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园版MEGA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渗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学园论文,MEG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著作的编辑出版，一向是西方马克思学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兵家必争之地。西方马克思学的始作俑者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认为，苏联人编辑出版的马克思著作是不可靠的，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编辑“客观中立”的《马克思全集》的计划。吕贝尔也确实出版了若干卷的马克思著作。为了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20世纪60年代，苏联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定共同编辑出版以原文文字刊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EGA。由于在斯大林时期曾经由达维德·梁赞诺夫(1870-1938)主持编辑出版过一个MEGA(12卷)，通常人们把新的MEGA叫做MEGA2。1975年，MEGA2的第1卷由柏林狄茨出版社(Dietz Verlag，)出版。到1990年10月德国统一之前，MEGA2共出版了36卷。德国统一之后，为了防止MEGA2再像当年的MEGA1一样夭折，掌管了马克思大部分原始手稿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德文缩写为IISG)决定担负起出版MEGA的学术责任。为此，它和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德文缩写为BBAW)、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俄罗斯国家社会史和政治史档案馆(缩写为RGASPI)等单位联合成立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在1990-1992年间，又陆续出版了已编辑好的5卷(册)MEGA：1990年出版了第3部分第8卷，1991年出版了第2部分第10卷、第4部分第9卷，1992年出版了第1部分第20卷、第2部分第4卷第2分册。
虽说成立IMES的目标就是把MEGA2编完，但原有的编辑工作被迫中断并进行了调整。1992年2月，德国的一些科学研究机构与IMES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将MEGA的编辑工作纳入德国国家学术规划之前，必须通过“科学咨询理事会”(Scientific Advisory Council)的评审，并得到“国家教育规划与研究促进委员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States' Commission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the Promotion of Research)的批准。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规划申请还必须获得一个由哲学家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lich)领导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肯定评价。1993年10月，在修改了编辑计划(从164卷削减为114卷)和通过了新的编辑方针之后，MEGA的出版事业终于获得了德国学术规划的资助。亨利希的评估报告认为：“编辑工作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准，并符合西方的标准。”
但是，IMES制定的新编辑方针已经在MEGA身上打下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深深烙印。换言之，假如我们把西方马克思学的方法论模式比作一种病菌，那么学园版MEGA无疑就是它在冷战结束之后找到的新宿主。新MEGA的编辑工作不再处于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支配下，而是呈现为“去政治化”、“国际化”和所谓“学术性”的基本特点①。首当其冲的是“去政治化”。和吕贝尔的观点相同，原有的MEGA编辑方针因其政治目的而受到了质疑。为了“去政治化”，MEGA的出版机构也从狄茨出版社改为柏林学园出版社(Akademie Verlag)。“国际化”则意味着编辑工作不再由原苏联和德国专家垄断，而是由德国、俄罗斯、法国、荷兰、丹麦、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学者共同参与。曾经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对手——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和原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现在工作在同一旗帜下。应当承认，这体现了一种历史的进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再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干扰，不再成为图解执政党路线、政策的工具。像斯大林把梁赞诺夫送进集中营并扼杀MEGA的悲剧，再也不会上演了。现在，世界各国的学者都能对MEGA的编辑工作畅所欲言，展开自由的学术讨论。例如，MEGA第1部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专题卷)的编辑思路不仅遭到了前苏联著名学者巴加图利亚(现任MEGA编委会主席)的反对，而且遭到了日本学者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和韩国学者郑文吉等人的反对。为此，MEGA编委会不但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二篇的先行本②，广泛征求意见，又专门邀请日韩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2006年11月24-28日，柏林)，并邀请他们参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编辑工作。这说明新的学园版MEGA的编辑工作是非常慎重的，其学术质量是有保障的。再者，从1998年出版的MEGA第4部分第3卷开始算起，到2006年底为止，学园版MEGA.一共出版了11卷。和狄茨版MEGA的出版速度(17年出版了41卷)相比，这个进度相当缓慢。新编辑方针下MEGA工作的学术严谨性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可是，在更深的层次上看，学园版MEGA的“学术性”恰恰是和西方马克思学一贯自诩的“客观中立”等方法论原则衣钵相传的。“学术性”不过是虚晃一枪，要害是“去政治化”。所谓“去政治化”，无非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无害化”处理。也就是说，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掀起的现实效应割裂开来，把马克思思想的“学术性”价值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割裂开来，把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的马克思的思想同依然具有现实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
前面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卷的编辑思路受到众多学者的反对，原因之一就在于编者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往的版本大多打下了政治意图的烙印，试图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形成”③，而学园版MEGA则坚持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看作是“《神圣家族》的回声”④，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仅仅是在继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而已。这等于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费尔巴哈》中正面阐述他们新创立的唯物史观的思想史事实!MEGA编者一语道破天机，新的编辑方针能够“在意识形态时代终结之后对马克思进行哲学的解构”⑤。这样看来，今天的MEGA实际上从事着冷战时期的西方马克思学未竟的事业——解构马克思主义。
不信请看，主编《德意志意识形态》卷2004年先行本(学园版)的英格·陶伯特与主编1972年MEGA试编本(狄茨版)的同样一位英格·陶伯特前后就判若两人：
在1972年试编本中，编者认为《费尔巴哈》章反映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世界观”的形成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⑥。
在2004年先行本中，编者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缘起于布鲁诺·鲍威尔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刊登在1845年10月16-18日之间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因为鲍威尔在该文的最后一部分批评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和赫斯的《晚近的哲学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与赫斯(!)组织了反批评。这种编辑思路完全无视马克思在1845年春夏之交的思想变化，尤其是无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似乎没有鲍威尔的文章，就不会有《费尔巴哈》章了。
在1972年试编本中，编者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的批判，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的目标，即批判他们“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和共同的哲学基本观念”——唯心史观⑦。
在2004年先行本中，编者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过是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反批评，所以干脆把马克思写于1845年11月20日的《答布鲁诺·鲍威尔》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1篇文章，放在全部手稿的最前面!这篇文章仅仅指责鲍威尔的批评剽窃了《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的一篇评论《神圣家族》的文章，与唯物史观、唯心史观毫无关系⑧。
在1972年试编本中，编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的过程中，意识到应该单列一章批判费尔巴哈，以“系统阐述唯物史观以及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之间的根本分歧”⑨。也就是说，编者认为《费尔巴哈》章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1卷第1章，该章手稿由“7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其中两个部分是“章开头的两种异文”，另外两个部分是“该章导论的草拟稿”⑩。但是编者将《费尔巴哈》章手稿各部分连续编排。
在2004年先行本中，编者推翻了自梁赞诺夫以来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为一部著作的传统，而是将该章手稿变成了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的7篇完全独立的文稿。“章开头的两种异文”成了第3篇和第4篇，“该章导论的草拟稿”变成了“片断1”和“片断2”，分列第6篇和第7篇。——试问，如果这还不叫“解构”，那还要怎样才算是“解构”？这哪里还是MEGA2，毋宁说是MEGA3了!
我认为，上面列举的种种区别，首先倒还不在于英格·陶伯特本人的思想发生了多大变化，根本原因在于西方马克思学的“病毒”已经侵袭了MEGA之中。和以往西方马克思学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显性立场相比，这种更为隐蔽的解构策略不仅让人难以反对，相反还颇具吸引力——谁敢说“学术性”不好，甚至敢于亮出“反对学术性”的旗号呢？然而，这种“学术性”实际上等于把马克思送进了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休谟、康德、黑格尔等人组成的“历史博物馆”!
近年来，MEGA得到了许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者的青睐。事实上，和其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相比，原文版的MEGA确实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价值。然而，一旦对MEGA的推崇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便会把MEGA神圣化，陷入一种堪称“MEGA崇拜”的情结。我以为，国内学界第一部以MEGA2的最新资料为基础解读马克思思想的著作《回到马克思》(11)就暗含着这种倾向。该著作隐含的前提是：在马克思生前未公开发表的、未翻译成中文的MEGA新材料(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笔记)中，隐藏着“另一个”截然不同于前苏联、东欧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以下简称“苏联模式”)的马克思，只要“回到”MEGA里那个“未知的马克思”，就能一举颠覆苏联模式!
不幸的是，即使在《回到马克思》的批评者那里，这种隐性的MEGA崇拜的苗头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了。在他们看来，《回到马克思》一书的错误不在于它利用了MEGA新材料，而在于它利用得还很不够。相反，中国学者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必须“紧密跟踪马克思著作最权威的历史考证版(即MEGA2)新的编辑、研究状况”（12），“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走向深入，就不能无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包括版本)的新成果”（13）。按照这种逻辑，在114卷的MEGA出齐之前(按计划要到2025年左右)，几乎谈不上什么马克思的文本研究，而16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似乎都不可靠了。果不其然，他们还认为，鉴于20世纪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性考量”，从而伤害了研究的学术性，所以现在必须“把马克思作为一个客观的学术研究对象看待”，“把作为研究对象的马克思及其文本还原为一种历史性存在”(14)。据说，这就是“以西方马克思学和MEGA版的编纂原则为代表的”文本研究模式(15)。
我认为，所谓“西方马克思学和MEGA版的研究模式”，说穿了，不过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不能因为学园版MEGA和西方马克思学一样宣称“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就认定自梁赞诺夫以来的MEGA编辑方针统统“与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取向是一致的”。诚然，梁赞诺夫曾经为了马克思手稿中一个逗号的有无，在寒冬的子夜时分踏上了从维也纳到伦敦的火车的四等车厢，这体现了集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研究者于一身的前苏联学者的学术品格。但是，就此在梁赞诺夫的“治学严谨”与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性”之间划上等号，在梁赞诺夫主持编辑的MEGA、狄茨版MEGA与西方马克思学“寄生”的学园版MEGA之间划上等号，在学术上是相当不严谨的。姑且不说在MEGA2刚开始出版的时候就遭到了西方马克思学者的激烈反对，单拿当初梁赞诺夫与格律恩堡、霍克海默领导下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商谈出版MEGA1的事情来说，就一直存在着学术性(去政治化)的编辑思路与“政党意识形态”的编辑思路之间的尖锐对立，双方最终闹得不欢而散(16)。怎么能简单地得出“MEGA的编纂原则同马克思学是一致的”的结论呢？
西方马克思学的中国“粉丝”们至少说对了一点，学园版MEGA的编纂原则与西方马克思学是一致的。然而，对于梁赞诺夫乃至阿多拉茨基主编的MEGA1和狄茨版的MEGA2来说，其编辑方针不仅和西方马克思学不一致，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因此，我们在谈论“MEGA的编纂原则”的时候，一定要多问一句：哪个MEGA？最重要的还不是区分MEGA1和MEGA2，而是要区分狄茨版MEGA和学园版MEGA。学园版MEGA和狄茨版MEGA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打]着“学术性”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实行“文献学的解构”。这些特征恰恰和吕贝尔等人创立西方马克思学的初衷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不注意识别学园版MEGA中反映出的西方马克思学的方法论倾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会在尚未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时候，又陷入新的西方马克思学神话。
注释：
①Ulrich Raulff.“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0ctober 7，1998.
②英格·陶伯特、汉斯·佩尔格等主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约瑟夫·魏德迈：德意志意识形态。“Ⅰ.费尔巴哈”和“Ⅱ.圣布鲁诺”的文章、刊印稿、手稿、誊清稿片断和笔记》，载《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柏林学园出版社，2004年版。
③海·闵克勒、格·胡布曼：《马克思恩格斯年鉴发刊词》，《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第3页。
④⑤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二篇先行本《导论》，《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第7页、第4页。
⑥⑦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试编本，柏林：狄茨出版社，1972年版，第399页、第400页、第403页、第405页、第404页。
⑧《答布鲁诺·鲍威尔》一文并未署名，是不是马克思写的还有待考证。
(1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聂锦芳：《文本研究中的版本考证：必要性和有限性》，《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1日。
(13)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
(14)(15)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第236页、第278页、第196页。
(16)Thomas Kuczynski:“Anfang und Ende der ers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www.rosalux.de/cms/fileadmin/rls_uploads/pdfs/140_kuczynski.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