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新变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阶层论文,阶级论文,新变化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3)03-0087-05
一、我国阶级阶层结构新变化的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崭新发展时期，作为社会结构重要方面的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
(一)工人阶级的变化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社会生产力的代表，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阶级。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在国家的劳动人事制度中是指非干部编制的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分布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改革开放后，原来工人阶级的两大组成部分即国有企业工人和集体企业工人迅速分化，另外加进了新的成分，使工人阶级出现了如下变化：
1.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全国在职职工总数1978年为12326万人，1996年为29354万人，18年间净增17028万人，即增加1.38倍。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最高峰后，职工人数的增幅有所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计算，到2000年底，全国职工人数共计2609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0.61%，占城乡从业人员总数的36.67%。尽管如此，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职工人数仍增加约1.14倍。[1](26.93)
2.质量明显提高。我国工人阶级开始由以体力劳动为主向以脑力劳动为主转变。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工人阶级发生明显的变化，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逐步减少，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不断增加。与此相联系的，是工人的竞争能力明显增强。
3.工人阶级内部层次复杂化。除原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外，新增加了乡镇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外资企业工人和流入城市的农民工，而且这后几部分新增的职工总数已明显超过了全民和集体企业职工总数。
4.工人流动性加大。随着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深化，企业与职工的双向选择机会增加，职工的自主流动意识增强，从而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表现为人员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向三资企业、民营企业等收入较高的非公有制企业流动，从纺织、钢铁、煤炭等传统的物质生产部门向金融、保险、旅游、房地产、咨询以及各种服务业和公用事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流动等。
(二)农民阶级的变化
我国是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农民的分化最能反映中国的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的变化表现在：
1.数量明显减少。改革开放前，农民阶级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大批农民从单纯的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从事工业、交通、运输、商业等各种产业。改革开放后，真正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由1978年的90.6%下降到1997年的77.88%，而在农村的劳动力中，由于其他农村产业的发展，真正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100%下降到1997年的70.57%。[2](79)
2.农民职业分化明显。伴随着市场化进程中农民在生产中地位的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在比较利益驱动和我国户籍管理松动后造成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庞大的农民阶级迅速分化了，由原来单一的人民公社社员分化出了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管理者等若干个阶层。
(三)知识分子阶层的变化。
知识分子是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数量迅速增加。1949年我国知识分子的总数约有200万—400万人。[3](125)解放后至改革开放以前，知识分子不到1000万人。而到1999年，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占总人口的2.6%，而当年我国总人口为125909万人。[4](33)按照这个数字计算，1999年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为3651.361万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我国大陆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数为4571万人。[2](83)
2.收入稳步上升。知识分子进入市场后，收入结构上迅速从“脑体倒挂”转变为“脑体正挂”，而且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也越高。有数据显示，如果文盲半文盲职工的收入设定为100，那么中专文化程度的职工收入在1988年为123，到1995年上升到179，上升了56个百分点；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收入在1988年为146，到1995年上升到217，上升了71个百分点。[5](49)可见，知识分子阶层的收入从整体上提高了。
3.地位明显提高。这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的职业声望提高了。根据1997年北京100种职业的职业声望的调查，前6名都是知识分子，即：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这项职业声望的调查中，像公司董事长只排在第26位，大企业厂长仅仅排在第39位，流行歌星则排在第85位。[6](145)
(四)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若干新的社会阶层。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7](169)
二、影响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直接影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主要有下列因素。
(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我国现阶段的阶级阶层划分基本上是以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的基本阶级力量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分工状况决定着阶级阶层结构。
过去长期以来社会的基本分工是工农分工，由此形成了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现在除了这两大产业之外，又出现了第三大产业，即服务业，原来的两大产业，尤其是农业，不断走向衰落，而后起的第三产业，则在迅速崛起，逐步取代第一、第二产业，并成为主要的产业。与这种发展趋势相适应，是从事农业的人口急剧减少，接着是从事工业的人口逐渐减少，相反，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则迅速增加，并成为就业人口最多的部门。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来以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来划分的分工体系和劳动者内部以工人和农民为基本的阶级划分。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划分的重要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从事脑力劳动和脑体双重劳动的人日益增多，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特别是笨重体力劳动的人越来越少。与此相联系，直接掌握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人数也越来越多，而专门从事体力劳动的传统农民和工人的人数逐渐减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阶级阶层结构的格局。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市场化取向意味着每个个体都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市场机制平等地获取社会资源，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每个人拥有的资源和自身条件的差异，使其在参与资源分配中必然产生差别，因而他们通过市场获取资源的方式、途径以及最终占有的资源份额就会各不相同，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占有必然导致新的地位变化。
市场经济强有力的利益驱动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打破了原来人们的社会地位长期固定、工作岗位和个人身份很难变动、收入分配基本平均的格局，经常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分工和收入状况，拉开了人们的收入差距，使社会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的分野变得日益明显。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使社会成员普遍地产生一种利益驱动力，使社会成员的利益结构出现多样化的状态，同时，也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自主活动空间。这些，对社会阶层的变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例如，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需要大量的中介组织和自由职业者，这就导致了中介组织从业人员阶层和自由职业者阶层的形成与发展。
(三)生产关系的变化
生产关系是阶级阶层划分的直接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以人们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直接依据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划分阶级和阶层。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关系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引起我国阶级阶层关系变化的直接原因。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生产关系比较单一，因而阶级结构也比较简单。全体社会成员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这种所有制结构相适应，我国的阶级阶层结构也变得复杂起来，除了原有的两阶级一阶层外，又出现了与私有制经济相联系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等新的社会阶层，原来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断分化，加入到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来。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工人阶级已经不是原来单一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同时也包括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中的工人。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农村全面推行，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批农民进入城市，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在城市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农民的职业变化和跨地域流动，加速了农民阶级自身的转变和分化。总之，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引发了经济利益、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原有的同一阶级内部出现了具有不同特征的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结构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而更趋复杂性和多元化。
(四)政策性因素的影响
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也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制约和影响，具体表现为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当代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之所以如此迅速，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由原来单一的阶级构成迅速地进入大规模分化和重组时期，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我国的阶级阶层分化起了重要的启动和影响作用。如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很多人离开原来的机关事业单位，下海经商，成为新的社会阶层的来源。又如一系列农村政策的出台，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获得大幅度的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不断增长，农村开始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就为农民的阶层分化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当改革政策推向城市以后，城市的阶层分化就开始与农村的阶层分化合流，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全面分化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三、正确看待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
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和对待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处理好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阶级、各阶层间的关系，对于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阶级阶层分化符合当代社会发展潮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产业革命，使世界范围内的成员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者减少，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增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1988年第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美国为2.3%：26.4%：71.3%，日本为2.3%：34.9%：62.8%。与此相联系，这些国家的就业结构也沿着第一、二、三产业的顺序发生转移。如1984年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美国为3.5%：26.8%：69.7%，日本为8.9%：34.2%：56.6%。[1](11-12)第三产业的兴旺和发达，是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程度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都超过60%，中等发达国家这两个比重也都达到50%左右。[8](92-93)过去长期以来我们不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发展速度都远远超过了农业，而第三产业则是三大产业中发展速度最快的。相应地，在就业人口中，1998年，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的总和已达到50.2%，与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大体相当，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增长最快，改革开放后的22年增长了15.3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只增长了5.2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则减少了20.5个百分点。[1](13)
此外，我国的农业劳动者人数不断减少，工业劳动者人数不断增多；体力劳动者人数不断减少，脑力劳动者人数不断增多；劳动者的国际流动与国内流动也日益增加。在这些方面，我国都发生了与世界的总体趋势一致的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这些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变化还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进行下去。
(二)正视阶级阶层分化中的负面效应——社会不公
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分化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它在实际社会演进中也面临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挑战。在各种问题中，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联系最紧密的是社会公正问题。
合理的阶级阶层分化有利于社会进步。但是，这种阶级阶层分化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社会公正。没有遵循社会公正原则的阶层分化必然会造成两极分化，产生具有对抗性矛盾的社会力量，甚至造成社会动乱。阶层分化所应遵循的社会公正原则不是指结果的公平，而是指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当前我国阶层分化带有很大的社会不公正性，主要是由于起点不平等和规则不平等而非结果的不平等。起点不平等一是指权力资本化，即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致使部分领导干部及其寻租者暴富，形成贫富差距悬殊。二是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行业之间、单位之间存在的众多横向流动壁垒，并由此形成集团性化，客观上已经将社会成员圈定在阶层分化的不同起点上。规则不平等主要是指规则失范。暴富阶层中很多人迅速膨胀的财富主要是来自诸如偷税漏税、走私贩私、骗贷赖帐、化公为私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而不是来自资本的投入和技能的拥有等合法的途径。
我国阶层分化的不公正性，已经造成了相当大的贫富差距。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我们必须以构建社会公正秩序为核心，采取各种措施，规范收入分配，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将阶层分化纳入公正、规范、有序的轨道。这就要求我们加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和基本规则，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反腐败力度，严厉打击寻租、设租等腐败行为；加大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确保低收入阶层的温饱。总之，社会阶层分化只有在公平的社会规范秩序中展开，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体现出激发社会发展内在活力的巨大功能。
(三)正确看待新的社会阶层
江泽民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7](169)。他们是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通过诚实劳动和守法经营，为发展生产力做出了贡献。
新的社会阶层的广大人员，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原来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只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们脱离了原有的社会阶层，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他们爱国、敬业、守法，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及由此而产生的阶层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更不是由海外政治势力扶持起来的。所以，对于这种变化应当予以珍视和爱护，而不能基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思维方式的惯性予以排斥和否定。总体而言，我国现有各社会阶层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更不存在阶级对立。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我们要在充分肯定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和重要力量的同时，也充分肯定新的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必将极大地调动亿万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一个健康、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协调阶级阶层矛盾，把发展生产力看作阶级阶层关系的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各阶级阶层又发生着新的分化与组合，不同阶级、阶层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格局。我们必须面对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重要。”[9](14-15)
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我国的阶级关系从总体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同过去与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关系，其本质与主流，是相互间的团结与合作，是共同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他们当然不会没有矛盾和利益的不一致性，但这种矛盾和不一致是在现代化建设具体问题上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具体问题上的不一致。这些矛盾和不一致完全可以在共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一上通过适当的方式加以正确处理和解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只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完成这一伟大事业。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阶级分析，研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为了确立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即敌人和朋友关系，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和消灭落后和反动的阶级从而砸碎旧世界的话，那么在建设时期，进行阶级分析，研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则是为了想方设法协调各阶级阶层的矛盾，整合各社会集团的利益，也就是说，不是激化矛盾，而是化解矛盾，避免出现社会冲突，凝聚各阶级阶层的力量，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服务。
今天，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各阶级阶层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之所在，我国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关系主要是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他们相互关系的基础，是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主要是在共同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处理阶级阶层关系问题，立足于怎样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解决阶级阶层的矛盾。
收稿日期：2003-06-20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