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志[1]2000年在《论新时期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文中研究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国的教育事业也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本文对二十多年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及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对当前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对进一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提供若干对策。 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特点进行分析。作者认为，新时期教育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酝酿萌芽期（1977—1984年），发展期（1985—1994年），深化期（1995年以后）。尤其是1995年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正式提出的科教兴国发展战略，标志全党全社会对新时期教育战略地位认识上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从此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及教育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第二部分对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总结。作者认为，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①邓小平教育理论的指导是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经验；②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是教育改革成功的思想基础；③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并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这是保证我国教育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④必须坚持教育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这是教育事业改革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⑤教育走向法制化的道路是新时期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又一基本经验；⑥面向市场，开门办学，是促进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三部分探讨和分析了我国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对策。存在的问题是：（1）我国的教育法律法规未能很好的落实，在某种程度上还流于形式，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失生特别是初中阶段比较严重，教师工资严重拖欠。（2）教育投入不到位，教学设备老化，教师住房紧张，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o）学校素质教育进行迟缓，人们大都还沉浸在应试教育的氛围之中，有的地方虽然在素质教育方面迈出了步伐，但还是心有余悸，未能大刀阔斧的前进。N）社会力量办学，国家扶持不够，难同政府学校形成竞争，使政府学校失去活力。为了迎接挑战，把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我们必须槁好以下工作：n坚持邓小平教育理论不动摇，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地位。G）正碗处理好经济与教育的关系。O）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稳定发展高等教育。N功o大教育体制的改革，建立教育的新体系，改革办学体制，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教育投资体制，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体制。历）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大力推行素质教育，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学校教育工作，搞好课程和教法的改革，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6广强对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工作，努力为教育体制改革办实事。 新时期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取得成功的经验证明：只要坚持邓小平教育理论，努力探索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道路，我国的教育事业便会出现光辉灿烂的明天。
郑程月[2]2018年在《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研究（1977-2017）》文中研究说明高考、中考直接关系着我国新时代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影响着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1977年以高考恢复为发端带动了中考和整个考试招生政策的复苏,整个教育领域焕发了崭新气象。可以说,1977年我国考试招生政策的恢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教育领域与社会制度变迁的关键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国家教育考试制度”,这是我国考试招生政策发展的法律保障。考试招生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而高考与中考是我国现今最主要的两大升学考试,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考试招生。第一,高考与中考是我国人才选拔与培养的主要方式,是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输送人才的主渠道,同时还对基础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第二,高考与中考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两者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实施往往都是统筹进行的,中考改革必须配合并适应高考的改革。另一方面,两者都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多样化需求的这一根本目标。简言之,高考与中考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在整个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始终处于首要地位。因此,本研究以高考与中考政策恢复40年来的历史演进为研究内容与逻辑脉络,通过历史研究视角对其演进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窥探我国考试招生政策40年来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本研究立足历史回溯、政策内容分析与现实关照的三重维度,通过对高考、中考政策演进的全面、系统的分析,完整地审视40年来我国考试招生政策的发展演进。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育政策的内容分析法,基于“政策演进主线—政策改革主旨、内容特征聚焦—影响因素与价值分析—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与审思—展望与建议”的分析思路与阐述方式,首先通过对高考、中考现实状况的关注,以及对既有相关文献的梳理述评,发现有价值、可挖掘的研究视域,明确本研究开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然后对我国考试招生政策进行历史溯源,扩大必要的历史视野,为深入研究夯实历史积淀,随后密切结合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变迁,在历史的回溯中对高考与中考的政策文本进行梳理,通过考试科目设置、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以及录取体制等方面的细致剖析,归纳出高考、中考政策的演进主线与内容特征,再然后分析阐述高考与中考政策演进发展的影响因素与价值取向变迁,进而总结40年来高考、中考政策演进的历史经验,并进行政策演进发展的趋向审思,最后对高考、中考政策演进的历史贡献进行总结,并进行新时代的政策展望和提出改革建议。本研究得出以下重要认识: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是考试招生政策改革的根本坚守;政策改革既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要关注人的特殊化、个性化发展,既要突出普适性又要秉持选拔性原则;考试招生模式由统一走向多样化是政策创新的必然选择;考试招生政策的规范化与法治化是发展的必然。40年来高考与中考政策的演进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高考、中考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同时高考、中考政策改革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历史需要还原,并且通过回顾历史,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通过对40年来我国高考与中考政策演进历程的梳理描绘,有利于促进新时代下我国高考与中考的改革完善与深度创新。针对当前高考与中考政策改革所面临的形势,可采取的适切性举措建议包括:推动国家考试法的出台,深化考试招生法治化建设;扩大办学自主权,推进招考分离与特殊人才选拔;推进异地考试招生政策完善,补齐教育短板;全面构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与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政策体系;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多措并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适才选择”,立足人才结构的调整,健全招考机制;凝聚改革共识,综合施策,构建教育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构建科学评价标准,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与国际接轨进行考试招生政策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
施旭英[3]2016年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教育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起步并不断发展起来的。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思想为主线,探讨了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脉络,建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以期对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借鉴作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引发社会各界深思的同时,更是对我国长期以来教育问题的诘问。中国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究其原因,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无论是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还是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都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针对中国教育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研究。第一,从宏观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始终在指导着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中国教育实践过程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思想,我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思想、重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思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和各种教育政策都是对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二,从中观层面看,人类社会实践是人的发展的基本条件,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是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当今时代,教育与经济、科技等社会实践联系越来越紧密,教育与整个社会实践相结合具有了新的内涵和外延,教育通过与生产劳动结合、与革命实践结合、与科学研究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社会文明和人的发展。第三,从微观层面看,教育作为一种根据社会需要提高人的身心素质发展的实践活动,主要是通过教学途径实现的。个体素质的提高和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在理论知识教学和教学实践结合过程中实现的。针对新时期中国教育的时代使命和现实教学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研究如何在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中推进素质教育、加强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是当前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和目标。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在教育改革中的运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不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发展上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教育思想、指导中国教育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黄欣[4]2012年在《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政府管理公立学校的有效性》文中指出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已经趋于稳定,形成了“省级统筹,以县为主”的操作思路与运行框架。在此过程中,政府对公立学校的管理重心正逐步下移,这说明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的问题已经从“管与不管”转向为“如何管”、“怎样管”的问题。作为影响全球政府行政改革理念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因倡导“市场运作”、“效率”、“结果导向”等实用性价值而大行其道,成为各国政府管学行为调整所信奉的行动指南。从表面而言,政府管学似乎正在其影响之下从低效走向高效,但实际上,这一理论自带的负面影响却使得政府管学遭遇教育伦理与政府公职弱化等问题。基于批判与反思新公共管理的固有缺陷,注重效率与公平相伴而行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应运而生。由此来看,政府管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纯粹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应该包含公平、民主等价值取向,并具有服务精神。基于这种的逻辑,笔者提出在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论证政府管理公立学校的有效性,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宏观分析、个案解剖与国别比较相糅合的途径,呈现出政府管学有效性多维构筑的图景,以期为政府管学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具体而言,论文框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本文的导言与第一章。结合本研究的侧重点,以决定政府管学有效性的关键性要素——政校关系,与所需运用的分析工具——新公共服务理论展开文献综述,并提出本研究的核心论点——政府管学应从管理走向服务。之后,本研究阐述政府管学行为转向的历史背景、现实条件与理论基础：在历史层面上,我国集权而治的政府管学行为走向分权而治是其转向的背景所在；在现实层面上,政府管学行为转向不仅源自于各种主体对教育产生的时代性需求,也是对政府失效行为的有效纠错。不容忽视的是,教育中介组织的出现提供了转向的运作空间；在理论层面上,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政府管学行为转向奠定理论基石。第二部分是论文的重点内容,包括第二章与第三章。在第二章中,笔者以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政府管学为个案,对其在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两个方面的有益尝试进行分析,并引出对政府管学的深入思考：政府管学行为转向不仅涉及到技术层面的手段创新,也关乎于支撑这一行为模式的理念更新,更为关键的是,无论哪一层面的改变都是以政府能否基于学校需求向学校提供有效的服务作为评判标准。据此,笔者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呈现学校需求的真实图景,廓清学校需求与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等支持组织提供的各类服务之间存在不相称,不对应,不同步,不到位,不匹配等现实问题,进而厘清政府管学的错位、越位及缺位行为。论文的第三章从全球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截取了美国、英国、新西兰三国政府管学行为的改革实践,对重要性的举措进行了描述,在比较国别差异的同时,更多的是论证政府管学改革行为中的趋同性特征,并凸显案例国家在管学行为改革或调整中暴露出两个问题：放权中的失衡与教育精神的弱化。第三部分是论文的落脚点。本部分是求证如何提升政府管学有效性,以回应在前文分析中所归纳出的相关问题,进一步论证政府管学行为的有效性依赖于政府管学从“管理”走向“服务”,并且是通过价值与理念层面、职能与能力层面、组织与操作层面等整体且联动的多维构筑加以实现。
龙秀雄[5]2010年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作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维度,既是时代发展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要求,也是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因而,关于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研究,成为一个既具有理论意义又颇具现实紧迫性的重要时代课题。本文从时代发展的视角,紧紧围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这一贯穿全文的主线,从分析时代性在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重点分析了新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主要时代课题和新时期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代性的主要对策,研究视角较为新颖。同时,长期以来,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存在教育内容“单一化”、教育要求“同一化”、教育目标“理想化”等倾向,忽视教育对象现实需求的多样性、思想素质的差异性和道德发展的层次性,本文回归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本质,从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出发,探讨世情、国情、党情(干情)的发展变化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要求和对策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另外,针对现有相关研究多为局部性研究的弱点,本文对新时期影响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的主要时代因素、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主要时代挑战,以及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力图在深化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研究方面有所创新。文章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从审视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出发,分析梳理了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阐发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阐述并分析了相关概念的内涵等,为正文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第一章时代性在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本文的重要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这一部分深入分析了时代性对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存在及其发展的重要作用,阐述了坚持时代性对于增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提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的重要意义,指出时代性是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重要前提、存在的现实基础、活动的重要场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强调坚持时代性是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性的内在要求和取得实效的重要基础等,为下文进一步研究新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课题及其对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历史考察。这一部分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情况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梳理和分析,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在坚持时代性方面的主要经验,指出坚持时代性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第三章新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时代课题。这一部分分析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的发展变化对干部思想的主要影响,指出了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唱响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主旋律、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增强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等,是新时期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对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时代要求。第四章新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课题。这一部分分析了新时期我国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分层化等时代因素对党员干部思想的主要影响,指出增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党的意识、服务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公民意识、民族的文化意识和先进文化意识等,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时代要求。第五章新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党自身发展变化的时代课题。这一部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和执政环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等时代因素对党员干部思想的主要影响,指出进一步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员干部的执政意识、忧患意识,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等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变化对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时代要求。第六章坚持时代性,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这一部分总结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主要成就,分析了当前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时代问题,指出新时期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时代发展要求创新教育观念,丰富教育内容,确定教育目标,创新教育方法,建设教育者队伍,积极探索加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工作机制等主要对策。结语强调了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特殊性和复杂性,指出了本文对于探索干部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作用,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仍需努力的方向等。
易斌[6]2010年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研究（1978～2008）》文中研究说明课程在教育教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学校教育的全部实践就是以课程为轴心来展开的。对教育而言,课程改革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是学校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最主要依据。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英语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英语教育“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经过十多年的学习,学生听不懂、说不出,不能熟练地阅读英文原著的现状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造成这种外语教学现状的原因从宏观上看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等,从微观上看有教学管理因素、教师因素以及教学环境等因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是课程自身,包括课程目标的设定、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的实施及评价等。因此,关于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的研究对当前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的推进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论文运用历史研究、文献分析、逻辑论证等方法,从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的背景分析、课程体系评析、成就不足及启示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将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的变革史分为恢复(1978～1984)、发展(1985～1991)、调整(1992～2000)和新一轮课程改革(1999～2008)四个阶段,以“改革开放——实施义务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论文主线,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进行总结和反思,力求通过回顾过去、关注现实与前瞻未来为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寻求有效的方法与策略。除引论和结语外,论文共设五章,主要内容如下：引论部分主要阐明本研究的缘起、现状、方法及意义,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最后对英语课程变革的历史分期进行了说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迎来了恢复的大好时机。这一阶段着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确立了英语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更新了教材,并使英语教育的差异性受到关注。但是,由于“十年内乱”对英语教育的摧残,导致了师资奇缺,教学观念落后。基础教育英语教学过于注重知识(尤其是语法知识)的传授,轻视语言能力的培养。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的大事,基础教育英语课程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着重培养学生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英语教学大纲的研制日益科学、开放,语言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得到了正确的处理。但由于受结构主义语言教学思想的影响,英语教学过于注重知识记忆和句型操练,学生学习负担过重。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为此,必须调整课程与教学计划,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此阶段英语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为目的,初、高中的教学衔接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同时,英语教材编制也呈现出“一纲多本”的可喜局面。但囿于“应试教育”的强势地位,课程内容脱离学生生活,英语教学仍旧过分强调接受学习。2001年,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英语新课程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学生情感,倡导“任务型”的教学途径,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发展他们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旨在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基于前面四章对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的总结和反思,论文第五章对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趋势进行了展望。论文结语对改革开放30年英语课程变革历史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旨在倡导广大英语教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课程变革,并努力承担好课程改革推动者的角色,为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做出贡献。
沈振锋[7]2010年在《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我国高等农业院校从最初的农务学堂,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大多已发展成为行业特色非常鲜明的多科性大学。我国的高等农林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各方面为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机遇中,在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等方面发挥着其他类型高校所不可取代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农业大学如何发展已成为当前高等农林教育面临的十分突出的课题。大学办学模式是描述大学办学过程中各要素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简化形式,是办学理念、内部学科结构、办学程序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复合体。与其他类型的大学相比,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具有行业性、区域性、应用性和多样性四个主要特点。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的变迁经历了四个主要的阶段。这四个阶段可以概括为四种模式,即以实业教育形式创立,形成高等实业学堂体系为主举办农科教育的被动开放模式；农业教育体系开始成形,以民国的独立学院、专门学校和综合大学农学院办农科教育,以综合大学农学院为主,属开放模式和封闭模式并行,开放模式为主导;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教育的改造,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行业办学模式”,属于封闭的行业主导办学模式；农业大学的分化与重构,独立设置农业大学办学和综合大学农科教育重建,属于封闭模式向开放模式转化阶段,农业大学办学模式呈现多元发展的格局。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发展的四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立的,存在“共时的多样性”和“共时的进化性”。大学学术与职业性的双重属性是大学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我国大学办学模式流变的最终动因,办学模式的流变过程是我国农业大学为了应对此双重属性而不断寻找动态平衡的过程。经过百余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高等农业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农业高校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教学资源,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农业高校办学条件相对较差,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学科专业结构及其设置仍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师资队伍数量、结构和质量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原创性高水平科研成果不多,科技成果转化乏力。国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三农”深刻变化等迫切需要大力发展高等农业教育。但是,长期以来高等农业教育一直未得到应有重视,如今发展空间越来越受到综合性大学的挤压,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弱势农业也影响了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农业院校。农业高校要紧紧围绕国家发展现代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需求,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学科建设,扎实办好传统农科专业,稳步调整专业结构,努力形成结构合理、特色鲜明、有较强竞争力的学科专业体系,为农业提供亟需的农业科技成果,解决重要的农业技术问题,培养亟需的各类农业人才。农业高校要打破以学科研究型为主的单一人才培养模式,要把培养更多创业型人才、实用型人才纳入人才培养目标体系；要围绕农业生产实际,完善专业体系,优化课程结构,注重将学科发展新成果和生产实用技术渗透到教学内容中,强化学生动手能力和综合知识运用能力。要实现农林院校的良性发展,国家应强化农业教育立法及政策调控力度,应扶持农业高校纳入我国高等教育重大发展战略规划,加大对农业高校的支持力度；国家应重点支持若干所重点农林高校建设成高水平特色型大学；积极鼓励地方农业院校建设成为以农业学科为优势和特色,具有示范功能的高水平地方性大学；国家及有关部门应在资金投资上加大对农业院校办学经费的投入。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参与农业院校的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实好农科专业免费政策,完善国家助学政策体系。办学模式的演变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既包含着办学主体在具体条件下的主体选择性和历史复杂性,也体现着办学主体为了追求更具竞争力的实践方式而不断驱动办学模式演变的内在机制。
嵇景岩[8]2017年在《党的十六大以来干部教育改革创新问题研究（2002-201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工作。随着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不断发展变化,我们党总是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放在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的地位,以培养适应新形势发展和新任务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目标,坚持不懈地抓好干部教育,并且成效显著。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不断扩大培训规模,大幅提高干部素质,开阔教育视野,加大培训力度,增强培训实效,使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实现了大发展,取得了辉煌成绩,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认真总结党的十六大以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入研究这一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发展的历史规律,不断探索干部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新途径、新趋势和新方法,为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提供动力源泉和后续支撑,这对于我们党干部教育事业实现进一步发展创新具有深远且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着眼于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发展的视觉维度,以马列主义干部教育思想为指导、引领和支撑,对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干部教育改革与创新问题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共分四个部分: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和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党的十六大以来干部教育面临的形势。共分二个部分:干部教育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干部队伍和干部教育的现状。第一部分对干部教育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全面准确的分析。在面临的国际形势方面,主要从和平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国际政治格局趋于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综合国力竞争的激烈变化和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必须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有效应对形势变化,不断适应国际形势发展对我们党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在面临的国内形势方面,主要从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当前经济发展的艰巨复杂任务及对党和干部提出的新课题、新要求和新任务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新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以提高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以有效应对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复杂矛盾问题为重点,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加快实现改革创新,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第二部分对干部队伍和干部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在干部队伍现状方面,指出当前部分干部在政治素质、理论素养、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执政能力和廉洁自律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足,必须加以有效解决;在干部教育方面,指出当前在思想认识、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师资队伍、体制机制、经费保障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制约干部教育创新发展的因素和障碍,应尽快加以健全完善。第3章,党的十六大以来干部教育改革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共分为二个部分:干部教育改革与创新的理论基础;干部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实践基础。第一部分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础,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干部教育思想是干部教育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础,他们的干部教育思想都紧紧围绕不同时期党面临的中心任务,坚持不懈地推动重大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得到继承、丰富、完善和创新,这些理论创新成果是新时期干部教育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指南;第二部分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基础,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教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干部教育、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干部教育是干部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基础。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干部教育在改革创新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新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改革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支撑。第4章,党的十六大以来干部教育改革创新取得的成就。共分为五部分: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设置的改革创新成果;干部教育培训内容的改革创新成果;干部教育培训方式的改革创新成果;干部教育培训体制的改革创新成果;干部队伍的新变化。第一部分总结了在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设置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成果,主要包括创建新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等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以及广东省等地方基层党校办学体制的调整与创新;第二部分总结了在干部教育培训内容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成果,主要包括科学发展观教育、执政能力教育、和谐社会教育、先进性教育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教育以及加强教材体系建设;第三部分总结了在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成果,主要包括组织调训与自主选学方式的结合、脱产培训与在职学习方式的结合、国内培训与境外培训方式的结合以及案例式、体验式、研讨式、模拟式等多种新兴教学方法的大量探索和运用;第四部分总结了在干部教育培训体制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成果,主要包括颁布《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等法规制度,把县委书记、县长纳入国家级院校培训,建立全国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体系等方面;第五部分总结了干部队伍的新变化,指出通过干部教育在机构、内容、方法、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不断增强了干部教育培训的效果,使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呈现出新面貌,广大干部的理论功底、政治素养、执政能力、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都得到了明显的加强、改善和提升。第5章,党的十六大以来干部教育改革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共分二个部分:干部教育培训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解决干部教育培训体制机制存在问题的对策。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培训体制方面,主要存在着令出多门、条块分割、多头投资、资源浪费、重复培训、负担加重、机制单一、竞争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培训机制方面,主要存在着规范性不够、内容更新不够、方式不够丰富、管理相对滞后、激励机制不够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影响干部教育创新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必须加以有效解决。第二部分系统提出了解决干部教育培训体制机制存在问题的对策和办法。在干部教育培训体制改革创新方面,提出要加快理论创新、加强宏观管理、整合资源配置、引入市场调节、倡导组织推进等办法和举措;在干部教育培训机制改革创新方面,提出要创新培训理念、借鉴国外经验、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培训质量等基本要求,提出要坚持系统协调、双轨并重、激励约束、优胜劣汰、综合效益等基本原则,提出要健全完善和改革创新干部教育培训的宏观管理机制、需求分析机制、调训择训机制、考核激励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内部运行机制和组织保障机制。同时,还提出了要借鉴发达国家公务员的培训经验,学习他山之石,为我所用。
刘松林[9]2004年在《论新时期民办教育政策的变化及实践》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办教育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应运而生，民办教育政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变化，从而在实践中推动着中国的民办教育走上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富有生机活力的发展道路。 民办教育政策早在建国初期就已制定过，并且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新时期的民办教育是在“文革”后恢复的，进入八十年代后开始兴起和发展。新时期民办教育政策的变化及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肯定群众办学阶段，鼓励支持、引导管理阶段和制度管理、依法规范阶段。每个阶段政策的发展变化不仅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密不可分。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指导着实践的进行，同时实践的发展变化也使得理论政策适时地做出回应。 新时期民办教育政策的变化及实践虽然只是新时期教育政策的一个方面，但是通过研究不难发现，这一线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性历程，体现出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走向成功的轨迹。 本文力求从党史研究的角度，以考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办教育政策的变化及实践出发，探析新时期民办教育政策的制定、调整、改变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以期总结出新时期民办教育政策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针对目前民办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刘畅[10]2016年在《公平理念下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在公平理念下研究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是实现财政对公共教育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公共教育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公平的重大内容。我国当前公共教育领域出现的财政支出充足率低,教育发展水平在地域、城乡及社会不同阶层间出现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公平理念下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因此,应当以公平理念为指导,完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以提高公共教育财政资金的充足率,实现教育公共资源在地域、城乡和社会各个阶层间配置的均衡。公共教育在性质上属于准公共产品。市场对于准公共产品的配置存在失灵,这种市场失灵在公共教育领域更加突出。国家的本质决定了政府必须作为国家公共部门的代表承担提供公共教育产品或服务的责任；但政府配置社会公共资源同样存在失灵。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不仅可以降低因政府失灵而带来的对市场机制良性运行的负效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扩大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福祉。在公平理念下构建和完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能够在减税与增支的矛盾中,在相同甚至降低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水平下,公平的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公平理念有制度化需求,在公共教育领域需要通过财政支出法律制度实现,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只有在公平理念的指引下,才能够解决我国所面临的教育领域不公平问题。当前我国教育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公平理念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知上存在缺陷,这也直接导致公共教育财政体制在根源上与现实错位。公平理念是社会中绝对公平与相对公平的统一,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是保障公平理念实现的最优路径。在我国,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制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阶段、财政分权化改革阶段、公共财政阶段。教育财政支出制度集中的表现为对于教育管理权限和公共教育财政支出责任从集中到下放,再到集中与下放并行的发展态势,这是我国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摸索和尝试的过程。本文认为,我国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公平理念的偏失,是造成公共教育在预算支出结构、区域及城乡间、各级各类公共教育内部产生很多不公平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我国在公共教育领域应该立足于构建在公平理念下的公共财政支出法律制度,并将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框架从仅仅在操作层面的生产建设性向公共服务性转变。实践中,在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各国形成了不同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制度体系。本文通过分析以美国、法国、日本和印度为典型代表国家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制度,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在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中存在的差别、形成原因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成文法律必须具备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为满足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要保证法律制度的时效性；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应该实现整体治理,避免碎片化的教育管理和支出模式；支出责任的合理划分和监督制度是有效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保障；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制度要实现多层次的统一总体而言,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应该主要从如下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完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预算法律制度；①通过公共教育支出经费预算法律制度保证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的充足率；②建立以学校需求为导向,以公平为理念,以指标体系为手段的公共教育财政支出预算编制法律制度；③将支出预算的碎片化倾向消化在基层政府,加强公共教育财政支出预算制度的整体性、公平性；④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是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的必然组成,通过对公共教育财政支出预算的绩效管理,提高公共教育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监管的有效性。第二,改革公共教育财政支出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在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省统筹体制下,对于公共教育转移支付方式进行创新和制度化设计。第三,对于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问题应该明确建立并纳入流入地地方政府财政保障体系,由省级政府承担主要的支出责任,施行个别支助的补偿形式；统筹公共教育财政支出,将均等化作为阶段性的目标,由高层级政府承担更多的平衡区域和城乡教育发展的责任。第四,建立公共教育财政支出监督法律制度；建立独立、中立的权威性监督机构,完善内外监管的双重监督模式；加快制定保障公众参与监督的程序法律制度；构建明确的监督指标体系和奖惩约束机制。在公平理念下,对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的研究是解决我国当前教育领域存在问题的关键,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是实现公平理念的制度性保障。以公平理念作为引导,通过对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在预算、转移支付及监督制度上的整体性构建,使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升社会整体公平程度的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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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研究（1977-2017）[D]. 郑程月. 天津师范大学. 2018
[3]. 理论与实践结合教育思想研究[D]. 施旭英.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4]. 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政府管理公立学校的有效性[D]. 黄欣.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5]. 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研究[D]. 龙秀雄.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6].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研究（1978～2008）[D]. 易斌.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7]. 我国农业大学办学模式研究[D]. 沈振锋.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8]. 党的十六大以来干部教育改革创新问题研究（2002-2012）[D]. 嵇景岩. 吉林大学. 2017
[9]. 论新时期民办教育政策的变化及实践[D]. 刘松林.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10]. 公平理念下公共教育财政支出法律制度研究[D]. 刘畅. 辽宁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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