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走向何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走向论文,模式论文,何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对于东亚模式（本文特指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下同）的讨论日益引人注目。笔者认为，对东亚模式的探讨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思考，因为透过亚洲国家货币、金融失控的表象，可以看到亚洲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和缺陷，而在经济不景气的背面，又隐藏着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二是有助于对中国经济发展作战略性的调整。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带有东亚模式的许多烙印，因而对东亚模式的重新检讨和思考对中国经济跨世纪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
“东亚模式”作为一个专有名词，首次见于世界银行1993年10月的《东亚奇迹》的长篇调查报告中。目前，对于东亚模式的概括林林种种，表述各异，尚未作出公认的、明确的界定。总体来说，东亚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高储蓄、高投资。东亚国家储蓄率一般高达35%—40%，西方社会平均储蓄率一般在20%以下。整个东亚经济在近20年时间内基本处于“高储蓄率—更高的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高储蓄率”的循环中。
二是外资导入型。外国资本在亚洲国家的国内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己经变得越来越高。1986年至1991年，在中国，外资占国内资本的比重是2.3%、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占6.2%、东盟占5.2%。
三是出口导向型。东亚国家以“贸易立国”的方略，利用劳动力相对丰富和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出口，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四是政府推动型。东亚国家政府大都对经济活动干预范围广、程度深，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管理和监督职能。
这些特点都是互相关联的，都是为亚洲实现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战略而服务的。东亚模式的前三个特征是亚洲进行资本高速积累与低成本供应的主要途径。高储蓄率和更高的投资率是亚洲国家实现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保证之一，高储蓄率与更高投资率之间的差额通过大量利用外资进行弥补，伴随高出口而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使快速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东亚模式第四个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渐进模式形成鲜明对照，是亚洲国家在面对起步晚、基础差的现实之下，借助政府有形之手的推动，实现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由上可知，东亚模式从实质上看是一种植根于亚洲文化的赶超型经济、金融发展模式。
目前，有关东亚模式的评论也是多种多样，总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1、“全盘否定论”。以“克鲁格曼挑战”为代表，该种观点认为，一方面不存在“东亚经济增长奇迹”，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东亚模式使东亚经济发展缺乏后劲。除日本之外，东亚经济高速发展依靠的是动员和投入更多的资源，而不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用现时最流行的经济语汇来说，称东亚模式是适用“资本经济”、而非适用“知识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由此造成亚洲经济体系的落后性。因此，面对二十一世纪，东亚模式已经过时，或应加以全盘否定，亚洲需要寻找新的替代模式。
2、“全盘肯定论”。持此种观点的人士属谬论。目前，在亚洲只是专制的、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模式危在旦夕，而不能说明东亚模式的终结，不能抹杀由于东亚模式而创造的“亚洲奇迹”的历史存在。亚洲危机只是单纯的经济运作问题，与东亚模式关系不大。
3、“调整论”。该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无是处、一成不变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东亚经济模式也不例外。东亚模式对亚洲的崛起固然功不可没，但东亚模式的成功有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由于事过境迁，如果亚洲仍抱着原来的模式不放，那么，对亚洲经济发展将会贻害无穷。亚洲金融危机己敲响了东亚模式调整的警钟。而且，亚洲模式过去的成功，并不能掩盖亚洲经济发展战略的缺陷和弱点，更不能避讳因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而促使亚洲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要。调整论认为东亚模式不存在本质性的缺陷，只要进行适当调整，亚洲模式仍不失为是一种独树一帜的经济发展成功模式，对后进国家实现经济赶超仍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调整论”对东亚模式的评述具有客观性，但是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和阐述。
一、对东亚模式要有进一步的认识，在不抹杀东亚模式的历史功绩和内在合理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东亚模式的缺陷和弱点。
（一）、对于东亚模式合理性的认识
1、东亚模式具有合理性并不仅仅因为东亚奇迹的历史存在，而是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成长历程正在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成功的经验，一种落后国家缩短发展差距、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
2、东亚模式所包含的基本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政府主导政策合理性的表现：
(1)理论的合理性。市场有自身的缺陷，市场之手有时会失灵，不存在“完全竞争”和“无外部经济效果”的市场，因此应当有政府之手。借助政府有形之手的推动，可以将有限的经济资源集中到政府择优扶持的产业和领域，以实现赶超型战略所需要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要求。
(2)现实的合理性。政府主导政策的形成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二战后，亚洲各国一穷二白，一方面亚洲企业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冷战气氛充斥亚洲，各国普遍怀有重建或振兴经济的梦想，更企盼经济的高速发展，于是官员、雇主、雇员同心协力形成了一种政府主导的经济机制。国家有形之手带来了亚洲的繁荣、亚洲高增长，但同时也为政府带来了空前巨大、广泛的权利。
出口导向型政策合理性的表现：
(1)东亚国家实行出口导向政策，可以促使经常帐户盈余增加，外汇储备增加，从而在促进东亚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也增强了对外资的吸引力，确保亚洲高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充沛资金供应。
(2)出口导向战略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亚洲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力的相对丰富和价格低廉。
(3)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适合当时的历史环境。
a)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可以单方面向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敞开其巨大的市场，因此，日本在50-60年代率先采用了出口导向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于是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70年代也纷纷仿效，80年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也相继制订了类似的政策。
b)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长期疲软，直至1995年末，美元漫长的贬值期才有了结束的迹象。1985年至1995年间，美元兑日元由260日元跌至最低时为80日元，兑马克由3.5马克跌至最低为1.35马克，美元的长期贬值大大提升了与美元联系或挂钩的东亚国家及地区出口产品在世界的竞争力。这是出口导向战略获得成功的重要历史背景。
外资导入型政策合理性的表现：
(1)东亚各国为了实行经济赶超，只靠动员本国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外资的大量引入使东亚国家有能力维持比储蓄率更高的投资率，实现经济高增长。
(2)外资不仅是资本，还能给东亚国家带来技术、管理、市场、知识等，是东亚国家迅速缩短经济差距的重要途径。
高储蓄率政策合理性的表现：
节俭、储蓄是东亚地区一种共同的美德，几乎成为东亚地区居民，包括日本、新加坡这些富国居民的共同理念，因为这一理念根植于亚洲儒家文化。东亚经济奇迹的创造，与东亚地区的高储蓄率有很大关系，因为它成为投资资金的重要源泉。
（二）、对于东亚模式的缺陷与弱点的认识
1、政府主导对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是极为必要的政策选择。然而问题在于政府的手在何时与何种条件下该有多大、该伸多长、该如何起作用是十分值得深思的。因为政府干预从来不是范围越大越好、力度越强越好。而且，因政府干预不当或者干预过度而造成的经济、金融风险是致命的，韩国在此次亚洲金融风暴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2、出口导向战略和相应的政策制度的确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实践也证明了它的强大推动效应。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很难设想这一地区会有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但是该政策的缺陷与风险也不容忽视。
(1)出口导向战略的内在矛盾性。众所周知，汇率的频繁波动会干扰出口导向政策的效用，而如果采取能够保持汇率相对稳定的固定汇率制度，则容易形成本币坚挺—经常帐户盈余不断增加—外汇储备日益增长—本币坚挺的循环。但是本币的日益坚挺所带来的本币升值要求又是出口导向政策所无法包容的，因为日益昂贵的本币将会逐步削弱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2)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出口导向政策的推行难度大大增加。
一是由于冷战结束，原来促使出口导向战略成功的有利国际环境已逐步失去。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实施开放政策的国家越来越多，国际市场越来越饱和，竞争日趋激烈。
二是雁行模式的新变化大大影响了出口导向模式的效用。作为雁行模式的领头雁日本，自80年代来，虽一直力图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地区的“市场提供者”，确定了扩大进口的基本方针，期望带动东亚经济增长。但由于日本地域狭小，人口数量有限，景气衰退后，个人消费需求大大降低，家用消费品市场趋于饱和，使得日本很难发挥“市场提供者”的作用。而且，日本在向亚洲其他国家出口高新技术方面，也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向东亚国家和地区对高新技术的需求形成矛盾。另一方面日本由于离不开欧美市场，担心制裁，因而相比其他区域性经济组织来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紧密度并不很高，因而不利于出口导向政策效用的发挥。
3、为了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采取外资导入政策本是无可厚非的政策。问题是外资中短期债务和证券投资多了却势必导致风险加大。东亚国家、地区在高速发展的阶段，国内相关制度建设未同步跟上，尤其是宏观管理与人才素质达不到应有水平，一些国家无力将大量涌入的外资导入可贸易产品的生产领域。只好任凭外资集中于股市、房地产领域，形成经济泡沫，为国际收支的失衡和泡沫破坏埋下了潜在的风险。
另外，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使外资导入政策的风险增大。国际环境的一个变化是国际长期资本出现地区分流趋势。东亚模式中大量吸引外资，尤其是吸引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曾经是东亚各国屡试不爽的重要经验。随着拉美及东欧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国际长期资本逐渐出现了地区分流的趋势。国际环境的另一个变化是国际资本流动模式的变化。直至80年代末，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渠道一直是国际大银行，从90年代开始，私人资本逐渐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渠道。数以千计的共同基金、保险公司、跨国公司的资金流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化国家，其中很多资金流入亚洲国家的股市，这些巨额的短期资本流动，借助于发达的通讯设施和电子网络在日益开放、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易于对发展中国家造成难以抵御的经济、金融动荡。
4、高储蓄率政策是亚洲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但储蓄率也不是越高越好，在经济萧条时，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便会带来麻烦。而且，亚洲国家还面临着如何引导人们把小额分散的储蓄变成长期投资的问题。
二、在制订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之时，对东亚模式要进行适时扬弃，在吐故纳新的基础上，进行合理调整。
那么，东亚模式调整的方向又在哪里呢？笔者认为东亚模式应保留模式中经济赶超的核心宗旨，但必须将风险防范与化解的政策、机制融入到东亚发展模式中去。因为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如果把经济增长仅保持在国内储蓄许可的范围内，显然是难以实现赶超所需要的经济持续高增长。但是，为了获得经济高增长，落后的东亚国家如果因循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现代化模式，一方面很难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另一方面，也不能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因而，亚洲经济的赶超型宗旨不能丢。由于政府主导、外资导入、高储蓄、高投入以及出口导向型政策都是亚洲实现经济赶超的重要保障或重要途径，这些基本政策除了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特定环境的产物外，还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的合理性（详见以上阐述），因而亚洲二十一世纪的发展如果彻底抛弃这些适合发展中国家特性的基本经济政策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明智的。但也要看到这些基本政策在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同时，还隐藏着许多风险，在具体政策运用过程中，如果实施不当或过度，都将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酿成难以收拾的经济、金融风险。而避免这些问题和风险的努力就是东亚模式调整的方向。因此，面对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东亚国家在跟上潮流的同时，不应毫无防范地放弃现代经济所必须的一些制约，而应建立起一些“护拦”或“围墙”，以与其监管能力、管理水平相适应；在制定法律和进行监管时，既应着眼于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竞争规则和维护竞争秩序，也应注意防止参与者对规则的利用。具体来说，东亚国家在实施外资主导型政策过程中，尤其不能忽视外资的有效利用和风险管理；在实施政府推动政策之时，要着力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政府权利制衡机制，合理、规范政府干预的范围、力度和方法；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同时，通过产业提升或发展劳动密集的高附加值产业，避免丧失汇率杠杆的灵活性和弹性，以下以出口导向政策的调整作一具体论述。
面对二十一世纪，亚洲国家要继续推行出口导向战略虽然困难很多，但却并非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国际市场营销的角度讲，技术进步等因素所带来的更加细分的市场，可以为企业拓展新的市场空间。通过产业提升，改变经济结构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是也不能完全丢掉自身的比较优势，比如可以考虑发展劳动密集的高附加值产业，这就突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是低附加值的传统框框。由于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象中国这样有悠久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国家，具有特别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由于这种产业具有高附加值的特性，因而可以使汇率杠杆免于丧失其灵活性和弹性的调整。
另一方面，亚洲国家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时候，要将本国的外贸依存度控制在适度范围。这种适度性表现为依存比例要与承受能力相对称。由于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将使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受外部国际环境和经济的影响显著增强，如果其承受力或抵御外部干扰的能力跟不上，由此积聚起来的经济、金融风险对这些国家或地区来说，将是灾难性的。目前，东南亚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平均超过40%，由于在近20年时间内基本上保持了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许多国家的经济抗干扰意识、能力、机制都有待进一步加强。
以上关于出口导向政策的调整阐述启示我们，东亚模式在不丢弃经济赶超的核心宗旨之下，对原有的基本政策进行相应的抗风险调整，是能够促使下个世纪亚洲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于这些基本政策的调整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否则，东亚模式将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