，汲之可以煎盐，流甚大，利颇饶，多为势家所擅。有油井，井水如油，仅可燃灯，不堪食。有火井，土人用竹筒引火气煎盐，一井可供十余锅，筒不焦而所通盐水辍沸，此理之难解者。”[①]明天启朝（1621～1627）时，自流井一带地方已有盐井380眼，输课银1002两[②]。说明当时自流井盐业生产已初具规模。从明末到清初，长达数十年的战乱使四川地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盐业呈现出一片残破景象。顺治五年（1648年），四川巡按赵班玺“入蜀受事”，亲见当时四川“一切盐场政务荒废已极”，“井圮灶废”，“百不存一”[③]。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巡按兼管盐法屯田试监察御史张所志视察自流井，在其《揭帖》[④]中：真实记录了顺治十六～十七年间自流井的盐业状况，从中可了解以下几个情况：
1、战乱前，自流井有盐井380余眼，它附近的新罗小井有74眼、宋王小井有38眼，共计492眼。经几十年的战乱，自流井坍塞盐井360眼、新罗小井坍塞盐井64眼、宋王小井坍塞盐井34眼，共坍塞盐井458眼，占原盐井数的93.09%。就自流井一个地方坍塞盐井360眼、占原盐井数的94.7%来看，自流井的盐井确已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2、顺治五年（1648年），清军开始进入四川，自流井盐业在战乱的影响之外又受到横征暴敛的掠夺。按张所志在《揭帖》中统计的，顺治十六年七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终止，“以上半年共征银一百九十二两二钱五分”，可知“自流井盐井原额三百八十眼，每年输课一千零二两”，平均每井每年征课二两六钱四分；而顺治十六年，自流井“实在现有盐井二十眼”，半年就“征银一百二十六两二钱五分”，平均每井六两三钱一分，每井半年的征银竟为原来的2.4倍。
3、为此，李合川、王六结、刘绳等一批灶户向清政府申诉盐政中的种种积弊。一些清政府的官员也认识到，“为荒灶惨苦已极，赏照旧制，以苏民困，以广新恩事”，须“厘剔伪政”，革新盐政。
二、康熙朝四川的平定使自流井得以恢复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政府第二次平定四川。但当时富顺县知县钱绍隆视察自流井时看到的情形是：“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之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外，床几悉为火薪，稻罄谷于马料，灶民停煎煮盖五月余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职竭力招徕而惊魂未定，逃匿山箐，莫肯复出。”[⑤]为此，他一方面吁请禁兵害，另一方面主张“竭力招徕”，动员“逃匿山箐”的灶民返回，尽快恢复盐业生产。直至康熙十九年以后，为恢复川盐生产，清政府才采取了一系列宽松政策，其总体精神是“盐法，蜀利之大者，亦务从民便”[⑥]，具体内容为“四允许”：
1.允许自由开凿。淘浚旧井、开凿新井是恢复川盐生产的基本活动，但盐井“开凿艰难，每井常费中人数家之产”[⑦]。在政府拿不出钱的情况下，遂“任民自由开凿”[⑧]，允许民间自筹资金，自由地淘浚开凿盐井，所开凿盐井，“遂为人民私产”[⑨]。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大量的旧盐井很快得以淘浚起复，一批新井也相继被开凿出来。
2.允许自煎自卖。长期以来，盐是一种政治性极强的商品，其生产和销售一直为官府所控制，且生产和销售分离，灶户不能进入流通领域，盐由政府招商运销。清政府允许川盐“灶户自煎自卖”[⑩]后，从事生产的灶户进入流通领域，一方面可以迅速地积累资金，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井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大变革。灶户有了自产自销权，就会逐渐拥有一部或大部分生产资料，从而调动其生产积极性，这对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同时，对于传统的井盐生产管理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长足的进步。
3.允许自领自卖。在允许灶户自产自销的同时，也允许民间“自领自卖”。当时，四川“户少人稀，行盐有限，贸易近无专商”，盐的运销“多系农民乘间逐末，或朝贩盐斤，暮操耒耜”(11)；而对民间贩盐“不拘大商小贩，通行无滞”，“官素不甚禁，以活穷民”(12)。允许民间自领自卖，是清朝政府当权者根据当时四川的客观经济条件的明智之举。康熙六年（1667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就指出，“况盐井尽为贼填，开淘原不易，只此小票，听民自领自卖，颇为简便。若额定每州县行盐若干，派引几许，反致行盐无民，岁课有亏。”(13)在相当长时间内，清朝政府对四川盐业实行“听民自领自卖”的政策确使流通领域充满了勃勃生机，“商民甚为相安，总无亏于正税”(14)，进而对于促进业生产、振兴四川地方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允许课额从轻。顺治六年（1649年），清政府“恩诏免四川商民盐课，以四川未定，免征盐课”(15)；到雍正八年（1730年），四川巡抚宪德奏称：“查川省引税，定制原轻，水引每张配盐五十包，重5750斤，征税银三两四钱五厘；陆引每张配盐四包，重460斤，征税银二钱七分二厘四毫。较长芦、两淮每引配盐285斤，征税银一两一钱一分一厘之例，大相悬殊。”(16)可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政府对四川井盐业课额从轻。按四川井盐业的各项税额计算，平均“每斤不足一厘”，较之当时其它各省盐课，“起课最轻”(17)。从而使灶户能够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盐业生产中去。
清政府对四川井盐业推行的“务从民便”政策，无疑使惨遭战乱破坏的自流井盐业呈现复苏的生机，逃匿的灶户、盐工回到了盐场，荒废的盐井得到了淘浚，倒塌的灶房得到了修复。在清政府第二次平定四川后的五年里，自流井一带地方已有96眼注册报课盐井投入生产(18)。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又疏浚了环绕自流井盐场的釜溪河，开通了进沱江、入长江的运盐水道。经康熙、雍正朝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开发，到雍正八年（1730年）时，自流井一带地方已有注册报课盐井281眼(19)，所产之盐除销本省州县外，还销往贵州、云南等省。
三、乾隆盛世自流井的大发展
乾隆朝，四川地方经济的主要支柱——井盐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据雍正朝末年统计，四川有盐井6116眼(20)，年产盐达92277840斤，超过川盐历史上有记载的最高产量(21)。到乾隆十八年91753年），据统计，全川有盐井7704眼，行引115185张，比雍正九年增长了60%(22)，平均每年增长约3%。乾隆中期，全川产盐扩大到38厅、州、县，盐井共8336眼(23)，年销水引18424张、陆引71373张，折合盐8万余吨。这仅是官方统计的数字，实际上，“地出咸水可以熬盐，闾阎私井，不外卖者，不在此数。”(24)“犍为、富顺二县，近年来盐井旺盛，除足敷额引之外，各灶户每有存剩余盐”(25)，说明私井也在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井盐业长期以来形成的射蓬、犍乐、富荣三大产盐中心，在乾隆后期出现了重心由川北向川南转移的新趋势，即王守基所言：“方兴之初，潼川之射洪、蓬莱最旺，犍、乐、富、荣次之。不数十年，射蓬即衰歇，反以犍富为上。”(26)而探究射蓬衰落的原因，主要是卤水衰竭，咸量骤减，产量不高；其次是运道太远，运本过重，促使潼引“商疲课滞”，日渐衰落。以自流井为代表的富顺盐区的稳步地发展则是因为：
第一，以自流井为代表的富顺盐区的盐井数、盐产量的恢复发展速度较快。据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统计，这里仅有盐井96眼；雍正八年（1730年），盐井数达281眼；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盐井数达397眼(27)。其盐井数虽然远比射蓬、犍乐少，但因盐卤浓度高，产量已超过射蓬盐区。另外，自流井除大量使用煤炭作制盐燃料外，还出现了微火小井，利用“草皮火”作燃料。展现出自流井利用地下天然气制盐的美好前景和咄咄逼人的竞争势态。
第二，自流井销区多属下水流域，进入滇黔等销岸，可借一段江河之利，运道便利。康熙朝疏浚环绕自流井的釜溪河，更使水道得以利用，降低了运输成本，加强了与其它川盐产地的竞争优势。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川盐运销比较自由，榷税较轻。因此，陕商入川后，便纷纷从事盐的运销业务。乾隆朝，仅自流井一条街就有陕西商人开办的八大盐号，他们还成立了“西秦大会”组织，为修建气魄雄伟、富丽堂皇的西秦会馆集资的陕西盐号就有119家(28)。山西商人亦因开发盐业获利丰厚，纷纷来自流井设置钱庄。这显示了自流井盐业具有广阔的前景和竞争优势；也说明外籍商人为自流井的开发和促进四川盐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乾隆朝以后，许多外籍盐商还把从事运销业务获得的资金，纷纷投入到井盐生产，从而加快了对自流井盐业的开发。
乾隆朝后期，一度出现“蜀盐大困”的局面，历年积欠羡余二十八万有奇，其中富顺积欠额尤巨，重要的原因是羡余银征收甚重，“富、射均较犍为加倍有余”，同时出现“盐井近有报坍”(29)。然而，射洪经不住商力疲滞、盐井坍塌影响，逐步衰退下去。而以自流井为代表的富顺盐区却稳住了阵脚。这是因为，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茶盐道林俊“临厂勘察所见，“按上中下井锅口确核坍除，详明奏请一体摊报下锅，以新填旧，均摊完纳。自此均余下锅下井”(30)。采取了灵活的分等榷课政策和方法，再加上自流井雄厚的资源，故能经受住“蜀盐在困”的波折，稳步地发展。
四、清初自流井盐业开发的启示
清初，自流井盐业从一片废墟上迅速复兴起来，进而发展成为四川三大井盐产地之一。在此过程中，具体地反映出清政府开发四川、开发边疆实施的方针和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从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历史启示：
1.清初，政府接手的四川是一个经长期战乱，财力、物力和劳力奇缺的烂摊子。面对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府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务从民便”的基本政策，放松了对四川盐业的控制，允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自由地发展。从而调动了井灶户从事井盐生产的积极性，使井盐生产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并进入了清代四川井盐史上的兴盛阶段。因此我们认为，清政府对四川盐业采取的宽松政策，有利于调整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给凋零破败的四川井盐业带来转机，应予肯定。
2.此后，由于清政府并未放弃对四川井盐业的控制，实行改票行引、建立专商专岸制度、设置保甲管制等，在井盐发展道路上投下了阴影。故乾隆后期，刚兴盛起来的四川井盐业，出现各处井灶衰歇、积欠井课羡余二十八万两、“蜀盐大困”的局面，有鉴于此，茶盐道林梭又采用“帮井法”，推行“听民穿井，永不加课”的灵活政策(31)，再次放松了对四川井盐业的控制，使“蜀盐始厥而复振”。“帮井法”的出现，确系榷盐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导致了私井的大量出现并日益合法化，冲破了清朝政府在盐业产运销上的固有模式，促进了井盐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增长。
3.清政府课税从轻的政策，造就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又因其鼓励移民入川，吸引了大批外籍商人携资入蜀，从事盐业的运销和生产，是四川盐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陕人资本厚，精心计”(32)，他们在自流井设置盐号、开设钱庄，为自流井的恢复和发展提供资金。外籍移民入川还带来了技术，如“凿井匠作黔省人”(33)；福建人林启公改进输卤笕(34)。
4.清政府对四川井盐业采取的政策，历康、雍、乾三朝而不断发展，客观致使封建生产关系樊篱开始松动，并向一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过渡——私井大量出现，正是这种变革和过渡的显著标志。这就为清朝咸、同时期四川井盐业进入鼎盛阶段、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手工工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清政府对四川井盐业推行的“务从民便”政策，有利于开发西南边疆。而清初自流并盐业的恢复、发展正是实行这一政策和结果。
注释：
①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清代档案：顺治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巡按四川兼盐法屯田试监察御史张所志揭帖。参见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第117——119页。
③赵班玺：《顺治六年整饬盐务课税题本》，载《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
⑤《富顺县志》卷3，清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⑥《四川盐法志》卷7，“转运”2。
⑦嘉庆《四川通志》卷68“盐法”。
⑧清代档案：康熙六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疏。
⑨《四川盐政史》卷1。
⑩ (17) (26) (31)王守基：《盐务议略》“四川盐务议略”。
(11) (13) (14)康熙《四川总志》卷30“盐法”。
(12)《清世宗实录》卷54。
(15)《四川盐法志》卷首“蠲恤恩诏”。
(16)《四川盐法志》卷5，“征榷”。
(18)据《古今图书集成》卷692“统计”。
(19) (20) (23)《四川盐法志》卷5，“井厂五，沿革下”。
(21)《四川盐法志》卷7，“转运”。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6，南宋高宗绍兴二年，川盐产量6千余万斤，《四川盐政史》卷6，元太宗时，川盐产量为1500余万斤；明世宗嘉靖年间，川盐为3500余万斤。
(22)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25，“户部，盐法上”。
(24) ③③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0，“山货”。
(25)《四川盐法志》卷19“引票，乾隆三十四年四川总督阿尔泰奏”。
(27)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
(28)见《西秦会馆碑记》。
(29)《四川盐法志》卷23“征榷，四川总督文绥奏折”。
(30)《富顺县志》乾隆二十五年纂刻本。
(32)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5。
(34)吴炜等编著：《四川盐政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