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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7)03-0047-11
2004年，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一笔无疑是属于“80后”作家们的，“80后”文学也无疑成为了2004年文坛最为瞩目的文学现象。
所谓“80后”，简单说来就是指一批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正在尝试写作的文学爱好者，他们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最年轻的力量。“80后”在写作领域里崭露头角的约有百十人，经常从事写作的大约有千余人，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网站“苹果树中文原创网”，签约作者近两万人。这样庞大的一个写作群体，如果总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是一种冷漠，至少也是一种失职。据北京开卷图书研究所近两年的图书市场调查表明，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书籍占整个文学图书市场份额的10％，而现当代的作家作品合起来，也就占有10％。[1] 这就是说，在当下的图书市场，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们是平分秋色的。对于受众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大的写作群体，我们怎能够熟视无睹，不予关注？
一、“80后”文学的命名
不必讳言，美国《时代》周刊对“80后”的命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80后”不但成为圈内圈外的焦点，而且成为一个正式取代其他称呼被广泛使用的命名。
2004年2月2日，北京少女作家春树的照片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成为第一个登陆该杂志封面的中国作家。同期杂志还把春树与另一位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写手韩寒称作中国“80后”的代表。这一明确命名与定位，引起人们对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文学写手(简称“80后”)以及他们的写作行为与作品的关注，关注迅速地从网络、从圈子上升至读书界、文学界。
1.两个成长平台
假如以《时代》周刊命名为界，可分为“命名前”与“命名后”两个时期。
“命名前”的“80后”文学依赖两个平台成长——
首先是网络。可以说没有网络就没有“80后”。如今赫赫有名的“80后”作家，无不是早几年就驰骋网络的少年骑手，各人在网上都有一批追随者。不少人是在网上“暴得大名”，然后才由出版商拉向出版物，从而名利双收，获取更大声誉。比如春树，2000年17岁时写出《北京娃娃》的前后，就以另类、出格被列为用“身体写作”的“上海宝贝”卫慧的同类，引起广泛争议。比如李傻傻，其作品专辑被新浪、网易、天涯三大网站同时推出。网络成了这批少年作家宣泄、倾诉、表达欲望的平台和自由成长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正好是80年代出生的这批年轻人共同的空间，为他们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及庞大的读者群。
其次是《萌芽》杂志。在目前中国的文学杂志极不景气，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萌芽》杂志成功策划了“新概念”作文大赛。“80后”代表作家中有相当一批出自“新概念”。比如，韩寒，1999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郭敬明，新概念第三、四届一等奖得主；包括周嘉宁、张悦然、蒋峰、小饭等都是新概念一、二等奖的得主。“新概念作文大赛”富有创意地整合了多种社会资源，巧妙地利用了现行大学招生制度以及广大考生与家长的心理，既相左于当下“分数教育”的呆板，为少年写手尽情挥洒才华找到了一个宣泄出口和展示平台，又因大学的介入获得高考优惠待遇而形成有大回报的激励，抓住了广大中学生及学校的“利益点”和眼球，并能迅速地连接市场，“80后”的写手们借此台阶，平步青云，进入文坛。
在青春少年已成气候之时，《时代》周刊的介入，“命名后”的迅速崛起与集体登场，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这一“命名”也给媒体和出版界带来一次冲动，一些自许为“先锋姿态”的报纸急不可待地宣布“文坛已到了以‘80后’为中心的年代了”。出版界更是看好命名后的巨大市场，期望在韩寒、郭敬明出版奇迹之后再创高峰。“80后”写手的作品大规模登陆。
2.命名从争夺到抛弃
“80后”命名前后，关于谁能代表“80后”的争论异常激烈。但命名后的短短的几个月，“抛弃命名”一说出笼。
被称做“偶像派”的几位少年直接被冠名“80后”，也许出道早，知名度高，作品销量大的缘故，其态度相对平和。郭敬明表示：“每个人写的东西都是千差万别，因为每个人的生长环境是不一样的。他笔下反映出来的世界始终是他自己思想下的世界。有些人喜欢按年龄来划分出我们这些8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称之为‘80后’。‘80后’其实并没有一个整体定型的风格。我和春树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我个人认为‘80后’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成立的。”“有些人的作品有一定的高度和思想，但是有些人的写作纯粹是爱好，我觉得自己应该是后者，我在文学上没有过多的追求，我觉得就是一种生活习惯。”关于“谁是‘80后’文学的代表”，郭敬明表示，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的写作各不相同，本来就不能互相代表。春树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讨厌当什么‘80后’的代言人，因为我并不了解他们，当然也无法代表他们。”与此同时，她也相当自信，认为自己的写作是走在同龄人前列的，是“偶像和实力”的结合。[2]
“偶像派”之外的“80后”写手们反应快且尖锐。春树刚上《时代》封面，2004年2月17日，“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得者AT即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谁有权力代表“80后”发言？》，对春树等人能否代表“80后”及“80后”文学提出质疑。文章被多家网站转载，争夺“命名”的话题急剧升温。自视为“实力派”的少年作家则态度激烈地自我辩护，张佳玮郑重陈述道：“请不要误会‘80后’写作就是肤浅的，就是单一的，就是低俗的，就是孩子气的，就是商品化的，也请不要误会所谓文学就仅仅是叙述完一个故事、抒发一下感情、让人领悟人生的体式。”同时他有意将这些误解归咎于那些具有商业化色彩的写手。小饭甚至直指“偶像派”：如果人们印象中的“80后”文学就是传媒所宣布的这样，那是一件很丢脸的事。韩寒、郭敬明等人写的东西称不上文学，只是一些廉价的消费品，他们打着文学的招牌却靠一些文学外的因素吸引注意，而这些被偶像化的写手，遮蔽了“80后”写作中富有创造力的部分，混淆了“80后”写作的真相。小饭和张佳玮一样，对“80后”的写作相当自信：“我们接受的信息和阅读面都相当广，而且作品质量也是前辈在同一个年龄段所无法比拟的。”“将来80后肯定会出现一些站在世界文学顶端的人，他们是无可替代的。”[2]
2004年7月8日，上海作协召开了“80年代后青年文学创作研讨会”，代表作家蒋峰、小饭、陶磊及众多“80后”写作者，首次集体向评论界及文坛表示和韩寒、郭敬明等先期走红的“80后”划清界限，并表达自己对“80后”这一概念的反对。在随后的媒体采访中，李傻傻也明确表示：生于“80后”的写作者要想真正地创作而不只是期待市场的宠幸，就必须抛弃所谓“80后”的概念。李傻傻甚至主张废掉“80后”概念。同样被邀请上中央电视台“80后”专题节目的作家李萌表示赞成李傻傻的观点，她认为在“80后”这个概念的掩饰下，那些媚俗的、浅薄的、不合格的文学产品也堂而皇之地装进了这个箩筐，这就使得人们对所谓的“80后”文学产生了偏见。[3]
为什么自我否定？而且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忽然变脸？仿佛昨天还在争夺一面旗帜，今天却恨不得连这个代表席位都彻底取消！
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是有人沾了便宜，有人沾不到？面对“80后”大群写手，“80后”的命名显然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过河拆桥，升级换代，抑或是“公共汽车心理”：我得上，拼命往上挤，挤进了，人太多，其他人别上！或者更进一步，这车太挤，我得换辆新车！真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值得庆幸的是“80后”如今有了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选择空间。
二、“80后”文学的三大文化背景
作为中国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产物，“80后”文学成长期的文化背景值得探讨。我认为，以下文化构成当下“80后”文学的三大文化背景——
1.网络文化：自由表达的生长空间
很难用几句话来估价和表述网络对于80年代生人的深刻影响，也许“影响”这个词仍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进入，真实的情况或许更像“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在网络中的融合，80年代生人正在这一空间中成长。他们有幸享用着全新的网络，一无障碍地接受着网络文化的高科技性、高时效性、开放性、交互性以及虚拟性，而这些，在上世纪80年代(恰恰是“80后”出生的年代)新启蒙运动中成长的知识精英那里，却是陌生的、隔膜的，更勿论知识精英所持有的传统姿态与价值观本身就与网络交互、平等的特性有所抵触。
中国知识精英以20世纪初直到今天所形成的心理状态，以及千百年中国文化传统所养育的表达习惯，使他们更多地将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平台，而不像“80后写手”那般，将网络作为完全归属于自我表达的文化空间。简言之，在文化精英那里，文本第一，网络第二，网络大多成为文本传播的平台；而在80后写手那里，网络就是文本，文本就是网络，他们的精神呼吸、欲望表达、思想观念如茂盛的野草，随时随地在网络的土壤里丛生。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网络对“80后”文学的推动至少有两个表现：一是“零进入门槛”；二是“交互式共享”。
所谓“零进入门槛”，指的是网上的个人出版方式，即所谓“五零”条件：零编辑、零技术、零体制、零成本、零形式。任何人想进入文学领域，无须按照传统程序，就能达到发表作品的目的。[4] 按照一些评论家的话，就是绕开文学的CEO，传播学中的“守门人”不见了，文学传播开始了从大教堂式到集市模式的根本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受网络学者方兴东等人竭力推崇的“博客”(blog)网站，催生出了“共享媒体”(WE MEDIA)和一种崭新的“交互式共享”[5] 的讨论模式，为“80后”文学写手们带来了全新的文学体验和观念冲击。从一对多的传播，发展为多对多的传播，上网者能自由地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无障碍地沟通，快速地即刻阅读、反馈、创作，个人的传播能力得到空前的强化和扩张。
在传播障碍消失，“守门人”隐退的同时，文体的边界，道德的规范，观念的限制也随之松动，“80后”文学因此获得较传统纸介文学更大的自由度。“非主流的声音”频频出现，“众声喧哗”迅速形成浪潮。但在“个人的宣泄和表达”无约束的同时，文学中一些属于内核的东西也在被稀释、忽略乃至抛弃，文学作品在高速写作的同时，既出现了新质，同时也出现了“一次性消费”的“失重”。更值得深究的是由网络传播所引发的“80后”文学写手们艺术观念的变化，文学接受者阅读观念的变化，最终导致文学观念的变化。这些变化已对传统主流文坛，以纸介媒体为正统的主流文学构成挑战，具体形态研究远非本文所能展开，但当下的种种现象，已不容置疑地昭示网络文化业已成为“80后”文学最为重要的文化背景。
2.青年文化：“裂变”的价值观念
观察“80后”文学的青年文化背景，使我回想起20年前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以及由这批作品所带动的一种属于青年文化的创作倾向。我曾把这一创作倾向命名为“骚动与选择的一代”[6]，将其特征归纳为反文化、反价值、反崇高和反英雄，在当时的批评界，这批作家的这些作品，受到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褒贬不一。20年后的今天，这个并没有持续发展蔚为大观的“短命”的文学创作倾向，其实更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与其说它是“先锋小说”，不如说它是青年文化在文学上的一次冲动。这种创作冲动所以短暂，原因之一在于其创作尚缺乏属于青年独立性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在大文化背景下，亚文化群落尚未形成，除了青春期反叛的经验外，写作的独特文化资源不够，无力供给支流源源不断的原创力。
相比之下，“80后”文学显然拥有较深厚的青年文化基础。或者说，刘、徐一辈尚未从父辈和前辈的文化精神中分离出来，而“80后”则截然不同，价值观念真正而全面的“裂变”始于70年代生人，但迅速地在80年代生人中实现。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年代，代际差异凸显，“十年一代”，正是中国当下社会的现实，而80年代生人的青年文化正是以精神层面上的某种“断裂”以及价值观的全面“裂变”为标志的。在80年代生人的青年文化中，全球化、现代化、后现代、网络化、消费化、大众化共同构成一种真正的“无主题变奏”，而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亲密接触的是网络、武侠、动漫、手机、咖啡厅、party、摇滚乐、网恋、明星、文身、任天堂、俄罗斯方块以及DVD、MP3、掌中宝、数码相机……那些只有他们才听得懂的网络语言，那些令他们自我欣赏和陶醉的短信和图片传送……
让我们回到“80后”文学，对“新概念”大赛的作品作一次文本分析——
上海《萌芽》杂志2004年第3期，公布“中华杯”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名单，并列出复赛赛题《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以及刘强、刘宇、刘宁三人的同题作文，另有两位一等获得者的文章：章程的《飞翔》、李正臣的《凌波微步》。
五篇作品给我一个整体印象：在作者的内心独白中透出强烈的诉说愿望和苦闷压抑下的激情释放，文字无一例外地才华横溢，介于抒情与说理之间，有西方文论的理性色彩，也有先锋小说的流风余韵。兼具象征意味、虚拟空间、意识流动，迷茫中的内心挣扎，质疑中的一份自信，思索、探询、叩问。少年作家落笔成文，倚马可待的才气，在华丽辞藻中回旋自如，在古今中外的历史空间中游刃有余。
他们洞察历史，穿越空间，评点名人，平视权威，毫不胆怯，毫无敬畏，更无仰视之态。作者的价值观若隐若现，变幻莫测，有时坚固如磐，有时海滩沙器，难以把握。读书、心境、青春期的遭遇：苦闷、挫折、失恋多为抒情的起点。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尼采、黑格尔、卡夫卡、博尔赫斯、海德格尔、乔伊斯、萨特、达利、梵·高乃至李白、沈从文、郭沫若、张爱玲、阿城、余秋雨、贾平凹、李泽厚、棉棉，等等，都是他们探寻的对象。与其说他们是试图站在伟人的肩膀上，不如说他们是企图穿透伟人的心灵，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说人类文明历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阐释加重构加解构。那些在他们眼中尚不入流的名人则遭到轻率的揶揄和嘲弄。
值得一提的是李正臣的《凌波微步》，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人物段誉所擅长的武功与精卫填海、明星乔丹、NBA竞技、中国围棋、儒家思想、姚明出场“一勺烩”，成一拼盘。文风如纵横捭阖的杂文，批判之剑横削竖挑，笔笔诛伐锋芒毕露，用意颇深，耐人寻味，于种种生活现象中生发出别致的道理，令人击掌！
倘若将五篇作品视为“80后”文学的一个标本的话，不难看出作者写作的几个特点：属于自己的青春书写；敢于质疑并评点一切的自信和狂放；写作资源的丰富和庞杂；无视文体规范和边界的洒脱。当然，我们也可用一组相反的词语进行概括：肤浅浮泛的青春书写；怀疑一切的相对主义；知识的拼盘与背景的庞杂；对传统文体的肆意颠覆，等等。
看待“80后”的文化背景，有两个结论可以明确：
一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批青年已初步具有了属于他们自己色彩的青年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同50、60、70年代生人存在明显的“代沟”而凸显，还必须承认，所谓“裂变”，是因为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整个“语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是“80后”精神层面出现断层，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出现了裂变。“80后”青年文化因此也拥有了较20年前“骚动与选择的一代”更为普遍和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二是“80后”文学的文化背景，是一种丰富庞杂的文化，是一种在全球化语境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态发展的青年文化。莫言在对张悦然的评价中，有十分精辟的观点：“他们这一代，最大的痛苦似乎是迷惘”；“这代青少年所接触的所有有关的文化形式，基本被她照单全收，成为她的庞杂的资源，然后在这共享性的资源上，经过个性禀赋的熔炉，熔铸出闪烁着个性光彩的艺术特征。”[7]
以莫言的概念放大至整个“80后”文学，乃至整个80年代生人的文化背景，可以看出，“迷惘”是他们前行探索的动力，“庞杂”和“共享性”的资源，则是青年文化色彩斑斓而又个性突出的原因所在。
3.大众消费文化：书写一种欲望
现在被我们统称为“80后”的一代作家，由于价值观念的“裂变”，原有社会所提供的“青春读书系列”供给线也戛然中断。依据惯性前行的青少年文学读物已无法对接80年代生人“精神断层”后的阅读期待，于是当年被评论家讥讽为新潮实验小说的“自己写、写自己、自己读”的“自我循环”境况在更大范围中成为现实，“80后”开始自己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
80年代生人书架上文学书籍目录的变换就是明证。
从单纯明快承继父辈观念的《小朋友》、《少年文艺》，到试图进入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汪国真、席慕容的诗，琼瑶等海外言情小说；从郑渊洁的《童话大王》到秦文君的中学生系列，以及铁凝、曹文轩等“主流作家”的少年小说……而对中国2.5亿少年儿童，这个庞大群体的需求量来说，中国作家对这一“年龄段”的创作不但力量薄弱，而且供应量极少。传统“供应链”的终结可能发生在1998年3月——网络上出现了台湾大学生蔡智恒(网名：痞子蔡)的长篇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痞子蔡以平均两天一集的速度，从1998年3月22日到5月29日，费时两个月零8天在网络上完成长达34集的连载。海峡对岸，一位大学生个人的写作行为，为“80后”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启示，“第一次亲密接触”所具有的“轻舞飞扬”的风采，顿时折服了无数年轻的网民，迎合了他们青春的渴望，无数次的“亲密接触”由此发端，网络写作一发不可收拾。80年代生人终于在中国网络中造就了一次关于“青春书写”的文学运动。
这种“自我书写”直接满足了80年代生人的“阅读期待”——
春树：寻求“边缘化”的个人生活圈子的情感需求，以“另类”姿态张扬自我；
韩寒：表达现存教育制度压抑下个人精神自由的渴求，以叛逆行为抵抗社会；
郭敬明：明丽的“青春忧伤”与亲情渴望，强烈地表达一种青春期的情感诉求；
张悦然：青春的迷惘与成长的疼痛，在美丽而迷幻的境界中讲述伤感的故事。
所有上述表达都十分贴切地叩响了成千上万青少年的心扉，为“青春期阅读”提供了生理的快感、审美的愉悦，以及成长的答案。笔者曾就“80后”文学在300余名不同专业的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和一些中学生中做过问卷调查，有90％以上的学生阅读过“80后”文学作品，有80％以上的学生认为“80后”文学比其他作品更能安慰和愉悦他们，理由很简单：他们写的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一位17岁的女生在问卷中写道：“非常真实的情感，能够引起共鸣，让人怀念青春的一切幸福的故事。社会对青少年的定义过于陈旧，在现实中，我们的心智远比大人们想象的成熟许多，我们无法与他们沟通，同时渴望一种认同，于是在‘80后’的作品中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郭敬明就是一个典型。”[6]
网络上追捧“80后”写手的庞大网友群，出版物上百万的发行量，连续数月居于榜首的畅销书，“80后”的文学创作很好地形成了自己独立而完善的循环系统，可用以下两组公式表述：
表述一：作家→作品→读者→作家
表述二：包装偶像→偶像作品→点击率与发行量→偶像走红
“80后”写手网上作品受到热捧，“青春的叙述”获得热烈的反响，满足青少年的“阅读期待”，文学消费成功实现，网站因此成为热门，反过来激赏作家，并以现代方式进行“偶像包装”，广告推广，进一步刺激生产和消费。作家于是提供更多的作品，新的循环迅速开始，雪球越滚越大，“马太效应”出现，网络升温的同时，媒介转换成功，使文学资源转换为更大的利润。
在网络经营者和出版商眼里，“80后”的文学作品由于进入了“产品→销售→利润”的快车道，成为巨大的利润符号。80年代生人的“青春消费”与市场在此达成了一种默契，多边互动，同惠共利，皆大欢喜。谁是最大的赢家？自然首先是以大众消费为支撑的市场，其次是利益的分配。“北京娃娃”春树在接受央视栏目《面对面》采访时，就直截了当地回答了网络出名后出书的动机：“我需要钱！”“80后”写手们书写的“青春欲望”在某种意义上与“市场欲望”汇合，构成了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道奇异景观。
三、“80后”文学的三个派别
1.“偶像化”写作
自“80后”文学浮出水面，“偶像”字眼如影随形，从网站写手的偶像化包装，到大小媒体的明星式运作，直至“偶像派”命名的出现，其存在已无可置疑。
就文学形态看，我们试图从以下几点描述“偶像化”写作的基本特征——
(1)追求形式的甜美。“偶像化”写作，形式往往大于内容，优美轻灵的文字，奇幻飘忽的感觉，浪漫主义的风格，不求深刻但求动人的青春话语……所有这些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广告文案的创作公式，“KISS公式”，即英文Keep It Sweet and Simple，直译为“令其甜美并简洁”。在“80后”写手和身后的市场策划者那里，作品被作为一件可意的商品，精心的包装向消费人群昭示：“多么甜美动人呀！”打动人心也是偶像化作品传播的第一要义。
(2)“青春偶像”的装扮。“80后”文学之前，中国的作家并非没有成为偶像的可能，但在此之前，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多年艰苦写作→作品巨大反响→作家出名→渐成偶像。即便成为偶像也大多在相对狭窄的领域，因为文学作品在媒介中较之文艺、体育并无传播优势。但“80后”写手在网络崭露头角之始，就已自觉地装扮成“青春偶像”，从而大大缩短了出名的距离。
(3)扣住“青春”的书写。偶像化写作的内容，大都属于青年题材，并具有强烈的时尚色彩，作品主题多定位在当下青少年的“青春遭遇”。“偶像化”写作的一个关键点是紧紧扣住“青春”。因为扣住青春，也就扣住了人心；扣住了人心，也就扣住了阅读市场的命脉；扣住了市场命脉，也就扣住了“出名”和利润。
(4)商业化运作。在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商业故事后面，大多有一个精心的策划。“80后”文学的迅速成长至少已是一个商业成功的范例。其成长的背后始终站着一批老谋深算、用心良苦的商业策划高手。他们的策划从一开始就成功地跳过理念，按照市场运作的规律，在鲜明的商业意识的指导下，一步步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包装郭敬明等人的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多年前就以“布老虎丛书”品牌营销成功，从而积累了运作品牌的丰富经验。“80后”文学偶像化的趋向，正是品牌营销和目标营销战略计划的一个具体实施环节。
在“80后”文学的写手中，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三人的“偶像化”程度最高。
韩寒成为偶像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媒体的包装和炒作，除了他陆续写出的《零下一度》、《像少年啦飞驰》、《毒》、《通稿2003》、《长安乱》等作品外，他拒绝了复旦大学允许旁听的升学机会，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职业赛车手，参加全国汽车拉力赛，拿了上海和北京的第4名。畅销书为他带来了大约200多万稿酬收入，他拥有属于自己的车子和房子，过着经济独立的生活，因此，被称为“开自己奥迪赛车的天才写手”。韩寒的照片年轻、帅气、潇洒，写手+畅销书+赛车手+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子+经济独立，几乎所有的因素都与时尚和偶像吻合。
郭敬明是继韩寒之后另一名走红大江南北的畅销书作者，也是“新概念”作文大奖得主。不过，他是让父母放心的“好孩子”一类，考进上海一所大学，边读书边写作。从“偶像化”的角度看，郭敬明商业包装更加讲究，估计出版社也有了更多包装少年写手的经验，因为他没有韩寒“另类”的内核，所以“秀”的成分有增无减。
与郭敬明并称为“金童”、“玉女”的另一位“偶像级写手”张悦然，其成长也具有“偶像化”的因素。14岁开始发表作品，“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考进大学并去新加坡留学，外形靓丽，一如其优雅的文字。充满小资情调的包装，一如其作品的时尚品位，虽没有韩、郭那般“红得发紫”，却也在“偶像化”的路上名声遐迩，春风得意。自《葵花走失在1890》奠定地位之后，又有《樱桃之远》、《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吗》、《红鞋》、《十爱》等作品在2004年相继推出，并连续居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前列。
2.“实力派”写作
2004年著名作家马原，当年先锋派的骁将，拍马出阵，亲自操刀编了名为《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一书，并在序言中，逐一评价了这五位的作品。李傻傻的暗示意味、胡坚的智性写作、小饭的先锋意识、张佳玮的“意识流”以及蒋峰的文字精准，马原认为他们在各个角度上都达到了“80后”作家的最高水准。此书在“80后”文学发展历程中几乎成为正式宣告两派分流的标志性产物，意义非同小可。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重金属”书名所暗含的价值取向，明褒实力，暗贬偶像，依然是艺术主流价值的观念在发挥潜在的作用。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文本。
先看李傻傻的《红×》(花城出版社，2004)。这部21万字长篇小说叙述了一位名叫沈铁生的问题少年的逃学故事。因打架与无所事事，沈被中学除名，他不敢回家，选择在城市游走，一面与几位女孩周旋，与她们的肉体狂欢，一面竭力摆脱生存窘困：偷窃、游荡、做苦力。在躁动和迷茫中，体验苦闷的青春，最后为女友，举刀杀人……
作品描写一个乡村少年到城市求学的生活虽真切，但整体上看缺乏一种“对立面”的对抗，整体感觉琐碎、平庸，少了生命的紧张和焦虑。主人公与自己的性欲对抗虽写得较细致，但心理揭示上缺乏深度，很难由此展开“人之困境”。作者同时书写了乡村经验，触及“饥饿”主题，但在社会化和个人化的深度上都无法与莫言、阎连科等走出乡村的当代作家相比。他的“城乡结合部”经验也没有超出当代文学已有的经验范围，很难有新奇感和震撼力，倒是性欲对象涉及母女二人的情节与心理，有一点新意，但由于缺乏深度，容易与性欲、偷窃、打架、流浪等一同流于供读者消遣的“畅销因素”，从而走向作品精神的平面化与娱乐化。
再说蒋锋的《维以不永伤》(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这部25万字的小说围绕一桩少女奸杀案展开，借此描写了与少女毛毛关系密切的父亲、母亲、继母、情人杜宇琪，及作为正义化身的警察雷奇。西方小说的圈套式结构设计，富有悬念；好莱坞电影硬汉警察诈死、对罪犯穷追不舍的情节安排，具有可读性。精心设计的故事结构，冷静的叙述，简练的笔法，自如的控制，显示出一种为小说而写作的职业才能。青春期不顾一切的自我宣泄在这里已被某种洞察给化解，作品似乎在昭示：蒋峰是把小说当做人生使命来完成的小说家。
然而，如此较高的评价恐怕只能限制在小说家的敬业精神上，因为深究下去，《维以不永伤》仍是一部可读但不耐读的作品，是一部技巧胜过内涵的作品，苛求一点说，主题不免流俗，艺术难有回味，更难论精神高度了。
最后说说张佳玮的《加州女郎》(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这部15万字的小长篇给人的感觉像一杯稀释的果汁饮料，全书247页，但读至100页，尚未真正展开故事，作者的思绪仍停留在对一条手机短信的“无限感慨”中。太淡，太薄，缺少长篇小说应有的分量：紧张、冲突、人物、情节、环境、心理……作品贯穿对《加州女郎》唱片的寻找，但此情节设计细若游丝，随风飘荡，难以凝聚成艺术冲击力。“犀角项链”、“唱片店主”、“异国男子A”等花费笔墨描写的人与物，均游离于主情节之外，结婚的人是谁？H是什么样的女孩？面纱迟迟未揭开，既然不是刻骨铭心的爱，何必如此长篇大论、虚无缥渺地伤感抒情？后记中，张佳玮提到福克纳和村上春树，这使笔者联想到《加州女郎》主人公试图用音乐家舒曼、克拉拉、勃拉姆斯的人生遭遇自比，作者与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自恋倾向明显。所谓“看齐大师”也只停留在自我标榜的表层，缺少生命的体验，缺少心灵的沟通，其实是无法进入大师的精神殿堂。
上述文本分析，也许近于苛评，但作为以看齐大师为口号的实力派，应当承认，他们远没有超出前辈。再苛求地说，他们距离中国当代主流文坛的核心地带尚有不小的距离。
3.“另类派”写作
“80后”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学的多种创作观念与作品形态，作品普遍具有别于主流文学的“另类”因素——
一是“焦虑”。凡带有自我倾诉型的作品，大多透露出一种出于生命体验的深深的焦虑。春树的两部长篇最为典型，《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显然带有自传性质，春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然承认。作品女主人公在失学后的生活中，几乎时时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中，生活漂游，精神彷徨，无所事事，青春日日虚度。
表面颓废，内心焦虑，是春树笔下北京少女与韩寒笔下的中学生形象的共同特点。《三重门》主人公林雨翔的日常行为远不如春树的北京少女“另类”，但其内心对现有教育制度压抑的抵抗却相当顽强。李傻傻的《红×》更是让主人公在生存的焦虑中动刀杀人……
二是“自由”。尽管80年代生人并不一定清楚自由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但他们借文学倾诉表达向往自由、渴望理解、寻求慰藉的强烈欲望。他们也有幸找到了最适合方式——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和新渠道。
比如手机短信，博客语文，比如“MSN语文”。手机短信已随着手机的普及如水漫金山弥漫到全社会。人们可以迅速地、低成本地、随意即兴地通过手机发表“出格”的言论。“博客语文”是只说私事，不言公事，是“公开的情书”，“大白于天下的私人日记”，“惊世骇俗的性爱写真”。“木子美事件”为博客网站做了一回面向大众的广告，其效应足令任何广告客户妒忌。“MSN语文”是网上即时聊天的一种文体，在“相见恨晚”与“百感交集”的心绪中，尽情倾吐的急迫与“打字速度”之间的反差，居然衍生出一种时髦，即在“MSN语文”中，海量错别字不但没有成为一种交流障碍，反成网民们热衷的网络时尚，美女被写成“霉女”，帅哥被读出“衰锅”，驳杂的口音泛滥，汉语的规范被颠覆，圈子外的人如看天书：“偶稀饭滴淫8系酱紫滴”——意为“我喜欢的人不是这样的”，还有“偶稀饭”(我喜欢)之“口音”居然已成为“MSN”上的“语法”和“行规”。[8]
这真是一次网络语言的狂欢，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传统的国度里，这一“自由空间”的出现是历史空前的，其意义之非凡很难用几句话论定。明乎此，“80后”文学的另类表现——无论是情绪表达，还是文字风格的特点，都可以找出一些注解。
三是“崇尚品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杂志《城市画报》曾将崇尚品牌的青年一族命名为“新贫贵族”，颇有意思。编者是这样描述的：与从前那些勒紧裤腰带买回名牌套装以应付职场需要的男女不同，“新贫贵族”的消费更多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专属品位，而不是凸显身份，或是应对社会压力，更不想建立什么高人一等的贵族感。他们有意无意地抹杀了传统奢侈品的隆重感，转而青睐所谓的" STREET FASHION" ，又或者，索性贯彻" HIGHSTREET FASHION" 精神，即将传统的奢侈品牌街头化——这些昂贵的顶级奢侈品被“新贫贵族”们混搭得崇高感全无。一到周末，这些“新贫贵族”便脱下千篇一律或刻板的套装，换上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街头服装，以各种姿态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中心城市的街头。对他们来说，奢侈品就是必需品，穿一条3，000多块钱的指定品牌牛仔裤对他们而言，比吃一顿山珍海味，或睡在高床软枕，更有意义。
“新贫贵族”的主体是一群生于80年代的年轻人，在崇尚品牌的他们看来，重要的是建立属于自我风格的" LOOK" ，消费的不仅仅是T恤、牛仔裤、鞋、包、手机乃至越野车，而是这些品牌后面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贫贵族”对“圈子”的认同。因为他们需要在同一“圈子”里被认同，同样欣赏新奢侈品，就像春树笔下诗人与摇滚乐手圈子里的男孩女孩也有着相同的情感基础。[9]
类似的与物质消费相联系的情感因素的社会现象在上个世纪并不陌生，70年代欧美嬉皮士就用自己特定的趣味和模式对奢侈品进行“另类”的选择、过滤和诠释，用以表达自身的" LOOK" ，并以此实现对于主流的抵制。从青年文化的角度看，物品是一个隐喻，年轻人以“另类”的形式表达自己。顺乎逻辑地，“80后”文学也具备了游离于中国传统的“另类”品格。
四、“80后”文学需要超越的三大标杆
20世纪80年代文坛的作家，曾经有所谓“五世同堂”的说法，比如“左翼作家”、“解放区作家”、“右派作家”、“知青作家”、“60年代作家”。的确是各有擅长，各有不可替代的风格。“70年作家”刚刚命名，未成阵势，“80后文学”就一个浪头覆盖，其来势汹汹！不但风头健，居然也有文学市场“半壁江山”的份额。当然，岁月推移，势头自会消减，我们要追问或期望的是，作为“80后一代”，能否拿出自己独特的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不可磨灭的“一格”，就是将来“90后”出来，“80后”也不会被覆盖。探讨“80后”文学“历史定格”的几个要素，也可称为“80后”文学发展当逾越的三大标杆。
标杆一：青春资源的成功转换。
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曾表述：少年时代的记忆往往影响人的一生。[10] (P162)
可以说，凡用心写作的作家，尤其是依赖个人经验的小说家，其作品很大程度上都晃动着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影子。例如：《红楼梦》主要描写了大观园的贵族少男少女，这正是来自于曹雪芹出身官宦世家的亲身经历。鲁迅小说中也无处不晃动着绍兴水乡少年鲁迅的影子。当代的作家中，凡有较大成就者，其作品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自传体”的性质，从“右派作家”至“知青作家”、“60年代作家”，从王蒙、丛维熙、刘绍棠、张贤亮到韩少功、王安忆，再到莫言、余华、格非、苏童，几乎少有例外。历届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也屡屡提及少年时代对其写作的决定性影响。例如2003、2004年两届得主：南非作家J·M·库切，如果没有处于白人与黑人、西方与非洲之间少年生活的经历，他很难对南非社会形态的现状，在其名作《耻》中以文学的特殊方式提出令世界警醒的文明冲突问题；奥地利女作家埃尔芙蕾德·耶利内克，出身小市民家庭，自幼受到怀望子成龙梦想、集暴君和刽子手于一身的母亲的严格管束，又与精神失常的父亲相伴多年，一度自己也出现过精神心理疾病，以致休学一年，其代表作《钢琴教师》里变态的母女关系，显然带有强烈的自身体验。
因此，青春资源是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小说家一生写作的重要资源。
目光回到“80后”作家，青春资源更是他们重要乃至唯一的写作资源，假设删去此项，就很难想象他们靠什么作为作家的经验支撑！青春资源既是“80后”作家的强项和特点，也是他们的弱项和软肋。从正面说，80年代生人的青春经历与心理经验确与前辈有某种断裂性的区别，这是“80后”存在的理由，也是“80后”迅速自成格局的主要原因。从负面说，当青春资源成为“80后”作家写作的唯一资源时，他们的视野也可能因此被限制。当“80后”作家在网络上一再宣布他们的文学只能是他们自己圈子里的事情时，一种夸大自恋、自我局限、闭关自守的状态就有可能于有形和无形中形成。事实亦是如此，诞生并勃兴于网络的“80后”文学，已然通过网络这一既虚拟又现实的“小世界”形成他们自己的平台和“王国”。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恐怕很难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评价，因为“80后”已不单纯是一个文学现象。我想要表达的仅在于：“80后”作家能否实现青春资源的成功转换，将是决定其能否真正留在文学史上——以其作品成就，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的前提所在。
如何转换？关键在于能否通过自身的创作和青春经验打开一条通道，与社会、群体、民族乃至人类记忆相沟通，当然，这里所说的沟通是建立在作家个体思考体悟的基础上，而非取悦大众或是“小圈子”的“大路货”。本雅明所言，小说只诞生于孤独的个人[11] (P295)，即为此言。唯有实现此种沟通，“80后”的作品才可能在提升中走出“青春困境”的小格局，拥有21世纪文学的大境界。
标杆二：都市生活的深刻体验。
可以说，对都市生活的体验是“80后”作家的强项。80年代生人的成长过程，正是中国大陆城市迅速成长的过程，人与城市共同经历了“青春发育期”。感同身受的“80后”，具有其他时代作家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他们身在其中，恰如游动在城市中的一条自由的鱼。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形态也印证了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历史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真正书写城市经验的作品十分罕见，有专家认为唯一的一部就是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当然，40年代以前，像张爱玲等人还是有一些城市体验的作品。但50、60年代可以说是农村和战争题材的天下，因为作家缺少这方面的经验，“都市里的乡村”普遍存在，用乡村的视角书写城市，是几代作家——且不说从城市重返乡村体验生活的柳青等老一辈作家，就是到了写出《手机》的刘震云那里，仍然是以乡村情怀揽城市风云，最终的精神归宿还在乡村。城市在他们的精神体系中仍像雷达网中飘浮不定的UFO，难以清晰地把握。“走向城市”的道路似乎比现实生活中农民工走向城市还要艰难。
陕西已故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拍摄成同名故事影片后，其情节颇具典型性。以乡村青年高加林试图走向城市而最终失败的结局，勾勒出一条乡村——城市——乡村的回归路线图，并以巧珍的形象表现了城市诱惑下一种永远的失落。几年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创作拍摄的电视剧《外来妹》，几乎与《人生》一样指导了农村青年走向城市的人生历程。耐人寻味的是，在特区挣足了钱的打工妹重返故乡寻找爱情归宿时，却发现自己已无法离开城市。深一层看，这位返乡结婚的打工妹并非留恋城市的繁华，而是选择了属于城市文化的人生观，于是新的人生选择路线图又出现了：乡村→城市→乡村→城市。
这是否是中国大地上一种观念的进步？
可惜，上述观念的进步在当代文学创作进程中始终未能成为主流，尽管也出现了武汉的方方、池莉，上海的王安忆、程乃珊，北京的陈染、邱华栋，广州的张欣、张梅等一批城市题材的小说家，但真正属于现代城市文化的中国城市文学仍然在艰难的成长中。
然而，这种艰难到了“80后”作家手中，似乎一下子被化解成月亮边上的缕缕轻云，原有的文化冲突、观念碰撞忽然消失。因为“80后”作家没有前辈的乡村记忆和观念参照，他们是改革开放春风里播的种子，逐步发育成熟的现代城市文化空间是他们呼吸的唯一天地，全球化时代迅猛发展的历史浪潮，构筑了代沟，形成了某种记忆“断裂”。在春树的《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中，缠绕中国几代作家的乡村记忆荡然无存，浏览“80后”作家长长的名单，除李傻傻之外，几乎全部成长在都市：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周嘉宁、苏德、张佳玮、胡坚、小饭、蒋峰……
“80后”作家显然拥有对现代城市完全进入的天然优势，因此，能否将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个人经验转换为一种更具典型性、普遍性和深刻性的文学体验，既成为“80后”作家的机会，也成为他们是否能取得更大创作成就必须跨越的标杆之一。
标杆三：网络空间的精神的超越。
作为期望取得更大创作成就并加入文坛主流的“80后”作家们，显然需要谨慎对待网络对文学的正负双面的影响，在自由共享的网络精神大肆张扬的同时，延续几千年的文学精神是不是也在被消解和解构。比如：
——文学中的游戏心态，导致核心价值的消解与玩世不恭的游戏人生，从而放弃文学对于苦难、怜悯、爱心、善良、坚强、坚守、坚持等人生状态的关注；
——文学中的自恋心态，导致以个人为中心的自我膨胀，博客等小圈子可能形成的自我封闭，使得社会视野随之狭窄；
——万花筒式令人眼花缭乱的状态，导致文学体式的变幻不定，即时快捷的发挥替代处心积虑的精致刻画，图像型、马赛克式、非连续性的艺术思维替代通过文学的再想象，重构现实人生图景的艺术追求；
——宣泄式、口语化的语言表达消解了作为语言艺术细致入微、曲折委婉的无穷魅力；
——互动式、零碎化的文学创作进行式，造成文学作品艺术“整体性”的解构，“碎片化”趋势进一步明显，口语简洁灵动效果所带来的结构松散、抒情泛滥的负面效应，似乎失大于得。
上述这些由“80后”文学所表现的网络特征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对文学传统致命一击的还是对于文学本质意义的漠视与放弃。说白一点，“80后”文学作为青春化写作，在获得同代人认可和市场回报的同时，也可能使自己“堕落”为一种消费性的类型写作，在媒体炒作与市场销售额的“双重谋杀”下，“80后”的文学生命有可能终结于此。这，才是致命所在。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一向如日月大地一般的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倘若从人类的文明史中剔除文学，人类的文明史即刻变成残缺不全，人类的精神也因此成为残疾。我不是在此夸大文学的作用，事实恰恰相反。2005年9月出席第8届中国小说学会年会时，我曾与甘肃作家雪漠有一次辩论，我和这位曾经研习多年藏传佛教的作家有一观点正好相反。雪漠以为文学的力量很大，好比司马迁的《史记》胜过汉武帝的武功。我则认为文学是无力的、软弱的，文学不是改变世界的刀和剑，她是人类社会崇山峻岭中的一股清泉，一阵清风，一朵洁净的白云，成为人们一个向往的东西，一个召唤心灵原则和信仰的东西，一个对世俗功利进行某种精神超越的东西。表达这个意思的动机在于试图说服我的作家评论家同行：文学应该缩小自己的范围，回归一种平凡的角色，千万不要把文学说得太高尚太重大，甚至有一种拯救世界的悲壮感觉。同时，文学应当找到自己独特的方式，这种方式包括表现方式，包括对人类影响的方式，等等。
表明上述态度并不等于降低我们对于作家精神品位的期望值，可以肯定地说，缺少精神，缺少信仰，缺少崇高心灵的作家肯定写不出好作品，即使一时红火，一时大卖，但一定走不远，红不久。道理很简单，这类作家的作品最终会因“含金量”低，无法长时间地吸引读者，无法经受历史的淘洗。
十年来，无论我对文学作用和地位的看法发生了几次变化，但依旧认定好作家大作家通常都需要具有一点“准宗教情怀”，之所以使用“一点”和“准”两个概念，也在表明一种谨慎和节制的态度，同时也表示对“80后”作家的一种善意提醒。“80后”文学发展至今，终结并非危言耸听，精神的标杆也非虚妄不实。相信文学虽历经沧桑岁月，却自有恒久不变的东西存在。
这，也许就是我们与“80后”作家沟通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