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挺挺[1]2016年在《“新声妙句”—陆机诗歌创作的新面貌》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陆机诗歌为研究对象,内容共分四个部分。绪论概述了陆机诗歌的研究现状,表明本文论述的出发点在于陆机的“新声妙句”,并体现在其余三个章节里。陆机的“新声”在于对诗歌语言形式的追求,突破了民间自然为诗的传统,为建构文人诗传统做出了贡献。第一章论述陆机诗歌风格与语言追求。其一,陆机主要风格为“繁”,体现为文词之繁和文情之繁。词繁表现为语词运用密集,追求语言的华丽藻饰和字句的雕琢,行文注重诗意的反复;情繁则分为陆机一己之真情真意、拟作的想象之情和代他人作赠答诗之情这三个方面。陆机以才学入诗影响着“繁”之诗风。其二,陆机别具一格之诗风为“清”,表现为用词省净,造语清新,诗句工整。第二章论述陆机借助叠词和对偶精心构筑诗歌的形式。他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叠词,根据人的感觉效果,其诗中109个叠词可分为摹声拟音、绘景摹形和表现心理感觉三大类。叠词令诗歌形式整饬,读来富有音乐美,并且意蕴丰盈优美。陆机在诗歌中选取能贴切表达景物色彩和声音的叠词来刻写画面,达到了“巧构形似”、“穷尽其相”、曲尽其妙、情思绵邈之效。而在诗中自觉地、大量地使用对偶手法,则增加了诗歌的藻彩,较充分地表现出文人的雕琢技能,大大地加深了诗歌的文人化程度,也表明陆机对形式本身渐趋重视,是文学自觉时代的一个标志。第三章论述陆机以“陌生化”和“通感”手法的运用来探索诗歌在言与意之间的关系。“陌生化”手法在诗歌中表现为:其一,在诗歌创作中极力摒弃口语,大量使用书面语;其二,运用别出心裁的动词;其三,有意从先秦典籍中借鉴和提炼词汇。“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刷新了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世界,为我们带来了阅读上的新鲜感,重新激活了属于文学的特殊感觉。此外,陆机运用“通感”手法,巧妙地运用语言,创造出的视角独特之诗句,使我们进入各种感觉浑然相通的诗歌境地。
宋红霞[2]2000年在《陆机诗歌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诗歌史上，陆机是一个争议颇大的诗人，历史上对其诗歌成就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赞扬到贬责的大幅度升降过程。近几十年来，尽管陆机诗歌研究有了很大起色，但依旧未形成客观而全面的认识与评价。 基于陆机坎坷的人生经历、积极从政的坚定信念及天才迥异的文学思想，他的诗歌不仅在内容上集中体现了传统的政治情怀和人生感慨，而且在艺术形式上全面突破了模拟创作的束缚，确立了新的写作法规。同时，又上升到理论高度，影响了南朝的诗歌发展走向，预示了近体诗正式进入历史行程。本文分为六部分：一、人生经历；二、思想品格；三、创作理论；四、诗歌创作；五、艺术成就；六、后世影响。 一、陆机的人生经历 陆机出身于三国东吴势族，但却遭逢坎坷，弱冠之年国破家亡，年近而立才被征辟入洛，又走上了险恶的政治生涯，最终家破人亡。陆机的人生悲剧，亦是整个西晋时代士人的共同悲剧。 二、陆机的思想品格 陆机一生服膺儒术，拥护统一，其政治理想就是辅佐明主，建功立业。所以，尽管仕途险恶，他依然积极参政，渴求在政治夹缝中寻得一线生机，这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代表了西晋士人共同的精神面貌，是值得肯定的。 三、陆机的创作理论 《文赋》充分体现了陆机的文学创作理论，“诗缘情而绮靡”的诗歌创作纲领及其它观点的提出与玄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不无关系。陆机关于诗歌创作的美学要求和具体写作法规对指导诗歌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四、陆机的诗歌创作 陆诗主要抒发了对政治、现实及人生的思考，基于西晋混乱无序的政治背景，诗中交织着诗人难以消解的矛盾与痛苦，整体呈现出“情繁而辞隐”的艺术风貌。 （一）乐府诗与政治情怀 结合陆机强烈坚定的政治追求，讨论了陆机乐府诗中的政治情怀，其功名之叹、现实忧惧及感时伤逝时情绪中表现出理想与现实、进与退的矛盾。所以，陆机乐府诗是政治抒情诗。同时，陆机的政治悲剧代表了政治失序状态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哀。 （二）拟古诗试论 把陆机的十二首拟古诗作为模拟组诗，通过诗歌语言底蕴分析、意象分析等手段，结合陆机闲居家中、游离政治之外的写作背景，探索诗中的情感因素，把握隐藏在诗语背后的心灵真实。陆机拟古组诗整体上隐现出诗人孤独苦闷的心路历程。同时，模拟创作中又确立了新的诗歌写作法规，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后人的拟古诗均未超越陆机。 （三）行旅赠答诗 行旅赠答诗在陆诗中历来评价较高，充分体现了陆机对占诗、古乐府模拟锻炼的成果，这正是“从古诗而来。又走出古诗”诗路历程的转关标志。 1。赠答诗 陆机赠答诗中包含着对吴地妻于真诚的理解与思念；对兄弟的手足深情，对朋友的情深谊挚，这些人间温情是陆机政治风雨中的扰慰。 2、行旅诗I庙机子i旅诗不仅情深景真，清新自然，而且讲究章法，尚规矩，鲜明地体现了山拟诗向自由创作的过渡状态。 五、陆诗的艺术成就 骄偶大作、辞采华美、秀句可摘、运用通感是陆机诗歌艺术的几个突出特点。他又从创作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确立了新的写作法规，丰富了中国的涛歌理论和诗歌艺术，引导诗歌走上了向近体诗转变的行程。 （一）对偶 陆机大量使用对偶，使之成为五言诗最重要的修辞手法，尤其是用对偶手法摹写山水自然景物，对于定型后的近体诗意义重大。 （二）辞采 陆诗辞采华美，主要表现在：大量使用书面语及经典成语；重视对动词的选择与锤炼；重视修饰词语等。 （三〕警句 在诗中有意提炼警句是诗歌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自觉动向，陆机从实践到理论将这一创作方法定型化，影响了诗歌的进一步发展。 （四）通感 通感手法的运用在诗歌史上比较少见，这种艺术手法能集中仆现作者敏锐细腻的艺术感受力，陆机是第一个大量运用这种技巧的文人，充分展示了陆机卓绝入巧的艺术思维。 六、后世影响 陆机深致悲郁的情感经历及大规模的艺术实践，确立了他“嗣魏）l‘宋”的诗史地位，有力地推动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演进，在文人诗格律化、精致化的发展道路上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曲晓衡[3]2017年在《陆机乐府诗研究》文中提出陆机是西晋时期的重要作家,他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一直以来,对陆机的研究络绎不绝。在众多的文学类别中,乐府诗是陆机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他全部诗歌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陆机的乐府诗不仅是对乐府经典的传承,更在许多方面做出了个性化的创作,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陆机乐府诗,力求多角度全方位地方分析陆机的乐府诗作品。正式分析之前,对陆机乐府诗创作的基本情况进行考察,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对有些模糊的内容,比如陆机乐府诗的创作时间问题进行讨论,为进一步研究奠定文献基础。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对陆机创作乐府诗的背景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不仅包括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和陆机个人的人生经历,还包括西晋当时的音乐氛围和乐府文人化趋势的影响及时人创作乐府诗形成的创作环境。其次,从音乐的角度分析陆机的乐府诗创作,讨论陆机乐府诗中的音乐属性的表现,在考察其中有入乐记载的作品之后,分析诗中与音乐相关的内容描写和富有节奏感的诗歌结构。这其中,由于陆机乐府诗中相和歌辞占有绝大部分的比重,重点探讨相和歌调与陆机乐府诗的紧密联系,分析陆机创作相和歌辞的原因和意义。在音乐角度的分析之后,进入文学的视角,对陆机的乐府诗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分类,联系每一主题的创作原因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述,突出其个性化特点,包括生命感伤主题、功业主题以及贵族文人主题等。在了解乐府诗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乐府诗的艺术特点。分析陆机对前人乐府时代模拟方式时,注意到论述他的拟乐府和拟古诗的区别,突出乐府的独特性。同时分别论述陆机乐府诗结构上的创新之处和语言上丰赡华美的艺术特点。最后,对陆机乐府诗的影响进行的论证,主要论及其对南北朝的诗人的影响。乐府诗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创作的主体由民间转变成文人。陆机正是西晋时期创作乐府诗的文人代表,他在创作中把一个文人的精神品格和内心世界融入乐府诗中,给乐府诗带来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的生命力。与此同时,陆机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将新的艺术手段与乐府诗结合,对乐府诗的艺术形式进行革新,推动了乐府诗这一诗歌体裁向前发展,对后世文人的乐府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陈家红[4]2013年在《六朝吴郡陆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六朝吴郡陆氏家族作为江东世族之首望，其在引领吴地文化形态、开拓六朝形式诗学传统等方面均有独特创造。然而，学术界在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方面对于陆机、陆云兄弟，尤其是对于陆机及其《文赋》的过份关注，遮蔽了对六朝吴郡陆氏家族文化活动及文学创造的整体研究。本文拟将六朝吴郡陆氏家族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把握绵延于其家族内部的文化传统，从时代、地域、家族、文学集团等多重维度观照其家族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品格，并进而审视其家族文化传承与文化品格统摄下的文化活动与文学创造，寻求其家族成员的文化活动及文学创造的家族根源，以期对与其家族相关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及文学创造问题提供更为通达的解释。本文绪论部分陈述了本题选题意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梳理了本题研究相关资料及研究现状。正文部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六章对六朝吴郡陆氏家族进行整体研究与述论。前三章对吴郡陆氏家族进行历时性的描述。第一章分析六朝吴郡陆氏家族远祖陆贾天人合策的天道观、仁义为本的政教观、统物通变的实践观及若即若离的出处观，这虽与六朝吴郡陆氏家族并无直接联系，然而根植其中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却是六朝吴郡陆氏家族的文化起点与传承因子，从而将其家族文化推向历史的前台。第二章分析吴晋时期吴郡陆氏家族两条儒学实践路线的冲突与消长，并导致其家族的速荣速朽：逊、抗父子在孙吴政坛上的突出作为对于其家族极盛局面的推动，却最终导致了机、云兄弟在西晋政治中的步履维艰；机、云兄弟在西晋文坛上的巨大声名对于其家族引领江东士人的标示意义，却最终导致了其人在诸王争权中的惨遭罹难，从而最终促成其家族文化的转型。第三章分析南朝时期吴郡陆氏家族在文化转型后会通三家、顺应时变的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最终在梁陈时期重新以文化的优势获得了家族发展的最盛期。第四、第五两章对六朝吴郡陆氏家族进行总体性的论述。第四章着重从时代特征、地域特色、家族意识、文化成就四个方面分析六朝吴郡陆氏家族的文化特征，每个角度都折射出其家族既固守传统又追求新变、既保守又开放的文化品格。第五章则意在建构陆机、陆云、陆厥所代表的六朝吴郡陆氏家族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陆机文学自觉论一方面开启了“诗缘情”的诗学道路，一方面又引领了六朝形式诗学的发展方向，对六朝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学都有着至为深远的影响；陆云文学境界论则在反拨机“绮靡”诗论的基础上，标举“文贵清省”与“先情后辞”，成为中国文学意境理论发展的重要一环，对中国传统诗学批评有着重要的贡献；陆厥则重申机、云诗学主张，将“情”置于文学的核心地位，在反拨永明文学的同时，直接影响了锺嵘《诗品》的批评形态。机、云、厥的文学理论构成了六朝吴郡陆氏家族文学批评的自洽体系，从而成为其家族区别于其他家族的文化特色。第六章试图从年岁排行、人生经历、家族责任的角度比较陆机、陆云文学创作的动机、策略及其特征，从而构成了陆机以古诗乐府为拟诗对象、以以赋为诗为创作手法、诗文风格浑灏沉厚与陆云以诗经楚骚为拟诗对象、以以诗为赋为创作手法、诗文风格清丽玄远的不同分野，而两者在两晋乃至六朝诗歌发展史上所代表的不同的诗歌发展阶段、不同的诗学审美理想，构成了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方面。下篇两章对六朝吴郡陆氏家族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题梳理与考论。第七章梳理吴郡陆氏家族世系、姻娅、著述及流传等相关资料，并附陆云《与兄平原书》校勘内容。第八章考证吴郡陆氏家族籍贯、陆机入洛时间、次数及原因等相关问题，并就六朝吴郡陆氏家族成员所预文学集团及文化活动、陆机《拟古诗》创作时间、动机及特色进行考述。附录部分编制六朝吴郡陆氏家族年表，勾勒出自汉末至陈隋四百余年间吴郡陆氏家族寄寓其间的文化生态及其家族成员置身其中的文化活动，作为正文的文献基础，为正文立论提供了较为正确翔实的文献资料。
赵忠原[5]2012年在《二陆诗歌与西晋文学》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西晋时期的陆机、陆云兄弟凭借他们在文学上取得的卓越成绩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机和陆云一直以来也是争议颇多、论说纷纭的两位诗人，特别是陆机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更是经历了一个由备受推崇到褒贬不一的历史过程。二陆诗歌不仅是对建安时期诗歌创作的继承，而且是西晋文坛的代表，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对六朝文学和隋唐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引领的作用。本文基于二陆特殊的人生经历——由世代贵族到亡国之余，身世的巨大颠覆使得二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逐渐成为儒、玄文化冲突的矛盾体。在陆机的诗歌创作中不仅蕴含着传统的政治情怀而且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在西晋文学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论文的主要脉络如下：一、绪论，主要论述关于二陆的基本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阐释本文的研究方向和基本脉络和文章的创新之处；二、讲述二陆的人生经历和个性思想；三、论述二陆诗歌对西晋文学的承传，分别论述了二陆诗歌对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继承和在西晋文学发展中的作用。重点论述了陆机的拟古诗和乐府诗与西晋文学的关系；四、集中论述陆机在文学理论上的创新。首先，论述了陆机的“缘情说”和“贵妍说”；其次，把曹丕《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的文学价值进行对比，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文体划分上的比较；二是作家的个性情采与创作风格的关系；三是二者在文学审美标准方面的比较；再次，论述陆云诗歌的审美追求；五、论述二陆的文学理论创新对西晋文坛的引领作用。论文的创新之处：首先，论述二陆诗歌的写作特色，二者不仅是对建安文学的继承，而且在西晋文学中有重要的作用，联系西晋文学的发展走向来论述当时的审美标准的演变过程；其次，将《典论论文》与《文赋》的文学价值进行对比，从而发现二者的异同之处。总之，本文着眼于二陆诗歌与西晋文学的关系来阐释二陆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二陆的文学理论创新对西晋文坛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陈璇[6]2017年在《胡应麟《诗薮》六朝诗学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胡应麟是明代中晚期诗论大家,他虽属于复古阵营,但在师古的方法和对象上较为圆融,诗学观念在明代复古派诸人中呈现“集大成”的特点。胡应麟《诗薮》内容丰富、体制严谨,辟有专章评价六朝诗歌。以初、盛、中、晚作为分层,论述六朝内部诗歌发展的变化,分析各阶段诗人创作的得失;而且论述各体诗歌在六朝的演变。胡氏是以诗体为主线,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观点,他以汉魏、盛唐诗歌为标杆,考察六朝诗人在继承中的得失,肯定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影响。从胡应麟对六朝诗歌“文质”和“风神”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古体尊汉魏、近体崇盛唐的审美追求,他对于六朝诗歌“靡曼精工”的风格不甚提倡。以汉魏、盛唐诗歌为典范,有利于为学诗者提供明确的学习对象,但不可避免存在忽视六朝诗歌个性的弊端。通过《诗薮》与《艺苑卮言》《诗源辩体》《诗镜总论》六朝诗学观念的比较,可知胡应麟继承了王世贞的复古理论,在对六朝诗歌地位和六朝诗人评价上,与王世贞有颇多相似之处,是复古理论“集大成”者;虽然《诗薮》在诗体“正变”上,论述上不如《诗源辩体》细致,但论述内容更为全面;《诗薮》在坚持“格调”的基础上强调“风神”,是对复古诗论的发展和完善。虽然胡应麟认为六朝处于诗歌发展低谷期,但亦全面展现了复古理念下对六朝诗歌的接受情况,完善了诗歌史之链条。本文系统探讨胡应麟《诗薮》对六朝诗人、诗歌的评价以及其中透露的诗学观念。通过胡应麟与王世贞、许学夷、陆时雍的六朝诗歌观的比较,分析《诗薮》六朝诗学观念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探讨胡氏在复古理论指导下对六朝诗歌评价的局限性。
张一南[7]2011年在《晚唐齐梁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时代为晚唐、题材上倾向于侧艳、艺术手法上倾向于客观描摹的一批诗歌为研究对象。涉及到李商隐、温庭筠、李群玉、唐彦谦、吴融、韩偓等诗人。这批诗歌往往被与齐梁诗风联系在一起,故本文称其为“晚唐齐梁体”。这批作品是晚唐诗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这与其本身题材轻艳而多受批评有关。然而,这批作品时代上处于唐代近体诗系统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师法的对象齐梁却是近体诗的萌芽阶段。在这种首尾的相接中,可能蕴藏着近体诗系统中某些本质性、原初性的因素,这一点,正是晚唐齐梁体的研究价值所在。本文即试图超越题材、意象的表象,在更本质的层面上分析晚唐齐梁体诗歌的特点,进而探讨晚唐齐梁体与齐梁诗歌的异同。本文探讨了晚唐齐梁体的范围、形式、审美意识、句法、生命观、形象塑造等具体问题,从多个角度对这一诗体进行了分析。其结果对描述近体诗的特性、鉴定诗歌流派所处的阶段及探讨继承古典的得失都有一定启发意义。
柯柏琴[8]2017年在《《诗比兴笺》研究三题》文中研究表明诗歌选本的编纂活动在明清时异常活跃。《诗比兴笺》作为其一,长时间存在著作权争议,直至近年才得以厘清,实为魏源所著。作为独一一部反映魏源诗学观念的古诗选本,《诗比兴笺》多选汉、魏、唐时期为世人所公认的比兴体诗,并加以笺释。较之其他诗歌选本,选诗数量虽少,但颇具特点。本文认为《诗比兴笺》“以人选诗”,尤其关注入选诗人的道德品格。此种选诗标准与魏源受公羊学“尊王”思想,重视文学创作者的道德修养及自身浓重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着莫大关联。与所选古诗各占半壁江山的笺文,显现出魏源对诗人之志的理解。其中运用了四种诗歌笺释方法:物象类型、以史证诗、以诗释诗及以文释诗。在运用方法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错误观点,比如以诗为史,或认为诗中物物皆有所托喻,乃至穿凿附会等尤需注意。其后,针对魏源有意删改古诗的行为,本文给予一定的批判。认为其行为既不能体现魏源之大胆的取舍气魄,又无助于提升古诗的思想内涵及艺术美,毫不可取。产生有一个半世纪的《诗比兴笺》,接受过程却颇为曲折。其蕴含之价值主要体现在能够继承汉儒以比兴为美刺的说诗传统,注重“以诗为谏”。缺陷与不足同样突出,表现在不合理的删改诗作、注释的瑕疵、著书不严谨等方面。此外,篇末之附录,乃因岳麓书社版《诗比兴笺》在撰写之时及出版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疏漏,附录于此为之勘正。
张璐[9]2018年在《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现代诗学对汉语新诗音乐性的探讨都主要聚焦于离开乐调而表现在文字本身的“徒诗”的音乐性;尽管近十几年来学界出现了对现代“歌诗”问题的关注,但迄今鲜有对中国现代歌诗音乐性的深入研究报道,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重要问题。本文在重新发掘整理相关史料和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试图突破现代诗学对诗歌音乐性现有的批评模式,将晚清到1940年代的白话“新徒诗”和“新歌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二者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其中,本文所探讨的“歌诗”主要是可歌唱的文人诗,强调“歌性-诗性”与“合乐”的理想文类旨趣;而“新诗”并不专指“五四”以来的“新诗”,而是指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新事物、新观念时重新看待白话汉语诗歌而进行的新徒诗和新歌诗的创作实践。本文的资料来源于山东省博物馆、中央音乐学院、国家图书馆的珍贵馆藏资料,以及在台湾地区、英国、美国当地搜集到的一手资料。在这样的研究思路和视角下,一些之前诗学界鲜有涉及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就被包罗进来,而一些已被讨论的问题又重新获得了新的诠释。本文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探究中国诗歌的音乐性传统及其核心因素。根据古文字语言学对“诗”、“志”、“兴”字的考辨、陈世骧有关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原兴”等重要的古典诗学论说以及1980年代以来古代诗学对“歌诗”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将“兴”因素作为中国诗歌音乐性传统的核心和源动力;而中国诗歌的音乐性传统,正是在“兴”的作用下,通过“歌性-诗性”的音乐性语言进行以“言志”与“缘情”为“目的价值”的抒情活动;其原始形态“乐诗”在“音义分离”后,发展为具有语言音乐性的“徒诗”和延续“歌性-诗性”音乐性的“歌诗”两种形态。于是,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就是以“兴”为核心的诗歌音乐性在现代语境中对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这些结论正为本文在第二个部分讨论新诗的音乐性问题时,始终遵循的贯通古今的研究思路、将“新徒诗”与“新歌诗”相互应照的研究视角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个部分则回到汉语诗歌的现代性语境中,分别从晚清民初的歌诗“情境”、新徒诗“语音构义”的音乐性表现、姿态节奏与身体、新徒诗的音乐化与歌诗的现代化四个方面探讨了在晚清到1940年代,“新徒诗”与“新诗歌”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各自发展又互相影响的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得到主要结论如下。首先,在晚清民初歌诗的两次“跨语际实践”中,诗歌的形式结构和感知框架都发生了现代性改变,生成了新的“讴歌”和“唱歌”;而这些同时兼具突破与矛盾的新歌诗正是这一时期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新事物、“新音乐”的焦虑中,企图用新的歌诗创作来重建的一个新“情境”。晚清民初歌诗的跨语际实践对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的贡献与其暴露的问题同样重要,它召唤着一套完整的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表达体系,能够让诗人在符合现代人的感知理解框架中进行诗意的表达。其次,对“五四”到1940年代汉语新徒诗音乐性的讨论,除了关注遵从语法的格律押韵问题,更应该将音乐性的问题放置于汉语现代化的语境中,这就是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分别探讨的汉语新徒诗音乐性的“可发声性”和“可体现性”。第二章通过考察从晚清到1940年代汉语语法由建构到反思过程中的争论与论述,分析出“五四”到1940年代的汉语新徒诗如何在“兴”因素的引导下挖掘汉字的“可发声性”,将“声音”与“意义”进行创造性地连接,在语音中呈现出“音韵的绘声状物”、“反复循环的音韵调式”和“语法里听不见的旋律”的三种音乐性表现。第三章则从探究现代诗歌语言中的“姿态示意”出发,综合古典和现代诗学理论和创作观念中有关诗歌创作与身体节奏的一系列论说,提出了在语音的“声音”与“意义”之外,用身体来体现“姿态节奏”的新诗音乐性的“可体现性”——这就将汉语新徒诗的音乐性问题进一步转化为创作过程中在“兴”的发生现场,以身体“应感”为核心的创作譬喻,使诗歌本身体现出诗人在时间与空间中有关肌理与生命的体验。这就能够更深刻地去重新体会1930-1940年代以卞之琳、冯至、穆旦、臧克家、田间为代表的象征派、现代派、七月派诗人在身体“应感”层面的感“时”作“诗”。再次,针对“新诗不能唱”的问题,第四章中详细探讨了1920-1940年代汉语新徒诗的“音乐化”的原理,这就不再是“依曲填词”的“入乐”,而是强调以“语音的姿态”为中介回到“应感”层面,通过“量体裁衣”的方式进行的起“兴”创作;而这个音乐化创作过程本身也促进着这一时期以“中国艺术歌曲”为主的新歌诗的现代化发展,由晚清民初的“模仿阶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五四”以来的现代作曲技法和观念解决了白话诗不能“唱”的问题,但本文强调的是建立在“姿态节奏”层面新徒诗音乐性的“可转化性”,而无意强调诗歌音乐化是对徒诗艺术性的增强或前者是后者的更高级形式。最后,本文在汉语诗歌现代性的语境中,探讨在“新徒诗”和“新歌诗”的现代化互动发展中形成的汉语新诗的音乐性,其实也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汉语如何向世界发声问题的积极回应。现代汉语新诗的音乐性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常含的抒情“姿态性”,它能够被机体倾听或阅读,能够被音乐转化,甚至也能被舞蹈、美术等其他各类艺术转化,是能够超越时空为全人类所共感而兴发的。本文的研究阐释了被现有诗学批评遮蔽的另一种现代诗歌的音乐性,或许可以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批评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画面;同时,本文立足于诗学,综合了音乐学、语言学、文字学、修辞学、语法学、心理学等进行的讨论,可以为中国现代汉语新诗研究开辟新的阐释空间。
李斯斌[10]2011年在《玄言诗批评史研究》文中指出玄言诗盛行于两晋时期,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歌现象。这一诗歌风格在当下的研究中成为热点。自90年代以后,对于玄言诗的评价逐渐摆脱了早期简单否定的看法,而以一种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其特点,挖掘其形成与对后来诗歌的影响。目前,玄言诗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当丰富,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争议。当下对于玄言诗的众多研究中一直没有对其历代批评资料有过整理和分析,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制约了其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本论文的上编从这一点出发,试图把两晋至民国时期对于玄言诗的批评进行整理分析,以还原前人如何评价这种诗歌风格。论文的下编则是综合研究,提出玄言诗实为?一种具有宗教性表达的人生体悟的诗歌。上编主要包括以下部分:其一,两晋与南朝批评。两晋提出?韵灵旨清?的审美标准,而南朝是为儒家宗《诗》的诗学态度表现。其二,唐至清的批评。在宗《诗》的传统批评影响下形成对于玄言诗格高而趣异的批评。其三,民国时期的批评。这一时期是在新文学史观念影响下的玄言诗批评态度。下编为综合研究部分。主要是从玄言诗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创作表达分析其宗教性诗歌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清谈与玄言诗表现。玄言诗侧重于人生表达。其二,两晋佛、道传播与文人接受看玄言诗风变化。游仙诗与玄理诗是宗教传播与文人接受的表现形式。其三,玄言诗宗教性文学研究。表现为得意忘言的?神趣?追求,而非?理趣?的诗学审美。
参考文献：
[1]. “新声妙句”—陆机诗歌创作的新面貌[D]. 项挺挺. 闽南师范大学. 2016
[2]. 陆机诗歌论[D]. 宋红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3]. 陆机乐府诗研究[D]. 曲晓衡. 沈阳师范大学. 2017
[4]. 六朝吴郡陆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D]. 陈家红. 上海师范大学. 2013
[5]. 二陆诗歌与西晋文学[D]. 赵忠原.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2
[6]. 胡应麟《诗薮》六朝诗学观念研究[D]. 陈璇. 河北大学. 2017
[7]. 晚唐齐梁体研究[D]. 张一南. 北京大学. 2011
[8]. 《诗比兴笺》研究三题[D]. 柯柏琴. 江西师范大学. 2017
[9]. 晚清到1940年代中国汉语新诗的音乐性研究[D]. 张璐. 兰州大学. 2018
[10]. 玄言诗批评史研究[D]. 李斯斌. 四川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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