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聊斋》的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聊斋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聊斋志异》这一广泛流传于国内外的文学巨著，不仅拥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和常读常新的思想认识价值，还包含着比较全面的古代经济思想。就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来说，一般认为应该包括经济伦理观、生产经营观、商业经营观和消费观等四大范畴（注：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聊斋志异》对这四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兹分述如下。
一、经济伦理观
在《聊斋志异》的大部分作品中，都体现出了朴素的经济伦理思想。许多作品中都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首先必须服从于一定的道德规范。也就是蒲松龄所说的：“人不患贫，患无行耳。其行端者，虽饿不死；不为人怜，亦有鬼祐也。世之贫者，利所在忘义，食所在忘耻，人且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见谅于鬼神乎！”（《申氏》）换句话说，不论是富贵的获得、还是贫贱的摆脱，都必须严格遵循一定的道德标准来实现。如果违反这个道德标准，就是不义；而通过不义的手段不仅不能达到致富的目的，还会受到天理的惩罚。这一经济伦理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德是致富的前提，有德则财积，无德则财散。《王成》中的王成，是官宦人家的后代，因习性懒，家境越来越穷，以至睡觉时盖着乱麻编织的蓑衣。然而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拾到一股金钗，当一老妇人来寻找时，“王虽故贫，然性介，遽出授之。妪喜，极赞盛德”，因此决定帮助王成致富。王成在这位“狐”祖母的资助下，最终成为世家。蒲松龄通过描写老妇人有意遗钗鉴德，以决定王成是否值得帮助，阐明了自己先“义”后“利”的经济伦理观。在篇末的“异史氏曰”中，作者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了这一观点：“一贫彻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弃之而终怜之也。”《二商》篇中，大商富有而不仁，二商贫穷却有义，甚至二商在“日向午，尚未举火”的情况下告兄求贷却“空手而返”。后来，不仁不义的大商被无赖抢光了家财。而二商不计前嫌，尽力照顾侄儿和嫂子，并带领儿子和侄儿开了个店，成了富有的人。《八大王》篇中，冯生因将巨鳖放生而得到致富的特殊技能，从而富比王侯。在此，道德简直就成了财富的直接化身。相反，缺德少义之人不仅不能致富，就是面对财富也会眼睁睁地看着它溜走。《珊瑚》中的二成夫妇为人失德，父亲窖藏的银子到了他们手中，就变为瓦砾，而到了其兄长手中又变为纯银。至于忘恩负义之人，更是作品所批判的对象。《丑狐》中的穆生因贪财而与丑狐结婚，等到凭丑狐所赠之物而成为富有之人后，就喜新厌旧，翻脸无情，结果其所有财物悉数被狐索回，“而家清贫如初矣”。蒲松龄认为此种贪人甚是可悲，因而在篇末发出了“伤哉贪人，卒取残败！”的感叹。而在《刘夫人》一篇中，则更直接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呜呼！‘贪’字之点画形象，甚近乎‘贫’。”
财必得之以道，反之则财不聚。《柳氏子》中的柳西川，四十多岁才生了一个儿子，儿子长大以后，放荡奢侈，把老头子的积蓄都糟蹋光了，临死还要把家里最好的骡子杀死吃肉。三四年后，柳西川偷听到了儿子的鬼魂对店主的谈话：“彼是我何父！初与义为客侣，不图包藏祸心，隐我血资，悍不还。今愿得而甘心，何父之有！”这才明白所谓的儿子不过是曾被他坑过的合伙人转世索债而已。类似的故事还有《四十千》、《僧孽》、《蹇偿债》等。通过这些故事，作者反复强调了“有德则财聚，无德则财散”的经济伦理思想。
其实，《聊斋》的经济伦理观，不过是对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而已。孔子在《论语·颜渊》中如此论述了他的经济伦理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又在《论语·述而》中写道：“不义而富与贵，于吾如浮云”。蒲松龄仅仅是以文学的形式，彻底地再现了这种“君子取财有道”的经济伦理思想而已。这不仅是因为孔子的经济思想对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家经济思想的具大影响力，还因为这一经济伦理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实践已经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了一种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形态。即如今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也需要同样的伦理规范，这一规范不仅可以消除经营者们的不正当竞争，也可以杜绝生产者们的“假冒伪劣”现象。
二、生产经营观
《聊斋志异》中所体现出来的生产经营观主要包括：劳动是财富的源泉、技术是生产力、管理在财富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资本所有者可以其货币资本与劳动者进行合伙经营四大方面。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指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抽象劳动，即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而价值则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凝结。《聊斋》的时代比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要早将近二百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而就在这部创作于清初的《聊斋志异》中却透露出了“劳动创造财富”的思想。《鸦头》中的鸦头嫁给“家徒四壁”的王文以后，丈夫开酒馆，与仆人一起操劳；鸦头缝披肩、绣荷包，日夜不息。只一年多的时间，家中便富足起来，还雇上了老妈子和丫环。《辛十四娘》中的十四娘，为人勤俭，为事干净利索，每天唯有纺纱织布。有了余钱，便装进扑满。十四娘死后，冯生“家益落”，遂将扑满打碎，“由此顿大充裕”。本篇中一方面指出了勤俭持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劳动致富这一思想。他如《绩女》、《仇大娘》、《神女》、《黄英》、《小二》等篇，也都体现了勤劳致富的思想。
关于科技在生产财富中的作用，已广泛地被现代人所认识。据西方发达国家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的经济增长，有70%以上（一说为80%）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逐步认识到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明确的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而产生于十七世纪下半叶的《聊斋志异》除了注重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外，还初步表现出技术创造财富的观点。《黄英》中的黄英和陶生，所种菊花很受人们的喜爱，以至来陶生门前买菊花的人“车载肩负，道相属也”。买卖如此兴旺，原因也在于“其花皆异种，目所未睹”。而陶生能一直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又不仅在于品种，还在于：(1)独特的培植浇灌技术。爱菊成癖的马子才到陶生的菊园时就发现：“荒庭半亩皆菊畦……其蓓蕾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细认之，皆向所拔弃也”。(2)培植浇灌技术的垄断。人们只能从陶生处买到优秀的菊花，却无法了解其中的奥妙所在，不得不年年从陶生处重复购买，“问之去年买花者，留其根，次年尽变而劣，乃复购于陶。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技术上的优势及对技术的垄断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在小说中被描绘的十分清楚。《绩女》篇中的绩女，与老妇人感情融洽，日日共同操作，她所纺织的布，价格是普通纺织品的三倍。而获得高价的原因正在于她纺的线“匀细生光”，用此线织的布“晶莹如锦”，所以才“价较常三倍”。《小二》篇中的小二，曾开设一家琉璃厂，所制造的各类琉璃产品价格比他人生产的产品价格高而且卖得快。原因也在于“一切棋灯，其奇式幻采，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现在的专有技术实际上就是对技术垄断的一种形式，专有技术在英文中表达为"Know How"，带有“不可言传”的含义。在今天，保护技术秘密已是路人尽知的道理，但在蒲松龄生活的十七世纪下半叶，能认识到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并初步感觉到技术垄断在垄断市场中的作用，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现代的企业管理，虽然在理论上有着日新月异的发展，但其中始终不变的管理内容有：第一，培训职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人进厂后，都有一至两年的上岗前培训，以保证生产线上工人的生产技术都足以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第二，责、权、利明确。给每个职工规定明确的生产任务，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给予特定的报酬和奖励，以激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保证生产协作任务的完成。第三，以优良的产品占领市场。由于产品的生命周期在竞争中变得越来越短，各企业要在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必需不断开发出受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以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聊斋”也特别注意到了管理在财富的生产和经营中的作用。《小二》篇中的小二，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管理家。首先，他特别注重对工人的培训，“尝开琉璃厂，每进工人而指点之”，亲自培训进厂的工人。其次，小二特别注重以产品品种和质量占领市场，其生产的产品“奇式幻采，诸肆莫能及”，因而其产品在市场上能“直昂得速售”。（而三百年后的现代经营管理者们，却在使用比“小二”落后的经营策略，目前我国彩电生产经营者不注重新产品开发，却进行着接连不断的降价竞卖就是一例）再次，小二在管理中还能够做到制度严格、赏罚分明，“食指数百无冗口”，“勤者赏赉有差；惰者鞭挞罚膝立……而赏辄浮于其劳，故事易办”。既保证了生产，又增强了工厂的凝聚力。小二的这些做法，仍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原则。
马克思将资本流通的总公式概括为：C-W-G'。也就是说，货币资本是生产经营的起点，而且只有在不断的流通中，货币资本才会增殖。关于这一原理，在《聊斋志异》中也随处可见，如《珊瑚》、《刘夫人》、《小二》、《黄英》、《丑狐》、《王成》、《神女》、《阿纤》……各篇中都肯定了白银在致富中的启动作用及其必须在运动中才能增殖的特性。资本要想增殖就必须处于运动中，而将资本投入运动中的途径有三种：自己进行生产经营；放高利贷；与劳动者进行合伙经营。在自然经济中，最常见的是前两种。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对于货币资本，《聊斋》中反映出了比放贷更高一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现象，即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合伙经营的现象。放货是贷币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一种分离形式，是在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资本运动方式。而资本所有者将资本交给自己选择的合适人才去经营，然后按一定比例进行收益分配的形式，则与股份制颇有些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现代的股份制大都是众多的资本所有者将资本交给一个公司去使用，而《聊斋》中则是一个资本所有者将资本交给一个或几个经营者使用。此类篇目不多，主要有《刘夫人》和《柳生》。
《柳生》中的周生之妻，是善于用货币资本与他人合伙经营的典型。第一，她不是用货币放贷，而是与他人合伙进行经营。她“择醇笃者授以资本，而均其息”，此处“均其息”表明了周生之妻与货币使用者平均分配经营收益，双方是合伙人，而不是货币借贷关系（因为真正的借贷者是以其借贷资本量取得按双方商定利率计算的利息收入，而不管货币使用者取得多少收入）。第二，进行合伙经营不同于放贷，放贷只需将资本贷放给有偿还能力的使用者，而合伙经营需具有对合伙人进行管理的非凡才能，“每诸商会计于檐下，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内外无敢欺”。依靠资本和对合伙人进行管理的才能，周生妻的合伙经营进行的颇具规模，“数年，伙商盈百，家数十巨万矣。”
《刘夫人》篇中刘夫人不愿藏金生锈，遂找到至性纯笃的廉生，谓其曰：“无他烦，薄藏数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赢余，亦胜案头萤枯死也。”这显然也是一位同样的合伙经营者，不过她的经营规模相当小，只有一个合伙人而已。但凡合伙，出资者都需具有管理合伙人的才能，否则很难达到起初的合作经营之目的。如廉生就曾想联合姓伍的伙计欺骗刘夫人——“生以得伍力多，于常格外，另有馈赏，谋同飞洒，不令主知”。然刘夫人早有防备，当廉生把假帐拿出来给刘夫人看时，刘夫人只是对他说：“后无须尔，妾会计久矣。”并把自己的帐册拿出来给廉生看，“登志甚悉，并给仆者，亦载其上”，廉生惊为神人。实际上，刘夫人并非什么神人，只是策略得当而已。从故事的某些情节上可以看出，伍姓实际上是刘夫人特意安排来监督和协助廉生的（注：先是刘夫人让廉生找人帮忙，并占了一卦说“伍姓者吉”；后廉生果然就遇到一位姓伍的人，且此姓伍的人“老于行旅，又为人懃拙不苟”。从人情而论，这种巧合应该是刘夫人的有意安排。）。所以刘夫人才能得到“登志甚悉”的帐目。
这两篇小说中反映了两个很有价值的问题。第一，以不同的生产要素相结合进行合伙经营，在蒲松龄生活的十七世纪末就已经产生，而且已达“伙商盈百”的巨大规模；第二，合伙经营的出资方，必须有必要的监督机制，周生之妻以其精细进行管理——“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而刘夫人干脆建立了自己的监督机制，安排伍姓对廉生进行监督。今天，我们的股份公司中，亦有“监事会”专门行使监督之职。可见，很多现代经营管理观，早已蕴藏于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朴素的经营管理之中了。
三、商业经营观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本商末的思想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文不经商也一直是古代文人所遵循的准则。而《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却有着比一般文人进步的商业经营观。从所周知，蒲松龄的父亲蒲槃就曾经因为家贫而弃儒从商；蒲松龄本人虽不曾经商，却也写过《农桑经》（一部专门探讨种地和养蚕的专著）。并且，在《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目中，都体现了作者朴素的商业经营观。《刘夫人》篇中刘夫人所说的“读书之计，先于谋生”，可说是蒲松龄商业经营观的基本体现。
《黄英》中陶生欲卖菊以谋生，当爱菊之士马子才嘲之“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的时候，陶生笑曰：“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肯定了文人经商是一种正当的行为。在《王十》一篇中，作者更进一步指出：依靠自己的劳动而进行的商业活动是正当的，应该受到保护；而通过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的奸商行为则应受到严厉的惩罚。正如篇中阎罗所说：“私盐者，上漏国税，下蠧民生者也。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为私盐者，皆天下良民。贫人揭锱铢之本，求升斗之息，何为私哉！”并在篇末“异史氏曰”中明确指出，应保护这些“揭十母而求一子”的小商贩，并严惩那些通过“于春秋节”给官以“斯须之润”而垄断盐业的奸商，“不但使之淘奈河，直当使涤狱厕耳！”
《聊斋》不仅不以经商为耻，还对经商之道作了一定的揭示。《王成》篇中就初步认识到了市场瞬间万变的特点，指出了“经商贵在神速”的道理。王成的狐祖母在王成出发去卖布时教导王成：“宜勤勿懒，宜急勿缓；迟之一日，悔之已晚！”而王成却因道路泥泞就驻足不行，恰恰错过了“较常可三倍”的市价，结果不仅得不到比平常高三倍的收益，反而“亏资十余两”。同时，该故事中还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有了朴素的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说它们统一是因为一个物品只有同时具备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因素才能称其为商品，说它们对立是因为一个人想得到商品的价值，就必需让渡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商品的销售者来说，其目的是为了取得价值，而要取得商品的价值他就必须让渡其使用价值，而让渡其使用价值的前提则是拥有使用价值。这就要求经营者能完善地保护其手中待售商品的使用价值。而王成不懂商品习性，贩卖鹌鹑时鹌鹑死的只剩下一只，结果连本钱也赔光，“自度金尽罔归，但欲觅死”。后来的起死回生，就是依赖于最后一只鹌鹑的特殊使用价值——善斗而得六百金，最终得以发家致富。
《聊斋志异》中还表现了市场气氛在商业经营中的重要性。《刘亮采》中就体现了市场气氛的形成在商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还指出了形成市场气氛的条件是流动人口的增加。故事中的刘亮采“少有才名，壬辰成进士。为人任侠，急人之急，以故秦、楚、燕、赵之客，趾错于门；货酒卖饼者，门前成市焉”。因为刘亮采一人的名气，创造了商品交换的市场，从而成为本地百姓经商谋生的场所。这正说明了市场气氛在商业经营中的重要性。
四、财富消费观
《聊斋志异》的消费观，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节用”两个字，同时《聊斋》还认识到了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所以，在《聊斋志异》的大部分作品中都体现了对勤劳节俭者的赞赏和对懒惰贪心者的鞭挞，除前面所提到的《辛十四娘》、《绩女》、《鸦头》等篇之外，他如“晨兴夜寐，经济弥勤”而“衣装朴素”的细柳（《细柳》）、善于积聚而“昼夜绩织无停晷”的阿纤（《阿纤》）、“娟丽无双”又“善居积”的阿宝（《阿宝》）、貌丑德高且“惟以纺绩自给”的乔女（《乔女》）等，都是作者所肯定的对象；与此相对应，富有而吝啬的朱大兴（《霍女》）、不愿吃若就想得道的王生（《劳山道士》）、贪心无厌的滨州秀才（《雨钱》）等，则是作者所批判的对象。《聊斋》正是通过这样一些故事，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消费观念：人应该通过劳动追求富贵，而不应坐吃山空，或固守所谓“风流高士，当安于贫”的信条；如果已经通过劳动积累了财富，也没有必要去过清贫的生活。正如作者在《黄英》一篇中借陶生之口所说“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
在《聊斋》的消费观里，最令人振奋的观点是：只有消费才能使财富真正属于自己，而只积累不消费，是徒劳无益的。《宫梦弼》篇后附一乡下富人的故事：
乡有富者，居积取盈，搜算入骨。窖镪数百，惟恐人知，故衣败絮、啖糠秕以示贫。亲友偶来，亦曾无作鸡黍之事。或言其家不贫，便嗔目作怒，其仇如不共戴天。暮年，日餐榆屑一升，臂上皮折垂一寸长，而所窖终不肯发。后渐尪羸。濒死，两子环问之，犹未遽告；迨觉果危急，欲告子，子至，已舌蹇不能声，惟爬抓心头，呵呵而已。死后，子孙不能具棺木，遂葉葬焉。
故事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吝啬鬼形象，而他所积累的银子，不仅他自己没有消费，连他的子孙也得不到消费，正如作者在篇末所说：“呜呼！若窖金而以为富，则大帑数千万，何不可指为我有哉？愚已！”这个故事告诉人们，财富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拥有，而在于消费。仅仅拥有财富并不是真正的富人，只有消费才是财富所有权的最终实现。
《聊斋志异》中体现出的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商业、消费观，表明了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茁壮发展势态。但作品也同时体现了封建的农业经济的特征，如在许多篇目中都强调了农业生产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黄英》、《王成》、《金和尚》等篇中，凡得到“银子”这一货币者，无论其取得途径是经商还是生产，是亲友馈赠还是奇技幻术，几乎都在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后开始购买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和经营。不仅如此，《聊斋》中还有许多篇目充满了“天上掉馅饼”的幻想，如《寒月芙蕖》、《西湖主》、《荷花三娘子》、《宫梦弼》、《翩翩》、《颜氏》、《云萝公主》……这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使人们过上较富足的生活，在无能为力的状态下，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幻想。幻想较多是小农经济的副产品。
《聊斋》由于既体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丰富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思想，又反映了人们对农业高度重视的思想，而成为一幅概括当时社会经济思想及社会经济概貌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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