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歌德：德国学者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歌德论文,德国论文,学者论文,自然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6.4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4-0006-08
诗人歌德一生有50多年坚持不懈地研究自然并有大量著述，他的自然研究(Naturforschung)活动是其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的对人的认识，大部分要归功于他在自然研究上的努力，因此有人说：“我们肯定可以借助歌德的创作、谈话、书信、格言、日记等建起一座歌德思想的大厦。但是真正了解歌德的人都会承认，这座大厦，就其基础和形成而言，大部分都源于歌德关于自然的思想，源于歌德与自然的关系，源于歌德的自然研究。”①
这就意味着，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歌德，取决于我们是否认识“自然研究家”(Naturforscher)歌德。如果我们对国内外歌德学的历史有所了解，就会承认，要达到这种认识，其实很不容易。最直接的原因乃是由于他太丰富、太渊博。歌德1775年应邀前往魏玛时，只有轻便的随身行李，其中包括《浮士德片断》在内的一些手稿；当他1832年于魏玛辞世时，却为世人留下了多达341箱手稿、17800块岩石和矿物标本、9000张图画、4500件宝石制品、8000册图书、大量的油画、雕塑和自然科学收藏品。②之所以如此，则又因为歌德“有能力通过观察和描述”，不仅“把整个世界都搜集到自己身边来，而且能将这些包罗万象的东西归类、整理”，如今，歌德的遗产“已成为德国古典时期最重要的文化珍藏”。③
歌德在文学方面的主要经历和成就我们都比较熟悉，此处毋庸赘述。但是只要将他的自然研究活动经历与文学创作两相对比，就不难发现，正如慕尼黑版《歌德全集》④力图向我们展示的那样，歌德一生的全部活动和著作构成了一部升华了的“歌德传”；因此如果要谈论“歌德学”的历史发展，就有必要对歌德的自然研究活动及著作有所了解。⑤
一、歌德的自然研究活动及著述
歌德晚年回顾其自然研究道路时指出，他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研究始于1780年，那以后的52年可以看作一个整体，是他严肃地从事自然研究的时期。⑥尽管如此，歌德早年(1774/1775)在拉瓦特⑦指导下尝试过的面相学(Physiognomie)研究，为他日后广泛深入的自然研究活动打下了基础。1780至1784年，歌德连续认真地研究了比较解剖学。借助比较方法，他发现人类也有“腭间骨”⑧(1784年3月27日)。这使他坚信，自然是连续而和谐的，人也属于具有等级秩序的整个生命链条的一个组成环节。可是这个发现遭到当时权威专家的否定而未能及时发表。歌德因此倍受打击，遂中断骨学研究。
尽管如此，歌德在自然观上取得的收获，却使他有信心继续把目光投向别的领域。比较方法的采用使他注意到，动物形态有特定的结构模式；从这个思路出发，他可以更好地认识那些总在成长和变化的事物。于是他把探索的目光转向当时方兴未艾的植物学。1784至1785年，歌德开始系统研究植物学。他一边按林奈的术语系统观察和认识植物，一边学习使用显微镜。从观察最简单的生物开始，他初步认识了最微小的生物、单细胞动物和藻类。通过大量的观察，他逐渐地意识到，植物具有普遍的结构模型，而且联系着不同个体的这个模型在现实中是直观可见的。旅居意大利期间(1786-1788)，歌德的植物学研究获得了重要推动和进展。1787年春天，歌德兴奋地写道：“遇到这些植物的时候，我关于植物学的奇特想法又变得强烈起来。我正在发现新的、美好的关系：大自然这样一个好像一无所有的庞然大物，是如何从简单发展为丰富多彩的。”⑨最终，歌德发表了著名的《植物形变论》(1789/1790)。
植物学研究的成功使歌德重获信心。1790年起，他又重新开始骨学研究，致力于确立脊椎动物形态的类型说(1795)。他提出脊椎动物的头骨是脊椎骨变化而来的观点，并在形变论的基础上创建了生物形态学(1796-1797)。1789年，歌德在伊尔门瑙矿山和图林根地区的哈尔茨山获得了对山区地质地貌的丰富认识。由此，他开始了地质研究。1790年，歌德开始研究光和色彩现象。到1800年左右，所有重要的基础工作都已完成。但是又过了十年，歌德才正式出版他的研究结果——《色彩学》⑩(1810)。从规模上看，《色彩学》是歌德所有著作中篇幅最大的，它对于歌德的重要性仅次于《浮士德》。1815年，歌德开始研究气象学。
1780至1810年，歌德撰写了大量的自然研究论文。但是，直到1810年，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正式发表过，例如《植物形变论》、《光学论文集》(1791/1792)、《色彩学》。歌德曾多次计划发表自己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由于出版商和权威人士的拒斥，(11)直到1816年，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他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自然科学概论，尤论形态学》(1817-1824)。他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以前的一些研究论文、论文增补、研究自述和晚年取得的一系列新成果，内容涉及自然研究的各领域和他对科学的新认识。直到临终前不久，歌德仍然在信中与友人讨论自然科学问题。
歌德的自然研究著作不仅包括歌德生前发表的作品，而且也包括他未曾发表过的同样为数不少的各种材料：不计其数的实验报告、备忘录、文献摘引、示意图、研究提纲和插图，大量讨论自然研究问题的往来书简、日记和谈话。只有容纳了上述所有内容的歌德全集摆在我们面前之后，我们才可能真正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自然和自然研究——它们确实充斥着诗人歌德的整个生活，尤其是他的晚年生活。歌德在文学方面的主要作品和创作经历我们都比较熟悉，此处毋庸赘述。但只要将他的上述自然研究经历与他的文学创作经历两相对比，我们就会赞同：第一，歌德花在自然研究上的时间和精力，其实并不比他用于文学创作的少，因为在诗人歌德那里，文学创作往往水到渠成，他的诗歌创作尤其如此，所以被他称作“即兴诗”；(12)而自然研究对于“自学成才”的他，当然要求花更多的时间、精力乃至财力的付出与投入。第二，在时间和空间上，他的自然研究与文学创作活动往往彼此交织。例如旅居意大利期间，他的文学创作和植物学研究以及对色彩问题的关注，这三者是同时发生的。在写作《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浮士德》(1773-1831)和《亲和力》(1809)期间，他的自然研究也在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于是，歌德的作品中处处闪烁着他关于自然和自然研究的智慧火花。所以，不熟悉他的自然研究活动，这些“火花”对我们要么难以觉察，要么就表现为一个个从语文学和文学阐释学角度来看往往难以理解的“谜团”。
第三，他的自然研究著作和文学作品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结构上的整体，我们研究歌德的文学创作时，应当毫无保留地把他的自然研究著作也考虑进去。最后，人的精神活动必然是其实践活动的产物和升华，既然歌德终生往返于他认为彼此不可分割的这两大领域，他从中形成的经验和认识，对他的精神发展、创作和世界观定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作为19世纪就能觉察到歌德的自然研究与文学创作之关系的少数人之一，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13)1830年明确指出，倘若歌德没有从事过自然研究，那么“他的文学创作将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14)对于歌德研究者而言，洪堡的论断暗示着一个往往被人漠视的基本事实：歌德的创作与自然研究之间存在着隐蔽而又公开的紧密关系。
然而在整个19世纪，具有洪堡那样敏锐眼光的人并不算多。结果，歌德晚年的作品往往被人误解、拒绝和漠视。歌德与自然的关系，他的自然研究活动是其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自然研究著作和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关于自然和自然研究的思考及相应成果是博大精深的歌德思想宝库的重要基础——对此，当代的国外歌德学者原则上已不存异议。(15)以下我们就通过回顾国外歌德研究史来看一看，这一认识在歌德学界是怎样达成的。
二、19世纪：被遗忘的自然研究家歌德
综观迄今为止的德国歌德学，尤其是《浮士德》研究，我们可以借用一句话概括其特点：即使最客观的研究，也始终难逃相应时期的意识形态语境。(16)这在《浮士德》接受与批评史上得到了最鲜明的表达。而在歌德与自然和现代科学之关系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人文学者的有关研究，最终也同样滑向以相应时期的德国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归的研究模式。
在德国，综合研究歌德的尝试始于1800年，F.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威廉·洪堡和文学史家盖维鲁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1805-1871)等人是早期的代表。盖维鲁斯1835年把歌德的文学成就称作“我们诗艺的最后一次繁荣”，(17)歌德的经典化(18)从此开始。他推崇古典时期的歌德，把目光集中在歌德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的共性和歌德言论中的美学内涵上，拒斥或漠视晚年歌德的作品，对其热心从事过的大量非文学活动，特别是自然研究活动，表示难以理解并且置之不理。盖维鲁斯的态度对于日后的歌德研究影响深远。对比我们下文将要论述的国内歌德研究情况，不难看出，我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大都处在这个时期。
这种态度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直到半个世纪以后，随着歌德最后一个孙子1885年去世，歌德的全部遗产才作为歌德及其时代的见证，作为德意志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对公众开放。同年，“魏玛档案馆”即今天的“歌德-席勒档案馆”开馆。歌德学家把这看作真正意义上的“歌德学”之开端，此前所有的歌德研究就相应地变成了歌德学的“史前史”。(19)这是因为，歌德档案馆连同成为文化胜迹的“魏玛歌德故居”的最终开放，使歌德学家们得以首度一窥歌德全部人生和著作之全景。结果令人震惊，直到这时，歌德作为自然研究家的全部活动和著述的全貌，才开始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
回头再看就不难理解，正是由于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不理解和拒斥，歌德死后，特别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期间，甚至可以再上溯至法国革命期间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被视为“反革命”的世界主义者歌德何以备受冷落，甚至饱受攻击。(20)于是乎，在歌德诞辰100周年之际，忙于革命的德意志民族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纪念的表示。当时，爱国热情高涨的专家学者们纷纷以批判的态度与歌德划清界线，“对德国古典文学进行彻底批判”，(21)因为歌德远离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怀抱错误的理想主义，其作品主人公奉行个人主义的避世态度，对当下资产阶级生活毫无现实意义，再也不具有榜样性。这样一来，凡是希望“拯救”歌德的学者，就不得不设法将歌德及其所代表的德国古典主义融入一种资产阶级的传统意识，把歌德及其主人公塑造成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形象。
受惠於1871年现代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歌德研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于是，在亟须民族文化形象代言人的德国文化界，开始出现为歌德“树立纪念碑的倾向”。(22)为此，需要占有歌德的全部“从语文学上得到保障的文学文本”，(23)然而那时歌德档案馆尚未开放，这一目标还无法实现。
1885年以前的歌德研究具有持久意义的功勋，在于对歌德著作的大规模整理、编辑和出版。其后歌德档案馆的开放，为这些项目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援，最终促成了规模庞大的魏玛版《歌德文集》等大型编辑项目的启动，为一般读者和学者们走近自然研究家歌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盖格尔(Ludwig Geiger,1848-1919)1880年创办的《歌德年鉴》，为歌德研究提供了自己的论坛。随后，它与魏玛歌德学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歌德研究组织化、体制化，开始产生超越国界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尽管如此，《歌德年鉴》一开始就自视为“所有歌德学者的一个机关刊物，而非一个派系”，(24)这份刊物的悠久历史本身就记载着“歌德学”的发展历程。与此相应，歌德研究开始成为职业学者的事情，局外人的作用日益式微。
三、20世纪：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发现与重估
20世纪早期发生了歌德研究史上的两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其一，20世纪初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发现与重估，开辟了全新的“歌德学”视角，大大拓展了歌德研究的范围，是20世纪歌德研究史上的一个核心事件。这一变化的背景是20世纪发端于物理学界的革命性转折：以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相对论和普朗克(Max Plank,1858-1947)代表的量子论，结束了牛顿经典物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此时，歌德当年反牛顿的斗争被看作一种具有预见性的、颇有启发的科学史事件。于是，19世纪中期曾由赫姆霍兹(25)(Hermann Helmholtz,1821-1894)提出并引起论争的那个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自然研究家歌德与现代自然科学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在歌德学界，对发现和重估歌德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是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的《自由与形式》(26)(1916)和《观念与形态》(27)(1921)。卡西尔用歌德的形变论来阐释歌德的文学作品，可以视为在新的科学文化语境下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之后，“形变论”逐渐上升为解读歌德的方法论工具。这类研究的代表作有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的《歌德的世界观》(28)和维因汉德(Ferdinand Weinhand,1869-1973)的《歌德的形而上学》(29)。
其二，作为发现和重估自然研究家歌德的直接结果之一，20世纪早期的歌德学家纷纷以刚刚获得的新视角研究晚年歌德及其作品。这个转向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代表人物有哈纳克(30)(Otto Harnack)、西美尔(31)(Georg Simmel,1858-1918)和K.布尔达赫(32)(Konrad Burdach,1859-1936)等人。他们对歌德晚年作品的研究成果属于这一时期歌德研究的力作。他们扬弃了龚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1880-1931)等人把歌德形象仅仅局限于与他和席勒合作的魏玛古典十年的传统做法。维埃托(Karl Vi-
tor)关于歌德晚年诗歌的研究，为此后对歌德作品的风格和结构的分析开辟了道路。(33)与此转向相应的是，人们此时也开始重读《浮士德》第二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是海伦娜·赫尔曼(Helene Hermann)的论文《对〈浮士德〉第二部的内在形式的研究》(Faust,der Trag
die zweiter Teil.Studien zur inneren Form des Werkes,1917)。其结论是：浮士德第二部在很大程度独立于第一部，可以看作一部独立自治的艺术作品。这个结论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围绕《浮士德》阐释问题发生的争论埋下了伏笔。(34)相反，新康德主义者里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963-1936)在其对《浮士德》的哲学阐释中(1931)(35)再次论证了整部作品的统一性。奥本劳尔(Karl Justus Obenauer,1888-1973)的《浮士德式的人：对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的十四个思考》，(36)强化了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书中流传开来的那个表述——“浮士德式的”(faustisch)。不久，“浮士德式的”这一套话堕落为具有纳粹倾向的《浮士德》阐释者的口头禅。(37)
在德国纳粹独裁下的第三帝国，人们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认识继续向前拓展，但往往滑向一个极端。例如，1905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雷纳德(38)(Philipp Lenard,1862-1947)一类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张扬歌德的自然研究方法，建立一种德意志民族的“德国物理学”，用以对抗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犹太物理学”。(39)例如，马特海(Rupprecht Matthaei)用歌德的形态学解释《色彩学》，(40)旨在使歌德的色彩理论彻底摆脱数学与物理学的辖制。这类研究中，影响广泛的有植物学家特洛尔(Wilhelm Troll,1897-1978)和K.沃尔夫(K.Lothar Wolf)的《歌德的形态学使命：试论一种自然科学的形态学》。作者宣称：“德国自然科学最高贵的使命之一，就是帮助一种在形态学上得到了确定的自然认识模式实现突破；在此认识中，迄今为止仅仅受到管理的那笔遗产在歌德身上曾有一次生机勃勃的繁荣。”(4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歌德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歌德与以牛顿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的关系。量子力学的创始人，193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在其题为《从现代物理学视角看歌德的与牛顿的色彩理论》(42)的演讲中指出，歌德研究自然的方式可以视为对现代物理学的补充。这样一来，他就与上述旨在建立所谓德意志民族的“形态学主导的物理学”论调划清了界线。他的观点对于后来的研究很有启发。事实上，早在歌德时代，“歌德与牛顿”就是令人瞩目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自然科学的负面效应和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这一话题重新受到重视。20世纪中期，G.穆勒(Günter Müller)沿形态学思路写成的《文学学和歌德形态学中的形态问题》(1944)(43)对德语文学研究随后转入形式分析，具有奠基作用。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末。他的《歌德小传》(1947)(44)从形态学视角对歌德作了一个概观。
除了G.穆勒，关于自然研究对歌德创作之影响的重要研究成果，当推埃姆里希(Wilhelm Emrich,1909-1998)的《浮士德第二部的象征：意义与前形式》(1943)。(45)鉴于二战期间的政治形势对“歌德学”的消极影响，埃姆里希试图从理论上为歌德研究重新奠基。重要的是，他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延续至今的《浮士德》阐释视角，亦即对歌德全部作品中的象征与隐喻、自然与历史问题的关注。
四、当代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再发现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歌德学出现了两个特点：一方面，尽管魏玛的歌德协会并没有分裂，但是东西两个德国的政治分裂迫使歌德研究走上了各自的道路。另一方面，歌德学呈现出日益强烈的国际化趋势。此间，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参与歌德研究。原联邦德国(以下简称“西德”)学者基本上能毫无间断地接续三、四十年代的思路继续前进。原民主德国(以下简称“东德”)的歌德学者则不得不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南研究、批判和改造歌德。值得注意的是，曾以《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带领德国文学第一次走向世界的歌德，在战后初期作为恢复民族自信、医治战争创伤的手段，在两个德国都很受重视。与此相应，歌德研究的新局面在两个德国同时表现为对歌德作品及研究文献的又一次大规模整理、编辑和出版。
20世纪70年代，原西德学者齐美尔曼(Rolf Christian Zimmermann)的两卷本《青年歌德的世界图像》(46)(1969，1979)进行了后来广为采用的尝试：他把青年歌德的世界图像和作品放在18世纪神秘而含糊其辞的秘学传统(hermetische Tradition)中加以阐释和解码。实际上，重新拾秘学传统，诸如神秘主义、炼金术、前现代时期的自然哲学，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歌德研究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新思路，尤其适用于《亲和力》和《迈斯特》(写于1795-1796/1821-1829)等作品。(47)70年代中期，原西德学界最感兴趣的是《浮士德》第二部的第二和第三幕，即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和关于海伦的情节，因为其中涉及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含有对世界文学的指涉。这两者正是当时学界乐于处理的话题。原西德《浮士德》研究的另一个主要论题，就是歌德作品中自然与历史的关系。D.洛迈尔(Dorothea Lohmeyer)的《浮士德与世界》(48)(1975)即以歌德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为出发点，从形态学视角解读了浮士德与世界的多维关系。(49)
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生态批评思潮渐成风气的背景下，人们日益质疑并批判现代精密科学的权威地位和具有破坏性的发展趋势。以过度依赖高科技为特征的现代生存方式被视为对自然的掠夺和剥削而备受批判。在此语境下，四处寻求批判资源的新一代读者和学者再度发现了自然研究家歌德及其著作体现的思维方式。于是，前现代时期的歌德的自然概念，作为一种“自然美学”(Natur
sthetik)的替代模式，被赋予新的意义。(50)这类研究包括H.伯默(Hartmut Bhme)的文章《鲜活的自然：歌德笔下的科学批判、自然研究和隐喻式的秘学》(51)(1986)。美国人阿姆里纳(Frederick Amrine)的《歌德与科学：一份重估》(52)(1987)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笔者注意到，该书正是国内对自然研究家歌德感兴趣的屈指可数的几篇研究成果的文献基础(参下文有关内容)。与此相反，勋勒(Albrecht Schne)却在《歌德的色彩神学》(53)(1987)里批评了上述把歌德的自然研究“现代化”的做法。他试图从前现代时期的神学前提出发，阐释歌德的色彩研究。其结论是：它不具备替代现代自然科学的能力。(54)
从研究队伍上看，跟国内的情况大致一样，人文学科出身的歌德学者，大都不关心歌德的自然研究著作的具体细节，他们主要从文学、哲学、历史和文化角度，解读自然研究家歌德与自然的关系。而从事自然科学的歌德学者则主要关心歌德在科学史上的影响与接受，以及歌德的自然研究方法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后一方面的代表作是兼有生物学和德语文学学术背景的当代学者温策尔(Manfred Wenzel,1954-)，他参与主持了慕尼黑版《歌德全集》(55)(1985)的歌德自然研究著作的编辑项目。他的《歌德与达尔文：自然科学史语境下的歌德形态学著作》(56)(1982)梳理了“歌德与达尔文”这一论题的历史渊源，得出了中肯的结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兴趣有增无减，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57)尤其引人侧目的是，国际歌德学会主办的两年一次的国际歌德研讨会的第80届大会(2007年)破天荒地首度以“歌德与自然”为主题，包括日、韩两国学者在内的15位各国学者做了内容丰富的主题发言，充分表明了国际歌德学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重视。(58)
国际歌德学会(Goethe-Gesellschaft in Weimar e.V.)前会长凯勒(Werner Keller,1930-)曾强调指出，歌德“是德国人中的欧洲人，是欧洲人中的世界公民，他的写作不单独为某一民族，而是为全人类所有的人”。(59)这份高屋建瓴的评价，通过上述的200多年来不仅从未间断、而且日益发达的歌德接受、影响和研究史，得到了生动的证明。
注释：
①Andreas Bruno Wachsmuth:Geeinte Zwienatur.Beitrge zu Goethes naturwissenscha ftlichem Denken.Berlin und Weimar:Aufbau-Verlag 1966.S.6.
②Erich Trunz:Goethe als Sammler.In:Goethe Jahrbuch.Hrsg.von Werner Keller im Auftrag des Vorstands der Goethe-Gesellschaft.Weimar:Verlag Hermann Bhlaus Nachfolger 1972,S.13.
③Goethe als Sammler.S.13.
④Goethe-MA:Smtliche Werke nach Epochen seines Schaffens.Hrsg.von Karl Richter u.a.20 Bde.in 25 Tln.und Registerbd.München:C.Hanser 1985ff.该版本把歌德的作品、书简和传记性自证材料按其产生的时间顺序拉通排列，旨在凸显歌德的自然研究和文学创作之有机整体性。
⑤歌德学具有广泛的国际性，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德语国家的有关情况。本节史料主要按Bernde Witte u.a.(Hrsg.),Witte,Bernde u.a.(Hrsg.),Goethe-Handbuch(GHb),Bd.2.Stuttgart & Weimar:Verlag J.B.Metzler 1997.
⑥Geeinte Zwienatur.S.249.
⑦1774年起，歌德开始与著名瑞士神学家、哲学家和面相学家拉瓦特(Johann Kaspar Lavater,1741-1801)通信。后来，他应邀参与拉瓦特的面相学研究和写作。两人的合作产生了歌德的第一份自然研究成果即《面相学片断》(Physiognomischen Fragmenten)中的一章，它描述的是各种动物头盖骨的形状，参Hans Fischer,Goethes Naturwissenschaft.S.10-14.
⑧拉丁学名os intermaxillare，当时的权威解剖学家认为，动物都有腭间骨，唯独人类没有，因为人能说话，所以无需腭间骨——这是除直立行走之外的另一重要证据，表明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证实了上帝对人类的特别眷顾，参Dorothea Kuhn,Typus und Metamorphose.Hrsg.von Renate Grumach.Marbach am Neckar:Deutsche Schillergesellschaft 1988.S.25.
⑨杨武能、刘硕良主编：《歌德文集》(卷十一·意大利游记)，赵乾龙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
⑩歌德：《色彩学·导论》和《色彩学·前言》，莫光华译，载《中国书画》，2004年第6-7期。
(11)Gunter Mann(Hrsg.):In der Mitte zwischen Natur und Subjekt.Johann Wolf gang von Goethes "Versuch die Metamorphose der P flanzen zu erklren"；1790-1990,Sachverhalte,Geda:nken,Wirkungen.Frankfurt am Main:Kramer 1992.S.19.参[德]S.翁泽尔特：《歌德与出版商》，张世广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95页。
(12)Johann Wolfgang yon Goethe,Werke(Goethe-WA),Hrsg.im Auftrage der Gro
herzogin Sophie von Sachsen.Abtlg.Ⅰ-Ⅳ.133 Bd.in 143 Tln.Weimar:H.Bhlau,1887-1919,Ⅲ,Bd.8,S.7.
(13)H·贝克，杨武能：《亚历山大·洪堡——“歌德时代”的一颗明星》，载《读书》，1990年第3期，第134-137页。
(14)Karl Robert Mandelkow:Goethe in Deutschland.Rezeptionsgeschichte eines Klassikers.2 Bd.München:C.H.Beck 1980/1989.Bd.1,S.182.
(15)Manfred Wenzel:Goethe und die Naturwissenschaften,Marburg:Jonas Verlag 2002.S.4.
(16)Bernde Witte u.a.(Hrsg.):Goethe-Handbuch(GHb),Bd.4-1 Stuttgart & Weimar:Verlag J.B.Metzler 1997.S.415.
(17)Georg Gottfried Gervinu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Dichtung.5 Bd.,Bd.1,Leipzig 1853.S.15.
(18)(20)谷裕：《歌德与席勒的经典化过程》，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10月11日。
(19)Karl Robert Mandelkow:Goethe in Deutschland.Rezeptionsgeschichte eines Klassikers.2 Bd.München:C.H.Beck 1980,1989.S.86.
(21)(22)Goethe in Deutschland.Rezeptionsgeschichte eines Klassikers.S.147,S.204.
(23)Rainer Rosenberg:Zehn Kapitel zur Geschichte der Germanistik:Literaturgeschichtsschreibung.Berlin:Akademie Verlag 1981.S.52.
(24)Goethe-Jahrbuch(GJb),1881,S.2.
(25)赫姆霍兹：德国物理学家、生理学家。1847年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力的守恒”即能量守恒定律的讲演，在生理光学和声学、数学、哲学诸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26)Ernst Cassirer:Freiheit und Form.Studien zur deutschen Geistesgeschichte(1916).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91.
(27)Ernst Cassirer:Idee und Gestalt.Goethe.Schiller.Hlderlin.Kleist(1921).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1.
(28)Eduard Spranger:Goethes Weltanschauung.Tübingen:Rainer Wunderlich Verlag 1967.
(29)Ferdinand Weinhand:Die Metaphysik Goethes.Berlin:Junker und Dünnhaupt Verlag 1932.
(30)Otto Harnack:Goethe in der Epoche seiner Vollendung(1805-1832).Versuch einer Darstellung seiner Denkweise und Weltbetrachtung.Leipzig:C.Hinrichsche BuchHandlung 1887.
(31)Georg Simmel:Gesamtausgabe.Bd.12-I,Aufs
tze und Abhandlungen 1909-1918.Hrsg.von Otthein Rammstedt.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2001.
(32)Konrad Burdach: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Westostlichen Divans.Hrsg.von Ernst Grumach.Berlin:Akademie Verlag 1955.
(33)Karl Vitor:Goethe; Dichtung,Wissenschaft,Weltbild.Bern:A.Francke 1949.
(34)Witte,Bernde u.a.(Hrsg.),G
ethe-Handbuch(GHb),4 Bde.Stuttgart & Weimar:Verlag J.B.Metzler 1997.Bd.1,S.422.
(35)Heinrich Rickert:Goethes Faust.Die Dramatische Einheit der Dichtung.Tübingen:J.C.B.Mohr 1932.
(36)Karl Justus Obenauer:Der faustische Mensch; vierzehn Betrachtungen zum zweiten teil von Goethes Faust.Jena:Diederichs 1922.
(37)GHb,Bd.1,S.421.
(38)雷纳德：匈牙利裔德国物理学家，反犹主义者。
(39)GHb,Bd.4-1,S.423.
(40)Rupprecht Matthaei:Goethes Farbenlehre.Ravensburg:Otto Maier Verlag 1971.
(41)K.L.Wolf,Wilhelm Troll:Goethes morphologischer Auftrag.Versuch einer naturwissenscha ftlichen Morphologie.Leipzig: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1940.S.10.
(42)Werner Heisenberg:Die Goethesche und die Newtonsche Farbenlehre im Lichte der modernen Physik(1944).In:Goethe i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Hrsg.von Hans Mayer.Hamburg:Christian Wegner Verlag 1967.S.418-432.
(43)Günter Müller:Die Gestaltfrage i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oethes Morphologie.Halle:Niemeyer 1944; Günter Müll:Goethes Morphologi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ie Dichtungskunde.In:Goethe und die Wissenscha ft.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 1951.S.23-34.
(44)Günter Müller:Kleine Goethebiographie.Bonn:Universitts Verlag 1947.
(45)Wilhelm Emrich:Die Symbolik von Faust Ⅱ.Sinn und Vorformen.Bonn:Athenum Verlag,1981.
(46)Roll Christian Zimmermann:Das Weltbild des jungen Goethe:Studien zur hermetischen Tradition des deutsche 18.Jahrhunderts.Bd.1:Elemente und Fundamente.München:Fink 1969; Bd.2:Interpretation und Dokumentation München:Fink 1979.
(47)(49)GHb,Bd.1,S.426,S.427.
(48)Dorothea Lohmeyer:Faust und die Welt.Der Zweite Teil der Dichtung.München:Beck 1975.
(50)GHb,Bd.1,S.428.亦参Dietrich von Engelhadrdt,Goethes Farbenlehre und Morphologie in den Naturwissenschaften des 19.Jahrhunderts.In:GJb 1999,S.225.
(51)Hartmut Bhme:Lebendige Natur.Wissenschaftskritik,Naturforschung und allegorische Hermetikbei Goethe.In: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Bd.60,Heft 2,1986.S.249-273.
(52)Frederick Amrine u.a.:Goethe and the Science:A Reappraisal.Dordrecht:Reidel 1987.
(53)Albrecht Schne:Goethes Farbentheologie.München:Beck 1987.
(54)GHb,Bd.1,S.428.
(55)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Smtliche Werke nach Epochen seines Schaffens(Goethe-MA),Hrsg.von Karl Richter u.a.20 Bd.in 25 Tln.und RegisterBd.München:C.Hanser 1985ff.
(56)Manfred Wenzel:Goethe und Darwin.Goethes morphologische Schriften in ihrem naturwissenscha ftlichen Kontext.Diss.Bochum 1982.
(57)有关书目参历年Goethe-Jahrbuch的专栏Goethe-Bibliographie.
(58)有关情况参Goethe-Jahrbuch，2007.
(59)[德]维尔纳·凯勒：《〈歌德文集〉序——“亲切的呼唤”》，杨武能译，载《出版广角》，1998年第4期，第74页；亦参歌德：《歌德文集》，第一卷“序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